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豫北匪患的研究暂告段落，2009年的年初，笔者踏上了返乡之路，亦即第三次田野回访。一个始终萦绕在脑海中的问题是：1949年以后，豫北土匪的下落如何？笔者查阅了“镇反”档案，在与细节的对照中，发现了口述资料、地方志的“清流”迹象，提出了“文献积淀层”的概念。这次返乡的经历，让笔者醒悟到，尽管依旧是日常生活微弱的常态，在“说话”的背后潜伏着的神经症候——“镇反”的历史记忆，从土改、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社会主义道路隐没、撤出，却并未消失，它潜伏在“镇反”遗留的身份政治的表象下，积留在患者的神经症候中。历史的节点从哪里开始断流——诉苦就成为瞩目的“说话”政治，扮演了强大的意识检查制度，守门人横亘了“镇反”潜意识的“向外”倾向，历史记忆的润饰、变形、逃避……围绕着诉苦的边缘、模仿诉苦的表演，欺骗了“天真的人类学家”(斯皮瓦克，2007：96)¹。笔者用手指摸索着“诉苦文类”谱系的凸痕，写下了这篇诉苦文类的民族志批评，主体性的反思，最后竟酿成自我解剖的痛苦。人类学习惯于他者的移情、温情脉脉的道德美誉，相信，这一天性的亲善寓言，当灼烫伪善的表皮时，历史留给我们的不是“逼近真相”的虎皮信仰，而是直面的诚实。

1 斯皮瓦克较之研究者个体的被欺骗感更为深刻地指出了“社会欺骗”(social indirection)的概念，笔者在正文中阐释诉苦扮演的强大的意识形态保护膜。

一、“属下”的概念漂移

所谓“庶民”(subaltern)，也有译作“属下”、“下层”或“底层”的，总之都不是十分理想(陈燕谷，2005：25)。葛兰西(2000：2)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下层阶级”，用来表示“南方问题”或农民问题，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中的其他社会群体的“隐语”；或者说，葛兰西讨论的是“文化霸权”概念下，受宰制的从属或次属事实下，知识分子的领导权何在，知识分子的民族-大众性，因此，他在《狱中札记》中首次提出的下层阶级或是庶民，又可扩展为人民：有机知识分子，始终属于无产阶级；在特别的情境下又指高等文化的民俗学基础(乌尔比诺蒂，2005)。不过，他讨论的是文化的分离与庶民的多样性，“千人团”组织的困境，提出文化争夺意义上的阵地战。印度庶民研究建立在精英历史学家编纂的批判基础上，R.古哈(2005：6-7)对庶民的定义强调同一性：抵制精英统治的思想。人民的政治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因为它既不是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在R.古哈对人民或庶民的界定中，包括劳动者和城乡中间阶层，即底层精英，包括下层的乡绅、破落的地主、富农和上中农。葛兰西讨论的知识分子领导权，被R.古哈转换为庶民行动的失败。庶民研究围绕以工人和农民为主导的“新民主”革命的失败，展开殖民地核心问题的新史学动向。R.古哈使用“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表明，理解印度的“历史性失败”的参照坐标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胜利(陈燕谷，2005：32)。于是，庶民政治，从葛兰西的意大利南方问题，漂移到印度叛乱的“认知失败”，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转折，引起了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革命性改变。斯皮瓦克通过解构印度庶民研究后沉痛宣告：属下不能说话。然而庶民政治的中国经验，却构成了斯皮瓦克的否定式，属下的主体性打开了史无前例的创造能量——新中国开辟的“诉苦”政治为土改胜利、文革动乱结束、改革开放伊始等社会主义道路上的进程立下汗马功劳。庶民说话，不再仅仅是档案夹缝里“呼喊的细语”，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反抗样式：从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到公开的罢工、暴力与斗争，以及幻化为梦魇的“反抗的次文类”，深层文本刻画了主体性不屈的意志；而每一步主体性的延展，都不同程度地触动、激活了诉苦鼓励的僭越、自主、社会批判等弱者的合法性标签，与矛盾交织、优柔重重，甚或与M.福柯的自我解放接轨。因此，本文便是以诉苦政治的胜利为核心议题，作为集中探讨的起点。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讨论诉苦本身，而是诉苦文类中研究者对苦难的诉说。

二、诉苦·说话·底层历史

让我们回到底层民众(或边缘群体)的说话上来，对它的兴趣是新史学的现象，研究对象涉及民国时期的娼妓、土匪、阴阳生、犯人等进入民族国家社会改造视野的人群。贺萧(2003)用“层层剥洋葱”的办法来倾听被警察抓捕、取缔或被告上法庭的“妓女”的声音，尽管从司法档案中几乎听不到她们的声音，但还是从有限的申诉权中叠加了弱女子的感受。杨念群(2006)从医疗事故档案中敏感地捕捉到阴阳生的反抗，真实再现了国家借助现代医学追剿巫医的夹层空间的紧张。冯客(2008)置身于数量庞大的民国监狱档案，他首先梳理了司法精英“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监狱改良思想，这些思想灌入了浓厚的道德、教育意识，又不乏经济的目的(如建造监狱工厂)，甚至是国家塑造文明人的绝妙实验室；其次，他以“犯人难以理解的呼声”指出，研究围墙内犯人个人生活而非出版回忆录的政治犯精英(如陈独秀、方志敏)，尽管普通犯人的发言权被剥夺，还是留下了犯人直接书写的文献和犯人亲自写的控告信。对此，冯客的研究与M.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追踪监控身体的技术谱系分流，他写道，“通过关注犯人，我们可以看出两件事情：犯人在整体机制中的行动范畴，以及他们利用支配性刑罚话语的能力：与认为违法者是野蛮禽兽的精英理论(或者历史学家偶尔地将犯人视为‘更真实’的声音的浪漫观点)相反，犯人总会力图不顾机制施加的囚禁的束缚而充当自身命运的积极行动人”(同上：18)。笔者通过访谈有过监狱经历的当事人，对冯客通过监狱行政档案恢复监狱生活的常态、犯人的种种反应，深表敬意，因为，真实的监狱生活只有被封闭在孤立空间的犯人与监狱看守人的“朝夕相处”，逃狱、自残、牢头狱霸以及审讯室的暴力惩罚等这些不为人知的细节一旦打开牢门，竟与宣传渠道下“透明”的监狱表述系统构成批判与反讽的关系。¹

1 不过，笔者还是发现，较之当事人的口述，冯客通过档案阅读犯人生活，其中关于人性的体察，还是较为失望。

(一) “翻了个空身”

让我们接着重温土改(交织了“镇反”的情境)，相较以上弱者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透露的微弱声音，以主体的姿态在历史上写下了前所未有的一笔。土改研究是学术界的热点，那么我们从什么角度发现问题的所在呢？

笔者以翻身叙事的音乐板腔体为例，关注该文类细微变化的转折或裂痕，文学的自觉促使笔者思考说话的主体与书写者(哪怕是二度书写者)之间微妙关系，裂痕启发笔者意识到：在祛除价值判断的时候，在无意中又潜藏着更大的价值判断。韩丁(W.Hinton)《翻身》(1980)与《十里店》(I.柯鲁克、D.柯鲁克，2007)在内容上总是会出现场景重现，具体不再赘述，在音乐板腔体上更加富有彼此的艺术魅力。主题遵循了宏观的叙事基调：茫茫黑夜-太阳从西边出来-斗争、动员、选举-翻身的黎明。相似的叙事结构，又创造着不同的变化节律。《翻身》在张庄与县城城隍庙两个场景交替进行，一轮轮的交替将运动推向高潮。“影片”(作者对作品的称呼)以秧歌欢舞的新年景象开头，以八月的秋天结束，当时的天气是“金色的太阳像一位老朋友那样，照耀着静静的村庄”。影片的中间在作者去城里开会的路上散发着早春的气象，“灿烂的阳光普照着山谷”。影片潜伏着诉苦的情感历程(Anagnost，1997)¹，占据了作品的前半部分，充满了戏剧的张力：在苦难的序幕中，诉苦以追忆的方式纵然伴随着眼泪，亦习惯于麻木，影片塑造了等待的主体如何挣扎着不使涨水淹没于脖颈；随着斗争会的开展，诉苦的苦主在地主面前不仅流下了眼泪(哭泣，在妇女的脸上承担着大部分)，而且迸发出愤怒；随着揭发上百条地增加，发言一轮轮地壮大，饱受屈辱的妇女也放开了说话的勇气，诉苦达到高潮，“老账就是这样一笔又一笔地清算着。旧制度的残暴就这样在它死亡的抽搐中一次又一次地引起回响”(韩丁，1980：158)。再来看翻身的转变，农民分到土地和财物后，作者是这样叙述的，“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户发现自己已经生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了……这种转变使他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多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于是诉苦的悲苦转为当家做主的喜气洋洋。然而翻身不止是生产资料的自主，对于韩丁来说，更是世界观的改造，他用几乎四分之三的篇幅刻画了翻身连续几个阶段的过关历程，反反复复异常艰难，却又以惊人意志跨出了第一步。这是一个与自我决裂的过程，不是一夜之间实现，而是在斗争中、在拷问中被改造与自我改造。韩丁(同上：454)有这样一段精彩的旁白：

