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过去的几十年，自主性研究已进入学界视野，但自主性尚未作为组织研究的结构变量之一(Brock，2003：57-73)。综观已有的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其中存在着四个缺陷：一是在将自主性作为自变量还是因变量上存在混淆；二是自主性概念如何测量和操作化的标准不一；三是研究视角大多集中在管理自主而忽视了形式、事实和认知等方面，因此不能完整地勾画出公共组织的整体自主性；四是有关自主性的研究都采用了个案研究(Koen & Peters，2004：101-108)。随着政治私化(privacy of politics)，自主性与公共表达性和失去政治控制相关，对非政府的公共组织赋予更多的自主作用的过程，已成为相关研究的一个流行课题。

然而，中国研究社会团体和公民社会的学者基本遵循一个前提，即“不受制于国家权力支配的自主的经济、宗教、知识、政治的团体或机构的存在”(邓正来，2002)，将自主性视为中国社会团体的本质特性之一，将其常量化，而未将其作为一个问题或现象予以关注。在早期，虽有学者提出民间社团的自主性是指与挂靠或主管单位无人员交叉，经费基本自理，活动以体现自我价值为取向(王毅等，1993：71，75)，但只是一个模糊的表述，并未对其进行操作化。2002年在魏乐伯主持的一项研究中¹，集中讨论了“自主性”问题；陈健民和丘海雄(2002：42-54)在对广州市级社团的研究中，将社会团体自主性概念化为社团领袖的选任、社团日常活动的自由、财政独立和社团对自主性的主观判断四个方面，他们的概念化比早期想法更加系统和具有可操作性，但却未说明为何从这四个方面来界定，也没有深入探究影响自主性的原因并将其上升到理论层次。

1.此研究为“Between Family and State：Intermediate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Different Chinese Societies”，对台北、香港、厦门和广州4个华人城市的中介社会团体和社会变革进行了研究。

在中国，对作为社会团体之一的行业协会(下简称“协会”)的自主性研究就更为缺乏，而西方学者关于社团自主性的众多研究都是以行业协会自主性为前提的。如对行业协会在经济领域具有的竞争性合作治理(Compton，1926：227-239；Becker，1971：179-200)、促进交流和学习、减少交易成本和增加内部成员的信任与团结而有利于推动行业整体发展(McMillan，2000：2421-2458；Grief，1994：912-950；Grief，Milegron & Weingast，1994：745-776；Rademakers，2000：139-153)等“市场支持”和“市场互补”贡献(Doner & Schneider，2000：261-288)；行业协会在政治领域具有的民主推动作用(Jones，1919：159-169)、私益政府或者新社团主义调解者(Streeck & Schmitter，1985：119-138)的准公共角色(Coleman，1985：413-433，1990：231-252；Bell，1995：25-53)，以及在社会领域有利于公民性的培育和保护社区利益(Sharfman，1926：203-218；Baker，1926：77-91)等等。

由于协会是多力量的交汇体和联合体，在客观运作过程中扮演网络性的组织“结构洞”，可以将分散资源集中，并进行资源循环与再分配和再生产(张沁洁，2007：192-200)，因而协会是推动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重要力量。自主性是协会发挥功能的必要基础，但中国协会与国外协会的根本差异在于自主性程度(余晖，2002)，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塑造了协会的特点(Bell，1995：25-53)。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协会自主性的概念界定，分析其自主性状态，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协会自主性。通过对组织自主性的概念、测量方法和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并进行实证分析，或许可视为一种提升协会学术研究的努力。

二、组织自主性的概念和相关理论 (一) 概念界定

有关组织自主性的定义并不多见，就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有：(1)强调组织人事的自我任命性(韦伯，[1921]1997：78)；(2)强调组织在管理上较少受到外部相关联组织(尤其是政府)控制的相对独立性(Christensen，1999；Gilardi，2002)；(3)强调组织自身的决策能力(Crittenden，1993；Brock，2003)；(4)强调组织摆脱外部控制的能力和自我决策能力的有机结合(Koen，Peters et al., 2004：101-108)。

