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的学者对个体生命历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不乏关注, 其范围涉及入党、教育升学、"上山下乡"和"下海"等方面, 唯独对参军缺乏应有的关注。参军和入党、教育升学一样, 既是个人地位获得的指标, 也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机制, 反映了国家制度变迁下不同的人才选拔标准或不同类型资源拥有者生活机遇的变化。

目前, 从社会分层视角探讨参军问题尚显零散, 缺乏系统的实证分析, 不过一些研究涉及个体参军经历对其地位获得的影响。吴晓刚和D.J.特赖曼在探讨中国户籍时, 强调了参军经历对于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性, 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重要变量后, 农村青年中有参军经历者在获得城市户籍和党员资格方面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Wu & Treiman, 2002)。另有一些学者从国家、社会和退伍军人的互动角度, 探讨了解放后不同时期复员转业政策、社会态度、退伍军人就业意向及其境遇。研究发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冲击, 城市失业问题的存在、国家对企业控制力的下降、企事业单位的冗员, 以及迫切的精简机构需要等因素, 对退伍老兵, 尤其是转业干部的安置变得日益困难(Wang, 1989; Shichor, 1996; 周建设, 1992)。

反观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对参军问题已经有了比较详细和系统的探讨。以美国的相关经验研究为例, 其研究兴趣主要围绕入伍、参军期间的地位获得和退伍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三个方面展开。个体的先赋性因素(如家庭背景、种族)和自致性因素(如受教育程度、武装部资格考试分数)等方面的影响贯穿于其中; 注重对个体际遇随时代变迁而产生的变化的比较(一般分为二战、朝鲜战争、越战、全志愿部队几个时期); 在数据来源方面也比较丰富, 包括全国性普查、1/100抽查、专门的学术性调查和官方(如国防部)公布的统计资料等多种数据来源; 考察的内容也比较广泛细致, 如退伍后地位获得, 包括收入、职业声望、受教育程度等方面, 在军队中的地位获得则涉及晋升、每一级晋升所耗时间、被分配到何种兵种等诸方面(Browning et al., 1973; Butler, 1976; Fredland & Little, 1980;Xie, 1992; Cohen et al., 1995 Call, Teachman & Call,1996)。¹

1.美国研究参军的文献相当丰富，这里仅列举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些研究。

二、理论争辩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争辩

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的社会分层现象时, 不仅考虑到工业化社会影响个人生活机遇的重要因素, 如家庭背景、个体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 同时更注重不断变化的国家制度、政策或突发政治事件的影响带来分层机制的变化(Zhou et al., 1996; Walder, 2009); 一场关于市场转型的著名争论, 旨在厘清由再分配向市场转变过程中社会分层机制变化的方向(Nee, 1989; Bian & Logan, 1996; Zhou, 2000); 一些对教育和入党资格获得的研究也运用了类似的研究范式(Zhou et al,1998; Walder,2009;李煜，2006; 刘精明, 2008)。

吴晓刚等将以上研究归于制度主义视角, 并批评此类视角只关注制度变迁导致影响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 而没有看到制度和社会分层机制变迁给社会成员带来机会结构的变化。地位获得不能仅仅看作是社会分层机制变化作用的结果, 同时还要考虑不同个体在面临差异性机会结构时作出的选择(即"机会-流动论") (Wu & Xie, 2003; 吴晓刚, 2006)。例如, 有研究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不同群体进入市场的先后顺序, 先是几乎一无所有的社会边缘群体, 然后才是较高素质者, 甚至包括部分干部, 当市场完全获得合法性后, 会有更多抛弃顾虑的干部加入进来。即使是干部, "下海"的先后顺序也不一样, 先是垄断资源较少的农村干部, 最后才是在体制内有资源且确定市场能够带来更高利润的城市干部, 相同的制度环境和社会分层机制对不同群体而言意味着不同的机会结构, 选择也大不一样(Szelenyi & Kostello, 1996; 吴晓刚, 2006)。