1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是诉苦的先声或情境，参见Anagnost(1997)对诉苦的文学批评，以韩丁的翻身为例，分析土改文本背后的权力制作痕迹。

人的意识可以比作一颗卷心菜。它的嫩心被一层又一层的辩护、遁辞、论证等等所包藏。必须把这些全剥掉，才能看清那驱使任何一个人行动的真实的复杂动机。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有别于其言论)不通过种种无意识的方式显露出他某些内心思想的话，这样一个过程简直是难以实现的。

这段话与贺萧“层层剥洋葱”的比喻惊人地相似，不同的是，“剥卷心菜”是为了缔造新人(洗心革面)，“剥洋葱”却是为了剥离娼妓被累积的道德、歧视与意淫等表征压力，探索娼妓如何在社会存在。如果我们对照电影或话剧《红尘》来看，则发现该电影描述了北京的一位窑姐在新中国获得做人的尊严，得到幸福后又怎样在诉苦的诱引中迎来的如洪水猛兽般的背叛、斗争与污名中，走向个体的毁灭，充满了深重的反思。¹恰恰在“剥洋葱”与“剥卷心菜”的夹缝中，我们找到了不同类别的个体如何卷入不同标准的政治分类，所投射的无名阴影是什么、在哪里，而它似乎离我们描述不出、看不见却隐约感受到的那部分“池塘”相近了，以目前的状况，还不到确认的火候。

1 贺萧的“话语”后现代策略应用于新中国妓女的改造问题，并未与土改形成严肃的对话关系，这也是周锡瑞批评该作品津津乐道于妓女宣传的“话语”小册子，兼笔者的反思。无独有偶，艾华(2006：3)亦批评韩起澜和贺萧并未参考50年代的娼妓政策，而将其教条化。

在《翻身》中，诉苦的群像中塑造了有着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翻身典型，他们是土改中涌现出来、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具有党性觉悟的下层精英。其中一个是妇女代表胡雪贞，她有一副男人的外表、凄苦的身世，“解放和‘清算运动’对胡雪贞来说，像是大旱逢甘霖”。在以后的斗争中，她最大的变化是敢说话，入了党，成为土改的中坚力量，甚至在干部过关中也没有遇到任何责难；另一个人物是老堆金，分果实时他挑选了一口缸，韩丁(同上：170)是这样描述的：

“翻身了吗？”有几个人这样问他。

“翻了一个空身。”老堆金一边回答，一边指了指那口大缸。他被自己这句俏皮话逗得哈哈大笑。“翻了一个空身”，意思就是说，在翻身运动中什么也没得到！²

2 韩丁对翻身的定义是在变化的，符合土改过程中对翻身标准的降低，他说翻身是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虽然最低限度的生存也在降低。这样看，老堆金说“翻了一个空身”也有道理，这在土改后期被划分为“新中农”的小农中感受异常一致，该言隐含着党和民众对翻身的期望太高，以致翻身过后，幻灭情绪在贫下中农中比较普遍。

老堆金在土改中引人注目就在于，他没有因为“空身”不满、抱怨或发牢骚，而是认为靠民主、靠劳动解决自己的问题。他被选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席。韩丁(同上：638)这样评价老堆金，“过去那些在旧制度下被动的、不声不响的受害者，越来越广泛地被推到积极的政治生活中来，发挥出他们的从未料想到的才能”。

伴随着土改的顺利与挫折、成功与困境，影片中的“我”也是一个潜伏的变化过程。他倾听着人们对他诉苦、转述斗争场面、参加斗争、见证了翻身给张庄带来的变化。不过，在土改路线受到批评、成绩被否定时，作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坐在一座坍塌了的建筑物的废墟上，周围的景象使我不禁产生了一种荒诞的联想：正如周围的砖瓦块一样，旧社会已经土崩瓦解。替代它的新的大厦，看来只是一个蓝图，还不是事实；只是一个梦幻，还不是现实(同上：585)。该篇翻身的纪实，在离开张庄的日子，强烈的反思意识留在了土改任重道远的道路上，作者看到了翻身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也质疑了民主、人权等不充分的实践。然而，这些问题无法动摇对正在走向翻身的人民的信心，添上一个光明的尾巴：数以万计的村庄，逐步走上像张庄这样无名的华北小村庄的兄弟们所开拓的道路——翻身的康庄大道。然而，也恰恰在美好的寄愿面临接踵而来的合作社、统购统销等社会主义改造一一落空后，无数后来者开始了对土改的重新评估。¹

1 继《翻身》之后，韩丁组织了代表团对张庄进行后续访问，写了一本报道社会主义改造的书，表达了翻身之后的失望与困惑，参见费正清(2001)的书评介绍。

《十里店》在文本结构的安排上独具匠心，它更像是一座建筑的比喻：瓦解与翻身交替进行，每一次的瓦解催化了翻身的递进。它描述了柱基支撑支柱的金字塔形封建社会如何分崩离析、苟延残喘的物理过程，代之以民主的孕育。它更像是一个宏观的社会叙事，每一个柱基(个体)的命运是不可或缺的血肉。于是，诉苦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催化剂，被吸纳进瓦解与翻身的两段乐章中：经济上瓦解、政权上瓦解。让我们跟随这一伟大的进程，阅读《十里店》诉苦的文类：诉苦在经济范畴的翻身运动中发挥了经济价值，双减运动-查黑地-五四指示-挖拱包填窟窿，苦主在斗争会上诉苦、分斗争果实，从个体的经济人扩展到集体的经济人；然而，诉苦在政治范畴的“划分阶级成分”面对“第一类斗争对象”(四个恶人)才获得了升华意义的、集体的道德价值，此情此景的回忆(past)，是“太阳从西边来临”之前苦难生活的整体召唤，I.柯鲁克和D.柯鲁克(2007：182)写道：

当过去的事情活生生地而且又是令人十分气愤地回顾起来时，大家都想起了这些恶事，似乎已经达到了痛恨二十四个司令官那个时候的最高峰。当农民一个接一个地回忆他们受痛苦的那些日子时，他们的怒火越烧越旺。

正是在诉苦决堤的情感、翻身的人道觉悟、累积的社会变化中，翻身乐章的尾声是对“十里店”投入翘望的、回顾的、意味深长的一眼，满怀着对土改感恩、客观的评估，作者反复用了河水的比喻，形容小村与国家的关系，满载了希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憧憬。

我们把十里店及其附近村庄看成一个小溪，那么，整个解放区就是一条小河，这小溪就是小河的一部分。这条大河之水被土地改革所释放，便开始奔腾不息，它流向何处，土地改革就伴随到何处。(I.柯鲁克和D.柯鲁克，2007：211)

