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9-10日，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社会》杂志和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主办的“社会学与中国社会”2010年度学术论坛在上海大学举行，此次论坛主题是“社会体制与社会发展”。会议邀请了一批当前活跃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以1970年前后出生为主的中青年学者。参加会议的学者有渠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周飞舟(北京大学)、应星(中国政法大学)、赵立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天夫(清华大学)、成伯清(南京大学)、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张永宏(中山大学)、桂勇(复旦大学)、文军(华东师范大学)和李煜(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上海大学参加会议的有李友梅、张文宏、仇立平、肖瑛和部分青年学者，以及《社会》杂志编辑。本次论坛围绕《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¹一文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引申出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讨论和诸多议题。

1. 此文参见：渠敬东、周飞舟、应星.2009.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6).文中提及的“文章”均指此文。

一、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评介和回应 (一) 文章的由来 1. 社会和学术背景

无论哪个社会阶层，只要置身于1978-2008年，就一定会对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所发生的变化感同身受。作为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70’后的社会学学者对此更有一种洞察、把握和总体性呈现这个历程的激情和冲动。2008-2009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中国企业产生了危机，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在房产市场、土地等方面的关系紧张，加之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式，中国社会产生了一些具体而又实质的问题。因此，针对社会结构等方面产生的变化，选取了一些主要矛盾进行讨论。(我们)梳理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的很多相关方面的文献，经过半年的讨论，三位作者分工写作，最后汇总成这篇文章。文章既类似于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趋势的讨论，也希望大量汲取其他学科的一些重要成果。事实上，文章涵盖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0年。前30年是总体支配的过程，而后则越来越向技术治理的方向转化，这是30年从改革开放到今天的一个结果。文章并不是想对整个30年的变迁作一个总体的论断，而是希望进入一个细微的脉络探寻30年变化的节奏和每一个节奏之间逻辑关系，或是说，用社会学视角分析社会结构与诸因素之间的关联。如果置于60年的背景下，新中国的建立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和革命，近30年(改革似乎)只是一个不断恢复原有社会结构的过程。农村的联产承包可以理解为农村社会回归家庭的一个重要机制；乡镇企业的承包制，可以理解为用个人和家庭的力量去调动原来集体财产的资源；在国有企业，原先的单位制强调政治和行政的集中，通过承包制的改革和双轨制的运行，努力寻求其背后的一些细微变化的逻辑。我们研究的是在结构变化的同时，一些社会因素不断调整、发生关联和运作的机制(渠敬东)。这是一个探索性的研究，不是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而是始于自已的切身感受(周飞舟)。

2. 概念：双轨制、分税制和技术治理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30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用“双轨制”作为分析的主线。到了1988年、1989年前后，“双轨制”走到了其逻辑最高的矛盾点。因此，随之而来的市场化阶段，不是意识形态推动的结果，而是中国社会运行机制带来的必然阶段。第二阶段，即整个90年代，社会经济结构向着市场化阶段过渡，但完全是依靠政府推动的市场化。在短短的两三年中，彻底变成中央逐渐走向集权的财政分税制，使得20世纪末中国社会结构又一次走到了矛盾的焦点。(表现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变化，产生很多社会问题。第三阶段分析的是如何解决经济发展的内动力，如何解决由此产生的各种矛盾。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以出口为导向，完全与全球化接轨；政治上采用行政治理的方式，以技术化手段作为治理工具等等。技术治理不仅体现在行政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还渗透到很多体制之中。因此，第三阶段以技术治理为核心，是各个层面上全面科层化、技术化的过程，体现为专家治国、财政专项制度等，促使了全面的市场化。但其实质是权力和市场的关系，即权力经营。在基础治理乃至整个社会的治理和支配(方面)，是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技术化的、合理的，甚至是得到老百姓普遍认可的，从与国际接轨意义上也具合法性的一整套合理性模式，且技术时时刻刻通过权力这一中介实现着转化。是否能将城乡、权力和民众等和谐有效地构建起来，这是文章在行政科层化和技术治理上提出的质疑，是论文的总体思路(渠敬东)。

