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框架(frame)是西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中的一个基础性的分析概念。按照D.A.斯诺等的定义，框架是“一种有助于在行动者的当下及过往背景中识别目标、情境、事件、经历和行动的轻重缓急的解读框架(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Snow & Benford，1992：137)。框架分析体现了社会运动理论的“文化或建构主义转向”(Melucci，1988；Touraine，1981；Della Porta & Diani，1999)，它建基于戈夫曼(Goffman，1974)的象征互动理论，同时也从Geertz (1973)、Gramsci (1971)和Rudé (1980)等关于意识形态或文化霸权的研究传统中汲取了诸多理论资源。总的看来，它强调了有别于实体性资源的观念和话语在集体行动中的关键作用，力图论述社会运动组织是如何通过社会互动和意义的生产，从而获取其他行动者对其目标的主观认同和行动参与。经由甘姆森(Gamson，1975)、D.A.斯诺和本福德(Snow et al., 1986；Snow & Benford，1988、1992)等学者的理论拓荒，框架分析，与基于理性选择和组织理论发展出来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等理论一起，共同丰富了对现代社会中集体行动和动员机制的认识(参见McAdam et al., 1996)。

尽管框架理论已经在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现有文献大多着重于社会与政治抗争现象，鲜有在国家动员社会的领域中考察框架整合的经验模式。我们认为，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也包含着集体行动的一般机制；建制内的政治行动者也可以是框架主体，考察这种国家主导型的框架结构与过程，不仅可以拓展框架理论的适用性，探索框架过程可能存在的另类影响机制，而且可以从理论上深化对此类集体行动的性质及其动力的理解。

我们的研究通过中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的实施和动员过程来探索这些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居委会已历经多次实验性的直接选举，选举的规则和规模都得到了新的发展(Liu，2006；2008)。迄今为止，学界对选举的性质和影响的理论认识仍呈分化的态势，有的学者质疑政党和国家主导下的社区选举的民主涵义，认为选举的目的是重建国家对城市社会的控制能力，强化其统治正当性(李凡，2004；耿曙、陈奕伶，2007；桂勇，2004)，也有学者则肯定民主选举所可能产生的“政治赋权”、“权利意识”、“社区归属感”和“社会资本培育”等社会政治效应(刘春荣，2007；Liu，2008；林尚立，2002；王邦佐，2003)。不过，已有的这些研究很少把选举作为一种政策实施过程来研究，因而忽略了选举动员所包含的微观机制。实际上，伴随着城市居住模式的变化以及城市居民自主性提升，在基层政治过程中，传统的政治指令日益举步维艰，社区选举的动员机制也日趋复杂化。因此，选举动员面临的实质性挑战，乃是如何在不同的选举实施阶段中，策略性地动员社会行动者的参与。在这个意义上，居委会选举是一个极具理论相关性的集体行动现象。对于框架分析来说，它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包括：谁以何种方式创造了选举动员中的框架？框架整合是如何进行的？它又是如何激发了更大尺度的居民参与行为的？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纲要性地回顾“框架分析”的相关文献，并着眼于动员网络的特征与框架化之间的关系，推导关于国家主导型动员政治中框架过程的理论命题；其次，基于上海市2003年银杏居委会换届直接选举的案例研究，我们着重探索其框架结构与过程的经验模式，重点在于描述选举委员会及其所凝聚的动员网络是如何扩展的，这一网络在不同的动员阶段中又是如何对选举的意义进行表述、策略性地整合各种政策和社会话语，从而完成选举动员的任务的；最后，文章讨论和反思了这些研究发现及其一般理论意义。

二、动员政治中的框架整合

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其他理论范式不同，框架分析视“集体行动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s)为独立的影响因素，它不仅指涉个体的认知过程，而且能在情境互动中生成事件或文本的组织理念，这种组织理念通过刻意强调事件的某个面向及象征意义，有助于在动员过程中转换和锁定某种社会价值，进而影响人们的行动取向。具体而言，框架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核心任务：①对某种事件或社会问题的诊断；②关于所诊断问题的解决之道的陈述和提议；③对参与集体行动的呼吁或论证(Snow & Benford，1988：199；Benford & Snow，2000)。鉴于受众和其他行动者在诠释事件时，也会加入自己的解释框架并组建事件的另类意义。因此，社会运动组织需要通过框架的策略性互动，尤其是“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 process)来连接与公众以及其他潜在参与者的信念或价值观，以产生共鸣并激发行动上的支持：联结点和共鸣越多，参与者就越能认同其诉求，追随其行动(Williams & Kubal，1999)。在这个意义上，框架分析就是对框架整合过程的分析，它契合了克兰德曼斯(Klandermans，1988)所谓的“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¹亦与政治沟通研究中的“公共议程设定”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²