就参军问题而言, 制度主义和"机会-流动论"两种视角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来临或僵化的计划体制开始逐渐转轨时, 个人能力(如受教育水平高低)和政治忠诚(如是否党员、军人)对于改变社会成员命运的作用也将不断摇摆。参军回报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个体面临的机会结构, 而这种机会结构又因人而异。如即便在政府对高学历者青睐有加时, 知识分子因为其多样的选择也可能较少考虑参军; 又如政府对城乡户籍退伍士兵区别性的安置政策, ¹城乡青年对于参军也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积极性。因此, 最终的参军地位获得将是变动制度下不同社会分层机制和个体在衡量各种选择后共同作用的结果。

1.国家于1958年起，对普通义务兵贯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只负责城镇义务兵的安置。参见：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处理义务兵退伍的暂行规定（1958)[N]+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item/ilfgk/gwyfg/1958/L35801195801.html:国务院.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G]//中央军委法制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法规汇编：1949 - 1988(乙种本）.北京：中央民主法制出版社。

(二) 研究假设

在倪志伟看来, 当国家由再分配体制转向市场体制时, 控制资源的权力将更多地存在于市场交易中, 而较少地存在于再分配系统中。因此, 国家作为再分配者掌握的资源也将大大减少(Nee, 1989)。就中国情况而言, 本研究推论, 在改革前, 几乎所有的企事业单位都处于政府垂直的行政系统管理下, 政府对军人尤其是军官的安置往往借助行政指令就可以实现。但是在改革后, 政府对企业的控制逐渐减少, 一方面表现为企业产权的改制, 另一方面是政企分开。更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体制内的企业同样面临着来自市场上的激烈竞争, 必须注重自身的效率。20世纪80年代, 新增的就业人口(包括陆续回城的知青)、失业问题的持续存在、企事业单位的冗员和精简机构政策的出台, 再加上国家对企业行政控制的下降, 许多企业和部门不断出现对安置转业军人的抵制(Shichor, 1996; 周建设, 1992), 这些因素都使军人的安置变得极为困难。另外, 中央政府对军人的安置工作得不到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 因为安置大量军人拖累了地方发展经济的效率从而损害了地方政府的利益。改革后, 边缘群体(如农民、个体户)市场机会的增多也引发了军人的不满, 甚至有部分军人加入到学潮的抗议中(Wang, 1989), 这充分反映了军人相对回报的下降。

假设1:整体上, 改革后参军的回报与改革前相比将有极大的下降。

当参军作为一种资源或地位获得能给个体提供较好的回报时, 必将引起各阶层的激烈争夺, 此时家庭出身好的(如父亲为管理者、党员或拥有城市户籍)子女将有相对较高的参军比例, 由个体的先赋性资源导致的不平等将较为明显; 而当参军回报下降时, 这一类不平等将减少。

假设2:个体的选择性流动导致不同地位群体对参军资源的争夺将随参军回报的变化而变化, 在参军回报高时, 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将相对显现出较大优势, 反之, 这种差异将减少。

个体自致性努力也会影响到参军的选择和可能性。就其受教育程度而言, 受教育程度低者往往在入伍时处于劣势, 而高学历者又因自己较多的机会对参军表现出较低的积极性。

假设2a:参军事件的发生比表现在受教育程度上是一条倒U型的曲线。

另外, 由于户籍安置政策的不同, 城市青年在参军后即可获得工作上的安置, 农村青年除非提干否则一般难以享有这个待遇, 因此, 城市青年更倾向于参军, 更积极地参与到参军机会的争夺中。由于不同时期的回报差异, 这种争夺力度也会有所不同。

假设2b:拥有城镇户籍的青年会有相对更高的参军比例, 但这种优势会在改革后下降。

由于军队是一个较为封闭的环境, 受到权力结构的影响要相对较小, 尽管"走后门"现象仍然难以避免, 但这种影响一般只限于军队干部或较高层干部的子弟。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自致性努力可能对自己的晋升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家庭背景方面, 低地位群体(农村户籍人口、父亲为体力劳动者)可能有着更加强烈的向上流动愿望, 更善于抓住改变命运的机会。考虑到不同时代不同的生活机遇, 人们的表现也会不一样, 回报越低、机会越少的时代, 低地位群体就越需要通过晋升改变命运。

