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论

自20世纪90年代起，新媒体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焦点议题。比如，有研究者从历史的视角，全面回顾新媒体的发展，考察信息、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论述新媒体的新颖性(newness)，并尝试对新媒体的相关研究进行理论化(Chun et al., 2006)。此外，政治学研究者对新媒体的政治含义展开了研究，其中来自美国的研究尤其广泛和深入(Davis & Owen，1998；Bimber，1998；2000；2001)。随着研究的进展，社会科学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新媒体不仅能影响常规政治，而且还深深地影响着抗争政治的发展。比如，有研究表明，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百多万市民上街进行抗议，其主要的动员、协调手段就是短信(Rheingold，2002)。其他的研究者也指出，在某些条件下，手机可以成为集体行动动员的手段和协调工具。在众多的新媒体中，互联网是学术界研究的主要焦点，相关的研究包括不同的面向。其中，互联网的社会政治含义(DiMaggio et al., 2001)、互联网与市民社会的发展(Tai，2006)、互联网在社会运动中的角色(Garrett，2006)等是核心的关注点。

互联网的出现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不少学者认为，互联网能促进公共领域的发育，是公民进行充权(empowerment)的一种工具；此外，互联网有助于传播信息、协调集体行动。因此，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代常规政治与抗争政治(特别是跨国抗争政治)的景象。然而，虽然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但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的研究。正如Brake(2005)指出，关于互联网影响抗争行动的研究尚不是很多，而Nip(2004)则坦言，我们对于互联网如何能有助于社会运动动员所知甚少。甚至，有学者认为，互联网与抗争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研究中亟待关注的课题(Diani，2003)。与此同时，关于互联网与抗争政治的研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视角。一方面，多元化的视角为研究提供了多样化的分析工具，深化着人们对两者关系的理解；另一方面，形形色色的视角的存在也意味着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分析现有的文献可以发现，由于学科之间的差异以及整体性分析框架的缺乏，类似研究之间很少有相互引用、借鉴和商推。针对此种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在互联网与抗争政治(动员)研究方面尽早梳理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因为，这将有助于促进研究者之间的交流。Garrett(2006)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有开拓性意义的探索，他基于McAdam等(1996)学者提出的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架构，对现有的文献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将互联网对抗争行为的影响区分为以下三种类型，即“互联网作为动员结构”、“互联网作为政治机会”以及“互联网作为框架化(framing)工具”。然而，关于互联网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抗争行为这一个问题，Garrett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有鉴于此，本文希望通过回顾互联网与抗争行为、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以及常规政治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来更好地回答互联网如何影响抗争行为这个问题。

二、作为动员结构的互联网

动员结构是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是指能够促进个人及组织参与集体行动的机制，比如社会结构与抗争手段等(McCarthy，1996)。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研究者逐渐认识到，互联网能够通过不同的机制，促进个人及组织参与抗争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互联网可以被看做是抗争行动的动员结构。回顾已有的文献可以发现，研究者主要从“信息流”、“社会资本”以及“公共舆论(及公共领域)”等角度研究互联网的动员作用。