1 在本文中，框架化、框架整合和共识动员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互用的概念。这里所说的共识动员的实质在于对社会运动议题的共享。根据克兰德曼斯等(Klandermans & Oegema，1987)的说法，共识动员有四个阶段。首先是定位潜在动员者：社会运动组织必须取得潜在动员者在态度、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其次是形成招募网络：社会运动组织必须扩大潜在动员者的范围，增加其对运动组织的归属感；再者是塑造参与者动机：社会运动组织必须促使潜在动员者支持其行动；最后是扫除参与障碍：社会运动组织除了维持或增加参与诱因外，尚需消除参与社会运动的障碍，增加运动参与的机会。

2  关于框架之概念在政治沟通和传播理论中的定义和运用，包括框架与议程设定之区分，可参见Pan & Kosicki，2001。

框架理论已在各种领域的社会政治运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民权运动(Platt & Fraser，1998)到所谓的邻避动员(Shemtov，1999)，再到反堕胎运动(McCaffrey & Keys，2008)和反核武器运动(Benford, 1987, 1993；Koopmans & Duyvendak，1995)等等。³在从这些文献中可见，框架过程——即便不是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替代理论，也是认识社会运动生成机制的一个有益补充。的确，正如斯怀德(Swilder，1986)所言，在非稳定境况(unsettled lives)下，人们往往会被新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所吸引。而且，当集体行动没有被很好地组织起来，文化工具箱(culture tool kit)对行动的意义就显得相对重要，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更可能灵活地运用现有文化，甚至创造出新的文化因子(赵鼎新，2006：230)。

3 在中国政治研究中，也有学者开始运用框架理论来解释一些社会群体的集体行为和动员政治，关注情感、阶级观念、集体记忆和传统文化等建构型要素是如何在动员中得以再造并发挥作用的(Perry，2002；Yang，2000；Zuo & Benford，1995；Chen，2006)。

毋庸置疑，框架分析也因定义和逻辑推理等问题招致诸多批评(Fisher，1997；Hart，1996；Jasper，1997；Steinberg，1998；赵鼎新，2006)，尤其是如何区分框架、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关系(Oliver & Johnston，2000；Ferree & Merrill，2000)、如何辨析框架的动员效果(Koopmans & Duyvendak，1995)、避免“描述性偏见”和“精英偏见”、确定其边界条件并找到反例等(Benford，1997)。与此相关，我们试图提出两个新的评议，首先，框架理论往往局限于自下而上的抗争和动员领域，把运动组织领袖视为当然的框架主体，但很少把建制行动者作为框架主体来考察。实际上，在现代政治过程中，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和政府组织也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进行动员，并针对特定的议题进行框架建构(参见Iyengar，1991；Entman，1993；Noakes，2000)。扎夫斯托斯基等(Zavestoski et al., 2004)对纽约地区环保运动动员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发生在1999年罗德岛的河流污染问题之所以没有引发成功的社区动员，原因就在于政府官员积极地进行了议题框架(issue framing)，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性框架”(institutional framing)塑造了媒体的报道，从而成功规避了社会运动的挑战。其次，关于框架整合的动力机制，已有的解释并不充分。D.A.斯诺和本福德提供了一个具有某种循环论证色彩的分析路径，他们认为框架来源于共享的个体经历。同时，要成功动员参与者，动员者就需要在框架过程中细分并运作三项任务：①用以确认问题和归咎对象的“诊断框架”(diagnostic framing)，②用以提供问题的方案、建议和策略的“处方框架”(prognostic framing)，③用以论证行动合理性的“动机框架”(motivational framing)。对于框架整合来说，框架与更大尺度的信仰系统的关系以及框架与参与者的互联性(interrelatedness)也极为关键：越强的互联性便越可以放大框架的动员效能(Snow & Benford，1988：208)。这意味着，一旦框架具有这些规范特征，并且能够按照如上原则得以建构，社会运动组织就可以通过框架整合来实现既定的目标。

鉴于一个特定的框架可能被相关的框架所塑造，S.G.塔罗(Tarrow，1991)从社会运动周期和主框架(master frame)角度，考察了框架整合的可能性(转引自Snow & Benford，1992)。所谓主框架，就是在一定时空内发生的诸多社会运动的共同主题，它体现了一个时期的主要的意识形态思潮。在其对美国民权运动的杰出研究中，麦克亚当(McAdam，1982)发现，民权运动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抗争主框架，这种主框架所强调的“公民权利”意识成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运动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动员的文化工具。马丁·路德·金作为运动领袖，其权力毋宁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它部分来自于南方黑人浸会教传统(black Baptist tradition)，也根植于美国注重平等的政治文化母体，而此后的各种动员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民权观念的基础上。麦克亚当(McAdam，1995)还进一步指出，在一个社会运动周期内，主框架要得以扩展并实现共鸣，取决于最早使用这一框架的运动组织者是否能够成功。其他相关的条件还包括：最先创造框架的运动组织是否与后来者之间具有有效的信息沟通并具备组织目标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当然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得以实现，不过，运动组织者与始创运动组织之间的直接的个体联系可能更为重要。¹