假设3:个体自致性努力将更多地影响服役期间的晋升, 低地位群体更可能在军队中有积极的表现从而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 该趋势在参军回报低的时代表现更明显。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2006年全国城乡范围大型入户抽样调查(CGSS2006)。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 样本分布于全国28个省市, 调查对象限于20至69岁的居民, 抽样较严格地按照随机原则进行。本研究分析的有效样本数为10145个, 样本情况见表 1。

(二) 变量及样本情况 1. 因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三个问题分别为:参军回报、是否参军和服役期间地位获得, 其中参军回报的测量指标是退伍后首职(包括是否进入体制内的单位¹、是否成为管理者, 是否有行政级别)和农村复员军人的城镇户口获得; 服役期间地位获得测量限于问卷的局限, 仅以是否入党作为测量指标。

1.包括党政机关、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事业单位。

2. 自变量

主要选取被调查者18岁时的户籍、受教育年限、父亲政治面貌、(18岁时)父亲职业4个变量, 其中受教育年限代表个体的自致性努力, 其他3个变量说明先赋性地位的影响。父亲职业划分为管理者、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民和工人六个大类。在考察服役期间是否入党时, 由于样本量有限, 将父亲职业简化为体力劳动者(包括农民、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和非体力劳动者(包括管理者、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两大类。考察参军回报时, 本研究主要以是否参军和不同时期为自变量, 控制性别、受教育年限、户籍、父亲职业与政治面貌等重要变量。性别将作为控制变量出现在军人身份地位获得的logistic分析中。

为考察不同时代参军回报的影响, 本文将服役年龄(高中及以下学历者假设其在18周岁参军,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假定其在21岁参军)分为改革前和改革后两个时期(改革前1954至1979年, 改革后则为1980至2006年)。

(三) 统计方法

在讨论影响参军及其服役期间地位获得的诸因素时, 先分别给出全部时期包括所有有效样本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该模型假定社会分层机制和人们的选择偏好在各个时期是比较稳定的, 可以为检验因变量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差异提供参考标准, 同时也可借此考察各种因素对地位获得的总体影响。随后建立改革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参军和服役期间入党的地位获得模型。

四、统计分析 (一) 参军回报及其变化 1. 进入体制内单位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 资源大多通过国家科层组织进行分配, 在计划体制下研究"单位地位"的意义不弱于研究职业地位(Lin & Bian, 1989)。魏昂德发现, 城市居民对于单位在生活、政治和私人关系等方面的全面依附(Walder, 1986)。虽然体制内单位的垄断优势随着市场化进程会被削弱, 但由于军人拥有的与市场相关的人力资本不高, 进入体制内单位对其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

表 2的模型显示, 有参军经历者相对其参照组首职进入体制内单位的发生比率为2.212(e^0.794), 军人在改革后首职进入体制内的发生比仅为改革前的0.354(e^-1.038), 可见, 改革后军人进入体制内的机会大为降低。

2. 干部身份获得

计划体制下行政人员和管理者是最接近再分配中心的群体, 其优势自不待言(Polanyi, 1944; Nee, 1989; Szelenyi, 1978)。即便在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后, 相当一部分国有和集体产权的企业仍然存在, 市场亦在国家培育下与之共同演进, 管理者还将凭借其权力和社会网络优势在国有产权改制、价格双轨制等重大政策变动和转轨中占尽优势(Rona-Tas, 1994; Bian & Logan, 1996; Zhou, 2000)。

本研究通过首职的行政级别和管理者职位两个指标来考察复员转业军人的干部身份获得情况。模型结果同样显示了军人群体相对非军人群体在获得行政级别和管理者职位的优势(见表 2), 发生比率分别为1.728(e^0.547)和2.581(e^0.948); 改革后, 军人获得干部身份的可能性在降低, 发生比分别为改革前的0.285(e^-1.255)和0.439(e^-0.824)。

