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已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关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2010年2月1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唐仁健在会上表示,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的是‘80后’、‘90后’, 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 大约1个亿。一方面, 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 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 相对来讲, 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 他们又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 享受现代城市的文明, 而我们又总体上或者在很多方面也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¹

1.参见:唐仁健.2010.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约一个亿[OL].http://www.dzwww.com/ollnews/finance/201002/t20100201_5569823.htm。

2010年1月23日至5月26日, 在短短四个多月的时间里, 广东省深圳市台资企业富士康²厂区内接连发生12起令人震惊的新生代农民工跳楼自杀事件, 造成10死2重伤的悲惨结局。全国哗然, 举世震惊。面对这一事件, 民众、政府、学界、媒体和企业界都在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对生活彻底失去信心, 对现实感到绝望?如此密集的连续跳楼自杀事件, 究竟是孤立的个案, 还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体行为?

2.富士康集团是著名的台资企业, 主要从事电脑、通讯、电子产品的制造, 1974年在台湾创立。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 规模迅速扩大, 共拥有60余万员工, 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专业制造商。2008年, 富士康出口总额达556亿美元, 占中国大陆出口总额的3.9%, 连续7年居大陆出口200强榜首。在《财富》2009年全球企业500强排位中, 富士康居第109位。

学界和媒体对此事件的解释和看法并不一致。一些心理学家认为, 新生代农民工远离家庭和社区, 相比历经艰苦生活磨炼的老一代农民工, 心理更加脆弱, 因而将此看作一个群体心理问题; 一些管理学家认为, 富士康对新生代农民工采取军事化管理方式, 试图把生产者变成纪律严明的劳动大军, 但无视人的精神生活, 缺乏人性化管理; 一些媒体甚至在反思, 是不是媒体起到了行为模仿的诱导作用, 因为媒体从富士康员工发生第7起自杀事件后就密集报道, 在不断报道中相同的自杀事件却连续发生; 民众则大多认为, 这是被政府忽视、被社会排斥、被企业压迫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和利润所付出的生命代价, 企业、社会和政府都难辞其咎。

一些社会学家发出愤怒的呐喊, 呼吁全社会从经济社会的深层原因去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2010年5月19日, 在富士康连续出现9起新生代农民工自杀事件之后,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著名高校及研究机构的9名社会学家通过媒体向社会发表了《杜绝富士康事件》的公开信。¹信中指出, "我们从富士康发生的悲剧, 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 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不幸的是, 在公开信发表之后, 富士康又连续发生员工自杀事件。

1.参见:沈原等.2010.杜绝富士康悲剧[0L].http://tech.sina.com.cn/it/2010-05-19/13214206671.shtml。

这封公开信所提出的问题, 也恰恰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和要证明的假设, 即新生代农民工的连续自杀事件, 所反映的并不是一个个体心理问题或行为模仿问题, 也不仅仅是一个管理方式问题, 而是有其深层的经济、社会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所蕴含的第一个概念是"代"的概念。"代"在社会学中与阶层、职业、种族、性别一样, 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人群划分方法和社会分析概念(米德, 1988; 周怡, 1994; 武俊平, 1998)。"代"一般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年龄差别产生的代际关系, 如青年和老年; 二是血缘关系产生的代际关系, 如父辈和子辈; 三是以共同的观念和行为特征产生的"代", 如"第五代导演"、"80后"等。研究社会重大事件对一代人的生活历程、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影响, 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社会学家埃尔德(G.H.Elder)曾出版《大萧条的孩子们》一书, 他利用经验调查资料, 力图解释1929年至1933年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对儿童成长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 萧条、战争和极端的社会骚乱这种重大社会事件和危机时期, 会重新建构个人的生命历程(埃尔德,2002)。周雪光和侯立仁把这个议题引入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他们在《文革的孩子们---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生命历程》一文中, 研究了"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对一代人的影响, 发现这种改变生活命运的影响是持续的, 而且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孩子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周雪光、侯立仁, 2003)。田丰则在《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一文中, 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出生的"80后"新一代青年, 发现他们的工作特征、生活方式、公平感和民主意识都与老一代有显著的差异(田丰, 2009)。