1 在这方面的其他案例研究，也可以参见R.K.侬南(Noonan，1995)的分析，她认为即便在军人政权的制度背景下，某些社会运动组织也可以利用社会中的主框架创造出抗争的空间。类似地，比较政治学者J.格冷(Glenn，2001)分析了“民主化第三波”中波兰团结工会的动员政治，探讨这一组织是如何有效塑造和利用“公民社会”这一话语框架，并推动政权转移的。

关注文化在社会动员中的影响力的其它一些研究，还强调了框架整合的制度和组织因素。康菲尔德和佛莱舍(Cornfield & Fletcher，1998)在对美国劳工联盟的动员政治的研究中，发现美国的代议制度系统地塑造了社会运动的“多元组织场域”(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从而影响到劳工联盟的框架延伸和立法议题构建。E.芮斯和纽康比(Reese & Newcombe，2003)基于福利组织的集体行动框架研究，认为社会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在与政治及文化环境的互动过程中能否发生工具性的整合，取决于其组织本身的意识形态的品质。赵鼎新(2006：216)也看到，框架化过程研究有必要将大众的解释模式与特殊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他系统梳理了政体性质和文化文本创造性运用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政体类型下，社会组织能力存在很大的差异，由此决定了文化建构行为重要性程度。框架整合不仅仅与既定的“解读图式”或主框架之间的关系有关，还必须考虑既有的政治制度背景——后者的结构性特征可能会塑造某些文化解释框架在动员过程中的有效性(Diani，1996)。

不管是强调文化、意识形态的力量抑或强调制度的力量，已有的视角对于本文所要研究的自上而下的动员政治提供了有益的启发。在肯定这些作用力的前提下，我们把框架整合和动员结构本身联系起来，认为在框架整合的过程中，动员主体所嵌入其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能更为重要。社会运动理论中的网络分析已经指出了社会网络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不同的动员网络会对运动的结果和产出带来影响(Snow et al., 1980；Gould，1991；McAdam & Paulsen，1993)。亦如欧莉文等人(Oliver et al., 1985)对社会运动中“关键群体”(critical mass)的研究所强调的，作为一种动员网络，关键群体能够在其他人不愿意加入的情况下也有旨趣进行动员，并且付出起必要的社会成本(参见Marwell & Oliver，1993)。关键群体形成了一个互相勾连的集团，而其他的参与者则依附于这一高密度的积极分子网络(Kim & Bearman，1997)。正是这样的网络层层递进地揭开了集体行动的帷幕，并生产出集体福利。据此，我们进一步推测的是，框架化过程有赖于特定的动员网络结构的形成。动员主体的跨越制度边界的、散布性的结构特征，可以扩展动员幅度，更好地综合各种竞争性的解释话语，从而更容易达成共识并实现框架整合。反之，如果动员主体同质性程度和自主性程度过高，无法嵌入于更大尺度的社会结构之中，那么动员主体和被动员对象的社会交互空间就会趋于狭隘，加大框架整合的难度。在这个意义上，框架化过程和动员网络的形态扩展是相伴相生的。

如前所述，我国城市居委会选举动员和框架理论具有不言而喻的相关性。首先，在居委会的选举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由选举委员会及其所联系的政治积极分子所组织起来的动员力量，以及由普通居民构成的被动员对象。在新兴的商品房居住模式中，由于居民和居委会组织的相对微弱的利益关联，由此使得动员性参与(mobilized participation)成为必然。其次，选举动员过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从选民登记到候选人酝酿再到投票环节，选举的组织者需要持续地吸纳居民的参与，这种阶段性的选举动员和社会互动，为我们详细观察动员过程的框架创制和延伸过程提供了一个自然的研究场景。总之，正如我们所要刻画的，居委会选举动员包含了非常独特的微观动员和框架模式。本文的案例分析试图在理论上丰富对框架整合机制的认识。

三、银杏居委会的选举动员

2003年，上海市政府的民政部门和地方街道办事处有选择地在其下辖的居民区推动居委会换届直接选举。地处上海南面的银杏居委会成为其所属的D街道所选择的第一个直选试点。¹上级部门试图通过该试点的选举来探索新式商品房社区中民主选举的模式。该居委会辖区占地约0.1平方公里，共有2 256户，总人口6 041人(银杏居委会，2003a)。在改革和城市发展过程中，银杏社区所在地已由昔日典型的“下只角”发展成为中高档的商品房住宅区，它不仅见证了上海的蓬勃发展，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十年巨变”的缩影。社区依不同住宅形态被自然分割为五个居住板块，业主基本上都从旧有街坊之外移来，形成一个与老式里弄和单位公房社区不同的“陌生人社区”。

1 上海市的居委会换届直选试点探索工作开始于1999年，此后得到渐进的推进。2003的选举在规模上得到进一步的扩展，超过20%的居委会以直选方式进行换届，实际直选的比例达到31.4%。2006年，根据市民政局的计划和布署，在全市将近3 500多个居委会中，有不低于40%的居委会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进行换届(上海市民政局，2006；左志坚，2006)。考虑到这一宏观背景，2003年首次进行居委会换届直选的银杏居委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分析意义。

