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Social Forces¹创刊于1922年, 是社会学界公认的权威杂志。Social Forces为季刊, 每年逢3月、6月、9月和12月出刊, 每期一般刊登研究性论文12~20篇和书评10~20篇。Social Forces主要关注社会学的探讨与研究, 同时也涉及社会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问题。综观2007年Social Forces, 其刊文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 研究视野的全球性。它不仅仅关注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及社会现象, 也关注其他国家(如欧洲的法国、亚洲的中国、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等)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同时, 刊文中也不乏相关国家间比较分析的论文, 为人们了解全球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全局性的视角。

第二, 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它将妇女、少数族群、失范青少年、老年人等纳入研究视角, 对这些群体展开多层次多方位的剖析。

第三,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综合性。文章大多采取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以此汲取两者的长处。此外, 实证研究所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也很多, 常见的有问卷调查(包括问卷邮寄、入户调查、电话调查等)和深度访谈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美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成为研究者最常使用的研究资料。

第四, 研究内容的多样性与全面性。许多文章对族群/种族、组织、教育、婚姻家庭、文化和宗教、经济等经典的社会学话题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 同时也有不少文章对一些目前比较受关注的问题, 如性别不平等、老年歧视、社会政策和社会运动等, 进行了多方位甚至是创新性的研究。另外, 还有一部分文章对一些前沿领域, 如基因学等, 进行了尝试性的探讨和展望。

二、刊文分类述评

综合2007年Social Forces的所有刊文, 从内容上可将其分为10个主题, 分别为族群/种族、组织、年龄歧视、性别/家庭/婚姻、文化/宗教、教育、社会政策和社会运动、经济和其他专题(参见表 1), 以及为数众多的书评。下文对就每个主题刊发的文章进行简要的介绍与评论。

(一) 族群/种族研究

2007年Social Forces共刊登该主题的文章15篇, 为当年刊文中涉及最多的领域。

在美国社会学界, 族群/种族研究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题, 且研究成果颇丰。2007年Social Forces对此领域的关注也反映了这点。

从具体的研究内容上看, 族群/种族研究的视角渐趋多元, 关注面渐趋广泛, 新鲜的话题层出不穷。第一, 关于“认同”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在新的情况下, 影响“认同”的因素, 以及族群/种族认同的困境、自我认同与他人归类之间的矛盾等重要问题。随着族群/种族通婚的日益广泛, 族群/种族基因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 具有多族群/种族身份的人越来越多, 因此, 他们及其子女就面临着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第二, 关于族群/种族歧视和肤色歧视的研究。虽然近年来这类研究几乎涉及了被歧视者的方方面面, 但大体来说, 2007年Social Forces所刊出的相关文章主要聚焦于居住隔离、教育不平等和信任危机等方面。例如, 在信任研究方面, 有研究者认为, 肤色的差异导致人们形成黑人不可信的刻板印象,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此外, 肤色的差异还导致了黑人更容易遭受刑罚的惩治。第三, 有研究者提出了“肤色困境”的概念。虽然黑人知道自己因为肤色的原因而遭受到各种歧视, 但是他们对于自身政治身份的诉求远远超过了肤色歧视, 以致他们陷入两难困境之中。

(1)“Internal and External Ethnic Assessments in Eastern Europe”(《东欧族群的内外部评价》,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Patricia Ahmed、Cynthia Feliciano和Rebecca Jean Emigh。该文章的调查研究涉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它力图解释这些国家内部族群认同以及其他社会特征如何影响到外部族群分类。作者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 分析了访谈者如何使用消极社会特征(如贫困、低教育水平)将人们归为某一类人(如吉卜赛人, 虽然吉普赛人本身并不这样将自己归类)。同时, 在另一些少数族群(如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俄罗斯的乌克兰人)和人口较多的族群的被访者那里, 这些消极特征体现了具有相反的或者零和的效应, 在这种情况下, 调查者倾向于将这些少数族群包括进大族群之中。总之, 该文作者认为, 对于吉普赛这个种族化的族群来说, 族群分类是外部的、排他性的; 而对于其他的族群来说, 分类就有可选择性和包容性特征。

(2)“Measuring Latinos:Racial vs.Ethnic Classification and Self-Understandings”(《测量拉丁美洲人:种族、族群的分类和自我认同》,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Steven Hitlin、J.Scott Brown和Glen H.Elder。该文的数据来源于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这篇文章试图通过分析社会认同理论, 来展示个体自我归属是如何强化了社会中种族和族群的界限。理论界关于“种族”和“族群”的分界并不能适当地反应出美国人对于社会类属的自我认同。该项研究选择西班牙裔美国人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对美国人口普查的样本分析, 有相当大比例的西班牙裔美国人在自填问卷回答种族身份的时候, 会填答“西班牙裔”, 然而, 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们只能选择“其他”作为自己的种族归类, 因为“西班牙裔”这一选项并未被包括在内。因此, 作者建议将“西班牙裔美国人”这一选项列入“种族问题”中去, 因为这恰当地反映了西班牙裔美国人自我认同的真实感受。

(3)“Mixed Race:Understanding Difference in the Genome Era”(《混血人种:基因时代理解差异性》,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Elizabeth M.Phillips、Adebola O.Odunlami和Vence L.Bonham。这是一篇定量分析的论文, 研究数据解释了混血人种对于身份、种族/族群和人类基因的理解, 讨论涉及了三个变量的关系:种族、基因和疾病。被调查者要求报告他们自我认同及其与医疗保健之间的关系, 以及发表自己对于基于种族的治疗法、不同种族之间健康的迥异, 以及这些变量与种族、祖先和基因之间关系的看法。他们的声音反映出传统的种族/族群归类模式在日益多元化的共同体中的局限性。即将到来的重要时代, 即基因时代, 将会挑战人类目前对于种族/族群的理解。

(4)“Modeling Determinants of White Racial Identity:Results from a New National Survey”(《白人种族认同决定因素的模型构建:一项最新全国性调查的结果》,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Paul R.Croll。该文采用的分析数据来源于美国马赛克项目调查(American Mosaic Project Survey)中的电话抽样样本(共2 081份问卷), 运用最新的全国调查数据库数据来建构美国白人种族认同的模型, 试图分析偏见、对于多样性的看法以及美国信仰如何影响了白人的种族认同。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在一个大范围的调查研究中, 将“白人”这一重要概念进一步扩展到种族/族群关系研究中。

