一、问题的提出

计划经济体制下，干部作为公权力的代理人和国家资源的再分配者是精英的主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制度的连续性和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使干部享有很多生活机会，甚至在“放权让利”的市场化过程中还获得新的特权(刘欣，2005a；2005b)。谁会成为干部自然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已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精英选拔或干部地位获得的研究表明，党员身份所代表的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对当干部具有重要作用(Li & Walder，2001；伊亚尔等，2008；Baylis，1974；Bailes，1978；Li & White，1990)。哪些人更容易获得这两种资本进而更可能成为干部，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本文从家庭背景出发研究干部选拔。如果地位获得是人们动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本进行投资和竞争的过程(林南，2004)，那么作为先赋性因素的家庭背景使竞赛在起点上就存在着不平等。即使在开放的绩效社会，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职业获得的作用依然显著(Hauser & Featherman，1976；Bourdieu，1977；Grusky & Hauser，1984；Ganzeboom, et al., 1991)。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子代干部地位的获得，在不同历史时期, 哪些家庭的子代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家庭背景作用的机制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笔者将中国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的关系概括为三种观点：家庭背景无用论、家庭背景有用论和家庭背景作用阶段论。

(一) 家庭背景无用论

一些研究者认为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资源的分配与个人地位大多由政治权力和宏观政治动态而非市场机制决定，国家政策深刻影响着社会流动的状况。毛泽东时代“去阶层化”、“平均主义”的政策在颠覆旧社会分层秩序的同时，也切断了新老精英代际间优势传递的链条，因此，家庭背景对地位获得基本没有作用(Whyte，1975；Parish，1984；周雪光等，2002)。

笔者认为以上理论观点从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考察家庭背景的作用是具有启发意义的，但他们只看到家庭内部代际间地位继承性的消失，却忽略了家庭之间的差异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家庭出身的差异会使子代面临两种不同的政治待遇——庇护和排斥。因此，家庭背景无用论的观点值得怀疑。

(二) 家庭背景有用论

该理论观点也称精英竞争理论(Hu，2007)，它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国家政策本质上不是追求“平均主义”，而是新的革命精英依靠国家权力通过阶级标签系统打击旧精英，是在追求社会平等的名义下谋求特权的垄断和政治地位的再生产。党的革命者、政治干部和党员家庭的子代凭借良好的阶级出身在入学和入党中占据优势，初职更容易进入党政机关工作，并最终成为干部精英；相反，旧精英家庭的后代则受到排斥，很难成为干部。1978年以后，家庭的“政治关系”依然重要，市场转型放松了对新精英家庭的监督，使政治关系有更多发挥作用的空间，新精英家庭的后代在干部地位获得中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

精英竞争理论虽然看到了家庭之间的政治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子代当干部的影响，但依然存在缺陷：首先，精英竞争的逻辑如何解释毛泽东时代运用到作为新精英核心的干部家庭也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改革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被终止，新精英如何继续打击旧精英？其次，Hu认为改革后精英家庭的优势源自“政治关系”，但这一概念所指不明，并且无法从理论上阐明为什么市场转型会导致对精英家庭监督的放松和政治关系作用的增强。最后，经济精英在市场化改革中重新出现，知识精英也摆脱了政治上的束缚，为何他们的子弟在干部地位获得中没有优势，而只有革命精英的子代独享优势？

(三) 家庭背景作用阶段论

魏昂德等人整合了前两种理论观点认为，改革前家庭背景没作用，改革后有作用(Walder & Hu，2009)。他们认为毛泽东试图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体现领袖意志的国家政策既包括打击旧精英的阶级标签系统，也包括文革时期打击新精英的一系列政策，这为精英家庭优势的代际传递设置了政策障碍，结果红色的无产阶级家庭、黑色的反动家庭，以及不红不黑的中间家庭的子代在当干部的机会上没有差别。改革以后，政治制度的连续性使红色的无产阶级家庭在中国具有较高的地位，打击精英政策的终止和市场转型使红色家庭的优势得以传递，他们的子代最有可能成为干部。家庭背景阶段论虽然引入时间维度，将家庭背景无用论和精英竞争理论整合起来，但也包括了两种理论观点的缺陷。

