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自1975年开始每年出版一卷，主要介绍社会学某些分支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处于前沿性的研究专题。所收文章内容丰富，汇集了由权威学者对几百部学术著作、研究论文的系统性总结，已成为世界各国社会学专业研究人员和教师了解本学科近年发展情况最重要的资料来源之一。2007年的《社会学年鉴》分为11个部分，汇集了25篇文章。

一、序言篇

里奥·古德曼(Leo A. Goodman)在《统计学魔术与吉运：对类别数据分析的进步》(“Statistical Magic and/or Statistical Serendipity：An Age of Progress in the Analysis of Categorical Data”)一文中，用简易的话语描述了类别数据分析(CDA)的几个主要概念。类别数据分析无论今天还是将来，在社会学的数据分析中都是非常有用的，例如，在使用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数据以及其它使用调查数据或固定样本连续访谈(panel studies)数据的研究领域，这种分析方法都非常有用。在关于潜在类型、潜在变量和潜在结构的经验研究中，这种分析方法也同样实用。该文的分析解说没有使用任何数学公式，只是使用了简单的加、乘、除等算术。在描述类别数据分析的概念时，也只是使用了简单的数据性例子以便于解释说明。这些概念包括：准独立模型(quasi-independence)、准对称模型(quasi-symmetry models)、对称性关联(symmetric association)、均匀性关联(uniform association)以及在流动表分析中其他相关的概念，还有在其他研究领域中使用的概念。

二、理论与方法

这部分共有三篇论文，其中《美国社会学中的布迪厄：1980-2004》(“Bourdieu in American Sociology，1980-2004”)(Jeffrey J. Sallaz & Jane Zavisca)一文，追溯了皮埃尔·布迪厄的思想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社会学研究领域广泛传播的过程。作者发现，在美国，布迪厄的理论并未被看作抽象的理论，而是被灵活地应用并产生了新的经验研究。此外，美国社会学家已经开始通过他们的研究发现，将布迪厄的理论加以问题化和拓展。换言之，布迪厄的理论已在美国推动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发展。作者通过学术刊物和出版物所发表的研究文献来讨论这种研究的最新进展。在对发表于四种主要学术刊物的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后，作者发现，布迪厄思想的流行远非近期的一种时尚，相反，他的思想已经在1980年至2004年间的美国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作者认为，四本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中的相关个案研究，也给人们展示了研究者们是如何使用布迪厄的关键概念(资本、场域、惯习和符号权力)来充实四个社会学分支(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的。

《个人动机与社会合作：实验与分析的基础》(“Human Motivation and Social Cooperation：Experimental and Analytical Foundations”)(Ernst Fehr & Herbert Gintis)一文认为，从涂尔干开始，社会学在解释社会合作时就强调能促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的价值观内化过程，而从亚当·斯密起，经济学对社会合作的分析则更强调能促使人们合作的激励机制。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建立了一个一般性的研究方法，即“信仰、偏好与制约方法”(Beliefs，Preferences，and Constraints Model)，用以说明上述两种解释模式都只是特殊的例子，并不能说明社会的实际状况。这种研究方法建立在纯粹的经济人假设和纯粹的社会人假设为错误的事实之上。通过它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学的一些主要问题。作者发现，利已主义和遵守规范的行动者是同时存在的，而行动机会的多寡将决定哪一种类型的行动者在社会合作总水平上占居多数。作者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将对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做出贡献，这些问题包括社会秩序和集体行动的问题，社会交换的影响因素和后果问题，社会互动的突发累积模式的微观基础问题，以及文化性和经济性实践对个人目标影响的测量问题等。

《作为一种理论工具的小生境》(“The Niche as a Theoretical Tool”)(Pamela A. Popielarz & Zachary P. Neal)一文认为，数十年来，小生境(niche)这一概念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小生境代表了某个实体的位置或功能，例如在一个较大社区环境中的一个组织或组织中的人口。使用这一概念可以使研究者超越社会实体的类型划分去理解：社会实体在不同的和变化的环境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以及在竞争的环境下社会实体之间的互动情况。作者简要地回顾了小生境这一概念从生物生态学引入社会学的历史过程。大量的论文评述了使用小生境概念——组织的人口生态学和McPherson的“自愿联合的生态学(ecology of affiliation)”——的两个社会学主流研究领域的状况。最后，调查了这些研究方法的共同点并强调其新的发展方向，包括超越生态位概念的原本意义并将其应用在组织研究中的情况。