本文有关组织自主性的定义主要借鉴V.考恩、彼特斯等(Koen，Peters et al., 2004)的公共组织整体自主性，他们建构了一个综合概念：(1)自主性既作为组织决策的能力水平，又是组织摆脱对决策能力运用的外部控制；(2)自主性既是有关管理决策的能力，又是有关政策决策的能力；(3)自主性还包括结构、财务、法律和干涉性决策能力。同时，参考其他学者定义，笔者认为组织自主性概念还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对象层次，不是指组织成员相对于组织，而是组织自身；(2)程度，不是一种完全的、自由的无政府状态，而是一种相对的、适当的状态；(3)动态性，不是一种静止能力，而是一种发展能力。简而言之，组织自主性是一个包括管理、政策、结构、财务、法律和干涉性等多方面的综合概念，是组织作为整体在处理内部事务和外部关系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避免其他组织从人事、资金和程序对其目标确定、决策制定、执行等进行控制和干涉的能力。

(二) 影响组织自主性因素的相关理论

已有研究主要从群体关系、结构依赖和文化分析角度，对影响组织自主性的因素展开讨论。群体关系关注组织成员与外部群体的关系是否具有同质性，认为组织成员的群体关系同质性高则组织自主性小，反之亦然。结构依赖关注在系统中组织的资源、地位，认为组织与相关联组织因资源、权力和结构位置的不同则自主性不同。文化分析关注组织自身建立合法性文化形式的能力，认为组织目标和认同能够影响结构依赖和群体关系，组织对其自身文化生产的能力越大，则扩大组织自主性能力越强。由于中国现有诸多协会的内部章程和目标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因此，本文不对文化分析的相关理论予以梳理，而是侧重从群体关系、结构依赖这二个视角，整理出群体关系论、资源依赖论和结构自主论三种理论。

1.群体关系理论

群体关系理论研究主要来自齐美尔在《群体关系网络》中分析焦点行动者所连接群体间的竞争形成冲突关系产生自主的观点(转引自Simpson，1955：183-184)，以及普诺文(Provan，1982：443-451)、斯肯纳(Skinner，1987：577-588)和奥利弗(Oliver，1991：943-961)等从组织成员间的关系渗透程度来探讨组织自主性，认为关系链上的组织管理和关系维系的成本以组织自主性的丧失为代价。

群体关系理论认为，决定组织自主性的关键因素是组织成员的外部群体关系是否具有同质性，强调组织边界是否被打破，是否有其他力量渗透到某一既定的群体或组织中，且渗透力量是否占据了组织的各个部位或掌握了组织中的重要部分。当组织成员具有一个强有力的外部群体关系，则意味着组织成员的社会认同无须在组织内部获得承认，这类组织成员就会运用其在组织中的位置去实现所支持的外部关系目标；当群体成员来自同一系统体系时，在成员高同质性外部化时对组织认同的再界定难以形成，导致组织不能形成自身的内聚力，进而使得组织在事务执行和决策过程中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将出现外部群体控制组织的结果而失去自主性；假如组织成员保持了与组织外群体的联系，如果组织重要成员来自特殊群体或占据了最关键位置，就会对组织的自主性产生影响。

2.资源依赖理论

经过费弗尔和萨兰奇克(Pfeffer & Salancik，1978：47-48，94)等学者修正和发展的资源依赖模型认为：一个组织因为资源尤其是关键资源而不得不依赖于其他组织，从而其他组织获得对其控制的权力；关键依赖是通过调整、适应、让步和妥协过程来运作的；除了资源外，组织受到其在面临限制和外部控制时为了自主和行动自由长期奋斗的目标引导。这种理论以组织自主性是组织保持其发展和建构组织间关系的主要动机之一为基本前提，并认为组织因为资源依赖而产生权力；权力是根据依赖程度来界定的，而依赖是由资源流向来确定的；组织的自主性是由资源流向来决定，且受其自身所具有的资源多少的影响。资源依赖论意味着组织自身资源数量影响到组织自主性的程度，组织间因资源供给而形成的权力与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依赖程度呈负相关。当一个组织依赖一个单一的、不确定的关键资源来源时，就会缺乏自主性，其行为将受到限制；如果大量可供选择的来源存在，或者对关键资源有直接控制，组织将增加其自主性。

