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3日至15日，由中国社会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理论创新基地和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社会思想及其现代性”学术研讨会在吉林大学召开，本次会议同时也是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第七届年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山东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的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在两天的会议日程中，与会代表就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就主要议题和观点作简要梳理。

一、主题报告：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思想研究的本土化

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理论创新基地主任孙正聿教授致欢迎词，并从中国社会思想和现代性的关系出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研究中应当注重现代中国发展的主题与现代思想之间的张力，重新反思现代化概念。在研究的过程中应当了解有关现代化的争辩，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和实现途径；其次，应当在现实的历史与当代社会思潮的关系中思考中国社会的三种利益博弈，即经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因此，中国研究的论域应当走向外向化、多元化、国际化，在充分汲取国内外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推进理论的本土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历史学家丁伟志教授，吉林省社会学会会长、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邴正教授分别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和社会学研究者面临的紧迫问题。在此学科背景下，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应当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论证有关社会、经济、文化、宗教等思想之间的关系。社会思想应当与中国研究分析的传统相结合，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国本土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

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工业大学陆学艺教授从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形势、中国社会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向大会作了主题报告。他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形势非常好，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现在面临的社会问题也特别多，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现在中国社会还存在城乡、地区及贫富这三大差别，形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不平衡。中国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很成功。但是社会结构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没有得到大的调整，远远滞后于经济结构。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到了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新阶段，它不能关起门自己搞，要研究具体问题，尤其是与老百姓利益相关的问题，社会学家在具体问题研究中成长，社会学学科也才能相应地成熟起来。

中国社会思想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王处辉教授就中国社会思想史写作过程中思考的问题和与会学者作了交流。他认为，应当重视社会学和社会思想史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思想史和西方社会思想史对社会学学科的构建同等重要。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要对概念进行调整，关注社会问题的研究，更要关注社会生活秩序的研究；应当对社会思想史的线索重新梳理，使之更加清晰化；应当与时俱进，关注建国以后，尤其是当今时代的社会状况，不应该停留在以往的社会上，社会思想的研究要和时代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社会学系主任田毅鹏教授作了“社会思想与中国研究传统的重建”的主题报告。他首先提出作为舶来品的社会学何以能解释中国社会？现在的社会学研究与中国社会存在着隔膜，恢复和重建以后的中国社会学深受美国社会学研究风格的影响，占据主流位置的是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对精确定量分析的追求。国内社会学界对欧洲的理论与方法，明显缺乏了解，这方面的交流也很少。这种状况，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认识。因此，应当在中国研究传统的脉络中展开研究，在多重维度中进行反思和批判。最终，社会思想与分析传统的重建要回到原典分析和民间思想当中，找回丢失的传统，同时防止研究的另类化，注意中西文化的可沟通性，使得中国学者的努力能够被纳入世界社会科学体系之中。

二、传统社会思想与传统社会结构

传统社会思想和传统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主要方向。

复旦大学曾亦教授从“五口之家”的视角讨论了中国古代家庭的结构和规模。他认为，血缘群体是古代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不论是家庭、家族与宗族皆如此，甚至国家都不同程度带有血缘的性质。自春秋中晚期以降，随着宗法制度的崩溃，个体家庭从宗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两、三代同居这种“五口之家”的家庭结构。此种小家庭之格局，历经两千余年而未改，一直延续到现在，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家庭伦理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设计，都极其重视亲亲之情，形成了以“孝”为中心的伦理体系。曾亦重新梳理了关于“五口之家”的种种观点，并试图将其置于当时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中来分析这种家庭形式的形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并探讨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如宗族、井田制度等。

中国人民大学陈劲松教授论证了两汉时期儒学的社会建构策略及其对当代社会建设的意义。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为重要的建构时期。他根据“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策略、统治阶层中弥漫“儒者气象”的“明君”策略、“引经决狱”式的儒学法律化的实践策略、儒学典籍的“经典化”策略、中央以及地方两级官僚的“儒生化”的人才策略、社会主导观念的“草根化”策略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两汉时期社会建构的总体状况。两汉历经426年的历史，可谓长治久安，并且其社会建构为未来中国传统社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想类型，也深刻地影响到东亚其它地区社会秩序的建构。回顾两汉时期的社会建构策略，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事业仍然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山东财政学院王骥洲副教授以《水浒传》为例探讨了小传统视野下的江湖义气问题。他认为，小说是揭示小传统下江湖义气文化内涵的重要文体表达模式，《水浒传》则是小说系列中承载江湖义气的核心话语载体，其中人物众多，行为各异，武松和鲁智深是其中个性最为鲜明，表现江湖义气最为彻底，人物刻画最为完满的代表人物，凸显江湖义气的文化特征使武、鲁两个文学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着重要的位置。在《水浒传》问世以来，江湖义气已经在百姓的生活世界里生根发芽，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左右和影响着民间的交往和生活。