自1955年户籍制度实行以来, 许多特权和生活机遇都因城乡户籍制度的分割而呈现出巨大差别。城镇户籍意味着更好的工作机会、后代良好的受教育机会、完善的社会保障(Wu & Treiman, 2002), 甚至在名义上的公民身份也差异甚巨, 在城镇中务工的农民很难享受到基本的公民权。获得城镇户籍是农村青年成功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标志和途径。与前面三个模型趋势相类似, 有过参军经历的农村青年相对其参照组更可能获得城镇户籍, 发生比率为2.010(e^0.698), 改革后农村青年通过参军获得城镇户籍的可能性同样降低了, 发生比率为0.318(e^-1.427)。

3. 小结

无论是(首职)进入体制内的单位, 还是取得干部身份, 抑或是获得梦寐以求的城镇户籍(对农村青年而言), 参过军的人都有着更大的优势。但是改革后通过参军获得这些回报的可能性大为降低了, 假设1得到了完全证实。

(二) 军人身份获得:影响因素及其变化

社会分层的机制会随着国家制度的变动而发生变化, 因此, 家庭背景和受教育程度对地位获得的影响在不同时代是不一样的。同时, 改革前后不同的参军回报也促使个体重新审视甚至改变自己的选择(见表 3)。

1. 全时期

从总样本模型看, 受教育程度对参军对数发生比的影响大致体现为一条先升后降的倒U型曲线, 拐点出现在10.43年¹, 初中和高中(包括中专、技校等)学历参军的可能性大体相当(对称分布在曲线两端), 其后这种吸引力就下降了。拥有城市户籍的青年在入伍方面有比较大的优势, 发生比是农村青年的1.92倍(e^0.652)。父亲的党员身份也会使子女的参军发生比增加71.9%(e^0.542-1), 这种优势既可能源于父亲作为党员的准精英地位, 也可能由于这种身份便利了子女通过政治审查。父亲职业影响以办事人员阶层为参照, 管理者阶层的子女无疑具有最大的优势, 农民、技术人员的子女入伍可能性最低, 工人和商业服务业阶层的子女参军比例也略低于办事人员阶层。模型结果验证了假设1的推断, 即拥有先赋地位优势的人如城市户籍、父亲为管理者或党员的适龄参军青年更可能获得入伍的机会, 个体自致性努力也可以增加这种可能性, 但当个体人力资本更高时参军可能就不是首选了。

1.受教育年限对参军对数发生比影响的数学公式为：$ \ln (\frac{P}{{1 - P}}) = a{X^2} + bX + c = a{(X + \frac{b}{{2a}})^2} + c - \frac{{{b^2}}}{{4a}}\ $,X表示受教育年限，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即a为负数，因此,曲线为倒U型，当$ X = - \frac{b}{{2a}}$时，$ \ln (\frac{p}{{1 - p}})$值最大，即达到拐点,下同。

2. 改革前

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看, 该时期受教育程度对个人参军对数发生比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地呈现出倒U状, 受教育年限平方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且拐点出现在14.95年, 考虑到改革前的教育状况, 参军对高学历者也同样具有吸引力。拥有城镇户籍的青年相对农村户籍青年在参军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 发生比率为2.232(e^0.803)。党员子女参军的可能性也要比非党员子女高, 发生比率为1.966(e^0.676)。从职业类别看, 管理者和农民在该时期入伍的可能性相对比较高, 相对办事人员的发生比分别为2.208(e^0.792)和2.26(e^0.818)。改革前党员、管理者的子女和城市青年在参军方面的巨大优势与此时的参军高回报是一致的, 假设2得到了证实。

3. 改革后

个体受教育水平对参军对数发生比的影响显著地表现为一条倒U型曲线, 拐点出现在受教育年数为11.55年, 这说明高中学历者(包括中专、技校)最有可能参军, 这一层次的学历在就业方面往往高不成低不就, 在选择参军方面既有意愿也有优势。除了父亲的党员地位对适龄青年的参军行为有显著影响外, 发生比率为1.910(e^0.647), 父亲职业地位和户籍身份的影响都不显著, 改革后下降的参军回报尤其是城镇青年工作安置难和市场机会的增多可能是优势群体参军比例降低的主要原因。相对改革前, 管理者、党员的子女和拥有城镇户籍的青年在参军优势方面都有所降低, 结合该时期下降的参军回报, 假设2再一次得到验证。