这篇文章的难度在于没有用一些传统的(社会学)概念来分析，而是集中在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扣住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中央和地方。文章关注的三个概念不是新概念：一是经济学常用术语“双轨制”，但是对此作了新的理解，借鉴了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应星)。文章用“双轨制”而非“承包制”表明改革采用公共权力集体所有制交叉进行的方式，两者相互并行又相互依靠。因此，“双轨制”一词就具有了社会学的意义(周飞舟)。二是“分税制改革”，探讨它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尚未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三是“技术治理”。中国改革从合到分，但又不是简单的合与分的过程。文章实质的论点是，在什么背景和形势下，科层制强化了技术治理，我们试图理解政府有什么尝试和努力。在强化了技术治理之后，又产生了哪些内在的困境。所以文章的意义在于提出问题、思路和逻辑，而不是创造新概念(应星)。

3. 分析的逻辑

分析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也不带有政治或某个学术的立场，而是希望用辩证法，客观分析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过程或逻辑：这个逻辑就是慢慢深化、运行，(最后)到了极端，然后开始寻找出路，寻求借助其他社会因素(哪怕国家的因素)来塑造另外的逻辑，从而突破矛盾，再慢慢运行发展到一个极致的状态，再去做改变。所以文章也提出一个问题，当技术化、技术治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一个极端，中国社会究竟会往哪里去(渠敬东)？！因此，在中国做社会学研究离不开对政府的研究。社会学应该用自身的方法，探讨政府的本质及其社会影响力。文章的逻辑是努力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行为。治理研究有两个模式，一个是官民共治，另一个是“治理术”，是从内部来看的，即技术治理，文章立足于后者。我们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政府行为，它是(一个)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的角色，是一个有着独立利益的主体。其次，它对应的经验现象是问责制、专家化，力图从政府内部关系来解释，又是与分税制、承包制联系在一起的(周飞舟)。

(二) 评价和批评 1. 分析中国社会的一个总体框架

文章一个潜在的理论贡献是试图提供一个总体分析中国社会的框架(黄晓春)，提供了一个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处境的视角，总体性支配是其一，是中国最大的特点(张永宏)。文章对于30年的变化充满了洞见，尤其是一些对于机制的分析，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学要安身立命的话，必须对大问题有基本的把握，不然的话，就会被西方的(理论)体系肢解、切割。因此，自觉地整理自身社会总体性的变迁十分有意义(成伯清)。文章有一个较为宏大的结构，对于重大事件进行了精致描述，结合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观点，以社会学视角进行分析，或许这是今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方向(文军)。文章注重的是互动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价格问题(资源配置)和控制(治理)机制，从三个维度切入，理解其互动关系，分析中国社会变迁(黄晓春)。

2. 关注中国社会的“真问题”

文章是在问一个问题，即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国家治理的脉络和逻辑是什么？它关注了中国社会真正的、实质性、核心的问题(王天夫)，既有对中国政治机制的判断，又有历史感，关注了“真问题”。文章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很多具体的机制，可以成为今后经验研究的生长点和出发点(冯仕政)。

3. 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经验研究

文章尝试回答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的变化是什么，不是单纯的理论研究或经验研究(仇立平)，是对狭隘的经验研究的超越，显示出社会学的视野，是一篇标准的宏观叙事的文章(张海东)。(它表明)宏观叙事和经验研究是可以互为平台的，为经验研究提供了一个两者结合的范本(李煜)。

4. 讨论和商榷

(1) 文章题目庞大，内涵信息太多

文章题目太庞大了，内涵的信息太多(王天夫)。有些叙述交叠在了一起，有的是从背后寻求渗透的逻辑，有的则是多种表面逻辑的重叠。(现在)国家的钱越来越多，其支配性也更强。所以中国核心问题是政治结构问题(成伯清)。从“总体性”到“技术治理”，其深层的逻辑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双轨制”经“分税制”到技术治理的过程，其间的环节是什么，技术治理又是一个总体性的回归。分税制下，谁在控制，谁在治理，谁在发挥作用(张海东)。

文章阐述的每一个阶段不够清晰，三个阶段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文章的第二、三部分涉及了中国社会制度的独特性及其强化机制，但未详述(黄晓春)。对于后10年的分析不太清晰，若像吴敬琏说的“中国尚处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时代”，那么与之匹配的社会是个怎样的社会？(仇立平)。改革第三阶段的确很难总结。中国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很难回答。第三阶段的经验研究也很难总结，经验研究脱离了对生活发生实质影响的事件。很多非常规事件的发生，一定是(因为)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社会学对其解释力有限(周飞舟)。