吉林大学陈鹏副教授以清政府对新满洲实行赏奴政策为例，探讨了清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福利思想。清王朝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对边疆民族管理极为重视。在总结历朝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较为成功的民族管理政策，对“新满洲”等少数民族采取了怀柔、恩赏及优抚等措施，实行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清政府将罪犯赏赐给“新满洲”披甲为奴，既是保障“新满洲”特权及利益的一种政治待遇，又是稳固军心、加强东北边防的重要举措。同时，赏奴也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及文化传播给“新满洲”及东北边疆各部族，特别是一些自身文化素养较高的赏奴，不仅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儒家思想及汉文化典籍，也推动了东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开创了私学教育的先河，促进了东北各民族的社会进步，这无疑对东北边疆的巩固与开发具有积极意义。

三、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当代社会建设

研究传统社会思想要和具体的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社会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成为与会学者的共识。

华中师范大学江立华教授从社会沟通、社会救助、社会控制、社会和谐和理想社会建构等五个角度对中国古代社会建设思想进行了述评。他认为，中国古代的社会建设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社会思想，同时也包含了其他派别的思想，如道家、法家、佛教等社会思想。这些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与儒家思想相互交流融合，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社会思想的主体；中国古代社会建设思想的立足点都是个人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起点；中国古代的社会建设思想以强调社会整体利益至上为前提，包含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努力和理想。

南开大学刘集林副教授对陈序经和吴景超的文化社会思想进行比较，提出了批判和建设的问题。陈序经与吴景超均为我国早期知名社会学家。两人年龄相若，学历相似。虽然陈序经主要以研究文化问题著称，而吴景超以探讨工业化问题名世，但两人作为注重现实社会问题研究的社会学家，在文化问题上都具有典型的西化倾向，对东西文化问题以及乡村建设与工业化都市化、民主政治建设等诸多现实社会问题均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两人或直接交锋，观点对立，或各自为战，主张相应，从一个侧面充分展示了民国时期西化派知识精英文化社会思想的丰富面相。刘集林以上述问题为中心，比较两人在民国时期文化社会思想上的分歧与共识，揭示西化派知识分子内的不同类型，进而反思西化派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想在民国时期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是非得失。

北京工业大学宋国凯副教授对孙中山的社会建设思想展开探讨。《建国方略》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建设中国的宏伟蓝图，其中孙中山首次提出“社会建设”的概念，并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共同成为建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尤其是遇到了诸多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发展难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从社会建设着手，而孙中山提出的国民权利、民生问题、社会组织建设问题，仍是目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因此，今天研究孙中山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无疑对当前我国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借鉴意义。

南开大学宣朝庆副教授报告了1940年代中国社会建设思想的形成问题。他认为，1940年代基于战后重建和加快工业化的考虑，中国社会学界在社会建设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主体内容、组织实施等方面获得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建立了现代社会建设思想的基本架构；其在关注民生、加强社会建设、提高民众参与程度、重视农村社会建设、注意文化建设等方面，对当代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1940年代提出的社会建设应从社会事业、教育、文化、心理等方面有计划地整体推进，兼顾城市、农村、边疆三大区域，经常性建设和临时性建设配套进行等思路也可为当前社会建设提供思想上的启示。

四、社会思想研究的反思与界限拓展

中国社会思想的研究不仅仅局限在传统中国社会思想的论域之内，与会学者纷纷就社会思想研究的理论拓展和实际应用展开讨论。

吉林大学董才生教授提出，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特色对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有一定借鉴意义。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急剧社会变迁的外在要求与理论本身强烈的内在需求两股力量的推动下，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即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时期。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顺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与需求，在批判继承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西方社会学理论展开了独具特色的研究。这种独具特色，不仅扩展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范围与领域，创立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新方法，而且形成了新的“综合研究范式”，实现了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第三次大综合，从而促进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学在当代的大发展。

东北师范大学陈宁博士就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写法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写法不仅是写作方式的问题，而是意味着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反思。传统的中国思想史写法仅记述和研究社会精英与学术经典的思想。应该用一种批判和反思的视角认识这种传统的写法，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科学诸学科思想史研究，基本上都是循着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本土思想这样一个路径展开的。落实到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领域，就是“采用欧美社会学上之方法，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因此，应当拓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写法，不能只记述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也并非一定要与社会学概念有关的思想才是社会思想。同时，应当考察社会思想与社会秩序及其合法化之间的关系。

青岛大学孟天运副教授讨论了民风建设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在他看来，儒家社会思想极为重视民风民俗的建设，认为民风淳厚是社会安定和谐的基本要素。历代明智的统治者也都把培养良好的民风作为社会教化的重要任务。我们应该借鉴古代有关社会思想，关照当今社会的民风民俗建设，大力养成良好的大国民风。因此，应当关注古代社会思想家对于民俗民风的论述、古代统治者所做的努力、当前社会民风民俗的状况、建设什么样的民俗民风以及如何建设良好的民俗民风。

与会代表以及吉林大学师生就以上报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在热烈的氛围中，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张金荣教授主持了闭幕式。丁伟志教授、陆学艺教授和王处辉教授分别为大会作了总结。大家一致认为，本届“中国社会思想及其现代性”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高质量的学术会议。通过这次会议，加深了对“中国社会思想及其现代性”问题的理解；与会学者之间建立和加深了彼此的友谊，进一步了解相互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交流和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大家就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相关问题达成了共识，从而为该学科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