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社会分层与流动始终处于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舞台。“流动的影响及后果”作为社会流动研究的一个分支，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兴趣与关注。甘泽布姆和特雷曼总结的三代流动研究和于2000年总结的四代流动研究中，均对“流动的影响及后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总结和评述(Ganzeboom et al., 1991; Treiman & Ganzeboom, 2000)。在他们看来，有关“流动的影响及后果”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第一代流动研究中受到较高重视，在第二代流动研究中受关注程度则有所降低，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代流动研究中，由于M.E.索伯(Sobel)提出了能够辨别流动独立于出身阶层(origin class)和现处阶层(destination class)¹影响的全新分析模型--对角线参照模型²，该领域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其中包括解释社会流动为何能够影响个体的行为与态度的地位相悖理论(status discrepancies theory)；从宏观角度考察工业化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流动(率)对社会结构、社会团结的影响；从微观视角考察个体社会流动经历对其行为、态度的影响。

1. origin class和destination class是社会流动研究中的关键术语，分别指流出阶层和流入阶层，在本文中统一使用“出身阶层”和“现处阶层”的译法。

2. M.E.索伯(Sobel)在1981年提出该模型时将其命名为“对角线流动模型”(diagonal mobility model)，格拉芙(de Draaf)和甘泽布姆提出用“对角线参照模型”(diagonal reference model)替换M.E.索伯的原有说法，以避免与古德曼(Goodman)在流动频次表的对数线性分析中所使用的“对数线性对角线流动模型”概念相混淆，“流动的影响及后果”研究领域的学者大多接受了格拉芙和甘泽布姆的建议，以“对角线参照模型”称谓M.E.索伯的分析模型。

在国内，分层与流动研究者的目光大多聚焦于阶层划分、制度转型与分层；教育、户籍、政治身份、单位对分层、流动的影响等客观方面，较少关注流动经历对个体行为、态度等主观层面所产生的影响。

有鉴于此，在梳理西方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其成熟的解释框架、经验假设与研究技术，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本文考察了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代际流动与对外群体(out-groups discrimination)歧视性态度之间的关联。

本文要解释的核心变量是城市居民的外群体歧视(out-groups discrimination)，即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大部分为农民工群体)的歧视性态度。在歧视产生的原因解释上，西方学界存在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1)个体原因观--具有特定特征(如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阶层)的个体会有较强的歧视态度(Quillian，1995)；(2)群体利益竞争观--歧视是特权群体在自身优势地位、资源和权力受到威胁后做出的反应(Blumer，1958)，从属群体相对优势群体的数量规模、经济或文化竞争态势、大的社会经济景气状况等都对群体间歧视产生影响(Quillian，1995；Tolsma，Lubbers & Coenders，2008)；(3)这种观点来自社会心理学，他们将社会歧视看作情感和认知过程导致的结果，如将歧视看作认知局限所带来刻板印象的外在表达，是一种恐惧、害怕、焦虑的置换物等(Hoffman & Hurst，1990)。本研究重点考察代际流动与歧视性态度之间的关联，在具体分析过程中适当参考和借鉴上述几种解释性观点。

二、相关理论与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考察微观视角的代际流动经历与个体歧视性态度之间的关联。下文的文献梳理将围绕代际流动本身能否产生独立影响，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的相对影响程度，文化适应理论的时间与文化维度，不同流动方向的后果等主题展开。

(一) 流动的影响：真命题抑或伪命题

20世纪50年代末，李普赛特和本迪克斯考察代际流动与个体政党偏好的关联时发现，在美国那些经流动上升到中产阶层的人比未发生流动的中产阶层更加保守，相反，在德国、芬兰、挪威和瑞典，前者更为激进(Bendix & Lipset，1959)。其研究表明，流动经历对个体的政党偏好产生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社会存在差异。他们在“流动的影响”这一问题上的开创性研究直接刺激了一大批经验研究成果的问世，后世很多研究都从此发端(Faught，2007)。在研究方法上，因受制于不发达的统计技术，早期经验研究使用的统计方法较为简单，常用的分析工具是频次表和交互列联表。