有些地方出现的基层治理的创新，诸如城市基层选举、听证会等，恰恰是一种技术治理，基本上不触及现有的基本利益结构。社会学现有文献中很少有涉及这类的。文章中也少有这类分析，只有宏观分析(桂勇)。文章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事件分析较多，而在社会影响、社会后果上的描述较少(文军)。

(2) 要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考察

如果把全球化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它的推动力，有研究认为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在1800年就完成了，推动力是政府；第二个阶段到2000年，是跨国公司；第三个阶段，是网络和个体。我们的经济社会同时遇到了上述问题。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到底是受到了什么因素的影响呢，这里提出的要求是把分析的背景扩大一点(李友梅)。若以比较的方法应当关注同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状况，考察各种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的利益关系，文章似乎在这方面可以强化一些(路英浩)。

国际经验(表明)，很多大的改革源自于危机，甚至是一个在很短时间内被建构出来的人为的现象。你们试图揭示一个属于中国的现实，但是(仅)囿于看到的现实。共同关注中国现实的几大方面，涉及方法论的问题，即评论的逻辑。结构和规则的关系很重要，每一个结构生出一种理性，理性在结构中有需要合法性。就推动力而言，我们虽然尚处于全球化的初级阶段，即主要由政府来推动的阶段，但是我们又处于跨国公司和网络发达的开放背景下，很多的资源包括国企及其重要的人力资源都处于世界的产业链里面，因此当我们分析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运行逻辑时，不能仅仅局限在我们这个民族国家里面。研究过程和机制问题需要有全球的视野。就像社会学研究组织现象，需要认识组织的动力源与其环境在哪里一样，作为行动者发动的组织，其环境有时候就在组织的母体里，有时候会超越母体，而这个母体与另一些母体包括形式上的科层制有着复杂的联系。这里既有方法论的问题，又有学术的问题(李友梅)。

(3) 概念和研究层面的对应

首先，题目的两个概念不对称或不匹配(李友梅、冯仕政、李煜)，不存在从什么到什么的问题。两者是交织在一起的，按韦伯的话来讲，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总体性支配不断加强的过程，加强的过程是通过技术化治理来实现的。其次，如果是这样的，那么以前的总体性支配和现在的总体性支配各是什么特征，其本质是什么，两者的过渡过程是一个什么逻辑。如果以前的治理是政治性的，现在是技术性的，那么以前的群众运动，其技术性手段也很发达，如诉苦会，检举揭发，开小组会等。因此，价值取向不同，采用的技术也不同。第三，在分析思路上，文章试图描述成一个矛盾的辩证运动的过程，采用多个逻辑的组合来解释。这是什么组合，每个阶段的组合模式有什么差异，组合变异的动力机制是怎么来的？文章的原意是为中国社会学提供一个框架和路线图，提供经验研究的原假设，但文章的理论基础很难看清楚(冯仕政)。

现代性是趋向一个总体性支配增强的过程，可能只是一个面向。西方社会学理论从古典到现代的主流都强调现代社会是一个从总体到分化的社会。当今的中国社会如果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分化社会，那么是一个传统社会吗？或是一个现代时空之下的传统社会吗(赵立玮)？

“总体性支配”缺乏概括性的精确表达，“技术治理”的边界在哪里，内在的、先天的盲点在哪里(李煜)？或许技术治理的背后还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桂勇)。文章中的“社会”又在哪里？中国社会的结构是类似于“原子化的草民”，作为政权中的或是体制里的人，政府决策的逻辑里一定有“社会”因素在里面。如果把这个因素结合到国家治理的实质中，应当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国家能否形成利于社会的想法，有无技术治理的能力，能否通过国家强制力实现它的愿望，技术治理对于基础行政权力的作用是什么，是促进还是阻挡，还是根本没作用？另外，在分析框架之下，社会学关心的一些核心议题应当有所讨论，比如新的政商关系脉络的扭转，尤其是2000年后的情况如何？不同的治理模式下，社会不平衡结构如何变化、动因如何(李煜)？