4. 小结

随着参军回报在改革后的降低, 管理者和党员的子女及城市青年对参军的兴趣也降低了, 参军资源在不同地位群体间分布的不平等也有所降低, 改革前后的这种变化与假设2和假设2b的论述完全一致:参军回报越高, 处于优势地位的阶层参与争夺越加激烈, 其优势也越大, 反之, 则更可能退出争夺。受教育年限对个体参军对数发生比的影响在全时期和改革后都呈倒U状, 但改革前这种趋势不明显, 假设2a只是部分被证明。不过改革前参军的高回报对高学历者较强的吸引力又一次验证了假设2。

(三) 服役期间党员地位获得:影响因素及其变化

军队特殊的环境对权力可能产生屏蔽效应, 低地位群体更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军队中获得晋升(见表 4)。

1. 全时期

从个人自致性影响看, 受教育程度与军队中的入党对数发生比呈正向关系。城镇户籍的青年入党发生比只相当于农村户籍的58.93%(e^-0.529), 这与城市青年在入伍时的优势恰好相反。党员子女在军队期间有更高的入党比例, 可能是因为作为党员的父亲, 其本身的观念、行为会对子女的入党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父亲为体力劳动者, 其子女的入党发生比是参照组的2.16倍(e^0.768)。全时期模型基本体现出个人自致性努力和低地位群体在军队中入党的优势, 假设3得到证实。

2. 改革前

该时期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 入党发生比增加9.78%(e^0.933-1)。城镇青年入党可能性远低于其参照组, 发生比率为0.494(e^-0.704), 考虑到城镇青年在改革前参军时的巨大优势, 这种差异是惊人的。农村青年相对较高的入党比例仍然可以从政府区别性的安置政策获得解释, 由于农村青年没有提干只能回到农村, 只有争取入党并提干才有被安置在城市工作的机会, 这种强大的动力在城镇青年中是不存在的。党员和体力劳动者阶层的子女在入党方面都有一定的优势, 但不具有显著性。改革前的入党模型也显示出自致性努力和低地位群体对入党发生比的积极影响。

3. 改革后

受教育程度对入伍期间入党的积极影响在该时期达到最大, 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 入党发生比增加25.41%(e^0.226-1, p < 0.05), 这反映了国防现代化思想指导下对高学历人才的重视。父亲的党员身份亦对个体的入党行为产生非常显著的影响, 其发生比是参照组的3.36倍。农村青年的入党比例依然相对较高, 不过这种差别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p=0.323), 这可能与城镇青年开始面临工作安置难有关¹, 这种危机或许使城镇青年重新审视晋升的重要性。体力劳动者阶层子女相对参照组的优势更是比之前任何一个时期明显, 发生比是非体力劳动者阶层的5.15倍。此时的入党模型亦与我们的假设相符。

1.政府颁发的一些文件要求各单位务必要配合城镇退伍士兵的安置工作也反映了这种现象，如：国务院.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退役士兵安置工作的通知[OL].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http://yaj.mca.gov.cn/article/tysbhfygbsaz/fgzc/20071200006187.shtml

4. 小结

表 4诸模型显示出的趋势基本证实了假设3的前半部分, 即由于军队封闭环境对于先赋性影响的部分屏蔽效应, 个体自致性努力对其在军队中的入党地位获得有重要影响, 并且低地位群体更倾向于抓住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 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入党比率。本研究也分析了城乡区别性的安置政策对农村青年入党的巨大激励。低地位群体这种表现会随参军回报的降低而加强, 在体力劳动者阶层子女身上比较明显。而农村青年在改革后的党员地位获得并没有体现出比城镇人口更大的优势, 原因在于城镇青年退伍后的工作安置开始变得困难从而更积极地参与到军队地位晋升的争夺中, 这都证实了研究的推论。

