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性恋的问题, 一直以来受到如何界定私人范畴和公共范畴这种看法的影响(Adam, 1999; Epstein, 1999; Seidman, 1997)。同性恋到底是属于私人的范畴—有关个人的人格气质发展和生活方式选择的问题, 还是属于公共的范畴、需要国家法律和社会政策应对的问题？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在历史上对于同性恋行为相对容忍, 但前提是这种行为发生在隐秘的私人场合(Lunsing, 1999; Sommer, 2002), 一旦出现在公共领域, 同性恋则变成了问题。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 同性恋的问题在中国日益变得公开起来, 换个与本文更加切题的说法, 那就是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空间”被拓展了许多, 这固然和艾滋病带来的挑战密不可分, 但正如本文所要揭示的那样, 同性恋人群的“差异空间”的形成是和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在本文中, 我运用列斐伏尔(Lefebvre)的“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space)的视角, 从微观和日常生活的层面探讨了“同志”空间¹在今天的都市生活中、尤其是消费主义滋养下的生产和发展。

1 “同志”是当代中国同性恋者的身份称谓(Chou:2000; 魏伟, 2007)。出于尊重研究对象和遵从民族志研究学术规范的需要, 本文除非有特别指明, “同志”即同性恋者。笔者是在英文queer space(酷儿空间)意义上讨论“同志空间”的。queer是英文中过去对同性恋者带有侮辱性的称谓, 1970年代以来的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赋予了queer正面的含义。酷儿空间就是指同性恋人群面对异性恋中心主义原则的霸权地位, 争取在日常生活中对同性欲望进行表达, 并期望获得认可。

本文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4年-2005年在成都市所进行的两次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 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参与观察、媒体研究和个人生活史深度访谈。和以往的这些研究相比, 参与观察在我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实地研究期间, 我成为成都城市同志生活的积极观察者和参与者。参与观察包括参加本地一个同性恋志愿者组织的各种活动, 深入本地的各种同性恋者聚集场所以及出席私人聚会。这些活动在我的田野研究笔记中进行了详细记录。研究涉及的所有参与者均使用假名, 对部分参与者的社会特征做了改动, 以便更好地为参与者的身份保密。

一、理论视角:消费革命和新的“社会空间”

在当代社会科学理论家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中, 空间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在M.福柯(Foucault, 1979)看来, 空间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权力的媒介之一。权力的运作是通过在空间下的规范、监视和控制得以实现的。吉登斯(Giddens, 1991)认为, 对于社会关系的分析, 除了经济和政治等传统范畴之外, 时间和空间也提供了重要的分析维度。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尤其不满对空间的忽视, 试图将空间作为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考察和批判的重要工具(Soja, 1996; de Certeau, 1999)。但是, 在所有对空间发生兴趣的理论家当中, 只有列斐伏尔(Lefebvre, 1991)发展出了最为全面系统且深具影响的关于空间的理论。

列斐伏尔在最后一部重要的城市研究著作《空间的生产》(1991)中, 充分表达了城市研究的许多理论创新, 他提出新的“空间生产”概念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 强调空间实践在沟通城市与人的关系时的意义以及城市社会生活中的规范、控制和冲突在城市空间之中的展现。列斐伏尔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出空间的多重性(multifaceted nature)。空间并非只是我们常识中理解的那样仅仅具有物理学和地理学上的意义, 它同时也可以被诠释为精神的自由和表达。正如戈迪特(Gottdiener, 1991)指出的那样, 空间不单单是事件发生的场所, 也是和促成事件发生的特定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当空间的多重性同时展现的时候, 空间本身就成为体现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因素。这样一来的结果就是空间能够生产、强化和再生各种社会关系。

按照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的理论视角(Lefebvre, 1991; Gottdiener, 1991; Soja, 1996), 复杂而动态的空间包含三重相关的形式:“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呈现”(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呈现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空间实践”是感知层面的空间形式, 和我们日常理解的空间意思差不多, 指的是人们平时面对的“建筑环境”的空间物理形态。“空间的呈现”是想象层面的空间, 对于这层空间的界定主要受到那些权力精英, 比如政府官员、城市规划者和公司高层人员的支配, 常常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秩序和规范, 充斥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的运作。“呈现的空间”是生活层面的空间, 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也被称为社会空间, 使用者从自己的实际需求出发, 通常赋予空间特别的意义。他(Lefebvre, 1991:39)认为“呈现的空间”存在于空间的使用者对于物理空间的理解之中, 在这过程中拓展其内在的意义。“(呈现的)空间是直接和符号与图像相联系的, 因此是‘使用者’和‘居民’的空间……这是被严密控制的空间, 但人们又会积极地寻求改变它原有的意义。”

在另外一个场合, 语言人类学家W.李普(Leap, 1999)对“场所”和“空间”进行了区分。“场所”是由城市的规划者所设计和定义的, 而“空间”则是城市居民通过各式各样的文化实践, 把那些抽象的物理的“场所”转变为对自身具有独特意义的“空间”。空间的使用者从自身的生活经历出发, 去理解和表现周围的空间, W.李普(同上:7)认为这是把一个“场所”变成“空间”的重要步骤, “位于某个地点的一个场所可能是自然形成或者人为建造的, 但是这个场所的潜在意义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当这个地点被赋予了人类活动的意义, 它就从无意义的‘场所’变成了有意义的‘空间’。人们对这个特定场所就有了新的认识”。

尽管表述不同, W.李普和列斐伏尔的视角都把握住了空间的多面性。我们不能和平时那样把空间单纯理解为物理意义上的“容器”, 或者区位意义上的“地点”, 而应该把其理解为可以进行自由表达的领域。

