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占用耕地，出现了新的“圈地运动”。一些开发商用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得土地，然后以征收地价的几倍乃至几十倍的高价将土地转让，农民却所得无几。据有关专家估计，在城市周围的土地征用中，农民获得的补偿往往只有土地商业价值的5%-10%(丁恒龙，2005；沈关宝，2006；赵蓉，2006)。失地农民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稳定的主要因素。就利益表达途径的有效性而言，失地农民真正能够接近和利用的管道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区组织(主要是村组织)和信访部门，但在征地过程中，村组织对失地农民的利益侵害相当普遍，并且十分突出。鉴于这种情况，失地农民能够借助的往往只有信访管道。然而，由于信访部门的职责所限，信访管道对于失地农民进行土地维权的实际帮助是极为薄弱的，失地农民经常是多次上访或者不断越级上访之后，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在直接的、有效的体制内利益表达管道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用体制外的利益表达就成为失地农民的必然选择(徐琴，2006)。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是指得不到正式制度支持的集体抗争方式，经常是群体性的、对抗性的和破坏性的，甚至会导致激烈的冲突。但由于失地农民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有限，维权管道不畅，维权成本高，在集体抗争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过程中不得不借助其他精英群体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弱势群体能否完全实现利益诉求的表达，而精英群体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个过程会给不同群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进行利益诉求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本文试图通过对处于同一时空下的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比较研究，讨论以上问题。

二、理论框架：精英型框架借用与草根型框架借用

框架分析是由戈夫曼(Goffman，1974)提出的一个微观社会学概念。所谓框架(frame)这一概念指的就是一种能帮助人们认知、理解和标记周围所发生事物的解读范式。

但对于一个具体的社会运动来说，运动积极分子所提出的一些意识形态、价值观、社会改造主张并不一定就是他们想动员的大众或想联合的其他组织所能直接接受的框架。为了避免传统的社会运动分析对社会运动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泛泛而论的宏观处理方法，斯诺及其学生把戈夫曼的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概念运用于社会运动微观动员过程的分析。其核心思想是，一场社会运动背后的目标或意识形态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不为动员目标群体所理解或接受。为此，运动的组织者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以达到有效动员的目的。框架整合过程称作策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ing)，是指一群人通过有意识的、策略性的尝试形成关于世界与他们自己的共同理解，以达到正当化与鼓舞集体行动的目的(Snow et al., 1986：464-481)。迈克亚当(McAdam，1994：36-57)认为，构建框架的意义不只是纯粹为了沟通或建立共识，还在于其策略性作用：利用政治舆论、维持参与士气以及减少反对阻力。越是背离社会主流的社会运动主张，越需要这种策略性框架。构建框架往往带有高度的策略性，在其中运动者的真实意图被隐藏起来，表面上呈现的是某种修饰过后的版本。

社会运动的框架整合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框架搭桥、框架扩大、框架延伸和框架转换(Snow et al., 1986：464-481)。赵鼎新(2005：213-214)在其基础上提出第五种类型，并称之为“框架借用”。如果一个群体有很强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又找不到一个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相符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武器，这个群体就有可能会去借用一个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不相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或话语来作为他们所发起运动的话语框架。

无论是D.A.斯诺等人对框架整合类型的归纳，还是赵鼎新对于框架借用的分析，都是针对一个社会运动主体。实际上，不同群体的社会运动由于自身需要，经常会进行相互之间的框架借用，尤其对于共享一个“主框架”(斯诺、本福特，2002)下的不同运动群体来说，更是如此。

所谓主框架是指在一定时空内发生的不同群体社会运动的共同主题。主框架影响了社会运动时间上的周期和空间上的聚合，不但有助于各种社会运动在一个抗议周期内的形成和先后接续，而且为它们提供了众多的策略选择(Snow & Benford，1988)。通过“霸权”话语，使在主框架下不同群体之间进行相互的框架借用成为可能。框架借用是指一个群体由于自身策略性构框的需要，往往借用同在一个主框架下其他群体的框架。

根据群体运动框架的主体，可分为精英型框架借用与草根型框架借用两种。关于精英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按拉斯韦尔(1992：3)的定义，除了权力(政治精英)外，还有财富、名望和知识等方面的“精英阶层”，取得价值比较多的是精英。这里要借用资源动员理论中的“资源动员”概念。资源动员理论认为，一个社会运动所能动员的资源总量将越来越成为决定这一个社会运动的规模和成败的关键(McCarthy & Zald，1977：1212-1241)。因此，本文将取得动员资源比较多的群体称为“精英阶层”或“精英群体”，将取得的动员资源较少的群体定义为“草根阶层”，也称为“弱势群体”。“精英动员”与“草根动员”则指以具备两个阶层属性的群体为主体的策略性构框的过程，而且无论是哪个群体的动员都作为一个贯穿于集体抗争始终的过程，而不是仅仅出现在集体行动的前期。