(一) 信息流作为动员结构：“工具性模型”与“心理学模型”之争辩

信息流在动员中的作用常常被研究者提及。互联网的出现对于信息流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机制是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在一项前瞻性的研究中，Shah与他的同事(Shah，Mcleod & Yoon，2001)突出了信息流的重要性；同时，他们指出，信息流的影响是有条件性的，因为用户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具有不同的动机，而不同的动机对政治参与则具有不同的影响。并且，基于对DDB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只有以信息获取为目的的互联网使用才会正面影响信任和市民参与。有的学者(Bimber，2000)甚至强调，是信息流而不是互联网技术本身具有深刻的政治涵义。实际上，互联网降低了信息发布与获取的成本，从而增加了信息流，并最终对政治参与产生正面的影响。后续的研究者基于对网页内容的分析发现，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信息流，而不同的信息流能够服务于不同的目的(Rosenkrands，2004)。在社会运动组织的网站上提供的信息流，主要包括三类，即：以提供事实为导向的信息；以传播观点为导向的信息；以号召和动员为取向的信息。在与信息流之作用问题相关的争论中，一个焦点议题是信息流如何影响参与行为。争论集中在对两种不同机制的看法上，笔者称之为“工具性模型”与“心理学模型”。持“工具性模型”观的研究者认为，信息能普遍促进参与，互联网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因此，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对人们的参与有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与信息的受众特征没有关系。此种见解所引申的结论是，所有的互联网使用者都更有可能参与抗争。与之相对，持“心理学模型”观的研究者指出，互联网对参与的影响取决于信息受众的心理特征，比如政治兴趣等。在该模型中，信息被认为仅仅是“刺激源”，而互联网用户并不是被动的，用户可以决定浏览何种信息，并且对信息进行过滤，只有当信息与用户的性情偏好产生共鸣，才会促进用户参与抗争政治。换言之，在信息流与用户之间具有交互效应。上述两个理论模型都得到了一些经验研究的支持，但是似乎“心理学模型”的经验基础更为稳健。Tolbert和Mcneal (2003)通过对1996年、1998年和2000年的选举数据的研究发现，一般来说，互联网用户确实更加积极参与选举以及其他的政治活动，只有1998年是个例外。他们解释说，因为1998年是中期选举，所以不足以引起民众的兴趣，从而导致了互联网使用与参与行为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这一发现似乎同时为“工具性模型”与“心理学模型”提供了经验支持。对“心理学模型”的直接支持来自Xenos和Moy(2007)的研究。他们发现，互联网普遍促进了人们的信息获取，但是互联网对市民参与、政治参与的影响取决于用户的政治兴趣。值得一提的是，“工具性模型”与“心理学模型”并不是完全对立的，政治效能概念似乎能够将两个模型联系起来。政治效能是指个人对自己影响政治过程的能力的感知(Lee，2006)。来自与媒体有关的研究结果显示，对新闻的关注能够提高个人的政治效能(Pinkleton et al., 1998；Semetko & Valkenburg，1998)。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与其他传统的媒体一样能够提升个人的内在政治效能(Wang，2007；Kenski & Stroud，2006)；并且，其因果关系从以信息获取为目的的互联网使用，指向高水平的内在政治效能(Wang，2007)。如果说高水平的内在政治效能是参与抗争政治的一个促进条件(Yeich & Levine，1994；Craig & Maggiotto，1981)，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的使用将促进网民积极参与抗争政治。