列斐伏尔的目标是发展出一种“人道主义”的城市理念, 以反对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统治。他研究城市的日常生活, 目的是要瓦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城市生活的同质化设计与控制, 重建城市空间的差异性。这种从使用者本身赋予意义出发的“呈现的空间”, 就是对差异空间的体现。但是, 这样的空间通常是“未知的”, 或者是“秘密的”, 因为在具有霸权地位的“空间的呈现”的控制下, “呈现的空间”始终处于一种边缘的境地。但是, 边缘并不意味着无足轻重, 相反, 它能够对占有统治地位的霸权空间提出深刻和激进的批判。“列斐伏尔理解这个层面的空间在特定的社会中处于边缘的境地, 但与此同时, 它又能够滋生发生变革的动力。”(Wright, 1997:48)正是因为“呈现的空间”对于霸权空间的批判立场, 这个日常生活的空间才是更加人道和人性的空间。E.索耶(Soja, 1996)认为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具有强大的文化批判力, 尽管列斐伏尔并未在书中直接表露, 但却丝毫没有掩饰他对于作为日常生活和社会空间的“呈现的空间”的偏好, 它充分表明了作者的政治立场。

列斐伏尔笔下的“差异空间”, 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断强加的“抽象空间的同质性”, 即反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商品性(交换价值)所造成的城市空间的类同, 这是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经典批判。然而, 伴随时空的转换, “差异空间”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生产, 则发生在不同的机制之下。戴慧思主编的《中国都市消费革命》(2006)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 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消费革命, 为曾经饱受生活艰辛和政治动荡的当代中国民众带来了“第二次解放”。¹该书着力呈现的是新的“社会空间”是如何在日常消费行为中得以拓展的。从这个意义出发, 在中国这样一个威权制社会中, 在列斐伏尔那里备受诟病的消费主义,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下, 可能推动新的“差异空间”的生产。正如《中国都市消费革命》中许多个案研究所生动揭示的那样, 对消费革命的参与, 让人们拥有了相对自由的私人空间, 得以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建立新的社会认同。

1尽管充分肯定了这种“解放”的意义和影响, 所有的作者也都意识到消费主义在让人们获得“解放”的同时, 也会带来新的束缚。

受马克思的影响, 列斐伏尔所谈到的差异空间, 主要是从阶级的角度, 对抗的是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在E.索耶(Soja, 1996)关于列斐伏尔的“呈现的空间”, 也就是“第三空间”的进一步阐发中, 他引入了性别和种族的范畴。从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空间批判的角度, 探寻了差异空间生产的可能性。而本文所要展现的, 则是选择了“性向”的维度, 考察了另外一种差异空间—“同志”空间在“异性恋中心主义”主导的日常生活中, 是如何通过“同志”对其使用空间意义的赋予和重构而成为可能的, 而方兴未艾的当代中国都市消费革命, 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都市生活中的另类性别欲望:成都市“同志”空间的生产

在中国当代的都市生活中, 桑拿、酒吧和健身房都是重要的消费场所, 或者“空间实践”的物质基础。它们是人类行为的中介, 折射出日常活动的轨迹。居住条件的改善, 使得公共浴室在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已经不再重要, 但是近年来设施豪华, 功能齐全的各式桑拿中心在中国内地的很多城市纷纷出现, 成为新的社交场所。受到西方流行文化的影响, 都市里的年轻人更加钟情于在酒吧畅谈交游。健身中心的兴起, 则顺应了人们对于更加健康和积极的生活方式的追求。按照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呈现”的理解, 在城市规划者和经营者的头脑中, 这些场所首先是消费场所, 是实现收益和利润的地方。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作为当代中国主要的结构性力量之一, 在上述场所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此外, 和今天社会中的其他场所一样, 从性向的角度, 在人们的想象中, 这些地方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遵循异性恋正统主义的原则。

但是, 正如我在本文基于实地调查的数据, 在本文重点讨论中的那样, 桑拿、酒吧和健身房在“同志”看来, 同样能够转变为“呈现的空间”—在异性恋正统主义的整体“呈现”下产生满足“同志”需要的“差异空间”。同志经常光顾那些场所, 成为这些“场所”的使用者。尽管他们也会受到社会上主流性别意识形态的影响, 但当同志身处这些“日常生活空间”时, 他们能够积极地对空间的意义进行重新诠释, 并使其符合他们自己生活的现实。通过集体和个人策略的运用, 身处其中的同志有意识地“颠覆这些场所固有的异性恋正统主义, 从而为同性之间性的表达和与之相关的社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Ingram, et al., 1997:449)。这样一来, 这些场所就被“酷儿化”/ “同志化”而成为“同志”空间, 如果对列斐伏尔的观点进行一个发挥, 同志空间就是向异性恋正统主义的霸权空间提出挑战和批判的性别差异空间。

(一) 桑拿:欲望、性和社会交往

在同性恋者的世界里, 同性恋浴室/桑拿是同性欲望最容易获得肯定和释放的场所(Altman, 1982; Chauncey, 1994; Tattelman, 1997; Higgins, 1999)。在专门迎合同性恋顾客的商业性场所出现之前, 公共浴室是同性恋者寻求性满足最安全和最直接的地方。同性恋者在露天地点, 比如街道和公园的活动, 会受到圈外人的打扰, 所以他们就更乐意聚集在隐蔽的的公共浴室里。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 中国城市里的多数家庭里没有私人的卫生间, 必须依赖公共浴室解决洗澡问题, 所以公共浴室就成为同性恋活动特别活跃的场所。一些访谈对象最初的同性经历就是从公共浴室里开始的。老赖的同性恋生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在公共浴室的一次偶然的际遇。

完全是偶然发现的。作为单位的福利, 那时我们单位给职工发洗澡票, 这就是我第一次发现那个地方的……第一次把我吓坏了。我猜我自己一直以来有这样的需要, 不然我也没有那个胆子干那种事情, 从那以后, 我就对女人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老赖提到的这些公共浴室并非专门为同性恋者服务, 而是面向所有市民开放, 不过因为去的同性恋者比较多, 慢慢就有了同性恋浴室的名声。在这样的公共浴室里, 同性恋者发生“艳遇”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随着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 一般家庭都有了私人卫生间, 公共浴室就逐渐衰落了。这个可喜变化的另一个后果, 就是像老赖这样依靠浴室寻求性满足的人开始流离失所了。

