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中国古谚

一、理论问题

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年)对17、18世纪的中国做过一段著名描述：“看到如此众多天生不安分，极端自私自利，且又一心发财的人民，竟被为数不多的官员管得服服帖帖，实在是不可思议”(Du Halde，1741：Ⅱ. 32)。诚然，杜赫德的这段话是就他当时的所见所识随心而发的感慨。不过，他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自秦朝以来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一个相对较小的政府是如何治理如此庞大的国家的？事实上，这个问题吸引了历代众多学者的关注(Chang，1955; De Crespigny, 1981, 1995; Esherick & Rankin，1990; Finer, [1997]1999; Hsiao，1960; Hsu，1976; Loewe, 1967, 2004; Kuhn，2002; Mann，1986; Min，1989; Reed，2000; Shue，1988; Watt，1972; Weber, 1951, 1978; Wittfogel，1957)。

论及治理中国之难，汉代经验可为其中重要一例。由于后来的朝代基本上延续汉代的体制，因此汉代是了解中国帝制的一个理想的起始点。尽管汉代的国土面积不及元代或清代，但仍然很辽阔。汉代的版图包括今天中亚、越南以及朝鲜的部分，当然也包括当今中国国土的主体部分(Loewe，1986: 166—167)。

事实上，治理中国的困难正是赫伯特·西蒙所说的大规模组织不可避免的“控制的难题”。这个难题产生的原因是，在大规模组织中，法定的控制者实际上无法实现具体的控制，正如西蒙所言：“他们既没有时间去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具体情况，也没有时间就此去做合情合理的决定”(Simon，1954：95)。因此，那些法定的控制者不得不让别人——也就是“被指派的控制者”(即下级)——来代行职权。但是，权力代理本身就会引起问题。在很多情况下，被指派的控制者可能公器私用，以权谋私，甚至不惜牺牲法定控制者的利益。汉代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统治者及其高级官员们(法定控制者)必须将权力交给地方官员(被指派的控制者)代理，而这些管理者中，很多就职于边远的地方。由于信息和交通技术的局限，身在国都的高级官员很难悉察地方官员如何运用上级给予的权力。为解决“控制的难题”，汉代统治者在官僚集团内部建立了核查与均势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也引起了统治者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包括汉代在内的中华帝国如何实现地方治理这一理论问题，至今悬而未决(Balazs，1964; Ch’ü，[1962]1988; De Crespigny, 1966, 1981, 1995; Bielenstein，1980; Kiser & Tong，1992; Hamilton，1989; Hsiao，1960; Shue，1988; Wang，1949；Chang，1955; Weber，1978)。

马克斯·韦伯在对官僚制度的探索研究中，提出了一些有关中华帝国统治制度的看法。在《中国的宗教》和《经济与社会》中，韦伯指出，中国的很多治理制度效率低下，而这使得中央政权也变得低效能(Weber, 1951, 1978)，“直到最近，下层官员一般把中央政府的政令看作是道德伦理、官方的建议或期望，而非命令”(Weber，1951: 49)。他认为，这个弱点意味着中国统治者“无法建立一个精悍的、统一的管理”，也无法建立起一套基于技术能力的选拔机制(Weber，1951: 47—49, 56—60; Weber，1978: 1028)。在韦伯看来，中国统治者所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如缩短官员任期、官员回避在家乡任职、巡回监察制度等——都是低效能的(Weber，1978: 1048; Weber，1951: 48)。固然，韦伯并没有将这个问题视作中国独有的问题。相反，他认为它们普遍存在于“低交流技术的世袭国家体制”中(Weber，1951: 47)。但是，由于中国拥有最典型的传统官僚制度，因而这些问题在中国尤其明显(Weber，1951: 47—60; Weber，1978: 229—234)。

根据韦伯的说法，中华帝国的统治实际上基于一个社会价值观——孝。孝，被用来弥补官僚制度中所缺失的统一性与有效性(Hamilton, 1984, 1990)。在中国的制度下，“对传统和上级的孝”是至关重要的(Weber，1978: 1008)。孝的意义是社会性的，超越个人或家庭。它不仅意味着个人对一家之长的顺从，也意味着民众对统治者无条件的服从。孝确定了下级服从上级的关系，从而决定了政权中的关系结构(Weber，1951: 156—158；Weber，1978: 1050)。

韦伯关于中国官僚体制的观点影响颇深。比如，社会学家迈克尔·曼在《社会力量的来源》(Mann, 1986)中提出了政府能力的两个维度：“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和“中央政府在地方分配权力的能力”。与韦伯一样，曼认为，中华帝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有限，却有着很强的分配权力的能力，而后者的维持主要依赖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曼指出，儒家思想通过提倡社会和谐、道德行为和世俗教育，加强了权力的等级结构，从而成为“皇权统治的理想工具”，使得中华帝国政府能够成功地在地方行使权力，治理国家(Mann，1986: 342—344)。¹

1.许多早期的学者都持有和曼相似的看法。Karl Wittfogel(1957)认为，在中国，秩序的维持是依靠限制在“monopoly bureaucracy”(第367页)之中的“total submission”(第149页)和“total obedience”(第151页)来实现的。类似地，Étienne Balazs(1964)断定，“一个统一的、庞大的农业帝国”的存在，完全是依靠儒家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尊敬、谦恭、温顺、驯良，完全听从和服从于长辈及上司”(第155页)来维持社会的层级结构。