3.结构自主理论

结构自主论以经济学的供求关系所导致的竞争观点和社会学的群体关系观点为基础，它对一个系统中具有相同地位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居于某一位置的行动者与系统中处于其他位置行动者的关系予以分析。R.S.伯特为了回答以下的问题，即在社会中，一个行动者在系统中位置的关系模式是怎样决定其自主性(不受网络系统中其他行动者的限制，以追求和实现其利益的自我能力)，提出了“结构性自主”(structural autonomy)概念，认为自主性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而行动者在系统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可以从位置、距离和平等这三个核心指标来界定。结构性自主是由于分离位置而形成的相对自主性；提出处于相同位置的行动者能够被视为具有高结构性自主，他们的关系模式有三种特征：(1)相同位置占有者之间有一个高的中心化；(2)与其他地位上的行动者关系是多样化的，以及没有与既有的地位关系脱离；(3)前两个条件作为交互影响同时发生(Burt，1980：892-925)。

(三) 简评

上述理论分别从组织成员与外部群体的非正式关系、组织资源的可替代性和组织与外部群体的结构性关系角度对组织自主性进行分析，但每一种理论都无法充分解释组织自主性受影响的原因。群体关系论对群体边界是否因外群体力量渗透而被打破的分析，虽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有些组织之间不存在正式结构关系，依然会受到其他组织的控制及自主性减少的问题，但无法回答为什么外部群体力量要渗透其中，影响组织自主性的问题。资源依赖理论在阐述组织自身资源的多寡如何影响自主性时，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组织在不存在资源缺失条件时，仍然缺乏自主性的问题。结构性自主论指出了一定系统中特定地位的组织，由于与其他组织之间存在的地位、距离和平等性的不同，组织自主性也就不同，但并不能解释具有相同结构位置(特指结构性的关系模式)的组织，为什么其自主性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为了更好地探讨协会自主性的影响因素，本文试将三种理论结合起来分析。

三、操作化测量和研究假设 (一) 协会自主性的测量

根据组织自主性概念，协会自主性是在国家－社会关系结构下的相对自主，指协会在内部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人事确定、活动规划和执行，以及目标设定等方面，较少受到外部相关联组织(如政府)的干预和控制，而具有一定的自由选择和决策的能力。协会自主性由三部分构成，即形式自主性、认知自主性和事实自主性。形式自主性指中央和地方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对协会的社会地位是否独立、平等，以及组织目标设定、行为活动是否具有适当的自由决策能力等规范性说明；认知自主性指对自主性需求的感知，以及是否在行动上表现出一定的诉求；事实自主性指在人事、财务和活动开展等方面，协会是否有能力做到免受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由于形式自主外在于协会本身，所以本文主要测量事实自主(包括人事、财务和活动自主)和认知自主。

人事自主  指协会领导(会长/秘书长)选任产生是否较少受到相关联的政府部门的任命、推荐与最终批准等干预。领导产生方式分为“政府直接任命”、“政府推荐后经会员大会民主选举决定”、“会员大会民主选举通过后报政府批准同意”和“直接按章程民主选举并自己决定”等4个等级进行测量，依次赋分0、1、2、3，表示人事自主性程度从低到高。

财务自主  指协会财政收入来源较少或不依赖于政府财政体系的供给。采用“协会来自政府财政预算体系的收入(如政府拨款和委托费)占所有财政中的比值”进行测量，并依次分组(按连续变量)为0、0-10%、10-20%、20-30%、30-40%、40-50%、50-60%、60-70%、70-80%、80-90%、90-100%、100%，赋予分值为0、-1、-2、-3、-4、-5、-6、-7、-8、-9、-10、-11，表示来自政府收入比例越大，则财务自主性程度越低。

活动自主  指协会根据组织自身发展及多数企业或整体行业发展需要，在展开组织活动的计划和实施过程中，较少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直接指令或干预。采用“政府直接引导为主，还是主动根据会员需要提供服务为主”进行测量，分别赋分为0、1，表示活动自主性程度从低到高。

认知自主  指协会成员在主观上感受到来自政府控制的程度。采取“感知政府控制程度”指标进行测量，分为“非常强、强、一般、弱和非常弱”，依次赋分0、1、2、3、4，表示主观感受从高到低。

整体自主¹   指协会在人事、财务、活动和认知等四个方面综合而体现出的自主性形态，通过将四个方面所赋予的虚拟分值相加得到总体分值来表示，分值越低则表示自主性越低。

