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背景 (一) 现代风险与风险社会

自德国社会学家U.贝克出版《风险社会》(1986)以来，“现代风险”、“风险社会”和“世界风险社会”等概念逐渐成为对当代社会发展变迁后果的重要诊断之一。关于社会风险，国外学者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U.贝克([1986]2004)从社会发展的分期阶段意义上，将风险划分为前工业社会风险、工业社会风险和风险社会风险，分别对应于前现代性、简单现代性和自反性现代性三种现代性形态。前工业社会风险表现为由自然界不可抗力所导致的灾害意义的自然风险；工业社会风险表现为与保险相对的社会风险，如与工业生产相联系的安全事故、与生存相关的意外伤害等；风险社会风险表现为在高度现代化状态下由社会发展的副产品、高新技术的负面效应、经济体系运行的紊乱、政治冲突的国际化所导致的生态风险、核风险(战争工业化)、技术风险和金融风险等。第二，吉登斯([1990]2000)则从风险致因与人的关系出发，将风险分为非人为的外部风险和人为制造的社会风险，并认为当代风险主要是人为风险。¹U.贝克和吉登斯从风险的视角出发，对当代社会的重大变迁进行了深刻揭示，认为当代社会正在迈向全球风险社会，不仅“风险强度”空前加剧，而且“风险环境”空前扩张。“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吉登斯，[1990]2000)他们认为，当代新风险主要是指发达工业社会的风险，风险社会主要表现为对当代新风险的分配和感知上。

1. 吉登斯(2001:22)指出，“外部风险就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我想把这种风险与被制造出来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区分开来。所谓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

在吉登斯和U.贝克对社会风险区分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现代社会风险”的概念基本有两种理解。一是通常意义上的理解，即相对于农业社会的“传统社会风险”而言。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风险一方面来自日常生活，如年老、疾病、残疾和死亡等，另一方面是来自天灾，如地震、旱涝、风暴、火灾和虫害等带来的灾难、饥馑、人身和财产损失等。二是与之相区别的“现代社会风险”，主要指在工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风险，一方面指现代社会产生的一些新的社会风险，如失业、贫富差距造成的大量贫困、工伤和交通事故等；另一方面指由传统社会风险转化而来的社会风险，因为很多传统社会风险变得难以靠传统办法来规避，如居住、养老和疾病医治等(李培林，2006：114)。

笔者认为，在传统(社会)风险和现代(社会)风险的分类基础上，有必要强调吉登斯和U.贝克所提出的当代新风险(或称其为后工业社会风险或风险社会风险)。根据他们的观点，随着全球化和社会复杂化，世界正进入一个不同于传统现代化社会的新型“风险社会”，出现金融危机、股市崩溃、生物变异、环境污染、核泄漏、食品安全和城市混乱等多种新型突发性社会风险，这在后工业及当代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迅速扩散性”均较前两种风险明显增强。这种新风险更加凸显了当代社会的一种结构性困境，人类现代化创造的巨大征服力量、生产能力和尖端技术手段，其后果越来越难以被人类所控制和驾驭，这反过来对人类自身产生新的威胁和风险。(刘岩，2010：111-113)因此，研究公众对不同风险类型的感知特点和关注其对于当代新风险的感知取向，就成为揭示公众对于中国社会风险总体感知特征的核心内容。

(二) 当代中国社会的风险及其多重复合性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家们关于“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这一断言无疑也包括了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在一次与中国学者的访谈中，U.贝克对中国的社会风险形势做出了分析和预测，“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表现在城市容纳问题、不均衡发展和社会阶层分裂，以及城乡对比度的持续增高，所有这些都集中表现在安全风险问题上”(薛晓源、刘国良，2005：48)。U.贝克的分析既表明了中国社会多重风险并存，又指出了中国风险社会同西方一样，表现为同一形态的各种领域风险(安全风险)的复合性特征，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社会风险的形势，基于此，中国一些学者也经常把它作为既定的事实来直接引用。但我们必须清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距离高度现代化还有很大的距离，加上中国社会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与西方社会风险的不同表现，只有全面把握中国社会风险的具体特点和性质，才能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对策。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一些在短时期内经济急速发展的国家，在人均GDP突破1 000美元之后，就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压力(亨廷顿，[1968]1989：2-4)。2003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 000美元，目前正在向5 000美元迈进。近年来，国内学者根据国际经验提出，中国一方面进入经济起飞、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逐步深入；另一方面进入转型风险期，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考验，矛盾凸现，危机突发、易发(李培林等，2005：20；邴正、钟贤巍，2005：20)，且各种风险具有共生的特点(郑杭生、洪大用，2004：4)。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正处于发展不平衡、多种发展阶段并存的快速转型的社会阶段，各种领域、各种形态的社会风险可能相互渗透、相互纠结，表现出风险领域和风险形态的多重复合性特征。“多重复合风险”即指历时态的风险共时态地交叉存在，又指各种领域的、各种形态的风险之间依据某些特征而呈现出相互纠结的动态聚合性特征。