治理研究最难把握的是一个预设的问题。治理研究有福柯“治理术”，福柯的理论跟涂尔干、韦伯的不同。其次，文章对应的经验现象是什么，政府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还有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地方政府只传达文件，不干事的，基层政府是要把问题化解掉的。所以这篇文章的经验现象是针对哪一个层次的政府，文章似乎是针对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但基层政府呈现的东西是不同的。因此所有的研究需要有一个context(来龙去脉)。广东基层出现了新的创新。事实上，我们现在的体制还创造了很多松散的关联，出现了走向地方的现象，我称之为“浮现中的公共治理制度”。学术工作的定位就是去看哪一种模式有生命力，哪一种模式可以扩散。文章的一些核心概念，诸如权力、资本、国家、市场、政府和企业等，其实在每一个阶段都存在，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文章用的社会学的概念不多，那么社会学的工具是什么？或许改革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用社会学的概念来概括，如孙立平的“断裂社会”，除了“技术治理”，是否还有其他的概括(张永宏)。

(4) 事实的逻辑、历史的逻辑和分析的逻辑

文章叙述体现(所谓)的辩证法，是指逻辑推进的过程类似于辩证的方式。对于中国社会三十年中具体事件的理解，不仅可以从政治上，也应该从社会逻辑上加以推演。所谓辩证的机制，实际上是想用其背后的结构、要素及其互动机制。如果说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变迁节点，那就是“双轨制”逻辑运行到1988年左右，其矛盾不可阻挡，1989年，国企经营效率迅速下降。此刻一定要用政府强力的控制来解决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当一个逻辑走到一个极端状态时，总体制度体现了。90年代末，由政府推动的市场化逻辑一方面调动了民间力量，但“分税制”并非真正催生了民间力量，而是将其纳入到中央的控制体系中去。因此，积极和消极、正面和反面、肯定和否定，是一个辩证逻辑的理解方式。但不管如何，总体控制从未退出过。到了90年代末，社会底层的活力和团结性受到极大的挑战。政府再次强力介入，中国加入WTO等，将中国强行推向国际市场，吸纳国际资本。进入2000年后，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完全捆绑在一起。2001年到2004年，劳资矛盾凸显，中国的农民工受到国际资本的强力剥夺，这时国家又用强力控制手段，将技术化纳入，因为稳定和发展需要技术化。所以我们所指的辩证逻辑不是从一个逻辑到另外一个逻辑，而是几个因素同时起作用，且有不同的组合方式。总体性治理始终贯彻其中，技术治理则强化了总体性治理。我们试图分析的是新的、与全球经济接轨下的中国社会底层孕育社会运动和处于危机下的总体性支配模式(渠敬东)。文章隐含的最大的批判是，每个阶段都是到了没有出路的时候，再往下一阶段走，那么主动性在哪里，真正的价值在哪里呢？这是本质问题，也是社会学难处理的问题(渠敬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每个阶段的措施是必然的，还是突生性的？2000年后，中国入世，市场化确立了，既得利益集团、贫富分化局面已经形成了，在社会秩序既定的情况下，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危机”来改变中国？(肖瑛)

从文章的论述来看，一系列的机制的背后是不是存在一个占支配性地位的运行逻辑，这个逻辑是不是功利主义的逻辑？如果是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是成问题的，至少秩序问题无法解决。正如“霍布斯秩序问题”，不是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而是说“秩序已经存在，但如何维持”？文章分析了很多机制，实际上是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秩序是如何运转的。除了功利主义，是否有其他的力量，(它们)与功利主义的关系又是什么(赵立玮)？

社会学应着重于对现实发生、历史发生的总体性事实的理解和把握，而不是找一个概念去充分地概括它，这是一个定式。所以文章尽量遵循已有的概念，同时融合各种因素，从各种不同角度(分析)，以后才会有理论创新(渠敬东)。

文章分析的“社会”偏重从政府的逻辑来切入的(应星)。总体性支配是一元主体，这个一元主体今天发生了怎样的本质变化，其他的主体正以什么样的活动方式体现自己的存在，这些问题要深入到社会学意义上的基层社会才可以实际地发现。推论方式不同的人对于社会力量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而我们需要认识和概括这些社会力量(李友梅)。