以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多从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出发进行研究。王春光(2006)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差异, 从社会心理、日常生活行为和制度等三个层面, 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概括为"半城市化"状态, 认为中外城市化过程中都要经历一代人左右的"半城市化", 一旦化解不好, 可能出现另一个结构性问题－"城市贫民窟"。王正中(2006)从职业发展角度分析认为, 正是新生代农民工改变了老一代农民工"有工就打"的择业路径, 他们对职业发展和就业岗位的"理性"选择, 改变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 也成为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 新生代农民工从单一关注工资待遇, 转向更多地关注自身职业前途和发展潜力, 不再一味追求赚钱多的苦、脏、累、危、重的工作, 而是更希望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蔡禾和王进(2007)将理性选择和迁移理论结合起来, 分析农民工永久居留在城市的意愿, 发现年龄小、学历较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永久居留在城市。丁志宏(2009)的研究表明,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新生代农民工在外出动机、身份认同和职业发展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事实上, "新生代农民工"除了蕴含着代际概念之外, 还包含"农民工"这一社会阶层概念的限定性, 是阶层群体+年龄群体的概念。所以, 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时, 不仅要遵从历史逻辑来关注代际差异, 而且要注重结构逻辑, 重新审视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本文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作依照社会身份、职业和年龄这三个标准划分出的一个新社会阶层, 所使用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包括了以下规定性:其一, 这是一个职业群体, 他们从事工、商等非农产业工作, 但主要是工业工作; 其二, 这是一个社会身份群体, 他们的户籍是农民, 一般来说他们的父辈身份也是农民或农民工; 其三, 这是一个年龄群体, 属于1980年以后出生的"80后"一代。之所以选择1980年作为时间界点, 是因为这大致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时间点, "80后"一代生活经历与父辈完全不同(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放、城市出现独生子女一代、互联网和全球化背景), 而"新生代农民工"更是"80后"一代中具有特殊生活经历的年龄群体(几乎没有农耕经验、不再愿意在农村生活一辈子, 但难以改变农民身份、难以融入城市社会、难以忍受没有尊严的生活)。

当从历史逻辑和结构逻辑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新生代农民工"时, 很容易让人想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所具有的特点究竟是由历史逻辑所决定, 即主要是受到新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剧烈变革过程的影响, 还是由结构逻辑所决定, 即主要由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所决定?抑或是两者交融产生特殊的影响?要想解答上面的问题, 需要将"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进行比较, 同时也需要把"新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的其他社会阶层进行比较。

本文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 在于验证历史逻辑和结构逻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影响, 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作为一组变量, 全面分析审视历史逻辑和结构逻辑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三个方面的影响, 并试图分析这三个方面的联系。据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参见图 1):

假设1:代际和阶层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同的, 即代际和阶层各有其独立作用。

假设2:代际和阶层对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也可能产生混合影响, 即代际和阶层的交互项也会发生作用。

假设3:经济收入对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的影响, 要通过某种中介变量来实现。

假设4:生活压力既受经济收入的影响, 又会影响到社会态度, 是一个可能的中介变量。

图 1

图 1 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模型假设示意图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8年5-9月进行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此次调查覆盖全国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30个县(市、区), 260个乡(镇、街道), 520个村/居委会, 访问住户7100余户, 获得有效问卷7139份, 调查误差小于2%, 符合统计推断的科学要求。调查问卷内容既包括年龄、性别、收入、职业等基本信息, 还包括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等相关附加信息。

本文的一个基本分析策略是把"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城市工人"、"新生代白领"和"老一代农民工"这四个群体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在概念的具体界定上,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在2008年调查时, 在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 具有农业户籍, 流动到城镇地区, 从事非农职业, 在基层和生产第一线工作的人群; "新生代城市工人"是指在2008年调查时, 在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 具有非农户籍, 在城镇地区从事非农职业, 在基层和生产第一线工作的人群; "新生代白领"是指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 具有非农户籍, 在城镇地区从事非农和非体力劳动工作的人群; "老一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前出生的, 具有农业户籍, 流动到城镇地区, 从事非农职业, 在基层和生产第一线工作的人群。通过数据筛选, 本文共获得310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 还使用88个新生代城市工人样本、88个新生代白领样本和882个老一代农民工样本做参照。

除描述性分析方法外, 本文主要使用相依回归方法¹(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又名似不相关回归)分析代际、阶层、代际与阶层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在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上的影响, 同时还注意观察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之间的关系。

1.相依回归与一般回归方程的区别在于, 一般回归方程假设各个方程的误差项或者扰动项是观测不到的, 并假设这些误差项或者扰动项是相互独立的, 但事实上, 这些误差项或者扰动项是相互影响的。因此, 相依回归分析方法允许误差项或者扰动项相关, 通过处理多个回归方程的误差项或者扰动项来控制自变量相关性的问题, 并以此提高回归模型的估计效率。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 在群体内部具有一定的共性, 并与其他社会群体存在相对差异。本文首先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几个社会群体进行比较, 从中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

1.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

新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城市工人和新生代白领相比, 平均年龄更年轻、平均受教育年限更短、平均工作年限更长、平均收入水平更低、平均变换工作次数更频繁。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 其平均受教育年限更长、平均收入水平更高、从事技术劳动和半技术半体力劳动的人数比率更大、在非公有制单位工作的人数比率也更高(参见表 1)。总体而言, 新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城市工人的职业生涯更为接近, 但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 在就业岗位、就业单位上差异还是存在的;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 从事体力劳动的比率高, 在公有制单位就业比率低。