(三) 风险的多重复合性与风险感知

风险的多重复合性特征如何通过经验数据来加以验证？以往研究大多从客观实然角度研究各种风险事件之间在实际发生情况上的相互关系(朱力，2009：71-72)。但值得注意的是，风险作为主观与客观的综合体，它只是未来可能发生危害或危机在当前的一种投射。根据吉登斯和U.贝克的观点，现代风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主观建构性”，人们当前的经验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制于那些当前不存在的、想象的和虚拟的风险(U.贝克，[1986]2004：19；吉登斯，[1991]1998：39)。所以，有必要从公众主观感知的角度来研究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危害或危机在当前的投射情况，相比而言，这种视角突出了一种主观实然的研究视角。从公众主观风险感知视角来分析中国公众对中国社会风险态势的真实感知情况，有利于更好地透视中国社会风险的客观态势，进而检验公众主观风险感知情况与客观风险态势之间的一致性。

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指风险估计和风险评估的所有方面，包括人们对风险的危害性大小、发生规模、发生概率、收益，以及出现危害性后果的时间延迟性、可接受性程度等维度的判断(Solovic，Fishhoff & Lichtenstein, 1978, 1980；斯洛维奇，[2000]2007)。公众风险感知是将公众在以上这些维度的风险判断综合起来所得出的一个社会对风险的总体感知，它既是一种认知和判断，又是一种社会心理。相对于物理后果而言，风险的社会—心理后果对于人们的行为可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到目前为止，风险感知在西方社会风险研究中的成果已蔚为大观¹，并形成了风险感知测量的重要路径，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对于风险感知研究的理论探讨，最有代表意义的是斯洛维奇及其同事们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the psychometric paradigm)的概念。若要分析心理测量范式最初的努力，特别要提到在研究中运用的两种方法：揭示优先和表述优先法(the revealed preference and expressed preference approach)。其中，表述优先法采用传统问卷形式，直接通过被访者而获得大量的信息，其优点是：(l)可以获得人们目前状态下有关态度的信息；(2)允许人们从多方面考虑风险问题的得失、利弊，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或某一方面的考虑；(3)可以同时收集大量信息，并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近些年来，许多关于风险认知的研究都采用了这一方法(Slovic, et al., 1987)，并揭示出风险认知可量化与可预测的性质，且心理测量技术非常适宜于鉴别各种不同的团体对于风险认知的相似与差异性特征(谢晓非、徐联仓，1995：19)。

1.西方学者在风险感知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对本国的各种具体风险问题进行研究，这类研究比较多；(2)在美国、法国、俄罗斯(前苏联)、匈牙利、挪威和波兰等进行的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这类研究多以西方主要国家为参照，而对于以中国为出发点和比较对象的研究较为少见，甚至几乎没有；(3)学者们在对公众的风险认知进行经验总结的同时，也致力于发展风险感知研究的理论框架，这方面的工作，尤以P.Slovic为代表。

斯洛维奇等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所涉及的心理测量的方法，以及对测量结果进行排序、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等，仍然是目前流行的一个风险分析的基础技术方法。斯洛维奇等([2000]2007：255)的风险感知研究表明，感知到的风险不仅可以量化和预测，而且从心理测量学的意义上而言，“风险的技术概念仅局限于事件的发生概率与特定后果的规模大小。风险常被定义为以上二者的乘积，人们假设社会对‘后果轻微/高概率’的风险与‘后果严重/低概率’的风险的期望没有明显区别”(同上：264)。

