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我们有意识地区分过去与现在，传统就被放入与现代对立的二元结构中。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些传统消失，另一些传统被发明创造出来，对于发明创造的方式，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看法。

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T.兰格(2004：338-339)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指出，当社会迅速转型导致传统无法与社会模式相适应时，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书中包含了六例个案研究，无论是威尔士的民族服饰、苏格兰的典籍再造、英国皇家仪式变迁、英属印度庆典仪式变迁、英属非洲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是英法德民族节日和大众文化变迁，这些材料都显示，传统的发明包括了官方和非官方的实践，既有国家等政治团体的实践，又有社会大众非正式团体实施的创造活动。虽然存在正式与非正式、官方与非官方、政治与社会不同形式的传统发明活动，但国家才是将这一系列活动结合起来的关键。新国家的产生、新制度的确立、新的统治集团掌权都需要在国家范围内自上而下重新确立政治合法性，那么发明创造传统以获得历史连续性和合法性就成为必须实施的活动。

萨林斯(2000：109-141)看到了在全球背景中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还涉及西方与非西方的竞争。以爱斯基摩人改变传统文化的方式为例，他指出土著社会直面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们不是为了西方而存在的，如果全球都不得不面对现代化，那么土著的自主性必须受到重视。萨林斯提出“现代性的本土化”的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复兴或创新是在土著文化自主性的名义下对全球同质化作出的回应。也就是说，改造传统文化的方式受到外界(西方世界或者全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本土社会自身的反应。

格尔茨(1999)在《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和《现代巴厘人的“内部转换”》两篇文章中讨论了宗教传统的改造方式问题。前者以爪哇农村的一次葬礼为例，指出在国家—社会层面的复杂意识形态背景下，城市精英利用宗教信仰的差异实现与农民的联盟，农民分化为意识形态不同的群体，使宗教活动获得了神圣与世俗、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意义并相互干扰(同上：200-201)。后者发现巴厘社会中的年轻知识分子、贵族和僧侣在社会的转变中形成了一种“三角同盟的再生潜力”，成为实现巴厘人宗教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同上：227)。这种再生力量出现于社会精英阶层，虽然它有三种不同群体的力量来源，但是只要这种潜力与有着浓厚基础的文化结构相遇必将带来一些新的东西。

霍布斯鲍姆、T.兰格在传统的发明创造实践活动中强调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力，萨林斯让我们看到本土文化的自主性，也就是民众的力量，格尔茨则梳理出精英与民众的互动关系，并突出社会精英的作用。他们都是出于具体的研究目的而凸显单一因素的作用。本文试图在一个实例中以综合的视角吸收上述学者的观点，厘清创造传统的实践¹中存在的几个分层式因素²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1. “实践”这个概念在本文中使用频率很高，笔者主要综合了马克思(1995)和布迪厄(2003；2007)关于实践的各种观点。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属于人类的活动，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无论是技术性的还是象征性的，都被纳入实践概念的范畴。

2.本文吸收前人观点，综合提出分层式的要素分析，希望能更加深入研究问题并兼顾整体观的视角。这一想法是在与朱炳祥教授的不断互动中产生的。

自2005年起，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的苦聪人³迎来了新一轮大规模扶贫工程。国家全力投入，镇沅县也积极争取资源支持，苦聪人当中的精英也深知国家的资源有限，必须尽力争取，因此苦聪人的传统(包括生产、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这个传统一般被外界看成是贫穷的、落后的、愚昧的，与现代化绝对对立的)就成为这场改造运动的主要对象。国家、地方、精英等力量的作用使得苦聪人的一些传统被完全改变，而另一些新的传统被确立。⁴

3.由于某些历史原因，苦聪人没有被单独确立为一类少数民族，1987年通过民族识别，苦聪人被归属为拉祜族。

4.笔者于2008年7月中旬到镇沅县进行苦聪人基本生活状况的田野调查。2009年12月底至2010年1月初再次到镇沅县补充苦聪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调查得到了镇沅县政协和民族宗教事务局相关领导的支持与帮助。文中所有政府相关文件材料都来自镇沅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复印资料，其他材料属于访谈录音资料和田野笔记。根据研究惯例，材料中所有人名都做了技术性处理。

笔者进一步关注的焦点是处于“苦聪人传统”这个场域(field)¹中的四个主要因素在全面建设苦聪人新生活过程中的互动关系。这四个主要因素分别是：国家、地方政府、地方精英和地方民众。国家主要涉及中央政府和国家民委等相关职能部门，地方政府主要是指镇沅县级机关单位，地方精英包括地方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一般有村委会成员，宗教、文化、经济精英，而且他们互相之间可能有所交叉)，地方民众就是村落里普通的苦聪人。这四个因素之间是一种层级关系，环环相扣，在“传统”这个场域中互相角力与竞争。面对各方力量的作用，传统将被如何改造，再造的结果又是什么，这些不是某一个因素可以决定的。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将发现四个分层因素之间的复杂张力关系。

1.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笔者将苦聪人的传统看做是一个处于具体时空中的场域。整个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场域，传统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场域而存在，是因为在这场改造运动中，传统处于各种力量的竞争和制衡中，涉及多种社会组织和行动者；传统内部也存在着复杂的力量与关系，它们在这个场域相遇，发生冲突或逐渐磨合，外部和内部共同形成一定的张力关系，使苦聪人的传统向着某个方向运动。笔者尝试着厘清这些力量与关系，并且对于场域中的组织与行动者给予高度重视。