随着统计技术的进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P.M.布劳、O.D.邓肯将路径分析技术引入地位获得研究中，通过对代际间职业流动的研究，他们发现“流动的影响”是虚假的，在控制个体的出身阶层和现处阶层两个变量后，流动本身的影响就会消失(Blau & Duncan，1967)。随后费泽曼(Featherman)、R.豪泽(Hauser)和M.霍特(Hout)等一些学者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P.M.布劳、O.D.邓肯的发现(Fought，2007)。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M.E.索伯对角线参照模型的提出与应用，不少学者的研究重新支持流动本身能够产生独立影响的观点，如大量有关社会流动与政治投票关联的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论点(Kelly，1992；Turner，1992；de Draaf & Ultee，1990；de Draaf, et al., 1995)。R.布林等的研究表明，宗教信仰的代际流动与个体的政治偏好有显著的相关关系(Breen & Hayes，1997)；J.弗特有关职业流动与社会信任的研究表明，在控制子代职业和父代职业后，向下流入体力劳动者阶层个体的社会信任程度显著地低于向上流入非体力阶层的个体的信任程度(Faught，2007)；J.托斯马等有关代际流动与种族歧视的研究也表明，即使控制个体的阶层出身及现处阶层，流动仍对个体的种族敌视态度有独立影响(Tolsma, et al., 2009)；迪卡佳等的研究甚至发现，代际流动对瑞典妇女的心血管病死亡率有显著影响(Tiikkaja, et al., 2009)。

综上，自这一研究主题出现以来，围绕流动本身能否产生独立影响的问题一直存有争议。可以说，在第一代和第三代流动研究中，支持和肯定的论点占据上风，而在第二代流动研究中，质疑的声音更为响亮。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释：第一，研究者使用分析方法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结论上的差异；第二，如G.马歇尔等所说，社会流动对不同的经验现象有不同的影响效果，不能期望它能够解释流动者所有行为及态度上的差异(Marshall & Firth，1999)。鉴于此，本文首先对代际流动经历能否产生独立影响这一命题进行检验。

假设1：在代际流动中，当控制了本人的出身阶层地位和现处阶层地位之后，代际流动变量对个体的外群体歧视性态度影响仍然显著。

社会流动带来个体地位结构上的变化，出身阶层是个体进行初始社会化或早期社会化的场所，而现处阶层是其再社会化的地方。社会流动带来个体社会地位的变化，流动之前与流动之后的两段生命历程不可避免地会在流动者身上留下印记。在现有文献中，有的学者强调家庭背景在个体价值观及信仰上的持续影响力，认为早期社会化塑造并影响个体一生的人格；有的学者则主张现处阶层的型塑作用更为直接和重要，认为新阶层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无论流入者家庭出身如何，都会在其身上打上牢牢的印记(Weakliem，1992)。尽管上述两种观点均不乏支持者，但整体上看，该领域的大多数研究者还是主张家庭出身及现处阶层均会对个体的行为和价值观念带来影响，只是二者的影响程度因个体特征及其所处具体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笔者倾向于支持现处阶层地位的影响权重大于出身阶层的观点，M.E.索伯的分析模型能够计算两者的相对影响权重，笔者将以此为工具检验这一假设。

假设2：在代际流动中，本人现处阶层地位对其歧视态度的影响程度大于出身阶层地位的影响程度。

(二) 文化适应与社会流动

P.M.布劳最早提出社会流动中的文化适应理论(acculturation theory)，该理论认为，流入某一阶层的个体，如果缺乏与新阶层成员持续而亲密的接触，难以获得适应该阶层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充分机会，那么他将很难融入这一阶层；如果个体能积极与新阶层成员展开交往，顺利完成“文化适应”过程，他会较快地融入新阶层。在很多情况下，流动者的行为、态度会介于流出阶层和流入阶层之间(Blau，1956)。P.M.布劳的文化适应理论内涵丰富，但他并没有将该理论观点应用于经验研究。格拉芙在社会流动与政党偏好关联的研究中对P.M.布劳的文化适应理论进行了操作化并付诸经验检验，其操作化策略是将文化适应过程与个体年龄的增长结合在一起，考察随着年龄增长，出身阶层和现处阶层对其政党偏好影响的程度及变化情况(de Draaf，1995)。笔者认为，这一操作化考察了P.M.布劳文化适应理论的时间维度，即在某一阶层适应时间的长短对其态度的影响。K.U.梅耶等也从年龄增长的角度比较了初始社会化与现处阶层的相对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初始社会化的影响会逐渐减弱，流动者的态度及行为模式更接近于当前所在的阶层(Mayer & Carroll，1987)。据此，笔者使用年龄变量，首先对文化适应理论的时间维度进行考察。