表 1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及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城市工人 新生代白领 老一代农民工 平均年龄(岁） 22.9 24.7 25.2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9.9 12.4 14.9 7.8 平均工作年限(年） 7.0 6.3 4.2 平均年收人(元） 13067.5 17077.3 25816.1 11486.6 平均换工作次数(次） 2.2 1.7 1.5 2.2 换工作频率(年/次） 3.2 3.7 2.7 劳动技能(%)   技术劳动 42.45 60.92 86.36 22.01   半技术半体力劳动 33.09 32.18 12.5 31.82   体力劳动 24.46 6.9 1.14 46.17 企业内部职位(%)   髙层管理者 0 0 1.18 0.96   中层管理者 0 2.3 10.59 0.64   低层管理者 6.15 5.75 22.35 1.29   普通职工 93.85 91.95 65.88 97.11 单位类型(%)   公有制单位 8.22 40.91 39.77 13.82   非公有制单位 91.78 59.09 60.23 86.18 劳动合同签订率(%) 53.85 63.22 80.95 30.19 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小时） 57.3 49.0 44.9 54.5

表 1 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及比较

2.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特征

从消费方式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明显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他们购买衣物所去的场所层次更高, 有17.3%和23.4%的新生代农民工去"品牌服装专卖店"和"大商场", 而老一代农民工的这两项比例是3.1%和10.2%, 甚至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使用网上购物的方式。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吃饭比老一代农民工更为频繁, 虽然没有像城市工人一样进入中高档饭店, 但是在小吃店、小饭店和快餐店吃饭的比率与城市工人不相上下。不同档次饭店选择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城市工人在消费阶层上还不能划分为同一等级, 但较老一代农民工更为接近和习惯城市生活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在接触和使用普及型媒体上与老一代农民工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但是在使用新型媒体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几乎每天"用手机发短信的新生代农民工占43.9%, 而老一代农民工只有10.9%;"几乎每天"上网的新生代农民工高达10.8%, 老一代农民工是2.9%;"从不"上网的农民工, 新生代是43.9%, 而老一代占90.1%。在接受新型生活方式上,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差异远大于与新生代城市工人的差异。这说明, 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比老一代农民工更高的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 他们进城务工早, 受农村生活文化的影响较小, 更容易告别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 转而接受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但是, 受到自身收入水平的限制, 难以达到与城市人口同等的生活水平和同样的生活方式。

3.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认同

通过对基本信息、工作状况和生活方式的比较分析, 不难看出,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受制于户籍、文化程度等不利因素, 但能够参与到城市生活中, 并且能够在一些方面享受到与新生代城市工人相似的生活方式, 这无疑大大增强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评价。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认同甚至高于新生代城市工人, 原因可能是新生代农民工参照群体为其身边的农民、农民工, 而城市工人的参照群体则更可能是其周边的城市白领、中产阶级, 所以更容易得出自己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评价(参见表 2)。

表 2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自评及比较（%） 经济社会地位自评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城市工人 新生代白领 老一代农民工 上 0.97 1.14 1 14 0.57 中上 5.48 6.82 18.18 5.22 中 44.84 29.55 40.91 36.85 中下 28.06 38.64 30.68 29.93 下 15.16 23.86 6.82 25.62 不好说 5.48 0.00 2.27 1.81

表 2 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社会地位自评及比较（%）

有学者称城市农民工为"双重边缘人", 即除了城市"边缘人"之外, 新生代城市农民工对农村和农业的依恋在减退, 不愿或无法回归农村社会, 只能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作"候鸟型"的循环流动, 呈现一种"钟摆"状态(唐斌, 2002)。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和"双重边缘化"(城/乡和工/农)的处境, 以及他们在城市和农村夹缝之间生存的状况, 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可能遇到更多的社会问题, 从而导致他们经历更多的社会冲突和矛盾, 是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难以回避的话题。

1.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压力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 调查数据表明, 与前面假设截然相反的是, 新生代农民工所遇到的生活压力是最小的(参见表 3)。原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们年富力强, 还较少考虑老一代农民工面临的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等问题; 二是他们还没有融入城市生活, 对待生活压力问题的态度与城里人完全不同, 比如住房、稳定就业等问题。但是, 农民工不稳定的家庭生活, 使新生代农民工在一些家庭问题上压力明显大于新生代城市工人和新生代白领, 如"家庭收入低, 日常生活困难"、"子女管教困难, 十分累心"、"家庭成员有矛盾, 烦心得很"。