中国30年发展的背后，可能有三种逻辑在起作用，第一个是经济逻辑，就是资本逻辑。30年中，中国给予资本发展的空间是最大的，是不受约束的，其作用一是创造财富，另一个或许我们还没有看到，就是经济危机的发生恰恰是孕育成熟市场经济的一个条件。经济危机本身可以导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产生，民众和政府之间会形成一个妥协机制。因此，资本的力量，一方面“将会按自己的力量强行开辟道路”(马克思)，另一方面它会对社会形成一个反向的建构。第二个是历史逻辑。中国不是没有社会，而是跟西方社会不一样。中国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时代的“门客制度”，到明朝的“东林党人”，以及民间社会的宗法宗族制度，相对于皇权，算不算社会？延续到现在，有没有这些影响或痕迹？第三个是社会的逻辑，一是中国传统社会逻辑的延伸，二是资本发展后培育起来的市场。有些群体性事件，也许反映了由资本发展起来的“社会”跟政治权力的博弈。这三个逻辑的解释，正说明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复杂型的社会，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我们的社会也许是由家国结构、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融和在一起的“社会”。所以很难用西方社会的线性的发展模式来解释当代中国社会(仇立平)。

(三) 主题的拓展和深化 1. 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不能忽视对“国家”或“政府”的研究

社会学学科以后的路怎么走，需要学者直接了当地面对社会的大问题进行研究(王天夫)。文章的重点在国家内部，是否能分析state-making，尤其是关注1949年后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这部分国家分析有很多理论资源可用，如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关于国家权力机制的论述，国家的专断权力和国家的基础设施权力，两者间落差的关系，等等。其中意识形态权力合法性机制的社会动员能力值得关注，也与国家民主化过程有关联。研究可以吸收西方比较历史学家的关于国家分析的理论框架，判断中国国家的形成和政体内在机制，可以更好地分析这30年的演变(冯仕政)。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是什么？我倾向于国家中心论，因为中国国家的驱动力太强大了，国家还居各种社会力量之首。一是要注重多元主义的分析框架，二是要弄清国家政体本身(冯仕政)。中国市场和社会力量的生存都被纳入了国家的体制，中国有“社会”，有所谓的民主、参与，但都不是中国社会的真相，中国社会的真相就是一切围绕政府。在中国研究社会学，就是要把政府研究清楚(张永宏)。

技术治理的一个覆盖全国的逻辑，即国家的分配模式是独特的，个人的收入虽然不会随GDP增长，但是钱都是用在每个人的身上，但分配模式又是专项化的。随着政府的钱越来越多，就越强大。专项资金的分配模式，它与权力如何结合，又如何加强了权力？钱是权力的形态。这是文章没有分析到的，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周飞舟)。进入21世纪后，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是在集团利益上的集合。这些都是社会学需要承担的任务(渠敬东)。

2. 中国模式、核心价值与文化的研究

有三个方面可以作进一步研究，一是是否需要预设一个价值判断或逻辑主线，然后去寻找具体的事件，对具体事件进行解剖；二是文章分析了重大的制度性事件，但每一个制度的建构都蕴含了一种逻辑和价值取向，中国30年的改革过程中有没有一种稳定的、核心的价值？三是副标题中有“经验”一词，不仅(要)从制度层面，或是重要事件的层面上概括，还要涉及除社会经济以外的社会文化层面。如果改革经验涉及不同层面的话，用社会学的概念、命题、理论来分析，则能更好地体现社会学的特点，挖掘事件背后的社会性后果和影响社会机制和运作逻辑(文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关系是什么，或许从这篇文章可以引申出这些问题(赵立玮)。

基于30年的改革经验，可否称之为“模式”，中国的改革基本是自上而下的，是中央政府依靠行政权力推进政策，通常每届的政府都有其核心的口号，或许这也是一个研究的路径。但是，对于每一个阶段改革暴露的问题，文章的分析过于温和，可否就每一个阶段的社会冲突和社会矛盾及其症结，作进一步的分析(张文宏)。

3. 要关注市场化倾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社会的影响

每一个阶段用什么词来概括并不重要，但是每一个阶段找到的几个核心的重要因素，在30年中都是存在的。30年中有哪几个重要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文中有关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的分析比较清晰。城市化、农民工问题，以及市场化中的国企改制固然重要，但市场化下的社保、住房、医疗、教育等都没有详述，这些事件对2000年之后的社会格局都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力量在每个阶段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即前一个阶段在多大程度上为后一个阶段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独特的东西是什么，与第一、第二阶段的逻辑是如何衔接的，改革中又有哪些地方的经验不足(刘玉照)？

这篇文章如果有大框架，加上中层经验研究和合理的布局，那就太理想了。政治社会学就是把国家纳入社会学分析中去，也是将来的一个社会学研究的方向。从这篇文章的显现出的不足，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学研究现状的问题(渠敬东)。