本文从风险的技术概念着手，借鉴斯洛维奇等的心理测量范式研究，试图从风险事件后果感知和风险事件发生概率感知两个基本维度，通过经验调查的结果，对中国公众的风险感知进行宏观研究，即从公众主观维度对中国社会风险的特征展开深入研究。本文的一个基本假设认为，多重复合风险特征会表现在公众对风险的感知之中，即公众主观感知的风险在类型上会呈现出多重复合的特征。

二、变量与数据 (一) 变量

国外风险感知研究学者曾指出，“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风险文件夹，只有夹内的风险才被认为是值得关注的”(罗尔曼，[2000]2007：7)。当今的中国正处于高速经济发展和快速社会转型时期，各类风险可谓层出不穷，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笔者认为，由于公众风险感知是对现实社会风险的一种投射，所以透过公众风险感知可以把握中国社会的“风险文件夹”中的风险态势及其特点。因此，本文从我国容易发生、影响较广、危害较大的风险中选择了15种安全风险事件，即地震、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核泄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件、不明传染病、能源短缺、恶性犯罪、恐怖袭击、经济动荡、房价持续上涨、看病越来越难、贫富差距加大和社会动乱，¹要求被访者回答对这些事件的风险感知程度。调查采用五级量表测量公众在风险两个基本维度——“社会危害性大小”和“近期发生可能性”的感知情况，被调查者为这些风险事件的危害性大小和近期发生可能性打分，1分代表基本没危害或基本不会发生，5分代表危害非常大或很可能发生。

1.在下文中，如无特殊说明，一律将“生产安全事故”简称为“生产安全”，“食品安全事件”简称为“食品安全”，“不明传染病(如非典)”简称为“传染病”，“房价持续上涨”简称为“房价上涨”，“看病越来越难”简称为“看病难”，“贫富差距加大”简称为“贫富加大”。

(二) 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两项研究，一是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于2007年在北京市和湘潭市进行的“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问卷调查，二是吉林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于2008年在长春市进行的“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问卷调查。两项调查均使用了基本相同的调查问卷和方法，考察了三城市居民关于食品风险的感知、行为倾向、信任和政策需求，三地数据分别代表中国发达地区大城市(北京)、中等发达地区大中型城市(长春)和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湘潭)的公众风险感知情况。

三城市调查均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入户调查方法，先在城市社区名册中随机抽取若干社区，再在每个社区中随机抽取若干家庭，最后在被抽中家庭中用Kish表随机抽取1人作为调查对象，被访者是现居家中的18周岁及以上的常住人口²。北京、长春和湘潭三市共获得有效问卷2 153份，分别为987份(46%)、506份(81%)和660份(75%)，其中，有效样本2 133个。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1所示。

2.我们将常住人口定义为在过去三个月中以地此为主要居住地，且调查前一天在家居住的人。

三、公众对不同类型风险的感知情况 (一) 公众对风险社会危害性的感知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三地公众对列出的15种风险的社会危害性的评分均值都在4分左右，接近于“危害很大”的范畴。北京公众对不同风险事件的打分较高，危害性大小均值都在4.4分以上，倾向“危害非常大”；长春公众对不同风险事件的打分均值次高，均在4.1分以上，长春公众对不同风险事件的得分均值与北京相同序列的得分均值相比平均相差0.22分；湘潭公众对不同风险事件的打分最低，“生产安全”、“房价上涨”和“能源短缺”三项的打分低于4分，与北京相同序列的得分均值相比平均相差0.37分。三地公众风险感知的平均分数差异经检验达到0.05显著度。这些结果似乎表明：不同地区公众对风险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的感知与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成正比，即越发达的地区其公众越倾向于“看重”风险事件的危害性。