表 3

表 3 新生代农民工所遇到的生活压力及其比较（%） 所遇到的社会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城市工人 新生代白领 老一代农民工 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 37.88 55.81 45.35 50.84 子女教育费用髙，难以承受 8.33 9.30 4.65 36.75 子女管教困难，十分累心 7.58 5.81 3.49 23.39 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 20.45 29.07 26.74 36.75 物价上涨，影响生活水平 75.00 89.53 77.91 84.25 家庭收人低，日常生活困难 39.39 34.88 20.93 58.47 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 38.64 40.70 23.53 46.78 赡养老人负担过重 15.15 13.95 12.79 22.43 工作负担过重，吃不消 25.76 30.23 37.21 31.50 工作负担过重，难以承受 19.70 23.26 18.60 28.64 家庭成员有矛盾，烦心得很 10.61 4.65 4.65 12.89 社会风气不好，担心被欺骗和家人学坏 21.97 32.56 27.91 30.31 社会治安不好，常常担惊受怕 28.03 40.70 31.40 26.01

表 3 新生代农民工所遇到的生活压力及其比较（%）

2.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冲突感知

关于我国当前最容易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新生代农民工认为是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 新生代城市工人认为是在雇主和雇员之间, 新生代白领认为是在穷人和富人之间, 而老一代农民工认为是在干部和群众之间。四个社会群体给出的选择完全不一样, 也折射出他们看待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角度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城市工人关注点集中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中, 因为他们处于企业的最底层; 新生代白领关注点集中在社会财富的分配, 因为他们必须通过积累财富来稳定其现有的社会地位; 老一代农民工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一路走来, 他们把干群关系视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 也把各种期望更多地寄托在政府身上。

前文已有分析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中层, 其社会经济地位自我评价甚至高于新生代城市工人(参见表 2)。李培林等人(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 越是将自己认同为上层阶层的人, 就越认为现在和将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较小, 反之则认为冲突会严重。这一点, 在下面的分析中也有体现。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现阶段社会存在严重冲突的比率最高, 为5.76%, 但是他们认为有较大冲突的比率是最低的, 为12.95%。新生代城市工人认为现阶段社会存在严重冲突的为4.60%, 认为有较大冲突为47.13%, 非常显著地高于其他三个社会群体。结合前文分析结果, 城市工人是对自己经济社会地位评价最低的社会群体, 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认为社会有较大冲突的比率最高。

对冲突激化可能性判断的分析, 发现新生代白领认为"绝对会激化"的比率是最高的, 达到7.95%;新生代农民工认为"绝对会激化"的比率略低, 为5.76%;新生代城市工人认为"绝对会激化"的比率不高, 但认为"可能会激化"的比率最高, 为54.02%。这一结果与其对现阶段冲突严重程度的判断一致, 反映出市场经济体制下, 城市工人经济社会地位下降使得他们对社会冲突的感知更为强烈。

3.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变化和预期

笔者在过去的研究中发现, 对未来的生活预期对农民工的社会态度有很大影响(李培林, 1996, 李培林, 2003; 李培林、李炜, 2007, 李培林, 2010)。本文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在过去五年中, 生活水平"上升很多"的比率要高于其他三个人群, 达到15.11%。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确实得到较大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给新生代农民工带来更好的生活预期, 在被问及未来五年生活水平预期变化时, 有25.9%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会"上升很多", 这一比率远远高于新生代城市工人、新生代白领和老一代农民工。可以看到,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关于未来生活的预期差距是非常大的, 这可能是因为:第一, 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遭遇过太多社会问题, 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处境充满信心; 第二, 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生活有更高的预期, 他们更加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生活的梦想。

4.新生代农民工的安全感

一个人能否产生安全感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安全最为忧虑, 选择"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的比率是四个人群中最高的(参见表 4)。总体而言, 新生代城市工人的安全感是最差的, 他们在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四个方面带有担忧的比率都是最高的。新生代白领最为担忧的是食品安全和个人信息、隐私安全。令人惊讶的是, 老一代农民工是安全感最高的人群, 这可能与他们对安全的要求较低和对危害的认识较少有关。

表 4

表 4 新生代农民工的安全感及其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城市工人 新生代白领 老一代农民工 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 22.3 32.18 19.32 15.37 人身安全 19.43 24.14 20.45 14.66 交通安全 38.85 48.27 37.5 35.46 医疗安全 26.62 28.74 26.13 25.29 食品安全 37.41 29.89 39.77 34.75 劳动安全 32.38 27.59 19.32 21.28 个人信息、隐私安全 17.27 33.34 43.18 10.64

表 4 新生代农民工的安全感及其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社会群体, 他们"半城市化"的生存状态决定了其工作收入、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等方面既与老一代农民工有不同之处, 也与新生代城市工人和新生代白领不太一样。他们的收入已经超过了老一代农民工, 工作状况也有所改变, 更加贴近城市生活方式, 其生活和职业的"双重边缘化"处境反而使得他们感受到的生活压力较少。他们在社会态度上兼具城乡两种特点, 与新生代城市工人和新生代白领既有共同之处, 也有一定差别。这些都说明, 新生代农民工兼有新生代阶层和农民工阶层两种特质。

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地位、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新生代人群和农民工阶层两个特质中的哪一个方面更能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起到决定性作用?