二、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 (一) 理论研究：回到经典 1. 当下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对应的理论

80年代的改革，研究的是“我们从哪儿来，我们现在在哪儿，我们往哪儿去”，但当今，我们反而产生了“我们现在哪里，我们往哪儿走”的困惑(应星)。中国处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规范社会学、经济学和中层理论显然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因此，社会学需要回到古典或是经典社会理论上。(历史上)英国在社会重大转型时，亚当·斯密、休谟等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诸如如何确立英帝国的地位，建立与海外的关联，建立道德秩序等。这些也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所以回到经典理论是社会现实迫切的要求，不仅仅是学术的要求(渠敬东)。尤其是古典时期，社会学家对宏大社会事实的研究还是很多的，且很多是政治学的研究，不缺乏对大规模社会的研究。如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有很多关于总体性社会的思考。但现代社会学逐步走向精致、隐喻和分化的研究，并影响至今。上世纪80、90年代之后，社会学古典研究开始回归，尤其是对于全球化研究(文军)。

福柯的理论是更当代的，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分析权力和权力的反抗关系。但中国当今的现实不完全是那样，所以要对西方理论有一个实质性的反思。文章更偏重于政治经济学下的权力，如伦理关系是power。正如周飞舟讲的，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讲，钱就是power，而不仅仅是知识。在中国，有可能是权力本身和钱，构成了power最实质的东西。所以利益是在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在各种力量之间转换的过程，这就是要回到古典理论的意义所在(渠敬东)。

2. 中国改革的经验要比理论复杂得多

文章试图跳出学科的背景去理解社会。正如社会学容易将地方政府妖魔化，政治学注重行政分析，经济学只做总量分析，但看不清地方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社会学既能把握核心问题，即power的形态和运作机制，又可能把握其间各种微妙的变化，交易或是讨价还价。因此，社会学有广阔的空间。但前提是，社会学不能把自己框定在福柯的立场上，或是韦伯的立场上，或是守在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立场上，这样就无法理解地方政府。为何地方政府有那么多的上行下达，是不是只是为了自身的私人利益，实际情况绝不是那么简单。存在一些原有的模式，诸如法团主义模式，现实要复杂得多。社会学既要关注老百姓的一面，也要分析基层(地方)政府本身，但不是行政分析，是他我意义上的分析。如果社会学回到经典，那么就打开了一个多重的系统，那些经典社会学家们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如果社会学家不从政府的角度看问题，总认为政治总是来自于基层所谓民间选举的力量、以市民社会替代国家，而要理解国家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在古典社会学家那里都有非常清晰和充分的判断，因此一定要分清韦伯的政治学、涂尔干的政治学等等，他们对整个现代社会的问题有总体的判断和把握，基本(上)都在他们的视野中。在这个意义上，广东的现象或许寓含了其他的意义(渠敬东)。

(二) (中层)理论和经验研究 1. 中层理论的贫乏导致经验研究的不足

现在国内的研究，很多还是如米尔斯所说的“抽象经验主义”，一开始拿一套固定的想法去看问题。我们做理论研究最大的体会是不能完全用一些概念来度量现实，能不能感受到理论所传达的感觉和信息，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中层理论”(渠敬东)。中层理论是分析工具。当重新构建经验的时候，中层理论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的社会学教学全是分支社会学，既没有好的理论和历史的脉络，又没有教给学生如何用朴素的态度对待那些经验现实(渠敬东)。文章试图对社会形势的发展做一个总结，但是如果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或是其他中层研究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或许这篇文章会更被认同(桂勇)。

中国30年改革的过程，期间的一些经验研究很多，但从宏观视野总结中国的研究不多。就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关系而言，在中国，带有技术治理式的研究多，而总体支配性的、能引导学科方向的研究少，其原因是经验研究的缺乏。文章提出了方向性的大问题，经验研究有不足的话，恰恰说明了今后(社会学者)努力的方向(李友梅)。

2. 要注意经验研究的技术化过度

经验研究不怕小，而是怕把握不住、不够真实。正如米尔斯所说，经验研究的本质是抽象的。社会学经验研究不一定要关心大问题，但是一定要关心实在的问题，由微观问题延伸到大问题(渠敬东)。讲到技术治理，事实上社会学也正朝着技术化的倾向发展，老一辈的学者谈大问题，而我们都埋头于自己的研究，埋头于自己很技术的那一块领域(桂勇)。