(二) 互联网作为社会网络的延伸：社会资本模型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社会资本(特别是社会网络)在动员中的积极作用基本上成为研究者的一个共识，社会资本的研究文献也强调了社会资本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过程中的关键作用(Putnam，1993；Halpern，2005)。如果互联网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生成，则互联网就可以被看做是现实社会网络的延伸，因而也可以被认为其具有促进政治参与的潜力。虽然早期研究者担心互联网的使用会销蚀社会资本(Kraut et al., 1998)，但最近的研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研究者区分了信息性和娱乐性两种不同的互联网使用方式，发现信息性互联网使用有助于催生社会资本；实际上，在青年一代中，互联网的影响远远大于传统媒体的影响(Shah，McLeod & Yoon，2001；Shah，Kwak & Holbert，2001)。尽管相关的争论依然存在，但总体来说，研究者似乎取得了一些共识，如互联网确实有助于维持已有的社会资本；互联网似乎能促进新的社会资本的形成等，但是这些共识还需要进一步的经验研究加以验证。当然，互联网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可能取决于与互联网相关的活动的类型(DiMaggio et al., 2001)。比如，手机邮件有助于维护已有的社会网络，但是对于新的社会网络的形成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以个人电脑(PC)为基础的邮件使用却能促进新社会网络的形成(Miyata & Kobayashi，2008)。与之相关的一个话题是在线社区对社会资本形成的影响。Miyata和Kobayashi(2008)的研究发现，在线社区对社会资本的生成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其他研究者却发现在线社区的出现对社会资本的生成具有积极的影响(Norris，2004；Elin，2003)。参与在线社区似乎能够强化已有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网络，并且新生网络的异质性程度比较高(Norris，2004)。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交流克服了地理空间的障碍，从而有助于维持一个分布广泛的虚拟社区(Elin，2003)。当虚拟社区与现实生活的社区相重合的时候，在线社区有助于生成大量的弱邻里关系，这种邻里关系最终能够成为集体行动动员的工具，虚拟的社会关系与现实的社会网络的重叠，能更有效地克服搭便车的问题(Hampton，2003)。当然，由于互联网的社会网络往往是分散的弱关系，抗争政治的组织者与跟随者之间缺乏强烈的情感联系，这一特点意味着互联网可能有助于动员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但是，如何维持该行动则是一个挑战(Diani，2000)。同时，还有的研究者也指出了虚拟空间的碎片化现象(Dahlberg，2007)。碎片化意味着不同在线群体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互联网的碎片化以及互联网主要生成弱社会网络这一事实意味着，最有效的互联网动员主要是基于单议题(single-issue)的动员。但是，互联网具有有效维持已有社会资本以及跨越空间限制等的功能，意味着互联网将会促进不同抗争主体之间的联合抗争网络，甚至是跨国运动，因为不同抗争组织的领袖之间往往具有良好的联系(Diani，2000)。

(三) 互联网作为公共舆论的新平台：公共领域模型

互联网还可以被视为新生的公共领域(Shah et al. 2005)。在该理论模型中所具有的两个核心假设是：首先，互联网有助于促进政治讨论，这种效果不仅发生在在线(online)领域，还可能延伸到现实生活中，并且政治讨论反过来会促进政治参与；其次，在线网络讨论的过程也是公共舆论(至少是群体舆论)形成的过程，讨论的过程本质上是参与者对所讨论事件的再框架化(re-framing)的过程，该过程本身可以被看作是促进抗争的行动者(agent)。

有关政治参与的研究显示，政治讨论使参与者置身于多元化的政治观点中，该过程有助于提升参与者的政治兴趣，提高参与者对政治的认知水平。互联网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及时搜寻相关信息，可以根据需要订阅所需的新闻，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比传统媒体更方便。获取信息的弹性和便利性意味着信息质量的提升，从而间接提高政治讨论的水平。此外，与传统的面对面的政治讨论相比，互联网的出现提供了多样化的讨论平台，比如即时通讯、邮件组、网络论坛等。在线讨论平台有独特的优势：第一，其参与者更为广泛，参与者的政治观点也更加多元化；第二，在线讨论成本更低，参与者可以自由选择加入讨论的时间与地点，这一点对于上班一族来说特别重要。总之，在某种程度上，将互联网理论化为新公共领域深化了对信息流的理解。经验研究指出，信息流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政治讨论而影响参与行为的。Hwang与他的同事通过研究发现，媒体错位(media dissociation)促使互联网用户积极搜寻相关的新闻，而在线新闻的使用直接促进了政治讨论(Hwang et al., 2006)。在线新闻阅读同时促进面对面的政治讨论以及在线的政治讨论，并最终对政治参与产生积极影响(Shah et al., 2005；Nah et al., 2006)。与以信息流为基础的研究结论不同，Nah等(Nah et al., 2006)的研究发现，信息流(这里指在线新闻阅读)并不直接影响政治参与，而必须通过政治讨论才能间接地影响参与行为。