然而, 近年来洗浴业在成都市和其他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各式各样的洗浴中心和洗浴城纷纷出现。尽管以前的浴室主要是作为居民洗澡的场所, 新的这些洗浴中心就不单纯是洗浴这么简单了。除了配备相对豪华的洗浴设施, 这些地方还提供餐饮、按摩、桑拿和健身, 甚至卖淫等服务。虽然绝大多数普通市民消费不起其中的服务, 这些地方却成为洽谈生意和朋友休闲的新去处。同志桑拿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出现的。性行为和市场机制结合在一起, 到同志桑拿里面寻求性的满足, 是花钱“买性”消费主义的一部分(Altman, 1982), 这就和街道与公园等传统同性恋聚集场所有所区分了。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 那些同志经常出没的浴室就开始有意识地把自身定位成同志浴室, 这当然不是明目张胆的广告宣传, 而是选择特殊的经营方式。这些浴室一般限制或者排斥非同志的进入, 从而为同性恋活动营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隐秘环境。日光桑拿就是这样成为成都市本地著名的同志桑拿的。

日光桑拿坐落在市中心一条繁忙的小街上, 位于一家手机店铺的三楼。在大大小小的广告招牌中, 桑拿的标牌并不显眼, 所以初来乍到者一般很难发现浴室的入口。当我上楼进入浴室的门厅, 柜台后面的女人提醒我这不是“一般的浴室”, 我说我明白。日光桑拿的设施还算齐全, 有一个卖饮料和小吃的吧台, 带有沙发和电视的会客厅, 摆放了许多小床的休息区以及许多单间。和城里许多洗浴中心相比, 日光桑拿设施陈旧, 卫生条件也很一般。

尽管一些胆子大的家伙就在淋浴区公开接吻和爱抚, 绝大多数的同性性行为都发生在桑拿房和休息区。两个桑拿房里漆黑一片, 人影模糊。在桑拿房里最明显的体验是沉默和黑暗。尽管人头攒动, 却死一般的寂静, 让人窒息。然而, 多待一会儿, 眼睛渐渐习惯了桑拿里面的黑暗, 顺着透过门和窗户的微弱的光线, 我能够大致识别里面客人的身材和面容, 发现其实有许多的交流在暗暗进行—触摸、爱抚、亲吻, 最主要的是陌生人之间的窥视。“在光影的作用下, 窥视和展示是构成(同性恋浴室内)性兴奋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Chauncey, 1994)桑拿房里的沉默和个体间的交流并不互相排斥, 这一场景让我联想到塞德曼(Seidman, 1997)对于“交流性性伦理”(communicative sexual ethnic)的讨论。传统的“道德性的性伦理”(morality of sex act)认为性的实践本身就具有道德评判的意义。与此相对的“交流性性伦理”主张性的道德意义并不存在于性行为本身, 而是来源于性交流的语境中。在同志浴室的桑拿房这样一个特殊的语境中, 大家习以为常的言语的交流是不合适的, 只会让当事人感到规则的破坏和境遇的尴尬, 只有通过有意识的碰撞、触摸和更为亲密的行为对陌生人进行了解, 和具有性意味的行为, 或者说性本身才有可能成为唯一被认可的交流途径。与大众的想象不一样, “公开的性行为”(public sex)也许并非是一个合适的词语可以描述桑拿房里的同性性行为。虽然性行为的确发生在一个公开的场合, 但就参与者的身份和对彼此的了解, 这样的公共的性行为实际上是非常隐蔽的(Bell & Valentine, 1994; Leap, 1999)。正如汉弗莱(Humphrey, 1970)的“茶室”(tearoom)经典研究对群体行为的结构所揭示的那样, 拥挤的桑拿房里个人隐私和自主的实现和维护, 一是通过沉默的交流, 二是对于自愿和临时性交往原则的共同遵从。毫无疑问, 性是同志光顾日光桑拿这样的同志浴室的主要原因, 但是, “在这样一个场所里, 人们有足够的机会去尝试任何幻想的东西。这种尝试也为在男人之间发展新的关系提供了可能……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不用担忧遭到恐同主义的骚扰, 身份和社区就很快滋生了” (Tattelman 1997:394)。

其他公共浴室的关张让老赖无处可去。没过多久, 老赖就发现了日光桑拿这样一个“既干净, 又便宜”的地方, 然后“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去”。从来就不害怕在其他同志场合谈论他们自己的桑拿经历, 大志和胖仔周末常常光顾那里。斌告诉我他差不多平均每月去一次。一进桑拿, 他就在门口喊“乖乖在哪里？”这一嚷已经成为斌是否在的个人标志之一, 连同豪爽直率的个性, 这个相貌平常的男人赢得了“成都飘市¹最儿气的男人”之一的称号。虽然许多同志羞于启齿谈及他们的日光经历, 或者压根就厌恶这样的场所, 但老赖、大志、胖仔和斌这样的同志对日光桑拿的评价却是正面的。绝大多数的社交场合否定同性恋者的身体和同性之间的欲望, 与此截然相反, 通过促进同性之间的交流以及性的表达, 同志浴室里同性恋者的身体和欲望都获得了肯定(Chauncey, 1994:219-220)。在那些同志世界新人的眼里, 日光桑拿成为一个具有特别象征意义的场所。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不久, Ted对日光桑拿一直很好奇。在对Ted做了访谈半个月后, 他终于有了在日光桑拿的“第一次”。事后他非常激动地把这个“重要的时刻”和自己的同志好友分享。因为有机会了解自己的同类, 光顾日光桑拿对Ted来讲, 似乎是一个对自己同志身份肯定和庆祝的仪式。

1 “飘市”是成都市本地同性恋者对于同性恋聚会场所的称呼(魏伟:2007)。

同性恋浴室不仅是寻求性经历的场所, 也是同性恋者发展进一步亲密关系的重要渠道(Chauncey, 1994; Higgins, 1999)。老赖就是在日光桑拿里面认识现在的男朋友小刘的。

