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国与西方各国的人员交往也更为频繁。值得一提的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和不断改善的经济环境与优惠的投资政策的出台，不仅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办厂，而且也吸引了一批想到中国来就业和发展的外国人。加之外籍人员获得进入中国工作资格的手续更加方便快捷，来中国大陆城市工作的外籍人员的数量日益增长。一个新的城市外来人群开始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更有针对性地了解在华外国人的社会适应情况，我们首先需要对在华外国人作出一个大致的分类。目前，在华的外籍人员身份一般有三种情况：在华工作人员、在华从事贸易的相关人员以及外国驻华使馆相关人员。本研究所要考察的对象针对的是前两类人员，确切的说就是外国在华工作人员及在华从事贸易的相关人员，不包括外国驻华使馆相关人员。即主要是由于职业原因从国外来到中国大陆城市工作生活并居住满一年以上的外籍人员。因此，本文所考察的对象范围不仅包括来自外国的被中方机构聘用的人，而且还包括就职于外方公司员工，目前受派遣在驻华外方企业工作的外国人。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本文将这部分在华外籍人员称之为“在华外籍就业人员”，由于他们中有些人是以携带家眷(尤其是配偶)的方式在中国大陆城市工作生活，所以我们的考察对象也包含了他们的家属。需要强调的是，提出“外籍就业人员”这一概念，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是为了区别于“洋打工”的说法。前一时期在媒体上颇为流行的“洋打工”的称谓，显然仅仅是指被中方企业或经济组织、机构聘用的那部分外籍人员，一般不包括在华的外资企业或机构工作的外国人。而本文所用的“外籍就业人员”这一概念，不仅包括涉及被中方机构聘用的外国人，而且也包括本身就属于在华外国公司的外籍员工，现在仍在外资企业工作的外国人。第二，是为了与目前在中国各城市中广泛存在的其他性质的外来人群的社会适应的特点进行比较。与其他性质的外来人群相比，外籍就业人员无论是在经济资本方面，还是在人力资本及文化资本方面，都具有着“强势”的特征，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又将其称之为“强势外来者”。

一、相关理论回顾及概念说明 (一) 相关理论的简要回顾

20世纪在西方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国际移民理论有以下几种范式(李明欢，2000)：第一，古典与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该理论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行为产生的动因，强调资源分布不均衡引起了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并认为其结果会使经济要素在不同地域之间形成新的平衡。第二，结构-历史-功能主义的范式，该范式提出人口流动不完全是由物质资源或劳动力资源的分布不均引起的，而是受到结构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其中，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就是该范式用来解释国际移民的理论，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人口的跨境迁移与“全球化”态势相结合。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国际人口迁移，因此，国际移民潮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世界体系理论为本文的外籍就业人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全球化浪潮成为把外国人推向中国的一个强大动力。该范式另一个应用则是用国内殖民主义来解释国内移民现象。第三，随着后现代社会学理论的兴起后提出的主体-实践范式，它强调移民并非是完全被动的客体，而是一个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所困。这是在吉登斯、布迪厄的空间、场域理论得到重视之后出现的有关移民研究的一种转向。国外移民研究已经体现出了这种空间化转向。列斐伏尔(Lefebvre，[1974]1991)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这一概念。他认为，空间实践就是一种空间的创造性和习惯性使用。布迪厄(Bourdieu)提出的场域(field)也是个空间概念，包括空间中的知识、秩序和权力关系；每一个场域都有一套惯习(habitus)，亦即空间的实践(布迪厄，[1980]2003)。无疑，空间实践已成为理解移民流动的一面棱镜。

此外，对于新到一个文化环境中的移民的文化适应研究在跨文化心理学中也形成了四种理论模型(参见余伟、郑刚，2005)，即单维度模型、双维度模型、多维度模型和融合模型四种模型。第一，单维度模型理论认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的原有文化(culture of origin / heritage culture)到完全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并且这些个体最终将到达完全的主流文化这一点。第二，双维度模型的代表Berry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自己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orientation)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了区分。他提出的两个维度是“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他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Berry等(Berry et al., 2002：45-383；Berry，2003：17-37)区分出了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即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第三，从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维度来研究文化适应的模型称为多维度模型。例如，Berry考虑到文化适应中的民族文化群体在很多情况下并不能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文化适应策略，在他原有的两个维度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即文化适应期望和主流文化群体在强有力的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Arends-Toth和Van de Vijver(2003；2004)在总结其他研究者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模型，即融合模型(fusion model)。他们认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实际上面对的是一种新的“整合的文化”，这种整合的文化可能包含了两种文化中所共有的精华部分，也可能包含着某一文化所特有的但并不突出的内容。

在社会文化适应理论中，熔炉论与多元文化论则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李明欢，2000)。“熔炉论”是以美国为实证基础的同化模式的形象表述。1782年，法国裔美国学者埃克托·圣约翰·克雷夫科尔(Crèvecoeur)在《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中首次提出了“熔炉论”(melting pot)，他认为，美国已经并且仍然继续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美国人”。该理论不断被衍伸、发展，其中影响较大的有F.J.特纳(F.J.Turner)于19世纪中叶提出的“边疆熔炉论”、社会学家R.肯尼迪(R.Kennedy)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三重熔炉论”和G. R.斯图尔特(G. R. Stuart)提出的“变形炉论”等等。这些理论都认为，各外来民族应当而且必然会在美国这个“上帝的伟大的熔炉”中熔化为具有同一性的“美国人”。

与上述“熔炉论”的价值取向相对，犹太裔美国学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于1924年提出了“文化多元论”，他认为，在民主社会的框架内保持各族群的文化，将使美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支持者认为“文化多元”承认不同种族或社会集团之间享有保持“差别”的权利精神，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序言中的平等思想是相互吻合的。批评者则认为：文化一致性是历史的必然，在美国的“大熔炉”中，各族群文化是无法长期保持其特性的。总之，在有关外来者的社会文化适应问题上，“同化”与“多元”问题在西方的相关理论阐述中仍处在争论之中。