(5)“New Direction in Race Research”(《种族研究的新趋势》,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Charles A.Gallagher。在美国社会学界, 种族/族群研究这个古老而经典的话题, 随着新问题的出现以及研究的进一步推进, 种族/族群研究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本文力图揭示出种族/族群研究的新趋势。如作者所说, 最近涌现出的一些新话题的重要特点就是交叉性, 如将种族/族群、阶级、性别、族际通婚、混血、身份认同、种族/族群歧视、族群运动和肤色主义等话题交织在一起讨论。

(6)“Perceiving the Metropolis:Seeing the City through a Prism of Race”(《洞察大都市:通过种族的棱镜理解城市》,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Maria Krysan和Michael Bader。虽然该文所探讨的“偏好对于造成种族/族群永久居住区隔的作用”, 在美国学术界并不是一个鲜见的话题。但是在这篇文章中, 作者以一个新的视角和一个新的数据库(来自2004年底特律地区研究的数据库)来探讨如何更好地概化白人和黑人对于与不同种族/族群的人居住在一起的偏好。调查结果显示, 在关于“特别考虑”和“从不考虑”某一地方居住的选项上, 只有少数人同意。白人会根据某一社区白人的比例(该社区的社会阶级特征)来选择居住, 而极不愿意考虑那些只有单一种族/族群的社区。非洲裔美国人也受种族的影响, 但是方向不同, 而且相对不那么强烈。那些有大量非洲裔美国人居住的社区是被“特别考虑”的社区, 同时他们也会特别考虑那些只有一些非洲裔美国人居住的地区。非洲裔美国人较少选择“从不考虑”, 相对白人而言, 他们更倾向于考虑那些同时居住有人口较多族群/种族和少数族群/种族的社区。同时, 非洲裔美国人并不受一个社区白人的比例, 也就是该社区的社会阶级特征的影响。

(7)“Reinventing the Color Line:Immigration and America’s New Racial/Ethnic Divide”(《重塑肤色界线:移民和美国新族群/种族划分》,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Jennifer Lee和Frank D.Bean。大量的非白人移民从拉丁美洲和亚洲等地区涌入美国, 日益增多的种族/族群间的通婚, 以及大量的混血人种的出现, 使美国社会黑白界限日益模糊, 促使人们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当今的“肤色”界限是否还是:要么白人非白人分类, 要么是黑人非黑人分类; 而与之相对, 人们是否进入到了一种新的三维的种族/族群划分。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作者采用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关于混血的定量数据, 以及对于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和黑人背景的混血个体的深度访谈资料。调查显示, 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混血人与白人的社会距离明显小于与黑人的社会距离(行为的和自我感知的), 暗示着黑人非黑人的区分持续地将黑人与其他群体分隔, 包括那些新的非白人移民。然而, 假定“白人”这一过去非常坚固的类属持续延伸下去, “肤色”的界限可能会延伸至将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融入白人, 这也意味着历史上黑白的划分会再次出现。

(8)“Residential Segreg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Home Mortgage Lending”(《居住隔离和房屋按揭贷款转型》,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Carolyn Bond和Richard Williams。文章试图证明, 经历了长时间的不平等之后, 20世纪90年代房屋租赁给低收入水平和少数族群的比例有了急剧的增加。这项研究是建立在Williams、Nesiba和McConnell 2005年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作者认为, 政府解除管制、工业重建以及政府借贷共同推进了少数族群借贷资源的增多。作者进一步认为, 这些增加的借贷对于居住隔离有较小但可以感知的影响。

(9)“Street Men, Family Men:Race and Men’s Extended Family Integration”(《街头男人、居家男人:种族和男人在大家庭的整合》,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Natalia Sarkisian。“家庭解体理论”认为, 黑人已经抛弃了他们的家庭角色。作者根据定量的分析, 驳斥了黑人脱离家庭的假说, 通过对于黑人在扩大式家庭整合中的作用的考察, 得出如下的结论, 即黑人相对于白人更倾向于与亲人居住在一起或者住在附近; 同时, 黑人也更经常探望亲人。尽管黑人很少向亲人提供经济援助, 但这是由于他们的弱势社会经济地位所导致的。

(10)“The Interaction Effects of Race, Gender and School Composition on College Track Placement”(《通往大学之路的种族、性别和学校组织之间的交互效应》,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Stephanie Southworth和Roslyn Arlin Mickelson。文章力图证明, 高中学校的组织特征是如何与学生的归属特征彼此互动, 从而型塑了学生的学习机会。通过对某学校高年级学生的分析, 作者发现学校的种族/族群构成, 对于不同的种族/族群性别同期群的升学以及学生的归属特征都有很大的影响。学生的升学情况深受个体、家庭特征和学校种族/族群构成的影响。

(11)“Are Blacks Really Less Trusting than Whites? Revisiting the Race and Trust Question”(《黑人真的不如白人可信吗？对种族和信任问题的反思》,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Brent Simpson、Tucker McGrimmon和Kyle Irwin。学术界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定论, 与白人相比, 黑人是不值得信任的。然而, 这些调查结果是建立在对“信任”进行统一的标准化测量之上的, 它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信任的标准是可以变动的, 在不同的社会类别中, 如种族/族群之中,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而在该文中, 作者以“自我归类”和“社会认同”为理论基础, 力图证明黑人并不像以前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不可信。该调查采用了一个新的研究设计, 调查证明, 黑人拥有比白人更高的信任感, 同时种族/族群内部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要高于对于外部成员的信任。

(12)“The Skin Color Paradox and the American Racial Order”(《肤色悖论和美国种族次序》,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Jennifer L.Hochschild和Vesla Weaver。肤色深的黑人在美国社会中一般处于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和较低的社会声望, 更容易受到刑罚, 更容易被置于低端职位。事实上, 大多数黑人对于“肤色歧视”是深有体会的。然而, 黑人更强调自己的种族属性, 认为自己的命运是和种族密切关联的, 这种观念从来没有因为“肤色歧视”而改变。这种现实歧视和政治态度之间的不一致就是作者所说的“肤色悖论”。该调查使用的是美国调查数据库的数据。基于对相关数据的分析, 作者认为, 黑人对于自己种族身份的关切超过了对于肤色歧视的关注。这是因为黑人“种族”的政治宣传常被视为首要的任务, 所以并没有过多关注肤色中的内部等级。如果不妥善处理这种“肤色困境”, 那些用来处理种族问题的政治措施并不能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而且可能将“肤色歧视”进一步恶化。