当分属精英和草根阶层的两个群体在共享一个运动主题时，精英阶层在精英动员过程中向草根阶层(grass roots class)进行框架借用被称之为“精英型框架借用”。“草根型框架借用”则相反，指的是草根阶层在草根动员过程中向精英阶层借用框架。

框架分析理论实际上是在“运动过程自始至终都是极有组织”的假设前提下展开的。这种假设对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中层组织高度发达、大量运动已被制度化了的社会来说倒也说得过去，但对研究像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中的社会运动就有问题了(赵鼎新，2005：213-214)。在中国，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中层组织力量薄弱，社会运动具有很强的自发性，大量竞争性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往往同时并存于一个运动之中，共享一个主框架的不同运动群体也往往会借用其他运动群体的话语框架。决定哪种话语最终成为主导性话语的不仅是临时凑成的运动组织的领袖，而且还有主框架下其他群体的叙事框架。

因此，将框架借用进一步区分为精英型与草根型，可以将研究视角从一个运动框架拓展到研究主框架下其他的运动框架，并重点阐释不同性质群体的框架借用的产生及运行的结构性机制。

三、研究设计和研究对象 (一) 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实地调查和文献法收集资料，运用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进行分析。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笔者在2006年和2007年收集的，包括以下几部分：①2006年5月13日，Y村¹业主聚会的现场记录；②2006年5月和6月，与业主维权“领袖”进行QQ聊天得到的文本；③2006年5月到9月，2007年4月，对G村至今仍滞留的部分村民进行访问而得到的访谈资料；④Y村业主建立的“维权网”上的文本和音像资料。

1 本文中凡涉及地名、人名处，按人类学方法，均作技术处理，下同。

(二) 研究对象

X岛位于南方某城郊区的东南方，政府为兴建大学城将全岛征收，迫使在此世代居住的农民与近十几年来在此建设Y村别墅的居民迁离。目前为拆迁仍在进行集体抗争的主要有两个群体：G村部分失地农民与Y村业主。

1. G村失地农民的抗争

G村原属X岛的6个自然村之一，由于兴建大学城，目前G村未被拆迁的地方仅剩一座祠堂，位于大学城的中心湖区，现在所有留下的村民都住在此祠堂中，总数约200多人。未搬迁去的G村不属于大学城中的4个保留村之一，它被孤立和隔绝起来，其非合法性使其村民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G村村民极少与大学生和外界人员接触，排外现象较严重。

G村的窝棚先后被政府强制拆迁过16次，原因是窝棚搭建在中心湖区小山上，政府希望他们迁移到XZ镇，但村民觉得被政府欺骗了。

政府都是骗我们的，我们在自己的地方(目前大学城的G村)建个房子100元/平方米，但在XZ镇就1000多元/平方米。现在迁到XZ镇的人也认为政府骗了自己的钱，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没那么多钱买房子。政府是赔了钱，但我们还是没钱。(2006年5月14日访谈资料：G-M-A) ¹

1 G代表G村，M代表男性，后面的F代表女性，A代表被访者的序号。

现在留在祠堂内的村民有的去卖菜，男的做建筑工，女的干点手艺活。一位在祠堂内做珠绣的中年妇女说：

一块布上的珠绣要做上两天，早上9点做，晚上10点收工。有人来收(布)，一个(块)布1.20元……孩子现在读书费用很高，大的在XZ镇读初三，小的读初一。(大的)准备中考啦，我们当然希望他能继续读啦，但是如果考不上(高中)那就只能出来工作。如果能读，我们都会供的。平常跟他(在XZ的)叔叔婶婶住在一起，周末才回来。我们搬到XZ那里，哪有钱啊，还要买保障，孩子哪有钱读书……(2006年9月8日访谈资料：G-F-B)

现在留在祠堂内的村民面临的是同样的困境。

如果签字，按照苛刻的补偿价格，我们会失去自己原有的赖以生存的土地，房屋之后所获得的一、二十万元钱，除去购买政府指定的“安居房”和缴纳社会保险之后，我们没有什么钱剩下了。这正是最后我们200多名村民宁愿住在帐篷并被一再驱赶仍坚持抗争的原因。我们要求在原地建村，这样我们有土地留下来给孩子，去了XZ镇就没土地了。(2007年4月26日访谈资料：G-M-C)