从表 2看，“核泄漏”、“不明传染病”、“地震”和“环境污染”均被三城市公众视为危害性最大的风险事件，仅各自排列顺序略有不同。“核泄漏”、“不明传染病”和“环境污染”在排序上如此靠前，说明公众已经将这些看不见的、不易感知的现代风险置于如同地震一样的突出位置。这似乎可以说明，“不明传染病”、“环境污染”已具有唤起公众灾难恐惧感的潜能，换言之，在公众的风险感知中已经蕴藏着这样的风险想象，认为其具有灾难性和毁灭性。“恐怖袭击”、“社会动乱”和“恶性犯罪”位列前9名，这三种风险事件都具有人为破坏性和突发性特点，其中“恐怖袭击”和“恶性犯罪”还具有手段残忍、反社会、以造成群体性重大伤亡为目标的危害性特点。“交通事故”在三地的排序高度一致，均位居第8，并且公众看法相对集中(标准差均相对较低)，其社会危害性显然与交通事故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有关，加上新闻媒体经常报道重大交通事故，有关部门也会发布伤亡的最新统计数字，这些都形塑了公众对“交通事故”社会危害性的风险感知。“食品安全”在三地的排序差距较大，北京位居第6，长春位居第9，湘潭位居第11。这可能反映了其与该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某种联系，即越发达城市的公众越倾向将“食品安全”置于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位置上。

危害性排序靠后的，如看病难、经济动荡、能源短缺、贫富差距加大和房价持续上涨等，这些风险除了生产安全事故之外，通常不会对个人生命的直接造成非正常伤害，而是更多地表现为间接损害，如给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和生活成本加大等。

(二) 公众对风险事件发生可能性的感知情况

由表 3可见，三地公众对15种风险的发生可能性的评分差距较大，最低评分如“核泄漏”、“地震”等均值都在2分以下，接近于“不会发生”，而“房价上涨”、“贫富差距扩大”等评分值则均超过4分，接近于“可能发生”。

“贫富差距加大”在三地的公众中均被视为发生可能性很大的风险事件。其中，长春公众将其列为发生可能性最大的风险，北京和湘潭公众将其排在第2位。“贫富差距加大”已从学者和媒介讨论的话题，成为中国公众感知到的最现实的风险。

“交通事故”在三地的排序位于前端，被视为发生可能性很大的风险事件, 这说明交通事故风险已经引起公众的强烈担心和忧虑，而且被感知为非常容易发生的事件。

“看病越来越难”在三地的排序位于第4-6位，这反映了中国公众将“看病越来越难”的发生可能性置于高位发生的水平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民众对看病难在近期的缓解并不抱乐观的预期态度。

“核泄漏”、“地震”这两种被公众视为“社会危害性”非常大的风险事件，“发生可能性”却被人们看低，在“发生可能性”的排序中均处于最后两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社会危害大/发生可能小”的双重特点。从理论上讲，只有社会危害性大的风险事件很少发生，社会才能保持正常的秩序和良性运行。

(三) 公众对不同事件风险的总体感知值的排列情况

为了直观了解公众对不同风险事件的危害性与发生可能性的感知情况，我们用散点图的形式，以“危害性大小”为横轴，以“发生可能性大小”为纵轴，将各种风险事件列出(见图 1)。

从图中的分布情况看，公众对各种风险的危害性感知都非常高，从横轴上看各类风险均集中在4分以上的空间内。公众对各类风险的发生可能性则看法不一，表现为各种风险在纵轴上的分布离散性较大。

从不同风险的分布情况来看，“地震”与“核泄漏”偏于整体分布的右下方，属于典型的“低概率—高危害性”风险，而“房价上涨”、“看病难”和“生产安全”等则偏于左上方，属于“高概率—低危害性”的风险，“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和“交通事故”则在风险的危害性和发生概率上都处于较高位置，是公众综合感知比较突出的风险。

根据传统的风险分析观点，风险的大小等于后果严重性乘以其发生概率。为此，我们又进一步计算了公众对各种风险事件的危害性大小和发生可能性判断分的乘积，以代表公众感知的总体风险大小。¹结果发现，总体风险感知比较靠前的4项风险分别为：交通事故、贫富差距加大、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除“贫富差距加大”外，其他几项排名靠前的风险均为危害性和发生概率均较高的风险，公众对这类风险感知较为明确，这也暗示着风险的社会危害性与发生可能性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关联。“高概率—低危害性”的风险事件在总体感知上位于前列和中列，例如：“贫富差距加大”排在总体感知分的第2位，“房价持续上涨”排在第5位。对应地，“低概率—高危害性”的风险在总体感知上比较靠后，如社会动乱、恐怖袭击、核泄漏和地震均属此类。可见，风险的发生概率可能比其危害性更容易影响人们的风险感知。以上发现与风险感知分布的散点图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