但是，韦伯关于中国政体的观点也受到了批评。例如，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的社会历史学家质疑韦伯对于社会精英与权力的假设。在中国，精英的概念并非像韦伯所认为的那样单一，这些精英们也并不是依靠其与帝国政权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统治的(Esherick & Rankin，1990: 2—3)。同样，韦伯对中国法制体系的论述也受到了批评(Huang，2001; Marsh，2000)，这些批评认为韦伯夸大了清朝法典中的任意性与非理性，并且忽略了法律规则背后“潜规则”的作用。当然，韦伯的观点至今仍得到部分当代学者的支持(Zhao，2006b; Andreas，2007)。

另外，韦伯所说的“自上而下”的帝国政府结构也受到社会学家韩格理(Gary Hamilton)的质疑。韩格理认为，一方面，在中国传统家庭中，父亲的权威可能并没有韦伯所说的绝对强势。因此，孝的义务，也就是韦伯所认为的巩固官僚层级的社会价值，可能无法让官员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根据韩格理的观点(Hamilton，1989：50)，韦伯的理论体系没有全面考虑到传统思想对社会责任的强调。孝不仅仅要求人们去盲目地遵从其上级，它还要求上级对他人的责任，包括对孩子、妇女、下属和下级的责任。韩格理同时指出，效率并非帝国体制追求的目标(Hamilton，1989：162)。

政治学家舒绣文(Shue，1988：104)指出，帝国统治者并不追求效率，他们并不追求完全控制。她认为，中国统治者“没有、不能、也根本不想控制一切”。相反地，他们认可地方的需要和影响，并且也允许政府官员的决策受到地方压力的左右。与舒绣文的观点相似，其他许多文献也关注政府官员是如何代表地方利益的(Ch’ü，[1962]1988; Fei，1953：84; Perdue，1982; Reed，2000; Oi，1989; Tsai, 2002, 2007)。

事实上，史料表明，对地方的责任自古以来是中国治理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当时有个名叫韩韶的人(约公元155年)被遣往山东某小县任官，远离家乡。由于政局不稳，耕地弃置，成千上万的饥民涌入他的辖区。出于同情，韩韶不顾下级的反对，冒着被处置的风险，为难民开仓放粮。事后，上级获悉此事，赦免了按律本应对他实施的惩罚，但是他无法再得到晋升。然而，与韩韶同郡的四位官员事后为他立碑，志其勇毅(《后汉书》卷六十二·列传第五十二，第2063页; Wu，1992: 218)。

如果韩韶仅对上级负责，他就不会违令开仓。并且，只要他还需依靠上级取得晋升或者获取资源，韩韶就应当为上级的利益服务，并且可能会不惜牺牲地方的利益。另外，倘若“孝”(即对上级权威的无条件服从)体现了中国当时主要的社会价值，韩韶也不应当得到其他官员的赞扬，更不用说立碑扬名了。

那么，如何解释这些中央任命的官员会对地方负责呢？当然，倘若把韩韶的行为看作一个偶然的利他主义举动，这件事情就无需解释。然而，历史学家的研究(Brown，2007; Neskar，1993; Will，1990)表明，在中国历史上，有关这类官员为地方利益承担责任的记载并非个案。类似的故事也曾经发生在一个叫作王望的官员身上(约公元58—76年)。在一场旱灾中，王望未经上级允许便开仓放粮。此事被朝廷得知，王望险遭严惩。幸运的是，一位掌权者为王望及时争取到了赦免(《后汉书》卷三十九·列传第二十九，第1297页)。在下文中，我们将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汉朝的中央任命官员如何用不同的方式维护地方利益。

本文不是史学研究，仅是运用史料尝试一次社会学的探索，考察东汉制度和文化，解释官员维护地方利益行为的动机。¹尽管本文集中研究的是东汉这个特定的时期，但笔者希望本文的结论可以为研究整个中国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提出三个尝试性的解释：

1.运用历史资料的社会学研究例子，可参见：赵鼎新，2006a。

首先，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反映出实际的需要。由于中央任命官员的资源有限，为开展工作，官员不可避免地要与地方势力进行合作。另外，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经学意识形态的影响，管理者在道德上认识到地方官对民众的义务。第三个因素，也是本文认为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是声誉机制，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官员的晋升。东汉晋升制度的基础是美德，或者说声誉、口碑。在那个时代，没有硬性的官员选拔标准，因此声誉便成为官员事业发展、家族兴旺的关键。因此，官员需要依靠地方精英来提高他们的公众道德声誉。

二、历史背景

中国历代均采用行政分级制度实施地方治理，汉代分郡、县两级。在郡县制下，朝廷派遣为数不多的官员去地方任职，而且规定官员不能在自己的家乡任职。郡县制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制度，尤其是罗马帝国的军事独裁制度截然不同，有着一系列自身的特征。对本文来说，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回避制度”：禁止朝廷任命的官员在其家乡任职(Finer，[1997]1999: 498)。采取回避制度的原因主要是为了防止朝廷任命的官员与地方利益勾结(Shigeta，1984：351)，从而可以保证中央的指令，特别是那些可能与地方利益相冲突的指令能够得到执行(Metzger，1973: 37)。

除了回避制度之外，汉代的朝廷还缩短了官员的任期，以减少地方势力对官员的影响(Ebrey，1974)。同时，朝廷还派遣刺史监视官员是否亲善地方势力，是否滥用权力，是否违反命令(Wang，1949: 160—61; De Crespigny，1981: 48—49)。另外，汉代帝王的角色也具有不同特征。在罗马帝国，帝王亲政，巡查帝国；而汉代的帝王居守都城，并不亲自参与地方的治理。有些汉代的帝王甚至往往与外界隔离，他们主要依靠通信了解地方情况，实行间接管理(Finer，[1997]1999;Weber，1951)。另外，罗马帝国有黩武的传统, 而汉帝国则实行文官统治制度(Finer，[1997]1999; Weber，1951；Mann，1986)。