2.Y村业主的抗争

与G村农民的集体抗争不同，Y村的主体大多为画家、雕塑家、摄影家、建筑师、园艺师、工程师、教师和编辑等知识精英阶层。如果说前者属于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或草根阶层，后者则应当属于当今中国的精英阶层中的知识精英。在很大程度上，后者的集体抗争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市民社会的中间阶层的社会运动”(张磊，2005)。

Y村始建于1994年，它并不是真正的村庄，而是XZ镇X岛南边的一块商业用地。2003年，大学城在X岛兴建，在当年8月29日至2004年4月29日Y村拆迁完毕。业主们对此拆迁提出了诸多质疑并展开了抗争。Y村业主、建筑设计师W先生的房子被强拆后，与其他20多位被强拆业主组成了一个维权组织，并建立了一个维权网站，维权行动持续至今。W先生告诉笔者：

Y村的所有业主均取得了省人民政府核发的《房地产权证》。这意味着业主们拥有国家认定的房屋所有权和70年的土地使用权，我们是合法的！(2006年5月13日访谈资料)

我们绝不放弃，被强拆的业主之所以不肯签名同意拆迁，是因为一些做法太过分，分明是违法的欺负合法的。(2006年5月24日访谈资料)

Y村业主与G村村民的集体抗争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展开的，两个群体的抗争目标既有重合也有分歧。那么在整个大学城维权运动中，这两个群体是否存在着框架借用现象呢？笔者将对Y村业主维权和G村村民维权这两个集体抗争的动员机制进行比较，从而考察影响集体抗争过程的因素。

四、G村失地农民：弱势群体的草根型框架借用

失地农民拿起武器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倒以政府官员为代表的政治精英及以房地产商为代表的经济精英，而是强迫他们履行道德义务。同时，村民并不计较以Y村业主为代表的知识精英通过抗争拿走了多少，而是希望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框架以抗衡强势的政治、经济精英，而这种借用过程在村民看来是源于知识精英所应负的伸张正义，庇护弱者的“道义”。

他们(Y村业主)是出于道义上来帮助我们的。而且，我们都是同道中人嘛。他们也有自己的利益，但是他们能帮我们还是出于同情，同情我们的处境，所以为我们说话。(2007年4月24日访谈笔记：G-M-F)

G村村民在构建自己的策略性框架时，第一，选择了诊断框架(diagnostic frame)，即指出问题所在，并分析其原因和责任；第二，选择了预断框架(prognostic frame)，即描绘出一个计划大纲，以改正和逐一确认该做之事，包括目标、策略和战术等方法的提出(Snow & Benford 1988：197-217)。

村民通过将诊断及预断框架加以糅合来完成“草根动员”，而这个动员框架无论从内在逻辑，还是所利用的外部环境，都带有向Y村业主借用框架的痕迹。

(一) G村村民框架的内在结构

1.借用诊断与预断框架

无论是“问题诊断”还是“目标锁定”，都需要抗争者掌握一定的技术和专门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相关法律和政策依据。村民对这些专门技术和信息资源的获得部分来自Y村业主的支持。

我们当时和一些业主谈过，他们的意思是，抗争是必要的，但是还是要合法，按法律的规定办……我们又找一些法律的书来看，业主他们比较清楚法律条款和规定，给予了一些建议……他们说我们要相信法律，我们相信中央政府，我们相信中央政府一定会帮我们解决这个事情的……(指着外面下雨的天)就像老天不会老下雨，总会有天晴的一天的……我们相信在这里(祠堂)待下去，总有一天，中央政府会帮我们解决的，而且我们相信法律，我们相信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就是要让(地方)政府知道他们这样做是错的。(2007年4月24日访谈笔记：G-M-D)

2.借用抗议剧目

抗议剧目(protest repertoire)是反对者所能采用的抗议形式之总和。村民告诉笔者如果想了解他们更多的情况，可以上Y村业主所建立的维权网。而对当地村民来说，在网上争取支持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我们哪有计算机，我们也不会上网，都是听别人说的。都是业主他们写的，有些是写他们自己的，有些是写我们的，我们哪会上网看啊，我们又没有条件……

而且我们都不需要看啊，这些是给外界的人看的嘛，是争取外界的支持和同情，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2007年4月24日访谈笔记：G-M-G)