为了解决上面提出的问题, 本文将个人收入对数¹作为经济地位的指标, 将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程度作为生活压力指数², 将公平感指数³、冲突感指数⁴和安全感指数⁵作为社会态度的指标。将收入对数、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作为因变量带入模型, 模型分析人群界定为有收入的、18岁以上60岁及以下被调查对象。另外, 参照甘满堂(2001)的观点, 将社会阶层笼统地划分为城里人、农民工和农民三个大的阶层。表 5是因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1.这里指个人全年总收入的对数。

2.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指数=∑(社会问题i×压力大小i)。数值越低, 压力越小; 数值越高, 压力越大。

3.公平感指数=∑公平感程度i。数值越低, 倾向越公平; 数值越高, 倾向越不公平。

4.冲突感指数是将因子分析值转化为0-10的标准化值, 数值越低, 越倾向于可能发生冲突。

5.安全感指数=∑安全感程度i。数值越低, 倾向越不安全; 数值越高, 倾向越安全。

表 5

表 5 不同人群主要自变量得分情况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城市工人 新生代白领 老一代农民工 收人对数 9.2 9.5 10 9.1 生活压力指数 5.3 6.4 5.6 7.6 公平感指数 30.5 31.6 32.7 30.3 冲突感指数 5.1 4.1 4.7 5.6 安全感指数 19.4 19.2 19.6 19.8

表 5 不同人群主要自变量得分情况

由于需要观察代表历史逻辑的"代际", 代表结构逻辑的"阶层", 以及是否存在两者共同作用的特殊影响, 所以, 将"代际"、"阶层"和"代际与阶层"交互项三个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考虑到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之间的关系, 因而收入对数和生活压力指数既是方程的因变量, 也是方程的自变量。

分析发现, 在模型一中只纳入代际、阶层和代际与阶层交互项三类自变量的情况下, 个人收入回归分析中, 代际影响不显著, 说明在控制阶层的独立作用后, 新生代和老一代之间收入差异不显著; 而阶层影响是显著的, 与城市人口相比, 农民工和农民的收入更低。但两者交互项影响不显著(参见表 6)。

表 6

表 6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影响因素的相依回归(SUR)(模型一) 收人对数 生活压力 公平感 常数项 9.400*** 6.928*** 30.909*** (0.025) (0.102) (0.166) 代际（以老一代为参照）   新生代 -0.112 -0.311 0.651 (0.071) (0.291) (0.474) 阶层（以城市人口为参照）   农民工 -0.521*** 0.514* -0.514 (0.055) (0.226) (0.368)   农民 -1.329*** 0.087 0.202 (0.036) (0.149) (0.244) 交互项（以新生代×城市人口为参照）   新生代×农民工 -0.082 -1.579*** -0.568 (0.120) (0.495) (0.807)   新生代×农民 -0.064 1.483** -0.753 (0.136) (0.557) (0.909) R2 0.2155 0.0060 0.0012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6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影响因素的相依回归(SUR)(模型一)

在生活压力指数回归模型中, 代际影响是不显著的, 阶层存在一定的影响, 农民工比其他阶层所遇到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更大。代际与阶层的两个交互都是显著的, 新生代与农民工的交互项是负值, 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比其他人群遇到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压力更小; 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反, 新生代农民比其他人群遇到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压力更大。代际与阶层交互项影响显著, 说明在剔除了代际和阶层的独立影响之后, 代际和阶层还产生合力作用。

对公平感的感知在新生代和老一代之间差异不显著, 这说明代际因素对公平感的影响并不明显; 城市人、农民工和农民阶层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但差异并不显著。代际与阶层交互项影响不显著, 说明在剔除了代际和阶层的独立影响之后, 代际和阶层并没有产生合力作用。

综合三个回归方程结果, 阶层对收入的影响更为有效, 阶层对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有一定影响, 但代际和阶层两者共同作用的影响更大。而对于公平感, 无论是阶层、代际, 还是两个的交互项都没有显著影响。因此, 本文部分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 即代际和阶层的独立作用和交互作用的影响对部分对象是显著存在的。

模型二在模型一基础上加入性别、受教育年限、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劳动技能和地区等作为控制变量, 其中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和收入对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所以, 将两者的交互项也带入方程。此外, 在加入生活压力变量后, 收入对社会态度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都会发生一定变化, 因此, 分别建立两个方程, 以公平感、冲突感和安全感三个社会态度为因变量, 用以观察在控制生活压力后, 收入对社会态度的影响变化。最终, 模型中包含八个方程, 为了方便起见, 本文只列出模型的最终结果, 并予以解释(参见表 7)。