汉代的行政制度中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征。首先，仅仅使用“官员”这个称谓其实欠妥，因为在汉代官僚制度下，委任的官员与雇用的官员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朝廷选中后派遣到地方上工作的精英官员，他们受“回避制度”的约束(De Crespigny，2006: 1232)。本文称此类官员为“朝廷命官”。而后者则是“属吏”，或次级官员，他们由朝廷命官直接任用和管理，通常任职于其家乡所在地(廖伯源，1998: 3)。

本文所考察的基本资料包括正史中有关重要廷论、政策与奏折的记载及以其他方式留下来的有关社会评述和行政记录的资料。有两处近代出土的关于行政的资料对本文具有关键作用：今甘肃居延地区与江苏尹湾地区出土的汉代书简。前者在20世纪初期开始就得到学者的关注，它保存了西北边疆的一个军事基地自公元前1世纪以来的记录(Loewe，1967)。后者则是1993年的考古发现，记载了东海郡在公元前10年左右的地方治理情况(Loewe，2004: 38, 43)。

另一重要史料是碑石刻。较大规模的碑石修建始于公元2世纪，它们是了解汉代派遣到地方上工作的精英官员的重要参考资料。现存汉代石刻中，大部分石刻(469个)的所有文字内容集中于四处：(1)永田英正所编录的《汉代石刻集成》；(2)洪适(1117—1184年)所编录的《隶释》; (3)同样由洪适编录的《隶续》；(4)由汉代文学家、官员蔡邕的作品所组成的《蔡中郎集》。

在这469个碑石刻中，277个石碑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Brown，2007: 140—41;永田英正、周长山，2002; Ebrey，1980)。其中，100个石碑为已去世的官员而立，48个石碑为还活着的官员而立，而其他的石碑则为神、历史人物、事件而立(Brown，2007: 106，140)。有48个石碑的背面刻文(即碑阴)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碑阴共记载了关于1677位捐赠者的姓名、籍贯和职位等信息(见表 1)。石碑的特殊作用在于：其一，这些石碑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为了纪念官员个人的；其二，石碑主要是由地方自发而立的，由地方精英和同僚邀请一位撰文者，而这位撰文者通常是(但并不一定是)朝廷的高级官员(Brown，2007：48，Fig. 2.2)。

当然，研究资料自身也存在局限。与中华帝国后期以及近代的资料相比，汉代的地方历史资料相对稀少。和其他所有的历史数据一样(Goldthorpe，1991)，汉代留下的资料保存零散。比如，现存的汉代石刻之所以能留存至今，主要是由于宋代文物收藏者的努力(Nylan，2005a; Liu，2005)。在此情况下，选择性偏误的问题很可能存在(谢宇，2006)。另外，本文的历史资料还存在地理上的局限性：资料中信息最丰富的部分都集中在汉代统治的中心区域，也就是当时中国的东部地区、华北地区以及西南地区(Bielenstein，1947; 永田英正，2002)。

三、实际需要

首先，官员对地方利益的保护，既出于实际需要，也符合其自身工作的利益。正如很多研究官僚组织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地方官员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势力作妥协(Downs，1967; Tarrow，1977; Wilson，1989)。¹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笼统，无法阐释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官员对地方利益的妥协与维护。中国传统统治体系中有三方面的具体原因使得官员能够对地方负责：(1)政府官员对当地的利益认同；(2)中央政府统治力量的局限性；(3)中央政权较低的监控能力。

1.有意思的是，美国当代森林看护员的情形与中国汉代的治理者有相似之处。和汉代地方治理者一样，看林人也在边远的地区工作，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也需要当地人民的配合，并且也从位于中央的华盛顿森林治理办公室那里得到很多自治权。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看林人有时候会违背中央的指令了(Kaufman，1960: 211)。

以前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官员对地方施惠可以看作是因为地方官员将自己的利益与其所辖地区的利益相挂钩(Tsai, 2002, 2007; Tarrow，1977; Walder，1986: 249; Zhou，1989)。类似现象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中比比皆是。例如，戴慕珍(Oi，1989: 115—125)在对改革开放当前中国农村的研究中，展示了生产队队长是如何通过向政府低报粮食产量来维护地方利益的。他们的这些行为可以用“自利”来解释——生产队长是当地人，如果其所属的社区经济状况困难，他们自身也难逃牵连。

尽管这个解释有一定道理，它却并没有解释出中国在帝国时代由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的行为。的确，东汉官员中的绝大多数——多达96%——在家乡任职(即属吏)，但是最终对郡与县的治理负责的却是那些通过察举制度派遣的朝廷命官。如前文所述，2000多年以来，依据回避制度，中央任命的官员不得在家乡任职(Ch’ü，[1962]1988;严耕望，1961)。

另一原因是中央指派的官员面临沉重的管理负担。当然，在中国漫长的帝国时代，朝廷命官的管理负担之沉重比帝国时代的法国更甚(Hamilton，1989: 152; Esherick & Rankin，1990: 3; Kiser & Tong，1992: 310)。据保守估计，清代的管理负担——这个估计将次级官员都计算为政府的组成部分——是3个政府工作人员管理10 000人。与之相对的是，18世纪晚期的法国政府7.5个政府工作人员管理1 000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朝廷命官需要与当地精英合作(Shue，1988: 100)。换言之，没有地方的配合，朝廷命官无法进行工作。