笔者参加Y村业主们聚会的前一天，G村村民集体抗争的“草根领袖”阿伦刚好过世。Y村业主们商量着寄钱过去，为其举行丧礼，并在维权网上刊出悼诗：

(惊闻阿伦得绝症，大悲而泣)故人将作黄鹤去，唯恐孤巢无安处。他日但得寸土还，伐木烹羊祭汝魂。我命在我不在天。

(闻阿伦已去，心如止水)凄凄G村庄稼汉，冷冷Y城父母官。撒手随风西天去，勿眷人间维权苦。(业主维权网)¹

1 “业主维权网”网上资料，该网现已被查封。下同。

由以上分析可得出，G村村民在建构抗争框架时借用了Y村业主的部分抗议剧目。

(二) G村村民的外部环境：借用合法性确认

合法性确认是指抗争中的行动者其行为和主张的合法性被权力当局所认可(麦克亚当等，2006)。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也是衡量政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农民要确认自身抗争的合法性，就必须不断地运用各种策略和技术将自己的困境建构为国家本身要重视的社会秩序问题，将自己的具体问题表达出来，以得到政府的重视和回应。G村村民抗争的合法性确认可以归纳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而这两个角度都离不开借用Y村业主的叙事框架。以下是Y村业主在其维权网上对“压迫”和“反抗”这两个主角的描述。

1.压迫主角：地方政府

中共中央要求“执政为民”。JWH、XXD、MQ、YHP等人以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番禺大队的匪徒们公然对抗党中央的指令……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越界”是用来“治民”的，使G村民众陷于绝望之境，那么这样的行政行为可以说就是暴政。对国家利益的危害、对中央政府管治的危害、甚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危害是无可估量的。(同上)

2.反抗主角：G村村民

那两年来像原始人一样蜷缩在简易窝棚里的400多位坚决不肯退缩的村民，还是一颗埋在大学城的迟早要引爆的定时炸弹。(2007年4月访谈资料)

G村村民借用Y村业主的话语优势，把自身的抗争框架建构成为地方政府乃至中央政府最重视的社会稳定及秩序问题，从而完成了抗争的合法性确认，使自己具体的利益诉求能够“合法地”纳入到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中。而且对于村民来说，Y村业主们有知识、有文化，代表的是公道、正义，也是能证明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证人。

你们都是大学生，你们应该懂法律的啊，你们去看看那些法律条文，你们就知道我们是对还是错……你还可以去问问你们的教授，问问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符合法律，是不是对的。很多有知识的人啊，包括教授啊老师啊，都很同情我们的，都说大学城不合理啊……很多高校的老师都很支持我们啊……(2007年4月25日访谈笔记：G-M-E)

失地农民对Y村业主框架的借用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Y村业主使用的抗议剧目比农民要多样化，他们所能采用的抗议形式包括利用自身的话语权及其社会资本，争取民众同情和支持；充分利用网络、报纸等媒体资源；通过上访、静坐、示威等国家法律允许的体制内方式进行抗争等。

而对于失地农民来说，可利用的抗争资源极其匮乏，除了上访外，就是通过折磨自己的身体表示愤怒。比如搭建并居住在极其简陋的窝棚里，以争取媒体和大众的支持和同情，引起政府的注意。“滞留”是G村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一种“弱者的武器”，因为权力的不对称性，农民很难负担起公开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费用，对权力拥有者的批评和反抗往往隐藏在掌权者所看不到的后台。斯科特(2007)认为，有时候这种底层政治采取的形式使反抗的意图模糊，他们用显性的符号来隐蔽真实的意图，并尽量不在公开的文本中流下痕迹。

我们和政府讲，地方政府从来不听我们的，解释也没有用，我们现在不上访了，我们就待在这里，看他们拿我们怎么办……(G-M-F)

那些政府根本就不听你讲，每次召集我们开会，都是躲躲闪闪，重要的不说，每次(开会)等于没开，一点效果都没有。

我们相信在这里(G村祠堂)待下去，总有一天，中央政府会帮我们解决的，而且我们相信法律，我们相信这样做是对的。我们就是要让政府知道他们这样做是错的。(2007年4月24日访谈资料：G-M-G)

其次，Y村业主认同感更强。认同指的是个体与集体之间的联结，强调社会运动中的自我问题。认同形塑并不是社会运动的副产品或手段，相反，建立一套新的世界观本身即是社会运动的目的。

W先生在说到成员协商时说：

没有出现根本性分歧……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当然会有不同，不过经过讨论，通常都达成一致。而对于有些人退出这种现象，我们不认为是分歧，因为无论是坚持下去还是退出，都各自有理由、有原因，我们都能理解……(2006年5月13、14日访谈)