《翻身》与《十里店》以纪实报道的形式，以电影体的方式创造了各自与众不同的艺术结构，《翻身》更像是一部冬去春来的季节变换¹，如何把阳光照入群像下的灵魂深处，《十里店》更像是一部空间的建筑艺术，如何将压迫与反抗运用到时间因素中来。两部作品共同完成了土改理想与现实共鸣、悲剧与喜剧交加、等待与救赎寓言安排的史诗般的音乐板腔体，笔者发现，诉苦是苦主说话的权利，苦痛是阶级的经验基础²(它反复在过程中回旋)，深深嵌入了乐章的过去结构。

1 注意文本中太阳与黑夜的运用。

2 事实上，这一苦痛经验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宝贵的，在打工妹身上又曲折地重现。

然而，在后来者的土改研究中，这些因素从“光明的尾巴”质疑开始，发生了时间节点的陨落，新一轮的嬗变重新开始。首先是(长时段社会主义改造过程)(土改国家意图与共同体传统的不和谐)乡村迸发的慢性呻吟、萧条与苦难³；其次是共同体传统的顽强生命力，国家意图不但不能实现，反而要受制于传统的支配，理想与现实处处是错位与矛盾，以及激烈的不适宜反应(Chan et al., 1992)；一方面是私法、私产的萎缩，另一方面是土改边缘小农发出的微弱抗议；翻身时期的合作社，如果说还能与互惠的乡村传统保持蜜月关系，那么在集体化时期，其意义被抽空、被扭曲，窒息了最低限度的小农经济人的活动(市场、利益、副业)(塞尔登等，2002；施坚雅，1998)；诉苦从翻身的社会价值中剥离出来，转变为社会动员的利用工具，翻身中与斗争会平行的戏剧真实在现实生活中被表演、“诉苦”被消费、内容被矫饰(郭于华，1999；方惠蓉，2001)；继私产的萎缩，土与水的分离造就“地方的萎缩”，它指的不仅仅是水利工程的改道，更包含了历史性的废弃，哀悼逝去的大地、天空、河流共同构成的神性(马丹丹，2008：181-185)……从这些“后土改”反思(或背叛)中，我们看到是翻身后的苦酒、失望的蔓延、慢性痛苦的积累、千疮百孔的土地、压抑的个体人¹，理想一地狼藉。

3 我们再来看电影《活着》诉说的主旨：在那个变幻无常的年头，活着就是最低的限度，活着却苦难的家庭悲剧。缪格勒(Mueggler，2001)的《野鬼的年代》渲染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难记忆。

1 浑然不见投身翻身事业的社会人的幸福，一重视野的遮蔽，一重视野的打开，正是引起笔者思考的地方。

在这抹灰暗的底色之下，我们发现，翻身运动的主体被重新塑造起来，让我们意识到，重新塑造起来的他者(弱者)正是《翻身》或《十里店》主体加诸对象化的世界之上的，包含了对其革命化叙事的批判、土改阴暗面的披露(塞尔登等，2002；张学强，2006；马丹丹，2005)²。

2 I.柯鲁克和D.柯鲁克对十里店民族志的总体描述是“一个乡村是如何成为革命堡垒的”；而后土改文类则在“地主、富农”等身份政治上寄予了严肃的反思意识，描述了斗争中的区隔、歧视、类似种姓制的“永久不得翻身”，流露出翻身原有的人道内涵之外、对暴力、复辟、复仇与专制等社会主义社会包含于乡村共同体传统的延续，不能不说是翻身幻灭之际残酷现实的复写，实际上引笔者思考的是《翻身》等作品在叙事的边缘流动的书写者对土改的反思应该怎么对待。

什么是过去？土改文类的作者都给出了不同的时间节点，莫非历史在作者开始叙述过去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了吗？也正是土改“同伴”的际遇，强烈的主体性“同情”的不可靠，使笔者在处理与土改同时进行并交织在一起的镇反主题时，无论是田野还是档案，从过去的匪盗主体性执著(fix)中退出了。问题在于，当攀附、说话³、学舌，甚或诉诸行为的反抗⁴等理性反思(reflection)都一一动摇，我们归向何方？

3 说话，不论是让苦主说话，还是自愿说话，是翻身文类取得的最大的成就，与民国时期被教育与改造的弱者或他者习惯压抑的形象还不同。

4 笔者的匪盗主体只不过斗争主体性上更加激进、激烈罢了，贯注于“行动中的土匪”(马丹丹，2009a)，当语言变为沉默，行动激进主义所增加的是我们意识到书写者潜伏的对象化反映，杰华很准确地分析了这一对象化反映存在于知识精英与主体性建构的相互关系。

(二) 身体何以能解放：从女工、翻身妇女到打工妹

反思还在继续，让我们再来看看《翻身》和《十里店》中描述的翻身妇女。笔者有意把中国20世纪初的女工、50年代前后翻身的农村妇女和8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打工妹”，构成历史时段内既有连续性又有差异的女性作为次属群体(subaltern)的主体性谱系，探讨“她”的诉苦文类，笔者尝试描述“她”被灌入的生命苦痛、所创造的反抗经验在时间长河中的流动、接替与延伸，又伴随着消解与糖的甜蜜，笔者思考的是诉苦文类在此情境中的困境与反思，虽然脉络化¹的工作仍旧粗浅，但就凭着自己的勇气展开吧。

1 反映20世纪初中国女工的民族志，韩起澜的《姐妹与陌生人》，贺萧的《天津女工》，笔者均未能找到；笔者还试图把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与林耀华的《金翼》描写的20世纪初中国农村的妇女命运、际遇与道德放入其中，惜笔拙而力不足，暂将其抽出，又适当地将阎云翔的《亲密生活变革》补充到后社会主义变迁中，与打工妹在乡村与城市的两端连接，描摹女性主体性命运的激流与漩涡。

1. 20世纪初的城市女工：创伤与仇恨

伴随着20世纪初中国城市化进程，女工汇入“农村包围城市”大潮，占据了卷烟、纺织等相当比重的工业地位。1919-1920年客居上海的沈定一在法租界看到了这道纺织女工组成的风景线：她们一群一群、参参差差、行行去去、急急忙忙，赶着上下班，与公园周围悠闲而又聚集打扮精致的游人、小孩、汽车、阔男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幅图画颇有“左派”的意味：对比的阶级社会，一辆载了青年男女的汽车吹着口哨，呼啸而过，这一经历，似乎加深了他日渐强烈的粉碎阶级和其他社会差别的意识(肖邦齐，1999：40-82)。这两年风云变幻，五四运动爆发，罢工声援，沈定一萌生了团结一致的革命信念，强调中国文化、阶级和性差别中所存在的相互依存性：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组建共产党、实践他的社会学或群学思想……²

2 阶级分化的现实可能是促使沈定一皈依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动力。然而，肖邦齐探讨的却是沈定一在上海、杭州、衙前三个政治空间下被割裂的、矛盾的政治策略与实践，以及他的社会学思想权益性所在。正是上海鲜明的阶级分化现实，沈定一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分子传播的土壤恰恰是工运，笔者沿着五四运动的路线探讨道：工运是五四运动中涌现的知识分子有可能依托群众的较早发现，五卅运动的群众性使知识分子有可能摆脱五四运动受限于学生运动的孤立。何时放弃工运，开辟更为广泛、扎根性的社会动员领域，转变为毛泽东的使命。

相对于沈定一的“道路以目”，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以房客的关系就更加贴近了一位名叫陈二妹的卷烟女工的疾苦，二人同病相怜，共同塑造了上海触目可见的不平等社会现象，诉苦超越了阶级的樊篱，包含了共同的身份抗争。陈二妹出场时比较模糊：一个圆形灰白的面貌，半截纤细的女人的身体，作者描述道：不晓得什么原因，我只觉得她是一个可怜的女子。她的高高的鼻梁，灰白长圆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体，好像都是表明她是可怜的特征。郁达夫给诉苦的女性定位了“美丽的弱者”，以后，我们看到这一身体特征潜伏在诉苦文类中。不久，他们有了一段相识的交谈：

“你在工厂里做的是什么工作？”

“是包纸烟的。”

“一天作几个钟头工？”