但是，东汉的管理负担要比帝国时代末期的中国轻得多。笔者估计，在东汉，每1 000人中有2.2—2.6名政府官员(包括属吏)。¹尽管东汉的官员们不得不与地方进行配合才能完成中央委任的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受地方势力的摆布。特别是，东汉官员控制着地方精英进入仕途之路，因此他们掌握着中华帝国末期官员所没有的平衡地方关系的一种手段。对于初入官场者，朝廷命官可以将地方精英提名为“孝廉”，以这种方式让他们在察举中得到提拔。此外，在东汉，地方上的属吏职位亦由朝廷命官掌控；而在中华帝国末期，这些职位都是通过买官或者继承的方式来获取(严耕望，1961: 220ff; Kiser & Tong，1992: 312)。诚然，郡、县朝廷命官是否通过操纵官员晋升来平衡地方关系，还有待商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地方政府属吏的相对地位高于帝国末期的地方政府办事人员(Ch’ü，[1962]1988: 62; Watt，1972; Will，1990: 89; Chen，2003: 296—304)。东汉地方政府的属吏，事实上是“吏”，他们可以获得政府的俸禄，并且能被察举，获得职位。事实上，如尹湾出土的资料显示，察举排名中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在其家乡通过指派获得最初的属吏职位(廖伯源，1998: 25)。朝廷命官控制了地方的属吏职位，就意味着控制了地方精英步入仕途的第一步。

1.据人口学的估计值，当时大概有5 000万至6 000万人口(Bielenstein, 1947, 1975)。Loewe(2004)关于汉代官僚机制的数据是依据尹湾的考古发现和一些传统的资料，根据他的估计，在汉代官僚系统中，共有约130 000名官员。

最后一个原因是中央政府的监控能力较低(Kiser & Tong，1992)。地方朝廷命官即使违背上级的指令或者与地方势力合谋，也不太会受到什么严厉的惩罚。东汉朝廷采取了多种措施，试图控制地方朝廷命官的权威和势力。但是，总体来说，汉代的监控系统非常薄弱，信息传递相当缓慢。因此，很多罪行和不当行为都被掩饰过去(Loewe，1967：Ⅰ.43—44; De Crespigny，1995: 538)。

虽然汉代的监控无法和现代国家相比, 但是其监控能力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得那么低。侯旭东(2006)分析了汉代的传舍，他发现, 汉代到处都建了传舍。传舍制度促成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消息传递, 支撑刺史行部与郡守行县。所以, 虽然监督官员的数目不大, 但国家监控能力并不弱。

中央政府监控能力的不足，或许也是地方朝廷命官保护地方利益的原因之一。但是，他们为何有积极促进地方利益的行为?比如，东汉的地方朝廷命官是出于什么动机向地方主动提供一些公共福利(例如出资筑路修庙)？在东汉的资料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公元148年，为纪念曾任司隶校尉的杨涣而修建的碑，便是一例。根据碑文所述，杨涣为地方利益而尝试重修塌毁的山间隧道(Harrist，2008)。另有一例记录在一块公元2世纪初建的纪念碑上，纪念朝廷命官赵姓官员在危崖上修建道路的行为。根据石碑上的记载，赵姓官员修筑的这条路抑止了强盗抢掠，惠泽乡邻(《隶释》卷四，2b—3b)。最后一例是《后汉书》中歌颂马棱的记载(《后汉书》卷二十四，第862页；《东观汉记》卷十二，10a—10b)：

建初中，仕郡功曹，举孝廉。及马氏废，肃宗以棱行义，征拜谒者。章和元年，迁广陵太守。时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赈贫羸，薄赋税，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吏民刻石颂之。永元二年，转汉阳太守。

四、意识形态

像韩韶这样保护地方利益的行为，或许可以解释为受到道德的约束，因而有必要考察当时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地方官员的伦理价值观。当然，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确定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朝代。余英时(2003: 50)指出，汉代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后世的儒家思想，在汉代(甚至东汉)，心性没有“成为儒教的中心”, 并且“孟子还没有取得正统的地位”。另外, Nylan (1999)、Smith (2003)以及Csikszentmihalyi和Nylan(2003)也指出, 在汉代，中央政府并没有将儒家思想单独作为正统思想来推崇。“虽然在汉代，儒家并无其在后世所形成的纲领性的思想要旨，但是那时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古典传统讲求‘仁政’。”这种思想助长了地方官员在一方之内所具有的皇家权威的形象。

为了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东汉的政治权威的观念并没有赋予君主至高无上的自由处置权(Nylan，2008；Loewe，2004)。君主权威的最终正当性来自“天命”，而这种“天命”以其统领国民的能力而定。因此，统治者被迫承认两点：第一，他们统治的权力甚至是能力，受到“天”的约束，而“天命”是否有效，又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在这里，德行指的是他们能够有效治理地方，做好“民之父母”的能力(Nylan，2008)。第二，如果无法达到以上要求，“上天”就会撤除对他的委任，那么公开谋反甚至是弑君，都是情有可原、顺应天意的。这种警醒统治者的观点在经学中并不少见，劝说他们应该服务人民，而非被人民服务，正如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当然，关于天赐的政权和能力最初仅仅是针对君主而言，但一些学者指出，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其实也以同样的角度来看待其自身的权威(Metzger，1973: 252)。他们并不将自己视为一个被动地执行君主或者上级指令的工具(Hamilton，1989: 158)。相反，他们在一方之土内有着皇家权威的形象，因而也一样享有天赐的权威(Metzger，1973: 252)。