1.限于篇幅，此处直接报告结果，不再列出具体数据。

四、公众感知风险的多重复合性特点 (一) 对三市公众风险感知的的因子分析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风险呈现多重复合特征，那么，公众的风险感知是否同样呈现出多重复合的特点？根据因子分析方法和风险技术概念，计算三市公众对每一种风险的整体感知值，即感知风险等于危害性感知与可能性感知的乘积。然后用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了3个公因子，可以解释原变量56.9%的方差。经旋转后的因子负荷表见表 4。

由表 4可见，因子1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房价持续上涨”、“看病越来越难”、“经济动荡”联系较为紧密，因子2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和“恶性犯罪”有紧密联系，因子3与“恐怖袭击”、“核泄漏”、“不明传染病”、“地震”、“社会动乱”和“能源短缺”有紧密联系。

(二) 从因子特征看感知风险的复合性特征

以往研究关于风险感知的内部结构有过一些分析，如斯洛维奇等([2000]2007：255-256)提出的“恐惧风险”、“未知风险”和“涉及人数较多的风险”三因子结构特征的解释模型等等，但这些模型均不能直接适用于本文的分析结果，必须寻求新的解释。

由于本研究一直关注转型社会的风险的多重复合性特点，所以，笔者认为，仍需回到转型和风险复合的视角来加以解释。社会转型过程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导致转型社会在风险特征上表现出多重复合的特点，体现在公众的风险感知上，就是公众的风险感知也体现出一种多重复合的特征，也就是说，在公众的风险感知的不同维度上，可能同时包含了对不同类型风险的感知，而这些风险类型又直接与风险形态和不确定性的高低存在联系。

U.贝克和吉登斯在其一系列论著中对一些具体风险的从属类型即前现代风险(亦称“自然风险”)、现代风险(亦称“工业社会风险”)和后现代风险(亦称“当代新风险”)，作了明确或者隐含性的归类。他们的“当代新风险”主要指核”、“环境污染”、“不明传染病”、“恐怖袭击”和“基因技术”等新技术风险和金融风险等，除此之外的风险，在相对的意义上均可归为现代风险和传统风险。我们可以结合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和风险感知理论，围绕着上述三个因子中所包含的风险的时态类型多少和不确定性大小，将这些因子特征分别称为：“单重风险/低度不确定性”因子、“两重复合型风险/中度不确定性”因子和“三重复合型风险/高度不确定性”因子。

单重复合风险因子(因子1)这类风险与“贫富差距”、“房价持续上涨”、“看病越来越难”和“经济动荡”¹联系紧密，虽然除“经济动荡”以外的三种情况本身还不能说是风险，但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成为社会风险。这些风险属于现代工业社会人们普遍关注的风险，其更多地与人们的财产收入和经济生活直接相关，对人们的生活影响较为明显且较易感知，“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加以预测和评估，所以，我们可以将因子1视为“低度不确定性”的现代单重复合风险。

1.经济动荡主要指实体经济在生产、交换和流通领域发生的异常波动；金融危机主要指发生在虚拟经济领域的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和银行危机等。

两重复合型风险因子(因子2)这类风险与“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和“恶性犯罪”联系紧密，而其中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属于当代新风险或后现代风险，属于当代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在后工业社会中有典型表现的新风险²；“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和“恶性犯罪”则属于工业社会以来一直引起人们高度关注的、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表现更为典型的风险。可见，这些风险相对“可以观察”或“可以采取措施加以规避和缓解”，一般局限于特定的社会与区域，其不确定性可以通过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发生的事件加以测算，在这个意义上，可将因子2视为“中度不确定性”的现代和后现代两重复合性风险。