二、改造传统——国家的现代化实践

根据吉登斯(1998)对国家形态的研究，在现代民族—国家时期，国家的重要基础就是配置性资源(物质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行政力量资源)的增长；同时由于新的信息储存传播技术的出现和权威对个人的直接监控，国家更容易渗透到社会中。虽然他的模式是从西方主要国家的社会变迁历程中提炼出来的，但对于考察中国的国家—社会的变迁仍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无论把中国的现代化发端定在清末民初还是1949年，现代国家的成长都经历了各种资源支配能力和行政支配能力不断增强的过程。那场彻底的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运动是新中国国家政治力量渗透基层社会的良好基础，结合后来信息技术与交通等条件的飞速发展，国家政治力量渗透基层社会的速度和力度不断加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支柱就是这种政治力量，它可以将社会的各个方面拉入“大步迈向现代化”的轨道。

2005年11月新华社记者在内参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云南镇沅苦聪人依然贫困》的文章，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批示：“要贯彻对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使苦聪人早日摆脱贫困”。少数民族和贫困农村的双标签向来都能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因为解决少数民族和农村贫困问题是当初革命运动对人民的承诺，现在国家繁荣富强了，这份承诺必须兑现。这也是进一步巩固国家政权统治合法性的必要过程。国务院总理亲自批示，同时送国家民委、扶贫办、云南省政府阅。国家三部委(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马上组成联合调查组到苦聪山寨进行调研。中央权力机构的代表已经下到基层，严密的国家行政机构等级制度要求各级政府也要做出积极回应，参与实地调查及政策制定。最后，《哀牢山中部镇沅苦聪人扶贫开发规划(2006-2010年)》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云南省各级政府共同研究和编制出台。这一系列迅速的政治行动在一个月之内就完成了，国家政治力量显示了其向下运动的速度与力度。从国务院总理到县委县政府，统一行动体现了现代国家行政机构的高度一致性和等级性，各级领导、官员、机构形成改造传统的领导组织，也成为政令畅通无阻的重要保证。

国家利用经济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的资源(人力、物力、财力等)来组织和贯彻《扶贫开发规划》。“十一五”国家计划投资2亿多资金用于苦聪人全面建设。2006年预计投入的项目和资金包括了中央财政扶贫资金1 000-1 500万元，国家民委补助100万元，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县等各级政府扶贫资金3 000多万元，¹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330万元，上海宝钢集团帮扶资金250万元，上海市协作办对修建学校校舍、产业化扶贫等进行专项扶持，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单位组织志愿者对苦聪人进行农业生产技术的专项培训，等等。可见，为了改造苦聪人的传统，国家调动了行政机构的多个职能部门和多个层级单位，投入了巨额的资金，还组织成功企业及专业人才参与。全国各地的各种资源都被国家整合到“改造苦聪人传统”这个场域中。从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这一少数民族扶持工作的具体情况来看，我们可以从吉登斯的理论推论出也许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才是一般国家现代化实践的关键因素。结合霍布斯鲍姆等人的研究，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传统的改造”还是“传统的发明”，国家的实践不仅包括工具理性层面，也包括了象征性层面；不仅改变传统的物质基础，也创造新的象征符号和价值理念。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一次全面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1.从镇沅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得到的复印材料显示这个数据多处稍有偏差，故使用一个约数，以示谨慎。

表面上似乎是新华社记者的一篇文章将深山里的苦聪村寨引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轨道，但其实国家对于苦聪人的改造一直可以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据镇沅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ZSR¹回忆：

1.人名经过技术处理。下同。

苦聪人是60年代初解放的。当时他们在哀牢山保护区里，主要以狩猎为主，而且生产劳作主要是刀耕火种，所以呢，60年代把他们从保护区里面，深山里面迁移定居下来，……后来推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制，集体劳作以后呢，他们的生活有所发展，为什么呢？统一由生产队指挥、劳作，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自己的房子，生活有所改善。但是到了80年代初，又打破了集体所有制，又把土地承包给个人，最后呢，他们由于土地比较少，我们的调查是人均就1亩地，人均就是半亩曲田。(ZY200807222)²