在“公共领域模型”中，“话语权”是另一个重要的要素。互联网的出现，促使“话语权”重新回归虚拟公共领域之中(Barlow，2008)。这一点对于抗争非常重要，因为，一方面，在抗争中，行动者可以对议题进行框架化(framing)。框架化过程通过叙述(narrative)的方式，能够形成“什么是问题”的共识，同时为找出“问题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的答案创造条件。通过这种方式，框架化过程有助于加强参与者的共识。另一方面，它建立了抗争事件及抗争行动者的公众形象，将抗争和公众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有效的框架必须传达给公众，“如果不进入媒体中，社会运动可以认为并没有发生过” (Raschke，1985：343，转引自Rucht，2004)。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框架化的结果传播给公众是抗争成败的关键。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抗争者与传统媒体之间处于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因为抗争者需要媒体，但是媒体不一定需要抗争者，因此，建立抗争者所能控制的媒体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抗争者在在线媒体中获得“编辑权”(Scott & Street，2000)。所谓“编辑权”，是指参与者不经过审查就可以发布自己的信息或者对现有信息进行再阐释。虽然传统媒体依然重要(Rucht，2004)，但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媒体与抗争行动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比如，在反全球化运动中，活跃分子建立了以新闻发布为取向的网站，参与者可以即时地以文字或者多媒体将抗争现场所发生的事件上传到互联网(Ayres，1999；Deibert 2000)。通过这种实践，社会运动不需要通过传统媒体就可以与大众建立起联系。

虽然互联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将话语权拉回到公共领域中，但是虚拟域(cyber-sphere)是否因此就是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实际上，不少在线互动是发生在持有相似观点的个人之间，这种互动将导致虚拟域的碎片化(Dahlberg，2001；2007)。因此，虚拟领域中的政治讨论是否是反思性的争论值得进一步考察。信息的不准确性如果经过碎片化的虚拟空间会被进一步强化(Kerbel，2005)，那么，其后果可能是抗争政治的激进化。而信息的不准确性则可能进一步强化激进效应。Ayres(1999)在研究跨国社会运动时指出，由于互联网中的信息准确程度比传统媒体低，信息的不准确性可能激化冲突的剧烈程度。实际上，互联网上相当多的信息来自个人，并没有编辑对信息的准确度进行质量控制，这将导致信息质量的下降；他甚至认为，不可靠的信息可能将集体行动变成全球性的数字动乱(electronic riot)。而与Ayres的看法相反，乐观的学者则认为，该论断忽略了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因为参与者不会盲目接受所有的信息，而会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做出自己的判断(Garrett，2006)，参与者可能会通过比较不同的信息来源来减少信息的不准确性(Elin，2003)，随着互联网传播方式的普遍化，用户对互联网上的信息的态度也将可能发生变化，用户会用更具批判性的思维看待网络信息(Barlow，2008)。有经验研究认为，我们不需要过分悲观，互联网用户的社会容忍度以及思想开放程度并不比非用户低(Garrett，2006)。似乎以上观点都过分极端，可惜目前很少有相关的经验研究数据支持或者否定这两种观点。笔者认为，乐观的观点问题可能相对大一些，因为该观点过分强调了参与者的理性以及处理信息的能力。实际上，在信息超负荷的情况下，信息接受者往往倾向于依赖其固有的性情倾向(predisposition)或者根据相似群体成员提供的思路(thread)来处理信息。媒体研究显示，人们对信息的感知是有偏向的，对具有党派情结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即使报道并不偏袒任何一方，具有党派情结的人往往认为新闻报道偏向对手(Christen，2002)。考虑到互联网用户对信息具有自我选择性，一种可能的后果是，互联网用户将处于一个同质性极高的信息空间，这种状况可能会带来某些负面的效果。当然，相关争论还在持续，只有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才能为之提供可能的答案。

三、互联网与抗争行动：来自中国的经验 (一) 互联网抗争动员的潜力：多元化的研究视角

从已有的经验研究结论来看，互联网的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中国学者的经验研究(刘力锐、张雷，2006；唐杰，2007；张雷、刘曙光，2008)以及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经验研究(Yang，2003a；2003b；Tai，2006；Zheng，2008)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论断。大体来说，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取向，而不同的研究取向对互联网在抗争行动中的作用予以了不同的概念化。