银杏居委会的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于当年的6-9月。按照《D街道居委会换届选举实施意见》，选举实施遵循如下“标准流程”：召开居民代表大会，听取本届居委会三年来工作报告，审议通过居民选举委员会名单、选民登记、酝酿和产生候选人、选举宣传、投票、公布结果和选举工作总结材料归档。在所有的工作环节中，关键的动员阶段包括：组织选举委员会、进行选民登记、举行居民代表会议和酝酿候选人。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关键环节来观察框架是如何生成并得到整合，从而导致选举得以成功实施的。

(一) 选举委员会的成立

在居委会换届选举的实施过程中，“选举委员会”是政策的法定阐释者，也是整个政策实施的动员机器。在银杏居委会，选举委员会采用“先多方推选、再征求本人意见、再建议名单公示、后默认通过”的做法得以产生。选委会的构成除了主任由D街道基层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社区党总支书记吴书记兼任外，其他委员都直接来自本社区，成员背景情况如表 1所示。

可以看到，选举委员会成员大多拥有重要单位工作经历和党员身份，而且分布于五个居民板块之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工作网络。这些成员成为委员之前并不相识，但是党员身份以及相似的单位政治经历使得他们成为选举的“共识制造者”。选委会先后召开了五次工作会议，对选举过程中的选民动员和候选人的产生方式等关键议题进行诊断。按照选举工作的要求，D街道民政科的负责人也列席了选委会的工作会议，其职责是贯彻上级政府的工作方针，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体现于社区选举过程中。D街道民政科G科长说：

选举委员会是选举工作的发动机，其职责就是要在社区党总支的领导下，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充分尊重居民的民主权利，调动居民管理社区公益事务的积极性，广泛动员和组织居民开展基层民主实践。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宣传和发动居民广泛积极地参与这次换届选举。在新式商品房小区搞民主直选，不仅仅是布置工作，只有切实发动居民参与才能取得成功，党的领导和社区治理也才有了抓手。通过多次的研究讨论，选委会的班子统一了思想认识和宣传口径，这对后面的工作开展来说极其重要。(D街道办事处访谈记录)

通过多次选委会工作会议，选举动员的基调和工作方针得以确定。这个基调就是要在居民层面演绎国家政治层面所提出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在这一宽泛的工作基调中，焦点问题在于如何体现和定位“党的领导”。在一次“关于如何发挥党组织作用”的讨论中，金委员和对委员提出，既然搞选举，那就要把真正有能力、有责任心的人挑选出来管理社区、为居民服务，因此不必刻意强调党的作用。这一说法得到了曾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的工委员的认可。在工委员看来，在居委换届选举中，固然不能放弃党的领导，但不必“冲锋陷阵”，“应主要抓大方向，提供政治保证”，有时候过分强调党的作用反而会起副作用；党组织要勇于推荐合适的人选，但不必刻意抬高党员在候选人中的比例，这反而会给动员带来难度。作为居民区党支部负责人，吴书记一开始并不接受这种看法，认为这无异于把选举“去政治化”。但是她很快意识到，在党员的实际动员能量有限的实际情况下，党支部的作用主要就是保证居民参与，保证选举的程序公正。“居民参与”、“依法有序”和“党的领导”同等重要，如何通过合法程序把组织意图变为群众意志，让群众意志变为组织意图，这是对党组织的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这个“主框架”还发展出了一系列富有本社区特色的行动话语。由于银杏居民区并不像老公房社区那样建立了成熟的楼组网络，而且考虑到新式商品房小区的“白领”居民对于“楼组长”这种称谓并不习惯，J委员提议，为了提高“亲切感”、减轻“压迫感”，今后应用“居民联络员”来代称“楼组长”，并且把居委会办公场所改称为“居民之家”，这一工作语言的调整得到了选委会的一致同意。

(二) 登记选民的产生

在选委会组建和选举筹备工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作基调和话语策略，在登记选民阶段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¹按照D街道的部署，银杏居委会试点换届选举采取户代表登记的方法，即以每一户家庭作为登记单位，每个家庭中满18周岁、未被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本地户籍的居民都可以登记为选民。选民登记面广量大，这个过程主要是由选委会的延伸工作网络：社工站来完成的。²在银杏居民区，社工站主任由本届居委会陆主任兼任。陆主任是居住在本小区的一位退休党员，大学毕业，退休前曾在政府部门中任职，退休后经支部推荐成为银杏居委会社工站主任，兼居委会主任。她虽然没有正式进入选委会，但是主要的选委会会议她都列席。由她负责选民登记，主要是考虑其个人责任心强，而且此前与居民的接触相对较多。

1 需要指出的是，“选民登记”和“登记选民”是两个不同的政策话语。“选民登记”需要选举委员会积极主动地进行上门登记。为了发展和体现居民民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D街道的社区选举提倡“选民登记”这种方法，也即让居民主动前来登记。但是，鉴于很多居民对选举不太了解，为了保证参选率，这两种方法是结合起来使用的，实际中还是主要依靠主动上门登记。

