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是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议题。有关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至少有两个面向：一是在“传统”与“现代”对比的意义上揭示人类社会的当代转型，并由此暗示、确立和指认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行者”地位；二是基于全球化和(后)殖民理论的视角，揭示西方中心的现代性既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也是规范认识意义上的是如何改造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并锻造了后者的“现代性想象”。前者的研究将“西方”看做是现代性的生产机器，视西方之外的国家、地区、民族是现代性浪潮的回应者、追随者或承受者；后者的研究则试图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性叙事模式的支配，进而揭示所谓的现代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并不是固有的，而是西方殖民主义及其话语霸权单向建构的产物。罗芙芸的著作《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正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卫生”之含义在近代以来嬗变的追溯，揭示了在其“现代性内涵”形成的过程中，知识与权力、身体与国家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关系。

一、“卫生”的知识考古学

罗芙芸([2004]2007：26-27)首先追溯了中国“卫生”概念的本土含义。卫生这一词汇最早见于《庄子》第二十三章《庚桑楚》，它更多是与“卫生之道”(guarding life)联系在一起，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马王堆出土的医学文献则显示，汉朝贵族的“养生”主要包括用于滋养生命及确保体内之气通畅的性行为、饮食方、导引和药物等。养生是一种用于预防疾病、协调身体元气以及延年益寿的技巧。宋儒朱熹在《论语精义》中曾称赞古圣先贤们节制人欲的健康品德：“古人欲心则寡卫生之道则尽也”，加之编撰于1560年的《万寿仙书》等文献，中国古代“卫生”的主要类别：饮食方、寡欲以及导引等得以呈现。它们对应了一个宇宙论体系，该体系规定了行动的时间、季候和方向。作为“小宇宙”的身体，反映的是宏观的“大宇宙”，当二者和谐平衡之时，人类就能获得健康和幸福。简而言之，这种“卫生”的含义并未同清洁、气味、污垢等相联系，更未与国家、民族、种族等话语纠结在一起。

在概述了“卫生”的古典含义之后，作者将论述集中在研究对象——1858年遭受英国和法国入侵的中国城市天津上。“甫一到达，欧洲的观察者就迅速为中国人创造了一种形象：中国人是一个饱受疾病凌虐的民族，缺乏个人卫生，并且没有任何关于保护健康的公共意识。”(同上：52)在欧洲观察者的眼中，中国人通过巫医，甚至到庙宇以祈祷来寻求健康的方法是他们所无法理解的。这与建立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公共卫生医学相去甚远，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的产物。虽然存在这种差别，但在19世纪中期，西医和中医都致力于许多相同的现象，如探究热性传染病的原因、治疗天花的可能性以及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大分流”尚不明显。

在19世纪最后的25年中，中国的翻译家开始在“卫生”的标题下，翻译欧美关于保持健康的文献，进而逐渐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卫生”含义。一位来自英国并任职于江南制造局的西方书籍翻译人员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于1868年在上海创办了传播西方科学的格致书院。傅兰雅和他中国同事的兴趣之一就是翻译西方的化学著作，其重要成果是译介苏格兰农业化学家真司腾(James Finlay Weir Johnston，1796-1855)的著作《日常生活的化学》(The Chemistry of Common Life，1855)，取名《化学卫生论》，这是中国最早以“保卫生命”为题介绍西方卫生知识的著作。这本著作赞美化学是人类生存、健康和繁衍的基础，赞同化学通过定义何谓健康的饮食，并消除大气中的毒素以改进健康的能力。与此译著不同，傅兰雅的另一译著《居宅卫生论》则把民众健康的主要责任放在政府的肩上，认为政府有责任为民众营造健康。虽然如此，当时关于卫生的观念，如拥有专门的知识、估量食物的营养以及权衡饮酒的危害等，与中国传统的卫生之道依然甚为相像。

真正促使“卫生”一词的含义发生转变的是源于日本的有关“卫生”的翻译。日本明治时期的医生长与专斋借用《庄子》中的“卫生”一词来翻译欧美的卫生概念或卫生现象：各个国家致力于建立一个将工业化、教育、警力和实验室与个人的健康相联系的网络，以形成国家层面的健康状态。“对于长与专斋及明治政府的其他缔造者而言，卫生把中央政府、科学、医生、警察、军队和人民结成一个整体，共同努力去保护民族的身体。通过这种语言的想象，卫生现在已经成了‘卫生的现代性’。”(同上：146)在长与专斋的观念中，卫生“不仅仅是实验室和防疫，还包括教育、福利和大众参与。所有这些部分的综合将创造出一个强健的群体，可以建设和保卫新国家”(同上：156)。