(二) 强势外来者概念

在能否快速得到迁入地居民的接纳和认同方面，外来者的流出身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中国农民流动到城市后，他们是社会中的下层阶级，他们为了谋生而无休止地奔波，极其贫乏的文化知识，使农民工身份带有了被“污名化”的色彩。相对而言，在华外籍就业人员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进入中国社会的方式都是伴随外商投资而来的，以强势入场为开端，流出身份对他们的适应过程和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作为外国人的身份本身就是一大优势，到中国就业的外国人往往被认为是有资金技术、有文化、素质高、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高层次的人才，他们不仅是海外强势经济实体的代表，更是外国强势文化的载体。

“强势”在这里的含义是相对于“弱势”而言的。所谓强势外来者，即指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外来人群乃至当地居民而言，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人群。强势外来者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强势。经济强势包括职业的高智力型和生活水平的高档次性。职业的高智力型是指外籍就业人员所从事的职业类型大多为所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受到极大青睐的种类。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劳动力市场，一种是收入高、劳动环境好、待遇好、福利优越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劳动力市场被称为“首属劳动力市场”。另一种则是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劳动力市场，被称为“次属劳动力市场”。在笔者访谈的这三十位外籍就业人员中，59%是属于跨国公司中高层管理者，18%是高级专业技术人才，14%是高级文化教育工作者，9%是自由职业者。由此可见，作为强势外来者人群的外籍就业人员的职业呈现出不可替代性强、发展机会多、社会声望高、可交换资源多等特点，是属于“首属劳动力市场”。

生活水平包括经济收入和消费方式。职业的高智力型决定了强势外来者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与较高的经济收入。他们的消费方式与农民工的限制性消费和被迫性消费模式形成强烈的对比。他们的消费是按需消费，是自由消费，是主动消费。以在华外籍就业人员为例，他们在旅游、派对、健身这三项消费中都投入了较多的时间和金钱。

第二，人力资本强势。在知识水平上，强势的外籍就业人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者。笔者的访谈对象全部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其中博士学历占9%，硕士学历占23%，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毕业于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不仅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有些人更是在某个领域具有专业特长。在思想观念上，他们思路开阔、有积极的心态和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能够承受社会的变革。在工作经验上，他们有深厚的国际化背景。他们不仅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拥有丰富的国际网络人脉。

第三，文化强势。文化是一种软力量，西方文明和经典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侵蚀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理念几乎都来自于西方世界。西方文明中的“自由”、“民主”、“市场化”等特定的价值观都被看作现代化和进步的象征。跨国企业的入驻，更加剧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在发展中国家的输入。

第四，心理强势。由于在华外籍就业人员具有的经济、人力资本和文化上的强势使他们形成了较高的自我评价和心理上的优越感。他们对自我群体的身份，对其本国的文化有高度的认同。另外，移住地的社会因素也强化了他们的这种心理优势。移住地政府及当地居民对他们认同、膜拜乃至超乎寻常的热情态度，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正面的“刻板印象”，给该群体套上了一个由财富与智慧所笼罩的光环。

(三) 所涉对象及资料获得的途径方法

笔者对在上海、苏州等城市中的外籍就业人员的深度访谈中获得了翔实资料，基于这些访谈资料，试图以独特的视角来透视目前大陆城市中的外籍就业人员的社会适应问题。访谈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笔者事先拟好访谈提纲，但在实时访谈的过程中会根据被访者实际情况调整访谈内容，不完全按照访谈提纲进行。同时在访谈过程中运用滚雪球法，请被访者再介绍他们认识的人。鉴于滚雪球法所产生的后续对象往往会是多人，所以在几位被访者一起来参加访谈的情况下，本研究也采用了集体访谈法。

二、在华外籍强势就业人员群体社会适应的特点

基于对作为强势外来者的在华外籍就业人员群体的考察，笔者认为，这一人群在对所处城市的社会适应方面，主要体现出以下两大明显的特点。

(一) 外籍就业人员社会空间的特征

最早采用空间概念来研究移民社会适应问题的学者是阿帕都莱(Appadurai，2002)，他的贡献在于把空间视为一个社会过程，其中存在很多文化政治关系与互动，外来者透过流动和实践来创造新的跨地城社会空间(translocality)(同上：350-377)。另一位空间理论先驱列斐伏尔(Lefebvre)承接马克思的传统，把空间理解为生产，认为空间不是一种纯粹的外在物质存在，也不是一种人类对世界秩序的理解，而是人的实践和创造的物质面向，是一个社会过程；他把空间分成三个面向(转林蔼云，2006)：(1)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一种空间的创造性和习惯性使用，包括生产和再生产；(2)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生产关系下空间的知识和象征秩序，以及人们对空间的自我意识；(3)呈现性空间(spaces of representation或representational spaces)，这是一个生活的空间，实践与认知互动的场所，充满着张力、矛盾和不稳定性的象征世界。

空间实践简言之就是空间的生产，既包括了人们主体实践活动，又包括了实践活动的结果。空间的表征，也可以称作空间的呈现，就是我们想象的空间，是我们认识空间的一种方式。呈现性空间则是一种反抗统治秩序的空间，是与社会隐秘层相联系的空间(张子凯，2007)。

表征之一：空间居留的短暂性。暂居性是外籍就业人员在中国居留的显著特点。由于他们来到居留地的原因是职业关系，在中国居留时间的长短就取决于职业的需要。这就使他们在中国社会生活空间的居留带有了明显的不稳定性。家庭作为一种制度和文化形式，为移外来在滞留地的空间实践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外籍就业人员在中国的“家”已然超脱了家原有的概念束缚，它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建构和空间生产。一位来自美国的被访者告诉笔者：

会不会在上海长期定居这个很难说，因为还是要看我的职业发展情况，现在没有定论，但是二三年是不会离开的，因为工作上的需要。(MG06，男，46岁，研究生学历，美国人，总经理)

这位被访者被跨国公司外派到中国任总经理一职，公司为他租借了高档社区的120平方米的公寓，他的居住费用全部由公司负担。同时，他告诉笔者如果任期超过三年，他希望能在上海买一套房子。

而一位来自英国的被访者则已经实现了买房的愿望：

五年前我在上海买了一套三层楼的老式公寓(是在那种保护得很好的里弄)，我很喜欢它，在上海的时候都是住在那里。但是会不会永久定居，现在还不确定，也许以后我会回英国或者去其他地方，要看工作需要。(YG01，女，37岁，本科，英国人，公司经理人)