2.在当代，“食品安全”更多地表现为以转基因、添加剂、农药残留问题为主，“环境污染”更多地表现为以温室气体过度排放、生物化学污染为主。

三重复合型风险因子(因子3)这类风险与“恐怖袭击”、“核泄漏”、“不明传染病”、“地震”、“社会动乱”和“能源短缺”联系紧密，而其中的“地震”属于一种自然风险，任何社会的人们都比较关注，具有非常大的危害和高度的不确定性；以社会对抗和政局动荡为主“社会动乱”是现代工业社会以来人们普遍关注的、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有典型表现的风险；“核泄漏”、“不明传染病”、“恐怖袭击”属于当代人们高度关注的、在后工业社会表现更为典型的当代新风险，人们大多数没有亲身体验过，且难以预测、危害性极大；“能源短缺”则既可以归为现代风险又可以归为后现代风险。可见，这些风险基本上都是“难以预测”且“难以控制”、甚至超越国家和地域限制的风险事件，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可以将因子3视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三重复合型风险”。对于因子3，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为，在公众感知中，中国社会转型使得“恐怖袭击”、“核泄漏”、“不明传染病”、“社会动乱”和“能源短缺”成为类似于“地震”那样的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特征的社会风险。

(三) 不同社会群体在风险感知上存在的差异

为更好地理解公众的风险感知结构，我们又对不同社会群体在风险感知因子得分上的差异做了进一步分析。我们将调查对象按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自评社会地位和职业做了分组，分别考察他们在三个因子维度上的得分均值，并进行了方差分析，以考察不同群体在风险感知上的差异是否显著。因子得分是一个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连续变量，为方便解释，笔者将上述风险因子得分转化为3个，最低分为1，最高分为100的百分指数。¹

1.具体转换公式为：新分值＝[(因子值－因子值最小值)/(因子值最大值－因子值最小值)]×99+1。

从表 5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公众在三个因子上的得分存在一定差异：三重复合因子的平均得分最低(33.19)，仅为该因子最高得分的三分之一；双重复合因子的平均得分为55.77，约为该因子最高得分的一半；而单重复合因子的得分最高(62.03)，达到该因子最高分的62%左右。这说明，公众普遍对传统的、低度不确定性的现代风险感知更为明确，而对于那些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代风险则感知相对较低。

从群体内部的差异看，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三个风险因子上的平均得分差异均不显著，说明这些群体在风险感知的结构上并无明显差别。

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仅在三重复合型因子得分上表现出显著差异(F=2.84, p＜0.10)：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者在此因子上得分相对最低，而教育程度较高者在此因子上得分也更高。

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三重复合因子(F=2.26, p＜0.10)和单重复合型因子(F=6.62, p＜0.001)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自认为处于“下等社会地位”者，在三重复合型风险因子上的得分最低，而在单重因子上的得分最高；与之相应地，自评社会地位较高者，在三重复合因子上的感知分较高，而在单重因子上的感知分明显更低。

不同职业的人同样仅在三重复合因子(F=1.87, p＜0.10)和单重复合因子(F=4.05, p＜0.001)上差异显著，“工人”与“服务人员”在三重复合因子上得分较低，这一结果与自认社会阶层较低者在此因子上得分较低的结果具有一致性。而“干部/管理人员”、“办事职员”在三重复合因子上的得分明显较高。从单重复合因子的得分看，趋势与三重复合因子正好相反：“工人”、“服务人员”、“个体/自雇”在单重因子上的得分明显更高，而“干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得分则相对较低。

由上述分析可知，单重风险因子的不确定性相对较低，主要涉及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而三重复合风险代表的不确定性更高，包括了更多诸如“核泄漏”、“恐怖袭击”等难以感知的现当代风险。从不同社会群体在这些风险因子上的分布看，似乎体现出一个大的趋势，那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公众更关心那些与之生活息息相关的传统风险，对这些风险有着更为清晰的感知，对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有着更高不确定性的风险则并没有太突出的感知。与之相对应地，那些知识程度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公众则在风险感知结构上体现出更强的复合型特征，他们对不确定性较高的现当代风险似乎有更强的感知。

五、结论与讨论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并没有呈现出西方社会那种清晰的单重时态的复合风险类型特征，而是表现出三重时态复合、两重时态复合和单重时态风险三种结构共存的多重复合性特征，且每一种复合风险中均包含现代工业社会风险，即可理解为“以现代工业社会风险为中轴”。换言之，中国社会风险不仅表现为各种领域风险的相互纠结，还表现为不同时态风险的相互交叉和关联。因此，某类风险事件既可能和其他类别的风险事件同时共存，也可能引发的其他类型的其他类型的风险事件，中国风险社会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扩散性、衍生性和不可控性。