(13)“Group Threat and Social Control:Race, Perceptions of Minorities and the Desire to Punish”(《群体威胁和社会控制:种族、少数族群的认知和惩罚意愿》,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Ryan D.King和Darren Wheelock。该文所采用的分析数据来源于2003年全国性的电话调查。该调查用来收集人们关于种族、宗教、政治和对惩罚体系的态度, 同时也涵盖了被调查者的背景信息, 从微观即个体的层次检验了美国人对于惩罚的态度。在此之前, 有相似的调查结果显示, 人口的组成和经济条件影响着公众对于刑罚政策的支持。这些调查结果是建立在人们认为少数族群群体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假设之上的。作者对“感知到的危胁”、“社会条件加总”和“支持刑罚的情绪”做了相关分析。数据统计则显示“认为非洲裔美国人(黑人)对自己的经济资源构成威胁”是白人支持刑罚政策的主要变量。此外, 居住在失业率高或非洲裔美国人多的地方的被调查者, 更容易受到刑罚。而这一结果的中间变量则是白人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对自己的物质资源构成了强大威胁。

(14)“Will ‘Multiracial’ Surviv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Racial Classification of Children of Multiracial Parents”(《多种族会持续到下一代吗？对多种族父母后代的种族分类》,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Jeniffer Bratter。该文所采用的分析数据来源于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作者分别对4种家庭进行了研究(如白人/非白人、黑人/非黑人), 指出具有多族群/民族身份的父母对于孩子自我归类与认同的影响。与父母是不同的单一族群/民族相比, 如果具有多族群/民族身份的父方或母方与对方共享一个单一的族群/民族类别, 那么就会减少孩子具有多民族身份的机会(比如, 白人亚洲裔的母亲和白人父亲, 那么孩子就会认同白人为自己的身份)。当父母的族群/民族身份不相重合时, 多族群/民族的认同将会变得非常普遍, 尤其是当父母有一方是白人或者印第安人时。这些调查结果显示, 在族群/民族多元化的背景下, 代际之间的多族群/民族认同与身份转化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15)“The Emerging Black Middle Class:Single and Living alone”(《新兴的黑人中产阶级:单身和独居》,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Krish Marsh、William A.Darity Jr.、Philip N.Cohen、Lynne M.Casper和Danielle Salters。似乎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 黑人中产阶级基本上拥有双亲家庭。作者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思考认为, 如果这个假设是对的话, 那么, 日益降低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将意味着黑人中产阶级随之减少。然而, 事实却相反, 黑人中产阶级的数量却在日益上升。因此, 作者重新思考和研究了黑人中产阶级, 发现单身的人群是日益增长的黑人中产阶级中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

(二) 组织研究

2007年Social Forces共刊登该主题的文章9篇, 集中刊登在当年第一期(3月刊)上。

从研究内容来看, 主要侧重于探讨组织内部信任问题, 包括宗教组织、协会、公司以及创新型组织内部的信任。其中, 有对不同宗教内部的信任维度进行研究的文章, 指出新教徒比其他宗教成员更容易信任陌生人; 也有对于竞争性企业之间的潜在信任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章。此外, 一项比较新颖的研究是管弦乐队内部的信任研究, 作者指出了该乐队内部运行的两个重要过程:合作协调和控制信任。

(1)“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uthority and Protest:The Case of Union Organiz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02001”(《组织结构、权力和抗议:美国工会组建的实例, 1990~2001》,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Andrew W.Martin。米歇尔斯(R.Michels)著名的“寡头铁律”开始受到学者的质疑, 即质疑凡社会运动组织皆有集权化倾向这一假设。尽管如此, 米歇尔斯关于组织结构以及权力的分析对于分析社会运动组织的目标和策略还是具有参考作用的。近来, 美国的劳工运动开始复活, 这一现象为作者提供了研究联盟组织背景下美国劳工运动的绝好机会。作者的调查结果是建立在对70家工会组织的分析之上的。作者发现, 权利的分配对于组织资源的分配具有净效应。

(2)“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Hospital and Orphanage Location in Chicago, 18481916”(《城市化和空间组织:芝加哥医院和孤儿院的位置, 1848~1916》,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Marcus Britton和William Ocasio。哪些因素影响着组织的位置从而更有利于当地社区？这篇文章试图论证城市的发展是如何影响两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医院和孤儿院所处的位置。作者以1848年至1916年的芝加哥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发现, 人类生态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解释了这些分布, 而这两个因素并没有在空间密度依赖模型中。

(3)“The Radius of Trust:Religion,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Trust in Strangers”(《信任的范围:陌生人的宗教、社会嵌入和信任》,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Michael R.Welch、David Sikkink和Matthew T.Loveland。该文采用的分析数据来源于美国2002年宗教和公共行动调查。试图调查宗教取向、社会网络嵌入和个体对他人信任程度之间的关系。作者做了logistic回归分析后发现, 相对于新教徒而言, 天主教和其他宗教信徒明显地对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较低。同时, 作者还发现, 个人虔诚和圣会活动与信任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统计关系, 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则与信任存在关系。

(4)“Competitive Embeddedness and the Emergence of Interfirm Cooperation”(《竞争嵌入和公司合作的出现》,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Denis Trapido。两个经济行动者之间存在的历史竞争是如何影响他们共同合作的意愿以获取双赢的？现存的理论和调查似乎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明确的答案。该文的嵌入性假说认为, 两个公司之间合作的可能性与他们之前存在的竞争强度呈正相关, 而这种合作的机制存在于两个竞争公司之间的熟悉度和基于熟悉之上的信任感。

(5)“Thinking Globally, Planning Nationally and Acting Locally:Nested Organizational Fields and the Adoption of Environmental Practices”(《全球化思考、全国性规划和地方化行动:嵌套组织领域和对环境条例的采纳》,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Ion Bogdan Vasi。环境保护的各种倡导活动促使人们开始关注组织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这篇文章试图从地方、国家和全球三个不同层面来检验嵌套组织在运行中存在的冲突。作者选择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来分析这三个国家地方政府对最近发布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的态度。作者使用大量的定量分析来探讨导致市政当局采取该政策的主要原因, 从而发现, 采取这一政策的广泛程度是因国家发展局的发展情况而定的。