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研究者对一些重要问题还未形成统一的答案。家庭背景对干部地位获得是否有影响？如果有影响，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哪些家庭的子代更容易成为干部，家庭背景作用的机制分别是什么，改革前后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围绕以上问题，笔者尝试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思考，并通过经验研究的发现来回应已有的一些争论。

三、理论建构

本文从一般资本理论和制度分析出发，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笔者认为家庭背景始终对干部地位获得产生影响，不同历史时期特有的制度安排或国家政策，并未消除家庭背景的作用，而是改变了不同家庭的机会结构，以及家庭背景作用的机制。

地位获得的本质是社会成员与职位(社会角色)之间的匹配(格伦斯基，2005)。由于某些职位依附了有价值的资源，地位获得也是人们动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本进行投资和竞争的过程(林南，2004)。“资本”具有多样性，包括一切具有投资功能的资源和资产(格伦斯基，2005；古德纳，2006)。此外，资本还具有可兑换性，即各种类型的资本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特定的兑换率可相互转化(Bourdieu，1984；1986)。

人们占有的资本类型和数量决定了地位获得的机会，而资本的占有取决于自致性因素和先赋性因素。家庭背景作为先赋性因素是导致资本占有不平等的重要原因(Kelley et al., 1981)。具体而言，父代出于利己的动机将自己掌握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投资到子代身上，转化为子代地位获得所需的资本, 并形成竞争优势，这是一种代际之间的“资本兑换”。

根据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范式，代际间的资本转化过程不是随意的，而是嵌入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之中。制度作为规则和规范相互交织的网络，构成了社会行动的外在约束(倪志伟，2007)。在地位获得中，何种资源可称为资本，以及资本如何在代际间传递都受到制度安排的深刻影响。

影响干部地位获得的核心制度是干部选拔录用制度。它规定了当干部必需的资本类型，也意味着不同家庭的机会结构是不平等的。当干部选拔制度发生变化时，父代必须通过新的代际资本传递方式来增加子代成为干部的机会。

干部选拔录用有“逆向选拔”与“绩效选拔”两种理想类型，前者是一种特殊主义原则的选拔，后者坚持的是普遍主义原则(Li & Walder, 2001)。逆向选拔本质上是一种庇护性的选拔(李煜，2009)。所谓庇护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关系，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庇护者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被庇护者提供保护和利益，被庇护者向庇护者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和帮助作为回报(陈尧，2007)。R.H.特纳(特纳，2005)曾提出“庇护性流动”的概念，认为新精英由老精英根据一些设定的优点来给予其精英地位，而不能通过任何努力或策略获得。在庇护关系中，当庇护者是国家或者党组织时，庇护时常以国家政策和政治干预的方式进行，表现为一种权力的授予关系(张宛丽，1996)。

绩效选拔是指政治精英的选拔遵循择优录取的原则。“优”是指“个人的内在素质、能力和工作技能”(Parsons, 1994, 转李煜，2009)。专家治国论(技术官僚理论)认为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复杂，政治的决策应该建立在理性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不应受到党派私利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因此，专业训练、教育文凭、科学知识、管理经验应成为政治精英选拔最重要的标准(Veblen，1944；Inkeles, 1960；Lowenthal，1970；Baylis，1974；Burnham，1960；贝尔，1984；Li & White，1990；Lee，1991)。

笔者将运用上述理论思路和概念工具，来考察改革前后干部选拔录用制度的特征，以及在不同制度安排下，父代如何通过资本传递来影响子代当干部的机会。

四、改革前后的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 (一) 改革前干部的逆向选拔

1949年建国后，共产党延续了革命斗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经验，短时间内形成党国同构、党国一体、党国一家的党国体制(陈明明，2009；科尔奈，2007:37)，形成了“党的中央集权”(林尚立，2009：170)。为了更好地实现党政合一，建国初期党在中央政府的内部建立了党委和党组，以保证党对中央政府工作进行有效监控，并管理中央政府内部的党员。地方仿照中央的模式设立了党的各级委员会，与之对应的各级地方政府成为了它的行政执行机构。通过各级党委，党建立了集权的组织基础，编织出一个严密的权力网络(林尚立，2009)。除了各级地方政府，“单位制”的建立也使党实现了对经济组织和群众组织的强有力领导(路风，1993；俞可平，2010；科尔奈，2007)。