他们在中国城市的居住，无论是通过租借房子，还是通过自行购买来实现，无论有产还是无产都只是为满足生活需要或短期投资，并没有从此要在此安居乐业的意味，也不能反映出其永久定居的打算。

表征之二：空间嵌入的浅表性。确切地说，外籍就业人员在中国社会中的滞留，一般说来难以称得上是全面的融入，而更适宜于被看作是一种嵌入。他们在中国社会的适应是一种旁观者的选择性适应。由访谈可知，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如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入乡随俗”地去改变自己以适应新的文化模式，而是在工作和生活过程中逐步地去认识和了解。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进行分类，外籍就业人员对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更为看重，他们把能够被选中或能够通过申请到中国来工作看成是可以丰富人生阅历，获得对自身职业生涯的提升颇为有益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难得的机会。在过去，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往往通过炫耀消费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和地位，而现在很多西方的年轻人则通过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来突显自身价值。所以，到中国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奇而需有挑战的旅程。在中国居留期间，他们扮演的角色更多地是作为“旅行者”，像一个行者一样，拍照、体味、游历，收获过去未曾经历的经验和厉炼。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有选择地去了解和学习居留地的风俗和文化。对于可以认同的部分，他们会接受，比如对当地语言，对当地的餐饮文化和饮食习惯等。但是对于不能认同的或者认为有困难的，他们则会采取绕开的策略。

如购物地点的选择，由于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被访者普遍对讨价还价的问题倍感为难，所以到超市和品牌商店去购物，避开需要还价的地方是他们经常的选择。

我一般都在locus(易初莲花)买东西，因为我相信这个品牌，如果到别的地方，我会比较紧张，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讨价还价。(MG01，男，30岁，本科，美国人，工程师)

又如，由于对中国城市中交通秩序的不认同，许多被访者都选择了放弃开车。

当我刚来苏州的时候，公司给我安排了一个专职司机为我开车，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对自己开车的技术和经验是非常自信的，但是我发现我错了。我自己开了一段时间后，我总是非常的累，非常的紧张，因为很多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我实在没有能力和信心再开下去了，只好让私人司机再回来为我开车。(DG01，男，42岁，硕士，德国人，技术经理)

交通没有秩序。开车会抢路，大家都乱开，所以到这边后我都不敢自己开车了，我很害怕。(ML01，男，30岁，本科，马来西亚人，高级管理人员)

再如，被访者谈到在中国医院就医的体验时，也表达出了较为一致的感受。

我在美国时听说中国的医疗技术水平是很高的，但是事实好像并非如此。和美国的医院相比，这里的医院人太多，要排很长的队，而且服务很差。可能平民是享受不到好的服务的。需要看病时，我们都会选择国际医院。(MG01，男，30岁，本科，美国人，工程师)

正是对当地社会的低融入度使他们游离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空间之外。

表征之三：空间消费的丰裕性。与那些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其他外来者群体如和农民工相比，外籍就业人员的处境更能体现出其作为强势外来者的特征。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从各地农村地区来到各城市工作生活的外来者(主要是农民工)，对城市的社会适应首先面临的一大问题在于经济适应层面，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应对生存适应的巨大压力。因为他们的流出身份是农民，加之在城市中经济收入又偏低，所以在城市中首要的适应问题就是如何能在城市立足，如何解决衣食住行之类的基本生活问题。与之相反，外籍就业人员在进入居留地时的经济状况良好，他们到中国来之前大多是跨国企业的管理人员、私营企业老板或高技术人员，属于本国的中产阶级乃至上层阶级。来到中国后，又得到了更加优厚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所以，无论是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层面，还是物质消费、闲暇生活，他们的适应都属于享受的适应层面，而不存在生存适应问题。

如以居住条件而言，无论是租住房屋还是已购买房产，大部分外籍就业人员的居住条件远在他们所在城市的其他外来者(农民工)甚至当地居民之上。采用租住方式的，人均居住面积大，没有与人合租的现象，全部是一个人或一家人住一套公寓。自行出资购买房产的，从他们所购买的房屋类型来看，住房已不仅是个可安身立命的场所，有的甚至成为居住者体验他们本人所想象的作为异国情调的中国居住文化，或感受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中国历史的一种方式。一位来自加拿大的被访者说：

我住在一幢非常美丽的小洋楼中，是旧上海30年代的建筑，是我自己买的，房子很旧很老，但是很美，很有一番古典的味道，我很钟情于老上海的这种建筑，我很喜欢我的家。(JND01，女，43岁，本科，加拿大，职业经理人)

另外，他们的居住空间也全都分布在城市最繁华最上层的地段，甚至于有些区域是中国普通老百姓一生都不可能问津的高档奢华的空间。

如何度过闲暇时间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强势外来者的适应层次。除了极个别的被访者由于工作繁忙，闲暇时间不多而难得有充裕的业余活动外，大多数人都有较丰富的休闲方式。他们要么出入于城市中高档的娱乐场所，唱歌、跳舞、泡吧，和朋友一起品尝中国美食，参加各种聚会，去健身俱乐部锻炼；要么留在家里读书、看影碟、听音乐，甚至亲自下厨学做中国菜。旅行是每个被访者都提到的休闲活动，利用休假时间到中国乃至世界的各个地方旅行，欣赏各地的不同景致，了解不同的风土人情。另外，一项颇为重要的业余活动已经成为外籍就业人员生活中较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学习中文。总体而言，除了极个别的人表示有孤独感以外，绝大部分人都表示业余时间安排得较为合理，既得到了休息又很充实。

另外，极强的就业竞争力使他们身处于首属劳动力市场，收入和待遇已经不是这些外籍就业人员在职业实践中追求的唯一目标，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了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如何把握人生不同境遇中的机会等更高层次的领域。