(6)“Association Memberships and Generalized Trust:A Multilevel Model across 31 Countries”(《社团成员和一般化信任:来自31个国家的多层次模型》,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Pamela Paxton。该文试图测量31个国家的一般化信任。作者的研究假设是相对于孤立社团之间而言, 存在相互关联的社团间更有利于产生一般化信任。作者从多层次以及跨国模型, 包括个体和国家层次的便利来预测一般化信任。作者通过研究发现, 在个体层面上, 有相互关联的社团能使成员之间更为互相信任; 在国家层面上, 相互关联越多的社团越能增加成员之间的信任, 而那些孤立的社团将会降低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

(7)“The Complexity of Trust-Control Relationships in Creative Organizations:Insights from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a Conductorless Orchestra”(《创新型组织中信任控制关系的复杂性:对一个无指挥乐团的定量分析》,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Dmitry M.Khodyakov。作者使用定量数据来分析创新型组织内部运行的两个重要过程:合作协调和控制信任。作者分析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无指挥管弦乐队Orpheus内部的信任控制关系。作者通过分析认为, 这种管弦乐队存在着信任与控制的双重特性。一方面, 对于音乐家能力的信任使得音乐家参与到组织决策之中并且具有创造力; 另一方面, 社会控制策略促进了组织内部信任的发展并且保证了乐队的长期成功。

(8)“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Industry Consolidation:Radio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19201934”(《行业合并的制度化背景:美国无线电广播业:1920~1934》,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Stephen Lippmann。1920年, 商业广播开始出现。此后, 这一媒介开始广泛传播, 大量的广播站纷纷涌现。经过了十年的发展到了1930年, 广播业开始被少数大型商业公司所垄断, 他们出售大量的广告时间来赚取巨大的利润。作者试图分析这一垄断形成的原因, 因为从事实来看, 竞争的视角显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通过研究, 作者认为, 这一垄断现象与制度转型相关, 其中政治环境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9)“Prestige from the Provision of Collective Goods”(《集体物品的供应和威望的产生》,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Joseph M.Whitmeyer。群体经常把最高权威授予一些个体, 尽管群体中其他成员从来都没有与这些人有过接触。为了解释这一现象, 作者对群体选择权威人物现象设计了多水平因素模型。在这一模型中, 群体成员同意授予某些人最高权威, 是因为这些人提供了集体的收益, 这一刺激因素则展示了群体一直同意将最高权威授予某些个人的过程。

(三) 年龄歧视研究

2007年Social Forces共刊登该主题文章5篇, 集中刊登在当年第三期(9月刊)上。

从研究内容上看, 主要探讨就业中的年龄歧视等, 基本上通过对工厂的数据搜集进行定量研究。研究者指出, 一般来说, 50岁以上的人在就业中容易受到就业歧视, 而这一结果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此外, 还有研究者指出了年龄歧视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 这项研究应该说是开拓了年龄歧视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1)“Advancing the Sociology of Ageism”(《发展老龄歧视社会学》,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Victor W.Marshall。作者从诸多方面对老龄歧视的研究作了一个社会学的概括和梳理。首先, 作者关注了年龄歧视的社会过程、社会机制以及社会结果; 其次, 从概念上对社会的年龄歧视进行了细节分析, 比如是行为歧视还是态度歧视, 试图分析态度与歧视之间的相互关系; 同时, 作者也研究了年龄歧视与其他重要变量, 如性别、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最后, 作者还探讨了这一研究的理论建树。

(2)“Age Discrimination, Social Closure and Employment”(《年龄歧视、社会屏蔽和就业》,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Vincent J.Roscigno、Sherry Mong、Reginald Byron和Griff Tester。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就业中的年龄歧视得到了社会学界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关注。文章以定量和定性的方法, 对1988年到2003年间工厂中出现的年龄歧视的各种情况进行了分析。作者主要关注的是:①工厂年龄歧视和身份地位之间的关系; ②老龄歧视的刻板印象激发了歧视行为, 并且使门卫对这些行为作出辩护; ③所谓的年龄中立意识形态, 即关注公司成本及其良好运行, 也有可能激发对老年人的歧视。作者通过研究发现, 50岁以上的工人和退休工人最容易受到这种年龄歧视。在文章的结尾, 作者讨论了这些发现对于今后研究的作用, 以及社会屏蔽理论对于以后研究的帮助, 并试图对年龄歧视和不平等对待进行理论构建。

(3)“Age, Cohort and Perceived Age Discrimination:Using the Life Course to Assess Self-reported Discrimination”(《年龄、同期群和感知的年龄歧视: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年龄歧视的自我判断报告》,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Gilbert C.Gee、Eliza K.Pavalko和J.Scott Long。作者用生命表方法来分析全国代表性样本, 以此探讨对工人的预期年龄偏好与年龄歧视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年龄歧视在2029岁比较明显, 在3039岁开始下降, 在5059岁达到最高点。这一曲线模型和外部报告的年龄偏好是相符合的, 同时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及对模型进行特别限定的时候, 这一模型仍然有效。另外, 作者还发现, 年龄歧视的主要动因是年龄, 而不是其他。

(4)“Bodacious Berry, Potency Wood and the Aging Monster:Gender and Age Relations in Anti-Aging Ads”(《风靡的蓝莓、超凡的树木和年老的怪兽:抗衰老广告中性别和年龄的关系》,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Toni Calasanti。该文主要探讨年龄歧视问题。作者在一个相对更广泛的体系下, 探讨年龄与其他不平等因素之间的关系, 并使用这一框架去分析抗衰老工业网络广告。这些广告强化年龄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它们通过让老年人看起来或者像中年人, 或者像更年轻的人那样的行动方式, 从而将这些老年人的年龄与性别倒置, 即把老年定义为性能力的丧失是不恰当的, 并认为老年在这种情况下才是有价值的。这些研究表明, 要研究年龄歧视, 我们不能只专注于对态度的研究, 还要研究其他不平等变量之间的相互效应。