为了加强对各种单位组织的领导和贯彻党的意志，1953年11月24日党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党管干部”的原则成为新中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根本原则，实现了对干部任免权力的垄断，并通过“委任制”自上而下进行权力的逐级授予(王立新，2001；唐元松，2002；彭勇，2004)。在此基础上，党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一种“逆向选拔”的方式将政治上忠诚可靠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

因逆向选拔的本质是具有庇护性质的选拔，根据庇护的内容可以分为“阶级庇护”和“政党庇护”。阶级庇护存在于党及其阶级基础之间。1949年革命胜利后，党和国家通过阶级标签系统，以划分“阶级成分”的方式，重组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高华，2004)，形成了一个政治不平等的身份等级制度。根据生产资料的有无、革命中的表现、政治态度等等(高华，2004；李侃如，2010)，社会成员被粗略地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¹。出于巩固政权、意识形态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等考虑，党委及其组织部门对干部候选人的阶级成分、政治经历、社会关系，以及家庭出身等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核(Lee，1991)。其中，阶级出身或家庭出身的“根正苗红”是首要的考察条件(李煜，2009；高华，2004)。

1.红五类包括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下中农；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四类人，1957年之后又增加了右派。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阶级成分的划分不断地细碎化、复杂化。

政党庇护是指党组织在干部职业位置的分配中庇护党员，以换取党员对组织的忠诚(伊亚尔等，2008；Li & Walder，2001)，最终目的是让党员直接掌握国家权力，保证党对政府的政治领导。可以说，党员与干部身份的合二为一是达到党政合一的有效方式(德热拉斯，1963；科尔奈，2007；王奇生，2003)。

逆向选拔除了阶级庇护和政党庇护，另一特征是对文化知识的轻视，文化资本远不如政治资本重要。虽然党的领导人多次表示共产党的干部要做到“德才兼备”、“又红又专”，但事实上党并没有成功地实现政治忠诚和文化素质完美结合，却存在着“红”与“专”的鸿沟(Schurmann，1966)。当政治忠诚与专业技术必须做出取舍时，党选择了前者。

综上所述，改革前的逆向选拔包括阶级庇护和政党庇护，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党员身份成为干部地位获得所必需的政治资本。因此，家庭背景对地位获得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种：以家庭出身的方式直接起作用和通过入党间接起作用。

1.家庭出身：家庭背景的直接作用

在阶级标签系统中，家庭出身是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工作前的家庭阶级成分(李若建，2006)。家庭阶级成分取决于主要家庭成员的阶级成分和历史，在出身论、血统论登峰造极的时期甚至要“查三代”，审查祖辈的经济状况。一般而言，家庭阶级成分主要由父亲的阶级成分决定(Walder & Hu，2009)。

从代际资本传递的角度看，良好的家庭出身就是父代的政治资本直接、没有发生任何变形地传递给子代，具有某种“世袭”的特征。虽然中央对年青人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但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判断一个人的政治标准唯有出身。

家庭出身对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重要影响，家庭出身好的红色阶级后代，作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受到党和国家的庇护、照顾；黑五类的子女不仅遭受歧视、人身的凌辱，被“带帽子”、“贴条子”，在权利和机会的分配方面更是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李若建，2006；高华，2004)。

改革前家庭背景的主要差异表现为家庭出身这种政治上的不平等，家庭背景无用论恰恰忽略了这一点。由于家庭出身深刻地影响了子代干部地位获得的机会，笔者提出：

假设1：改革前，家庭出身越好的人，越可能成为干部。

2.入党：家庭背景的间接作用

家庭出身也影响党员身份这一政治资本的获取，间接作用于干部地位获得。入党作为一种“忠诚过滤器”(Walder，1995)，也需要政治审查。边燕杰等人的研究发现，虽然入党政治审核的模式随着政权工作重心和阶级基础不断改变，但家庭出身在改革之前一直是政治审核的重要内容(边燕杰等，2008)。