2 在此次选举之前，该居委会所在的L区政府推行了居民区的“议行分设”的治理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居委会主要作为议事机构，而由街道聘任的社区工作者组成“社工站”，在社区党总支的领导下，配合居委会承接自上而下的行政事务，并协助居委会委员通过各种会议制度来处理社区内部的问题，关于议行分设的框架的特征(参见刘春荣，2007)。

在选民登记这个基础性的动员环节中，居民对社区的感受存在着大量的差异性，这使得登记选民的任务十分复杂。退休赋闲在家的居民H先生说道：

商品房小区和以前我们住的公房很不一样，过去我们的邻里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很多邻居都是一个单位的，而现在大家都是陌生人。我认为过分密切有它的问题，但是关系密切总是能让我们感到一种安全感，有什么事邻里互相关照，这种感觉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这次政府推行里弄干部直接选举，让居民参与自己选择当家人，这种尝试我倒是挺支持的，毕竟平时大家不太互相交往，这次出来搞选举彼此认识一下，起码认识以后才谈得上互相交往。(银杏居民区访谈记录)

H先生的表白体现了居民中存在的一种“邻里怀旧情绪”和交往诉求。正如集体记忆有助于身份构建一样，这种积淀在商品房小区内的“邻里怀旧”，意味着一种归属感的情感需要，这在陆主任看来十分有助于选民登记工作。当然，选民登记也遭遇对选举的其他反应。与H先生的邻里怀旧和对选举的好奇不同，C女士的反应较为消极，尽管她签名同意登记为选民，但是对选举和居委会有另外的看法：

我们这种商品房小区邻里不大交往的，最重要的是物业公司的管理，只要物业管理到位了，小区也就太平了，基本上大家就相安无事。说实话，居委会搞一些什么活动我不太了解，参与居委会的活动也许不太适合我们这些上班的人。所以参与居委会换届选举，我并没有太多的兴趣。不过，要我来参与投票也不是不可以，天气这么热，他们挨家挨户上门动员也不容易，而且都是周末和晚上工作。问题是我们连对门的人都不熟悉，你说这票该怎么投？(银杏居民区访谈记录)

C女士的话语代表了居民中另外一种典型的态度，那就是强调隐私和业主权利。商品房小区居民之间缺乏情感和职业的纽带，相互之间的信任较低，和居委会的交往也很稀疏，因此他们对选举并没有利益关联和具体期待。

为了有效动员各种类型的居民参与选举，选委会和社工们共同商定了三项工作方针：第一是“强调法律”，大力宣传参与选举是居民的民主权利这一观念，同时要使选举过程中的每项工作都争取做到公开透明，重大的决定均要作出公示；第二是“强调政治”，即优先把政治觉悟高的党员、积极分子和公职单位工作人员动员出来，以便产生示范和带动效应；第三是“强调人情”，即“以心交心”，引导居民正确认识选举，最大程度地动员居民参与。陆主任说：

参与是硬道理，一定要把居民动员出来。我们已开始上门进行居民登记，当然有很多人很支持我们，但也有很多人误以为我们是来推销商品的，甚至有人将我们拒之门外。他们的反应通常是选举和我没有太大关系，然后就是说大家都不熟悉，怎么选？我们就借此机会给居民们解释，正是因为不熟悉，所以要参与。我们要告诉他们，选举不仅仅是政府所要推动的事情，也是大家自己的民主权利，是我们小区居民自家的事情。我们现在的社区中问题很多，比如养狗、停车之类的，难以解决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沟通和信任，参与选举可以认识更多的邻居和街坊朋友，也可以把自己关心的问题拿到居委会这个平台上来商量。天气这么热，大多数居民朋友们还是挺同情我们的工作的，经过这么苦口婆心一说，大家便签字登记成为选民了。(银杏社区访谈记录)

通过诊断居民的参与动机，陆主任及其工作团队在与居民的互动中形成了独特的论证策略。她强调，居民的各种关切都有合理性，但是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立场，只有参与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包括邻里关系淡漠的情况。换言之，投票不仅仅是居民的民主权利，而且参与选举过程能够让大家走出自己的家门，增强小区内居民之间的信任感和凝聚力。这种“推理方式”，不仅有效地扩展了选委会所确定的工作方针，而且把人情面子、邻里怀旧和居民利益等因素嫁接起来，转化为选举参与的积极意向。选民登记的最终结果显示，93%的居民愿意参加选举。由此，选举委员会所确立的工作方针在与居民的互动中进一步得以拓展，参与选举不仅仅具有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对于一些居民来说，甚至具有了行动上的必要性。¹

1 值得注意的是，银杏小区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不过物业公司在社工站的带动之下，也积极地参与了选民登记工作。公司管理层积极协同选委会工作，其员工则积极协助社工收集信息、配合其上门登记工作。作为开发商遗留问题，物业公司与不少居民因为物业管理质量和管理费缴纳问题而处于不友好的关系状态。因此，他们需要一场选举，把一些“讲道理、有威信”的居民代表挖掘出来，从而加强沟通。