这种政治权威的观念，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系统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地方朝廷命官可以被视为缩微了的君主，所以他们也将自己想像成是受“天命”所托的。同样，他们的权威确立于他们能够作为“民之父母”。如果“为地方服务”是权威的最终标准，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地方官员在必要时会违背上级指令，坚持他自己的“天命之托”，而去维护地方百姓的利益，因为这样的行为是顺应“天命”的，是神赐的，是正义的。下面来看一些来自于东汉石刻中的具体例子。

有一块有名的摩崖石刻《西狭颂》是为纪念武都太守李翕(约160年)而修建的。它主要颂扬了李翕率领民众修治西狭阁道造福于民的政绩。其中写道：

郡西狭中道，危难阻峻，缘崖俾阁，两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测之溪，阨笮促迫。财容车骑，进不能济，息不得驻，数有颠覆陨隧之害。过者创楚，惴惴其栗。君践其险，若涉渊冰，叹曰：诗所谓“如集于木，如临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则为设备，今不图之，为患无已。敕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审，因常繇道徒，铣烧破析，刻陷崔嵬，减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坚固广大，可以夜涉。四方无雍，行人欢悀，民歌德惠，穆如清风。

我们怎么看到李翕在使用他为地方服务的政治权威呢？首先，修治西狭阁道是李翕个人的决定，并非皇上的直接旨意。第二，修路的动机直接来自于民众的苦难(“数有颠覆陨隧之害。过者创楚，惴惴其栗”)。最后，我们注意到，称赞李翕行为的是一般的行人和老百姓(“行人欢悀，民歌德惠”)。

仔细观察东汉石刻上的内容，可以看出石刻的作者特别留意对地方官员的道德品行评价，而且强调已得到当地公众的认可。当然，这些石碑的内容似乎都是为了美化个人而写的。一些碑文的作者甚至强调天意的赞许，并借此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神圣性。纪念北海之相孔宙(约亡于公元164年)的石碑就是其中一例。孔宙碑文的作者强调了这位已逝官员在当地的角色——他被认为是一位有着神赐能力的领袖，能变瘠土为良田。据称，他的下属官员们能够在曾经荒芜的土地上耕种出粮食，酿造出美酒(《汉代石刻集成》，Ⅱ. 148)。为竹邑之相张寿(约亡于公元168年)所建造的石碑给了我们另一例子。石碑的作者明确意识到，官员在监视着是否有灾难的凶兆。张寿把自己当作“民之父母”，这一行为使得他博得了平民百姓的爱戴与欣赏；不仅如此，他还表现出了很强的驾驭自然的能力。他的道德品行非常高尚，以至于“国无灾祥, 岁聿丰穰” (《汉代石刻集成》, Ⅱ.166)。纪念中牟郡的一位县长鲁恭(公元32—112年)的庙，是我们要举的最后一个纪念碑例子。根据《后汉书》对他生平的记述，鲁恭的属民和同僚为他修建的庙宇记录了他与治理相关联的吉兆。例如，我们得知，公元82年，蝗灾和蛇灾遍及该郡其他所有地区，而唯独他曾治理之处幸免于难(《后汉书》卷二十五，第873页; De Crespigny，2006: 615—616)。

我们现在对东汉保留下来的石刻作一简单的统计分析。根据内容，这些石刻可分为四类：一，强调效忠于朝廷以及来自朝廷的褒扬的；二，强调造福地方百姓以及来自地方百姓的褒扬的；三，强调政治上的归隐的；四，内容无法辨别的(此类石刻大多已碎毁)。这四类石碑有可能是相互重叠的，因为很多石碑不仅仅提及朝廷的褒扬，而且也涉及造福地方的行为。因此，我们是根据碑文中着重强调的内容来分类的。另外，我们的分类偏保守：有一些石刻，我们并不确定它们是关于效忠朝廷的还是造福百姓的，我们就将它们都归为“效忠朝廷”这一类。基于以上的分类标准，我们发现，石碑中有145个的内容是可以辨别的，其中有51个是关于效忠朝廷的行为，另外94个是关于官员造福百姓的行为。更引人注意的是，大部分石刻所颂扬的都是地方官员对他所治理的地区百姓的恩惠，而不是对他家乡的造福。

东汉社会评论家的作品进一步支持了本文有关官员因受道德约束而维护地方利益的观点。例如，士大夫崔寔在他的《政论》中对郡县制度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个让地方官员频繁在各个地方的职位之间轮换的制度，削弱了他们治理好辖区内百姓的能力。尽管崔寔认识到，完全废除郡县制度是不现实的，但是他提议将地方官员的任期延长到数十年，使他们能够在辖区内建立根基(严可均，1963：卷四十六，7a)。根据崔寔的观点，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让地方官员将个人利益与地方利益等同起来，能够更好地造福当地的百姓。崔寔的论述涵盖了很多在石刻中表现出的观点：地方官员不仅要将地方的福利纳入考虑，而且还要将自己作为辖区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前述讨论显示，维护地方利益是官员道德上的义务。当然, 余英时先生也指出，其实, 循吏对地方群众负有义务与论语的思想很一致(2003: 86—89)。但是，余英时的分析尚未说明儒家思想影响地方官价值观的过程。并且他也发现, 传播儒家价值观的循吏还是少数，远不如酷吏和俗吏那么多。但是这些官员是如何被灌输了这样的价值观的呢？换言之，这些东汉地方官员是如何受到这些价值观的影响的呢？显然，对于大多数东汉官员来说，这样的价值观并不是经学教育的产物。如上文所说，东汉没有统一的科举考试。与帝国后期的科举制不同，东汉取仕并不一定需要经过长期的对经学思想、理念的学习。诚然，一小部分知名学者确实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的，并且有些朝廷大臣堪称学识渊博，但是，在所有东汉的大臣或者官员中，基于其经学文化的修养而获得职位的并不多(Loewe，2004: 128—129; Houn，1966: 149—51; Nylan，2000: 238)。更值得推敲的是，很多东汉地方官员学识不深，更别说深谙经学文化了(Nylan，1996: 11，12—15;Nylan，2000: 238; Houn，1966: 159)。另外，在东汉朝廷内部，也存在着对天命的不同解释，因此很难作为一种无可置疑的思想体系来传播光大(Clark，2008)。