表征之四：公共空间规范母文化认同。不言而喻，在强势外来者的一系列优势之中包含着经济地位、职业声望、文化传统等要素，然而，在这些起作用的要素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潜台词，那就是先进与落后的对比。无疑，在作为强势外来者的外籍就业人员身上，之所以得以体现出诸如此类的优势，就是因为他们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在世界体系中的较高位置，尤其是相对于中国人均生活水平而言的现实状况。他们强烈的心理优越感使他们对其母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外籍就业人员在中国城市的文化适应中，基本上保持了对自己的母文化乃是优越于所在居留地文化的那种默认，且往往以这种默认作为他们行动(判断、处事和交往)的认知基础，也使得他们在遇到不同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时，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中国人在大街上，有时候人多了就挤来挤去，在地铁上，下的人还没有下，上的人就开始上了，其实完全可以一个一个按顺序上下车，但是大家非要一起用力，一起挤在那里。比如在地铁的起始站，大家不是排队上车，而是每个人都准备好像百米冲刺一样，门开的一瞬间，大家拼命的挤进去抢座位。我经常看到在某些十字路口，很多车，朝哪个方向开的都有，有点像热闹的自由市场。这在美国真的是不会看到的。(MG03，男，35岁，大学学历，美国人，自由摄影师)

相对而言，外籍就业人员大多数来自于公共性空间秩序、规范十分井然有序的社会环境，由访谈可知，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在中国一些城市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的环境脏乱、秩序混乱以及市民公德心的缺失等现象显然都表现出“看不惯”的心情，即使其中有些人在中国的居留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年，但是他们仍然将这些现象看作是难以容忍的问题。大多数受访者在谈及诸如不遵守公共规范或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的现象时，都会表达出如一位受访者所直言的那种看法：“No，no！That’s impossible! It is illegal to litter in my country!”在这类问题上，他们保持着自己认知评价方面的独立性或价值判断的某种原则性依据。

显然，大多数外籍就业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必要去刻意模仿中国人以适应中国社会的生活，保持自己的个性，包括语言、生活习惯、衣着等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不便。在职场活动领域，由于他们习惯的行为或处事方式所体现的某种强势文化或合理性的经济管理模式的特征，对所在场域的本地接触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引起本地接触者对他们的模仿(逆向适应)。这一点与农民工的处境截然不同，农民工如果不会说普通话，他便无法与城市人沟通，因为当地的市民一般并不会为了农民工去学他们的方言。所以农民工必须学会说普通话，最好是主动地多掌握一些当地的语言，以便同别人交流。而很多外籍就业人员虽然到中国已经很多年了，却依然不懂汉语。因为英文在中国许多大城市中的普及率已经很高，外国人无须担心交流上的问题。中国各大城市的服务业已经日趋国际化，很多公共服务部门的服务人员，如银行职员、邮政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等都能用英文进行日常交流，甚至许多出租车司机都能和老外说上几句英文，更不用说在外资企业中，英语一般已经成为基本的工作语言之一，进入外企的中国员工大多具有一定程度的英语水平，这为外籍就业人员在职场中的交流营造了方便的环境。

我认为在苏州、上海、北京等这样的大城市和大多数旅游城市中，英语就足够了。因为这些城市中很多中国人都会讲英语，而且他们也愿意讲英语。这给我的生活就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我不用担心语言问题。(DG01，男，42岁，硕士，德国人，技术经理)

不仅在职场或大多数公共服务领域(银行、邮局、医院、大商场、旅游景点、餐饮或娱乐场所等)，外籍就业人员在语言交流方面能处处感受到种种方便甚至优越感；而且，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国许多城市的各级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在政策上、服务上都给予了外商以足够的优惠，有些方面甚至可以说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大多数外籍就业人员能够处处感受到这方面的礼遇。这不妨可以看作是对外来文化的逆适应。

(二) 同质群体的交往和非零和适应

有关外来者(尤其是关于国际移民)的许多研究认为，从外来者转变为本地人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时间的长短不能一概而论(参见陈孔立，2000)，即从居留到逐步适应当地的生活，然后同化成为一个当地人，即外来者的本地化。既有的关于国内都市外来者的研究，无论是在农民工的市民化还是其他移居者的当地化的问题上，都强调现有的制度与文化对外来者群体的同化以及相互间的融合。这种问题取向从根本上说是与克雷夫科尔当年提出的“熔炉论”相一致的。克雷夫科尔认为：美国已经并且仍然继续将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人熔化成一个新的人种——“美国人”。无论后来衍伸出来的边疆熔炉论、三重熔炉论还是变形炉论都如出一辙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即各外来民族应当、而且必然会在美国这个“上帝的伟大的熔炉”中熔化为具有同一性的“美国人”。主张“同化模式”的学者认为，跨境移民在接受国一般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同化三个阶段。移民进入接受国时，由于大多不懂、或不能熟练掌握当地语言，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渠道，因此只能先在边缘地区设法落脚立足，以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力求生。由于存在与主流社会的隔阂，移民靠群体内部的互助互帮克服困难，由此可能形成移民小社区。在定居、适应的过程中，有的移民可能较先获得“成功”而得以提升自己在所在地的社会地位，其表现往往是：他们在居住地点上离开原先的移民社区而进入当地社会的中上层住宅区；在社会交往中力图进入主流社会的交往网络；在行为举止上以主流社会的上层人士为样板，最终褪尽自己的“异性”而被主流社会接纳为“自己人”。这些“先进者”作为同源移民族群的榜样，将为其同伴积极仿效。于是，越来越多的移民将接受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于主流族群，进而实现完全同化(李明欢，2000)。

一些学者通过对来自农村地区的外来者(主要是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适应问题的研究发现，他们对城市的适应，最表面最简单的适应方式就是模仿，表现在穿着打扮上、语言表达上、行为举止上都极力地模仿城市里的人，希望自己也能像城里人那样生活(朱力，2002b)。他们之所以会选择模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是以弱势身份进入城市的，他们时时处处会体味到比城里人“矮一截”的感受，所以“要变得和城里人一样”的愿望犹为强烈，做到这一点，在当事者看来乃是他们不受歧视、保持尊严的最佳策略。所以同化不仅是他们要经历的一个过程，而且是他们渴望经历的过程。但是农民工想要成为并努力争取成为城里人，这并不是农民工的胜利，而是所在城市，确切地说是所在城市的社会文化的胜利，正如华人移民到美国，他们想成为一个美国人并且成功地成为了一个美国人，这不是华人移民的胜利，而是美国文化的胜利一样。因为那些城市的主流群体依然掌握着文化取舍的标准和选择权。