相比之下，村民觉得他们的认同感要比Y村的业主们更强：

我们800年前是一个祖宗生下来的，我们都姓同一个姓。那些业主来自五湖四海，不像我们，这里是我们的根。(2007年4月2日访谈资料：G-M-H)

但在抗争过程的冲突中，部分村民却选择了退却，致使G村村民作为一个集体行动的整体被部分瓦解了。

当时，政府派来军警，很多人(村民)被这些吓傻了。被政府这么强硬地一逼，很多人就吓倒了，被迫签了字(答应搬迁)。政府利用不搬迁的村民的亲友对其进行劝说。只要有一个(一户人家)签了字，全村都要搬迁。(2007年4月25日访谈资料：G-M-I)

再次，“精英”比“草根”的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更成功。共识动员是为了建立参与者之间的共享意义，强调社会运动的意义是需要被经营出来的，而不是事先就存在的。一种简化与浓缩“外在世界”的诠释架构(interpretative schemata)，其方式是强化与符码化个人环境中的对象、情境、事件、经验与行动顺序，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前的。

W先生在阐述维权行动的意义时讲到：

争取符合公平原则的拆迁补偿和因遭非法强拆所致的损失……核心就是争取应有的基本公民利益……争取是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实现保障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是对社会公民利益实现起着促进作用。(2006年5月13日QQ访谈资料)

可见，G村失地农民的组织程度远远不如Y村业主来得紧密，而且后者具有前者所没有的强有力的“抗议剧目”。因此，由于Y村业主作为知识精英的优势，G村的集体抗争不得不借助他们的力量，进行自己利益申诉的抗争。从运动的表面形式上看，失地农民在集体抗争中“借用”了Y村业主动员框架的部分话语和策略，形成了草根型框架借用。

五、Y村业主：知识精英的精英型框架借用

最初，小岛上兴建大学城，主体规划并不包括Y村，专家们也认为可以保留。Y村所在地被划定为大学城的文化共享区，这并未引起艺术家们的不安，他们认为大学城肯定会将有文化品位的Y村融入大学城的规划设计中。但令业主们没有想到的是：

然而，稍后X岛上展开的针对万余农民的声势浩大的开发建设征地及强制拆迁行动，又令艺术家们的心情日益沉重起来。(同上)

但令以艺术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心情沉重的真的是因为对农民的征地吗？

2003年4月18日，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突然下发了收回Y村B区和C区所有的国土资源使用权的通知。同年8月29日，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再次发布房屋拆迁公告，该公告宣布：“X岛Y村地段房屋及其附属物均须于2003年8月29日起至2004年4月29日止拆迁完毕”。

因此，令Y村业主们真正感到不安的并不是X岛农民被征地问题，而是自身利益所受到的威胁。业主们申诉：

根据现有规划，Y村并不在大学城主体位置，完全没有必要耗费巨资进行拆迁。Y村建设在前，大学城规划在后，大学城建设完全可以考虑两者的共存共荣，政府部门为什么全不考虑这些因素？(同上)

换句话说，假设业主们的房屋在大学城被保留下来，他们是不会插手X岛农民土地被拆迁的事情的。

如果政府理直气壮地说，因为教育事业的需要，必须征收位于大学城主体的农民土地进行大学城的建设，那么位于大学城旁边的三个别墅区呢？按道理，它们的存在不会影响大学城的建设，为何政府一定非要拆它不可呢？因为虽然拆迁三个别墅区花费数亿元，但是它用途转换后的土地价值远远超过补偿费用。这就是用数亿元拆迁补偿费用，来换一片绿化的奥妙所在。(同上)

由此，Y村业主开始其集体抗争，由于他们具有知识和“话语”优势，构框时往往带有高度的策略性，并把真实意图隐藏起来，表面上呈现的则是修饰后的版本。业主在构建自己的策略性框架时，主要采用了诊断框架(diagnostic frame)，以及动机框架(motivational frame)，即指出行动的终极理由和理念依据，并且以道德呼吁的方式来召唤参与者的热情(Snow & Benford，1988：197-217)。

Y村业主将诊断框架与动机框架糅合成自己的运动框架，而这个框架无论是从框架的内在结构，还是其与外部环境的联结情况来看，都带有Y村业主向G村失地农民借用框架的痕迹。

(一) Y村业主维权框架的内在结构：借用“合情合理”与“敬祖传统”