假设3：在代际流动中，本人年龄越大，现处阶层地位对流动者歧视态度的影响程度将逐渐增大，而出身阶层的影响程度则逐渐减小。

假设3关注的是文化适应的时间维度，格拉芙等也考察了流动率，结果显示，相对流入率高的阶层，流入率较低的阶层对新流入者的影响程度更大(de Draaf，1995)。笔者将有关流动率的假设看作对文化适应理论结构性维度的考察。不过，他们的操作化及经验检验仍没有触及该理论的真正内核和本质涵义--文化维度，即流出及流入阶层的主导文化价值观因素在形塑个体态度上的作用。直到最近的研究，格拉芙才意识到这一问题，2009年，他与托斯马、L.奎廉在有关代际流动与个体种族敌视态度的研究中指出了文化环境的作用。¹其研究表明，流入到对少数族裔敌视程度较低的阶层有助于流动者更快地适应该阶层的文化价值观(Tolsma, et al., 2009)。笔者借鉴这一观点，从文化适应理论的文化维度考察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之间的关联。城镇居民中的每个社会阶层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都可以通过该阶层成员歧视态度得分的平均值加以衡量。由此就会产生从高歧视程度阶层向低歧视程度阶层流动和从低歧视程度阶层向高歧视程度阶层流动这两种文化涵义截然不同的代际流动类型。在下文数据分析部分，我们将构建阶层歧视氛围变量以比较这两种流动类型对个体歧视态度产生的不同影响，从而考察文化适应理论的文化维度。

1.托斯马等在该文探讨了文化价值观因素在代际流动中的作用，但他们并不是在文化适应理论的意义上展开研究的。

假设4：在代际流动中，当本人从对外来人口有较高歧视程度的阶层流入对外来人口有较低歧视程度的阶层(即在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态度得分的平均值上，出身阶层大于现处阶层)时，其外群体歧视程度会降低，反则，歧视程度会增加。

(三) 流动方向与社会歧视

比较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产生的不同后果及影响，几乎是该领域每一个研究者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P.M.布劳研究了不同流动方向对个体间关系的影响(Blau，1956)；李普赛特(Lipset，1959)、维克列姆(Weakliem，1992)、格拉芙等(de Draaf & Ultee，1990)对政治投票行为的研究考察了不同代际流动方向与其政党偏好之间的关联；M.E.索伯运用其分析模型对生育率问题进行考察时，既使用了流动方向变量，也使用了流动距离(流动者跨越的阶层数量)变量(Sobel，1981；1985)；J.弗特的研究发现，地位下降者的社会信任程度明显地低于地位上升者(Fought，2007)。虽然研究者关注的主题各异，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大致相同，即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对个体的影响并不一致(Weakliem，1992)。

具体到歧视和敌视态度的研究上，托斯马等借鉴E.舍赫(Erwin K.Scheuch)的“现代化弃儿”理论(losers of modernization)，指出向下流动会强化流动者对少数族裔的敌视态度，因为地位下滑者具有强烈的被剥夺感，少数族裔就有可能成为他们发泄不满的替罪羊(Tolsma, et al., 2009)。这与L.奎廉所阐述的利益竞争导致群体歧视和偏见的观点是一致的，一群体对另一群体存有偏见或敌意，是因为该群体对他们的利益构成了显在或潜在的威胁(Quillian，1995)。同样，我们可以从相对受益及相对剥夺的视角来审视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态度。实现了代际地位上升的个体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机会，其社会态度和评价可能会更加积极和乐观；而代际地位下降者则会有相对剥夺感及挫败感，他们的社会认知与评价会相对消极和负面。此外，地位下滑者常把“失败”归因于“他者”和外部环境，大量涌入的在就业等方面与其形成竞争关系的外来人口就可能成为其怨恨和发泄不满的对象，从而产生较强的歧视与排斥态度。由此，本研究将对不同流动方向是否会产生不同影响后果这一传统议题加以考察。

假设5：在代际流动中，与地位上升者相比，地位下降者对城市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高。

三、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与变量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与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主持的2005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该调查采用PPS与分层设计的抽样方法，在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抽取样本，并最终完成了对10 372个样本的访问，其中城市6 098份，农村4 274份。笔者选取了城市中22-65岁之间的5 034个样本作为本研究的样本。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包括日常工作歧视、社区居住歧视、邻里居住歧视、日常交往歧视、子女婚恋歧视和总歧视等。