第一种研究取向将互联网概念化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渠道。研究者指出，互联网的兴起既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也可能成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互联网的兴起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便捷、廉价的渠道，提高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从而促进中国政治文化从传统的不参与政治文化向积极的参与文化转变(李俊清，2004)。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虚拟社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网络结社已经成为中国网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该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滞后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强国家-弱社会”的社会结构(熊光清，2008)。周巍、申永丰(2006)指出，首先，互联网成为一种新的联系政治系统及社会的桥梁，从而拓展了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途径；其次，互联网较少受到政治控制，通过互联网参与非制度化政治行动的成本与风险比较低，这些特征有利于提高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能力；再次，互联网的开放性、自由平等性以及网络言论的多元性等特征有利于提高公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博客、维客、播客等在线平台都被网民作为非制度政治参与的渠道。可以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范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扩大(游传耀，2008)。“在传统主导的选举和投票之外，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究竟为政治参与和草根阶层的利益表达提供何种新的渠道”是持该研究取向的研究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首先，相关的文献仅停留于一般化的理论分析和讨论，详细的经验研究比较缺乏；其次，与传统的政治参与渠道相比，互联网作为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有何异同、有何独特优势，其优势如何影响网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过程则有待进一步研究；最后，虽然现有的文献认为互联网是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但不少研究主要将互联网看作政治沟通的桥梁，忽视了互联网时代抗争策略和手法(tactics and repertoires)的创新及其对抗争动员的作用，比如，文化干扰(culture jamming)就是网民对互联网的创造性应用的一个很好的实例(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考Rolfe，2005)。

第二种研究取向将互联网概念化为公共舆论。该取向与前文提到的公共领域模型比较接近。然而，除了关注公共舆论自身以外，公众舆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受到更多的关注，即学者们比较关注话语权与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等议题。丁建军(2004)指出，近年来，网络民意已经成为影响政府行为的重要因素。调查数据显示，在不同的城市中，有约30%~50%的被访者认为政府重视网络中的民意；而公众对“孙志刚事件”、“刘涌案”、“宝马案”等事件的反应显然表明，网络已经成为聚集民意的平台，它能加速体制外的民主力量，成为监督政府的重要主体(郭小安，2008)。陈剩勇、杜洁(2005)从协商民主的角度分析了网络虚拟论坛，发现民主法制建设、反腐倡廉是最为重要的公共议题；并且，网络公共论坛的讨论对部分备受关注的公共事件的后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体，几乎使所有可以公开的知识和信息即时公开，这种特征加强了人们获取和发布信息的主动性，促成了虚拟的信息空间，并对我国传统的大众媒体政治控制提出挑战。这种变化意味着，互联网成为一个舆论生成和定义的行动者，而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平台。从政策分析的角度考察政府与草根的关系可以发现，互联网对大众话题的议题设置功能日益强化，网民可以相对自主地设置话题，掌握话题设置的主动权，比如，互联网已经受到“民间反腐”力量的重视，成为反腐败的曝光台(周伟，2008)。黄丽华和姜晓宁(2008)指出，互联网能够跨越时空的限制，通过传播和扩散的过程将单一的社会事件变成公众共同关心的问题，从而使政策问题得以确认并影响政策议程的建立。该分析显示，通过舆论倍增机制，互联网能有效促成舆论的积聚和放大，从而在公共问题的确认和政策议程的建立过程中发挥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除了“舆论倍增机制”，其他的学者也指出了互联网的公共舆论的特点以及这些特点对于动员的影响。比如，互联网的信息发布比传统媒体更加自由，传播的主体也更加多元化(周伟，2008)，虚拟空间的公共舆论具有及时性、共时性和弥散性，从而挑战了传统的单一中心的话语权系统。互联网的快速、自由以及匿名性导致了信息传播权力从传统的国家向公民倾斜(张雷、刘曙光，2008)。持该研究取向的研究者敏锐地指出，在当前的社会情境下，虚拟空间的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是非制度化政治表达的重要途径，也是一种重要的集体行动模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缺乏中观理论(mid-range theory)的支持。笔者认为，正如有些学者所提出的，今后的研究可以借鉴抗争研究的框架化理论(Benford & Snow，2000)，具体分析网络公共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网络对于具体事件的理解，特别是网民对于“为什么一个单个事件应该被看做是公众事件”，“造成该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以及“应该如何解决”等问题如何取得共识。同样，张小山(2008)也指出，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中，互联网舆论似乎偏向弱势的“权利”一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虚拟的公共舆论似乎呈现出激进化(radicalization)的模式，而“公共领域的碎片化”和“信息的不准确性”似乎不足以解释该现象。因此，具体研究框架化过程有可能扩充现有的理论模型。