当然，任何风险社会都包含多重复合风险，这一点在U.贝克和吉登斯的学说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我们所要揭示的中国转型社会的多重复合风险特性正在于它突出表现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重时空在中国当下空间中交织的这一特点。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从“时空延伸”和“时空压缩”的理论背景来理解转型社会风险的多重复合性的内涵及特征。吉登斯([1984] 1998：196)在建构其结构化理论时，把时空视为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因素。他强调“时空延伸”是理解全球化风险的重要概念：“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为时空延伸的基本方面的表达。……我们应该依据时空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吉登斯，1998[1991]：23)。时空压缩也是理解行动的意外后果和社会系统风险的重要工具，“在一种时空延伸关系中，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同上：24)。与时空延伸的概念相对，国内有学者着重强调时空压缩概念及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解释力，意在表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将西方历时态表现的前现代因素、现代因素和后现代因素集中压缩于同一个时空之中，其引申的含义就包括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的理解(景天魁，1999)。事实上，无论是时空延伸还是时空压缩的概念，都预示了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所表现出连续性、断裂性和超越性的多重复合性特征，都关系到对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安全性)、风险性，以及在克服风险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协调性问题的独特理解。

由此，从时空延伸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风险，不同领域类型的风险之间表现出相互纠结的复合特征，界限模糊且相互影响和转化，同质性强，高度扩张，很难识别其从属于哪个单一领域。由此可见，中国同西方国家各种领域风险都有复合性特征，即“时空延伸性”特征，但不同的是，西方风险社会的复合性特征以后现代的“当代新风险”为中轴(即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而中国风险社会则是以现代工业社会的风险为中轴。当前，交通事故、生产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不明传染病、能源短缺、恶性犯罪、恐怖袭击、经济动荡、房价持续上涨、看病越来越难、贫富差距加大和社会动乱等风险都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隐藏的社会风险，每一种风险都可能与其他领域风险中的一种或多种发生关联，从而产生向其他种类的风险转化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交互作用影响的增加，次生、衍生风险的增多。

从时空压缩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风险，不同时态的风险之间表现出同时并存共生的复合特征，相互交叉，相互建构，异质性强，很难识别其从属于哪一种单纯的时态。各种风险因素同时并存于处于全球化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使得历时风险中的每一种风险都可能与其他时态风险中的一种或多种发生关联，从而使得每一种时态风险都有向其他时态风险转化和发展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社会转型带来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动态变化而诱发更多难以控制的风险。中国社会风险形势更加复杂是由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社会关系的分化整合所产生的更不容易预测和处置的过程性风险，而非由既定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结构性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异质性和严重性超出欧美等早发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因此，中国社会风险在领域时空界限上的相互纠结和多重复合表明，与西方社会相比，风险社会的概念更切合中国的经验。

当前，从整体运行态势来看，中国正处在巨大社会变迁和快速发展中，其涉及的人口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和程度之深史无前例，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方式和整个社会的面貌，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空前的。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阶段、工业化中期的产业升级阶段和工业化后期的结构转型阶段并存。这说明，在中国社会转型阶段，既存在着由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完全所导致的工业风险，又存在着因过度工业化和极端现代化所导致的现代新型社会风险。中国采取政府主导的赶超现代化模式用了约三十年的时间，大约走完了发达国家近百年走过的路程，这种特点决定了中国在发展中将会同时面对不同性质的发展问题和社会风险。

中国社会以现代工业社会风险为中轴的多重复合性特征再次提醒我们，既要加强预防和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等传统社会风险的抗大灾巨灾能力，又要加快建设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构完善工业化条件下规避疾病、失业、工伤等现代社会常规风险的安全网，建立国家公共安全的应急体系，预防和控制现代社会的新型社会风险(如恐怖袭击、核泄漏和高科技风险等)。还要注重从优化社会结构、提升社会管制水平的角度来维护社会秩序，通过改善社会发展方式来超越“发展的悖论”，解决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