然而，从访谈的一般性结果看，作为强势外来者的绝大多数在华外籍就业人员，在中国大陆各城市的适应过程中并没有达到前述的最高境界——同化的境界。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表现出的却是明显的逆同化倾向。熔炉论、同化模式在这里都失去了解释效力。

1. 社会交往的特殊性

J.S.豪斯等(House, et al., 1988)提出，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社会关系。(1)社会关系存在的量的方面，包括交往的人数多少、交往的频率如何；(2)社会关系的结构方面，主要指社会网络的密度、同构型、多样性或分布；(3)社会关系的质的方面，即社会关系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如何。

按照这个框架，从社会关系存在的量来看，在华外籍就业人员在中国城市中的社会交往人数较少，交往对象单一，在不同的交往内容上频率差距较大。他们的交往对象主要集中在外国朋友、同事之间，与中国人的交往仅限于中国同事。他们与交往对象在一起主要是娱乐休闲和工作学习，由于外籍就业人员的特殊性，其在当地结交的朋友往往是业缘关系的同事或者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等。他们在一起往往会出入一些高级社交场所，交流感情的同时也是对工作的一种促进。其中工作交往的频率最高，生活交往次之，私人交往频率最低。被访者对所住社区的活动参与度极低，多数受访者在涉及对居住社区的选举、物业管理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等的参与如何的问题的回答是从不参与或偶尔参与，多数人还表示并无参与的意愿。相比之下，外籍就业人员对单位里的业余活动的参与度要高于社区。他们的社会交往主要集中在业缘关系中，业缘关系的交往量远高于地缘关系。

我平时交往的人主要是德国人，社交活动也是在外国朋友圈内，与少数中国人的交往也只限于公司里的同事，与当地的居民交往是完全没有的，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的社区活动。(DG01，男，42岁，硕士，德国人，技术经理)

从社会关系的结构方面来看，社会交往的封闭性则是弱势移住者群体在社会适应上的特点。由于他们在移居地的边缘地位，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有限，无法进入移居地主流社会的交往圈中，所以只能在具有同质性的小圈子内寻求资源的共享。然而，虽然强势外来者人群的交往同样在结构上具有有限性或封闭性，他们也沉溺于由具有同质性的个体组成的小群体中，与所在居留地的当地居民互动非常少。但是他们的这种人际交往上的有限性或封闭性不是由于被主流社会所排斥，而是他们缺乏融入主流社会的动机。经济上、生活质量上、职业方面的巨大优势已经满足了他们在居留地生活的基本要求。在他们的小群体中已经形成了一个解决各种问题的社会网络和一套社会支持体系，他们基本上不再需要从移居地的政策制度和文化体系当中寻找支持，也不需要主动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去获取各种社会资源。另外，由于文化价值观和互动模式等的差异，也在某种程度上阻断了他们与当地居民互动的途径。例如，外籍就业人员通常都希望把子女送进本地的学校读书，要求他们学习汉语。但是外国学生难以适应中国的教育体制，难以达到教学要求的目标，最终还是会因为无法适应而转入国际学校。

从社会关系的质来看，他们在移居地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表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间接性和迂回性。如果外籍就业人员是跨国企业员工，那么他们在居留地的社会网络的建立都是以公司为背景的，公司就是其强大的后盾。在这个后盾的支撑下，无论外国同事还是中国同事，与同事之间的关系网络就会迅速地应运而生。如果外籍就业人员是经营者本身，他们需要建立起对企业有用的关系网络，但是网络关系的主体不是外来者本身，而是在他们作为强势外来者身份的基础上，借助于他人的力量。

在访谈中，当被问到如急需一笔钱会向谁借时，大部分被访者回答向所在公司的领导求助，因为他们都是国外总公司外派到中国的，公司的负责人是他们最信任的人。少数被访者回答向当地的外国朋友借。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我会找美国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或者直接找总经理。如果遇到突发事件，需要借钱，我会找在马来的父母或把我从马来带出来的老板，虽然我已经不在他的手下做事了，已经换到另外一家公司，但是是他把我带到上海来的，他是我在上海最信赖的人。

在这里也得到很多的帮助。我离开松江的公司时还有36天的假期没有休，我老板就补偿了钱给我的。我们作为外国在华工作人员有效的身份证件就是在华工作证。我离开前一个公司时老板没有把这visa取消掉，我就还可以在华工作，因为我是那个公司外派出来的，如果我离开，老板是可以把我visa取消掉，我就不能留在中国。(ML01，男，30岁，本科，马来西亚人，高级管理人员)

可以看出，以跨国公司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的网络关系对于在华外籍就业人员初到移居地的就业和发展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如个案ML01，当他要离职的时候，他的上司有两个选择，一是按规定取消他的在华工作资格，二是保留visa，让他继续留在上海。他的上司选择了后者，所以他才有机会应聘到别的外资企业。

我们来这里后得到过很多的帮助，朋友啊邻居啊等。我有个私人助理，他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有个外国朋友圈，比如大家共享一些信息，比如哪个牙医比较好，哪里的衣服比较好什么的，我们会互相帮助。有一个网站www.shanghaiexpect.com像一个论坛一样，在上面会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MG03，男，35岁，大学学历，美国人，自由摄影师)

个案MG03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不会讲汉语。所以一到上海就通过以前在台湾认识的一个人在网络上找了个私人助理。在原有的网络关系几乎中断的情况，他抓到了其中的一条线，然后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很多问题。首先，这个私人助理是中国人，会英文，会帮他解决语言问题。凡是需要用语言沟通的内容，助理都会帮助他完成。其实，助理是上海人，他对上海非常熟悉，所以他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帮他租到一套合适的公寓，为他的女儿找到一个合适的中文家教，而且价格都很合理。仅仅这两点，就可以为他省了很多麻烦。然后，他才开始慢慢地扩大自己的交际范围，进入了在华外国人的朋友圈，找到他们的论坛，认识更多的人，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社会网络。