“早晨七点钟起，晚上六点钟止，中午休息一个钟头，每天一共要作十个钟头的工。少做一点钟就要扣钱的。”

“扣多少钱？”

“每月九块钱，所以是三块钱十天，三分大洋一个钟头。”

“饭钱多少？”

“四块钱一月。”

“这样算起来，每月一个钟点也不休息，除了饭钱，可省下五块钱来。够你付房钱买衣服的么？”

“哪里够呢！并且那管理人要……啊啊！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厂的。你吃烟的么？”

“吃的。”

“我劝你顶好还是不吃。就吃也不要去吃我们工厂的烟。我真恨死它在这里。”

陈二妹的自述穿插了对工厂的仇恨，简短两句重复的话，流露了她在工厂遭受的身体的疲惫、苦痛和被揩油的屈辱，这一情景倒是她首先问“我”的苦才唤起了她诉说的自怜，这一情景颇似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互怜。但她的诉说是隐忍的、简短的、轻微的，只是在加夜班回来后看见“我”掉下泪来。郁郁寡欢、犹自难保的“我”也只能夜晚到街上游荡以消散神经衰弱对精神的折磨。之后，我们在改革开放后打工妹的身上发现了相似的抱怨、批判和仇恨，不过不是工厂做工的苦，而是饱受社会歧视的屈辱，她们因社会歧视而产生的强烈的自尊创伤，却是20世纪初的上海女工所没有的(或者说不强烈的)。然而，只有回到资本主义大生产模式下，卷入机器、资本、流水线的制造业环境，这种因恶劣的劳动环境、超负荷的劳动强度产生的创伤，才在打工妹身上深刻地嵌入，并周期性地发作。

如果说沈定一“道路以目”，郁达夫是“同命相怜”，那么杨之华则是坚定、激进的行动主义者，深入女工车间，加入“拜姊妹社”，带领女工们举行罢工，把沈定一看到的罢工的潜在力量化为现实的力量，成为“五卅运动”的先锋。那么她们(罢工行列中的女工)是自为的，还是自在的？裴宜理(2001)的回答是复杂的。一方面她认为技术的差异、地缘的差异、工种的差异等生产条件的区隔与差异决定了罢工的不同形式及不同的政党领导或政治资源，女工的罢工服从于工人罢工的模式，构成革命先锋的是江南技术工人，政府合作基础是半技术工人，在激进与保守的政党选择面前钟摆式摇摆；另一方面，即使承认女工的激进行动主义，亦多是受到生存的威胁，定位在生存伦理的自卫，且在向政治性罢工的诉求行动中囹圄父权制牵绊的拘谨、羁绊与无知觉，主体性的代理人是工运领袖、工贼、黄色工会……且是派系斗争构成的分歧性主体。但是裴宜理在指出差异的生存条件现实时，递进的观点是合作何以可能，阶级何以可能？但在这一递进信念中，我们似乎看不到女工罢工所能给予的回应或贡献——或许当以罢工为主体性文本时，作为女工所能做的是以激进的行动主义占据尖峰前列，方能留下自己的身影，而那留下的不多的身影似乎也是女性工运精英，诸如“红衣舞女”等的闪现。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看到罢工(消泯性别差异的)在敢冒风险中为“弱者的声音”贡献的行动强音。裴宜理(2001：7)说：

在民众反抗问题研究中，总的趋向是关注影响不大的“日常反抗”，避免公开的、有组织的抗议。尽管这种研究充满同情心，将眼光放在更为普通的民众行动上，但是我仍然注重研究公开的反抗。

2. 50年代翻身的农村妇女：哀怨与呻吟

城市罢工在“白色恐怖”下进入低潮后，中共向农村转移，农村妇女的翻身问题直到土改时才彻底进入视野，如果将“翻身”的一般含义投射到妇女主体的翻身上，其一将妇女从传统家庭中解放出来，投入到公共领域，如生产支援，特别是分到土地，实现经济独立；其二是自主婚姻，从丈夫、婆婆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相对于以罢工获得主体性的女工而言，翻身的农村妇女较为激进的方式就是与父权制的抗争，诸如自由恋爱、离婚自由等等，个体自由将浪漫主义的喜悦播撒到一个个“巧儿”身上。然而，这种喜悦的前奏也交织着“巧儿”浓浓的悲怆：《十里铺》中不堪婆婆虐待拖着残腿投水自尽的年轻姑娘；《翻身》中答应控诉男人和公公、要求离婚的仙娥，诉说了自己的遭遇，然而这次诉说，没有眼泪、哭泣，而是坚决、镇静和从容。

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一道道紧锁着的门后发生的事情，在仙娥心里燃起了仇恨，使她什么也不顾了。仙娥是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为自己的自由权利而斗争。只要看看她那双明亮的黑眼睛，就足以说明，这场战斗真正打响时，她是绝不会轻饶她的对手的。(韩丁，1980：536)

与父权制的抗争次属于“妇女打头阵”的斗争会，在工作队离开前后，仙娥还在等待她的离婚，就像《边城》中的翠翠，等待她的没有头尾的等待。我们发现，翻身延续了罢工消泯性别差异的位置(position)运动，当家户朝社区空间打开时，也如赶羊圈一样，女人围成一群拥挤在空地、场院一角，也将要构成阳光下阴与阳的对立——浪漫主义与苦情交错的叙事体引导入集体化的轨道中，循序渐进克服着糖与苦而锤炼为铁质的女人——集体化孕育的“铁姑娘”压倒了翻身时掌控着纺织技术权力的老中农妇女。这一炼狱般的少女成年礼以父权制解体的方式熔铸了自己的男儿身，衍生了父权制的次属聚落(Chan, et al., 1992)¹，诉苦中包含的性经验、女性的生命周期、默认的性补偿伦理……被排除在外²。如果性构成保存能量的危险(道格拉斯，2008)，那么我们要说，开闸的诉苦！迎来了她的政治舞台，也打开了国家规训个体谱系的门户。许多年后，当我们再次翻阅《翻身》与《十里店》，惊讶于车轮推动得如此缓慢，如同赶路一样的叙事流水板中，竟未曾留下任何对父权制的反思。

1 这部陈村民族志说道，公社刺激了内部通婚的趋势。

2 需要补充的是，翻身时妇女对强奸的指控较为普遍，这部分饱含着屈辱的性经验被诉苦打开，但是性经验差异被“性压迫”的阶级道德涵盖，“破鞋”的涵义相当含糊。

然而，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伤痕文学姗姗来迟，舔舐十年文革积聚的“伤痕”，如果细致统计，这部分创伤在返城(失业)的知识青年、蹉跎青春的知识分子身上间歇性发作，城市似乎成为毛泽东时代受伤的对象，因为被驱赶到乡村，根深蒂固对城市非道德的敌意¹。这段由城返乡的历程犹如一场刑罚，《陈村》中描述了知识青年滞留在陈村，试图趁文革打回他们的城市，又不断地被遣送回乡；又因为查身世、查过去、查言论不断的复查²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被关入牛棚，没有指望地在田地里耕作、追逐内卷式地揭发、厮杀，最后被为他们奉献了青春的乡村背叛，铤而走险偷渡边境，“叛国”——彻底接受了被“他者化”的命运(Chan, et al., 1992)。在凯博文(Kleinman，2008b)描述的躯体化(somatization)苦痛中，患者包括带着右派或地主的黑标签、下放乡村的知青、城市里不满工作或失业的青年、教师、婚姻关系糟糕或家庭压力大的女性……我们看到抑郁症在城市、工厂、学校，在背井离城、既回不了城、回城又找不到位置的知识分子身上慢性而间歇性地发作着，凯博文把他们称作“失落的一代”，他们介于社会主义运动与市场、技术、知识回复的新经济秩序之间的“停滞”阶段，他们是文革创伤在1980年代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调和而成的抑郁症，以痛苦、绝望、悲伤和受挫、焦虑种种困顿交叠的躯体化疼痛舔舐着文革的创伤、污名与践踏的自尊。而凯博文为他们个体的苦痛叙事找到的社会根源是地方权力情境，地方权力情境与抑郁性病患的关系对提高理解抑郁的社会产生和维持有重要的潜在作用(庄孔韶，2008：498-505)。