2.录音材料按地点日期进行编码处理。下同。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哀牢山区是社会经济发展非常滞后的地方，苦聪人是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同胞，那些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传统就成为国家现代化的对立物，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国家需要动用强大的政治力量才能使苦聪人跟上现代化建设步伐，并且努力使他们与这种进程同步。以土地制度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推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到80年代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苦聪人没有错过任何一个阶段的改造。而且，随着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这种改造的范围和力度也不断加强。这个“十一五”规划就全面涵盖了从居住地址、房屋到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再到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等所有方面。国家运用其强大的行政和财政力量对苦聪人千百年来缓慢变化着的传统生活进行迅速彻底的大规模改造。这股力量是强制性、单向性的，不管苦聪人是否愿意、能否适应，这种改造一旦开始是不会停止的。按照ZSR的说法，苦聪人是“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民族，它一步跨越了几千年，他的生活生产，他的素质，根本跟不上”(ZY20080722)。由于国家的介入，苦聪人传统的生活突然被打乱。当大量的苦聪人从哀牢山自然保护区迁移出来，刀耕火种变成了平坝河谷的农耕生产方式，苦聪人需要学习新的农业耕作技术，以前满山遍野的放养牲畜，现在必须学会在农舍圈养。从这一点来看，国家在改造苦聪人传统生活方式时，苦聪人传统与实际生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¹苦聪人的生活好像要从头开始。新的社会生活模式总是与旧的传统相抵触，这时候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就意味着新传统的确立。从国家意志来说，新的生活必须是以完全抛弃旧式生活为前提的，现代化就是要摆脱贫困、去除愚昧，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国家投入大量物力财力，努力想给苦聪人带来更优越、更进步的生活。打破旧的事物很容易，而新的生活方式却无法在顷刻间形成，苦聪人在大步向前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还要面对暂时困窘的生活。虽然当代中国社会与霍布斯鲍姆(2004)笔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大相径庭，但是对于有国家的社会来说，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国家对于民众生活的干预是决定性的，尤其是在其确定了统治权和合法性之后，维持这种统治合法性就是它的日常事务。将苦聪人带入社会主义新阶段，实现小康社会和共同富裕就是国家在苦聪人中维护和保持自身统治合法性的有力措施，同时希望实现苦聪人对国家价值理念的认同和维系社会的稳定发展。但是改造苦聪人的传统生活和文化与确立英国皇室庆典仪式或者规定国旗国歌不同，单方面的强力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国家在改造苦聪人传统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最高决策者和组织者，如果各种方针政策必须考虑苦聪人的接受能力和回应，那就需要通过地方政府和可以代表民众的地方精英来实现这种沟通。仅考虑政治指令的上传下达，处于行政等级下位的地方政府就必须进入研究视野。我们已经看到暂时断裂的传统很难使苦聪人继续那种带着过去惯性的生活。苦聪人如何继续生存发展，他们的生活传统如何保持连续性，我们将在等级序列中发现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的作用。

1.关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格尔茨有很多种说法，他强调最多的就是：不能将文化看作是社会的简单镜像，文化与社会虽然不会断裂，但可能会产生冲突，它们在变迁过程中会出现不一致(1999：175-177，203-204)。因此从这一点出发，如果将传统看作是代表意义、象征等的文化体系，将人的生活看作是社会互动模式，那么其间发生的冲突与不适应就得到了解释。

三、博弈传统——地方政府的资本实践

所有政策措施的上传下达都是有一定程序的，从现代国家的形态来看，这种等级性是一个明显特征。国家的政策、法规、改造方针等要从政治权力中心传达到苦聪人，其间重要一环便是地方政府，这包括镇沅县政府和所属各职能单位。在这个层级的改造传统的实践中，镇沅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处在一个关键位置。之所以没有突出云南省政府和普洱市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它们在场域里与苦聪人的距离(地理距离、行政距离、文化距离等)比较远，在改造苦聪人传统的实践中它们更多地被国家中央行政力量整合，其自身的地方性力量较为弱化。镇沅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管理全县境内所有民族事务，中央想要了解苦聪人的情况，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汇报者，所有自上而下的实地调研都有县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工作人员陪同。在中国历来是“王权止于县政”(虽然各个历史时期有所变化)，在吉登斯的民族—国家模型里地方政府也只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尝试细化地方政府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角色与作用。它既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具体的时空里成为一个独立实体，在谋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对国家—地方的统一性、一致性产生离心力，形成某种紧张关系。顺着这一线索继续探讨有利于我们发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动力机制。

镇沅县全称为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贫困问题主要来自少数民族人口。这些情况决定了镇沅县作为地方政府拥有自身的特殊性。镇沅县城很整洁，都是国家援建的；设备很齐全，都是其他省市、企业捐助的；教室很整齐，但学生季节性辍学很严重……对于镇沅的现状ZSR讲得很直接：

我们镇沅本身就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们县的财力、物力根本解决不了苦聪人的问题。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2007年的财政收入是4 000万，我们全县要支出3个亿，那么我们收起的地方财政收入连教师工资都发不了。今天我坐的那个车都是省民委的，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全部是省民委、市民委的，国家民委给了10万，他们给的。……我们镇沅本身就是靠国家吃饭，如果共产党不管我们，各级政府不管我们，……我们收起来的4 000万人民币维持三个月就不行了，一个季度啊，就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县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贫困面之大可想而知。你们仅仅见到县城这儿，这是新搬迁的县城，所以县城看了很繁荣，其实不是的，……都是比较困难，包括我们的工资，全部是省上、国家给的，我们无能为力。(ZY20080718)

对于困难的镇沅县，省市各级政府动辄就是几十上百万的财政支持，国家各部委等也是提供上千万的财政拨款。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在“共同进步、共同富裕”的理念指导下，采取了统一步调，因此镇沅县的贫困也可以成为一种资本，将其作为与其他地区竞争中的砝码以交换到更多的利益。再加上少数民族自治县的身份，镇沅在争取国家和上级政府支持方面又多了一个砝码。总之，镇沅各少数民族贫穷、落后的状况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象征性资本，在地方与国家的博弈中，被地方政府用作交换其他政治、经济资本的对象。此时的传统要成为资本是有具体情境的，并非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传统都能交换到其他资本。当这种传统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国家要通过此举推动现代化建设，地方政府要通过它发展自己，这时传统就有了作为象征性资本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国家与地方共同赋予的，任何一方缺失，这场博弈都会被搁浅，各种资源的交换与分配也会受到阻碍。只有国家与地方达成某种默契，整个社会的功能性运转才能正常进行。换言之，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地方之间有竞争关系，地方与国家之间也有博弈关系，因为只有地方发展了，国家才能发展，地方与国家之间又存在一种共谋关系¹。

