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一个被称之为中产阶级的社会群体逐步增长。特别是21世纪以来，连续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以及物质生活条件的普遍提高，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一个数量不断扩大的中产人群在中国社会出现了。虽然人们对于中产人群的数量和构成，以及是否形成一个阶级或阶层等问题还有争论，但不论是专家学者、政府的政策制定者还是普通的社会公众，都不怀疑这一群体的存在，并且乐观地预期这一群体在未来数年里的增长势头。伴随着这一群体的增长，有关中产阶级的话题成为公众舆论的一个热点，同时也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特别是社会分层研究领域一个重点关注的问题。社会公众和学者们对于中产阶级的观察讨论涉及诸多问题和视角，最近三、四年，社会学家最关注的问题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影响，他们的出现是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还是有可能推进社会变革。对这一问题，理论家们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研究者们也提供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对立双方的争论还在持续。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通过多组社会政治态度测量指标，试图把握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以此推测他们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

一、有关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争论 (一) 国外相关研究：自由民主政治的推动者还是国家的依附者

一些西方政治理论家(如李普塞特、亨廷顿和格拉斯曼等人)基于西方社会发展经验提出了中产阶级产生与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联系。李普塞特(Lipset，1959；1963)认为，社会富裕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民主之间高度相关，经济发展和社会富裕意味着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菱形的社会分层结构(a diamond-shape social stratification)，因而，产生中产阶级的富裕社会必然伴随着政治民主。李普塞特(Lipset，1963：31)也认为，“一个国家越是富裕，它实施民主的几率就越大”，这一观点被后来的一些理论家称之为政治“铁律”(Burkhart & Lewis-Beck，1994)。格拉斯曼(Glassman，1995；1997)从历史比较视角论证了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联，认为中产阶级为民主政治提供结构和制度的基础。亨廷顿也持类似观点，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指出，“第三波民主化进程的最积极支持者来自于都市中产阶级。”(Huntington，1991：67)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指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发生在南欧、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民主运动。上述西方政治理论家在宏观层面对中产阶级与民主政治必然关联性的认定，是基于他们对中产阶级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微观层面的观察分析。他们的研究发现，中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和态度理念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民主特征(Lipset，1963；Glassman, 1995, 1997；Eulau，1956；Walsh, Jennings & Stocker，2004)。许多具有西方学术背景的学者(包括一些华人学者)在研究中国中产阶级问题时也遵循上述理论思维(Chen & Lu，2006；Johnston，2004；Goodman，2008)。

上述观点长期以来一直是有关中产阶级政治特性的主流理念。然而，一些东亚社会中产阶级的研究者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东亚中产阶级的独特政治性格。M.琼斯和D.布朗等依据东方主义理论对东亚社会中产阶级政治取向的特殊性进行解释，他们认为，由于传统东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东亚中产阶级具有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并依附于强势国家(Jones，1998；Jones & Brown，1994)。萧新煌和苏耀昌等的研究也指出，东亚中产阶级在政治方面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并追求民主，另一方面企求安全稳定和依附于国家(Hsiao, 1999, 2001, 2006；Hsiao & So，1999)。这些研究发现，东亚中产阶级的兴起往往处于这些社会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国家权力较强并实施经济干预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中产阶级受益于经济增长和强势国家，因而他们希望维持社会政治稳定，保障自身经济利益。

(二) 国内学者的观点：社会稳定力量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在国内社会学领域，对于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第一种观点是社会学界的主流观点，即认为中产阶级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他们是维持稳定的社会力量，因为他们持有较为保守的政治理念。李强是提倡这种中产阶级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也很有影响。“在任何社会中，中间阶层都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力量。第一，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低层之间的冲突就会受到阻止，社会矛盾就会大大缓和，这是社会稳定的政治原因。第二，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代表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这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时，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思想原因。第三，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当中产阶级占社会的多数时，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就保证了社会庞大稳定的消费市场，这是社会稳定的经济原因”(李强，2001：19)。周晓虹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是政治淡漠，即“消费前卫、政治后卫”(周晓虹，2005)。周晓虹(2002)指出，中国中产阶级的几个主要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企业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政府官员和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都与国家保持紧密联系，而且是政府改革开放政策的极大受益者，他们“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不会有变革的欲望”，“或者说，在他们和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此外，周晓虹还认为，不仅中国中产阶级具有政治保守主义特性，而且大多数社会(包括西方和东方国家)的中产阶级都表现出保守主义倾向，他特别引用了米尔斯(2006)对美国中产阶级政治性格的描述。