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城市问卷中设计了一个测量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歧视、排斥态度的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¹(见表 1)。经计算，该量表的Alpha系数为0.870，表明量表中各题目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量表信度较高。题目的答案选项分为“愿意”、“不愿意”和“不回答”三类，笔者将“愿意”视为被访者对外来人口没有歧视态度，赋值为“0”；将“不愿意”视为有歧视态度，赋值为“1”。选择“不回答”选项的被访者的比例非常低，对于这一态度模糊的选项，笔者的处理策略是：用被访者回答了“愿意”或“不愿意”的其他问题上的平均得分，经四舍五入取整数后加以代替。

1.该量表的各项目在强度上有明显差别，如果被访者愿意接受某种强度的项目，那么他(她)就应该愿意接受该项目之前的所有项目。

由表 1可知，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态度是逐步增强的。工作歧视、排斥程度最低，而居住上的歧视程度有所提高，日常交往的歧视程度则进一步提高，子女婚恋方面的歧视、排斥程度最高。

在下文的分析中，工作歧视、社区居住歧视、邻里居住歧视、交往歧视、子女婚恋歧视这5个因变量分别对应E20a-E20e5个题目，这5个因变量均为二分变量(“1”表示歧视，“0”表示无歧视)；总的歧视变量由上述5个题目得分加总形成，我们将它视为连续型变量，取值区间为0到5，数值越大，表明歧视程度越高。

2. 自变量

年龄：年龄变量用于对研究假设3进行检验，目的在于考察随着年龄增长，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相对影响权重的大小及其变化情况。具体操作上，笔者把被访者年龄均减去42，年龄的取值范围为(-20，23)，这一线性转化的优点在于使“0”成为所有被访者的平均年龄值(de Draaf，1995)。

阶层歧视氛围：研究假设4是从文化程度考察代际流动对个体外群体歧视态度的影响，为此，我们构建了阶层歧视氛围变量，并将其纳入模型。当流动者出身阶层的平均歧视程度高于现处阶层的平均歧视程度时，即流动者进入一个更加宽容、更讲求平等的阶层时，笔者将该变量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代际流动(流动方向)：对假设1和假设5的检验需要加入流动方向变量：第一，本文所使用的社会阶层是由权力和自主性定义的职业阶层概念，被访者的现处阶层及出身阶层(16岁时父亲所处的阶层)划分为社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体力工人阶层、服务人员阶层、自雇佣阶层和农民等7大类(李路路，2005)；第二，本文将这7大阶层看作是在权力、资源占有和自主性状况上由高到低的等级序列，社会管理者阶层地位最高，农民地位最低。由此，对于流动方向变量，若流动者的出身阶层高于其现处阶层时，即流动者发生了向下流动时，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将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居住地类型作为控制变量。

各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 2。

1.阶层歧视氛围变量在不同的因变量(日常工作歧视、社区居住歧视、邻里居住歧视交往歧视、子女婚恋歧视和总歧视)情形下取值不同，故在此未列出其均值和标准差。

(二) 分析模型

对于社会流动的影响及后果问题，最早提出正式分析模型的是O.D.邓肯(Clifford & Heath，1993)，在其分析模型中，他分别添加了出身阶层、现处阶层变量以及二者的交互项。O.D.邓肯的一般模型如下：

$ {Y_{ij}} = {X_i} + {X_j} + {X_i}{X_j} + {\varepsilon _{ij}} $

该模型将因变量看作个体出身及现处阶层的函数。X_i和X_j分别表示出身阶层(流动表中第i行)及现处阶层(流动表中第j列)的影响，X_iX_j测量的是二者的交互影响。O.D.邓肯模型的最大问题在于，在考察流动者的行为与态度时，流动者与未流动者是在一起考察的，研究者难以辨别社会流动本身是否对因变量产生了独立的影响。后来不少学者对该模型加以改进，²M.E.索伯在1981年提出的对角线参照模型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模型在“流动的影响及后果”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各模型的演变过程及相关说明详见Hendrickx(1993)。

M.E.索伯对角线参照模型的基本逻辑是，从没有经历过流动个体的行为与态度中寻找对流动者行为与态度的解释。具体而言，该模型将处于代际流动表对角线上的未流动者作为参照类，将发生了代际流动个体的行为与态度看作是其出身阶层未流动者和现处阶层未流动者的行为与态度的函数(Sobel，1981；1985)。一个包含了流动影响的Sobel模型如下：

$ {Y_{ij}} = w \times {\alpha _{ii}} + \left({1 - w} \right) \times {\alpha _{jj}} + \sum {m_w}{x_{ij}} + {\beta _b}{\rm{co}}{{\rm{v}}_b} + {\varepsilon _{ij}} $

(1)