因此，在20世纪，卫生有了新的含义，“它包含了政府的科学掌握、预防疾病、清洁、警力、环境整洁，以及检测和消灭病菌。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在高度帝国主义的语境中成为文明和现代性的标志。卫生成了‘卫生的现代性’：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具备自主资格的总体性的先决条件”(同上：178)。卫生的现代性是创造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所以，中国古代与饮食、中药、秘方、静思、长寿之道等密切相关的卫生的含义在帝国主义的长期影响下已经转而与民族国家的生死存亡相关联。在帝国主义者眼中，中国式卫生成为中国所以积贫积弱的象征，成为一把打量中国同外国人定义下的“现代性”之间差距的标尺。

二、卫生、身体与国家

在帝国主义者入侵时期，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城市，扮演了不同时期殖民者眼中复杂的中国形象。自16世纪中期以来，天津不仅成为从海路护卫北京的门户，也成为从南方沿大运河运送粮食和其他商品至京城的一个重要中心。17世纪中期航行至天津的欧洲人看到的是一片繁荣的景象：谷物、庙宇、坚固的城墙，盐和纺织品的商品贸易等。而至19世纪中期，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发生了逆转。1858年，额尔金(Lord Elgin)将天津描述为“我们到过的最肮脏、看起来最贫穷的地方”。自此，大量关于“中国缺陷”、“西方优越”的修辞围绕着现代生物医学、科学和身体而渐次增长。

当卫生的含义由养生之道上升为民族生存的资格时，也就意味着民众的身体健康与否已经与国家的安危存亡联系在一起了。就此而论，身体的生成成了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过程和结果，对身体的有效统治和管理，成为社会秩序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因此，也就有了一系列“改造人作为改造一切的基础”的运动，由蔡锷发起的军国民运动(1902-1919)、梁启超发起的新民运动(1902-1903)、基督教青年会余日章发起的公民教育运动(1923-1929)被称为清末民初的三大身体改造运动(黄金麟，2006：46-72)。而“除了一个正面的意识提升与规格的教化施为外，在面对这身体的广散存在时，中国的知识界和权力掌控者也曾以一些严苛、激进的词语，来讨伐那些处于奴隶、羸弱、丑怪和污秽状态的身体。”(同上：87)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便是一个重要例证。

因此，卫生现代性的建构过程生动地彰显了M.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权力”(bio-power)。“生命权力”的身体嵌入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两个事实：一是殖民者秉持科学主义的医学原则将中国人斥为“东亚病夫”；二是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得带有神秘色彩的身体对抗不仅加剧了帝国主义者对中国民众的奚落，而且也使中国的精英意识到身体改造的迫切性。“就如义和团运动及其后续事件见证了卫生作为卫生的现代性，一种优秀文明的中心标准的地位是如何逐渐巩固一样，义和团事件也见证了卫生是如何被重构为中国的缺陷的标记。外国军队进攻了中国城市，毁掉了它的建筑，扰乱了社会，然后宣称中国人是一个混乱而肮脏的民族。中国人的缺陷不仅体现在清洁、天生的混乱无序和对细菌的无知方面，他们还无法预防瘟疫，拳民自己就证明中国人关于人体的身体能量方面的观点是荒谬、迷信和不科学的。义和团之后，卫生成为由外国人教导的科学。”(罗芙芸([2004]2007：205)

清政府在维持外国卫生观念方面的无能成为外国列强在通商口岸要求增加领土和治外法权的理由。如果没有能力实施卫生现代性的话，清政府将不被允许管理天津，甚至可能不被允许管理整个帝国。因此卫生系统的建立是清朝新的自治中最紧迫而又复杂的任务之一。清朝的第一个市卫生局于1902年在天津成立，其使命就是“保卫民生”，各种各样的任务包括提供街道清扫、救济穷人、医疗和检查及预防瘟疫。“规训个人行为是卫生的中心因素，而卫生又是清朝主权的中心先决条件。在外国的占领之后，卫生对于中国精英完全成为卫生的现代性。到1902年，卫生已经清楚地表明，它不仅意味着一种关于个人健康的新思想，它还是将最贫穷的个人与国家在新的全球秩序中的存亡联系起来的纽带。”(同上：204)概而言之，卫生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连接个人身体与国家主权并关系民族存亡的“规范认识”。

三、卫生现代性与“内部东方主义”