讨论达成了一个共识，既要有经验研究，也需要理论的指导，两者应该结合在一起，以往两者会有矛盾。事实上，最有生命力的研究是细微的实地研究，创造出新的理论，当然是在既有理论的指导之下。对于西方咄咄逼人的研究范式，我们应该警惕(孙秀林)。目前的研究对于一些重要的国计民生的问题缺乏讨论。例如，(上世纪)80、90年代讨论乡镇企业，现在讨论的是海外并购、国内重组、资本下乡、房产股市等。经验研究和宏大叙事的关系，一定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周飞舟)。

(三) 定性研究对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及其困境

定量研究可以有一套技术来培训，但定性研究就没有，质性研究方法还很弱，在一定程度上，也给经验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李友梅)。调查中往往找不到那些处于科层制高端的访谈者，访谈资料难以获得(张文宏、桂勇)。

定性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选取个案，不要带有假设去做研究，但最基本的问题要准备，在过程中又不断地往返。其中，个案的复杂性很重要，就是说，不是随便选取一个个案就可以做的。比如选择什么样的村庄，要跟研究的问题有关联，并足够复杂可以用于分析问题。定性研究有很多偶然性因素决定是否能选择一个很好的个案。有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表面看似没有什么关系，但很多关系在反复的琢磨中。生活事件的意义要能捕捉到，是要慢慢观察的(应星)。因此，田野研究非常重要，其中有很多现有研究没有的东西、很多想象不到的东西(张永宏)。

既然普遍性的框架不适用，那么就需要我们做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在各地观察各种模式，花上十年或是二十年，也许在不同的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框架，或许会更好。在经验研究中，社会学不像经济学那样，可以从计算总量来论证地方政府在分权体制下对经济增长的正负效应，社会学需要亲自去观察一个或是两个地方政府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但难度很大。例如在城市社区，到街道一级就很难搞清楚，到区级、市级就更难搞清楚了。在农村，了解村级情况可以，到乡、县就更困难了，社会学家的资料获得很难。经济学家只讲定量，比如经济学有一个有趣的结论：讲国有企业改革的效率高，虽然他们计量的结果(的确)如此。但是从我的分析来说，我觉得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其中有垄断的成分。所以如果我们社会学有一些相关的比较研究，则会比定量的东西更有说服力(桂勇)。

(如果)直接跟西方的理论对接比较困难，还不如对已经做好的、不错的案例进行总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或是不同类型。比如对相同主题的研究进行剖析，甚至是对不同内容的案例也可以进行分析，就是案例法(应星)。

经验研究(是)很重要，但是经验有时候是相冲突的，有些不同的理论观点，其背后有各自的经验研究，能证明各自的理论(文军)。

三、社会学研究的本土经验 (一) 应该以中国的经验来解释中国现象

我们需要国际化的研究，但更需要解释中国本土经验事实的研究(王天夫)。30年的改革开放，如果按经典社会主义的逻辑来说，那是相悖的；如果用资本的逻辑来说，应该催生出一种对资本约束的社会力量。但是这两个逻辑在我们社会都没有发生，而这个社会照样继续着自身的发展。因此，社会学研究不要做价值预设，不是预设一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模式。我们应当从中国社会的路径和发展事实来解释中国社会本身发生的问题(仇立平)。社会网络研究和组织研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成果积累很丰富的领域，社会网络研究中的家庭和组织研究中的单位也许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支点。如果我们能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单位制的变化和家庭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对照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就有可能发现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或特点。因此，从成熟的经验研究中提炼出核心概念，从而正确认识当下的中国社会，还是有可能的(仇立平)。

(二) 对西方概念的诠释要立足中国的经验

经验研究受到了1949年之后党史的影响，不仅被党史建构了，还被西方再建构了，我们不能基于这样假设做研究。实践表明，定量研究背后有很多的trick，都不是表象的。假设的提出，与我们的社会感、历史感很有关系，诸如把变量分成几组，都基于我们对社会的判断。例如，在转型理论中，常把党员作为政治资本的一个指标，但事实上并不如此，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指标测量的偏差会很大(冯仕政)。