1. “整体自主性”就是后文提及的“协会自主性”。

(二) 影响协会自主性的要素测量

在结合了三种理论、相关研究和实地调查之后，本研究提出两个变量。

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程度  其依据是群体关系论、结构性自主论和影响协会发展不足的三深层理论因素之一，即以公有制为主的微观产权结构假说(余晖，2002)。测量指标有：(1)协会常务理事中现任政府干部、离退休政府干部、在任的国有/国有控股/集体企业负责人的人数共占常务理事数的比例，比例越高则关系越强；(2)关键领导职位者身份来源，即会长所具有的其他身份特征，如在任政府干部、离/退休政府干部、在任的国有/国有控股/集体企业负责人、离退休的公有制企业负责人、研究机构等事业单位管理者、在任的私营等企业负责人，依次赋分为0、-1、-2、-3、-4、-5，表示身份的政府性由强到弱；(3)协会的公有会员企业(国有、国有控股、集体所有)所占比例，比例越高则关系越强；(4)协会所属行业的直接职能政府部门是否存在，分别用1、0表示，存在则结构关系强，反之则弱。

协会组织规模程度  其依据是资源依赖理论和霍林斯沃斯、林顿伯格指出的，竞争性和市场分散化程度高的产业部门行业协会尤为繁荣(参见余晖2002：8)。测量指标是协会常务理事数、会员数量、秘书处日常工作人员数和协会下设专业委员会数。

(三) 研究假设和理论依据

假设1：协会与政府的关系越强，协会自主性越低。

此假设提出的依据是群体关系论和结构自主论。群体关系论从以下四个方面推论：在成员高同质性外部化时，不能形成自身的内聚力，组织在事务的执行和决策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而失去自主性，(1)焦点组织成员是否具有其他组织成员身份；(2)具有其他同一组织身份的成员数量多少；(3)具有外部其他组织身份的成员在焦点组织中的位置；(4)以这些成员对焦点组织的认同程度等来界定焦点组织是否有其他力量渗透，且渗透力量是否占据了各个部位，或掌握了重要组成部分。

结构自主论从以下三方面来衡量在一定社会系统中不同行动者与某一特定组织间的关系(正式与非正式)是否存在结构位置上的差异，结构上不平等地位是否会形成等级系统情景，在等级系统中，处于执行位置者行动是否更自主，(1)位置，即一个行动者在一个行动系统中的关系模式；(2)距离，即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一致性程度；(3)平等，即当行动者被可忽略的距离分开，则可视为在他们的系统中是结构上平等。

群体关系论和结构自主论虽然都着眼于焦点组织的外部关系研究，但群体关系论以组织内部成员为立足点，结构自主论以组织外的结构因素为立足点。焦点组织与外部组织的关系通过组织成员和组织整体得以建构，是成员间的非正式关系和组织间正式关系的结合。具体到行业协会，其内部视角是协会组织机构(专指秘书处和常务理事会)成员，如果协会的会长和常务理事成员大多具有政府身份特征，协会的组织边界因为政府身份背景者的渗透而被打破，则协会容易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丧失自主性。外部视角包括协会与政府、协会会员企业与政府两方面的关系，一是会员企业的公私产权体现了协会与政府间亲疏程度，主体会员是公有类企业的协会与政府是强结构，受到政府的控制较强；二是行业直接职能政府部门存在与否，反映了协会能否自主行使行业的自我管理职能：当部门存在时，虽然协会因获得政府委托而得到行业管理权能，但行业管理、行业规范和行业服务等事务均由政府来规定，政府若直接与企业打交道，协会的发展就受到政府控制。

假设2：协会组织规模越大，协会自主性越大。

此假设提出的理论依据是资源依赖理论。资源依赖理论意味着组织自身资源数量影响到组织自主性的程度，组织间因资源供给而形成的权力与一个组织对另一个组织的依赖程度呈负相关。K.S.库克(Cook，1977：62-82)认为，如果组织不能从可替代性资源供给者中获得关键资源，就会丧失一定的自主性，继续保持对原来的主要资源供给者的依赖。伯伊德(Boyd，1990：419-430)“组织在环境中资源丰富性(munificence)与组织董事会大小(board size)和外部连合数(number of interlocks)呈负相关”假设作了验证结果是：(1)假设组织在环境中资源丰富性与董事会大小呈正相关，与外部连合数呈负相关；(2)组织规模与董事会规模和外部连合数呈正相关；(3)董事会规模与外部连合数呈正相关。