三、社会过程

这部分共有四篇论文。《欧洲的生产制度与就业质量》(“Production Regimes and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in Europe”)(Duncan Gallie)一文认为，生产制度理论(Production Regime Theory)已经成为一个创新性和富有影响的理论，近来对有关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新制度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作者通过对丹麦、芬兰、德国、瑞典和英国进行分析后认为，目前欧洲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生产制度类型，即协合式市场经济体(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es，CMEs)和自由式市场经济体(Liberal Market Economies，LMEs)。尽管根据生产制度理论，这两种经济体的生产技术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事实表明它们在工作条件，尤其是职业控制、工作团队自组织、组织参与和职业安全等方面并无太大的差异。文章重点分析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独特性以及论题的解释框架之外的一些因素的重要性。

《关于市场的社会学研究》(“The Sociology of Markets”)(Neil Fligstein & Luke Dauter)一文认为，在过去的25年间，关于市场的社会学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学领域中最为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市场是一种社会结构，其中包含着公司、工人、供应商、消费者、政府等个人与组织之间所形成的大量社会关系，这一点已经取得人们广泛的认同。不过，正如人们在许多社会学研究文献中所看到的那样，已经形成的理论阵营似乎是在自说自话。作者发现，在理论阵营之间所存在的一些分歧可归因于概念语言上的差异，而另一些分歧则来自于某些理论阵营忽视其他阵营所使用的概念，从而导致他们的理论的不完善。作者最后讨论了在社会学文献中更深层次的争论。

《跨国移民研究：历史回顾与发展趋势》(“Trans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Pas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ends”)(Peggy Levitt & B. Nadya Jaworsky)一文认为，近20年来移民研究领域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绝大多数研究者现在都认识到，当今许多移民与他们的先驱者一样，在生活于移民接收国的同时，与自己的母国之间依然保留着无法分割的各种纽带。尽管民族国家之间政治和文化存在显著的差异，移民跨国界的社会生活却展现出惊人的发展态势。跨国移民研究本质上就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他们试图描绘和分析跨国移民的状况，努力摸索新的研究方法。此文对跨国移民研究的理论发展作了简要的回顾，概述了学者们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还总结了移民跨国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表现。最后，作者进一步讨论了国际移民研究的方法应用问题及目前最新出现的优秀研究成果，并指出未来跨国移民研究的发展方向。

《社会学中的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ies in Sociology”)(Dawn T. Robinson)一文指出，社会学家利用负回馈循环解释认同过程、人际关系、集群行为、组织行为、社会关系以及政治体系中的行为，这些控制体系模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行动者如何稳定地扮演社会角色以维持制度安排，以及他们如何在特殊的场合中表现出惊人的创造性。这些理论模型不仅使我们摆脱以过度社会化的观点看待行动者的做法，同时也不至于单纯依赖扎根理论去理解行动者。而这些理论模型也为关于社会行动者和组织机构的适应、目标寻求行为的一些衍生理论提供了发展的基础。作者追溯了社会学控制理论的发展历史，介绍了当代几个使用控制意象(control imagery)概念的理论，并评析了这些理论获得经验研究支持的情况，检验了社会学控制体系方法中一些已经检验和未检验的关键性假定。

四、制度与文化

《生命历程中的服兵役经历》(“Military Service in the Life Course”)(Alair MacLean & Glen H. Elder，Jr.)一文回顾了过去15年间所发表的有关服兵役经历与生命历程的关系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有关服兵役经历与犯罪经历、婚姻状况、一生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等方面关系的研究。通过文献回顾，作者发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最近的志愿兵时期，不同历史时期的退伍军人会经历不同的生命历程。服兵役经历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取决于健康、犯罪、社会经济和婚姻等方面的因素，也取决于服役的时间长短及所处的年代、退伍军人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特征(如种族、少年时期是否存在越轨行为等)因素。不过，迄今为止的事实使我们获得了这样一个一般性结论：经历过战争的退伍军人的处境要比没有经历战争的退伍军人糟糕，而后者又比非退伍军人的处境差。最后作者建议，研究应该将已往用于分析生命历程差异的研究方法灵活应用于所研究的问题。