五、道德声誉

如前所述，中央政府任命的地方官员维护地方利益的行为，在“实际需要”和“意识形态”这两方面都得到部分解释。但是，在汉代的历史情况下，这两种解释都存在着局限性。例如，“实际需要”不能充分说明维护地方利益行为的主体——地方官员——的主观能动性。而从价值观角度切入的意识形态的论述，又无法解释东汉的地方官员如何获得和使用这些维护地方利益的道德价值观。为了更全面地理解为什么官员会主动去保护和争取地方的利益，本文提出对官员行为的一种新的解释——道德声誉的影响。东汉特殊的选官制度，使得地方官员及其眷属因利益去迁就地方最强大的民众势力，以赢得当地人对其道德品行的认可。

东汉以察举制筛选和提拔官员。具有出众的道德品行是一个正式的标准。察举制的目的是选拔德行优良之士，他们“在家为孝子，出仕做廉吏”。察举常科中最主要的是孝廉科，每年由各郡荐举一到二人(按人口定)作为“孝廉”。可是，德行很难客观衡量。因此，能够证明某人神圣出众的事物——例如，能够做出超乎常理之外的事，或者与一些奇异的事迹有关——都可以作为选拔一个人做官的正当理由(Brown，2007: 46, 80—81)。

不管如何衡量，被认为有良好的道德品行的确是汉朝任命高级官员的前提条件。在官员任职之前，个人道德高尚的声誉，特别是“孝”，需要经过考察(Brown，2007: 52)。以当时的一封便函为例，它的目的是推荐一位叫作程未的14岁属吏为孝廉的候选人。这封便函的作者，就是本文前面所提到的蔡邕，东汉文学家、书法家，汉献帝时任左中郎将。在这封便函中，蔡邕并没有提及程未的技术能力，如读写能力、对法律与管理事务的熟识程度。相反，蔡邕只强调了程未的个人道德品行——那些无法“学会”、无法被“教授”，而只能够被“考察”出来的东西(Weber，1947: 367)。此函刻意描述程未“非常孝顺”地悲悼他舅公：悲痛不已，精神失常，消瘦憔悴。“耳闻叔名，目应以泪。”同时，蔡邕花了很大的笔墨来确证程未道德高尚。他访谈目击者，并且设计了多种策略来考验这个男孩子的悲痛程度。蔡邕认为，程未的“孝”来源于他的内心，而不是教育与培养的结果。这再次体现出个人道德高尚的重要性。蔡邕指出，程未出身鄙野，而他的行为举止出于天生的素养，这些都意味着他更加适合做官。如蔡邕所言，“虽成人之年，知礼识义之士，恐不能及”(《蔡中郎集》卷八，4a—5a)。

如果高尚的道德品行是官员称职的标准，同理，道德品行的不足也是官员免职的依据。评估官员道德品行和论证朝廷的合法性——天命——用的是相似的逻辑。好的收成与富饶不仅是上天对帝王的肯定，而且也是对地方官员的肯定。相反，灾难——例如干旱、洪水、饥荒和其他星象凶兆——都是帝王或者地方官员缺乏道德品行的证据(Weber，1947: 360; Eberhard，1957; McKnight，1981: 18—36; Loewe，2004: 442—456)。这个评估体系在东汉被制度化了，并且存在于对地方官员的惯常评价体系之中。根据《汉仪》中对蔡质(约活跃于公元178年)的记载，朝廷派遣下来监察太守的刺史们需要考察是否存在天意的不满，例如“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后汉书》志第二十八·百官五/州郡，第3617—3618页)。这些不安定的表现会上报中央统治者，并被作为官员撤职或弹劾的根据(De Crespigny，1981: 49)。

这种对道德品行的强调，也使得地方精英阶层有能力去影响地方朝廷命官，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建立公共纪念物来提高官员的声誉。在东汉，为地方官员建立的纪念物主要有三种，除前面所提到的石刻以外，还有庙和祠。石刻起源于公元2世纪，但庙和祠的修建比石刻的修建还要早，可追溯到约公元1世纪。这些纪念物大都由属吏与不在官职的地方精英为朝廷命官建造。表 1中显示，名列于本文所考察的48个石碑的1677位捐碑者中，只有229位是朝廷命官，552位是地方任命的属吏，而其他占多数的捐碑者都是无官职的地方权势人士(Brown，2007)。表 2是已知的为纪念东汉朝廷命官而建的庙和祠，一共有32座，其中至少有8座是为还活着的官员而建的生祠。