当时，某一乡镇以吸引外资的优惠条件同我们签订了土地租赁合约，我们要在那个地方建厂。正当我们如火如荼地进行基地建设时，忽然接到乡镇政府的禁建通知，理由是为保护耕地资源，手续不完备者严禁占有土地资源，但事实上我们的手续已办了将近一年了，我们不可能为了一张迟迟不批准的手续而耗费我们在中国的人力资源和有限的投资。

我当时真是心急如焚。万般无奈我求助于公司的一名中国同事，请他想想办法。最后通过这位同事的爱人的亲戚打听，我们得知原先给我们优惠条件的负责人已退休，而新上任的负责人把他新官上升的三把火烧到了我们的基地项目上。在那位同事的建议和引荐下，我作为总代表同那位负责人吃了一顿饭，用我当时不算流利的汉语说了一番溢美之辞。而他们禁建的通知也在没有法律解除的情况下自动失效。(RB03，男，32岁，日本，学历不详，日企在华负责人)

个案RB03所负责的企业在中国投资确实得到中国及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要想让企业正常运转，持续赢利，就必须和政府打交道，而和政府打交道，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切都交织在关系之中的社会里，不建立一定的关系网络是寸步难行的。与中国政府部门的首次交锋，让被访者明白了其中的利害之处。所以后来在泰安建立新厂的时候，被访者就采取了有效的策略来应对与政府的这条关系线。

吸取我们在青岛的投资经验和多年来对中国市场的了解，我在泰安采取了入股合作合资的方式。我们首先选定具有充足资金、丰富的人脉资源和良好政府关系的合伙人，然后以我方的名义建立外资企业，以充分利用当地政府对外吸引投资的优惠条件。而选择一位好的合伙人，无疑为我们节省了许多与当地政府打交道的费用和精力，这也为我们减轻了投资的风险和压力。在中国的几年，我深知“地头蛇”的作用，我也一直在思考怎样利用对中国人情的理解和中国人际网络的建立更好地为我们的企业服务。今年，为了更好地竖立我们企业的形象，吸引人才，拉近与政府部门的关系，我开放我们的种植基地作为山东农业大学研究生院的实习基地，并请当地政府领导和记者来到开幕式上剪彩，这无疑是一个良好的企业宣传策略。(RB03，男，32岁，日本，学历不详，日企在华负责人)

被访者考虑到他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做出这种决策无疑是十分聪明的，他的优势就在于他是日本人，他是日本在华投资的总代表。在一个新的地区建立企业，外资身份是一块很好的敲门砖。而另一方面，鉴于在青岛的教训，他也明确了自己在建立关系网络方面的劣势，所以他把这个问题转嫁给合伙人，让合伙人的人脉资源、政府关系为企业服务。同时也主动地寻找机会，把种植基地开放为大学的实习基地，以拉近与政府的关系。他通过间接的方式建立了新的工作关系网络，同时又以直接的措施对关系网络进行了维护。

2. 非同化适应

大多数外籍就业人员都表示并不想变成中国人。他们没有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主观愿望，他们当中很多人不清楚所居住城市的主要产业、领导人，不清楚迁入地居民的生活状态。有的甚至说不清楚中国国家主席的名字。虽然他们对居留地的整体社会文化环境也较为认同，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交往方式的认知度也比较高。但是，他们与当地人的互动程度却很低，有些人甚至是完全没有互动。他们大多为所在城市的发展感到欣慰，但都表示与自己没有关系，因而也就不会有自豪感。他们往往把最重要的交际圈子限定在与自己同类的外国人朋友圈内或与自己在社会特质上非常接近的少部分当地人(如公司的同事)中，形成一种类似小群体、内群体的非正规社会群体。外籍就业人员由此在这种群体中获得一种认同，建立归属感，而游离于所在居留地的社会整体之外(董慧，2005)，从而达到一种特殊的社会适应效果。

我觉得适应一个新环境最重的就是要找到一个令你舒服的标准和一个可以提供支持的群体，这个群体中大家都很相似，都有着相同的经历，他们可以提供策略和解答一些问题和困扰。我目前接触和交往的大多还是外国朋友，我基本上还是生活在这个外国朋友圈中，可以说这个朋友圈就是我所说的可以提供支持的群体。(JND01，女，43岁，本科，加拿大，职业经理人)

个案JND01所说的可以提供支持的群体是一种有限的同质小群体，它与那种由于缺乏进入主流社会的通道而暂时选择在居留地的边缘地区落脚立足，从而与主流社会产生隔阂，只有在强关系的外来者群体内部寻求自助而形成的小群体是截然不同的。这种有限同质小群体也绝不会出现其中的个体因较先获得成功而摆脱边缘状态，独自进入当地社会的中上层住宅区，然后进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并最终被主流社会接纳为自己人的情况。因为他们一进入中国城市，居住的地方就属于中上层住宅，无论他们的经济收入还是职位声望都高于当地多数的职业人。他们从移居之初就处于某种意义上的“上层”状态中。

对美国“韩裔社群”进行调查研究的W.M.许和K.C.金(Hurh & Kim，1984)将“和而不同”型的适应类型称为“非零和型适应”。零和型适应是属于一种不能融合的方式，即两种或多种不能同时并存的文化或生活方式的有你无我的竞争关系。而非零和型适应就是不以融入居留地文化为前提，保留自己文化的非同化适应模式。这种模式同样存在于外籍就业人员中。他们与当地社会不是逐步地同化与融合，而是一个逐渐实现与当地社会的群体性并存的状态。在这种模式下，外籍就业人员在中国社会的适应，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争取与当地社会居民享有平等的生存权利的过程。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外来者人群，与迁入地社会的居民群体共享城市的生存空间，以非零和适应(同上)的方式达到文化上的多元并存。尽管外国人的“他”或“他们”与中国人的“他”或“他们”存在于该空间的动机不同，目的也不同。但是他们就像“中世纪佛兰德平原各城市里的社交协会”一样，他们有三种不同的旨在团结同一个区域之内同样数目的人员的动机。但是“所有这三种动机都占据着同一个地区，并使之不受干扰地保持在一起，宛若光波和声波填充着同一空间一样”(齐美尔，2002：292)。同时，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异质性之巨大，在外籍就业人员与当地居民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是与当地居民寄寓于同一空间的不同人群，但只要这种特定的小群体的功能能够在他们所在城市的大环境中满足个体的特定需求，那么，这种小群体的存续就会促进异质性共存。