结合这些研究可以推论，组织规模通过对组织资源丰富性和可选择替代性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组织的自主性，因为组织规模在理论上反映了潜在的人力、资金、信息和权威等资源转化为显性资源的能力，其可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较大，可供选择的、具有多元化特性的合作对象范围相对较大，尤其是物资资源的可替代性也越丰富。具体到协会研究，则以常务理事数、秘书处工作人员数和下设专业委员数和会员数测量的协会规模大小，协会规模越大，越会增强协会的自主性，反之亦然。协会自主性的影响要素模型见图 1。

四、实证研究 (一) 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

研究对象从1978年后至2006年5月间在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登记成立的158家省级协会中选取。通过整体调查方式，最终获得100个有效样本，比例达到63.3% ¹，并对其中12家协会进行深入访谈。确定具体调查对象的依据是：个人在协会中的职位和对协会整体情况的熟知度。协会会长或秘书长是首选调查对象，若无法约见，则访问专职的副秘书长；当确认值班者是协会唯一工作人员时，该人员为调查对象(见表 1)。

1.其他没有被纳入的58家行业协会，主要是小-私型和小-公型的行业协会。造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有下列：一是担心所谓秘密外泄而拒绝调查；二是找到地址，因与企业类或相关政府机构合署办公而无法进入具体的办公点而失败(8家，占5.06%)；三是认为没有义务接受个人行为的访谈，如果有政府介绍信就另当别论；四是去的时候碰巧没有人在上班；五是所掌握的联系地址不准确，联系电话也无人接听；六是因办公地点搬迁，无法获得新地址和联系电话。

问卷直接测量了协会成立年数、协会会员企业的构成比例、协会专业委员会数量、秘书处工作人员总数和构成数、协会会员数和所占行业企业比例、常务理事总数和构成数、过去一年协会财务经费构成比例等，其他的测量采取定序层次测量并赋予相应分值。对收集到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

(二) 样本基本情况

1.协会自主性：整体上偏低和类型间存在差异

研究显示：(1)广东省级协会的人事自主整体偏低，会长选任多离不开政府的介入，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预，其中政府直接任命、推荐的占54%；(2)财务相对较少依赖政府，整体来看，虽然平均每一家协会都有11%的财务经费来自政府，但实际上有56%的协会完全没有来自政府的经费，只有6%的协会财政收入来自政府经费比例超过50%(其中有一家协会完全依赖政府经费)；(3)活动一般除了从事信息服务和交流等外，还接受政府委托授权的事项，整体上以政府引导为主的多；(4)认知上虽然超过62%的协会感觉到不自主，但是希望政府支持和职能下放的占多数，将自主性作为组织发展诉求的协会只有10%。总之，广东省级协会虽然财务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是在人事、活动和认知自主上都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调查发现，有些协会的自主性相对较高。表 3显示了协会之间存在自主性的差异，表现为下列四个方面。¹ (1)人事自主性方面，公-大协会受到政府控制最强；私-小协会最弱，且只有该类协会民主产生领导；其他类协会比例为零。(2)活动自主性方面，公-大协会绝大多数以政府引导为主；其次是公-小协会；而私-小和私-大协会活动在政府引导与自主服务之间比例分布相差不太大。(3)财务自主性方面，公-大协会和私-大协会超过半数是以自身有偿服务费为主；公-小协会财务以政府供给为主的比例将近两成，是最多的，而私-大型协会则最少；私-小协会依赖企业会费与捐款的比例最大。(4)认知自主性方面，私-小协会希望得到政府支持的比例最多，高达七成；其次是私-大协会，公-小协会虽然最低但比例也有五成；私-大协会和公-小协会将自主性作为协会发展诉求的比例相同，近两成；公-大协会最低不到一成。整体来看，类型化后的四类协会在人事、财务、活动和认知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自主性程度依次由私-大协会、私-小协会、公-大协会和公-小协会从高到低。

1.依照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有关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94)中的大、中、小门类决定。当一个门类能够细分为3个以上子门类时，则为大行业类；当只能细分为三个及以下的子门类或本身不能细分的，则可以认定为小行业类。