其中，Y_ij代表被访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态度，ii代表被访者的出身阶层，而jj代表被访者的现处阶层；α_ii和α_jj分别是处于流动表对角线上未发生流动的出身阶层成员(ii格子)和现处阶层成员(jj格子)的歧视态度的平均值；w和1-w分别表示出身阶层和现处阶层解释因变量的相对权重。w大于0.5表明出身阶层的影响要大于现处阶层的影响，w小于0.5则表明现处阶层的影响更大；∑m_wx_ij表示在控制了出身阶层和现处阶层变量后流动的影响，其中x_ij表示流动变量，如流动与未流动的区分、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的比较，流动的距离(流动者跨越的阶层数)等，m_w是流动变量的参数；β_bcov_b代表控制变量。从该表达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流动者(ij格上)的社会歧视程度是其出身阶层(ii格子上)中未流动者的歧视态度和现处阶层(jj格子上)中未流动者的歧视态度的函数，而阶级出身及现处阶层的相对影响权重、流动本身的影响等都可以从中得到检验。

根据研究假设3，笔者在上述模型的出身及现处阶层的相对影响权重上添加年龄变量age(参数定义为w₁)，以考察文化适应理论的文化维度，即随着年龄的变化，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相对影响权重的大小及其变化情况。

根据假设4，在模型中加入阶层歧视氛围变量degree(参数定义为w₂)。以考察不同文化涵义的代际流动形式对个体外群体歧视态度的不同影响。因为由高歧视阶层流入低歧视阶层这一流动形式被赋值为“1”，在分析结果中若该变量的参数w₂为负值，则假设4得以验证，若w₂为正值，则假设4不能成立。

根据假设1和假设5，在模型中加入代际流动(流动方向)变量down(参数定义为m)。根据该变量参数是否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控制出身、现处阶层地位等变量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代际流动本身是否发挥了独立影响；而通过参数的具体大小和正负情况，能够判断代际流动方向对歧视态度的具体影响程度。因为向下流动被赋值为“1”，若分析结果中该变量的参数m为正值，则表明与向上流动者相比，向下流动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强烈，即假设5得以验证，若m为负值，则假设5不能成立。至此，最终分析模型如下：

$ \begin{array}{l} {Y_{ij}} = (w + {w_1} \times age + {w_2} \times degree) \times {\alpha _{ii}} + (1 - (w + {w_1} \times {\rm{ }}\\ \;\;\;\;\;\;\;age + {w_2} \times degree)) \times {\alpha _{jj}} + m \times down + {\beta _b}{\rm{co}}{{\rm{v}}_b} + {\varepsilon _{ij}} \end{array} $

(2)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M.E.索伯的对角线参照模型可以直接应用于因变量为连续变量的情况。笔者将总歧视态度变量视为连续变量，因而可以直接使用上述模型，但工作歧视、社区居住歧视交往歧视和婚恋歧视这5个因变量均为二分变量(0、1)。因此，对这5个因变量进行分析时就需要对M.E.索伯的模型进行Logistic转换。转换后的分析模型如下：¹

1. (3)是应用于工作歧视、交往歧视、婚恋歧视分析的模型，居住歧视分析需要进行较复杂的公式序列Logistic转换，具体转换过程及模型表达式在此并未列出。

$ \begin{array}{l} {Y_{ij}} = {\rm{log}}\left({\frac{{{P_{\rm{歧视}}}}}{{(1 - {P_{\rm{歧视}}})}}} \right) = (w + {w_1} \times age + {w_2} \times {\rm{deg}}ree) \times \\ \;\;\;\;\;\;\;{\alpha _{ii}} + [1 - (w + {w_1} \times age + {w_2} \times {\rm{deg}}ree)] \times {\alpha _{jj}} + m \times \\ \;\;\;\;\;\;\;down + {\beta _b}{\rm{co}}{{\rm{v}}_b} + {\varepsilon _{ij}} \end{array} $

(3)

上式等价于：

$ \begin{array}{l} \;\;\;\;\;\;\;\;\;\;\;\;\;\;\;\;\;\;\;\;\;\;P({Y_{ij}} = 1) = \frac{{{e^{lin}}}}{{(1 + {e^{lin}})}}\\ lin = (w + {w_1} \times age + {w_2} \times {\rm{deg}}ree) \times {\alpha _{ii}} + [1 - (w + {w_1} \times \\ age + {w_2} \times {\rm{deg}}ree)] \times {\alpha _{jj}} + m \times down + {\beta _b}{\rm{co}}{{\rm{v}}_b} + {\varepsilon _{ij}} \end{array} $