维权框架的内在结构包括经验可信度(empirical credibility)：框架是否与历史经验联结，以及其叙事的传真性(narrative fidelity)，即是否符合通行的叙事方式，而实际上这两个条件是相互联结的，因为人们接受的叙事方式和逻辑实际上与其所处社会的文化传统相关，而文化传统实际上又与某一特定社会的历史经验密切联系。一般来说，具有经验可信度的框架，其必然符合叙事的传真性。

中国人爱说“合情合理”，不但要合理，还要合情，从感情和理智的角度突出自己的权利诉求，这也是中国特色。当民众向国家和政府要求正当的权利时，对道义的强调超过了对理论的强调。按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无情”的行为往往来源于其行为的“无理”。Y村业主在描述地方政府的拆迁行为时，强调其不但不合“情”，还不合“理”。

首先，一方面Y村业主们指责拆迁方对弱势群体使用暴力强拆，不合“情”。

Y村业主先阐述农民被强拆的惨状，因为在现今中国的背景下将农民看作弱势群体是很容易被接受的。

区领导亲自挂帅，乘直升机临空指挥，先后动用数万人次的警力、“执法”人员、当地公职人员展开对岛上万余农民疯狂的征地及强拆强迁行动。先后十几次强拆已经痛失家园的村民搭起的赖以栖身的临时棚舍。

是警察，是武警，是国家专政机器，现在成了拆迁人的帮凶。谁违法了？他们说是农民，因为农民不愿交出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所以要用武力来抢夺。(同上)

接着将自己被强拆的情况附在后面，从而将拆迁方建构成对弱势群体施暴的形象。而这里弱势群体不仅仅是指失地农民，还包括他们自己。

大学城作为地方的重点工程……不仅出动直升机和武警，用电棍和手铐相逼迫将数百户农民赶出家园，还顶着中央三令五申不许野蛮强拆的精神和社会舆论压力，采取手段把Y村拆毁。在抗议当地政府的强拆行为中，同一片土地上，穷人和富人的“维权”行动第一次走到了一起。(同上)

这样，Y村业主就化解了自己与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利益诉求上的差距，借用农民的框架，使自己也成为“弱势群体”的一员，从而将自己的框架向“弱势群体需要帮助”的主题背景靠近。

另一方面，Y村业主们认为拆迁行为破坏了村民的宗族祠堂，违背了敬祖传统，同样不合“情”。

农民“安土重迁”的思想渊源来自对祖先和传统的依恋，农民对祖先的重视很大程度上表现在祖宗祠堂上。祠堂是供奉祖先的地方，农村中最大的忌讳就是被人挖祖坟、毁祠堂，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挖别人祖坟、毁别人祠堂的人总会受到舆论的谴责。

G村位于X岛腹地，相传是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后，与F区郭氏同源，因大学城征地要整村迁离，毁掉这些祠堂无疑是毁掉心中的祖先、心中的根。祠堂的消失不仅是农民祖先的消失，而且毁掉了大家心目中的祖先和心中的根。(同上)

Y村的业主们利用农民的这种敬祖传统，甚至利用了现在中国正面临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与传统文化传承的断裂的宏观背景，认为尽管这些祠堂里供奉的并不是他们的祖先，但是毁掉这些祠堂，不但对于G村的村民的亚文化认同，而且对于他们自己甚至对于现在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都是强烈的破坏和冲击。Y村的业主借用农民框架中某些对传统的尊重、传承和维护的因素，使自己成为“传统”的守护者，从而将自己的框架进行延伸。

其次，Y村业主们认为X岛的土地征收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不合“理”。

1.大学城的土地审批存在问题¹

1 据笔者事后了解，该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已经得到国务院批准。

W先生指出：

大学城是不合法的，因为宪法规定，超过70公顷的基本农田是要经过国务院审批的，但大学城用地有900多公顷。国务院并没有批大学城，这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违反宪法和国务院的规定……

整个大学城征地手续的办理采取的是分块办理的办法，把整个X岛分成39个地块，分批办理。也就是说，整个大学城本应报国务院审批的18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都是由省政府自行审批的。其中违法暴力抢夺农民的基本农田900公顷。(2006年5月13日，业主维权聚会)

Y村业主反复强调收回超过一定面积的农田需要经国务院审批，而实际上业主的房屋并不属于农田。业主通过向农民借用话语资源的同时，向外界表明自己的利益与“农民兄弟”的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2.政府的土地补偿费不公

目前G岛的拆迁费用为4~5万元一亩，2003年底国土房管局公告准备拍卖的3个邻近Y村、但位置和景观均不如前者的地块，底价已达每亩250万元，业界估计最高可拍得每亩500万元！(同上)