第三种研究取向关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影响离线动员过程。有学者认为，从理论上说，互联网的远程传播能力有助于实现大规模的网络政治动员(张雷、刘曙光，2008)，而唐杰(2007)的研究则指出，互联网确实可以成功地被用于社会抗议的动员过程。对于互联网如何影响离线的动员的研究，更多地出现在有关中国研究的英语文献中。这些英语文献主要关注集体性程度比较高的抗争行动。Yang (2003a；2003b)初步评估了互联网对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影响，发现互联网确实成为集体行动动员、协调的手段，是公共舆论表达的途径；互联网的速度使新闻以及相关的讨论能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作为一个在线讨论平台，互联网为让民众的意见得以表达创造了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激进的在线讨论本身也是一种新型的集体行动(Tai，2006)。此外，在线讨论与现实中的直接行动似乎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这种关联性说明，在线的公共讨论能够对某个事件进行阐释，形成共识，并成为直接行动的基础。比如，对“孙志刚事件”的讨论最终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直接行动(同上)。在互联网时代，政府似乎再也无法真正地垄断所有信息，比如，被极为广泛地报道的一个例子是，在“非典”时期，政府最初希望封锁消息，但是当看到民众通过新媒体获取了各种准确或者不准确的信息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后，促使了政府从消极应对转向积极应对(Tai & Sun，2007)。互联网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对事件进行阐释的渠道(Yang & Calhoun，2007)，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统媒体的行为模式(Zhou & Moy，2007)。基于内容分析，Zhou和Moy(同上)发现，互联网能将地方性的事件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新闻，从而吸引传统媒体的报道，并且，在线的公共舆论在初期能够影响媒体对事件报道的态度和立场。对中国环保运动的分析也显示，互联网为环保积极分子提供了一个替代性(alternative)的媒体空间，使他们可以对环保的重要性、市政工程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应该采取的行动等事项进行阐述，影响公共舆论，并最终导致集体行动(Yang & Calhoun，2007)。具体分析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方向，该方向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互联网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动员结构，也有助于阐明信息流究竟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从而有可能为“工具性模型”与“心理学模型”之争辩提供见解与证据。