2.协会组织规模参差不齐

(1) 会员数量。会员(主要是团体会员)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协会受到同行业企业的支持力度，调查协会平均有会员256.76名，400名以上的有14%，且多数属于生活消费产品行业或商业。小行业协会的会员数量平均值为198.35名，大行业协会为324.45名。以公有制为主同时属于小行业的会员数量平均值最少，为133名，以私有制为主同时属于大行业的会员数量平均值最大，为441.59名。(2)秘书处工作人员规模一方面体现了协会组织化建设的程度，另一方面反映了协会的业务活动开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供给。虽然整体上平均有5.84人，但其中32%协会的专职工作人员在3人以下，甚至有1家协会的办公场所与工作人员全是由相关职能部门公务员兼职，无专职工作人员；26%的协会有7人及以上专职工作人员，主要属于日用消费品或者公共建设行业类别。(3)有无专业分会以及多少，表明协会是否有能力为企业提供专业性、针对性的服务，而且调查对象认为专业分会的设立与协会能力以及活动内容的丰富程度有关。从整体来看，平均每个协会有2.06个专业分会，但实际上49%的行业协会没有分会，大行业设立3个以上专业分会的比例比小行业大，且设置有10个以上专业分会的协会所属行业都是大行业。(4)常务理事会是代表会员代表大会行使日常决策的权力机构，一般由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常务理事等构成。整体上，每个协会平均有常务理事31.18人，但7%的协会常务理事数在10人及以下，63%的协会常务理事会成员在31人以下，有14%的协会常务理事数多达50人以上。从行业大小看，没有显示大行业有较大规模常务理事成员的倾向。

3.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程度不尽相同

(1) 协会会长是协会组织的核心关键领导位置究竟是具有何种身份的人担任此职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协会与外部组织的关系。调查发现，84%的协会会长，87%的协会秘书长或多或少与国家力量有关，而且会长与秘书长都与政府力量有关的共计41%。(2)常务理事会中在任政府干部、离退休政府干部和公有类企业负责人所占比例大小暗示了协会与政府的非正式关系强度。整体上，平均每个协会常务理事会有48%的成员身份与政府有关。其中55%的协会的常务理事会成员中，政府身份参与者低于48%(包括4%的协会的常务理事完全没有政府成员)；37%的协会的常务理事会成员中，政府身份参与者高于62%(包括11%的协会完全是政府身份者构成常务理事会)。(3)会员的公私产权结构特征体现了协会与政府间的结构关系强度。平均每个协会有39%的公有类会员企业，其中52%的协会会员中公有类企业少于20%(包括7%的协会完全没有公有类会员企业)，11%的协会会员中有26%-50%的公有类企业，23%的协会会员中公有类企业多于70%(包括12%的协会完全是公有类会员企业)。(4)行业职能政府部门存在与否直接代表了协会的行业监督单位或主管单位。63%的协会行业有职能政府部门存在。从会员企业公私产权性来看，公有类企业为主的协会中，80%的有职能政府部门存在，比私有类企业为主的高出28%，且在进行卡方检验时的P值为0.004，表明二者具有显著连带关系。但在行业大小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三) 假设验证

1.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主要是检测测量指标是否能够较好地反映两个自变量。分析发现所提供的KMO样本测度法和Bartlett球体检验显示样本KMO值为0.655，接近0.7；Bartlett球体检验的χ²值在自由度为28时的显著度为0.000，小于0.001，这说明可以对样本的自变量测量指标作因子分析。根据因子载荷矩阵表，2个因子对原始变量的解释能力达到56%，而且2个因子载荷系数呈现集中倾向，对测量指标综合反映两个自变量的效果比较理想。因此，用“规模因子”表示公因子1，“与政府关系因子”表示公因子2，并代替原有8个指标，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见表 4)。

2.相关分析

表 5和表 6分别显示了没有控制和控制“行业范畴大小” ¹后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1.会员总数是市场显资源，行业大小是市场潜资源。

(1) 协会与政府关系因子对协会整体自主、具体人事、财务和认知自主性都有显著负相关作用，对协会活动自主性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协会与政府关系越强，协会整体自主性越低；协会的会长或秘书长的产生方式由政府直接任命或推荐候选人可能性越大，协会人事受政府控制就越强，其自主性程度就越低；协会财务中来自政府拨款或委托费的比例越大，就越依赖政府财政体系，进而自主性程度就越低；协会感觉自身受到政府控制越强，自认为协会自主性程度就越低。由此，可以初步认为假设1得到验证。