回到方法论上，概念不仅讲一个地方的故事，而是围绕一般问题而提的。做田野研究干什么？其实是澄清一些概念，如我们讲地方政府重要，但怎么重要，这需要通过概念来澄清。当今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受西方的影响很深刻。虽然也讲“去西方化”，但是过去的30年受西方的影响太深刻了。定量研究可以用西方的模型，但要改进。如人力资本，中国的操作化跟西方不同，不然没法解释中国现象。如果用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的术语概括，或许就是社会责任。如官商之间的关系，最初靠社会网络搭桥，但最后还是利益(张文宏)。

(三) 保持对西方学术及理论假设、操作化过程的反思能力

在中西交流的时代，社会学的处境很难，西方中心主义十分强势：第一，西方的学术范式在中国很盛行，科研评价的西方主义色彩很浓。一些官僚体制制约了学者的研究。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命体验，应当关注自己有特色的议题。如前些年，我关注中国建国以来众多的运动，这些运动大多从党史上解释的，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得很少。西方有学者说，中国搞运动跟西方搞选举一样频繁，但从来没人做过这类研究。中国的国家运动究竟是什么机制，这是中国很有特色的现象。第二，很多西方研究的问题假设如何处理？目前学界的年轻人对方法很感兴趣，这没问题。但定量研究中的假设很重要，最能体现研究者的洞察力。一个根本没有意思的假设，即使检验得再好也没用。如何结合西方的研究，集合自己的观察，提出有洞察力的、实质性的、与中国社会相关的研究假设是很要紧的。还有操作化方面，如西方转型理论中，对于集权社会向市场社会过渡来说，人力资本重要还是政治资本重要？测量时把大学学历作为人力资本的一个指标，但是，大学学历的获得过程就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过程，那些有能耐的容易拿奖学金，容易得先进，容易保送研究生。这样的过程其实从幼儿园、小学就开始了。所以用学历来测量人力资本，这个技术化过程就是一个技术化屏蔽，把社会本质抹掉了。因此，保持对西方的理论假设、操作化过程保持足够的警惕和反思能力，离不开一些对社会做的总体思考(冯仕政)。

四、社会学家的品格及其他：朴素、学术为业和社会责任 (一) 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都要“朴素”

(学者应以)朴素的态度面对经验和历史、面对理论关联的诸多因素，如机制等(渠敬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朴素”。学理论的不朴素，就是说把一个大的架构、概念、范畴都罗列出来，然后开始度量，不管是西方的理论还是中国的理论；搞经验研究也不朴素，就是不尊重现实中各个层面发生的事情，并找到总体上的关联。现在的社会学教学没有教给我们如何用朴素的态度对待那些经验现实。现在的经验研究，体会不到它的关怀，体会不到自身的感受，体会不到它对经验脉络复杂性的展现和体会，而这些正是社会学生命力的所在。要培育这些就要读书，读经验材料本身，这种实现是靠人的修养，不是靠那些分析技术就能培育出来的(渠敬东)。问题不在于是总体问题还是技术问题，是定量还是定性的方法，这些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回应那种真实朴素的感受(周飞舟)。

(二) 政治理想、社会关怀和社会责任

社会学如果能关怀一件事，能带着关怀细致地捕捉一件事，发现社会和国家的趋势和命运，就需要政治理想(渠敬东)。培养学生，一定要有社会关怀，对社会要有责任是重要的，是最起码的。但是也要学好学术的系统知识，两个方面都有联系。研究者没有了自己的立场，就无法看出别人的局限。教育过程既要使学生受到严肃的学术训练，同时不受其局限，又具有对社会的关怀。要关注底层社会的问题，问题来自于哪里？所以这是一个教师的责任。当今中国社会学界，一些学者仅仅将研究工作当作一种职业，而不是一项事业。事实上，如果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保持对学科的兴趣，一直向前走，从而也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团队。在大转型的时代，如果将社会学学科置于宏大的社会分析中去，那么也就实现了职业和事业的结合(李友梅)。

(三) 社会学要以多学科研究为基础

从社会学的角度做国家治理的30年的梳理的研究不多，不如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王天夫)。社会学研究可以跟政治学和经济学不同，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他们在做什么研究，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判断比社会学要好得多(张永宏)。从“双轨制”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还让我想到社会学与其他学科或是与社会的关系。就专业人才、社会资源、社会决策力和影响力而言，社会学比不上经济学，所以更需要社会学切入一些大的领域(桂勇)。但是相关学科研究如政治学、经济学对新形势下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渠敬东)。

责任编辑：彦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