(三) 居民代表和候选人的动员

根据居委会选举的制度规定，居民代表会议是选举议程和规则的合法化渠道，因此通过居民小组协商出“居民代表”，这是选举的关键。候选人是投票的选择对象，谁能成为候选人亦至关重要。在这两个环节上，选举委员会和陆主任领导下的社工团队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话语策略来影响潜在的参与者，导致了两份名单的顺利出炉，居民代表和候选人的产生，反过来又扩展了选委会的动员网络，提升了选委会的工作能量。

居民代表如何构成，这事关候选人提名、后期的选民动员和投票行动，还关系到日后小区的治理，因此引起吴书记的高度重视。关于居民代表的组成，吴书记解释说：

他们其中一大部分是我们的楼组联络人，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根据掌握的信息、特别去上门动员出来的。我们希望住在小区里一些机关干部和热心人积极参与，能够身先士卒。上门接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他们打消顾虑，当居民代表不用花太多时间，主要来开开会，参与讨论，平时关心一下社区，社区里有什么事情上传下达就可以了，具体事务还是由社工来做的。在本次选举中，我希望他们能影响身边的居民，协助社工把工作继续推进下去。在组织居民代表会议的过程中，党员同志和公务员总体上对我们工作比较理解和支持，其它联络人也多少会买我一点面子的。(银杏居民区访谈记录)

居民代表在构成上和选举委员会委员成员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重合，它除了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之外，还有居住在本社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区政府官员等，共计85人。有趣的是，G女士是本区为数不多的全国人大代表之一，她这样解释自己愿意出来担任居民代表的原因：

我是全国人大代表，自己还有一本职的工作，老实说是很忙的。吴书记找我做居民代表，但是我实际上觉得不够格，因为我的工作决定了我不能花很多时间在社区里面，我也很难说能了解居民朋友们的想法和诉求。但是吴书记对我说，你全国人大代表都能做，小区的居民代表为什么不能做？不做说不过去。她还说，我出来做代表，就会改变居民对居委会的误解，我们居委会并不是小脚老太太、婆婆妈妈的事情，而是体面的、人人共建的事情。我自己也在想，我出来做这个代表很具有象征意义，可能会凝聚一部分人，带动和鼓励居民对社区的关注。再说我这个身份，可能也会帮助我们小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银杏居民区访谈记录)

对于吴书记来说，她和陆主任所调动的是一个“豪华的团队”，这个团队使得选举有一种天然的宣传力量。8月11日下午，选委会主持召开了居民代表会议。会议的议程是由吴书记汇报筹备、成立银杏居民选举委员会的经过和前期工作情况；通过社区居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名单和居民代表以及工作人员名单；居民代表发言和选举动员；审议并通过银杏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办法(草案)以及居民代表分组酝酿候选人。

居民代表会议上的居民代表发言和分组讨论包含着新的框架整合过程。在此前的一次选举委员会会议中，委员们一致认为，遴选合适的居民代表发言人至关重要。曾从事区政府组织领导工作的邹先生向委员们建议了人选的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能力要求，能够上台发言的人素质要求比较高，对国家的社区建设要有正确的理解；二是态度要求，因为发言的内容主要是对此次居委会换届选举表表态，所以发言人一定要非常理解和支持选举工作，其发言如果能给与会的其他居民代表留下印象，对以后的候选人提名和投票动员将大有裨益。经过讨论，吴书记把居民代表发言人确定为在市政府某职能部门工作的张处长。经过吴书记和另一外选委会委员、曾任区组织部副部长的邹先生上门动员，张处长接受了这一角色。在张处长看来，政府的很多事情都要靠社区协助，所以作为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应该帮助社区完成这项重要工作，加上吴书记是区人大代表，自己又是党员，应该有义务配合其完成工作。在发言报告中，张处长特别提到：

社区是整个社会的细胞，社区建设需要大家的积极参与，参与选举不仅仅是政府的需要，也是培养我们大家的民主意识和当家作主的能力的需要，是邻里之间和睦相处所必需的，我们都不希望生活在一个有问题解决不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社区之中。我在这里也表一个态，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我个人非常愿意参与这个大家庭的建设，积极配合当选的居委委员们工作，为居民朋友们服务……让我们共同参与，建设一个美好的和谐社区！(银杏居委会，2003b)

张处长从社区团结和归属感的角度论述了参与选举的必要性，而且表明自己的积极参与姿态，这引起了居民的热烈反响，当场就有居民推选他为候选人。很多居民代表们觉得“咱们小区能人不少，不出来参与还真不知道”，认为“他为人谦和、年轻有为、说话实在，社区中有这样的人支撑，以后遇到问题比较好商量”。