我是在日光桑拿里面认识小刘的……他知道这些地方, 但不知水到底有多深, 他希望能在里面遇到合适的人。因为他是在部队, 平时没有机会(去其他地方)……自从我们在一起以后, 我就去过日光桑拿一次。

在我到日光桑拿踩点没多久, 这家浴室就关门了。2005年夏天, 它换了个名字又重新开张了。我第二次去的时候, 海松碰巧也在那里。他去那里一般很少主动找人, 不过, 按照他自己的定义, 唯一有过的一个“男朋友”就是在日光桑拿里面认识的。

那次是我主动接近他的。我们在日光里面完事后, 就到华堂吃饭。因为单位有点事, 我还把他带到我们单位去了。那个晚上我跟他回了他的家。当第二天一早要离开的时候, 忽然觉得很伤感—好像和他有点一见钟情的样子。回到我自己的家里后, 一直想的都是他。我想再和他见面, 只是我们连彼此的姓名都不知道。还好, 我还记得他住的地方, 我就回去给他留了个写有我电话号码的条子。

他们后来还搬到一起住, 不过这段关系仅仅维持了半年。老赖和海松的故事说明尽管匿名性是“同志”在浴室里面交流的一般原则, 但这并不排除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可能。

浴室对于不同的同志具有不同的意义,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参与同志圈子的差异。大志、胖仔、斌和海松不仅光顾日光桑拿, 而且在圈子里面十分活跃, 经常出没其他同志场所。由于婚姻或者工作的原因, 延庆和小刘在同志世界里的活动就受到了很多的局限, 因此日光桑拿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无论如何, 所有的这些同志通过性的联系, 或多或少发展出其他的关系, 创造了一个建立在被边缘化的性取向基础上的世界。

作为一个和性行为密切联系的同志空间, 日光桑拿在社区内部时常引发争议。虽然同志一般来说对于性持有相对更自由化的态度, 在公共场合发生纯粹的性行为仍然超出了许多人能够接受的底线。我的许多访谈对象认为“体面”的同志应当和那些在桑拿里面“淫乱”的家伙坚决划清界限。第一次到日光桑拿踩点后, 我写了一篇事后感想发表在一家著名的同志网站上。我对同志桑拿新颖而稍许激进的理论观点引起了很多同志的注意, 不少读者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下面就是一位网友对于我的文章的回应。

浴室里的放纵并不是最终解决同志自己问题的方式, 也不要将成都(或各地)的桑拿浴室或其他性乱的场所视为同志的天堂。真正的同志天堂不是可以乱性的淫乱地方, 而是普遍大众的接受与社会的认同, 同志无须在漆黑的桑拿房间里偷偷摸摸的无安全的性行为, 而是能与自己真爱的伴侣一同生活在大众社会, 甚至在大街上牵手拥抱亦不需要畏畏缩缩回避。中国内地同志应该为自己的未来及权益争取, 而不是将自己定位于狎戏的心态, 或以猎奇的角度来报道各地的同志生活。我们首先应该尊重自己的生活, 尊重自己的选择, 才能让大众尊重我们！¹

1 参见http://gaychinese.net/news/open.php?id=11223

许多参与我研究的同志都和上面这位网友有着相同的看法, 认为以日光桑拿为代表的同志浴室体现了同性恋者不良境遇的继续和延伸, 限制了社区的发展, 并阻碍了进一步的社会行动。不过, 很多批评同志浴室的同志可能从未到过那里。他们对于同志浴室的认识很大程度来源于媒体的片面报道。此外, 当上面这位批评者主张“尊重自己的生活, 尊重自己的选择”时, 他可能忽略了同志社区内部存在的巨大差异, 正如另外一位网友在同一篇文章后面留言为我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浴室有什么不好呢？就是同志事业发达了, 同志们都可以在阳光下手牵手打K了, 浴室仍然是有趣有益的地方……上面痛骂浴室的同志们, 先说说你们有几个去过浴室吧……如果去都没去过, 还是先闭嘴吧。如果去了而不喜欢, 呵呵, 那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不是乐此不疲的同志们的问题。当然了, 你们有不喜欢的权利和自由, 可是记得要誓死捍卫其他同志喜欢的权利啊。不然的话, 还是乖乖地去做回异性恋吧, 谁叫那是共同的最高伦理原则呢。

同志社区的内部差异在涉及同志桑拿的争议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我在这里并非刻意美化作为同志场所存在的同志桑拿, 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同志在桑拿里的经历。不可否认, 同志桑拿经常和同志社区的一些不良现象, 特别是不安全性行为联系在一起。¹然而, 把所有的同志浴室强行关闭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那会把原来浴室里的同志驱赶到更危险的地方, 使他们面临更多的心理焦虑和身体疾病的侵害。对同志个人的指责—尤其是使用阶级主义(classist)的语言, 不会促进问题的解决, 因为它忽视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即所有的同志在获取保护自我和他人的资源和信息方面并不是平等的。问题的解决正如另外一名网友在争论中所说的那样, 这取决于一个社区的力量, 一方面提供有效的HIV/ AIDS和其他健康问题的教育和干预, 另一方面满足不同境况同志的不同需求。

1 事实上, 尽管我光顾日光桑拿不过两次, 就已经目睹了一次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肛交行为。让我更为震惊的是, 两个当事人对我当时提出的善意警告置若罔闻。从这件事情, 可以预见在黑漆漆的桑拿房里可能还隐藏着更多感染HIV/ AIDS和其他性病的危险。

(二) 酒吧:商业化空间和同志亚文化的发展

酒吧是西方同性恋世界最重要的场所, 在同性恋社会生活和同性恋社会化方面占有特殊的位置(Achiles, 1967; Murray, 1996)。尽管某些茶馆是成都市同性恋者传统上喜欢光顾的场所(魏伟, 2007), 但随着西方文化和习俗传入中国, 酒吧喝酒已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时尚, 各式各样的酒吧纷纷出现, 其中也包括同志酒吧。作为当地最著名和人气最旺的同志酒吧, 天堂酒廊是考察成都市同志酒吧亚文化和组织方式很好的样本。