四、统计结果分析

表 3是以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歧视程度为因变量的代际流动对角线参照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其中，模型1是工作歧视模型，模型2是社区居住歧视模型，模型3是邻里居住歧视模型，模型4是交往歧视模型，模型5是子女婚恋歧视模型，模型6是总歧视模型。

由表 3可知，无论何种类型的歧视，男性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均低于女性。婚姻状况的影响较为复杂，就工作歧视态度而言，无配偶者较为强烈，而在日常交往及子女婚恋方面，有配偶者的歧视态度较为强烈，其中尤以在婚恋上的歧视最为明显，在社区居住、邻里居住及总的歧视态度上，有无配偶并无显著差异。不同居住地类型中被访者的歧视态度表现出了较大差异，居住在地级市、省会城市及直辖市城区的被访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均高于县城及集镇，且越是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越严重。

在受教育程度影响上，很多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消除个体偏见和歧视态度，表 3的数据结果仅部分支持了这一观点。工作方面的歧视程度随被访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在子女婚恋、居住及总体歧视方面，初中及高中被访者的外群体歧视程度均高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日常交往中，学历越高的人越不乐意与外来人口打交道。

在M.E.索伯的对角线参照模型中，处于流动表对角线上未发生流动的社会成员是参照的对象。在对未发生流动社会阶层成员的歧视态度进行分析时，需要注意参数值的大小及正负情况。模型1-模型5中表示未流动者歧视态度的参数均为负值，总歧视模型中各参数均为正值。尽管数值方向不一致，但它们反映出来的信息基本一致。¹从参数的大小上看，无论是各个单项上的歧视态度还是总的歧视程度，办事人员、体力工人及服务人员这三个阶层中的未流动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最为强烈，自雇佣者和农民阶层的歧视程度均较低，管理者阶层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的歧视程度处于中间水平。具体到各个单项，在工作歧视方面，服务人员阶层的歧视程度最高；在居住、日常交往、子女婚恋和居住方面，办事人员表现出了最强烈的歧视态度。根据最近公布的信息，当前我国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总人数已达2.11亿，他们进入最多的领域分别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及住宿餐饮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40)，这些外来人口在就业机会上与城市中的体力工人、服务人员构成了竞争关系，这可能是体力工人、服务人员阶层对外来人口表现出较强歧视态度的原因。对于办事人员的高歧视态度，尚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这可能与两者在社会消费、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有关。

1.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前5个模型中未流动阶层成员的歧视程度参数都为负值，但从数值之间的相对大小上能够比较各阶层歧视程度的大小，在这些负值参数里，绝对值越小，表明有歧视态度的可能性越大；在总歧视模型中，因变量为连续变量，且代表未流动阶层歧视程度的参数均为正值，参数越大，表明歧视程度越高。

处于社会上层“精英”位置的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自身文化素质较高，他们能相对客观、理性地看待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并给予他们以公允的评价；另外，他们在社会权力、资源获得等方面相对于外来人口的优势较为明显，外来人口难以对其利益构成威胁。以上两点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上层精英群体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态度低于工人、服务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处于社会下层的自雇佣者及农民群体与城市外来人口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同属弱者，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归属感，因而他们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也相对“友善”和“温和”。

有关出身阶层(参数为w)及现处阶层(参数为1-w)在流动者外群体歧视态度上的影响权重问题，模型1-模型6中所反映出的信息基本一致，在工作(0.615)、社区居住(0.531，统计不显著)、邻里居住(0.597)、日常交往(0.626，统计不显著)、子女婚恋(0.732)以及总歧视(0.693)这6个模型中，家庭出身的影响权重均大于0.5。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出身阶层影响权重均大于0.5，即出身阶层影响权重大于现处阶层影响权重的数据结果是在控制年龄、阶层歧视氛围等变量的情况下得到的。从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实际上出身和现处阶层二者的相对影响权重会随年龄、阶层歧视氛围的变化而变化的。研究假设2并不能获得充足的数据支撑，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有进一步论述。但是从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家庭环境和初始社会化在个体歧视态度这一独特的社会心理现象上的持久影响作用。进一步的比较发现，家庭出身对于流动者在居住方面(社区和邻里居住)的歧视态度的影响程度最低，而对子女婚恋方面的歧视态度的影响程度最高，这后一点数据结论与中国社会子女择偶、婚恋行为及价值观深受家庭出身影响的现实是基本吻合的。