《2007的学校改革：将教育转化成科学事业》(School Reform 2007：Transforming Education into a Scientific Enterprise)(Barbara L. Schneider and Venessa A. Keesler)一文，首先对以往的学校改革运动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并解释这些运动目前存在怎样的差异以及为何存在差异。与以往的改革运动不同的是，目前的学校改革思想主要集中在两个关键词上：教学绩效(performance)和科学证据(scientific evidence)。美国许多学校改革项目的基本逻辑是，通过强化学生的知识基础和技能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收获，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同时改革项目还鼓励根据科学证据去分析应该采集的方法以提高学校的教育绩效。这种对教学业绩和科学求证的强调也在2001年的“NCLB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即“任何一个孩子都不要落下”)中得到体现，这项法案扩大了联邦在教育上的作用，并实实在在地提示人们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应该什么时候去检查和如何检查教育的效果，在推进学校改革时应该考虑什么样的因素。作者最后总结认为，教学绩效改革和用证据科学(evidential science)方法评估教学绩效的工作本身都是不断发展的科学智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嵌入性与经济社会学的知识工程》(“Embeddedness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jects of Economic Sociology”)(Greta R. Krippner & Anthony S. Alvarez)一文探讨了嵌入性的概念是如何影响经济社会学这一学科分支的发展以及这一概念是如何被经济社会学所界定的。作者认为，尽管嵌入性常常被当作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单一的概念框架，但实际上，这一概念却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工程：一个是来自格兰诺维特(1985)的纲领性论述中对经济领域中社会行动的关系基础的考察；另一个来自波兰尼(2001，1957，1977)的社会理论，他试图将经济因素整合到更为宽广的社会体系中。这两种关于嵌入性的模式分别表达了对社会与经济关系的不同观点。这就意味着，经济社会学中理论整合的障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尽管这种障碍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五、政治与经济社会学

《社会学关于激进右翼的研究》(“The Sociology of the Radical Right”)(Jens Rydgren)一文认为，在过去的20年间，激进右翼已重新显露为西欧和其他稳定的民主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的一支活跃的力量。除了讨论这个党派的思想以及它与其他传统右翼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联系外，作者还讨论如何解释激进右翼党派的出现以及为何这样的党派在某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的大选中能获得巨大成功。可能的解释有两个：第一是“需求取向解释”，这种解释关注的是选民的偏好、信仰和态度的变化；第二是“供应取向解释”，这种解释关注政治机会结构和党派组织因素。

《政治中的性别》(“Gender in Politics”)(Pamela Paxton，Sheri Kunovich，and Melanie M. Hughes)一文认为，妇女的政治参与和代表制在不同国家之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作者挑选了一些政治学领域关于性别的学术文献进行了评述，主要集中于妇女正式的政治参与现象。文章对关于女性政治参与的传统解释进行了讨论，它一般涉及参与政治的妇女的来源以及对妇女政治参与的需求；同时，文章也讨论了新的解释，包括对有关国际行动者的角色和性别配额的解释。文章还探究了妇女是否表现独特的问题：让办公室里多一些妇女就可以为人们提供不一样的公共政策吗？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回顾，作者认为，要对妇女的政治代表制有一个全面的分析，就不仅要对诸如美国这样的个案有更深的了解，也要对不同国家的妇女政治参与进行比较以获得更丰富的信息。最后，论文提出开展后续研究的四个方向：全球理论与研究、扩大数据的收集、了解妇女发挥作用的不同组织形式、关注交叉研究。

什么样的道德秩序是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否市场会带来一套截然不同的信仰、习惯和社会契约？这些问题与社会科学一样，确实都是十分老旧的问题。在《市场社会的道德审视》(“Moral Views of Market Society”)(Marion Fourcade & Kieran Healy)一文中，作者评述了当今学术界对市场与道德关系的探讨情况并介绍了赫斯曼(Hirschman)对市场对社会产生开化、破坏抑或微弱影响作用的三种竞争性观点的特征描述。在对最近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三个学科交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后，作者认为这三种观点既是关于市场社会的理论，也是关于市场社会的道德争论。最后还指出，第四种可称之为“道德化市场”的观点目前已经在经济社会学领域处于日益显著的地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市场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和道德工程，他们试图研究这种道德工程付诸实践的机制和手段。

最近的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已经在富庶的民主国家中得到迅速的发展。以此为出发点，《经济全球化对富庶民主国家的影响》(“The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or Affluent Democracies”)(David Brady，Jason Beckeld and Wei Zhao)一文评述了社会科学关于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经济和市民社会带来的后果的研究。在宏观理论家与早期的经验怀疑论者之间，该文作者坚定地站在后者一方，并将经济全球化看作是国际贸易与投资推动下的一个结果。社会科学家已经围绕诸如全球化如何影响福利国家、政治、去工业化、不平等和有组织劳工的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开展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意义重大，而且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探讨也亟需与相关的经验分析相结合。同时指出，最近的全球化研究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缺乏关注，应予加强。最后，作者评析了争论中的共同点与分歧，指出了未被研究的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六、社会差异与分层