毗邻成都市商业中心的一条热闹小街, 一直以来就被认为是最适合经营同志酒吧的地段。天堂酒廊自从2000年开业以来, 一直就是成都市同志酒吧的头牌。这条小街是年轻人经常活动的区域, 目前天堂酒廊和其他许多酒吧栖身的那幢建筑物, 以前就是当地的青年文化活动中心。更重要的是, 这附近的几条闹中取静的小街很久以来就是“飘”场, 尤其以旁边那家报社门口的阅报栏最为有名。报社后面的一家茶馆也曾经是“飘飘”扎堆的地方。当天堂酒廊2000年开张的时候, 酒吧的经营者鸿生和小曾还是一对同志伴侣。

这家酒吧最早不是我们开的。在1998年的时候, 成都有一家大的同志酒吧, 周末吸引了许多人前往, 不过酒吧的老板并不是同志……后来由于各种原因, 酒吧关门了。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 成都就没得专门的同志酒吧。为了满足同志的需求, 报社附近就开了一些小酒吧, 因为这一带是“飘”场, 很多人喜欢来这边逛, 认识了新朋友后, 就想到一个地方坐坐聊天, 那些小酒吧就正好满足了这样的需要。生意都还不错, 后来大家觉得应该有一家大酒吧, 这才有了天堂。

天堂酒吧的历史表明, 靠近有名的“飘”场, 对于同志酒吧的开张及其前期的经营是十分关键的。

经营同志酒吧在中国是一桩风险很大的生意, 不仅可能招致来自政府的干预, 而且缺乏主流社会的认同。除非有一定数量的人自我认定是同志, 并且愿意出来花钱消费, 否则同志酒吧就很难生存下去。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 中国对同性恋人群中“同志”身份的广泛认同, 使商业性同志场所的发展成为可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本地的同志并非在一夜之间对同志酒吧产生认同的, 那些在大街、公园和茶馆等传统“飘”场已经存在的同志网络对于酒吧初期的经营至关重要。在天堂酒廊开业之前, 鸿生就已经是成都市同志圈子里“很有影响”的人物了。鸿生在圈子里的名声为他带来了不少生意, 很多天堂最早的客人都是鸿生在那些露天“飘”场里认识的熟人和朋友。

同志酒吧是在成都市最早出现的专门面向同志的场所。同志参与同志社区的生活一般都是在业余时间, 因此, 同志酒吧就应运而生, 满足休闲和社交的需要(Warren, 1974)。到同志酒吧喝酒, 不单单是为了放松身心, “喝酒并非是为了逃避什么, 而是为了加入(对话)的需要。同性恋的社会化通常是从光顾同性恋酒吧开始的, 因此喝酒在同性恋身份形成当中扮演了特别的角色”(Nardi, 1982:18)。斌是天堂酒廊的常客, 差不多每次我到酒吧, 他都会在场。“我经常到天堂去。不管你喜不喜欢, 这是唯一你可以去的地方, 你就只能去。”如果斌光顾天堂酒廊主要是出于社交的目的, 对于老赖这样很少与人交流、一般独自喝酒的男人来说, 来到同志酒吧很大程度是为了寻找认同。

我喜欢到那里坐坐。我们这样的人交往的圈子很小, 所以就只能去那里。晚上实在是太长了, 你到那里看节目, 然后回家睡觉。有时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觉得太孤独了。他们的表演有时也比较低俗, 总的来说不是符合我的口味。我喜欢有点文化的东西, 这个圈子里基本上没得什么文化生活。我也喜欢那里的人, 但我觉得很孤独……在我的生活中很难找到平衡。我感觉只有和同志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我们彼此认不认识, 我能找到那种心理上的平衡。

斌到同志酒吧里寻找可能的性对象, 但是同志酒吧对于那些自我认定为同志的人来说, 最重要的意义, 正如老赖谈到他对“平衡”的渴望那样, “在于能够向我们展示这样一个事实, 这里有很多的个体—他们不仅有着相同的同性恋的性向, 而且那些个体并不是什么怪物。人数还很多, 多到能够形成聚会的场所, 尽管这些地方友好和隐蔽的程度不一” (Murray, 1996:69)。

并非所有的同志都喜欢光顾天堂酒廊。和老赖寻求他人认同的愿望正好相反, Eric下意识地拒绝这样的认同。

我到天堂去过两三次, 我不喜欢坐在“飘飘”当中, 这种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不少同志有着和Eric相同的感受。对那些没有公开同志身份或者淡化同志身份的人来说, 身处天堂酒廊这样的地方会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心理负担。城市猎人是我的另外一个访谈对象, 他对天堂酒廊的负面评价反映出同志酒吧在大众想象中的象征性意义。

是那里弥漫的一种东西—设备的陈旧, 卫生状况的不好, 它整个的氛围, 就会感觉到有些陈腐的东西在里面—或者说, 某些黑夜的东西。然后, 你过去以后, 就有很多若有若无的眼睛在看着你, 而且, 我觉得真是若有若无就好, 有些肆无忌惮的感觉, 完全是一个赤裸裸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不好。就像非同寻常地看女人那样, 你也不能那个样子, 应该有一个比较适合的尺度。

在城市猎人的眼中, 天堂酒廊是同志社区污名和隐秘的集中体现。在我们的访谈对话中, 城市猎人经常有意识地从异性恋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生活。

虽然成都市的同志酒吧和西方城市中的同性恋酒吧不乏相似之处, 两者在酒吧内部的空间安排上却差别很大。¹天堂酒廊是个大型的演艺吧, 每天晚上都有反串演出, 所以整个酒吧的空间是围绕中心舞台组织起来的。酒吧内圈摆满了桌椅, 外围是靠背的沙发。西方城市里同性恋酒吧的内部陈设鼓励顾客移动, 这样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和中意的陌生人搭话, 而每个客人在天堂酒廊里都是坐着的, 四处走动让人觉得很尴尬。尽管酒吧内部的空间安排不利于客人单独“沟兑”, 却非常适合朋友聚会。习惯了美国同性恋文化中的社交模式, Paul去过几次后就很快对天堂酒廊产生了厌倦。