1949年建国后，党组织严格考查个人的政治忠诚，而政治忠诚最简单易辨的标准是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由于党的领袖不断追求党组织的政治纯化，党员选拔最终发展到唯成分论。到了文革，对社会成员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的重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被贴上黑色标签的人通常被排除在党组织之外，而那些有红色标签的人，入党和升迁则较为容易(边燕杰等，2008)。

假设2：改革前，家庭出身越好的人越有可能入党，党员比非党员更有可能成为干部，即入党是家庭出身影响干部任用的中间变量。

(二) 改革后干部选拔的绩效转向

1978年以后，党的领导人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将经济建设确立为工作的中心。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必须对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的干部队伍进行改革¹(Lee，1991)。重新确立干部选拔标准、实现干部队伍的更新换代成为党组织工作的核心内容和迫切任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高层领导不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且以个人的权威和威信给予干部改革强有力的支持，并依托各级党的组织系统使改革自上而下地在全国迅速展开(徐湘林，2001)。

1.改革后，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原因并不局限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更多探讨详见Li & White(1990)。

改革后干部选拔录用制度发生的变化，本质是由逆向选拔向绩效选拔转变，集中体现在文化教育替代了家庭出身成为干部选拔的重要条件。良好的家庭出身不再成为干部的政治资本，阶级庇护被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对文化知识的高度重视。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成为干部选拔的指导性方针，与革命化、年轻化一起在党的十二大被写入党章。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施行，国家确立了“逢进必考”的选拔方式。虽然公务员招考的是非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但这一考试通常是成为干部首先要逾越的门槛。随着教育文凭逐渐成为政治精英选拔的最重要标准，已有研究发现新一代干部的教育程度大幅提高，毛泽东时代政治上忠诚而学历较低的党官僚正在被技术官僚所替代(Li & Bachman，1989；Li & White，1990；Lee，1991)。

可以说，在改革后的干部选拔制度中，文化资本以及党员身份所代表的政治资本是两种重要的资本类型。父代需要将自己的优势资本转化为子代的文化资本和政治资本，以增加他们当干部的机会。换言之，家庭背景通过教育获得和入党这两个中间机制对子代的干部地位获得产生影响。

1.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

1977年恢复高考后, 教育资源的分配由“政治挂帅”转变为“分数挂帅”，整个教育制度开始了以教育精英化和教育产业化为特征的改革(李春玲，2003)。家庭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取代家庭出身的政治不平等，通过“文化资本再生产”和“资本转化”两种方式深刻地影响子代教育机会和学业成就(李煜，2006)。

首先，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文化资本的代际间传递已经得到经验研究的证实(De Graaf, 1986, 1988；Teachman，1987；Ganzeboom, et al., 1990)。教育程度高的父代通过家庭内的启蒙教育使子代在进入学校之前就领先一步，并在学校教育之外给予辅导。此外，他们对子代有更高的教育期望，子女会潜移默化地将父母观念和期望内化为自我期望和积极的学习态度，最终转化为学业的成就(Swell, et al., 1969)。

其次，父代的各种优势资本转化为子代的文化资本，帮助子代获得优质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在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之后，优势家庭通过购买学习资料、课外补习，聘请家教等方式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不仅如此，在“划区就近入学”的政策规定下，通过交“择校费”、购买学区房、迁移户口、走后门托关系等方式使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李煜，2006；陈友华、方长春，2007)。相比之下，底层家庭在义务教育之外, 无力承担大幅上涨的高等教育成本，结果形成一种教育机会的直接经济排斥(刘精明，2005；熊易寒，2010)。基于教育在干部选拔中的重要作用，笔者提出假设3。