当天的议程还包括由居民代表会议分组讨论选举工作草案，并酝酿初步候选人。依照居民代表所居住的楼号，全部代表分成三组，由楼组联络人主持，通过居民之间的发言和自我介绍，原本并不认识的居民经过本次居民代表会议很快熟悉起来。与会者在互动中酝酿了16位居委会成员候选人，成为后一阶段候选人提名的关键。经居民代表会议提名的候选人，绝大多数也是居民代表。选委会中的邹、金和李三位委员由于表现突出也被提名。根据回避原则，他们随即辞去选委会委员的身份，作为候选人进入下一个环节。¹

1 候选人的产生方式还包括以楼组为单位进行的提名和酝酿，也包括自荐。此外，还可以由选举委员会推荐。在银杏居委会换届选举中，由于楼组联络工作尚未完全到位，所以主要是通过居民代表会议和选委会推荐这个方法来操作。

在居民大会酝酿和多次上门家访的基础上，全部候选人也得以确定，在13名候选人中：男性10名，女性3名；平均年龄56岁，低于60岁的为8名，最低年龄为42岁，仅1名候选人年逾70；中共党员有7名，超过半数；在职人选7名，退休人员6名；学历在大专以上的占了10名，中专高中2名，初中1名；候选人中12名汉族，1名回族(银杏居委会，2003b)。²

2 按照规定，在选举日的前一周，居委会把候选人的简介做成宣传版面在五个社区轮流展出，除了候选人简介外，还有候选人照片，以姓氏笔划为序放在各个居民区展出。

在选委会、张处长和各位楼组联络人的努力下，居民代表会议成功召开后的银杏社区，出现了积极的参与气氛，也让吴书记倍感欣慰和自信。通过这次会议，不少原本心存疑虑的居民对于本次选举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愿景，认为选举一方面可以把小区中有能力的人挖掘出来，这对自己和小区的问题解决都有裨益，另一方面，正如张处长所呼吁的，参与选举有助于居民之间形成守望互助的关系。那些原本与居委会疏远的居民，因此也渐渐对选举产生了某种期待。

(四) 选举投票

投票定于9月的第一个周六举行。投票前吴书记邀请D街道民政科科长对全体社工进行了一次法律和政策培训。在吴书记看来，投票阶段中程序的规范性和公开性最为重要，“社工作为选举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注重仪表和语言，要有足够的法律和政策知识。要让居民们看到我们和他们刻板印象中的居委会不同，我们是讲究法律和规范的，和人大代表选举一样庄重和神圣”。

投票采用选举大会与投票站相结合的方式，即一个主会场加四个投票站，还设立一个流动票箱，以方便选民投票。早上8：30开始，在主会场举行社区居民大会，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之后，再核对、分发完选票，最后检查票箱，在主会场与投票站同时进行投票。当天中午12：30，投票选举正式结束。从下午1点到4点，工作人员开始进行计票、唱票。最后，主持人吴书记宣布选举结果：本次选举，应参加投票的登记选民共4 514名，实际参加投票选民共4 126名，参加数超过应参加数半数；共发出选票4 339张，收回4 126张，选举有效。居民的投票率令选委会感到欣慰。在居委会主任的选举中，原社工站主任、居委会主任陆女士得2 404票当选主任，路先生得1 126票落选居委会主任。按照选举规则，居委会主任候选人的选票可以向下累加到居委会委员的选票数上，因此，路先生当选居委会委员(银杏居委会，2003b)。¹

1 毋庸讳言，选举中包含着诸多非正式规则，值得另行研究。比如，许多田野观察都报告了选举投票阶段的“代投票现象”。按照选举的规则，一个选民只能代投三张选票，而且要有正式的授权书，但是在2003年的选举中，这一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被很好地落实。实际上，代投票现象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政治冷漠的社区会出现高投票率(熊易寒，2008)。这些选举中的非正式规则和操作值得另行研究。

新居委会成员名单的顺利出炉，标志着这次选举动员的成功。10月初，上级街道政府和民政部门召开了由相关的兄弟居委会代表参加的大会，专门颁发了新当选的居民委员和居委会主任的证书，整个居委会换届选举活动圆满结束。在这次选举的总结大会上，吴书记作总结报告，她说，“我们的社区工作尽管面向居民，落脚在社区，但是要真正把居民动员起来，把政府交办的任务完成，还要依靠党和上级政府部门给我们足够的支持，也要依靠那些在党政部门里面作和工作过的、有责任心和政治意识的社区居民，我们今后必须继续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们是我们宝贵的组织财富”(银杏居委会，2003b)。

四、结论与讨论：框架整合的社会机制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一项政策问题被解读的方式将决定哪些行动者有责任参与问题的解决，由于政策实施过程伴随着这种诊断、论证和动员过程，因此完全可以用社会建构和框架化的观点来解释政策实施的模式(Coburn，2006)。本文考察了选举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微观动员过程，尤其是在每一个政策实施阶段中关于选举的意义解读框架是如何得以创造、整合和拓展的。本文的经验案例研究，不仅有助于解剖居委会换届选举实际行为模式，而且有助于在一般意义上反思框架整合的动力机制。