五、总结与讨论

国家制度变动带来社会分层机制的改变导致了不同地位获得模式的产生, 但并不能仅根据社会分层机制的变化就推断出最终的地位获得结果, 因为个体在面对新的机会结构时会有差异性选择。在争夺某项资源时, 拥有优势的群体并不一定必然表现出相应的优势, 同样, 不同群体在某种地位获得上差异的缩小或扩大也不一定反映社会真正不平等趋势的缩减或加剧。不同群体对特定地位获得总是表现出不同的兴趣。因为从中获得的回报不同, 可选择性大小亦有差别。最终的地位获得往往是变动的分层机制和不同个体选择性流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支持了吴晓刚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转型中所提出的"机会-流动论"及其对制度主义的批评和修正, 并将两种理论视角贯穿于文章的分析中。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转型过程无疑削减了政治忠诚的作用, 本文对参军的考察中再次得到了验证。改革后退伍军人的境遇开始不那么令人羡慕了, 体现在进入体制内单位、获得干部身份和(农村青年)取得城镇户籍各个方面发生比的下降。

改革前后参军回报的变化, 为个体审视参军决定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当然, 高地位群体(管理者和党员子女及城市青年)更有主动权。改革前的高回报使得其积极地介入到参军机会的争夺中, 而改革后则相应地退出了这种争夺。不过参军回报并不是唯一的依据, 行动者还会结合已有的条件并考虑其他可能的选择。国家不同时期选拔人才的标准也影响着个体参军的可能性。受教育程度集中体现了国家政策和个体选择性流动对最终军人地位获得的影响, 当国家重视个人的知识水平时, 学历越高固然越有优势, 然而高学历者似乎并不被这种身份地位吸引, 他们却在国家不太重视知识水平的时期表现出较大的积极性。

入伍期间的地位获得模式展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趋势, 即低地位群体在获得党员地位方面反而有更大的优势, 这几乎与参军地位获得模式截然相反, 但考虑到军队对外界权力一定程度上的屏蔽效应, 这就不难理解。地位获得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个体的选择性流动, 体力劳动者阶层退伍后, 很难获得一份好的职业, 农村子女若不能提干最终只能解甲归田, 相对非体力劳动者阶层子女或城镇青年, 他们只能争取在军队中入党提干以获得城市户籍或好的工作。

总之, 本研究并不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形塑各种不平等的机制, 或是先赋性地位, 或是自致性努力, 或是政治忠诚, 并且也赞同这些机制在变迁的制度下有不同的作用效力, 但本研究认为某些地位获得模式并不单纯是这些机制作用的结果。个体行动者在面对变动的生活机遇时会结合自身机会的多寡选择性地参与到对各种资源的争夺中。只有综合考虑变动的社会分层机制和差异性的个人选择才能加深对转型期社会不平等的理解。

与西方的参军研究相比, 本文在考察传统的先赋与自致因素对社会成员的影响时, 更加敏感于国家制度变迁, 并将制度变迁对不同时期社会成员参军回报变化纳入到地位获得模型的动态考察中。军队环境对外界权力的屏蔽效应和低地位群体通过努力, 颠覆传统的社会分层模式, 在西方同主题的研究中也暂无发现。但相对于西方研究资料之详实、考察之细致全面, 本研究还显得相当粗略。

研究仍存在一些待讨论之处。农民阶层子女参军比例较高, 尤其在改革前, 这与本文的推论是相反的。在服役期间党员地位的获得上, 改革前后党员子女入党发生比的巨大差异也令人费解, 其中因果机制的解答还有待于详细定性资料的收集。考虑到国家制度变化的频繁和各群体不断面临新的复杂机会结构, 定性研究对于理解参军现象及其背后的理论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定性研究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本研究中涉及的其他重要问题, 详细阐述其中的因果机制(这往往也是定量研究所欠缺的), 如不同时代的不同群体在争夺参军机会中的想法、策略、手段和具体动用的资源是什么, 在军队中如何获得升迁, 军队如何屏蔽外界权力的影响, 军人在转业过程中如何动用各种资源包括家庭背景、社会资本、金钱以谋得一个更好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