然而，另一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有相反看法或者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其中的一些学者认同李普塞特和亨廷顿的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民主政治的推动力量，中产阶级的兴起必然引发政治民主变革。虽然这些学者一般并不指明中国中产阶级会去追求政治变革，但他们往往通过分析或介绍其他国家中产阶级成长过程和社会政治变迁，来证明这似乎是一条必然规律(李路曲，2000；郭继光，2000；杜伟、唐丽霞，2004)。也有学者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声称，中国中产阶级具有社会变革倾向，并指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产阶级会是社会稳定器”，“把中产阶级的扩大当作稳定社会的必由之路的思想是不可靠的”，“中产阶级绝不会静悄悄地走上历史舞台”(张翼，2009：249、232)。不过，反对“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观点的大部分学者并不完全赞同亨廷顿的理论，他们只是对“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稳定器”的必然性表示怀疑。李路路(2008)认为，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彰显出多种多样而非单一性的特征”，有可能是“稳定剂”或“缓冲器”，也可能成为自由主义变革的动力，还有可能依附于“威权主义的政体”或特殊利益集团而缺乏相对独立的作用和行为，因而中产阶级既可能持有政治保守主义态度，也可能持有政治激进主义或自由主义态度，中产阶级采取何种政治态度和发挥何种社会作用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比如经济发展状况、政体性质和秩序化程度等)。还有一些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有所不同，即使某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情境中也可能发生政治态度的转变(曹敏，2006；何平立，2006；刘长江，2006)。

二、研究问题、分析框架和测量指标 (一) 研究问题

虽然不同派别的理论家对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判断有所不同，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推论逻辑：如果中产阶级成员持有某种程度的政治保守主义态度，这一群体就可能成为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力量；反之，如果中产阶级成员采取某种程度的政治自由主义或政治激进主义立场，这一群体就有可能成为推进政治变革的力量。这一政治变革力量，按照亨廷顿等西方理论家的理解，就是推进“威权政体”向西方式“民主政体”转变的社会势力。遵行这种推论逻辑，判断当前中国中产阶级是否是一种社会政治稳定力量，首先要详细考查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是保守主义倾向还是自由主义倾向？只有系统考查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我们才能推测其可能发挥的社会政治功能。目前国内社会学者对于中产阶级社会政治功能的论述绝大多数是基于理论分析(李强，2001；周晓虹, 2002, 2005；李路路，2008)，仅有少数的研究提供了社会政治态度的实证分析(李路路、李升，2009；刘欣，2009；张翼，2009)，这些实证分析一般是在讨论其他问题时顺带分析社会态度的阶级差异，而非专门分析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仅有张翼的研究对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进行了专门探讨，但他也只是把阶级变量作为影响社会政治态度的多种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收入和党员身份等)之一加以考虑。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深入探讨这一问题。通过调查数据分析，基于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两分类态度分析框架，系统测量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并由此推论中国中产阶级可能发挥的社会政治功能。

(二) 分析框架：社会政治价值取向的两分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

本研究对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的考查是基于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两分类分析框架，采用这一分析框架意味着本研究追随已有理论观点的基本推论逻辑：如果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表现出政治保守主义倾向，那么它就是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反之，如果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呈现出政治自由主义倾向，那么它可能会是推进社会政治变革的力量¹。

1.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态度倾向并不意味着必定会采取行动，从态度倾向发展到具体行动还需要特定的条件。所以即使中产阶级持有政治自由主义态度，也只是表明他们有可能支持社会政治变革，是一种推进社会政治变革的潜在势力。

在建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政治价值取向的两分类分析框架之前，要弄清楚这两种社会政治价值取向的主要特征和区别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两种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已经有长久的历史，在许多国家的政治领域，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被认为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派别。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具体含义有所不同。在本研究中，笔者只选择了被政治学家广泛认同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个最主要的、相互对立的态度特征((Eccleshall，1994；Leach，2002；Nisbet，1986))。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最突出的一个区别就是对待社会变迁的态度差异。保守主义者对待变化或改变持有怀疑态度，他们更愿意维持现状，而自由主义者通常对现状不满，他们更希望社会演进或进步。如果某种社会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保守主义者喜欢渐近式变革，而自由主义者则喜欢较激进变革。第二个突出差异表现在对国家和权威的态度上。保守主义者通常不信任民主，他们更相信权威式的领袖或强有力的国家，而自由主义者则信奉个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第三个突出差异表现在对社会公正和社会公平的态度上。保守主义者认为维护财产权利比维护公正和公平更重要，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公平理念应该高于产权。

2.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里所说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学所说的保守主义及新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概念。另外，本文所说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都是中性概念，不存在对错或好坏的区分。

基于政治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三个差异，本研究建构三个指标来区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态度：满意度、权威意识和社会公正意识。这三个指标都与“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力量”和“中产阶级是社会变革力量”的假设相关。表 1列出三个指标及其具体含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这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和相应的测量指数。每个态度区分指标通过两个测量指数来进行测量¹。

1.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二手数据分析，只能基于此数据所能提供的信息测量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笔者所设计的相应指标和测量指数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不是一个对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全面测量，但它已经包括了这两种社会政治态度倾向的基本元素。