1 于华的小说《许三关卖血记》描写了一位父亲一路卖血给返城的儿子治病的经历。

2 复查是土改后期“挖拱包填窟窿”清理乡村门户的办法，四清运动针对的是对干部贪污、多占的怀疑，再次派工作队驻乡，结果激化了乡村干部之间仍旧未脱宗派主义根基的派系斗争。不过总体来说，四清保持了土改时期工作队下乡对乡村的优越、指导和先进党性地位。到了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运动，知青作为村庄的外来者地位一落千丈，成为被(间接)管制的对象，复查的对象转移到他们身上，而这些青年在城市保留的消费风气，如拥有收音机等都成为不信任的表现。

人类苦痛的社会根源正是权力的地方场景，它导致了资源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大规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力量的影响的传递也是不公平的，把特定的人群置于最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凯博文，2008：169)

凯博文(同上)用权威与服从之间的等级、上级对下属的压迫性关系、单位对个人的压制等个体主义在权威主义的压抑转化到躯体的疼痛中，用变化了的角度，通过研究我们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力量是如何渗透进(以及压迫)我们最私密的个人体验、政府的控制延伸到身体里面及其功能和实践等“社会-躯体”过程，叙说了一个抑郁症的福柯命题，不过，凯博文力图追溯病痛的社会根源，即社会得病了。

因此，躯体化同样是一种反抗的武器，它运用苦痛的权力争夺稀缺资源和保护自身利益……言下之意，他们依恋自己的抑郁症，甚至不愿意它痊愈。躯体在社会压力下的呻吟就包含了妇女对父权制的哀怨——异常罕见地与土改时从父权制中解放出来、分到土地、有离婚权、恋爱自由的“巧儿”们对接了起来，形成了异常罕见的扭曲与失声。

假设你爬一座山，这座山比较陡峭，非常难爬。你看见人们从左右两边纷纷摔下山去。你的家人攀着你的脖子，抓着你的背，你要是掉下去，他们也会和你一起摔下去。你爬这座山已经二十年了，你的眼睛一直紧盯着手抓的地方和落脚的地方。你不朝前看也不朝后看。最后，你爬到了山顶。然而也许你第一次朝后看了，你才发现自己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你的生活和家庭曾经多么困难，你的希望曾经多么渺茫。这算不算一个足以让人抑郁的理由？(同上：141)

3. 改革开放时期的打工妹：孤独与分裂

翻身的苦与甜被文革研磨为咖啡一样的抑郁，抑郁是上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的过度病，很快就被“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经济遗弃，城乡距离发生了调整，逆向流动被国家与市场双向导航——农民工流入城市，“外来妹”带着背井离乡的悲壮，走进吞吐廉价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大工厂，城市棚户区寄居着“外来媳”抑或“农家女”、工厂宿舍收容着“打工妹”，她们的身体包含了机器与性的双重驯服，吞吐着城市的双重欲望，占据着城市的最底层，她们既是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又不属于城市，她们的生命写在乡村与城市流动的路上，比较起20世纪初城市化进程第一波移民潮裹挟的“中国女工”在30年代经济危机与市场萧条境遇下很容易返回了归属的乡村(裴宜理，2001：248)，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变迁，打工妹回到乡村的道路却困难重重——她们已不想回到乡村，她们“奋斗”要留在城市，然而，唯一的渠道似乎是婚姻移民，婚姻移民的表象下占据的是“次属弱势群体”的通婚圈(张琼，2009)……不管打工妹是如何在城市“落地生根”，延伸“打工妹”无法改变的阶级失语，潘毅(1999)为我们描述了失语下的呓语、梦魇与令人心悸的呐喊；而杰华(2006)则描述了打工妹既回不去，又落不下来的无有尽头的漂泊的经验。

让我们回到裴宜理(2001：338)所转引的20世纪初机器工人眼里俄国纺织工人的形象：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穿着农民的服装。他们看起来就好像是走错了路而徘徊于城市街头的乡巴佬，明天就要寻找回家乡的路。妇女在其中占了多数，人们一见到这些人，就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

如果说，20世纪初进城的她们还流露出乡村的羞呐、窘迫和不自在，看起来是城市的陌生人，那么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打工妹，则很适宜地学习城市的消费方式，学习语言，克服自己的方言，克服自己的“土气”，看起来和城里人无异，建构自己的消费主体(consuming subject)(余晓敏、潘毅，2008)；20世纪初的中国女工为了克服城市陌生“结拜姊妹”凝聚互助的共同体，新生代打工妹则安置了发达资本技术精密规训的个体化身体，亲属、族群、地域等认同因素虽然渗透其中，呈现的却是刻骨铭心的孤独¹；20世纪初中国女工为生存权受到威胁自发罢工，并且在工会精英的带领下有组织地罢工，时间过去了80年，在杰华的论著中，我们看到，“打工妹之家”或“打工妹”杂志等民间机构组织者扮演的角色淡化了政治的功能，而是劝导饱受歧视和屈辱的打工妹噤声，劝其投入并适应资本主义的纪律生产，口号是“为了自我更好地发展”。

1 杰华对“地缘认同在打工者并不强烈”解释到，是因为地缘网络并没有通过文化活动的共享而得到坚持；潘毅则描述道虽然机器生产将个体从共同体中剥离出来，但打工妹还是依赖亲情网络提供的城市工作线索，源源不断地从农村输送劳动力出来。笔者的北京田野也支持了“农民工的乡土地缘”这一说法，但是不同于20世纪初“拜朋友社”的帮会介入，北京的豫北包工头(或餐饮业老板)及其地缘网络支持本质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这些农民工无法在地缘网络包围的生产空间中找到“家”的感觉。

有压迫就有抗争，潘毅开创的较之规训体制下“机灵的身体”更为激进的“反抗的次文类”²，背叛了20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流淌的妇女在父权制牢笼里自恋的贵族式抑郁症，背负在打工妹卑贱的身体上，发出了苦痛极致称得上阶级意义上的尖叫，她的尖叫以病态的方式被梦魇惊醒，依旧在梦境中徘徊，却向彼岸孤绝地奔跑，她的背叛是弃绝了身份依附(家庭、婚姻、社会)撕心裂肺身体的分裂、自我的分裂，而尖叫则是疯癫与激情共同体的呐喊，是20世纪初陈二妹这样的单薄个体简单重复的“我恨”言语压抑、累加、按捺了一个世纪苦痛的爆发，再也没有犹豫、恐惧和噤声的停顿。M.福柯(1999：262)说道：

2 巫达指出resistant翻译为“反抗”，还没有完全表达出原词的含义，后者强调的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微妙的反抗形式，如怠工，与阶级斗争意义上的罢工或其他，区别开来。

疯癫已变得使人有可能废除人和世界，甚至废除那些威胁这个世界和使人扭曲的意象。它远远超出了梦幻，超出了兽性的梦魇，而成为最后一个指望，即一切世界的终结和开始。这不是因为它像德国抒情诗那样表达了一种希望，而是因为它包含着混乱和末日启示的双重含义。戈雅的《白痴》尖叫着，扭曲着肩膀，力图逃出桎梏着他的虚无。这是第一个人首次奔向自由的行动，还是最后一个垂死的人的最后一次抽动？