(2) 协会组织规模因子对协会整体自主性的作用无论是否控制“行业范畴大小”变量都不显著。这反映了目前中国行业协会相对自主性程度的高低，较少受到协会组织自身的规模大小影响，也就是说协会组织规模大小暂时没体现出协会摆脱外部控制和自我决策能力的作用。因此，假设2未得到验证。

(3) 协会的人事自主性即协会关键职位产生的民主性与财务自主性、认知自主性呈显著正相关。协会财务依赖于政府的比例越少，财务越具有自主性；协会认为自身受到政府控制越弱，自认为协会的自主性程度越高。表 6控制了“行业范畴大小”变量，原本有显著相关关系的变量作用依然显著，但是相关系数降低。协会认知自主与活动自主之间相关系数增大，而且变得显著，呈现正相关倾向，暗示了当区别看待行业协会所属行业范畴大小时，协会活动越是以政府为引导，协会越能感知到政府的强控制。

3.多元回归分析

由于行业协会整体自主性由人事、财务、活动和认知自主性构成，而本研究测量这四个方面时都赋予分值，因此，将四个方面的分值相加得到行业协会整体自主性的分值。尽管这一分值是虚拟数字变量，仍然可以在有多个自变量影响该变量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见表 7)。因为在相关分析中(表 5和表 6)，协会组织规模变量作用不显著，因此采取整体纳入法将行业协会组织规模程度、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程度两个因子作为自变量入选多元回归模型。结果发现：(1)回归方程模型只解释了总体的15.8%，通过了显著检验；(2)协会组织规模因子回归系数为负数且不显著，这再次证明假设2不成立；协会与政府的关系强度因子回归系数在模型中很显著且为负数。数据结果再次表明行业协会整体自主性程度主要受到与政府关系程度的影响，协会与政府关系越强则整体自主性越低，假设1成立。

五、结语 (一) 结论

本研究梳理出对组织自主性具有影响的三种理论，即群体关系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结构性自主论，并将三者运用于行业协会的实证研究中。结果发现，协会与政府关系强度是影响协会自主性的重要因素，协会与政府关系越强，则人事、财务和认知自主性越低；在协会自主性中，人事自主即协会会长秘书长关键职位领导的产生方式是最重要的，协会越具有人事自主性，则财务自主和认知自主也就越高；协会组织规模与自主性程度无关。

协会与政府的关系越强，协会整体自主性越低的假设得到证实，这一发现既呈现出目前中国的社会空间受到国家力量干预的现状，又说明关系的形式、紧密程度会带来不同的价值，支持了杰克布斯(2004)所认为的关系越亲密便越可能形成并维持其政治联盟的观点。也就是说，协会与政府关系越强，二者之间形成政治联盟的可能越强。

协会组织规模越大，协会自主性越强的假设没有得到验证。这或许是因为目前多数行业协会的组织规模还不大。从会员数、秘书处工作人员数、下设专业委员会数和常务理事数来看，协会组织规模都存在与行业范畴大小不太相符的现状。中国协会的发展关键也许还在于依靠外部力量，如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会员企业的内部支持相对较弱，协会自身能力的发展尚待提高。

此外，本文只提出2个影响变量(8个具体测量指标中有些还需要进一步斟酌)，因变量本身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所构成的人事、财务、认知和活动四个方面自主性的测量较难进行定距测量，在测量过程中只采用了定序测量并转化为虚拟数字变量，在此基础获得整体自主性分值。因此，最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导致变量解释力度不高，是否还存在其他更有效的影响因素，结果的真实性能否运用到不同层次和地区的行业协会，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二) 理论探讨