文化适应的时间维度上，在表 3的6个模型中，年龄变量参数(w₁)均为负值，其中该参数在交往歧视模型和总歧视模型中统计不显著。我们从参数统计显著的工作、社区/邻里居住和子女婚恋歧视模型中考察出身阶层及现处阶层相对影响权重随年龄的变化情况。由模型3(邻里居住歧视)的数据结果来看，对于本研究年龄最小的流动者(22岁)而言，出身阶层对其歧视态度的影响权重¹为0.597-20 ×(-0.011)=0.817，现处阶层的影响权重为0.183(1-0.817)；而对于65岁的被访者而言，出身阶层对其态度的影响权重为0.597+23×(-0.011)=0.344，现处阶层影响的权重为0.656(1-0.344)。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出身阶层对流动者外群体歧视态度的影响程度会逐渐减弱，而现处阶层的影响程度会逐渐增强。在对模型1和模型5进行类似计算后同样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随着时间的的推移，代际流动者在行为与态度上会逐渐与现处阶层成员保持一致。由此，就工作、居住和子女婚恋上的歧视态度而言，研究假设3是成立的。

1.前文已述，我们对被访者的年龄进行了线性转换，令其减去42从而使得“0”成为所有被访者的平均年龄。实际的22-65的年龄区间经线性转换后变成了(-20，23)。由此，对最小年龄和最大年龄被访者出身阶层的影响权重进行计算时，需要分别减去20×w₁和加上23×w₁。

文化适应的另一个作用机制是流入阶层的文化因素会对流动者的行为与态度施加重要影响。数据结果显示，在表 3的6个模型中，阶层歧视氛围变量的参数w₂均为负值(社区居住歧视和交往歧视模型中的参数统计上不显著)，表明流动者进入一个比其出身阶层的外群体歧视程度更低的阶层时，他的歧视态度会显著降低，假设4得到了较好的数据支持。仍以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模型3中的参数w2来加以说明，一个年龄为22岁、出身于对城市外来人口有着强烈歧视态度的家庭的个体，若现在进入一个文化氛围相对宽容、更讲究平等的阶层位置，则出身阶层对其歧视态度的影响权重将从0.817降为0.686(0.817-0.131)，现处阶层的影响权重则上升为0.314(1-0.686)。因受到新流入阶层较为宽容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个体的外群体歧视程度会有所下降。对于65岁的被访者来说，若他是从一个外群体歧视程度较重的阶层进入到当前更为宽容的阶层，那么出身阶层对其态度的影响权重仅为0.213(0.344-0.131)，现处阶层的影响权重则高达0.787(1-0.213)。也就是说，他的外群体歧视程度与新阶层成员已基本一致，同样处于较低水平。

至此，再回头来看出身阶层和现处阶层对流动者歧视态度的影响程度问题，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二者的相对影响权重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流动者在新阶层中适应时间的长短以及不同的阶层歧视氛围而发生变化。一般而言，在流动者进入新阶层的早期，出身阶层的影响权重要大于现处阶层，而在一定时间以后，后者的权重会逐渐超过前者；并且，若流动者进入一个比其出身阶层歧视程度更低的新阶层时，他会比较容易地适应和接受新阶层的文化价值观，从而现处阶层影响权重会更快地超过出身阶层的影响。可见，研究假设2的说法过于武断，无法得到数据的完整支持，出身及现处阶层在流动者行为与态度上的相对影响权重是与时间、文化等因素密切相连的。

代际流动经历本身能否产生独立影响，其影响效果如何？这一问题是流动的影响及后果研究领域中最令人感兴趣，同时也是争议颇大的一个问题。本研究数据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出身及现处阶层地位之后，在日常工作、邻里居住和总歧视模型中代际流动(流动方向)变量的参数m仍统计显著，说明在这三个方面，代际流动经历本身对流动者的外群体歧视态度产生了独立的影响，至少在这三个方面假设1得以验证。另外，从参数的正负方向来看，m在上述模型中均为正值，表明地位下滑者比地位上升者的外群体歧视程度更为强烈，工作歧视、邻里居住歧视和总歧视三个模型的数据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5，即向下流动者有较强的相对剥夺感及挫败感并且面临来自外来人口的就业及利益竞争，他们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态度更为强烈。一个实现了代际阶层地位上升的个体，他的外群体歧视态度会降低，这不仅是因为他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掌控了更多的权力和资源，还因为他进入了一个在文化氛围上比其出身阶层更加宽容的阶层(前文已述，高阶层成员的外群体歧视态度要弱于低阶层成员)。同理，一个代际阶层地位下滑的个体具有较为强烈的歧视态度，这不仅是因为地位下滑使其感受到了挫败感及利益竞争方面的危机感，还因为他进入了一个与起出身阶层相比歧视氛围更为浓厚的阶层，适应及融入该阶层也就意味着他的歧视程度只会有增无减。