相对于女知青表达的背井离城、既回不去、回城又找不到位置的错位，打工妹经历的又是城乡之间另外一种孤绝的“临界状态”。抑郁症以上世纪80年代为节点，诉说了她们悲痛的过去，我们在凯博文的临床案例中发现的更多的是悲痛、绝望、痛苦……抑郁症的表达语言，描述了下放乡村的苦闷，如苦酒一样弥散开，带着抑郁症特有的骄矜、矫饰和无奈，头疼、灼痛……等神经衰弱症似乎是在无穷无尽的丧失亲人的悲痛、工作单位的受挫、旷工、调换单位的困难、夜班、两地分居等生存环境下“抑郁成疾”的，传递出了单位制权威下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的苦闷——而打工妹经历的“身处其位”又“不在合适位置”的错位，传达的却是更为复杂的、劣势的、次属的生存环境：户籍制度的关卡、土地使用权的性别不平等、暂住证的合法性与隐性剥夺等城乡区隔制度；高强度的劳动、恶劣的住房、低贱工种的依附等异化状态——户籍、机器与父权制三重挤压毫不留情地将打工妹抛到了漂泊的境地，漂泊不是跨国劳工离散的经验¹，而是回不去又进不得的原地停滞。漂泊包含了打工妹青春的怆痛：当她们被工厂拖延到24岁时，她们的姊妹们都回乡结婚去了，她们却还在集体宿舍栖身；当她们从工厂出来，发现已经将近30岁或者更大，她们既无法回农村结婚，又落不下地。漂泊，既是对农村婚姻的叛逃，又是以错位的姿势拒绝次属的婚姻(诱惑)——她们的漂泊是以错位的生命体验书写因为被抛向无根而存在的自我。

1 离散的概念参见马丹丹(2008：15)的田野经验。离散包括了转换地方、变换风景的流动共性，艺人的流动，灵力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黄应贵用一个“地域的再结构化”加以整合，应对新自由经济的冲击，回答传统的主体再创造(黄应贵，2006：176-191)，笔者则强调了流动中转载的乡愁，近期的文章(马丹丹，2009b)运用离散的概念关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流亡电影中的思乡主题。

和上次不同的是，有了以前打工的经历，我对外面的世界不再那么迷茫，脚步也不像上次那次踟蹰，而是自心中升腾起一个信念：无论怎样，我都要活下去，而且要活得无怨、无悔、无愧。

我是一片云，注定今生要漂泊，不知风又要将我吹向何方。(杰华，2006：259)

正如抑郁症“贵族”质询“这算不算一个令人抑郁的理由”，打工妹的漂泊与梦魇、叛逆与呓语以驯化的身体、抗拒的意志重构了一个女性诉苦谱系中苦痛极致的主体。如果再细细问诊苦痛的叙事，则发现80年代集体的抑郁症回忆的是反右、文革以来的政治浩劫(Kleinman[凯博文][2008b]梳理了大跃进反对精神衰弱、取缔精神分析等精神医学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夭折)：即阶级身份的污名及其自我认同(凯博文，2008a；谢世忠，1987)¹；改革开放漂泊城市的打工妹回忆的却是毛泽东时代美好的过去，包含了童年的欢乐，安全、和谐等集体化岁月，怀旧成为打工妹普遍的认同，毛泽东时代成为打工妹批判当下社会的对比依据²。于是，正如土改的诉苦文类，城乡错位的节点发生了裂痕，直接质询过去，什么是过去。

1 凯博文探讨的文革浩劫中遭受的污名类似于谢世忠就高山族的际遇提出的“认同的污名”，它指的是自尊的创伤，或者民族尊严的创伤。笔者在豫北田野调查中就听到了许多文革期间个人悲剧性的命运，他们多是乡绅、干部等精英人物，现在我们急需把创伤的经验、症状诊断准确，才能为“患者”贴上合适的学术标签，否则，就是不合时宜的概念的暴力。

2 这里所说的当下社会并不专指城市，实际上打工妹沉浸于怀旧包含了城市的歧视、冷漠、不安全，又包括了乡村的贫穷、无奈、无法忍受，怀旧是幻想里黄金岁月的召唤，既逃避父权制的乡村，又逃避非人待遇的城市。

为此，杰华(2006：264)给我们一个比较清晰的错位叙事理论，作为对诉说过去的一般启发。

一个个体在任何一个时间所运用的叙述形式与她在那个特殊情境下所采纳的特定的主体位置有关，而不是跟她所属的任何基本的认同范畴有关。¹

1 杰华与王明珂在强调叙事的情境化方面有共识，虽然二者关于情境的“当下”含义有复杂的差异，杰华的情境从错位中来，王明珂的情境从历史心性的空间(中心-边缘)上来(王明珂：2003；2006a；2006b)。很遗憾，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之前，笔者不知道所接触的大量报道人依据的情境是什么，而且也没有想过依赖的过去又是什么。不过笔者认为，依情境而生发的怀旧，是前意识，经过检查制度的把关，这是笔者的核心观点。就在因对话认识到这里的时候，笔者阅读到了罗丽莎精彩至极对“怀旧”的观点，即如何把笔者对“情境化”的不满进一步用中性的语言表达出来，与笔者略有呼应。她说：情境关联的是特定的主体，以及被置于特定环境的权力关系。因为权力关系的复杂勾连，就让叙述者将怀旧的创造空间淋漓尽致地开辟出来了，作者表达为，对现代性被边缘化的当下，以叙述为“知识政治”表达的现代性的渴望，渴望，是想象，是虚构，是意识形态的封闭，总之，令笔者大为鼓舞。我们不谋而合的地方在于：否认现代解放叙事的连贯性但保留这些叙事中仍具政治意义的部分，当然，这是作者说她与斯皮瓦克不谋而合的地方(罗丽莎，2006：129-138)。

(三) 历史的吊诡

让我们把视线回到打工妹叛逃的农村，踏上返乡的道路，看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农村的妇女发生了什么？与打工妹描述的贫穷的、父权的、桎梏个人自由的农村略有出入的是，我们发现继续书写乡村社会变迁的人类学民族志呈现出不同矛盾掺杂的描述，笔者阅读的相关民族志作品不多，仅作粗线的评述。

韩敏(2007)通过皖北李家楼600年宗族历史的变迁线索，展现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即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妇女的劳动力价值提高，妇女地位发生了改变，真正实现了翻身许诺的“半边天”。韩敏的描述方式似乎延续了《十里店》等翻身叙事所依据的“劳动力”意义上的妇女解放，或者说妇女作为劳动主体从家户的私域解放出来，不过，空间有了距离的滑动，家庭承包责任制又将妇女拉回了私有财产领域，确切地说，回到了私有财产所有权意义上的劳动力价值，这使我们不禁联系起上世纪50年代初期杭州某丝绸厂通过否定女人在家庭丝织作坊基于两性自然分工的劳动价值，将女人吸纳进工厂，塑造了解放初第一批纺织女工(罗丽莎，2006)。静悄悄的革命意味着毛时代的“社会团结”兵营模式将被解体，然而当学者们声称土改夭折的梦想彻底实现时，土地再一次承受了扭曲的自杀性苦痛。²

2 荒诞的是，当包产到户实现时，农民的流动趋向渐进而涌。建国初，为了反哺工业化，土改的终极任务是把农民焊在土地上，一系列集体化运动服务于这一政治目标；当包产到户从安徽小岗村自发地实验伊始，农民的流动经验又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延续下来，从乡镇企业吸纳占地工到房地产市场吞噬，由农民自觉地抛弃土地、闲置土地，甚至有意识地封杀土地，是政府意想不到的软抵抗。有关地方政府松动土地产权、放任房地产开发政策的制度逻辑，参考渠敬东的分析(渠敬东，2007)。

那么婚姻、感情和恋爱呢？阎云翔(2006)发现，家庭的私人关系被“合作社模式”忽视、冷落、排挤，然而通过弥合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一直到90年代的代际差异，他发现青年的“反权威”文化是延续的，换言之，独立自主是在生长的，改革开放气候下才得到了扬弃，走出了“祖荫下”，与独立自主相伴生的是，择偶的自主权、恋爱浪漫主义和夫妻亲密关系，特别是妻子主导的核心家庭从大家庭衍生出来，并占据主轴地位，冲击或挑战了父权制的权威。然而阎云翔并不止对这一新文化运动滋生的个体主义的历史或民族志叙事，而是质询“无公德的个人”在当下造成的道德危机和个人主义只讲权利而不讲义务的畸形发育，通过回答他在绪论中提出的50年代初期“自己找婆家”的巧儿们今天的命运如何，他补充的下半句是“‘自己找婆家’之后，仍然向未来的公婆索取高额彩礼”(同上：4)。