(二) 互联网、抗争动员与权力

如果说以上观点过于乐观的话，那是因为这些分析的出发点是互联网的技术特征。换言之，这些研究尚未考虑国家、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互联网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网络信息的快速更新将会分散网民的注意力；而我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也制约了互联网在现实中的抗议动员的作用(唐杰，2007)。这种观点似乎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参见刘力锐、张雷，2006；张雷、刘曙光，2008)。虽然研究者似乎都赞同互联网提供了抗争动员的新动力、新渠道及新的潜力，同时他们也似乎一致认为，互联网的出现并没有彻底削弱国家的控制能力。刘力锐和张雷(2006)认为：一方面，网络政治动员的主体多元化导致了传统政治权威的转移，而网络政治动员的群体认同感则削弱了国家权威；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政治动员最终的实现需要动员主体从网络动员向现实政治的转变，国家依然具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反动员，从而弱化网络政治动员的效果。国家依然是网络社会中最为强大的政治动员主体(张雷、刘曙光，2008)。这些研究暗示，若要严肃地讨论互联网对中国的市民社会、抗争行动的影响，研究者必须考虑国家对互联网的管理和规制。关于国家控制和互联网的政治影响两者关系的研究，存在着“政治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这样两种不同的观点。“政治决定论”支持者认为，政府具有充分的工具和手段对互联网进行管理和控制。通过法律、经济和市场的手段、构建社会规范以及技术，政府能够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互联网控制与管理制度，在这套管理制度面前，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用户知道政府能够有效监控和管理互联网，从而有效地引导他们进行自律(Tsui，2003)。对此，“技术决定论”者持有相反的观点，认为互联网能够打破政府对信息的控制，促进市民社会发育，从而能带来更大的自由和民主(参见Tsui，2005)。实际上，政府无法全面控制互联网，而互联网在中国也没有引起激进的民主化过程；互联网带来的影响取决于政府的管理与互联网的民主化潜力之间的互动。在分析互联网的政治、社会影响时，Zheng和Wu(2005)明确提出，互联网可以理论化为提供信息的渠道、公共领域、集体行动的平台，在这三个层面上都存在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直接影响了互联网实际发挥的角色。政府无法全面控制互联网，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并非一个完全整合的实体，不同政府部门、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对待互联网的态度以及方法并不完全一致，正是在这种“政治空间”中，互联网能够成为抗争行动可资利用的工具(Tsui，2005)。此外，由于互联网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不可能因为为了控制互联网而全面控制互联网的信息流，而且互联网也难以对其进行有针对性(narrow tailoring)的控制，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互联网能为草根抗争提供可资利用的空间。Wu(2005)分析了互联网对中国媒体秩序的影响，总体来说，政府依然能有效地对媒体秩序进行管理，然而，媒体秩序本身也在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政府对媒体的治理从垂直式的管理转向垂直、水平相结合的管理；媒体秩序由政府独自管理转变成地方政府、地方媒体、公司等多重互动；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赢利性动机已经成为媒体秩序中的重要要素；传统编辑人员向新媒体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政府对新媒体的管理能力；传统媒体、政府与新媒体之间出现了更多的合作。在新的媒体秩序中，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的媒体与新的组织(association)(Zheng，2008)，不仅能够促进抗争行动，还会带来双赢的可能(Wu，2005)。

1 对narrow tailoring的讨论，请参考George(2003)。

从以上分析可知，互联网作为自我表达与集体行动的平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集体行动；但是，并非所有的集体行动都是直接与政府对抗的，部分集体行动仅仅是为了表达公共舆论(同上)，这些行动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政治反馈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不仅能够成为草根行动的充权手段，也可能成为政府进行自我调节的工具，而实际的影响则取决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四、超越“技术决定论”与“政治决定论”：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于互联网与抗争政治的研究正在逐渐增多，这些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互联网的政治社会学涵义的理解。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研究尚不充分。本文回顾了该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要议题，归纳了互联网影响抗争动员的三种不同理论视角以及有关中国研究中的不同研究取向。笔者认为，就中国研究而言，目前的研究有值得需要改进之处。比如，实证研究尚不够系统，以中文发表的研究成果以描述分析居多，解释性研究较为缺乏，对于互联网与抗争动员的研究还处于理论化不足的阶段。为了推进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需要更多详细的个案研究。只有深入分析互联网在草根抗争动员的动态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才有可能提供更加精致、准确的理论分析。其次，正如Hurst(2006)指出，中国研究的发展与研究的学科化是不可分割的。研究者若能将经验观察与科学知识(比如社会学中关于抗争研究的相关理论)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理解。