1.崔应令在《观念与制度的共谋——女性社会地位与作用失衡现象思考》(2009)一文中强调一种“共谋”关系。笔者曾多次向其请教“共谋”在观念与制度之间是一种怎样的互动方式。崔应令表示她所指的共谋主要是观念与制度之间相互纠缠、相互加强或相互消解，最后在某个结果中无法分出彼此的一种关系。笔者使用“共谋”是想解释在传统的场域中，不同层次的因素所处的地位有高有低，具备的力量有强有弱，在不断的较量与斗争中找到一个相互都接受的目标作为合作的基础。

在地方政府这个层次，如果把改造苦聪人传统看做是一场博弈，那么博弈的对象正是苦聪人的传统，参与博弈的双方就是镇沅县政府和中央政府。国家的财力物力是有限的，镇沅县一定要拿出充足的材料证明国家扶持镇沅是必要而且必须的。国家要改造传统是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镇沅县对待苦聪人的传统却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突出苦聪人传统的落后、愚昧之处，以回应国家的现代化建设；²另一方面，要保留苦聪人传统的独特之处，将其变为能够交换的象征性资本。¹这两个方面的区分只是一种分类形式，在实践中，它们往往互相融合，难以区分。如何两面兼顾，镇沅县深谙其中之道。据2004年的数据统计，镇沅县一共有21个少数民族，其中苦聪人15 26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44%。这一万多苦聪人是贫困人口中最贫困的一部分。镇沅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一直将调查苦聪人的情况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国家对苦聪人情况的掌握主要也是依靠县民族宗教事务局。1998年ZSR调入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后，他组织人员花了三年时间摸清苦聪人的基本情况，整理了详细的调查报告。

2.在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目标上，地方政府和国家是一致的，但是地方政府的相对独立性要求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强自己相对于其他地方政府的竞争力，重视小利益，暂缓国家利益。这就产生了一些离心力。

1.如果国家也有意保留苦聪人的特色，出发点是保持文化的多元性；而地方政府的目的更多地是把苦聪人的传统特色当做一种用以博弈的资本。

我到民委工作以后呢，我从实际调查来看，我对这件事情的调查做了好几年，基本上摸清了咱们苦聪人的基本情况。我们就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题目叫“苦聪人的发展很令人担忧”，……所以呢，我们采集了许多的图片资料，这在调查报告里面有，我们也有图片，对调查报告的形成，我们经历了三年。(ZY20080722)

……我们花了两三年的时间调研，原来的相片多好啊，被国家民委拿去了。(ZY20080718)

一旦摸清苦聪人的极度贫困问题，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有职责向上级领导汇报情况，地方上的行政人员也认为国家是不会对边疆少数民族同胞置之不理的。2005年他们终于遇到下乡采风的新华社记者。

我在调查当中发现(苦聪人)这样贫穷，我就很担心。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政府正确引导和中央、省市的大力帮助下，我们少数民族会走出困境。所以呢，我就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向省、市民委反映，特别是2005年新华社的记者到了我们镇沅，又和我们去调查，我们就提供了原来我们已经调查了几年的翔实的资料，最后新华社记者发表了一篇，就是在那个《国内动态清样》，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苦聪人依然贫困》。(ZY20080722)

笔者在镇沅一共收集了7份关于苦聪人情况的汇报材料，这些材料从各个方面细数苦聪人的落后与贫穷，成为向国家争取资金扶持的重要依据。国家主要是提供资源，进行政策指导，具体怎么操作需要地方上自己探索，这就给地方政府留下了足够的自主空间：

国家民委、省民委、市民委，要求我们做四个苦聪山寨的少数民族民族团结的示范，……我们按照国家民委、省民委的指示，要在我们特困族群，……实际我们苦聪人准确的定义是特困族群，……这个扶持呢要求我们探索出一条发展我们少数民族的路子。……我们对四个苦聪寨子做了比较翔实的调查，形成了苦聪人项目的实施方案，方案上报省民委批准实施，……省民委的领导亲自到镇沅实地查看，来论证这个方案可行不可行。最后呢，省民委按照我们上报的情况，做了关于项目下达批示的实施方案，我们民族团结示范呢，就按照已经批示的方案一步一步实施。(ZY20080722)

因此在实践活动中，镇沅县将苦聪人的传统作为与其他地区竞争、与国家博弈的重要砝码，将以贫困落后、少数民族为主要特点的象征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以期实现地方和国家的双赢状态，也就是实现地方社会快步迈向小康，而国家维护其统治合法性和发展连续性的双重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霍布斯鲍姆、萨林斯和格尔茨的研究中没有明确涉及地方政府的角色和作用，并不是说他们的研究不存在地方政府这个实体，只是他们没有在“有国家的社会”中详细区分权力自上而下运作所涉及的各个等级单位的不同地位。根据具体的研究目的，他们分别强调了国家—社会关系中的国家、本土(大众)和精英的角色和作用。但是，当一场自上而下“再造传统”的实践活动发生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有国家社会，并且历史上长期处于集权统治状态下——地方政府(例如县一级的行政单位)一方面作为“王权”的代表，一方面作为民众的“青天”，其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需要谨慎地加以辨别。

虽然镇沅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一直坚持调研，国家也派调查组下乡，但是他们不可能和每个苦聪人都有所接触。如何制定具体的改造措施，如何突出苦聪人的独特性，把苦聪人传统当中的象征性资本塑造出来，还需要另一部分人的力量，他们就是苦聪人当中的地方精英。他们是沟通相对孤立的苦聪人与外界的重要中介。