据笔者的实地调查资料，正如Y村业主所说，G岛的拆迁费用为4~5万元一亩，但这是政府给农民的赔偿。那么Y村业主所得到的赔偿是否也是这个价格呢？无论是通过业主们的维权网，还是访谈，Y村业主并没有透露政府给的赔偿价，但他们在强调自己维权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追求精神家园的一篇文章中，有以下描述：

某学院已退休的副院长YGL用4年时间在Y村建造了一栋240平方米的别墅。动拆办给Y先生的补偿费是170万元，但他没去拿。他不想要钱，钱对于一个老人没有任何意义，他只想要一栋同样的房子，要一个安静的地方画画。(同上)

可见，政府给Y村业主们的赔偿金在170万元/户上下。实际上，政府对Y村业主们的补偿要远远超出对农民的补偿。

但在访谈和维权网的资料中，Y村的业主们一直拿农民的赔偿价作为例子，强调赔偿价的不公。Y村的业主很巧妙地用这个“障眼法”，将农民经济上的弱势因素补充到自己的框架中。

Y村业主从“情”和“理”角度切入，强调征地损害了作为弱势地位的农民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又是与农民紧密相连的。Y村业主通过这样的解释逻辑，将自己的利益诉求与农民诉求的框架联结到一起。

由此看出，Y村业主维权框架的形成也借用了农民集体抗争的特性。那么，Y村业主为什么要向一个社会动员资源不如自己的群体进行框架借用呢？这与其框架所处的外部环境相关。

(二) Y村业主维权构框的外部环境：借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微妙关系

社会运动成功的第三个条件是生活经验的可共量性(experiential commensurability)，即是否与一般生活经验相符合。Y村业主利用政府和社会日益关注的“三农问题”作为社会背景来构建其运动框架。

中国是一个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农业大国，农民的政治认同对于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持起着关键作用，是政治系统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农民的生存状况涉及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稳固。

最近几年，农民负担加重、城乡差距扩大以及失地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等问题日益突出，给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和挑战。Y村的业主们作为知识精英利用农民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不信任因素增加的微妙变化，为其框架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

国土是赋予国家以形存的唯一要素。因此，身负国土资源管理重任的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长JWH，和手握土地经营权的市土地开发中心头目MQ、YHP等人连手叛离国家土地法，对国家利益的危害、对中央政府管治的危害、甚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危害是无可估量的。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土地资源最终影响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关系国民生存。X被征收的土地有50%是基本农田。(同上)

近几年，人们怨恨感产生的根源主要集中在以农民为代表的弱势群体被相对剥夺、政府官员腐败以及官商勾结的主题之上，因此这些怨恨主题不但在中国的文化和叙事传统上占据着极其核心的地位，而且由于这些怨恨的实际发生频率又是如此之高，因而不但失地农民对它们存在的经验证据深信不疑，而且很多农民也亲身体验过这些怨恨，最重要的是这些怨恨主题往往还能为社会其他群体所接受。

好大喜功的长官工程，往往与自上而下的腐败与生俱来。即便大学城工程实际拨付给所在地原有6个村征地拆迁补偿款全部算到腐败村官的头上，那也仅仅是12个亿左右的数字，而早在2003年就已拨付到FY市财政局的征地补偿款总数是46亿元，有关方面一直无法说明另外的34亿元究竟花到哪里了。

面对大规模的“圈地风”，地方政府成为“圈地运动”的一个无底洞，“横行霸道”之风比“大跃进”更使广大平民容易引发“家庭地震”……这次出动1 700多警力强毁民房，使痛失家园的村民被迫入“悲惨世界”。

老百姓拼命都要维权，维权其实是“维生”，老百姓房屋、村庄一点宅基地，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程”，连老百姓的根都要掘走……全面清拆民房本身是一个对私人权益具有“侵略性”的行为。(同上)

对于Y村业主来说，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的弱势地位使其在集体抗争中更具合法性，更容易得到舆论的支持和政府的重视。中国知识精英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在自己利益被剥夺的情况下，更容易通过扩散形而上的道德感和崇高感以使其运动框架更加稳固。这种“对农民的关怀”实际上就是遇到问题时从“工具箱”寻找到“适用零件”而已(Swidler，1986：273-286)。

因此，虽然G村失地农民所能动员的社会资源在显性方面并不如Y村的业主们多，但其拥有的隐性资源却要比Y村业主更有力量，这也成为了Y村业主们打着替“弱势群体”抗争旗号的原因所在。他们向弱势群体进行框架的借用，以此来为自己的抗争框架提供合法性依据。