满意度指标反映了个人对现实状况的感受。高满意度意味着希望维持现状(保守主义态度倾向)，而低满意度意味着希望社会变革(自由主义态度倾向)。满意度由两个指数——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数和社会生活满意度指数——进行测量。权威意识指标反映了个人对国家和政府的态度。强权威意识表明希望维持现有政治体制(保守主义态度倾向)，弱权威意识表明希望政治体制改革(自由主义态度倾向)¹。权威意识由两个指数——政府信任指数和权威认同指数——进行测量。社会公正意识反映了个人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态度。社会公正意识弱表明对现存的不平等现象有较高的容忍度，意味着愿意接受现存制度安排(保守主义态度倾向)，而社会公正意识强则意味着对现存制度安排有较多的批评并希望改变这种状况(自由主义态度倾向)。社会公平意识用两个指数：不平等感受指数和冲突意识指数进行测量。

1.对社会变革的态度测量最好是直接询问被访者对于一些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方案和政策措施的支持或反对态度，但本文所用数据缺乏这些提问。实际上，由于这些提问大多较为敏感，目前的社会调查很难实施相关调查，或无法获得被访者的真实回答。因而本文从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满意度来测量人们对社会政治变迁的态度。根据一般性的社会政治态度分析，人们对生活现状越满意，越可能对将可能发生的社会政治环境变动采取谨慎和保留态度，这种关联性在有关中产阶级的政治特性分析中尤其突出。米尔斯(2006)对美国白领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的分析就体现出20世纪50和60年代的富裕社会与中产阶级的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关联。另外，萧新煌、苏耀昌等和一些其他学者(Hsiao，1999；Liu & Wong，1994)对于东亚中产阶级政治特性的分析也提到了这种关联性，他们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假设是“富裕命题”(Affluent Proposition)，即东亚中产阶级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受益者，而强势国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者，因此，中产阶级表现出对社会政治现状的较高满意度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

(三) 测量指数和计分方法

本文的态度测量方法借鉴了政治学家普遍采用的公众态度调查测量方法，即通过问卷调查被访者对一系列态度问题的回答，构建态度测量量表，给每一种答案赋以确定的分值，根据得分的高低判断态度倾向。表 2列出了测量6个指数的具体提问，每一个指数都包含了两个(及以上)提问项目的量表测量，并采用李克特量表的计分方法，每一个指数的得分是相关提问得分的加总。

各项指数的建构(对具体提问项目的选择)主要基于理论考虑，同时也辅助于相关的统计手段(Cronbach’s Alpha和因子分析)。首先，根据理论判断来选择适合的提问项目，并通过Cronbach’s Alpha来检测这一组提问是否可以建构一个测量指数。Cronbach’s Alpha是测量一组提问内在一致性的系数，由此可判断这一组提问是否代表了同一种态度倾向，以及是否可以构成一个态度测量指数。因此，Cronbach’s Alpha体现了指数量表的信度，一般而言，Cronbach’s Alpha高于0.7表明这一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如果Cronbach’s Alpha低于0.7，则说明量表中的各项提问有可能代表不同的态度维度，需要对这些提问进行筛选。对提问项目进行因子分析有助于发现量表是否存在多维度态度，以及是否需要删除某项提问。本研究所构建的6个指数有4个指数的Cronbach’s Alpha高于0.7：社会生活满意度指数为0.77，政府信任指数为0.72，不平等感受指数为0.84，冲突意识指数为0.72。因此，这4个测量指数的信度较高。但另2个指数的Cronbach’s Alpha低于0.7：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数为0.61，权威认同指数为0.66。笔者对这2个指数的提问项目进行了因子分析，以判断是否相关提问代表了不同的态度维度从而导致内部一致性较低。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数的Cronbach’s Alpha较低，说明这一指数的两个提问之间的关联度不高，即在过去5年里生活水平提高的人未必就预期未来5年里生活水平还会提高。虽然单纯从统计指标来看，这两个提问构成的量表信度略低，但是仔细考虑这两个提问的具体含义和这一指数所要测量的态度内容，笔者认为这两个提问应该代表着同一维度的态度倾向。一般而言，对两项提问都给予肯定回答(过去5年生活水平提高了并且认为未来5年还会继续提高)的人，其个人生活满意度应该会高于仅对一项提问给予肯定回答的人，反之，对两项提问都给予否定回答的人，其个人生活满意度应该低于仅否定一项提问的人。因子分析结果也证实了这一判断，两项提问的因子分析只得出了一个因子，而且两项提问的因子负荷都高达0.845。因此，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数应该可以接受。权威认同指数的Cronbach’s Alpha略低于0.7，因子分析的结果只得出1个因子，所有6个提问的因子负荷都高于0.56。这表明，这6项提问代表了同一维度的态度倾向，因此，权威认同指数应该可以接受。