假设3：改革后，优势家庭子代的教育程度更高，越有可能成为干部，即教育获得是家庭背景影响干部地位获得的中间机制。

2.家庭背景与入党

改革以后，作为政治忠诚过滤器的党员选拔也出现了绩效选拔的特征，入党的条件不再是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而是个人的意愿、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同时，党组织注重吸纳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文化资本在党员身份的获得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边燕杰等，2008)。

家庭出身的废止使党员身份更像是一个自致性因素，那么家庭背景在改革以后如何对入党施加影响？笔者认为家庭背景不同，子代的教育获得和入党意愿这两方面也存在差异，进而影响了党员身份的获取。首先，1978年以后，党组织有意识地吸纳文化知识水平较高的人入党，良好的教育会增加人们入党的机会。与底层家庭的孩子相比，精英家庭的子代享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机会，他们凭借学业上的成就更受党组织的青睐。其次，中国的改革保持了政治的连续性，在党政合一的条件下，党是许多资源和职位的分配者。对年轻人而言，入党不仅是信仰的追求，也是实现地位获得和向上流动的重要条件，入党的意愿与职业期望密切相连。塞维尔等人的研究发现父代会影响子代职业期望和教育期望，期望不同会使子代的教育成就和职业获得产生差异(Swell, et al., 1969)。笔者认为这一社会心理机制同样可以应用到党员身份的获得，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其子代有较高的职业期望，因而有更强烈的入党意愿。

假设4：改革后，优势家庭的子代更有可能成为党员，党员比非党员更有可能成为干部，即入党是家庭背景影响干部地位获得的中间变量。

五、研究设计 (一) 数据

本研究数据来自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GSS2003)¹，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调查研究中心共同主持。笔者采用“人民大学联合加权方案2”对CGSS2003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1. 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中国社会科学数据库，网址：http://www.cssod.org/index.php。

(二) 模型

为了研究改革前后, 不同历史时期家庭背景影响干部地位获得的模式，笔者采用事件史分析中的离散时间风险模型，即离散时间的logit模型。该模型具有两大优点：一是，能够有效地处理时变变量；二是，能够处理数据的删截(删失)问题，模型表达式如下：

$ {\rm{log}}\frac{{p\left(t \right)}}{{1 - p\left(t \right)}} = \delta \left(t \right) + {b_1}{x_1} + {b_2}{x_2} + \cdots + {b_k}{x_k} $

在这个模型中，p(t)是风险率，即观察个体在时间t事件发生的几率。$ {\rm{log}}\frac{{p\left(t \right)}}{{1 - p\left(t \right)}}$是对风险率作logit变换。X₁…X_k是一组协变量，其中包括父亲职业、性别、调查地类型等不随时间改变的变量，以及党员身份、教育程度、年龄等随时间变化的时变变量(TVC)。b₁…b_k是每个解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δ(t)是一个时间函数，它可以被定义为虚拟变量，来测量不同时间点(比如年)或时间段(时期)的效应。本研究关心的是在特定时间段一组协变量的影响，而不是δ(t)测量的时间效应。

(三) 变量

1.因变量

(1) 历史时期 笔者将1950年至2003年的54年分为改革前后两个时间段：1950年至1977年为改革前的历史时期，也被称为毛泽东时代(Mao-era)，1978年至2003年是改革后的历史时期。在这两个历史时期之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比如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但事件的发生数过少使笔者无法对时间段进行更细致地分割。

(2) 干部地位获得 干部主要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代理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领导，而不是广义的一种人事身份。笔者将干部操作化为拥有国家行政级别的人，将“副科级以上”编码为1，将“无国家行政级别”和“副科以下”编码为0。

2.自变量

(1) 家庭背景 笔者根据被访者18岁时父亲的职业划分为6个类别(见表 1)，他们分别占有较多的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笔者将它们再编码为5个虚拟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重点不是探讨阶层分化的逻辑，职业分类既能够区分改革前的阶级成分又能体现改革后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