1 这篇文章反映的是2005年成都市同志酒吧的状况。当我2008年秋天再次造访成都市时, 除了新近开张的两家完全西式同志酒吧外, 就连天堂酒廊都进行重新的装潢, 在空间设计和节目安排方面都更加靠近西化的酒吧了。

有的客人很没有礼貌, 他们在一起大声叫嚷。我去酒吧的次数越多, 我就越发讨厌那个地方。表演也经常重复, 看过几次就没有什么意思了……这里不是结识朋友的地方。人们彼此隔绝, 很难互相接近。酒吧的陈设实际上阻碍了人们的交流。最后一点, 午夜前所有的客人都走光了, 而在香港, 午夜才是同志酒吧的黄金时段。

全球化的进程把Paul带到了成都市, 可是让他略感失望的是, 虽然同性恋文化日益全球化, 可Paul还必须去适应一个更加本土化的同性恋亚文化。

天堂酒廊每晚10点都安排反串的演出。鸿生以前就是一个反串演出队伍的带队人, 一年到头在全国四处跑场子, 但他们都是在一般的酒吧和夜总会里表演。由于常年在外十分辛苦, 反串演员感到备受歧视。2000年, 原先的那个酒吧濒临停业的时候, 鸿生就接下了这个酒吧, 改名为天堂酒廊。鸿生的反串表演队也就有了一个永久的表演场所。自此以后, 反串表演就成为天堂酒廊的传统。小曾把同志社区内反串亚文化的形成归因于早年那些同志的反叛性格。

天堂酒廊的反串表演的传统是有历史原因的。在早些时候, 那些在社会上非常活跃的同志一般都有些反叛的性格。20多年前, 一些同志就已经出来了……正如你知道的那样, 那个时候香港电影里的同性恋尽是很女性化, 妖里妖气, 招摇过市。有些人骨子里很反叛, 也就故意这样, 作为一种示威……那些能够瞒过大众眼睛的同志, 他们就选择隐藏。但对那些瞒不住的, 他们就干脆放弃, 更加的反叛。后来, 他们有了自己的演出队伍, 就开始四处演出挣钱, 他们以后就成为酒吧的驻场演员。

那些活跃而反叛的同志选择有意炫耀他们的“引人注目的特征”, 就是M.福柯所说的“反向自我肯定”的一个典型的例子(Foucault, 1978)。通过强化自己身上被污名化的标签, 同志以一种好斗的姿态去肯定自我的身份(Epstein, 1987; Troiden, 1988)。

中国传统的戏剧表演, 自明清以来一直都是由男性垄断的, 男扮女装的表演方式被广泛采用。和正规的戏剧表演中的男扮女装不同, 同志酒吧里的反串表演一般比较随意, 具有特定的亚文化特点(Boyd, 2003)。从民间和流行音乐中吸取表演的素材, 天堂酒廊的反串演出甚为华丽, 颇具水准。演出中也穿插同志题材的方言小品, 部分观众认为这些小品格调不高, 但嬉笑怒骂之间, 对同志现实生活的表现也算真实和生动。天堂酒廊每月还定期举办“反串佳丽”和“阳光男孩”的选美活动。

巴特勒(Butler, 1990)对同性恋酒吧里的反串表演者做过非常独到的讨论, 她分析了“表演性”(performativity)和“拟剧性”(theatricality)构建具有性别意义的空间和自我的作用。同志坐在天堂酒廊观看反串表演的时候, 他们未必意识到他们和表演者之间除去娱乐者和被娱乐者之外的其他联系。同志酒吧里的反串表演在建构一个性别化的同志空间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种集体意识在这个特定的空间中生成。尽管天堂酒廊的酒吧文化并非迎合了所有同志的口味, 但是它帮助确立了同志亚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首先, 娱乐和幽默是同性恋亚文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Castells, 1983)。因为多数同志的现实生活充满了压抑, 酒吧里幽默风趣的表演, 提倡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其次, 传统性别规范在同志酒吧可以被背离和挑战。天堂酒廊里面无论职业或者业余的反串表演, 给同志提供了尝试颠覆性别“实验”的机会。再次, 人的身体在天堂酒廊中处于中心的位置。通过对于愉悦、欲望、差异和快感的强调, 当代资本主义对身体的兴趣与日俱增(Altman, 2002), 对身体的消费是天堂酒廊经历的重要部分。无论是通过反串表演, 或者是“内裤秀”, 男性的身体被不断重新组织和重新经历, 从而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消费的目的。

(三) 健身房:男性气质, 生活方式和“隐蔽”的社区

在现代社会中, 男性气质是一种行动, 需要在公开场合下进行展示(Nardi, 2000)。对男同性恋者来说, 男性气质的塑造是个充满压力的领域, 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被视为不够“男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 美国的男同性恋社区把塑造和树立极度男子气的外在性别形象引为风尚, 作为对传统性别偏见的反抗(Levine, 1998)。但是, 这种反抗形式不仅不能挑战现存的性别强权和秩序, 反而维护和强化了“霸权性男性气质”(hegemonic masculinity)的统治地位(Connell, 1995; Levine, 1998; Nardi, 2000)。因为男性气质需要通过躯体的表现进行展示, 健身房就成为在同性恋世界里迎合男同性恋者塑造极度男子气躯体需要的重要设置之一。伴随着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步伐, 西方男性气质的观念也跨越了国界(Connell, 1995)。中国传统社会对于男性气质的理解和西方有相当的差别, 和西方的接触与交流创造出了兼具东西方特点的男性审美模式(Louise, 2002)。城市里的中产阶级男同性恋者, 是在中国想象和模仿这种西化的男性气质典范的先行者。