3. “旅行者”的旁观

认同是指“我者”与“他者”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即认为自我具有从属于某个群体的身份。无论是对具有情感的个人，还是作为文化载体的群体来说，正是这种对身份的确认(认同)，将“我者”与“他者”区别开来(郭艳，2004)。“现在意义上的认同研究一般区分了两种水平的认同：个体认同和群体认同，这种区分其实是对埃里克森‘自我同一性’和‘群体同一性’的沿袭”(王亚鹏，2002)。文化认同问题主要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的集体身份选择，或者在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对立、冲撞中无所适从的时候，因所产生的强烈思想震荡与巨大的精神磨难而陷入认同危机。正如韩震(2006)所说，人与他人相遇，才会思考自己是谁；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相遇，才会把这个群体想象成为共同体；一个民族只有遭遇另外不同的民族时，才会自觉到自己的族群特征。所以说文化身份是在差异中寻找相同，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形成的。而身份认同最早则是个哲学和逻辑学概念，意为“同一性”。当一个人对关于他属于一个社会类别或群体的理解出现混乱，由于“我群”与“他群”的界限模糊不清而产生的归类困难时，认同危机就此产生。

中国文化被人类学称为“最高接触文化”，重视集体主义。而西方文化被称为“最少接触文化”，崇尚个性自由。在中国的海外移民移居西方国家的历史上，绝大多数华裔侨民都经历了从“最高”到“最少”的特殊的文化经历。无疑这一经历是痛苦和漫长的。譬如从中国迁移到美国去的移民，大多是以弱势地位的身份进入美国社会的，如果说由于早期的华裔移民大多抱有在美国挣了钱衣锦还乡的愿望，因而当他们进入美国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能够挣钱，会选择低档职业而不去特别在乎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干那些美国白人通常不屑于去干的工作的话，那么，这种倾向往往会固化他们初期“甘愿”处于这个社会底层的“disposition”(布迪厄，[1980]2003)(这一点与农民工进城后的情况十分相似)。正因为他们对这种弱势地位有强烈的感受，所以当他们想改变这种情况时，则往往会有一种想变得和高地位的人一样的内驱力，并激发起争取进入主流社会、不再受人歧视的强烈愿望，他们讲英文，吃西餐，学习美国文化，希望取得绿卡，希望变成美国人，获得永久居住权，因而，这种融入的欲望不断加强。然而，在他们努力学习美国文化，以美国人的方式去生活的同时，又难以完全抛弃植根于脑海中的中国文化观念。这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移民的身体与灵魂中冲撞与摩擦，使他们产生了认同危机：自己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是认同美国文化还是认同中国文化，进而出现由这种危机带来的痛苦与焦虑。

但是，在外籍就业人员的那里，情况却截然不同的。那种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强大内驱力在外籍就业人员中是不存在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进入中国社会时的强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所居留的城市中受到的不仅是一般市民的待遇，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更为优越的待遇.他们没有必要变得和普通中国人一样，如果在他们身上能看到某些改变的话，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属于马斯洛所说的基本需要层面上一些变化，如为了吃中国菜而学习使用筷子，或出于好奇、兴趣及信息处理的需要，如有的人想看懂中国的电视而努力学习汉语，等等。在笔者所接触的许多被访谈者中，没有人有认同危机。他们所居留的中国城市事实上能够提供一个使他们在自身的个体身份认同方面颇为有利的会氛围。他们虽然从国外来到了中国，住在中国，工作在中国。但是他们的个体身份(国籍)与其民族国家在世界中的属性基本上是同构的，空间的变换并未因此改变他们个人的身份地位。“我群”与“他群”的界限也并未因此而被打乱，他们不需要对自己重新归类。他们的身份颇为稳固而优越，那就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外国人”，而且自己正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有些方面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移居地文化的影响，但是总体上他们文化观念的模式并没有变迁。他们甚至往往会按照自身的文化标准指出中国文化中不如人意的地方，且常常是出于一种旁观者的立场和态度，即他们的指责既不是出于要改造这种文化的动机，也不是出于肯定这种文化的动机，与其说这是一种客观的评论，不如说是一种观光客的“见识”，因此他们所表达出的对中国文化认知的弦外之音可以被解读为“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的！”或者说“中国人怎么是这样的？”正因为他们的那种冷眼看问题的方式，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诸如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对待规则的灵活性、缺乏创造力、对冷漠的忍受力等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有些中国员工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会花很多的时间来维护这种关系，办什么事的时候也会考虑关系好不好什么的，这一点让我有些费解，不太认同。(MXG01，男，年龄不详，本科，墨西哥人，工程师)

首先是同一规则各部门执行的不一致，好像不同的部门有不一样的规则。比如同样一件事你到商业部门，他会说可以，但是当你到税务部门他又说不可以。其次，同一个问题，如果是你，那么答案是A，如果是我，答案就成了B，会因为来办理的人不同而有不同的处理。然后是规则变得太快，你知道在美国，规则一旦定下来就不会再变来变去。(MG02，女，30岁，大学学历，美国人，高级经理)

中国人不喜欢创造性的思考，他们只是一味地听从指挥。就像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一样，因为我们很难找到那种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或者说能够跳出固定的思维柜架思考的人，所以，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只能降低对员工的期望。(YG02，男，45岁，硕士，公司老板)

觉得中国人有很多很矛盾的地方，有很多地方不一致。比如易怒，有时候在大街上或车上被挤了被撞了，很容易发火、生气，不是吵架就是出手打架。但是在有一个地方却非常奇怪(everything is ok)，那就是在中山公园里的一块绿地、一块草坪上。春天时，草坪上会有很多人，有的在野餐，有的在放风筝，有的在扔飞碟。有时候风筝落在别人的头上，飞碟扔到了别人的身上，或有的人光顾着看自己的风筝，在草地上跑，结果把别人撞倒等等。这时大家却不生气，ok，没关系，非常和睦。中国人真是有极大的耐心和极大的容忍力，并且这种耐心和容忍力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MG03，男，35岁，大学学历，美国人，自由摄影师)