在银杏居委会选举动员的过程中，关于参与选举的论证和意义建构见诸选举工作的每一个环节，而框架整合之所以成为可能并成功推动选举实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选举动员的每一个阶段，以选举委员会为中心的动员主体的社会联系得到了层层递进的扩展，形成了一个包容性很强，嵌入更大的社会和制度背景之中的动员网络。¹这一网络对追随者和后来者的大众式的参与提供了论证和铺垫。正是基于这种开放和流动的网络，作为动员主体的选委会可以有效地纳入并整合不同行动者的话语，生产出相互连贯和通约的“集体行动框架”。这一经验模式中选举动员、框架过程和动员结构的对应关系如表 2所示。

1 耿曙、陈奕伶(2008)把这种介于党政体制和社区居民之间的邻里网络称之为“行政网络”。

具体而言，在选民动员阶段，选委会通过讨论，诊断出新式商品房小区中选举动员的难题和工作基调，同时通过社工的工作网络，创造性地表述了邻里怀旧(nostalgia)和民主权利的关联，有效地整合、构建了不同居民对选举的参与动机；而在居民代表动员阶段，居民代表也成为了框架化的主体力量，他们的出场，本身就是选举参与的激励力量；他们对社区团结、归属感等愿景(vision)的表述，进一步扩充了选举性质与意义的诠释。因此，动员网络的扩展，使得民主权利、邻里怀旧和社区团结愿景作为框架整合的来源，使得国家话语与居民的意识得以融会贯通，从而使选举参与行动具有了可能性、正当性和必要性。

在本文的案例中，尽管国家层面的主框架和选举的制度背景在框架化过程中的作用均不可忽略，但在新式商品房这种基层政治联系较弱的背景下，动员网络的形成及其特征可能具有更直接的影响。这一发现的理论涵义是，它在中观层面上呈现了框架整合的动力机制。这正如麦克亚当等人早就呼吁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研究中的一项当务之急就是要去进行“中介结构”(intermediary structures)的分析：“关于集体行动的动力，我们需要的是在中介或中间层上去展开更为系统的、定性的田野研究，我们相信，运动的行为正是在这种结构层面上生产出来的，这也是我们所知甚少的领域”(McAdam，McCarthy & Zald，1988：729)。社会运动的网络分析和动员结构的研究很好地回应了这种理论认识的需要。但是迄今为止，动员结构的研究似乎尚未与框架分析系统地联系起来。框架分析关注了框架化过程的结构性制约力量——包括主框架的形态、政治制度背景等等——但是很少关注动员主体的结构特征与框架整合的关系。¹

1 这方面最近的一些研究例证，可以参见(Heaney & Rajos，2007；2008)，他们基于运动组织间的相互依赖性，对2004至2005年间美国反战运动的研究进行了研究，论述了社会运动跨组织网络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而其中内在的机制之一就是反战运动组织通过和政党，以及其他组织的互动形成了混合认同(hybrid identities)，这种混合认同有助于扩大运动参与者的招募范围。

通过把动员结构网络的分析带回框架分析的概念框架，本文的案例研究也许也回应了框架化研究中的一个难题，那就是如何避免“精英偏见”(elite bias)。按照本福德(Benford，1997)的反思，过往的框架分析太过关注动员过程中运动领袖的角色，较少考虑其他行动者的文化解读方式。如果研究者们能够着眼于更大尺度的动员体制而不仅仅是领袖和精英的结构，或许可以在中层机制上去难避免这种过于狭隘的“精英偏见”。如同本文的案例研究所表明的，以选举委员会为核心的“动员网络”不仅仅对选举意义进行诊断、对选举参与必要性的呼吁和论证，而且这种开放的、包容性的动员结构的网络本身就是一种鼓励和扩大参与热情的激励机制。这意味着，框架整合是建立在开放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上的，最好把框架整合过程视为动员结构网络化的结果。

总之，本文的探索性案例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框架主体的自主性和排斥性程度可能会影响框架整合的过程，自主性和排斥性越强，社会互动的机会和意义生产的界面也就越小，框架整合效果也就越不充分，反之亦反。在框架分析的经验研究领域中，该命题可以基于更为系统的研究设计加以提炼和检测。当然，全面认识框架化过程的动力机制及其与动员网络的关系，还需要澄清诸多相关问题，包括对框架的来源和具体影响机制进行深入考究，比如，在什么条件下邻里怀旧或更一般意义上的集体记忆——而不是其他要素——会成为社区动员的框架要素？¹此外，还有必要对动员结构加以分类，并探讨动员网络的生成条件，尤其是动员结构中的行动者是如何进行框架整合，从而形成必要的内部团结等等，这些都是有待深入探讨的课题。

1 关于集体记忆作为一种象征性资源与集体行动框架的经验关系，可参见Stein (1998)。也正如一位人类学者(Pan，2005)在其“上海怀旧”的研究中所指出的，“怀旧”的建构策略性地满足了居民在快速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认同的需要，对殖民地上海的怀旧和意象建构不仅仅有助于解释和批判现实社会，而且为未来的社会变迁提供了某种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