表 7

表 7 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影响因素的相依回归(SUR)(模型二) 收入对数 生活压力 公平感1 公平感2 冲突感1 冲突感2 安全感1 安全感2 常数项 10.627*** 9.633*** 30.575*** 33.067*** 5.493*** 6.208*** 17.593*** 18.846*** (0.084) (2.132) (3.459) (3.423) (1.099) (1.090) (1.621) (1.601) 性别（以男性为参照）   女性 -0.376*** 0.159 -0.992*** -0.951*** 0.117 0.129 -0.304** -0.283* (0.027) (0.149) (0.242) (0.239) (0.077) (0.076) (0.113) (0.112) 受教育年限 0.037*** 0.039 0.054 0.064 -0.100*** -0.097*** -0.044* -0.039* (0.004) (0.023) (0.038) (0.037) (0.012) (0.012) (0.018) (0.017) 社会经济地位自评 -0.238*** -0.208 -0.404 -0.458 0.193 0.177 0.426 0.399 (0.015) (0.542) (0.880) (0.868) (0.279) (0.276) (0.412) (0.406) 劳动技能（以技术劳动为参照）   半技术半体力劳动 -0.261*** 0.650** -0.266 -0.098 -0.014 0.034 0.094 0.179 (0.042) (0.225) (0.366) (0.361) (0.116) (0.115) (0.171) (0.169)   体力劳动 -0.535*** -0.042 -0.402 -0.413 0.175 0.172 0.064 0.059 (0.043) (0.234) (0.379) (0.374) (0.120) (0.119) (0.178) (0.175) 地区（以东部为参照）   中部地区 -0.315*** -0.233 -0.319 -0.380 0. 664*** 0. 647*** 0.499*** 0.469*** (0.032) (0.175) (0.284) (0.281) (0.090) (0.089) (0.133) (0.131)   西部地区 -0.492*** 0.773*** -1.100*** -0.900 0.427*** 0.485*** -0.104 -0.003 (0.036) (0.200) (0.324) (0.320) (0.103) (0.102) (0.152) (0.150) 代际（以老一代为参照） 新生代 -0.141* -0.661* 0.081 -0.090 -0.241 -0.290 -0.136 -0.222 (0.060) (0.324) (0.525) (0.518) (0.167) (0.165) (0.246) (0.243) 阶层（以城市人口为参照)   农民工 -0.173 … 0.429 -0.350 -0.239 0.152 0.183 0.323 0.379 (0.052) (0.278) (0.451) (0.445) (0.143) (0.142) (0.211) (0.208)   农民 -0.912*** -0.299 1.065 ** 0.988** 0.268 * 0.246 0.919*** 0.880*- 交互项（以新生代×城市人口为参照）   新生代×农民工 -0.069 -1.640** -0.543 -0.967 0.014 -0.107 -0.112 -0.325 (0.107) (0.571) (0.926) (0.915) (0.294) (0.291) (0.434) (0.428)   新生代×农民 -0.127 1.731** -0.345 0.103 -0.110 0.018 -0.695 -0.470 (0.108) (0.578) (0.938) (0.926) (0.298) (0.295) (0.439) (0.433) 收入对数 -0.717** 0.656* 0.470 0.039 -0.014 0.396* 0.303 (0.288) (0.370) (0.366) (0.118) (0.117) (0.174) (0.171) 收入对数与经济社会地位 0.127* -0.110 -0.077 -0.024 -0.015 -0.089 -0.073 自评交互项 (0.061) (0.099) (0.097) (0.031) (0.031) (0.046) (0.046) 生活压力指数 -0.259*** -0.074*** -0.130*** (0.024) (0.008) (0.011) R2 0.4939 0.0553 0.0436 0.0680 0.0813 0.1003 0.0351 0.0633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7 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影响因素的相依回归(SUR)(模型二)

在收入决定方程中, 性别、受教育年限、经济社会地位自评、劳动技能、地区、代际和阶层对收入对数均有显著影响。性别、受教育年限和劳动技能, 主要代表的是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从分析结果来看, 男性比女性收入更高; 受教育年限、劳动技能和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即受教育年限越多、劳动技能水平越高的人, 收入水平越高。

代际、阶层、代际与阶层的交互项是重点考察的内容。分析发现, 代际、阶层对收入有独立的影响, 新生代收入水平要低于老一代, 其中应当包含工作经验对收入的影响; 城市人口收入最高, 农民工收入水平居中, 农民收入水平最低。代际与阶层的交互项影响并不显著, 这说明在控制代际、阶层的独立影响后, 两者的共同作用没有形成新生代城市人口、新生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之间的显著差异。