为了考察改革前家庭出身的影响，笔者将父亲职业是军人的被访者单独构成一类。因为以往研究对改革以前干部的政治地位存在争议(Whyte，1975；Parish，1984；周雪光等，2002；Hu, 2007；Walder & Hu, 2009), 而毛泽东时代的军人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和声望，干部在政治排行榜上都只能让位于革命军人(高华，2004)。

(2) 被访者的教育程度 指被访者进入风险集之前的最高教育程度。CGSS2003调查了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被访者受教育经历；若被访者具有初中以下教育程度，则将教育程度看作一个非时变变量；若被访者具有初中及以上学历，教育程度则是一个时变变量。笔者将被访者的教育程度重新编码为一个虚拟变量。

(3) 被访者的政治面貌 根据入党时间确定被访者在干部地位获得之前是否为党员，党员身份是一个时变变量。

3.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和调查地类型。

六、统计结果分析 (一) 改革前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

表 1的统计结果显示，改革前军人的子代在干部地位获得中具有最大的优势。军人子弟成为干部的优势比是工人子弟的8.4倍(e^2.134)，并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p < 0.05)，而政治上不被信任的经济管理精英和个体户、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没有优势。说明家庭出身越好，越有可能成为干部，假设1得到证实。

另一个发现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家庭并没有成功地实现权力地位的再生产。模型1中，中高层干部和下层干部、行政办事人员的子代与工人子弟相比并未显示出优势，甚至从回归系数判断(-0.216)，中高层干部的子代还处于劣势。

模型2中，笔者控制了党员身份变量，统计结果显示军人子弟当干部的优势比与工人子弟相比，由8.4倍(e^2.134)下降到5.3倍(e^1.672)，统计显著性也有所下降(p < 0.1)，说明党员身份是一个重要的中间变量。换言之，军人子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比其他家庭的子代更容易入党，党员更可能当干部，假设2也得到了证实。

模型3中，笔者控制了教育程度变量，结果显示军人子代的优势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当干部的优势比上升到工人子弟的8.8倍(e^2.179)，且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p < 0.05)，说明改革前教育不是家庭背景影响子代干部地位获得的中间机制。

表 1的统计结果支持了笔者的假设，反驳了家庭背景无用论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出身的差异影响了子代当干部的机会，而且并非精英竞争论所认为的，革命的新精英子代占有优势。笔者的研究表明军人的子弟有优势，而作为新政权核心的领导干部没有实现地位的再生产，他们在汹涌澎湃的政治运动中也成为国家政策的打击对象，其子女受到牵连并没有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

(二) 改革后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

表 2的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后，干部、军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与工人的子代相比更有可能成为干部。模型1中，中高层干部的子代成为干部的优势比是工人子弟的5.6倍(e^1.717)，具有高度统计显著性(p < 0.01)。下层干部和行政办事人员的子代当干部的优势比是工人子弟的2.6倍(e^0.955)，也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p < 0.05)。同时可以看出，父代的干部级别越高，子代成为干部的优势越大。经济管理精英和个体户的子代从回归系数看比工人子弟有优势，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成为干部的优势比是工人子弟的1.9倍(e^0.666)，且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p < 0.05)。军人的子代当干部的优势比是工人子弟的5倍(e^1.623)，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从模型1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改革后家庭出身作为政治资本对干部地位获得不起作用了，不被信任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在文革中整体沉没的干部阶层(高华，2004)的子女在改革后的干部选拔中都有优势。

模型2中，笔者控制了党员身份这一中间变量，结果发现干部子弟的优势有所下降；军人子弟当干部的优势比下降最为明显，从5倍(e^1.623)下降到2.9倍(e^1.074)，说明军人子弟当干部的优势主要源自入党；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的优势只略微下降。统计结果说明，改革后党员身份还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资本，干部、军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代与工人子弟相比更可能成为党员，进而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入党也就成为家庭背景作用于干部选拔的中间机制，假设3得到了证实。