(5)“Perceived Age Discrimination and Mental Health”(《感知年龄歧视和精神健康》,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Anastasia S.Vogt Yuan。这篇文章试图探讨年龄歧视和精神健康的关系, 并揭示心理原因是否能解释或者缓解这种关系。作者使用的数据来自美国的代表性样本资料, 调查了25岁至74岁的美国人。作者通过研究发现, 年龄歧视与较高水平的心理紧张和较低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是密切相关的。而且, 女性的精神健康更容易受到年龄歧视的影响。尽管个人的自我控制能缓解年龄歧视和心理紧张之间的关系, 但年龄歧视会降低自我控制和社会支持。

(四) 性别、家庭、婚姻研究

2007年Social Forces共刊登该主题文章8篇, 主要探讨性别不平等现象。

首先是由于性别不平等而导致的职业性质差异。有研究者指出, 家庭迁移对于男女的职业变动和工资收入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已婚妇女更是经常性地处于不连贯的就业状态中, 并伴有工资下降; 而对已婚男性而言, 家庭迁移则往往意味着工资的增长。其次, 一项对中国沿海六城市的研究指出, 女性更不容易得到工作升迁的机会。再者, 还有一些性别比较研究类的文章, 研究男女在“情绪低落”和“行为不良”等方面的差异。另外, 一些研究指出了不同族群内部女性就业的差异。

(1)“Family Migration and Labor Force Outcomes:Sex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al Context”(《家庭迁移和劳动力输出:职业背景下的性别差异》,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Kimberlee A.Shauman和Mary C.Noonman。这篇文章主要探讨性别不平等所导致的职业性别隔离。作者使用差异模型从三个层次, 即个体、家庭和职业分析家庭迁移、性别歧视和职业性别隔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在劳动市场方面, 相对于已婚男人来说, 已婚女人因家庭迁移所带来的益处明显地少于男性。而且, 由于家庭迁移, 已婚女人更经常地处于不连贯的就业状态中, 并伴有工资下降。对于男人来说, 家庭迁移往往意味着工资的增长。

(2)“Gender and Job Mobility in Postsocialist China:A Longitudinal Study of Job Changes in Six Coastal Cities”(《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性别和职业流动:一项对沿海六城市职业流动的纵向研究》,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Yang Cao和Chiung-Yin Hu。该文研究了中国城市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作者认为, 劳动市场的涌现、家庭性别角色的分工, 以及国家对于促进妇女权益的较小干预, 导致了职业流动中日益增大的性别差距。作者通过对中国沿海六个城市的研究后发现, 相对于男性而言, 女性更不容易得到工作升迁的机会, 但很容易经历一些因为家庭取向而导致的工作变动, 偶然也会失去工作。作者认为, 这一结果是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共同作用导致的。

(3)“The Sex Difference in Depression across 29 Countries”(《29个国家中情绪低落的性别差异》,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Rosemary L.Hopcroft和Dana Burr Bradley。西方以及发达国家的学者对于“情绪低落”的性别差异曾做过不少系统调查, 然而对于这一主题进行定量的跨文化研究却很少见。作者根据世界观调查的数据采用多水平的Logit模型来检验29个国家中情绪低落者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 所有国家的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情绪低落。此外, 虽然性别不平等现象很严重的国家有较高水平的情绪低落, 但在性别相对平等的国家中, 情绪低落的代际差距比较大。

(4)“Evidence of Parallel Pathways:Gender Similarity in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on Adolescent Depression and Delinquency”(《平行路径:青春期抑郁和青少年犯罪中社会支持的性别相似》,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Sarah O.Meadows。尽管情绪低落和行为不良有着明显的关联, 但研究者一般很少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研究。相反, 研究者总是喜欢把两者分开研究, 并强调性别的差异。作者采用全国青少年健康研究数据库的数据, 检验了社会支持(来自父母、同龄人和学校)与女孩情绪低落和男孩行为不良之间的线性关系。研究结果显示, 社会支持对于男孩和女孩的影响都呈现为同一种向度上的线性关系。作者在文章结尾部分讨论了用相似性来作为研究框架的优点。

(5)“One Size Fits All? Explaining US-Born and Immigrant Women’s Employment across 12 Ethnic Groups”(《万能之策？美国出生妇女和移民妇女的就业:来自12个族群的研究》,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Jen’nan Ghazal Read和Philip N.Cohen。作者通过运用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 分析了12个族群中女性的就业情况。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和出生地对于所有群体中的女性找工作都起了重要作用。相对于白人与亚洲、中东尤其移民妇女之间的就业差距而言, 白人与西班牙裔美国人之间的就业差距更能被这些因素所解释。而且, 这些研究显示, 人们在解释美国少数族群妇女就业模式时, 要加入新的概念和测量手段, 以解释日益增加的异质性。文章最后, 作者提出了一些针对研究妇女就业的研究变量。

(6)“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Welfare State Spending in 12 Capitalist Democracies”(《妇女的政治表现和福利国家的12项资本主义民主经费》,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Catherine Bolzendahl和Clem Brooks。作者研究了12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 试图分析妇女的政治权力对于国家福利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 妇女的政治表现对于社会花费的各种层次都有作用。而且, 妇女的政治表现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影响着妇女在劳动市场上的作用。结合这些研究结果, 作者试图扩充目前的福利国家理论, 认为性别机制对于福利国家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7)“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Divorce, Widowhood and Remarriage 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Does Marriage Protect Fathers?”(《离异、守寡和再婚者所获代际支持的性别差异:婚姻保护父亲吗？》,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Matthijs Kalmijn。在扩大家庭的关系中, 性别差异在形式与内容上均有体现。这篇文章主要探讨父母从子女获得支持的差异, 以及这种差异是否与父母离异、丧偶、再婚或者再育有关。文章的主要假设是, 母亲作为孩子的“照顾者”, 从子女身上获取的支持多于父亲。作者通过对8 040对父母孩子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证实了作者的研究预设。

(8)“Parents’ Discord and Divorc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Early Adulthood:Is Feeling Close to Two Parents always better than Feeling Close to One?”(《父母失和与离婚对成年早期亲子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双亲家庭总是比单亲家庭好吗？》,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Juliana M.Sobolewski和Paul R.Amato。该文主要探讨父母婚姻不和、离异、代际关系以及成年孩子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作者通过研究发现, 当家庭关系和睦且孩子与父母关系良好时, 子女拥有最高程度的主观幸福感; 而在父母离异或者父母经常出现争端的情况下, 孩子的主观幸福感下降, 尤其是当孩子与父母双方的关系都非常差时, 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会降至最低。