《社会不平等：原因与结果》(“Inequality：Causes and Consequences”)(Kathryn M. Neckerman & Florencia Torche)一文认为，过去30年来不断增长的经济差异吸引了大量学者对美国的不平等以及近来对全球各地不平等的原因与结果进行研究。这篇论文介绍了美国经济不平等模式与原因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对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的研究成果，也探讨了不平等的社会与政治结果，尤其是在健康、教育、犯罪、社会资本和政治权力等方面的不平等。最后，作者将焦点聚集在关于世界不平等的研究文献上，对那些主要考察各个国家以及国家之间不平等发展趋势的研究进行了评述。作者还提出社会学家应进一步推进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方法，也就是应将学科知识应用于对企业、劳工市场的组织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应用于经济不平等发挥作用的途径的研究，应用于可能减缓经济不平等影响效应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事件的研究。

七、人口学

《移民与宗教》(“Immigration and Religion”)(Wendy Cadge & Elaine Howard Ecklund)对1965年之后的美国移民宗教生活研究进行了总结。这样的研究主要包括自1990年以来发表的一些个案研究，着重分析了由移民开创和参与的一些宗教组织。文章分析这些个案研究，以说明宗教对美国移民适应过程的影响方式。然后，分析了宗教是如何塑造移民的族群认同和性别认同，以及宗教是如何影响移民们的市民生活与政治生活并影响第二代移民的生活的。总而言之，作者认为目前的研究以描述性研究较多而分析性研究较少，因而提出了一系列研究问题和研究比较，以试图丰富这方面研究的理论思考。文章还特别倡导一种用以考察移民的宗教组织的比较研究方法，同时也非常关注“生活的宗教”(lived religion)的研究视角。这种研究视角非常重视宗教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方式，认为宗教对那些不在宗教组织之内的移民也有很大的影响，宗教会通过许多社会机构和组织包括市民组织、家庭、工作场所、学校和健康机构对移民的生活产生影响。

《西班牙裔家庭：稳定与变迁》(“Hispanic Families：Stability and Change”)(Nancy S. Landale & R.S. Oropesa)一文认为，过去的几十年来，对西班牙裔家庭行为的文献记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班牙裔人口迅猛增长而引起人们关注的结果。学者们日益认识到对西班牙裔人口的民族来源和世代进行分解的重要性，但是这方面的文献目前仍显得很零乱。作者重点关注家庭行为的人口学指标，总结了西班牙裔一些主要的次族群在婚姻、生育、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发展趋势和身份认同等关键议题。代际的角色在文章中得到了系统性的分析，同时对有关代际的横截面数据的标准使用方法的缺点也进行了评估，以便对西班牙裔人口的同化程度做出推断。文章得到的结论是：新的研究方案应对移民过程的复杂性以及这种复杂性与家庭模式的关联进行分析。此外，下一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整合文化与结构的视角以分析西班牙裔家庭的形成过程。

《迷失与发现：儿童社会学研究中的模棱两可》(“Lost and Found：The Sociological Ambivalence Toward Childhood”)(Suzanne Shanahan)一文指出，最近有关儿童的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奇怪的模棱两可的现象。尽管已经有不少创新性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儿童社会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依然对其调查对象感到十分困惑，这种困惑有三个主要的来源。第一，许多研究并没有完全将儿童(children)与童年(childhood)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第二，许多研究文献将童年作为社会建构的概念与它作为社会利益的概念混为一谈。第三，一些研究文献中对童年概念的建构与旨在保护和促进儿童发展的社会政策不相适应。文章通过概要性的评述进一步揭示了自1980年代以来有关儿童的社会学研究文献所存在的三重含糊不清的现象。最后简要地指出，最近历史学和后结构方法均已开始致力于改善这种模棱两可的状况。

八、城市与乡村社会学

《黑人家庭的形成：20世纪对种族与阶级的质性研究》(“The Making of the Black Family：Race and Clas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ank F. Furstenberg)回顾了有关20世纪黑人家庭的质性研究的历史。直至1960年代中期，大多数有关黑人家庭生活的质性研究依然主要集中在黑人之间和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社会阶级差异方面；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学术研究的关注点集中于对低收入黑人家庭的研究。