三、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和分类 (一) 中产阶级概念界定的多元性

社会学界有一种通常的说法，有多少个阶级理论家就有多少种阶级概念的定义，这句话完全适用于中产阶级的界定。对于中产阶级的确定含义和具体分类标准可谓多种多样，很难说哪一种概念界定最为正确，也没有哪一种分类体系得到普遍公认。人们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对中产阶级的某些社会特征有一些共识，比如，他们在社会地位等级分层和收入水平等级分层中处于中间位置，他们大多是受薪的白领职业人员，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人们对中产阶级的一般性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在当今欧洲发达社会，所谓的中产阶级是指“一般人”或“普通人”，只要他不是富人也不是穷人，那他就算是中产阶级。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有着稳定工作的白领受薪人员——比较典型的是从事白领工作的白种人——就是中产阶级。这种中产阶级的概念与当前中国民众对中产阶级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李春玲，2009)。对中产阶级概念的多元理解也许是一种合理现象，因为中产阶级是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一群人，其边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研究人员出于学术研究(特别是数据分析)的需要，必须依据明确的分类标准做出精准的中产阶级划分，分类结果往往在某些方面与人们对中产阶级的一般性理解有所差别。这是因为在具备中产阶级典型特征的人群与完全不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群之间存在着大量人员，研究者必然根据分类标准确定他们应归类为中产阶级、下层阶级(工人阶级)或上层阶级(精英阶级)。对于这一难解的问题，研究者采取的策略是根据具体研究需要选择适当的分类指标，而分类指标的不同也导致了对中产阶级概念的不同界定。一般而言，对于具备中产阶级典型特征的人群，不同分类框架的分类结果都是一样的，即被归为中产阶级，但对处于模糊地带的人群，不同分类框架的分类结果则有可能不同，这也导致了不同分类框架对于中产阶级人数规模的估计不同和对于中产阶级概念具体界定不同。我们虽然不能说某种中产阶级概念界定最正确或最不正确，但可以判断某种中产阶级分类框架是否适用于某一问题的研究。

(二) 本研究的中产阶级分类

本研究依据调查数据资料对中产阶级态度进行分析，这就需要一种明确的中产阶级概念界定和分类框架。笔者并不打算对中产阶级概念界定和分类标准进行详细的理论分析，仅对本研究采用的中产阶级分类框架进行一些说明。本研究采用的是“东亚中产阶级比较研究项目”(EAMC Project)设计的中产阶级分类框架。EAMC项目是由多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学者参与的中产阶级比较研究项目，研究者在比较了E.O.赖特和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Wright, 1979, 1985；Goldthorpe，1987；李春玲，2005)之后¹，认为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更适用于亚洲社会的中产阶级划分和研究，基于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他们设计了一个6类阶级的分类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东亚中产阶级比较研究(Hisao，1999：9)。

1. E.O.赖特和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是社会学界中两种最为主流的中产阶级分类框架，赖特阶级分类框架代表了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而戈德索普的阶级分类框架代表了新韦伯主义阶级理论。

EAMC阶级分类对戈德索普阶级分类框架一个最明显的修正是划分出了一个“资产阶级”(见表 3)。理论界(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家)对戈德索普阶级分类框架一个最严厉的批评就是它掩盖了资产阶级的存在，这个阶级虽然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但绝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群体，他们在当代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EAMC项目的研究者认为在亚洲社会也是如此。EAMC项目的六阶级分类中，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被归为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主要由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经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组成，这一群体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核心。老中产阶级是由小雇主、小业主和自雇人员(在中国主要是指个体工商户和个体经营者)组成。边缘中产阶级是指较低层次的白领工作人员(如普通办公人员和企业业务人员等)。这种中产阶级界定意味着中产阶级并非是一个完全相似的整体，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政治态度上存在明显差异。EAMC项目的研究者把资产阶级归为在中产阶级之中的一个上层阶级，而工人阶级则是在中产阶级之下的一个下层阶级。

笔者之所以选择EAMC项目的阶级分类作为本研究的中产阶级分类框架，是因为此分类所界定的中产阶级概念较符合中国中产阶级的现状，同时有利于捕捉中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倾向及其复杂性。中国中产阶级像大多数东亚社会的中产阶级一样，正处于成长发展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中产阶级所不同，发展初期的中产阶级内部差异性会表现得更加突出。就目前来看，中国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也许并不比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异小。新中产阶级被认为是现代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在各个方面体现了中产阶级的典型特征。研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的学者最关注新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价值取向，因为新中产阶级成员往往主导着公众舆论、大众传媒和社会思想库，他们的价值态度很可能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在社会地位、生存状态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大多数西方发达社会，当新中产阶级兴起之时，老中产阶级往往走向衰亡，人数大量减少，是一个可以被忽略不计的群体。然而，EAMC项目的研究发现，与西方发达社会不同，在大多数东亚社会，当新中产阶级人数快速增长的时候，老中产阶级人数并未相应减少，而是维持着相当的规模，成为东亚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情况则更为特殊，经济改革之前，老中产阶级基本已经消亡，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导致了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共同增长(见表 4)。虽然大中型城市里的新中产阶级的数量超过老中产阶级，但在大量的小城市和小城镇中，老中产阶级的数量超过了新中产阶级。因此，老中产阶级是中国中产阶级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必然与新中产阶级有所不同。边缘中产阶级是处于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之间的一个群体。他们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与新中产阶级较为类似，比如，他们像新中产阶级一样从事白领职业和非体力劳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像新中产阶级一样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但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及其就业状态可能与工人阶级较为相似，许多低层白领(包括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收入并不比一般的蓝领工人高，有些甚至与从事体力工作的农民工相似。中国的边缘中产阶级还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大多数边缘中产阶级成员是年轻人，这是由于低层白领职业岗位(如企业业务人员、公司办公人员、服务行业的非体力性的服务人员等)偏好于雇佣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人。边缘中产阶级的年轻化和高文化水平特征，使这一群体在社会政治态度方面表现出一些特殊性。与其他中产阶级群体相比，边缘中产阶级成员具有更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和利益表达愿望，他们也更可能对社会现状表示不满。在互联网上发表激烈批评言论的人往往是边缘中产阶级成员。