(五) 文化/宗教研究

2007年Social Forces共刊登该主题文章5篇, 侧重于探讨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宗教认同。

2007年Social Forces刊登的关于文化研究的文章的研究主题从不同方面体现了文化/宗教研究的新视野。首先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研究。“多元文化主义”这个概念并不算新, 但是作者结合土著人在社会系统中的双重特性进行的研究, 是比较新颖的。其次是关于美国人在成年早期宗教特性逐渐褪色的研究。目前学界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尚无统一的见解, 作者从几个方面对这一原因进行了有见地的分析, 也可谓具有开创性。再次, 是对于宗教研究的几个误区的澄清。应该指出, 这一澄清非常有必要和重要。此外, 也有研究者探讨了基因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最后是对美国人音乐品味的研究, 作者将个人社会地位与音乐品位做了定量分析, 其结果呈现出线性关系。

(1)“Negotiating Neoliberal Multiculturalism:Mapuche Workers in the Chilean State”(《论新自由多元文化主义:智力的马普切工人》,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Yun-Joo Park和Patricia Richards。当今拉丁美洲新自由多元文化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为政府工作的土著人日益增多, 从而促进土著人政策在市、地区和国家层次得到补充。作者在分析了智力的马普切(Mapuche)工人之后发现, 马普切工人在日常工作中具有抵制和服从的双重特性。一方面, 他们会策略性地使用国家资源以获取所谓的“运动增益”(movement gain), 同时也存在经常考虑合作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他们会采取集体行动来抵制。体现在马普切工人行动中的这些矛盾性说明, 新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可能比有些学者所声称的更为复杂。作者的这一研究也指出, 在研究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中, 研究社会中的个体是多么重要。

(2)“Losing My Religion:The Social Sources of Religious Decline in Early Adulthood”(《遗失的自我宗教:成年早期宗教社会资源的衰退》,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Jeremy E.Uecker、Mark D.Regnerus和Margaret L.Vaaler。许多美国人在成年早期都有宗教特性逐渐褪色的特点。尽管有些假设认为高等教育、越轨以及生命历程等因素具有较大影响, 但对于这一原因, 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作者在该文中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常识性探讨。作者发现, 高等教育并不是宗教性褪色甚至丧失的主要原因, 因为那些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年人宗教性褪色更为普遍。婚姻可以缓解宗教性褪色, 但是同居、非婚姻性生活、毒品使用等会加剧宗教性褪色的过程, 这在成年早期表现得尤为明显。

(3)“Measuring Religion in Global Civil Society”(《全球公民社会的宗教测量》,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Evelyn L.Bush。该文试图澄清两个概念和方法论上的误解, 而这一误解影响着人们对于全球公民社会宗教测量和宗教认同的正确理解。首先, 以往用来分析全球文化的组织样本是存在偏差的, 研究者一般选择精英阶层而忽视了较低等级阶层, 而宗教动员在较低等级中更为普遍; 其次, 以往在测量宗教动员时, 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明显与其他社会生活相区别的部分, 事实上, 它们可能存在重合。

(4)“Deconstructing Cultural Omnivorousness 19822002:Heterology in Americans’ Musical Preferences”(《解构文化庞杂性1982~2002:美国人音乐偏好的异源性》,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Ercilia Garcia-Alvarez、Tally Katz-Gerro和Jordi Lopez-Sintas。该文的主题很新颖, 作者试图研究美国音乐品味中的异体结构。作者将音乐品味分为不同的等级, 并将同期群、年代、社会阶级、性别和种族这些对美国人音乐偏好构成产生影响的因子考虑进去, 将被调查者的音乐品味分为四种类型:兴趣广泛(omnivores)、兴趣有限(limited)、有节制(temperates)和适度(moderates)。一般人认为, 社会等级高的人具有较高层次的音乐品位, 而社会等级较低的人具有较低的音乐品位, 但作者通过调查发现, 音乐品位和社会等级并没有相关性。

(5)“Genetics and Faith:Religious Enchantment through Creative Engagement with Molecular Biology”(《遗传和信仰:宗教魅力创意性参与的分子生物学》,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Kathleen E.Jenkins。该文作者对美国新福音主义的基督徒亚文化是如何逐渐走向合法化和使宗教世界观迷惑的分子生物学的冲突形成, 作了一个探索性的理解。①象征冲突, 采用基因和DNA作为神圣的象征; ②辩论冲突, 怀疑基因本质主义和科学自然主义; ③行动冲突, 通过科学现象来加强有神论。作者通过对繁荣的宗教亚文化提供探索其复杂性和本质的框架, 认为这些努力加强了宗教的力量。这些努力对大众可能构成的影响力, 取决于亚文化的复杂程度、缺少分子生物学知识、文化的信仰程度和对科技进步的怀疑态度。

(六) 教育研究

2007年Social Forces共刊登该主题文章4篇, 主要探讨教育不平等及其引起的相关现象。

教育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现象之一。在这些文章中, 作者将教育与其他一系列因素, 如个人职业生涯、家庭经济状况、健康程度等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思考。一些研究指出, 在校期间参加适量的工作有利于青少年获得更高层次的教育; 由于经济的劣势, 很多贫困家庭的孩子集中在公立学校就学, 而富裕家庭的孩子则集中在私立的贵族学校就学; 教育水平的差异导致了收入水平等一系列差距, 从而导致接受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差异, 这在老年人身上得到明显的体现。

(1)“Educational and Work Strategies from Adolescence to Early Adulthood:Consequences for Educational Attainment”(《从青春期到成年早期的教育和工作策略:教育水平获得的重要因素》,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Jeremy Staff和Jeylan T.Mortimer。社会学家曾指出青春期的重要性, 它往往标志着个人职业生活的开始。这一重要阶段受学校、个人志向以及重要他人等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影响个人的教育获得。该文使用的资料来自青年发展研究的数据库。作者的研究假设是:青少年工作是一个工具性行动的表达, 可以促使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获得。作者通过研究发现, 在就学期间的适量工作有利于促使青少年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