模型3中，笔者引入了教育变量，统计结果显示具有高中级以上学历的人成为干部的优势比是只具有高中以下学历的人的5倍(e^1.617)，且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p < 0.01)，说明改革后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成为干部。在控制教育程度之后，下层干部和行政办事人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子代当干部的优势消失了。中高层干部子弟和军人子弟当干部的优势没有消失，不过回归系数略微下降。说明子代的教育获得是改革后家庭背景影响干部地位获得的中间机制，尤其是对专业技术人员和只拥有少量权力资本的下层干部和行政办事人员而言，通过文化再生产和资本转化的方式提高子代的教育程度，是增加他们当干部机会的主要途径，假设4得到证实。

模型4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发现，在控制教育程度和党员身份这两个变量后，中高层干部的子代当干部的优势比依然高达工人子弟的3.8倍(e^1.323)，并且具有高度统计显著性(p < 0.01)，而其他家庭的优势都消失了。

在入党和教育获得之外，中高层干部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地位的再生产？笔者认为中高层干部的权力、资源、社会关系转化为子代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通过非正式制度的途径对干部地位获得发挥作用。正如周玉(2006)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资本尤其是网络顶端(地位最高的关系人)及其与关键人的关系强度对干部职业地位的获得具有正向的作用，父代是干部的人更有可能得到晋升。

为何改革后社会资本在干部选拔中起到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外部条件是改革后打击干部的政治运动和政策被终止，而内在的根源则是干部人事制度本身的缺陷。中国干部任免权力是高度垄断的，通过自上而下的委任制进行逐级的权力授予。授予主体是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各类单位内部党委，虽然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然而“集中”时常压倒“民主”，使组织领导时常成为权力授予的真正主体。组织权力个人化的情况下，组织的领导就成为干部选拔的关键人，以人情、关系、照顾为内容的社会资本也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尤其是改革后，毛泽东时代打击干部的政策、群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都被终止了，干部委任制的缺陷在放松监督后逐渐暴露出来。

综上所述，统计结果表明改革后的权力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后代通过入党和教育获得两个中间机制，在干部选拔中具有优势。其中，中高层干部的子代当干部的机会最大。这一结果与精英竞争论和家庭背景阶段论的观点不同，改革后并非革命的新精英或者红色的无产阶级家庭的后代独占优势，在干部选拔发生绩效转向之后，文化精英的后代也有优势。

七、结论与不足之处

本文从代际流动的视角出发，以一般资本理论和制度分析作为理论框架，力图揭示改革前后不同的干部选拔录用制度下，家庭背景影响子代当干部的机制，本文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

首先，1978年以前，军人的子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入党中的优势最有可能成为干部。说明改革前家庭背景是起作用的，它以“家庭出身”的形式表现为一种政治不平等，认为家庭背景不起作用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次，1978年以后，干部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的后代在干部选拔中占有优势。这表明摆脱了家庭出身等政治束缚的知识精英的后代也有优势。这不同于精英竞争论和家庭背景作用阶段论所认为的，只有革命的新精英或红色无产阶级家庭的后代有优势。改革以后，家庭背景起作用的中间机制除了入党还包括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此外，更有趣的研究发现是中高层干部子弟在控制了党员身份和教育程度之后，依然享有显著优势。笔者认为在干部委任制下，中高层干部很可能通过社会网络资本来实现地位的再生产。

改革前后家庭背景始终对子代的干部地位获得产生影响，无论是政策安排还是出于利己的动机，父代总是将自己占有的优势资本转化为子代当干部所需的资本类型，导致子代干部地位获得机会的不平等。改革前后干部选拔录用制度和选拔标准，则规定了不同家庭的机会结构和家庭背景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

作为一种尝试和探索，本文依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由于样本量限制，无法对历史时期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对类似“文革”这样的特殊时期也无法进行深入地分析；军人的样本量也比较少，有可能使统计结果产生偏差，导致研究结论不可靠；体制外单位中的经济管理精英数量极少，笔者只能将其与个体户进行合并，无法准确获知经济精英子代当干部的机会；最后，中高层干部子弟在控制了党员身份和教育程度之后依然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笔者猜测是社会网络资本的作用，而现有资料无法进行验证。笔者希望将来能够以新的研究设计和资料来弥补本文的不足，对家庭背景作用于干部地位获得的机制进行更深入地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