五、小结与讨论

西方学界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及后果这一问题有着广泛而持续的关注，国内学界则缺乏相关研究。本研究梳理了国外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借鉴其理论观点与分析模型，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阶层代际流动与城市居民的外群体歧视性态度之间的关联进行了考察，其中有意义的发现有以下四点。

首先，数据结果显示，在工作歧视、邻里居住歧视和总歧视三个方面，即使控制了出身阶层及现处阶层地位，代际流动经历本身对城市居民外群体歧视态度的影响仍然显著。社会流动在客观上改变个体地位结构的同时，也对其主观社会评价和认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地位相悖”的流动者身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受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影响却又不同于二者的社会认知形态。在具体影响效果上，向上流动与向下流动所带来的后果迥然不同，地位下降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为强烈，这其中既有群体利益竞争的因素，也有社会文化氛围的因素。围绕流动本身能否产生独立影响这一焦点问题的争论自该研究领域出现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息，正是这种争论推动着该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围，推出新的解释框架，改进研究方法。就社会歧视态度而言，本研究数据给上述争议问题提供了肯定的答案。流动过程既包含与旧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的切割与断裂，也包含在新环境中的适应与融合，故而它能给予流动者以独特的心理体验和主观感受。正是由于流动经历及其与流动相关的利益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在流动者与未流动者之间、不同流动形态的个体之间，才会出现行为模式与主观认知上的诸多差异。

其次，笔者对P.M.布劳文化适应理论的两个方面--时间维度和文化维度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出身阶层的影响程度会逐渐减弱，而现处阶层的影响程度则逐渐增强；与进入歧视氛围浓厚的阶层相比，流入更加宽容、更讲求平等的阶层能够显著地降低流动者的歧视态度，这表明新的阶层、新的群体对个体的行为与态度具有“重塑”或“再社会化”的功能，无论新进入者的出身如何，新阶层这一“社会熔炉”都能将其“同化”，使其行为与态度逐渐与阶层成员保持一致。

再者，在未发生流动的各阶层成员中，办事人员、体力工人及服务人员这三类群体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最为强烈，自雇佣者及农民最低，管理人员及专业技术人员的歧视态度居中。中下层群体对外来人口有较高歧视这一现象，可以从群体利益竞争的角度加以理解，办事人员作为城市的中间阶层对外来人口表现出了强烈的歧视态度，这可能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因素有关，也可能与其他因素有关，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范围广泛且影响深刻的转型过程，社会仍处于分化、解组、整合和流动比较剧烈的时期(李强，2008)。无论从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的角度看，还是从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的角度看，当前社会都处在一个高流动的阶段。社会流动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体的认知评价、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因此，地位相悖及随之而来的心理适应、社会融合问题是当下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目前国内分层与流动领域的研究都忽略了流动的影响及后果这一视角。一方面，流动研究主要关注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开放程度等社会结构的客观方面，缺乏对流动者心理体验、社会适应和社会评价等主观层面的考察；另一方面，有关阶层认同、社会态度和消费行为等问题的研究大多从个体当前的职业、阶层地位、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因素上寻找解释的答案，将个体看作相对稳定或不变的，而忽视了对其生活经历、人生际遇和主观体验等过程性、动态性因素的考察。由此，笔者认为，将社会流动的影响和后果这一分析视角纳入上述研究议题中，不失为一种新的、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最后，需要明确指出的是，该研究的理论观点、经验假设和分析方法在西方已有充分的阐述和发展，笔者将其应用到对中国经验现象的研究中，旨在向国内学界引介这种独特的分析视角和分析方法。有关流动的影响和后果的研究在中国拥有广阔的理论前景，因为代际流动不仅仅发生在阶层层面，职业、教育、户籍身份等层面的代际流动及其后果同样值得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外的研究大都聚焦于代际流动，而对代内流动缺乏应有的重视。就流动带来个体地位结构的变化而言，代内流动亦能产生与代际流动相同(或相似)的影响。在这一方面，中国社会中有着更为丰富的经验研究素材，例如，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上山下乡”现象，大规模国企职工“下岗”现象，农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甚至留学、移民等问题都可以作为代内流动研究的对象。总之，有关代内流动的影响、代际与代内流动的双重影响等议题是今后学者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