四、精制传统——地方精英的声望实践

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国家与基层大众之间中介是士绅阶层(费孝通，2007；张仲礼，1991)，现代国家的建立已经将这个集团击碎，但是新的国家权力最多延伸至乡镇一级，国家和村落社会仍然需要一个群体来充当沟通中介。在现代国家的村庄形态中，村委会成员、宗教、文化、经济代表等可以成为这种中介，笔者称他们为地方精英。在改造苦聪人传统的场域中，民间文化代表作为地方精英的作用十分突出，因为他们本身从事的是文化生产活动，精制传统成为他们的主要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声望也不断增加，实现了文化资本与象征性资本之间的转换。

镇沅县者东乡学堂村苦聪人LFL是一位重要的田野资讯人。他提供了两本书，一本《苦聪人的春天》，一本《深山苦聪人》。《苦聪人的春天》是由WXS、LFL、LCZ编著，自费印刷，没有公开发行，属于内部资料。《深山苦聪人》是由ZXW著，中国图书出版社(香港)出版发行。通过这两份文本资料，我们可以管窥地方精英如何精心打造与记录苦聪人的历史和传统。

首先来看看这些作者们的简要情况。WXS，苦聪人，镇沅县政协副主席；LFL，苦聪人，镇沅县者东乡学堂村完小党支部书记；LCZ，苦聪人，中学老师，是LFL的大儿子；ZXW，彝族，20世纪60年代到者东乡工作，经常深入苦聪山寨，与苦聪人共同生活了20多年，业余时间发表了许多关于无量山、哀牢山一带少数民族的文章。他们有的是老师，有的是行政人员，但都从事了一些民间的文化工作。笔者把他们看作苦聪人地方精英的一部分。在乡村生活中，他们是为数不多的识字者，可能通晓几个民族的语言，他们就是民间的文化代表，知识、学识、文化修养等就是他们拥有的文化资本。那些繁冗的政策法规需要由他们面对面地向普通人传达与解释，那些大型的公共事业需要由他们来谋划与组织，普通人的声音可能也要通过他们收集和提炼才能自下而上地传递。地方精英不是一个统一的利益集团，其组织是松散的，或者说是没有组织的，不像张仲礼笔下的19世纪的中国士绅作为国家与民间的中介，是中华帝国的“特殊社会集团，形成了固定的社会阶层，拥有一系列明文规定的特权”(张仲礼，1991：[导言]1)。地方精英只在具体情境中凸显出自身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因此他们的力量表达也具有情境性、即时性和隐蔽性，在“再造传统”这个场域中，只有参考其他力量因素，才能清楚他们的角色与作用。无论是声望实践还是文化实践都不能将政治、文化、经济各因素完全割裂开，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理解为地方精英在场域中通过文化工作获得了声望，而政治地位、经济效益等则属于声望带来的副产品，亦即整个过程实现了文化资本向象征性资本的转化。

ZXW的《深山苦聪人》详细梳理了苦聪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其族源、神话传说、姓氏称谓、婚俗、节日、生产活动等。作者在写到族源时，引用了许多古籍文献，例如《新唐书·南蛮传下》、《史记·西南蛮夷列传》、《云南通志》等。关于苦聪人姓名称谓、婚俗、节日、生产活动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作者当年在者东乡工作时收集的第一手资料。现在他把几十年积累的资料整理成书稿，正式出版，将流传于苦聪人口头的知识变成文字记载下来，使无形的东西变为有形的文字资料，这是对苦聪人传统的一种精致打造。当传统以文字形式附着在纸面上，就更容易交流、传播与承接。笔者对《深山苦聪人》作了这样的解读，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主观意愿：“为了让外界了解苦聪人这个被误解为‘野人’的民族，给他们更多的关注，我把30多年调查得到的第一手资料和我的采访感受整理成集，定名《深山苦聪人》公开出版”(郑显文，2005：[前言]8)。ZXW的老师李世柏为这本书写了序，谈到县委、县政府对出版此书的大力支持：“李盛富书记非常重视镇沅县民族文化建设，主持制定了《镇沅文化建设纲要》，提出了开发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民族文化事业的意见。……《深山苦聪人》正是在他亲自关怀下而写成的”(郑显文，2005：[序]3)。这样的一本书既是为苦聪人而作，也响应了县里文化建设的倡导，间接地也成为镇沅争取国家资源的文化资本。在这一点上民间文化代表与地方政府达成了共识。该书作者由于工作关系与苦聪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联系，成为苦聪人诚挚的代言人，也成了镇沅县的优秀基层文化工作者，无论在苦聪人中间还是在县领导面前，作者的声望渐渐形成。