笔者在采用EAMC项目的中产阶级分类分析中国中产阶级问题时，对其中的一个阶级归类做了修正，即企业主阶级(资产阶级)的阶级定位。在EAMC阶级分类中，资产阶级是位于中产阶级之上的上层阶级。依照社会学家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论述，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构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原有的两分类结构中间产生了中产阶级，两极阶级结构演变为三分类的阶级结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企业主阶级却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企业主阶级是一个新产生的阶级，它和老中产阶级(个体工商户)的出现导致了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主阶级的出现被认为是中产阶级产生的一个象征。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制度环境中，企业主阶级并非是一个最具有优势地位并掌握最多资源的阶级。与企业主阶级相比，党政高级官员和大型国有企业的高层经理人员具有更优势的地位和掌握更多的资源。从这一角度来说，企业主阶级并非是居于中产阶级之上的一个上层阶级，它应该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一个部分。基于上述想法，本研究把四个群体——企业主阶级、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归类为中产阶级这一大范畴。在这四个群体之上存在着一个上层阶级(社会精英群体)，它主要由党政高级官员、大型国有企业的高层经理人员、大企业主和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高级知识分子等组成。由于本研究是基于抽样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而抽样调查抽取到上层阶级成员的概率极小，因此，本研究的态度测量不可能涵盖上层阶级成员，只能比较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群体的态度差异。

(三) 中产阶级规模及年代变化

根据EAMC中产阶级分类以及一些修正，本文所界定的中产阶级包括：企业主阶级、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本文依据历年人口普查数据、1%人口抽样数据和其他统计数据，以及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了不同年代城市中产阶级的增长状况(见表 4¹)。

1.由于中国人口中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很高，如果把农村和城市样本放在一起进行分析，农业劳动者的比例会很高，而新中产阶级比例会比较低，另外也由于中产阶级现象主要存在于城市中，因此本文在采用EAMC阶级分类时排除了农村样本(农业劳动者)，只比较分析城市中的五类阶级。

在表 4中，尽管由于各类数据分类指标不同而导致推算结果并不准确，但比较各年的数据仍能反映城市中产阶级增长的趋势。从1982年到2006年的24年间，城市新中产阶级增长约10个百分点，老中产阶级在这24年中几乎是从无到有，比例增长超过10个百分点。同时，边缘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也很明显，边缘中产阶级的比例增长也大约是10个百分点。边缘中产阶级是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后备力量，他们的数量增长预示着中产阶级数量还将持续增长。相应的，工人阶级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持续下降。

四、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 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6年实施的“中国社会状况调查”。该调查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提供的区市县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抽样框设计，采用分层多阶段抽样方法，共采集了覆盖全国28个省市区130个县(市、区)、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的7 100余家庭户。然后通过家庭内抽样的办法得到有效问卷7 063份。虑及中国中产阶级成员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本研究只选取此调查数据的城镇样本，共2 894个。

(二) 变量和模型

笔者采用6个线性回归模型考查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态度取向，比较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群体的态度差异。每一个模型针对一个态度测量指数，模型的因变量分别为6个态度测量指数。自变量是5个阶级分类——企业家阶级、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其中工人阶级是参照组。模型还包括3个控制变量，分别为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¹。表 5列出了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1. 张翼(2009)使用与本文相同数据得出的结论是：收入水平对社会政治态度没有明显的影响，本研究的初步数据分析也显示了相同的结果，因此，回归分析模型没有把个人收入变量列为控制变量。

五、分析结果

表 6列出5个阶级6个态度测量指数的平均得分，可以大致观察到各阶级在个人生活满意度、社会生活满意度、政府信任程度、权威认同意识、不平等感受程度和社会冲突意识等方面的异同。表 7列出6个态度测量指数的6组回归模型的回归系数，这些系数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的情况下(即相同性别、年龄和文化水平)，各个阶级在上述态度是否存在差异。