和中国的许多大都会一样, 成都市的健身场所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健身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市民的新时尚。浩康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健身中心, 在成都市拥有多家分店, 位于城东的这家聚集了不少同志健身爱好者。可以肯定的是这家健身中心从未对外宣称对同志特别友好, 也没有积极地招募同志会员。同志最开始光顾这里, 只是偶然和个体的行为, 但他们会向自己的朋友引荐。我加入这家中心是由于劲雄的介绍。在我的大力推荐下, 强从浩康的另外一家分店转到了这家。当越来越多的同志集中到这里, 这家健身中心就慢慢在同志圈里出了名, 然后吸引更多同志的加入。同志空间就是在偶然性和目的性双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Ingram, et al.1997)。

同志到健身中心运动, 主要是为了保持青春的面容和体形。在一个年长的人能获得额外尊重的文化里, 男同志人群却对年迈有一种特别的恐惧。拥有强壮的身体和健康的肤色, 龙哥看起来根本不像已经50出头, 他和他的男友都是这家健身中心的会员。龙哥自豪地告诉我, 他不久前刚在一项全国性的游泳比赛中获得了名次。龙哥对自己和男友的性生活的话题非常公开, 卧室里和健身房里的表现对龙哥维护和展现自己的男性气质是同等重要的。Michael和劲雄则认为健身代表了一种更为积极的同志生活方式。Michael对很多本地同志“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颇有微词, 因为他们喜欢在茶馆终日闲耗, 然后动辄就是通宵麻将。尽管许多同志仍然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在健身房里塑造出来的充满阳刚气的男性躯体, 不仅代表了一种更加咄咄逼人的同志气质, 而且在同志社区中也更受青睐和欢迎。

更衣室和运动大厅为客人之间的对话和其他形式的交流提供了很多机会, 但是健身房同志的互动模式和其他同志场所很不一样。在这个场合下, 同志和其他男女客人混在一起, 无从判断谁是同志, 谁不是, 因此同志一般来讲比较收敛, 很少明白地表现出对其他男人的兴趣。因为存在怕在异性恋人群面前身份曝光的风险, 因而同志在健身房里面和陌生人的交往是十分小心的。我在同志聊天室里认识的几个朋友也在这里健身, 虽然他们在网上十分的健谈, 但在健身房公众的注视下, 却宁愿保持一些距离。

健身房本身不具有性的意味, 但一些经验老到的同志也能在这里展开性的冒险。十多岁的时候就已“出道”的海松在长途汽车和大街上有过成功“勾”人的经历。他说起自己在这家健身中心的一次性冒险。

那个家伙现在还在这里健身。他把身体练得很强壮, 完全是我喜欢的类型。有次我们沟兑上了, 就一起回了家。但后来, 他人在床上和健身房里完全不是一回事, 让我感到有些失望。

海松尽管平时在人前十分低调, 但他其实认识不少人。Michael和我曾谈论一个也在这里健身的帅气的男孩, 号称“不认识几个人”的海松竟然认识这个人。

我认识你们说的这个人, 他是个大学生, 曾经想成为一名模特, 虽然他长相和身材都不错, 但我告诉他, 他的眼神里缺乏那么些‘霸气’, 可能压不住台。他以前求我给他拍些相片。他好久没有到这里来了。我上周在QQ上遇见他, 他小子今年夏天毕业, 到南方去了。

除了合理的价格以外, 对男子气概和男性美的崇拜也是不少同志到这里健身的重要动机之一。一个身材健美, 面容英俊的男子不仅在健身房里吸引众人的目光, 而且也是其他场合同志津津乐道的话题。

尽管竞技体育的恐同主义倾向十分明显, 但是男性之间性的挑逗却时常和竞技体育联系在一起, 因为身体的暴露和接触在从事这些运动时是理所当然的(Klein, 1989; Leap, 1999)。在这个特定的健身房里, 同志表达对于其他男人的兴趣, 非常的小心谨慎。除了和自己的健身伙伴和教练以外, 健身房内的言语交流是十分有限的。同志来到这里健身, 未必带有扩大交际圈的目的。健身房里弥漫着对于男性气质的集体崇拜, 同志通过参与这样的一个集体崇拜的仪式而彼此联系起来, 从而萌发出一种社区的意识。

三、深具争议的空间:大众想象, 男性卖淫和对同志空间的社会控制

在列斐伏尔看来, 在占据统治地位的“空间的呈现”的支配和控制下, 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的“呈现的空间”就被边缘化, 甚至转入地下。压制“生活空间”可以运用两种策略, 一是宣布其为非法或者不道德, 使之永远处于“越轨”的位置; 二是拒绝进行表现, 使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两种策略都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运作来实现的(Soja, 1996)。新中国成立以来很长的时期内, 同性恋的问题基本上从公共领域内消失, 不仅在媒体上没有报道, 在专业的医学杂志上也鲜有讨论(Evans, 1997)。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 中国内地的民众由于媒体的报道, 对于同性恋的话题不再那么陌生了。但那一时期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媒体, 为迎合市场需要, 对同性恋现象的报道少有客观, 而是着力渲染其病态、犯罪和反社会的一面(Sang, 2003)。作为媒体报道的后果之一, 同志空间在公众想象中就是充斥淫乱、堕落、犯罪等社会阴暗现象的“地下世界”。

2003年5月, 一篇题为“同志吧里的生活:成都同志色情触目惊心”¹的报道吸引了读者的目光。一家本地媒体的记者隐瞒身份, “深入”到成都市内著名的几个同志聚集场所, 实地“暗访”后写下了这篇报道。这篇报道后来在平面媒体和互联网上广泛转载, 成都市的“飘”场因此变得“臭名昭著”。作者在文章的开篇中谈到他对同性恋者“淫乱现象”以及“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担忧。