可以看出，在中国城市的适应生活，外籍就业人员遇到了很多与他们不理解或不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但是，对于自己不能认同的东西，他们往往会采取回避发表意见的方式，只做后台的了解和侧面的观察而不去做正面的接触。中国的城市对于外籍就业人员来说是一个不带有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的立足点。

三、强势移住者人群社会适应的若干命题

由既往的移民文化适应研究结果可知，外来者对所移居的城市主流文化的适应策略一般是四种：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Berry，2002：45-383)。外来者注重保持原有文化，也注重与居留地群体进行交流，这就形成了整合；当外来者不愿意保持原有文化，却注重与居留地群体交流，就形成了同化；当外来者保持原有文化，也不愿意与其他群体交流，就形成了分离；当外来者既没有保留原有文化的强烈愿望，也没有和其他群体交流的兴趣时，就形成了边缘化。在本文的研究中，外籍就业人员对居留地主流文化的适应策略则属于分离式边缘化。但是他们的分离和边缘化与传统的弱势外来者的分离和边缘化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们的分离是由于没有与当地群体交流的必要或必需而产生的分离，而边缘化更是一种主动的、高姿态的拉开与迁入地居民群体生活和文化的距离，是在分离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适应形式。

张继焦(2004：179-184)提出过迁移者在城市中的文化适应的优势-劣势分析模型。优势-劣势分析模型指的是在一个城市中，本地居民和外来者两者中一方占优势，而另一方处于劣势地位。在外来者占优势的适应状况中，外来者通常会对当地的经济进行改造，并让更多的外来者填充到新的经济生活中；当本地居民在政治和经济占统治地位时，外来人群便被纳入到本地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在外来者占统治地位的城市里，原来的居民人口数量会急剧减少，处于从属地位的原住居民在经济和政治上一般没有选择余地。本研究中外籍就业人员在中国社会中的适应情况与优势-劣势分模型有相似之处，即外来者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许多方面的优势明显。但是不同在于，外来者并没有因此而占据统治地位，更没有发生由于强势外来者的进入而导致原居住地的居民人口数量的减少。外籍就业人员的适应倾向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由于强势地位而产生的不融入的状态。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国际人口迁移源于国际间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的产生在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着国际差异。劳动力的转移受国际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影响，低价格地区的劳动力总是倾向于流向高价格地区，并通过流动，实现劳动力价格的总体平衡。但是，随着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由于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而引起的国际人口迁移，已经出现了新的特点。欧美国家的高价格劳动力已然流向中国的低价格地区，他们走的是与该理论相反的路径。同时劳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市场则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本地劳力不愿意进入下层市场，故而需要外籍就业人员填补其空缺。但是现在外来者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是发达国家的高层次劳力进入了发展中国家的上层市场。这种变化就形成了外籍就业人员在流出身份上的特殊性。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五个命题。

第一，从地域空间看，外来者越是来自发达国家，越不容易融入。

在本文的个案研究中，笔者发现，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外来者在中国的社会适应中融入程度最低。发达国家强劲的经济实力、完善的经济体制、先进的经营理念都使来自这些国家的就业人员对本国有着高度的认同，而移居地的经济、制度、文化等在某些方面相对落后于发达国家，就一般的社会生活特征而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差异是巨大的。从物质条件上看，尽管我国的经济水平都较以前有相当大的提高，但要做到全面与国际“接轨”，仍有待时日。对比的出现就会使外来者带着一种“高姿态”来面对移居地的适应生活。

第二，从经济地位看，外来者的收入越高，越不容易融入。

移民的收入情况决定了他们在移居地的经济适应状况。高收入的外来者创造财富、积聚财富的能力较强，特别是本文中的很多外籍就业人员，他们的收入远远高于大陆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经济地位的巨大优势使他们在移居地的生活更加倾向于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他们在就业和生活机会上有着很大的选择空间，是否融入移居地的生活就是一种凭个人意愿的两可的选择，而并不是一种迫于生存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

第三，从生活方式看，外来者的生活质量越高，越不容易融入。

从个案研究的结果来看，外籍就业人员的生活质量远高于大陆城市居民群体。无论是居住空间的大小，还是物质消费水平、闲暇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处于上层地位。他们的生活质量越高，他们要改变自身去融入移居地的动力就越小。

第四，从文化背景看，外来者越是来自文化强势国家，越不容易融入。

按照移民发展理论中“移民文化”的基本观点，在某些地区、人群中，伴随着人口跨境迁移而逐渐演绎出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文化在综合移出国与移入国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人生态度的基础上，会创造出一个新的、相当自主的、跨越国境的虚拟空间，使“移民”成为该群体共享的社会文化资源(李明欢，2000)。笔者认为这种对于新旧文化的综合仍然是建立在融入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对于外籍就业人员来说，他们却保持了原有的文化体系，没有上升到综合的程度，在文化强势国家的外来者身上尤其如此。强势文化在其现实性上并非必定是先进文化，但是在强势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它对受众的吸引力却是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来自文化强势国家的外来者本身对自己的母文化都带有高度的认同感，一般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是先进、优秀的，特别是遇到移居地的某些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或习俗时，这种碰撞就会更加强化他们对自己母文化的认同，因此在文化融入上表现出极低的融入度，基本保持其原有的文化价值观。在人际交往上，他们就会更倾向于与自己文化价值相近的群体进行交往，进而形成一种亚文化小群体。

第五，从心理状态看，外来者越是有优越心态，越不容易融入。

在很多关于外来者心理状态的研究中，焦虑、敏感、困惑、压抑等是经常出现的用来描述外来者心理状况的词语。社会解体理论认为，外来者在新的社会里经受严重的文化冲击，面对迥异的价值观和社会道德标准无所适从，面对许多新事物时，感到毫无指引，茫然无措。这种情况可能令，外来者感到严重的精神困扰，难于适应新社会的生活。有学者相信，部分外来者中的酗酒、吸毒、精神病乃至犯罪都可能与此有关。但是在本文的个案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外籍就业人员有同样的心理感受。心理层面的优越感，使他们没有要融入移居地主流社会的动力，更没有由于不被主流社会接纳而产生的自卑感、焦虑感或无所适从感。这种心理优势越强，会在他们的旁观者的身份呈现中体现得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