(一) 个人生活满意度

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数的平均得分和回归分析显示出相同的结果，即在个人生活满意度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阶级差异。表 6所列各指数的平均得分表明，一个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成员的个人生活满意度越高。企业家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数得分最高(1.2708和1.4845)，其次是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1.0383和1.0218)，工人阶级的个人生活满意度最低(0.7479)。由于企业家阶级的个案数太少，表 7中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数回归模型的企业家阶级回归系数不显著，但其他3个阶级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且都为正数，表明在相同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的情况下，三个中产阶级群体(新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个人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工人阶级。其中，新中产阶级的回归系数最大，说明新中产阶级的个人生活满意度最高。回归模型中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表明不同性别和不同教育水平的个人在生活满意度方面不存在差异。年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且为负数，说明年龄影响了个人生活满意度，年纪越大的人生活满意度越低。

(二) 社会生活满意度

社会生活满意度指数得分和回归系数分析也同样显示了阶级差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阶级对社会生活的满意度越高，不过，并不是所有中产阶级群体的社会生活满意度都高于工人阶级。表 6所列各阶级的社会生活满意度指数得分中，企业家阶级的得分最高(1.7208)，其次是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1.2581和1.2957)，这三个中产阶级群体的得分都高于工人阶级。但边缘中产阶级的得分(1.0647)却略低于工人阶级(1.0830)。表 7中模型2的各阶级回归系数中，仅新中产阶级的回归系数显著，且为正数，说明在相同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的情况下，新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其他阶级。企业家阶级的回归系数由于个案少而不显著，但从表 6可以看出，企业家阶级的社会生活满意度应该是高于其他阶级。总体而言，企业家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边缘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边缘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社会生活满意度没有明显差异。老中产阶级的平均得分和回归系数都高于边缘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但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说明老中产阶级内部对社会生活的评价差异较大，有一部分成员的社会生活满意度高于边缘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但另一部分成员的满意度与这两个阶级相似。表 7中模型2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年限3个控制变量都不显著，意味着在社会生活满意度方面三者没有差异。

(三) 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表 6数据显示，除了企业家阶级以外，其他阶级的政府信任指数得分都相当接近。企业家阶级的得分(4.4877)远远高于其他阶级(在3.5607-3.7317之间)。表 7中模型3的所有阶级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说明各阶级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基本相似。只有企业家阶级的回归系数明显大于其他阶级，但由于个案少而不显著。这也许表明企业家阶级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其他阶级¹。另外，性别和教育水平对政府信任度没有影响(其回归系数不显著)，但年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即表明年长的人对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年轻人。

1.由于调查数据中企业家个案数太少，这一结论不太确定。

(四) 权威认同程度

权威认同指数的平均得分和回归分析都显示出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表 6所列出的各阶级权威认同指数得分中，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得分是负数，并且新中产阶级的负数得分明显大于边缘中产阶级(-1.5608和-0.8535)。企业家阶级、老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得分是正数，并且数值相当接近(0.5825、0.7055和0.5009)。表 7中模型4的回归分析显示出相同结果，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且为负数，同时新中产阶级的负数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边缘中产阶级。其他三个阶级——企业主阶级、老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回归系数都是正数且不显著，表明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权威认同意识明显低于其他阶级。换句话说，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有较多的民主意识，与企业主阶级、老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比，他们更不可能支持威权政体国家，其中新中产阶级的民主意识最强。老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权威认同意识较为接近。回归模型中的企业家阶级回归系数虽然不显著，但其数值明显大于老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这可能意味着企业家阶级的权威认同意识最强，最可能支持威权政体国家。上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权威意识方面，中产阶级内部似乎割裂为两个部分：一是拥有经济资本的中产阶级群体(企业家阶级和老中产阶级)，其成员的权威认同意识较强、更可能支持威权政体；二是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中产阶级群体(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其成员拥有较多民主意识。另外，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回归系数是显著的，教育水平越高，权威认同意识越弱，民主意识越强；年纪越大权威认同意识越强，民主意识越弱。性别回归系数不显著。

(五) 不平等感受程度

不平等感受指数的平均得分和回归分析也显示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表 6的平均得分显示，企业家阶级和老中产阶级的平均得分(-6.0967和-1.5397)远低于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0.2890和-0.0533)，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平均得分与工人阶级(-0.3740)相近。表 7中模型5的回归系数也得出相似结果。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感受程度与工人阶级没有明显差异(回归系数不显著)，而老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有显著差异(回归系数显著)，企业家阶级回归系数不显著(个案太少)，但回归系数很大。综合平均得分和回归系数的结果，企业家阶级的不平等感受最弱、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最高，老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感受也比较弱，而新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不平等感受较强，其中边缘中产阶级的不平等感受最强，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最低。不平等感受指数的数据分析结果也显示中产阶级内部的割裂现象，在不平等感受方面，拥有经济资本的中产阶级群体(企业家阶级和老中产阶级)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较高，而拥有文化资本的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则对不平等现象的容忍度较低、期望更多的社会公平。表 7的回归系数显示，在不平等感受程度方面，不存在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差异。