第二个方程的因变量是生活压力指数。在生活压力的影响因素中, 性别、受教育年限两个因素对生活压力的影响均不显著, 半技术半体力劳动者遇到的生活压力要大于技术劳动者。收入与生活压力呈负相关关系, 收入水平越高的人, 生活压力越小; 社会经济地位自评对生活压力的影响不显著, 而两者的交互项有显著影响, 这说明生活压力来自于客观的收入状况, 而非主观的经济状况判断。

代际的独立影响在0.05水平上仍然是显著的, 说明新生代人口的生活压力要低于老一代。阶层的影响并不显著, 但代际和阶层的交互项存在显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压力低于城市人口, 新生代农民的生活压力要高于城市人口。在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生活压力上, 代际和阶层产生"化学反应", 形成共同作用的影响, 甚至阶层变量的独立影响消失。

每一个社会态度指数都有两个方程, 区别在于后一个方程中增加了生活压力作为自变量, 来观察控制生活压力后收入对社会态度影响的变化。分析发现, 在安全感和公平感作为因变量的方程中, 没有加入生活压力的情况下, 收入在0.05水平下影响是显著的; 在加入生活压力变量后, 收入影响不再显著, 而方程的解释力增强。在冲突感方程中, 生活压力的影响是显著的, 而收入的影响始终不显著, 这说明生活压力是真正影响社会态度的因素。

代际、阶层和两者交互项对社会态度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不显著, 只有新生代农民在安全感和公平感方程中显著高于城市人口, 不存在代际和阶层显著的共同作用。其他变量对社会态度三个方面的影响没有呈现出一致的规律性。

综合模型分析结果, 有两个主要发现:第一,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分别受"代际"和"阶层"两个因素的独立影响, 两者交互变量的影响不显著。但就新生代农民工所遇到社会问题带来的生活压力而言, "代际"和"阶层"的独立影响均不显著, 两者交互变量的影响却是显著的, 这说明"新生代"和"农民工"两种特质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混合在一起, 产生了显著区别于原有"代际"和"阶层"独立影响的特殊作用。换句话说,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决定上, 结构逻辑(阶层位置)和历史逻辑(年龄段)都发挥着独立的显著作用; 在生活压力上, 历史逻辑和结构逻辑产生交融,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其年富力强, 在现实中生活压力相对较小。第二,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态度会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因素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带有不确定性, 比如, 性别对安全感影响显著, 受教育程度能够改变人们对冲突的感知。但不确定性的背后, 也能发现一些带有共性的特点, 即生活压力指数是收入水平和社会态度的中介变量, 即收入水平高低能够间接影响到人们的社会态度, 但这种影响是通过改变人们遇到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生活压力的大小而实现的。所以, 假设3和假设4均被证明(参见图 2)。

图 2

图 2 新生代农民工经济收入、生活压力和社会态度模型验证结果示意图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年富力强, 较之老一代农民工生活压力相对较少, 但他们却具有比父辈更强的民主意识, 更强调个人权利。同时, 新生代农民工在发生劳动纠纷时, 在处理方法的选择上比老一代农民工更为激进, 手段也更加多元化。首先, 新生代农民工面对劳动纠纷时, 选择"无可奈何, 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的比率为11.54%和19.23%, 明显低于老一代农民工的34.78%和28.26%, 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消极应对劳动纠纷。其次, 新生代农民工采用了老一代农民工没有使用的处理劳动纠纷的方法, 比如暴力反抗和找媒体帮助, 虽然比率很低, 却明确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处理劳动纠纷的方法更加多样化。最后, 新生代农民工更善于借用政府的力量来捍卫自己的权利。在发生劳动纠纷时, 选择上访或者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的比率为30.77%, 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8.7%。问卷调查更没有想到新生代农民工竟然会以终结生命的激烈方式与企业抗争。从富士康的连续自杀事件和2010年接连发生的罢工事件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关系纠纷已经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选择忍耐和无奈, 其对抗方法更加多样、更加激进。

表 8

表 8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发生劳动纠纷时的处理方法比较（％） 发生劳动纠纷时的处理方法 新生代农民工 老一代农民工 打官司 7.69 10.87 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 34.62 39.13 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 30.77 8.70 找关系疏通 7.69 8.70 暴力反抗 3.85 0.00 暴力反抗 3.85 0.00 罢工/静坐/示威 7.69 6.52 无可奈何，只好忍了 11.54 34.78 没有采用任何办法 19.23 28.26   注:因为是多选题，故百分比累计超过100%。

表 8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发生劳动纠纷时的处理方法比较（％）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当前中国社会变迁中快速形成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 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快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人群。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文化程度、工作技能等方面比老一代农民工有较大提高, 却仍然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底层, 游离于城市制度之外。