其次，对比西方和中国的经验可以发现，两者的理论关怀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这种对比有助于阐明今后的研究方向。具体说来，有关西方社会互联网方面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互联网对公众的影响，其分析重点是互联网技术特性对抗争动员潜力的影响；而有关中国社会互联网方面的经验研究则更多地关注互联网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笔者认为，单纯分析互联网的技术特性是不够的，至少对于中国经验来说是如此。研究者应该区分互联网的功能及其实际使用(尹冬华，2008)，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理解互联网技术、抗争以及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互联网的出现确实改变着抗争者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但是这种改变并非仅仅依赖于互联网本身的技术特点。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传播技术本身的特点并不足以保证能带来社会变迁(Barlow，2008)。社会变迁的动力来自技术、对技术的创造性应用以及社会条件的互动过程。对互联网而言也一样，其社会影响力同时取决于技术创新、用户的实践、技术性竞争力(competence)以及组织制度(routine)(Garrett & Edwards，2007)。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者应该避免“技术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的两分对立，具体分析互联网、抗争行动、常规政治以及社会背景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互联网作为充权工具”以及“政府管理互联网”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此而言，类型化分析或许将是一个比较好的研究工具。Zheng(2008)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他将抗争政治的标的(claims)区分为高姿态(high-profile)和低姿态(low-profile)的抗争行动，其分析结果显示，虽然互联网促进了两种抗争的动员，但是只有在低姿态的抗争中，互联网才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抗争的目标。该分析清晰地显示出了抗争行动自身的特点、互联网的技术特点以及“国家-社会”关系之间的互动最终决定互联网的影响。另一种可能的研究方向是借鉴Amenta等(Amenta et al., 2005)人所提出的中介模型(mediation model)。该模型所强调的是，抗争动员的政策结果以公共舆论为中介，换言之，是动员水平与公共舆论共同决定了抗争的政策结果。而Ragin(1987)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理论进行经验检验。类似地，研究者可以对互联网的动员潜力、政治情景的制约/促进作用及最终的动员水平这三者的关系进行理论化，并且采取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检验。该研究路径有可能对“技术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的相关见解进行整合，并且有可能发现并解决各自的理论局限。

目前有关西方社会互联网的大部分研究主要聚焦于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跨国抗争，而有关中国社会互联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广为报道的少数个案。互联网对小规模、地方化的抗争的影响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笔者认为，对小规模、地方化的抗争研究有助于全面理解互联网的社会后果。这是因为，首先，地方化是当代全球化不可分割的过程，“全球化的思考、地方化的行动”是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缺乏对小规模、地方化的研究是不完整的。其次，如果互联网在小规模、地方化的抗争行动中发挥作用，其影响机制可能与全球性行动中的机制有所不同(比如，超越时空的能力不再是最关键的要素)，其作用更加依赖于互联网与社会情景的互动。研究小规模、地方化的抗争行动有助于深入理解互联网如何影响集体行动。如果互联网确实能够给中国政治带来某些改变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是一种渐进式的改变，而不是激进的变迁。小规模、地方化的抗争更有可能是渐进式改变的载体，因为这种类型的抗争更有可能被政府所容忍。因此，研究互联网与小规模集体行动的关系是理解互联网对于中国政治变迁影响的不可忽视的部分。从方法论上说，如果能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比如内容分析、调查研究等)对不同规模、不同程度的抗争行动展开研究，将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互联网的社会政治含义。

最后，目前大部分研究仅仅局限于相对传统的互联网平台(比如在线论坛)，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相互参照的(Refereces)互联网能够提供的平台也越来越多，多媒体的平台、社会交往的平台等将陆续出现，这些新的互联网平台对抗争政治的影响可能不同于以往的互联网平台，值得进一步研究。比如，以社会交往为目的的网络平台能够更好地促进认同建构；在基于多媒体为核心的互联网平台的动员中，情感的作用可能是不可忽视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