(六) 社会冲突意识

表 6的冲突意识指数平均得分同样显示了中产阶级内部的群体差异。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冲突意识指数得分明显高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得分则略高于企业主阶级和老中产阶级。表 7中模型6的回归分析结果与平均得分略有不同，仅有边缘中产阶级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其他阶级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这说明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的情况下，只有边缘中产阶级的社会冲突意识与工人阶级有所不同，其他中产阶级群体则与工人阶级无明显差异。新中产阶级的冲突意识指数得分虽然很高，但其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新中产阶级内部差异很大，一部分成员的社会冲突意识很强，但另一部分成员的社会冲突意识较弱。综合指数得分和回归系数来看，边缘中产阶级拥有比其他阶级更强的社会冲突意识，其他阶级的社会冲突意识水平相差不大。另外，教育水平对社会冲突意识的强弱具有明显影响(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显著)，文化水平越高的人，社会冲突意识越强。性别和年龄这两个因素对冲突意识强弱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

六、结论和讨论 (一) 对待社会政治变迁的态度

通过测量个人生活满意度和社会生活满意度指数可以预测中产阶级对社会政治变迁的态度。个人生活满意度指数测量结果显示，所有中产阶级群体都表现出较高的个人生活满意度。其中，新中产阶级的满意度最高。同时，所有中产阶级群体的个人生活满意度都高于工人阶级。不仅指数得分和回归分析显示中产阶级较高的生活满意度，答题选项的百分比也表明了同样的结果¹。72%的新中产阶级成员声称最近5年里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68.8%的新中产阶级成员预期在未来5年里他们的生活还将进一步提高。企业家阶级、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相应百分比略低于新中产阶级但明显高于工人阶级。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对个人生活满意度较高，这预示着中国中产阶级——尤其是新中产阶级，很可能倾向于维持现状，对于可能发生的社会政治变迁，有可能采取谨慎态度，因为社会动荡将会影响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中产阶级表现出政治保守主义倾向。

1.由于篇幅所限，被调查者回答各项态度问题的百分比例表省略。

在社会生活满意度方面，指数测量的结果是中产阶级内部各群体之间有所差异。企业家阶级和新中产阶级的满意度最高，而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满意度较低，其满意程度与工人阶级相似。超过90%的企业家和80.1%的新中产阶级成员声称社会稳定或比较稳定，86%的企业家和76.4%的新中产阶级成员声称社会和谐或比较和谐。工人阶级、边缘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对社会生活的评价明显低于前两个阶级，但这三个阶级也有大约70%的成员认为“社会是稳定的”和“社会是和谐的”。这表明中产阶级上层——企业家阶级和新中产阶级，更希望维持现有社会秩序，更可能反对社会变动，即具有明显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而中产阶级下层——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倾向较弱。

总体而言，由于中产阶级成员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基本满意，他们对社会政治变迁的态度倾向于保守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并且中产阶级上层的保守主义倾向要比中产阶级下层更加强烈。

(二) 对待国家和权威的态度

政府信任指数和权威意识指数反映了中产阶级对于当前政府执政的综合评价，以及对现存政体和国家权力的认同程度。政府信任指数的测量显示出，中产阶级各个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度与工人阶级差异不大，中产阶级内部差异也不明显，只有企业家阶级似乎比其他阶级更信任政府，但由于个案太少而无法确定此结论。答题选项的百分比则显示出，5个阶级都表现出对政府相当高的信任度，尤其是对中央政府的信任。98.6%的企业家阶级、94.1%的新中产阶级、94.8%的老中产阶级、95.4%的边缘中产阶级和94.2%的工人阶级表示信任中央政府。不过，对地方地府和其他几个政府部门的信任度(在65%至75%之间)明显低于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这表明中产阶级虽然对政府工作的某些方面和某些政府部门有诸多批评指责，但对国家最高权力部门仍保持较高程度的支持，意味着他们认可现存政体的继续维持，是政治保守主义态度的表现。

在国家权威意识的认同上，中产阶级内部凸显出差异性。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表现出较多的民主意识和较少的权威认同，倾向于自由主义价值；而企业家阶级和老中产阶级则持有较强的权威意识和较弱的民主意识，倾向于保守主义价值。工人阶级在这方面的态度与企业家阶级和老中产阶级较为接近。

上述结果说明，在对待国家和权威的态度方面，中产阶级内部具有不同倾向，企业家阶级和老中产阶级表现出更强烈的政治保守主义取向，支持现存政府并认可威权政体，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较弱，虽然支持现存政府，但期望更多的民主参与。总体而言，中产阶级在对待国家态度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他们(与工人阶级一样)高度信任中央政府。拥有较多民主意识的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也同样高度支持中央政府，意味着即使他们持有部分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他们所希望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是改良性的和渐进式的，而非动摇现存政体。

(三) 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

在社会公正理念方面，中产阶级内部呈现出割裂现象。企业家阶级和老中产阶级表现出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现象容忍度更高；而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则期望更高程度的社会平等，他们的社会不平等感受程度与工人阶级相似，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表现出明显的政治自由主义倾向。