(2)“Mapping Educational Inequality:Concentrations of Poverty Among Poor and Minority Students in Public Schools”(《教育不平等:公立学校中贫穷和少数族裔学生的贫困问题》,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Salvatore Saporito和Deenesh Sohoni。该研究使用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 通过比较不同学校的经济区隔以及与之相应的入学界限, 来检验贫困人口在公立学校是否占多数。调查结果显示, 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少数族裔的孩子更多地集中在公立学校, 这表明大量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公立学校, 而那些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一般会选择私立的贵族学校。

(3)“The Rising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 for Health”(《日趋重要的健康教育》,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Brian Goesling。该文试图论证不同教育水平与健康状况的差异是否日益加大。作者使用的数据来自全国性健康调查的数据库, 并使用交叉回归分析对这一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从1982年到2004年, 老年人中不同教育层次自我报告的健康状况差距在稳步增加, 但年轻人中的差距则保持相对稳定或者有所缩小。这种在老年人中日益增大的差距可能反映了基于教育差距所引起的经济资源、获得健康服务和医疗技术上的差异。

(4)“Modeling States’ Enactment of High School Exit Examination Policies”(《国家高中会考制度的法规建构》,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John Robert Warren和Rachael B.Kulick。该文提出五个构架来解释美国为何采用高中会考制度。这些构架与学术成就、教育支出、经济条件、种族多样性和政策扩散相符合。通过利用历史事件技术, 作者发现, 高失业率和少数民族比例较大的国家, 比其他的国家更倾向于采用高中会考制度。

(七) 社会政策和社会运动研究

2007年Social Forces共刊登该主题文章7篇, 主要侧重于分析集体抗议或者暴力事件。

从研究内容来看, 基本上是对某一集体抗议或者暴力事件进行归因分析的研究, 如法国暴乱、阿根廷食品暴动、环境运动、学生抗议等等, 主要侧重于探讨内部变量和外部变量。这些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为国家政权的稳定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1)“Framing the French Riots:A Comparative Study of Frame Variation”(《法国暴乱:一项关于机制变动的比较研究》,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David A.Snow、Rens Vliegenthart和Catherine Corrigall-Brown。作者的研究对象是2005年秋天在法国发生的暴乱事件, 并试图剖析这一事件的内部变量以及外部变量, 以了解这一暴乱事情是如何被诊断和预测的。作者对一系列行动者进行了分析, 并对潜在变量, 如意识形态、背景以及当时的各种原因进行了假设性猜想。作者采取内容分析的方法, 对其他国家就法国暴乱的报道进行了梳理, 并采用变量和回归方法对数据进行了分析。

(2)“The Dynam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Dissecting Food Riots in Contemporary Argentina”(《集体暴乱的动力:当代阿根廷食品骚乱剖析》,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Javier Auyero和Timothy Patrick Moran。该文通过统计分析和定性研究对集体暴力中最反复出现的一种暴动形式—食品暴动的动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对所收集的2001年9月发生在阿根廷的289次食品暴动的原始数据的分析, 作者认为有必要对食品暴动的内部动因及其来龙去脉进行剖析。作者发现三个因素有着重大的关联:警察是否在场、政党中间人是否在场以及被抢劫超市的种类(大型/连锁或小型/当地)。作者制定了一个定性和民族学分析来阐明这些因素在两种典型的暴动现场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一个阐明政府当局在大型连锁超市的角色, 另一个阐明政党中间人在当地的小型食品市场中的作用。作者的结论是呼吁进行更多研究, 以便更好地理解各种形式的集体暴动的机理和过程, 尤其是国家政权和政党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

(3)“The Policy Impact of the U.S Environmental Movement”(《美国环境运动的政策影响》,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Jon Agnone。研究采用19601980年期间的数据, 来验证抗议和公众意见对美国环境立法通过产生的影响的一个假设。作者引入一个关于政治影响的扩展型模型, 这个模型吸纳了抗议活动理论家所认为的抗议活动影响立法的独立性, 公众意见对立法活动的影响力取决于抗议活动的程度。有证据表明, 环保运动抗议活动与公众观点存在相互作用的机理, 当抗议活动把问题突出引起立法者的注意时, 公众观点就会超越其独立的性质而影响政治。这些发现指出, 有必要就社会运动对政治的影响进行重构分析。

(4)“Explaining Fluctuation in Congressional Attention to Rights Issues, 19601986”(《国会关注人权问题的波动因素分析, 1960~1986》,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Brayden G.King、Keith G.Bentele和Sarah A.Soule。在过去的研究中, 研究者并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抗议活动与政策变化之间的关联, 作者试图通过对立法议程的考察, 重新审视这两者的关系。作者假定抗议者从立法议程中获取立法者的注意。如果围绕着某个问题的抗议活动其频率足够高以致在相竞争的同类问题中相对突出, 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作者通过分析国会中影响对人权问题关注的增加与变动的因素来探讨整个过程的机制。作者发现抗议活动、立法议案和议案的三者关系能够解释国会听证会上关于人权议案数量变化情况。

(5)“Organizational Diversity, Vitality and Outcomes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公民权利运动中的组织多样性、活力和结果》,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Susan Olzak和Emily Ryo。该文分析了黑人人权运动组织, 结果表明, 目标多样化可提高抗议活动的等级, 而战术多样化能够增加实现预期政治结果的可能性。作者基于对一次社会运动的组织动力怎样随着时间而变化, 同时这些变化怎么影响社会运动的活力及预期结果的分析所得到的发现, 认为有助于促进人们对运动和组织关系的理解。

(6)“Labor Revitalization, Union Summer and Student Protest”(《劳工复兴、学生社团鼎盛和学生抗议活动》,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Nella Van Dyke、Marc Dixon和Helen Carlon。20世纪90年代末, 全美的大学生围绕劳工问题而全体动员。该文探讨了那次学生抗议运动的爆发是否部分由于劳工信息网通过联合大学生暑期实习项目达成的协议而导致的。一项关于影响反对血汗工厂的学生地方因素和学生劳工抗议活动因素的统计分析表明, 学生社团已经成功动员一代大学生成为劳工运动分子。本研究发现通过复兴的劳工联盟成功地与非传统的支持者连成桥梁, 并扩张了劳工文化, 同时发现, 通过一个专业的社会运动组织可以策略地动员新的支持者, 从而揭示了社会运动知识和组织内部影响的机理。