另外，地方精英还用“颂”(或“歌颂”)的形式来褒扬地方官员。当然，与石刻、庙、祠不同的是，“颂”并不是实体的纪念物，它们是靠口耳相传而存在的。正因为如此，“颂”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其传播不受地理的限制。与石刻、庙、祠相似，“颂”的源出很难考证，一般在史书上含糊地认为由当地的“百姓”、“民”、“吏民”、“吏”所作。表 3汇总了史料中记载的歌颂东汉朝廷命官的“颂”。

与官方档案相比，民间褒扬对于提升官员声誉的作用更为明晰。官方档案记录被秘密保存在朝廷的档案库中，而且难得由皇上亲阅(Nylan，2000: 240—241)。另外，朝廷的史料也不会在民间广泛传播，大部分《史记》中的记载(大约公元前90年)在东汉并未公开(Hulsewé，1975: 87)。与之相反，民众可以看见石刻。这一点可以从石刻的放置地点看出。这些石刻，或位于路边，或位于庙前、墓前，或位于桥上、山坡上。建造者希望当地的居民和过客以及后继的地方官员能够看到，诵读并记住碑文(Brashier，2005; Harrist，2008)，“嗟尔来世，是则是效”(《蔡中郎集》卷二，2b)。与此相似，另一位题碑者坚持认为，他的石碑至少应当“昭示后昆, 申锡鉴思”(《汉代石刻集成》，Ⅰ: 192)。

地方官员们的事迹有望被刻在纪念物之上，由此他们获得了激励。关于这一点，本文已经作了解释。但是，是否有证据表明，这些纪念物的确有利于官员的晋升呢？首先，朝廷的史料(根据官员的档案材料完成)在记载官员生平时，提到了纪念性的碑、庙与祠。因此，很明显，这些地方官员的上级将这些信息纳入了对官员的评估系统。¹另外，一些案例表明，得到地方的高度认可是决定官员升职的因素之一。作为例子，我们可以参考关于一对兄弟的记载。为兄的叫董恢(约活跃于公元177年)，是不其县的县长，他的治理非常得民心。“吏人为之歌颂，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暴疾而卒” (《后汉书》卷七十六，第2482页)。意思是说，董恢后来因为“尤异”而被青州的上级任命，升职成为丹阳太守，但不幸突然死亡。为弟的叫董翊，“乃就孝廉，除须昌长，化有异政，吏人生为立碑。闻举将丧，笃官归。后举茂才，不就。卒于家”(《后汉书》卷七十六，第2482页)。可见纪念碑的确对晋升颇有作用。²同样，庙与祠也有提高地方官员声誉的功能。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在前面所提到的鲁恭一例中，他在中牟县得到的公众认可促成了他日后的晋升。中牟县的任期结束之后，他离开职位，依惯例为母亲守孝。在孝期结束时，他又重新被任命为检查官，随后官至司徒。另一例是曾任武威地方官员的张奂。在当地，地方知名人士为他建造了庙祠。张奂由于他的“尤异”而获得了任命。从任命的时间来看，纪念物很可能提高了他在上级眼中的地位(《后汉书》卷六十五，第2138—2144页; De Crespigny，2006: 1052—1053)。

1.关于官员档案与朝廷史料之间关系的文章，请参见Brown (2007)。关于在朝廷史料中所提及的文字内容，请参见《后汉书》(38.1606, 52.2063, 52.2067, 58.2227, 72.2794)。关于刻字的石质纪念物(不含碑)的资料，请参见《后汉书》(24.862, 43.1487, 43.1750)。关于纪念已故太守的祠堂，请参见《后汉书》(71.2676)。关于庙与祠，请参见《后汉书》(31.1105—1106，41.1413, 42.1453, 56.1819, 62.2049)。

2.在《后汉书》中还有类似的例子，如《后汉书》86.2851，参见广汉总统帅郑纯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本文主要探讨地方居民给予地方官员个人的正面激励。但是，理性行为也可能基于家族利益(Adams，1999)。因此，这就提出了如下问题：纪念物与其他形式的公众认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惠及与当事人有血缘关系的群体？

本文认为，地方官员所赢得的公众认可很可能提高了其家庭的社会地位。首先，很多纪念物(尤其是为已故者立的碑)都是在官员的家乡而非其为官之地。¹这些纪念物应当被视为一种公开展示——不仅反映某个个人的现有能力和地位，而且反映个人所属的家庭的地位、声望和权力(Nylan，2005b: 28—37)。

1.关于那些建在官员家乡的、由之前官员管理的地方属民及其同僚所建立的纪念已故者的石碑，请参见以下几个例子：孔宙(《隶释》 6.5b)、孔彪(《汉代石刻集成》 Ⅱ.192; LS 8.16b)、郑季宣(《隶释》19.6b)、刘宽(《隶释》11.4a; 《隶续》 12.5b)。

总之，本文认为，东汉的官员征招与提拔制度对道德声誉的强调促使了韩韶这样的地方朝廷命官去维护地方利益。如前文所示，东汉的地方精英有能力通过建立纪念物来塑造地方官员的声誉。在这个阶段的官员征召系统中，声誉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一个没有硬性仕途标准的年代，一个人在他的同伴和同时代人之间的声誉，不仅仅对他自己的职位至关重要，而且也对他的亲属步入仕途提供了潜在的帮助。