在阎云翔下半篇“去伦理化”的失落感中，我们读到的却是农村妇女重新寻找自己主体位置的信息，这一主体位置不是劳动力价值或一种市场价值嫌疑的投资，而是感情、婚姻和欲望的期望值回升，婚前性关系、自主择偶、消费型导向等“习俗”，无不将大跃进时期的“铁姑娘”形象解体殆尽，不过，阎云翔小心翼翼地将妇女的欲望规训在夫权范畴内，它的挑衅仅仅相对于父权而言，掌控了家庭说话权，一系列负面价值又包含着作者的道德谴责，这种矛盾交加的双重解读，使得作者——或者说以我们的文本评论，以两性的“个体人”觉醒填补了祖荫下“社会人”的人性空缺；作者穿插了父权制压迫(或者说不兴“性解放”)的过去，叙述了一个竭力从毛泽东禁欲时代解放出来的后毛社会，它的政治武器是被社会主义运动时空压抑、禁锢的性别自然，而这部民族志就是一个很好的转移的导向，如果我们连接上打工妹悲壮色彩的背井离乡，投入到资本主义召唤的“生产性主体”，则裂痕就在夹缝中产生了——笔者尤其发现，姑且将它称之为规避或转移毛主义的后毛农村叙事，闪现着乡村浪漫主义的话语瞬间，它的怀旧环绕在对集体化时期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电影院、篮球场、生产队……男女在生产、稀缺娱乐等有限交往场合表达爱意闹的笑话，脸红、口吃、人群里的哄笑……借用罗丽莎(2006)对怀旧的定义：它以封闭的结构过滤掉周围，还原其纯洁的本质。咀嚼这一怀旧的甜蜜时面对的是消费、家户空间等表达现代化渴望的功利个体，腐蚀着怀旧时间里纯洁的过去，也表达了作者的忧患。言下之意，社会主义中国延续的个体主义潜流实际上已然在断裂中毫不犹豫地追求现代化在乡村的模仿，已然威胁到孝道的传承——无形中，我们从裂缝中无意中扣动了叙事的扳机，浪漫主义的过去支持了国家以个体主义召唤的现代化政治成功地移植入乡村，接受了个体主义的规训，诸如打破大锅饭，诸如婚姻自主。阎云翔一再重复50年代国家许下的爱情、婚姻诺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彻底实现，那么出现的敢为性解放之先的乡村浪漫主义重现，正符合了后毛国家对个体主义主体的灌输，而爱情之主体，也恰恰是被边缘化的乡村对现代化渴望的幻想载体，虽然是在生产性主体看来是不彻底的或者“堕落”的，不过积极的意义在于它正是诱惑或者引导打工妹超过23岁回乡的幻景、想象或虚构，怀旧中的吉光片羽被吸附到成为现代性的甚至带有教化意味的寓言中(Schein，2000)。¹不过，它不是以自然化性别，如化妆品、香水，转移无性别的存在，而是以人类学的家户自然，配合改革开放鼓励女性归属家庭的意识形态，无论是韩敏的个体经济，还是阎云翔的亲密关系，几乎与计划生育不可规避地扭合在一起，从如此顺从、光滑的寓言的水面上，我们看到痛苦在倮倮坡女人的子宫中爆发出深刻的扭曲，激烈的争辩，发生在作者与当地男人之间(Mueggler，2001)²。

1 参见路易莎(Louisa，2000)对苗族婚姻现代性对比的认识，取表演性的角度论述传统/现代的谱系可能。

2 阎云翔(2000)提到妇女做了绝孕手术，村民有送礼慰问的习俗。

三、讨论

从老堆金到打工妹，诉苦文类涉及的底层或庶民是差异性的，而与诉苦相关的庶民性的概念是在苦痛的转移中涌现出来的，翻身的诉苦将阶级分化的社会结构、抽象的阶级概念具体化，并教育了农民；合作社与互惠的共同体传统脱节后带给小农的灾难以抱怨、偷懒等懈怠微弱地表达“落后分子”软抵抗；新生代打工妹既延续又创造了翻身的阶级经验，以日常生活意义上的反抗行为冲破资本主义生产的区隔与权力宰制终究汇聚为阶级意识；而流动于城乡之间的知青则占据了社会转型的恐慌地带，他们以忧郁症抗拒社会对文革青春的遗弃，不同体验与不同情境的苦痛穿插入庶民同一性的寓言中，如果面临阶级失语，苦痛则表达了说话的可能，翻身被鼓励的僭越不断地被诉诸、被习得，在怀旧中，在维护自身合法性时一再复现，它指向过去，却在主体的情境性影响下张开了叙事的封闭性，在裂痕、节点中创造了它的流动；同时，创造了隐藏文本(hidden text)的概念，以弱者的反抗询唤属下的主体性。

隐藏文本是相对于表层文本而言，统一于底层、次属在被支配、受宰制的文化霸权内部，基于日常生活的抵抗政治。这里探讨隐藏文本的多重含义，是为了回答诉苦指涉的深层文本所吸纳的西方理论，服务于庶民研究者对多元主体性策略的需求。斯科特(2007：2)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研究开辟了社会运动之外的理解可能，他对隐藏文本的阐释如下：

对我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斗争——农民与试图从他们身上榨取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平淡无奇却持续不断的斗争。…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疯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¹

1 斯科特举例的这些日常反抗的形式，与赵树理在小说《锻炼锻炼》塑造的“小腿疼”、“吃不饱”等丑角形象有异曲同工之笔，他们是20世纪50、6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不可忽视的“中间人物”类型，相对于英雄人物的正剧形象，他们多为陪衬，有小农自私等缺陷，“落后分子”，以其喜剧、诙谐为特点，1960年、1964年先后就中间人物讨论、批判，随着集体化运动的扩大，中间人物由社会主义温和的改造、教育上升为规训与惩罚，上升为阶级敌人，气氛骤然紧张。有关中间人物的际遇，参见余岱宗(2004：209-239)。

不可否认，斯科特对日常生活意义上反抗的关注是从西方左翼学术界对叛乱关注的转移，而恢复合作社时期日常生活的意义小农反抗惯习，则又是“后革命文本”对极“左”路线的消解，实践“去政治化”的共同体伦理；潘毅以梦、尖叫将斯科特的“学舌”推进了一步，将日常生活的反抗形式迈向激进的反叛诗学领域(但又不同于阶级斗争)，“反抗的次文体”在福柯自我解放的意义上，探讨了打工者“阶级意识”的可能：在梦中朝着自由彼岸奔跑；Schein(2000)以“表演”政治表达了苗族被边缘化的同构与反思，在讨论苗族与现代性的关系中引入表演理论的概念，民族如何按照他者的想象表演真实，制造舞台真实，但同时又有自我控制与自我反思意识，然而又通过迁移的媒介以“流动的他者”方式替换其自身标签为“属下”(subalternity)地位，最终再生产了现代性的阶序。Anagnost(1997)则集中探讨了服务于表演性的虚假性伎俩运用阶级秩序背后的自我保存策略。以上种种主体性策略延伸的深层文本，参与了“后革命转移”：日常生活的反抗意识被重新发现，已经在超出马克思阶级斗争范畴探讨属下、次属的伦理、正义和解放可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属下的概念参与了“后革命转移”从反抗已然走向他者或者他性的再发现，即后现代范畴，无形中和反抗的深层文本发生了游离，正如上文所言，诉苦张开了苦行与消费的文本裂隙，阶级苦痛意识一再地受到“甜”的消解，又一再地被唤起，但是到了后现代范畴，所谓他者的主体性已经在谙熟表演的面纱下，将阶级意识转变为族群政治，这是需要需要指出的地方，具体复杂的背景这里不便展开。