(7)“What Would Sartre Say? And, Arendt’s Reply?”(《萨特会说什么？阿伦特会怎样回应？》,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Judith Blau。这是一篇探讨“自由”的文章。作者从美国例外论与公共物品入手, 研究了“自由”在美国的真正内涵。在这个研究过程中, 有三个人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极大兴趣:萨特(J.P.Sartre)、森(Amartya Sen)和阿伦特(Hannah Arendt)。其中萨特和森为社会学家评价政治自由和经济提供了认识论的基础; 而阿伦特则在帮助社会学家了解复杂的社会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八) 经济社会学

2007年Social Forces共刊登该主题文章5篇, 主要侧重于探讨收入不平等和不平等交换等话题。

从研究内容来看, 主要侧重于分析国家收入不平等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如国家收入与香烟消耗量、资源利用、国家地位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另外, 还有研究者结合语源学的视角, 对于“工资奴隶”到“工薪工人”的语境转变进行了剖析。

(1)“National Income, Inequality and Global Patterns of Cigarette Use”(《国家收入、不平等和香烟消耗的全球化模型》, 2007年12月刊), 作者是Fred Pampel。该文试图研究香烟消耗量和国家收入的直接关系。据观察, 高收入水平国家香烟消耗量在降低, 低收入国家则在增加。基于此, 作者使用曲线模型对145个国家进行了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 国家收入与男性吸烟者的关系呈现一种倒U字型结构, 而与女性则呈线性结构。

(2)“Ecological Unequal Exchange: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neven Uti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生态不平等交换:国家贸易和生态不均衡利用》,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James Rice。该文对“国际贸易影响各国对全球可再生资源利用不均衡”这个命题进行了评价。这个不平均的对抗性态势, 与不平等的环境空间考虑和不平等的生态交换过程联系更加紧密。利用经典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作者分析了国际贸易对生态消费的影响, 分析了2002年人均生态消费量和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根据137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国家的特征是其资源消费所获产品的大部分出口到核心工业国家, 而后者却显示出较低的环境资源消费量。这个结果与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相矛盾。作者发现, 国际贸易使全球环境资源利用不平衡, 是强迫中低收入国家资源消费而形成的。

(3)“Income Inequality, Global Economy and the State”(《收入不平等、全球经济和国家》, 2007年9月刊), 作者是Cheol-Sung Lee、Francois Nielsen和Arthur S.Alderson。论文使用1970年到1994年期间60个国家311个调查个案资料组成的数据库, 作者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全球经济及国家地位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作者揭示了收入不平等是表征一个国家在世界中的地位—核心、半边缘化和边缘化、国际贸易结构、出口商品密集度、出口伙伴密集度以及国家的大小等。第二阶段, 作者在收入不平等与外国资本的倒U形曲线中, 分析外国直接投资资本和国家大小间的相互关系。作者发现, 传统的衡量贸易独立性的方法与收入不平等有非线性或弱的正比关系, 而出口商品密集度与其呈反比关系。同时, 当国家是小国家或中等国家时, 外国直接投资资本与收入不平等成正比关系。但是在大国中, 这种关系逐渐消弱甚至成反比关系。作者的结论是收入分配的结果取决于国家如何面对逐渐全球化的压力。

(4)“Rational and Empirical Play in the Simple Hot Potato Game”(《简单的“烫手山芋游戏”中的理性和经验规则》,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Carter T.Butts和David C.Rode。该文将“烫手山芋”定义为一个可用来进行有限次交换的商品, 但如果“烫手山芋”变坏了或者交易次数达到规定次数, 它就不能再交换了。作者提出一个有这种商品(烫手山芋)的游戏, 并且说明不接受一个独特的关于个人理性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作者探讨了在不同的条件下人们接受“烫手山芋”的意愿, 且接受“烫手山芋”的愿意程度与出价高低和剩余交换次数多少成正比关系, 但与可能交换的顾客人数呈反比。研究发现, 研究对象的行为与集体导向行为一致, 而与个人的账户不相符合。此外, 作者还讨论了其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和经济社会学的含义。

(5)“From Wage Slaves to Wage Workers:Cultur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Wage Demands of the Knights of Labor and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8801900”(《从工资奴隶到工薪工人:劳动骑士团组织和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资薪需求的文化机会结构及其演化, 1880~1900》, 2007年3月刊), 作者是Helga Kristin Hallgrimsdottir和Cecilia Benoit。该文试图研究“工资奴隶”是如何被“工薪工人”这一概念所替代的。事实上, 这一词语的转换对于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这一转换发生在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在这一时期, 劳动政策中的消费主义和经济主义特色日渐显著。所以, 作者认为, 这一修饰语的变化是与文化机会结构的变化相联系的。

(九) 其他专题

“Capitalism and Urbanization in a New Key? The Cognitive-cultural Dimension”(《资本主义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基调:认知文化维度》, 2007年6月刊), 作者是Allen J.Scott。该文试图从认知文化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与城市化进程。作者建议, 政策的制定者应该对认知文化的生产系统给予更多的关注, 这样才能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下形成诸多合适的城市社区, 从而有效地促进社会团结和民主参与。

(十) 书评

Social Forces的重要特色之一, 就是刊发较多的书评, 2007年达56篇之多。基本上, 每期刊出的书评与研究性论文的比例为1:1。对于书评的内容, 本文不作详细介绍, 仅根据书评的选题简要概述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旨趣及研究近况。

概括说来, 书评与研究性论文的主题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首先是与族群和与政治课题相关的研究, 有接近1/2的书评主题涉及这两类研究, 其中有关移民/族群研究的著作共12部, 占21.4%, 政治类研究著作共14部, 占25%, 两者共计46.4%。其次是文化和宗教研究, 共涉及相关著作7部, 占12.5%。这或许是因为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氛围, 为其提供了研究文化与宗教的良好社会环境, 也是众多优秀著作得以出版的重要原因。此外, 关于社会认同(共4篇, 占7.1%)、性别研究(共5篇、占8.9%)、组织研究与劳动研究(共3篇, 占5.4%)、信任研究(共2篇, 占3.6%)和其他类著作(共9篇, 占16.1%)等等, 在书评中都有所涉及。值得一提的是, 每篇书评并不长, 以介绍书的基本内容为主。在评论对象的选择上, 一般是选择某一领域最新的、重要的研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