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收入、消费方式、生活压力、社会态度等方面的特征入手, 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城市工人、新生代白领和老一代农民工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收入、生活方式、社会态度等特征上兼具新生代城市工人和老一代农民工的特点; 在工作技能和收入水平上接近于新生代城市工人, 在消费方式上与老一代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在社会态度的冲突感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冲突的强烈感知, 这与其他社会阶层存在明显差异; 在对生活水平变化的判断上, 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生活水平在过去5年和未来5年"上升很多"的比率都是最高的, 说明他们有着美好的生活预期; 在公平感方面,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并没有表现出比其他社会阶层更高的不公平感, 但在工作和就业机会以及城乡居民之间享有的权利和待遇两个方面, 明显表现出比老一代农民工更高的不公平感; 在安全感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比其他社会阶层表现出更大的对劳动安全的忧虑。

除了像城市人一样对房价、就业等问题高度关注外, 新生代农民工也表现出与老一代农民工一致的对城乡差距和农民工待遇的不满。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收入、生活方式和社会态度方面的"半城市化"状态只是表征, 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归结于来自历史逻辑的代际和结构逻辑的阶层两个方面的影响。当然, 还可能存在新生代农民工所特有的来自历史逻辑和结构逻辑交互作用的影响, 这也是本文分析的重点所在。

本文在两个方面有新的发现:

第一, 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结构逻辑(结构位置、阶层归属)对农民工行为取向和社会态度的影响(国务院课题组, 2006; 刘成斌, 2008; 外来农民工课题组, 1995), 本文加入了对历史逻辑(地位变化、代际归属)的考察, 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问题所带来的生活压力中, 存在着代际与阶层交互变量的显著影响, 这意味着"代际"与"阶层"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的作用并非仅仅是两个变量的独立影响, 而是存在区别于代际和阶层的合力影响。代际与阶层交互变量影响的存在, 说明历史逻辑(代际)和结构逻辑(阶层)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产生了一种特殊效应, 这种特殊效应在未来会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的变化和社会处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压力变化, 并进而对其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产生重要影响。这给予我们重要的警示: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人群相比, 一方面他们有着美好的生活预期, 另一方面他们暂时没有遇到更为显著的生活压力, 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处于一种乐观的"青春期"状态。但是, 随着年龄和阶层地位的变化, 如果生活压力不断增大, 美好的生活预期被打破, 那么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变化的激烈和显著程度将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大。分析还发现, 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的民主意识和个人权益意识更强, 因此, 他们在遇到劳动纠纷等事件时, 采取的应对方式会更加多样, 也更加激烈。

第二, 在以往的研究中, 人们一般假定, 收入地位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态度, 但本文的研究表明, 收入地位必须经过某种中介变量才能对人们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取向产生影响, 这个中介变量在本文的分析中是"生活压力", 但在其他情境下也许是其他因素。本文发现, 在没有控制生活压力指数变量情况下, 收入对社会态度的影响可能是显著的, 而控制生活压力指数变量后, 收入影响的显著性消失, 这说明生活压力指数是收入水平和社会态度的中介变量, 收入水平高低对社会态度的影响是通过改变人们遇到社会问题所带来生活压力大小的变化而实现的。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 在控制收入变量后,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问题指数与公平感指数的偏相关系数明显高于其他人群, 这意味着, 一旦遭遇到社会问题带来的生活压力, 他们对社会不公平感知的强烈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人群。生活压力指数可作为收入影响社会态度的中介变量, 但并不意味着收入是决定生活压力指数的唯一变量。

从以上的研究发现中, 本文可以引申出以下三个政策建议:

第一,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新生代农民工较之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 他们的消费方式与老一代农民工有了很大差别, 更多地使用手机和互联网等现代媒体获得信息, 也具有更高的维权意识。要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使他们具有合法维权的制度化渠道。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压力有可能并不直接来自物质生活本身, 而是来自合法权益的相对剥夺、实现生活预期的焦虑, 等等。

第二, 加快消除新生代农民工转变成市民的制度化障碍。通过分析可以看到, 生活压力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态度的关键中介变量。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与他们对生活压力的感知密切相关, 而这种对生活压力的强烈感知, 又可能造成他们的社会公平感低、安全感差、冲突预期强烈。他们几乎没有农耕经验, 也不可能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在打工之后回家务农, 但留在城市, 面对种种制度化障碍和生活压力, 似乎看不到生活的出路。各级政府应把新生代农民工转变成市民作为城市化战略的重要选择, 加快制定各种相应政策。

第三, 改进农民工的劳动关系。富士康事件之后, 富士康公司的主要应对措施就是宣布较大幅度提高工资水平。但从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一个显著差异, 就是他们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冲突具有非常强烈的感知。加薪只能看作缓解问题的辅助手段, 更为重要的是改善劳动关系, 包括加强劳动保障, 完善沟通机制, 控制加班时间, 健全工会组织, 丰富业余生活, 关心精神需求, 关切他们的未来发展,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