《苦聪人的春天》的作者们在前言里写到：“值此温总理批示一周年之际，我们收集一些相关素材，整理成册，以示汇报”。这一表述将精制传统的目的写得很明白，“向总理汇报”，同时也是告诉国家，一定要扶持苦聪人，苦聪人是应该得到外界关注的，国家所有的投入都是有成效的，这样就可以进一步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与援助。在讲到苦聪人服饰时，书里配上了一套男式、女式服装的电脑设计图，是LCZ设计的，他依照记忆和老人们留下的服饰进行了再加工。书中展示了许多苦聪人在节日活动中载歌载舞的照片，人们身着的服装就是LCZ设计的这个样式。这些新制作的服装成了展示民族特色的道具。书中专门有一部分内容讲苦聪人的图腾，第一段就是解释图腾是什么，然后证明苦聪人是原始自然崇拜的民族，有着自己的多物图腾。同样的，LCZ用电脑设计了新的“猫鱼”图腾标志，还设计了以这个图腾标志为样式的新的苦聪村寨大门。平日里见到的苦聪人都穿着普通，没有这么规整精致的服装，看上去和汉人没什么差别；图腾完全是学术语言，苦聪人的本土语言里没有这个概念；栩栩如生的猫鱼图腾标志也是经过LCZ抽象后绘制的。这一系列的行为都是一种传统的再造，或者是精制再现，它们是为迎合国家和上级政府的政策和理念，利用现代知识而制作出来的。这样精致化的传统呈现，能够成为争取地方与国家继续支持，建设民族团结示范村、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资本，交换到其他经济、文化、政治资本。同时，这些地方精英深入基层民众调查采风，组织苦聪人表演民族风俗，展示民族特色，吸引外界的关注，能够在普通民众当中形成一定的权威，相应的社会声望也会慢慢形成。像WXS、LFL、LCZ这样土生土长的苦聪人，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对家乡有着强烈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自发自愿地去做一些事情，为苦聪人争取一些利益，然而就在那些自觉与不自觉的活动中，他们进行着自己的声望实践。2009年12月底笔者再次走进者东乡，人们经常会提到WXS和LFL的名字，回忆起中央领导下乡视察时的热闹情景。

现代国家的背景中，地方精英拥有自己固定的谋生职业和社会地位，其经济、政治权力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可以不断增加自己在社会当中的权威和声望以进一步巩固自身的利益与地位。爪哇社会中的精英面对被改造的复杂民间宗教世界自身处于两难窘境，其根源在于爪哇社会中文化框架与社会互动模式之间的不一致(格尔茨，1999：203)。年轻知识分子、新兴贵族和僧侣能够成为巴厘人宗教现代化的再生力量，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他们自身在社会变迁中的处境和命运，以及他们各自发挥的社会功能的需要，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在新的巴厘社会形态中保持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合法性。在苦聪人传统的场域里，地方精英可以通过为苦聪人争取经济利益，弘扬苦聪传统文化，在国家与地方政府面前为苦聪人代言等获得村民们的拥护。一方面他们要使国家政令得到村民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又要为苦聪人争取国家的承认与重视，村民拥护他们，政府认可他们，地方精英于是成为“双轨政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费孝通，2007)的重要节点，其根源在于从古至今中国社会中央集权统治惯性的保持(这也是苦聪人实例区别于爪哇、巴厘的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地方精英是不可能直接接触国家上层权力机构的，他们能够直接联系的就是地方政府，在争取国家资源的问题上，地方精英和地方政府是一致的，也可以说它们之间也存在一种共谋关系。当地方政府与国家博弈时，地方政府会争取地方精英的合作，地方精英也会全力配合。在改造苦聪人传统的情境中，地方精英的中介作用是间接的、隐蔽的。但是，对传统的再造能否成功，传统的未来方向在哪里，还需要考察实践传统的主体——地方民众的态度和行为。

五、延续传统——地方民众的生活实践

为着不同的目的，国家想彻底改造传统实现现代化，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也想把传统改头换面，转化为可用以交换的象征性资本，但事实上，那些传统的实践者——地方民众(普通苦聪人)往往被搁置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的角落里。就像萨林斯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笼罩下根本没有注意到非西方土著社会自己的声音。国家、地方、精英可以成为改造传统的主体力量，但是普通苦聪民众才是自身传统的真正实践者。而且传统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实践对象，不是某些人、某些群体随意处置、表演或展示的物品，它是承载于民众现实生活中的绵延不断的事物，¹它是生活中延续的连续体。说它是连续体，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成不变的。它会发生变迁，一些变化是渐进式的，一些变化是突发式的。只有连续的传统才能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伴随人类生活。

1.朱炳祥教授多次向笔者提及“绵延”的问题(朱炳祥、徐杰舜，2007)。绵延是一种状态，笔者认为它可以用来表示传统所具有的一种本质特征，一种连续性，一种生命力。有些传统消失，有些传统被发明创造，只有那些有生命力的东西才能继续作为传统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

者东乡学堂村大箐组的苦聪人接受了国家的“整村推进”项目改造，2007年竣工，工程包括翻修房屋、牲口棚、厕所、村路、沼气池等。国家还给每户安装了卫星电视接收器和电视机。村子里那些简陋的房子已经很少见了，现存的土坯房基本上是20世纪80年代修的，大多数房屋已经翻新建成砖房。但是走进屋内，看不到什么家具，很多人就睡在地上铺的草席或者竹篾上面；沼气灶还是刚送来时的样子，闲置在角落里；做饭、烧水还是围着火塘；修好的鸡圈是空的，鸡就在屋里屋外到处跑；卫星接收器拿来晒东西；轮耕田渐渐少了，人们新学会了在梯田里种植玉米、茶叶、烤烟，但是技术不好，病虫害特别厉害……生活的外衣已经换上了新装，但苦聪人还没有在里面放入新的内容。苦聪人长期生活在山地，国家将他们整体迁移到山下平坝河谷生活。只要苦聪人继续山地模式的农业生产活动，没有掌握平坝河谷的生产技术，那么生活方式中的山地传统仍会由于惯性而继续发挥作用。苦聪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是一致的，生产方式不变，生活方式就不会改变。国家首先强制性改造了苦聪人的居住方式和生活环境，他们的传统生产方式被停止了，但新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学会，因而已经固化的传统生活方式相应也没有改变，所以国家的前期扶贫工作成效甚微。ZSR在工作中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我们就是比较、改进一些，因为去年第一年搞，有些项目的安排顺序不好，今年我们做了调整。我们主要的改进是先安居后产业，原来的批准就是先安居后产业，后来我们调整，先产业后安居，就比较适合了。因为发展是更为重要，虽然房子破烂，他多年都住了，但你发展产业，你耽误一季，那么又是一年啦。我做了些调整。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采取了白天以生产为主，早晚以做家里的安居为主，这很好，两样都能兼顾。(ZY20080722)