在诉苦缔造的反抗性主体以及深层文本的边缘，笔者回到诉苦的源头：鲁迅笔下的祥林嫂。¹新中国的翻身改变了祥林嫂诉苦的失败，以诉苦的胜利扫荡了旧社会的苦痛根源：封建压迫。二元对立的戏剧结构进入到诉苦的叙事体：黑夜与白天的交替进行，经过斗争、复查，直到翻身的康庄大道。诉苦对主体性的询唤贯注麻木的看客躯体，祥林嫂被复写为反抗的主体，一次次的失败加剧了反抗的自觉，作为失败者的先驱，革命以光明的憧憬塑造了决裂的主体，线条刚硬、眼神炯炯，以劳动者的资格被挑选为受苦人的代言人，底层精英以立场、阶级以及道德先进性推翻了知识的壁垒。²拨开诉苦的迷雾，进入“后革命文本”塑造的反抗主体谱系中，会发现，号召打工妹的自我发展依稀再现“铁姑娘”捍卫合作社的回音。需要再补充一句，反抗主体的不断再现，反抗主体的谱系不断地再生产，阶级意识从农民工重新涌现，阶级苦痛的经验不断重温怀旧的情境，向知识权力更加确定阶级苦痛的存在，在不同的对象化世界里，诉苦，还会作为一种记忆过去的方式，延缓或牵制消费主体对生产主体的遗忘步伐，因此，有学者将其表达为生产主体在改革开放的消费社会并未消失，而是下移到底层弱者，正是双轨化存在(王宁，2009：390)，使我们听到了打工妹的苦痛呼喊，而有意味的是，知青在抑郁症中加固的乃是消费主体在统购统销政策中遭受到的奢侈眷恋。

1 笔者发现，诉苦的背后是鲁迅的厌弃，诉苦是鲁迅启蒙主义叙事的一部分，它以祥林嫂等底层民众身体的创伤、精神的毁灭实现的是倾听诉苦的对象：知识分子的疏离以及孤独的可能。诉苦并未容纳入革命叙事中，诉苦未能解决或与之保持距离的知识分子与民众运动的启蒙关系：唤醒民众，成为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的论证任务。诉苦被纳入无产阶级革命叙事，知识分子成为“访贫问苦”的工作组一员，不仅仅是诉苦的倾听者，而且是鼓动者，反过来，是诉苦的被缔造者，鲁迅描写的作为个体的孤独者与阶级“连成一片”，蒸发殆尽。

2 赵文祠在《一个村庄的道德与权力》中探讨了村民道德言辞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提到了村干部的作用(Madsen，1984)。这里言及的是诉苦的传统引发的受苦人与知识分子的距离命题，知识分子承受了被改造以及被压抑的命运氛围，诉苦传统的对象化主体从劣绅恶霸悄悄转移为被流放的知识分子边缘存在，谢晋的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贯穿了知识分子的命运悲悯，不同背景的主人公共同选择了庶民性的归属，恐怕不是巧合，而陈凯歌的《孩子王》则完全悖离了谢晋在片尾柔和化处理的“想象共同体”召唤，而探讨了知识分子另类的压抑中的不满与主体解放，最近播映的《高考1977》则拉开了知识的全面反抗，有力地打出“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再现了一群知青奋不顾身朝考场狂奔的场面，这部电影让人惶恐的是当知识“翻身”时，击溃的是反抗主体积累的阶级经验以及阶级意识的成长，因此，隐藏文本所关注的主体意义将被“知识就是权力”的时代强音毫不留情地碾碎，并荡然无存。

然而再让我们换个视角，探讨诉苦以强大的苦痛经验吸附的主体性背后看不见的手：国家的作用。笔者认为，从土改再到改革开放，国家通过鼓励个体的僭越打破原有制度的束缚，在怀旧情境中通过遗忘来重塑未来的展望，无论是土改的诉苦还是改革开放的个体主义思潮。我们发现，说话权的赋予乃是国家让渡个人的一部分自然结果，而每一次个体主义的僭越，又以特定的诉苦手段勾连“民众”意识，行国家意志，或者谓之权力的转移，或者谓之有意义的主体，然而，有关诉苦文类的价值就在于无数个不可控制节点、裂隙昭示了不确定的再生产的属下存在。它最终指向的是底层叙事的怜悯横亘在事实与表述之间，究竟如何抵抗一滴水的泯灭。

为此，费孝通(2006)似乎能够保存诉苦的警醒：

从局部的情态去看，任何有正义感的人不会放错他的同情心的，但是从整个局面合起来看，却是一个大悲剧，演出的是反抗、流血、摧残、流亡、沉沦。

四、结语：来路

我在本文反复强调探讨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共谋关系。作为探索的主体，我在本文的地位完全是寄生性的，因为我唯一的研究对象便是《庶民研究》本身。(斯皮瓦克，2005：185)

斯皮瓦克描述自己解构历史编纂的话，亦可以用来描述笔者对诉苦文类研究的研究。笔者在结语中尝试再次勾连“属下不能说话”的认知失败与诉苦的翻身经验或传统，这中间有苦酒一般的微笑、迷惘的终结，这次在“诉苦文类”中的跋涉，留下的印迹是虚，苦痛的经验却是实。因此，当斯皮瓦克在解构了印度庶民性的“同一性”后，试图用主体位置、主体效应或策略性本质主义等方法阻止庶民性概念一泻千里，目的是为了让庶民研究群体不要像西方后结构主义者那样满足于虚无主义的解构快感，继续坚持把“庶民当作历史的主体”：诉诸对“完全他者”(tout autre，以相对于自我巩固的他者)的一种“诱惑”或“号召”，“把我们内心里的他者的声音作为内在声音如痴如狂地表现出来”(斯皮瓦克，2007：113)。然而之后，她从档案“说话”的编纂学中撤退出来，从解构到翻译进而进入——空间的可信性。空间的“普遍延展形式”打开了物质化的视野，空间的命名(namespace)逾越M.福柯引用J.边沁的全能监控蓝图，给出全能国家的封闭寓言所带来的延迟、差异乃至一线散落，民族志从“说话”封锁线逾越的空间工具，不是交诸吉登斯的国家谱系，抑或是王明珂的华夏边缘，而是民族国家的内部边界延展的物质张力——或许像I.柯鲁克和D.柯鲁克所言说的奔腾不息的河流，河流溅起的一朵浪花，或许像韩丁所言说的参与伟大进程像张庄这样无名的华北小村庄的兄弟们，从量变到质变，沃尔夫为我们描画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宏伟进程，民族志反抗的是被多元“同一化”的命运。与空间的策略异曲同工的是田野的学习，潘毅(2007：308-313)描述了一天工作日机器流水线如何吸附打工妹身体的能量，过度压榨，然而基于日常反抗的阶级意识又在区隔的打工仔大潮中涌动，打工主体创造了反叛诗学，多阵线的阵地战正在超越社会运动呼应阶级“同一性”。葛兰西提出的本质的民族—大众性，问题是如何嵌入有机知识分子的血肉，属于庶民阶级，试问，它的庶民性本质如何守住？斯皮瓦克在做着擦除和复写的知识暴力祛魅工作之际，目的是“为能够进到文本和他者中去而把自己悬置起来”；一部可信的底层民族志，包含着苦痛的生命，它如何生存、挣扎、幻想与渴望甚或毁灭，如果是这样，生命历程与阶级主体的分裂又可消融，如果底层的苦痛果然是葛兰西所直面的差异、分离，乃至鲁迅所预知的不相通，如果希望给底层的果真是惘惘的、可望而不可及的祝福，又或者稍逊即逝，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耽搁一如既往、一往情深地直面苦痛、从身体的苦痛迈向精神分析：静静等待诉苦压力重重包裹的神经症候的释放。如果一部可信的民族志是一道耐心的平行线，那么在平行线的注视中，他者携带着它全部的力量正在成为新的自我的要素，一个非中心化的主体的图景，新的隐喻关系建立起来，毋庸置疑地汇聚着某种民族性的历史经验；苦痛，将辍连起无数分裂的自我、他者，交付给自我投诸他者的职业自觉，(知识、货币)无法兑换的仁慈，延展为情感与道德相回应的主体感受，哪些是自我的反思，哪些是他者的苦痛？为此，缪格勒(Mueggler)和倮倮坡的人们一起踏上送走病痛的道路，配合着脚步，吟唱着平行的歌谣，比苦难更为博大的，是人类直面苦痛的精神之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