1.群体关系论与群体认同

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程度与协会自主性呈显著负相关的结论，验证了群体关系论的观点，即某一焦点组织因为群体边界被打破，渗透到组织群体中的强度会影响到焦点群体的自主性；认为外部群体力量深入焦点群体的强度越大，或焦点群体成员与外部群体的关系呈现高同质性，则群体的自主性就会偏低。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程度由非正式关系程度和正式结构关系程度两个纬度构成，其中会长的身份来源、常务理事中在任/离任政府干部和公有类企业负责人所在百分比两个指标表示非正式关系，两个指标与协会整体自主性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49和-0.352(控制行业大小后为-0.222和-0.360)且通过显著检验，进一步进行回归分析时依然是显著负相关但相关系数偏低。这说明某些协会与政府的非正式关系强度并不会影响其自主性，外部力量的渗透对组织自主性的影响是一种混合状态。

为什么焦点组织与外部相关联组织间的非正式关系程度对组织自主性的影响会不同呢？群体关系自主论认为，由于多群体关系存在，会导致群体成员在确定群体认同时产生冲突，这就说明“群体认同”和成员与既有群体关系的“分离”有一定的相关性。例如，A是B行业协会的会长，他因为现在或曾经于政府任职，从而与政府有很好的关系，但这是一种职业结构上的关系；当A离开政府部门，到B行业协会任职时，他作为个体与原有的政府关系已变成一种非正式的群体关系。如果A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府干部，而不是协会的会长时，表明A还没有在“群体认同”上出现分离，A则会认为政府对协会的控制是一种理所当然，协会在活动、资金和认知方面会更多地表现出对政府的强依赖；如果A认为自己现在已经不是政府官员之一，而是协会会长时，则会更多地利用其既有的政府关系，以促进协会更好地发展。

简言之，群体关系论对组织自主性的影响，需在考虑成员在保持外部群体关系的同时，考虑其与外部群体在群体认同上是否出现分离。如果没有分离，则会降低群体的自主性；如果出现分离且又保持既有关系，则会利用外部群体的关系，为焦点群体带来关系性社会资源。

2.结构自主论与组织自主性

协会与政府关系程度和协会自主性具有显著负相关的结论，暗含了协会与政府如存在较强的结构关系，协会整体自主性就偏低，这回应了结构自主论的主张，即处于一个社会系统中的行动者由于位置的不同，其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和掌握的资源与权力也就不同，从而相对于其他行动者的自主性程度也就不同。本研究以“行业职能部门存在与否”和“公有会员企业所占百分比”来测量协会与政府的结构关系。其中“公有会员企业所占百分比”在没有控制和控制行业大小时，与协会整体自主性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20(P= 0.031)和-0.174(P= 0.097)，“行业职能部门存在与否”作用不显著。但其与“公有会员企业所占百分比”之间在控制行业大小后，二者由不显著相关变为显著相关，系数为0.214(P=0.04)。

协会所属行业大小是产业自身分化的结果，当控制相同系统化规模环境时，协会与政府之间的行政结构隶属关系和代表行业同政府之间的政治经济结构关系，构筑了协会在系统规模中的位置和协会与政府间的距离。在结构自主论中，虽然R.S.伯特指出了“一定社会系统中”的前提，但并未指出具体区分特征，即未界定社会系统的识别标准。因此，结构自主论需要明确社会系统的“规模”，才能增强其对组织自主性影响解释力。

3.资源依赖理论与组织规模及其自主性

协会组织规模程度与协会整体自主性并不存在显著正相关，且4个测量指标：“会员数”、“秘书处工作人员数”、“下设专业委员会数”和“常务理事数”，与“财务中政府来源百分比”间均无显著正相关，这与资源依赖理论有些矛盾。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如果大量的可供选择的资源存在，或者对关键资源有直接控制，则组织将增加其自主性。协会组织规模大小预示将潜在资源转化为显性资源的动员能力，但并不必然表示具有相同组织规模的协会具有相同的潜在资源。

当将“行业大小”与“协会财务中政府来源百分比”进行回归分析时，回归系数为7.478且通过T检验，说明所属行业大的行业协会，财务较少依赖政府，其市场资源的可选择性空间大。行业大小不同，表明行业的产业分化和发展繁荣程度不同，同时受到政府重视的程度也会不同，因为其与国家财政来源和经济基础密切相关，会促使政府提供更多有利于大行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行业大小指标在一定程度解释了为什么有的行业协会潜在资源多的问题。资源依赖理论除了告诉我们资源的重要性之外，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组织资源(权力、资金和信息)会比其他组织要多的事实。因此要发挥其解释力需要将组织自身规模和组织所属系统规模相结合，寻求二者之间的匹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