因此，如果要真的改变苦聪人的传统生活，最根本的首先是改变其山地生产方式，针对平坝河谷里的苦聪人进行农业技术培训，种植新的农作物，只有生产方式改变了才能渐渐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

苦聪人每年农历正月初八会举行“畲葩节”的庆祝活动，这是苦聪人最重要的节日。县城郊区复兴村“易地搬迁”项目竣工后，2007年的农历二月八日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畲葩节”，会场来了许多人参观。¹苦聪人穿着LCZ设计的民族服装表演各种各样的节目，祭祀神灵的地点竖了一个新的石碑，碑上面刻着LCZ设计的“猫鱼图腾”标志，写着“垰玍椚”¹三个字，人们在畲比木(苦聪人的宗教神职人员)的指引下带着香火纸钱来到石碑前面祈祷祭拜。古老的节日换上了这么多新的形式，苦聪人能适应吗？也许穿什么不重要，增加什么新的物品不重要，石碑上究竟刻着什么也不重要(苦聪人多数不识字)，重要的是在做着什么。热闹的畲葩节是为着庆祝新年也好，是为了祭畲勒嘎(苦聪人传说中会作恶的神灵)也好，祈祷来年平安好运的想法在苦聪人的心中一直存在。生存是最重要的，生活是最重要的。而且地方精英的精心制作对传统起到了强调的作用，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苦聪人这种传统文化的连续性。苦聪人每家每户必须供奉“篾答拉”(苦聪人用来家祭的竹子做的器物)，也就是苦聪人的祖宗崇拜。无论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在家中最长男性的卧室头枕着的一方，墙上一定要悬挂“篾答拉”。遇到逢年过节或者其他重要日子就由最长的男性来进行祭拜活动。只要家中人丁香火不断，苦聪人就会一直供奉“篾答拉”。这是苦聪人最重要的两个习俗，无论他们身在哀牢山深处，还是迁移到山外的平坝河谷地区，无论是住着茅屋、闪片房还是水泥砖瓦房，无论是衣不蔽体还是身着新制的漂亮民族服装，他们要面对的恶劣自然环境没有变，他们心中的信仰没有变，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那些凝固在生活中的传统的细节不会因为外力的介入而消散，“传统”作为他们一直在实践着的生活的一部分，最本质的那一部分，在过去、现在甚至是未来，都是绵延的统一体。现代和未来不可能凭空而来，它们都需要一个绵延和承接的过程。过去的新发明会成为今天的传统，今天的发明也会成为未来的传统。也许未来由于生产方式的最终改变，苦聪人会创造出新的传统，那个传统也会是一个连续体，伴着苦聪人未来的命运，在生活的实践中继续存在。

1.这次“畲葩节”的情况都是通过书面材料(主要是《苦聪人的春天》)搜集到的，以后将在田野中补充当事人的访谈材料。

1.由于田野调查期间笔者还没有找到一位畲比木(在笔者走访过的村庄许多畲比木都已去世)进行访谈，这三个字究竟代表什么意思尚无一个较完整的答案。

2009年12月底笔者再次进入哀牢山地区，在者东乡木场村小河坡村民小组住了15天，与苦聪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体验了绵延于生活中的苦聪人的“传统”。小河坡是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逐渐自然形成的苦聪人搬迁村落。这与上文提到的国家强制性的“易地搬迁”工程完全不同。现住12户村民都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陆续从40多公里外山上的木场村(海拔高于小河坡)搬来的。他们在小河坡一带的山地分得了一定的田地和山林地，一些村民自愿从山里搬迁到小河坡。小河坡海拔低于木场村，临近水源(小河坡位于哀牢山区樟盆河与波浪河交汇处的山梁上)，可以种植水稻、各种蔬菜和农林经济作物，而且地多人少，适合放养牛羊鸡鸭等牲畜，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好在”(意思是人可以在这个地域环境中维持较满意的生活)。2005年中央实地调研之后掀起的强有力的苦聪人扶贫工程在小河坡并没有像那些被领导视察过的村子一样热闹。小河坡每户村民就是分得一些沙石砖瓦和水泥用来将土房翻新为砖瓦房。三通(通水、通路、通电)都是在扶贫工程以前大约2003年前后由村民自筹资金解决的。在日常生活中，村民穿着与汉人无异，没有特别的民族服饰，闲时穿上鞋子，干农活时还和祖辈一样喜欢光着脚走路。电饭煲、电磁炉已经进入一些农户的厨房，但是简易的火塘、锣锅仍然是取暖、做饭的主要工具，火塘也是人们一般聚会聊天的地方。“过老年”(苦聪人对春节的俗称)是人们一年当中最盼望的节日，整个小河坡村民小组这20多年没有形成自己社区内部统一的集体性仪式活动，如果要参加上文提到的“畲葩节”，人们一般会回到山上的木场村去参与庆祝。这些材料展示了一个较少受到外力强制干扰，自发形成的有着20多年历史的苦聪人村落的简单状况。搬迁前后，村民的传统发生了一些变迁，这些变迁基本上是20多年来村民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而自觉产生的。但是生活中旧的传统还随处可见，例如赤脚、火塘和过畲葩节，这便是苦聪人传统连续性的体现：一些传统被改变了，另一些传统还继续着它们的生命，所有的传统都是由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正如萨林斯列举的爱斯基摩人，无论有没有外力的强制作用，苦聪人(萨林斯眼中的本土文化)不是为了国家、地方政策和精英而存在，面对不同的生存情境他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旧的传统消失之处，新的传统立刻被创造出来，生活就是这样延续下去的。