另外，边缘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部分成员的社会冲突意识十分强烈，36.8%的边缘中产阶级和41.1%的新中产阶级认为社会群体之间存在“较大的”或“严重的”利益冲突，54.2%的边缘中产阶级和58.6%的新中产阶级声称群体利益冲突“可能会激化”或“绝对会激化”，而老中产阶级在上述两个问题的相应比例分别为31.0%和39.0%，企业家阶级的相应比例则更低。工人阶级的态度介于两者之间，他们的社会冲突意识弱于边缘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但强于老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级。越强的利益冲突意识，意味着越强烈地感受到上层阶级或垄断集团对下层阶级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剥夺，同时也意味着对现存不平等现象越强烈的批评，这是一种明显的政治自由主义取向。

中产阶级的内部不同群体对于社会公平的不同态度显示出中产阶级的内部分化，拥有经济资本的中产阶级(企业家阶级和老中产阶级)表现出政治保守主义倾向，而拥有文化资本的新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则倾向于政治自由主义。

(四) 年龄和教育水平的影响

年龄和教育水平对上述三个方面的社会政治态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总体而言，年轻人表现出更多的政治自由主义倾向，老年人表现出较多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年纪越轻的人，民主意识越强，权威意识越弱，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同时，教育水平较高的人表现出更多的政治自由主义倾向，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表现较多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教育水平越高，民主意识和社会冲突意识越强。

(五) 最终结论：社会稳定力量或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张翼(2009：234)在《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吗？》中提出如下设定：如果中产阶级在社会政治态度方面比其他阶级更倾向于保守主义，那么它就会成为社会稳定器；如果相反，中产阶级持有比其他阶级更激进的社会政治态度，那么它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潜在制造者。本文的态度测量结果显示出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态度差异，但不能确定地说，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更保守或者比工人阶级更激进。在某些态度上，比如个人生活满意度，中产阶级表现出比工人阶级更加保守的倾向，但在另一些态度上，比如权威意识方面，中产阶级则显示出比工人阶级更强的自由主义倾向。因此，还很难直接判断中产阶级到底是社会稳定器还是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本文认为，最重要的或者最有意义的差异不是存在于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而是存在于中产阶级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持有不同态度取向的中产阶级群体发挥着不同社会功能，对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产生着不同的影响。新中产阶级——作为拥有最多文化资本和最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群体，持有矛盾性的社会政治态度，是政治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结合体。与其他阶级相比，新中产阶级成员有最强的民主意识，说明他们可能会成为民主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另一方面，他们对个人生活现状和社会生活现状表现出极高的满意度，因为他们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持有如此态度的新中产阶级肯定不希望发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动，虽然他们有可能期望更多的民主参与机会，但他们更可能倾向于选择渐进式的、不影响社会稳定的民主发展道路。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企业家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显示了更明显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他们的民主意识较弱而权威意识较强，更可能支持威权政体，并且社会公平理念较为淡薄。作为中产阶级下层的边缘中产阶级则可能成为最具有自由主义取向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的社会公正理念最强，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最为同情，民主意识较强。在网络上对政府和社会现实发表最激烈批评意见的人大多数是边缘中产阶级成员。边缘中产阶级的主体部分是“80后”青年，他们文化水平较高，熟练掌握网络交流工具，关心社会问题并热衷于发表意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但他们也是承受市场竞争压力最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就业压力和房价压力严重阻碍了他们“中产阶级梦想”的实现——上升到新中产阶级队伍并过上真正的中产阶级生活。梦想与现实差距导致的焦虑心态有可能激发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并且也有可能成为激进政治自由主义的温床。如果说中产阶级当中有哪一个群体会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潜在制造者”，那就是边缘中产阶级。

教育水平与政治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年龄则与之存在负相关关系，年纪轻和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的社会政治态度具有较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尤其在民主意识方面。这预示着中产阶级的保守主义倾向有可能会弱化，而自由主义倾向将会增强，因为会有越来越多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年轻人加入中产阶级队伍。

总之，中国中产阶级内部存在着多种价值取向，既有保守主义的成分也有自由主义的成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对现状较为满意，对政府较为支持，一部分成员期望更多的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这种复杂和矛盾的社会政治态度预示着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会选择第三条道路——渐进式的、稳步的社会政治转型。因此，中产阶级在当前肯定是一种社会稳定力量，但其未来走向还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如果拥有较多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的年轻人加入中产阶级队伍，或者边缘中产阶级成员焦虑心态进一步蔓延，或者中产阶级上层(企业家阶级和新中产阶级)与中产阶级下层(老中产阶级和边缘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拉大而导致价值取向的割裂，都有增强中产阶级成为潜在不稳定因素的可能性。反之，如果拥有较多自由主义思想的边缘中产阶级成员随着年龄增长和社会经济地位改善，并顺利加入中产阶级上层队伍，他们的保守主义意识就会增强，中产阶级将会继续发挥社会稳定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