九、政策研究

《公共政策的全球扩散：社会构建、压制、竞争抑或学习？》(“The Global Diffusion of Public Policies：Social Construction，Coercion，Competition，or Learning?”)(Frank Dobbin，Beth Simmons，and Geoffrey Garrett)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各种各样的公共政策创新在全世界广泛地传播，对此，社会科学界有四种理论解释。建构主义者认为，在某个国家行得通的政策也会被别国所复制并应用到本国实践中。强制论者指出，强大的民族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会以财政保守主义面目出现，强调威胁制裁、承诺提供援助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竞争理论则认为，某些政策使得某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了竞争力优势(competitive edge)，而其他国家要获得主动权，也必须采取这种政策。学习理论则坚持，国家不仅从自身的经验中，而且从其竞争对手的政策实践中掌握到相关知识。文章对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学术研究团体以及日益壮大的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团体进行了分析，并将分析焦点指向了多种业已理论化的政策形成机制。

《劳动力的多样性与不平等：权力、地位与数量》(“Workforce Diversity and Inequality：Power，Status，and Numbers”)(Nancy DiTomaso，Corinne Post，and Rochelle Parks-Yancy)一文认为，劳动力多样性是指就文化和人口特征而言的工作单位构成，劳动力多样性的话题尽管总体上属于管理研究领域，但它其实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相关的文献回顾强调了两个议题：(1)不平等研究对于理解劳动力多样性的重要性，(2)将劳动力多样性的讨论与社会群体结构关系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必要性。文章从群体关系的三个方面来组织这个文献评述：权力、地位和人数(或人口构成)。文章强调从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并说明这几个不同领域的异同点，也简要地讨论了工作单位劳动力多样性所产生的结果。

灾害社会学是一个新兴的分支学科。《从边缘到主流？处于十字路口的灾害研究》(“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ainstream? Disaster Research at the Crossroads”)(Kathleen J. Tierney)一文认为，灾害社会学已经走上了一条越来越远离主流社会学的发展道路。在广阔的社会学领域中，它一直没有显著的改变，强烈的应用研究倾向阻碍了它在理论上的创新。不过，这种状况正在改变。例如，灾害社会学开始批判对灾害现象的传统解释方法，更大程度地采纳了建构主义的模式，承认灾害将伴随着社会团结和冲突而产生，认识到性别、阶级和其它社会不平等因素与灾害现象互动的重要性。但是，只要灾害社会学不试图加强与相关研究领域如风险社会学、环境社会学以及与核心社会学主题诸如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化与社会变迁的沟通，它将难以摆脱其边缘化的地位。

十、历史社会学

《趋向历史化的社会学：历史事件与过程的理论化》(“Toward A Historicized Sociology：Theorizing Events，Processes，and Emergence”)(Elisabeth S. Clemens)认为，自1970年代以来，一系列实质性议题、经济利益和经济理性等理论词汇以及比较研究方法，构筑了美国的历史社会学。最近，这个构造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主要表现在：比较历史方法日渐从特定的历史难题中摆脱出来，从对相关性(covariation)的分析转向历史过程、新的实质性问题的理论研究。尽管主要的探讨集中于方法论的阐述和认识论的争论，但历史学家对历史过程的更大关注同样使人们看到新的分析策略在界定历史个案和框定历史难题中的作用，这种分析策略更强调经验问题类别，如社会牢笼、群体形成、多重秩序的差异。而最为令人震撼的则是从强调进化与国家建设的“制度与危机”意象，转变为对历史事件和非稳定性的多方位分析上。

十一、社会学与世界各地

《旧的不平等与新的疾病：撒哈拉以南之非洲地区的HIV/AIDS》(Old Inequalities，New Disease：HIV/AIDS in Sub-Saharan Africa)(Carol A. Heimer)重点分析了由社会因素造成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艾滋病问题与美国、欧洲的艾滋病问题之间的差异。非洲居民所受到的经济掠夺和性侵害已越来越严重，贫困成为感染艾滋病的首要原因。他们不是令艾滋病药品制造商业感兴趣的消费者，因此贫穷使他们无法得到他们所想得到的医治。该文将撒哈拉以南之非洲地区的艾滋病问题与世界艾滋病药品贸易、公共健康和艾滋病医学等相关研究联系在一起，探讨了这种研究整合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