在“再造传统”这个场域里，四股力量相互对比，表面上国家、地方政府、地方精英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势力量，但看似松散、力量薄弱的民众却是问题的关键，不是因为他们在某个时候力量会增强，而是因为他们与传统的关联程度都强于其他三个因素。民众与传统是密切相连的，生活是民众的生活，生活中的传统是由民众来实践、承载与延续的。民众的生活是自在自为的，他们不是为了其他事物而存在的。人在生活中创造了人本身，也创造了其他事物，例如传统。当国家、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在民众的基础上聚集起来并试图介入民众生活时，民众会进行潜意识的挣扎、反抗，甚至会置之不理。如果说苦聪人正在经历的确实是现代化进程，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与国家的预期有所差别，这正是萨林斯提到的同质性中差异性的体现，他为这样的现象找到了一个很合适的提法：“现代性的本土化”(萨林斯，2000：122)。因此，如果要考虑传统的未来趋势与方向，民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是不容忽视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1996)“深海暗流”的比喻，想必也适合用来形容民众在传统场域中的作用。民众在日常的实践中改变着生活，传统也随着生活缓慢无声地发生变化，那些激烈的、暂时的变化总会再次融入渐变的序列中，使传统保持一种连续性。

六、结论与讨论

改造苦聪人的传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国家、地方政府、地方精英和普通苦聪人都有着自己的实践方式和策略。在这个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地点，围绕传统的一个场域形成了。这四个因素都将有所作为，它们在权力等级序列中分层占据着自己的位置，拥有不同的力量，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张力。传统的发展方向由它们共同决定。同时，这种张力也为进一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增加了一些新的思考路径。

(一) 传统连续体

在现代化建设方针和民族政策背景下，国家决定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彻底改造镇沅县苦聪人的生活，试图用强大的行政力量使苦聪人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当行政意志下达到县一级行政单位时，镇沅县将苦聪人的传统作为与国家博弈的资本，一方面要突出苦聪人传统的落后、愚昧之处，以应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要保留苦聪人传统的独特之处，将其转变为能够交换的象征性资本以争取更多的资源分配及其他利益。地方精英们精心制作苦聪人的传统，为苦聪人代言，配合地方政府的博弈策略，也迎合了国家的政策与理念。对于普通苦聪人来说，精英们是文化提炼者；对于地方政府和国家来说，他们是扶贫工作的共谋者。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地方精英都为自己完成了一组关于声望的实践活动。但苦聪人作为地方民众并不是被动者，在这场运动中，他们才是实践传统的主体。每个普通苦聪人都过着各自的生活，他们可以被国家和地方政府迁来迁去，可以在地方精英的组织下进行各种表演，但是具体的生活是拒绝断裂的，是可以穿透表象的。生活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传统承载于苦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生活实践的连续性造就了传统的连续性。传统就是这样一种事物，它是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它在人们的生活中不断褪掉一些过去，又不断包含一些现在，还暗示着某些未来。这就是本文所指的传统连续体。

认为有了现代才有传统的发生，把传统作为“现代”的参照物(郑杭生，2007；2008)的确是一种研究策略，但是尝试换一个视角，不去划分世界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连续地看问题，也许就能发现传统的真正内核正是生活本身。传统不是为了成为某个概念的对立面才突然被发现的，它和我们的生活是否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无关。它就在那里，蛰伏于生活的无限绵延中。

(二) 较量与共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通过对云南省镇沅县苦聪人传统再造的研究，笔者梳理了作为关键力量的四个分层因素——国家、地方政府、地方精英和地方民众——在再造传统中的表现。四种力量各自存在着立场、利益等方面的不同，为此它们会相互竞争，并可能会发生激烈斗争，其间各种关系纵横交错，纷繁复杂，构成一个力量角逐的场域。

然而，在较量的过程中，国家与社会也达成了一种共谋。国家、地方政府、地方精英和地方民众，虽然基于不同的立场，存在很多分歧甚至斗争，但为了发展而力图改变是他们一致的目标：国家强力改造苦聪人的传统，试图将苦聪人迅速并入现代化的轨道，以实现自己对社会的控制；镇沅县政府与地方精英为了本地的发展等目的力图要参与改变苦聪人的传统；相对弱势的苦聪民众也有追求美好生活而改变自己的意愿。因此，四个因素在再造苦聪人传统的实践中，平衡各自的利益，达成暂时的共识，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一种合力关系，共同参与对苦聪人的改造。这个合力就是再造传统的动力，它决定了苦聪人传统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