外国入侵者的占领加剧了通商口岸精英与内地居民之间身份等级的区分。“中国的农民(和城市下层)被留下来扛着卫生缺陷的标签，而中国的精英们则在那些脏污的大众与全球卫生秩序的‘高级成员’之间转化着自己的身份。”(同上：205)或者说，精英们通过建构“卫生现代性”的策略将自己与“有缺陷”的同胞加以区分。作者提到中国早期社会学家潘光旦及其“优生学”。在潘光旦看来，一个积极的优生学计划的主旨是鼓励那些生理上优秀的人早婚多育，成功的卫生现代性在于培育天生健康的民族，由此使“东亚病夫”在根本上得以治疗。精英群体对管道设备、抽水马桶、外国内衣和细菌知识的占有，使他们与普通大众区分开来，进而确立了自身“现代人”和“民众唤醒者”的身份。

这种精英自我“主体化”并使大众“他者化”的策略被有的学者称为“内部东方主义”。知识精英与权力精英通过将对象(人民大众)对象化和他者化的方式来树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并由此建构“传统—现代”、“进步—落后”的价值等级区分。有学者指出：“通过否认农村和城市之间在现实中是同等的，在两种情况下，乡村和农民都被有效地‘他者化’了。无论他们象征着乡村这个必须被摧毁的古老社会的代表，还是被怀旧的人们视为栖息在一个不为现代化所触及的田园世界，这些农民都被分离为‘过去’的一部分。结果这就为现代性的现在和未来扫清了道路。身处其中、控制并影响着这个现代性的不是‘农民’，而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城市精英。”(杰华，2006：36)

这种精英支配往往通过鞭笞“国民劣根性”的方式加以表现，进而将民族危亡或发展的困境设置为一个可以突破的话语出口。然而，这种精英支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现代性”标准的无反思性挪用，或者说，作为支配者的知识精英同时也是西方“现代性”标准下的“被支配者”。用布迪厄的话说，此乃一种在社会行动者本身合谋的基础上，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即符号暴力。社会行动者对那些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恰恰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这是一种误识现象(布迪厄、华康德，[1992]2004：221-222)。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知识精英对自我“现代人”身份的确认以及由此对人民大众加以“他者化”建构的过程，也是一种“被支配”的体现。

四、结语

罗芙芸有关卫生现代性的研究不仅揭示了在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话语压力下，与中国古老的宇宙观相关联的“卫生”是如何变成“卫生的现代性”的，同时也给我们呈现出一条关于现代性研究的独特路径，即摒弃一种社会哲学式的对现代性的理解，如科学与人文、理性与感性、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等诸种二元对立的争论，也拒绝西方中心式的现代性含义，而是在东西方互动中，揭示“现代性”是如何建构并形成强大支配力量的。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罗丽莎([1997]2006：3、13)所揭示的那样，现代性持续地作为一种想象而存在，作为一种打造各种全球/本土的主张、许诺和知识的不断转移的场所而存在。梦想、修辞和权力跳跃于本土/全球的动态变迁之中。于是，现代性在话语实践、寓言和比喻的交替中动态地存在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是“关系性的”，而非“实体性的”。

既然现代性是作为一种想象和关系性的事物存在，而不是固有的“现代”标准，那中国研究所秉持的概念与范式便需要通过“否思社会科学”(沃勒斯坦，[2001]2008)来加以检视。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和概念是需要进一步推敲，甚至是经不起推敲的，“卫生”概念如此，“社会”、“自由”、“民主”、“权利”等概念亦如此。因此，立足于本土传统资源对那些打着“现代”印记的语词进行知识考古学的挖掘和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西方标准的知识支配——尤其是打着“现代”旗号的知识精英对那些底层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支配。这或许就是罗芙芸关于卫生的医学人类学或医学社会学研究所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基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笔者曾用“客观现代性”与“表达现代性”这对概念概括中国现代性的矛盾情境。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工程”虽然取得了巨大进步和成绩，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无疑还存在种种差距和不足，有待于通过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制度创新进一步自我完善，这是中国“客观现代性”的事实。与此同时，受“发展主义”、“大国形象”、“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等意识形态和话语框架的影响，“完美的现代性”又成为民族国家对内与对外宣传的形象，而这种所谓的“完美的现代性”可能只是尚未实现的目标或梦想而已，具有“表达现代性”的特征(王建民，2008)。在很大程度上，“现代性”是一种“现实的社会建构”。因此，在追问现代性“是什么”的同时，更要质询现代性“之所以是”的动态建构过程，而揭示建构过程中所夹杂的东西方之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或支配与抗争之间的复杂关系，或许正是社会学分析的关键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