六、讨论与结论

为什么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会主动保护和争取地方利益？为什么有些时候他们甚至将其治理的地方属民与同僚的利益置于上级利益乃至君权之上？本文认为，这样的行为揭示了“双重责任”的存在。双重责任意味着地方官员受制于一个制度性的约束——他们不仅对上级负有义务，也对地方群体的利益负有责任。为了解释这种现象的存在，本文基于对东汉历史资料的分析，提出了三种解释：政府结构上的原因——实际需要；政治思想上的原因——意识形态；晋升制度上的原因——道德声誉。

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如此广大的中华帝国，在通讯条件如此落后的情况下，是如何通过一个小规模的中央政权来实现有效的治理？什么是“有效”？如果将“有效”定义为“一个有效率的集权政治体系”，也就是说，一个将上级的命令层层下达、切实执行的体系，那么东汉的官僚体系显然无法实现这个目的。事实上，这个体系正是韦伯所说的“无效率”的，因为它并没有选拔那些具有专业知识的高效率的人士来有效地执行命令(Ringer，2004: 184)。相反，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重在选拔那些有道德修养的人士(Weber，1978: 278, 1001)。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对声誉的强调反而使中央指令在地方的执行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它鼓励官员去维护地方利益。

前文的论述大体认可了韩格理与舒绣文的观点，即中华帝国时期的统治者其基本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权力机制，而是通过管制来维持现状(Hamilton，1989: 162)。如果稳定是其目标，那么对道德品行的强调就成为必需手段。在效率与稳定之间，往往存在权衡取舍(Tarrow，1977; Scott，1998)。一个过于强调执行中央指令的有“效率”的统治体系更容易遭遇社会的不满，因为对地方妥协的空间很小。从这一点来看，东汉的官员选拔体系在维持稳定方面很有效——通过对声誉的重视，促使官员维护地方利益，从而巩固了政治上的稳定。另外，这一体系还通过鼓励地方官员代表朝廷做一个仁爱的“父母官”而加强了朝廷对一个庞大的统一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本文的结论对韦伯原来的理论做了两点批评和修正：第一，尽管韦伯认识到中国帝制中存在着天赐皇权的因素，但他依然认定中国的统治权威是传统的，或是家长制的。相反，本文的结论显示，中国的帝国官僚体系中包含了神赐权力的思想。东汉的选官机制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表明神圣尊严和道德品行在当时是分不开的，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第二，韦伯认为神赐权威在本质上不可能稳定。在他的理论中，稳定的体系要么是理性的(即法律上的)，要么是传统的(Weber，1978: 246—254)。而本文的研究却显示，具有神赐性质的权威并不必然与官僚体系相矛盾。而且，这种权威的形式后来被植入中国历代王朝的官僚选拔体系之中，它一方面鼓励对地方利益的维护行为，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对中央政权的集体抗拒行为，从而维系了皇朝的稳定。

本文的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呢？换言之，东汉是一个地方官员对他们的属民特别负责的特例吗？当然，中国的官僚体制在东汉之后的2 000多年间经历了多次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中华帝国后期的地方官员不再根据其声誉选拔上任，而主要通过科举考试入仕(Ch’ü，[1962]1988; Watt，1972)。这些变革如何改变了地方官员与其属民之间的关系？政治理论家顾炎武(1969)曾经问过同样的问题。如果在帝国后期，官员的任命不再像东汉那么依靠地方的认可，地方官员是否仍对地方居民负责呢？

本文研究范围有限，尚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可以简单地参考一下清初的例子，来说明在中华帝国晚期，对地方的责任仍然存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湖北邻省陕西受灾, 大量饥民途经鄂西北郧阳、襄阳地区。湖广布政司参议、郧襄道道员俞森敏锐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困境：他可以选择违反法律开仓放粮，也可以选择等待几个月，直到上级的批示从北京传来。前者能够挽救大量饥民，但是他会受到朝廷的制裁；后者会保住他的官运，但是会造成无数人的死亡。面对这样的处境，他最终决定开仓放粮。后来，他向朝廷提交了事件过程的说明，追述了饥荒，恳请免除三年的赋税。根据他的官方信函，俞森是在明知自己违反规定的情况下破格放粮的(Will，1990: 93)。

这个事件与韩韶的事件之间相隔15个世纪。它们显示出，总体而言，中国的地方官员不仅对上级负责，而且也对下级负责。本文谨慎地提出，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本文讨论的三大因素——实际需求、意识形态、道德声誉——一直存在。甚至在当代中国，“双重责任”仍反映了中层官员的一种特有的结构性地位。我们注意到，在东汉之后的中国历史上，尤其是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声誉机制作为决定官员“双重责任”的关键因素依然存在。和东汉的情况相似，宋、明、清几代的地方与政治精英们都为中央任命的地方官员建造了祠、庙和碑，来纪念他们对地方的贡献以及高尚的道德品行(Neskar，1993; Will，1990: 93)。¹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声誉机制在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依然影响深远(Shirk，1982: 7—23; Tsai，2007)。但是，自东汉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技术以及文化准则的确经历过巨大的变革，“双重责任”的作用和具体实现方式也必然相应发生了变化。我们期待日后的研究能够阐明这些具体的变化，从而加深对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理解。

1.根据对当代中国乡村政府的深入研究，Tsai (2007)指出，官员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地方上包括官员在内的利益一致的群体。这些群体——包括宗族、氏族或者是兄弟会组织——通过赋予官员特权和道德上的地位，来换取其对地方利益的维护和负责。然而，Tsai并没有说明在利益一致的群体中，对地方责任的非正式制度在更高级别的地区治理中是否仍然存在。她的研究甚至表明，这样的机制只在村一级的层面上是有效的(Tsai，2007: 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