六、讨论：框架借用的非对称性与利益诉求的“置换”

本文研究的G村失地农民与Y村业主分别代表着一个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草根阶层与精英阶层。当精英群体向弱势群体进行框架“借用”时，后者是依赖于前者的框架并被前者的框架所型塑；而当知识精英“逆向借用”失地农民的框架时，前者则是利用另一个群体所带有的“弱势”特征来为自己的框架奠定“合法性”基础的。

一方面，集体抗争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草根型框架借用，通过知识精英所拥有的雄厚的社会动员资源，使其草根动员框架得以建构。Y村业主是这样为农民集体抗争进行阐述的：

为生存，也为尊严(X岛的农民兄弟在抗争)，由于该项目迄今未能提供国务院批准文件，居民质疑其合法性，更因为征拆安置补偿不合理，拆迁人野蛮强征强拆，农民失地后生计陷困境。为维护合法利益，他们走上维权之路。

农民不愿交出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房屋，所以要用武力来抢夺。我们不反对依法建设大学城，但绝不接受歧视性的收地拆迁条款，如果不是压迫过甚，绝不轻言抗争。拆迁人在拆迁中的行为与匪无异，被诩为“人民公仆”的政府官员实在是在鱼肉平民。控诉国家机器暴力、保护农民生存伦理，宪法能否保护合法私产，这是他们维权的核心价值。(同上)

但与此同时，知识精英并不是“免费”地“借出”框架的，他们在“借给”失地农民框架的同时，也向其“索取”框架以满足自身利益的诉求，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

精英群体与弱势群体在集体抗争中相互借用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提供了政治机会(弗里德曼，2002：36-57)。怨恨感和被剥夺感一方面客观地存在于失地农民中，另一方面被Y村业主们的框架建构所强调和扩大。Y村业主们替失地农民“代言”，一方面是出于知识精英的社会关怀，但更多的是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驱使。弱势群体对于共享同一个运动主题的精英们来说，其价值仅在于能以“农民同盟”的角色被作为框架借用而已，精英们则为自己的叙事框架提供了一些可利用的“抗争话语”。

G村村民能顺利地向Y村业主借用框架的条件在于，业主能向村民“借出”自己部分的运动话语框架。比起失地农民的草根型框架借用，业主的精英型框架借用在整个“主框架”中具有“主导”的特点，形成框架借用的“非对称性”。在这种非对称性框架借用的情况下，知识精英在寻求自身利益诉求时，能保证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真实”地表达出来吗？

知识精英总是与特定的生活过程结合在一起，知识本身又与权力结合在一起，因此，必须将知识精英置于整个社会关系的结构中来理解知识精英的活动性质(Gramsci，1971：8)。也正因为知识精英在社会结构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来改变这种社会关系(鲍曼，2000：23-24)。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在总体上是20世纪90年代后兴起的新一轮改革的受益者，这就使中国的知识精英、专业人才与政府之间在利益层面上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联盟。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联盟并不牢固，但只要中国经济保持向上的势头，这种联盟关系还将会继续保持下去(赵鼎新，2005：300)。

在目前，中国的知识精英虽然会在利益分配上与政府存在一些分歧，但却很少有人会为社会下层的抗争制造出大型意识形态，即使在一些与下层群体同属于一个抗争“主框架”的情况下(如本文所研究的情况)，知识精英会为了自身抗争框架的“合法性”而向弱势群体借用框架。弱势群体的一些文化、价值及观念对于精英来说是一个“借来的话语”(Calhoun，1983：886-914)，而知识精英在形成自己动员框架的过程中，利用国家与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为其自身的利益诉求提供便利。

由于受到自身的组织性和表达能力的限制，弱势群体，如失地农民的利益表达往往不得不依靠其他利益集团的“仁慈”和“善心”而进行草根型的框架借用。尽管这种间接“代言人”有更娴熟的表达技巧和更强大的表达能力，但由于在其“代表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向草根进行精英型框架借用，而正是由于精英型框架借用与草根型框架借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过滤”和“裁减”的“失真处理”，导致其利益表达的“失真化”。

而作为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者，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为确保现有秩序的平稳延续，不得不采取“置换战略” (赫尔德，1998：318)，即通过对“精英型框架借用”某种程度上的默认(尽管“精英型框架借用”使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失真化”)，以安抚那些能够最有效、最强有力地调动公众呼声的精英阶层，从而有可能导致草根阶层的部分利益诉求在分配过程中被“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