1 “同志吧里的生活:成都市同志色情触目惊心”, 四川新闻网, 2003年5月, 署名作者是水一和刘霞。

近日, 一些网友向本网反映, 成都市的某些同性恋者聚集场所有淫乱现象, 严重影响社会秩序。成都市的同性恋状况一直是许多人所关心的话题, 但成都市的同性恋状况真如网友们所反映的那样, 让人触目惊心吗？抱着这样的疑问, 也为了让全社会更加关注这一特殊群体, 为此, 记者和一名同事“兵分两路”, 对成都市的某些同性恋者聚集场所进行了暗访。

文章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浴室里的性乱, 报社阅报栏前面的性交易, 以及公园里男性卖淫者的聚会, 然后作者进行了评论。

记者认为, 在社会对同性恋现象已取愈加宽容、开明态度的今天, 成都市同性色情现象的蔓延, 的确为公众所不齿！同性恋者间存在的性乱、地点不卫生、不安全, 又易冒犯他人, 全是社会的负面现象, 每一个有道德和理性的人都会相信, 这种生活方式绝不可取。

作者接着写他在另一家同志酒吧的经历, 并和上面提到的地方进行了对比, 作者发现“除了拉手外, 场内的各对‘情侣’并没有出格的举动……记者刚开始以为同性恋的舞蹈也许不堪入目, 但后来发现整个表演都显得十分正规, 舞蹈也经过认真排练, 衣着十分得体, 从演出开始到结束, 没有一个暴露身体的节目。许多男演员用女声唱的歌曲, 唱得十分逼真, 不时赢得在场观众的掌声。在演出的中途, 记者还走出酒吧到厕所一带‘巡视’, 也没有发现有同性恋者淫乱的现象”。文章的最后, 作者认为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待同性恋者, 对人群中“遵纪守法, 倡导文明, 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人和“违背了社会道德, 败坏了社会风气”的另一部分人加以区分。在“客观公正”报道的外衣下, 记者的倾向性十分明显, 对同志的生活进行选择性的报道, 片面夸大其“变态”和“越轨”的一面。这样走马观花, 以点代面的报道实在很难说是“客观”而“公正”的。对同志空间的报道, 如果总是采取这样一种居高临下, 道德裁判的架势, 其结果只能加重公众对于同志人群的误解和偏见。

弥漫于社会生活和公众想象中的“恐同主义”(homophobia)导致了对同志空间的社会控制。尽管中国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同性恋行为, 但在1997年以前, 许多同性恋者不时遭到流氓罪的指控而被短期拘捕。来自官方的干预未必对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造成重大影响, 但他们在工作单位会因为这样的案底而受到影响(李银河, 1998; Chou, 2000; Geyer, 2003)。和中国其他城市相比, 成都市的“飘飘”在大街和公园中很少受到警方的干预。凯认为政府的宽容态度和本地文化不无关系。¹

1 关于成都市本地文化对于同志的包容, 参见Wei (2007)。

我认为本地文化也许可以解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宽松态度, 因为那些政府官员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本身在一个相对包容的文化环境中长大。在今天的中国, 法律对此没有明文规定, 他们可能也就网开一面。另外,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 他们也许认为这本来就没什么。

他同样认为同志不怕暴露身份, 也是警方减少对同志聚会场所实施突袭的原因之一。

在90年代的时候, 有时还会遇到警察打击“飘”场的情况, 不过很少发生。在其他的一些城市, 许多同志非常担心自己的名声。成都的同志好象胆子比较大……他们不怕这种事情捅到单位上去……警察在那些地方抓同志, 往往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他干吗要费这个神呢？除非有利可图, 他们也许会利用同志对于自己名声的顾忌, 去谋求一些好处。中国北方的城市一般比较保守, 如果一个男人的同性恋行为一曝光, 他的生活就完了。在成都, 如果警察的行动不能带来额外的好处, 甚至得不偿失—比如被同志反告敲诈, 所以他们一般就不管了。

此外, 在大街和公园等露天“飘”场活动的不仅有同志, 还有很多普通市民, 这些地方进出自由, 也给警方的控制造成很大的难度。

政府对卖淫嫖娼的打击, 一般会牵涉到对同志空间的干预。随着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减弱, 卖淫嫖娼在中国内地不仅死灰复燃, 而且在城乡迅速蔓延开来。尽管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进行打击, 但效果并不明显, 卖淫在某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产业, 吸引了大量的从业人员, 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Jeffrey, 2004)。男性卖淫的出现除了这个大背景以外, 同性恋在社会中的边缘化也是重要原因。由于现实原因, 很多同性恋者无法建立正常的同性伴侣关系, 只能通过金钱交易满足性的需求。

男性性工作者, 或者MB, ¹一般都是20岁出头, 很多人来自农村或者小城市。他们到大城市寻求一个更好的生活, 后来发现出卖身体挣钱最容易。这些人经常光顾同志酒吧, 浴室和露天“飘”场, 在同志人群中寻找性交易的目标。近年来, 同志网站的迅速发展使交易变得更加方便和简单(Geyer, 2003)。男性卖淫在成都市似乎更具组织性。有些小的同志酒吧无力吸引足够的客源, 就主要依靠介绍性交易维持生意。此外, 主要针对同志人群的MB店也开始出现。一家MB店通常隐蔽在住宅区的普通民居内, 店内一般有8个~10个“小弟”²供客人挑选, 每次服务向客人收费50元, 所以MB店在成都市也被称为“五十元店”。

1 MB是英文Money Boy在同志圈内的简称。他们中的很多人本身不是同性恋者, 为金钱而与同性恋者发生性交易。

2“小弟”是对男性性工作者的一个委婉的称谓, 正如女性性工作者被称做“小妹”一样。

中国法律坚持打击卖淫的立场, 拒绝承认卖淫是基于个体之间自愿交易的争论, 但是, 中国政府对于卖淫的法律政策, 比较很多西方观察者的看法, 要务实灵活得多。总的来讲, 中国政府打击卖淫, 主要针对卖淫的组织一方(Jeffrey, 2004)。因此, MB店和提供性服务的酒吧是警方历来打击的重点。在1998年11月, 成都市当地警方突袭了一家名叫“红蝙蝠”的茶吧, 逮捕了茶吧的老板和现场进行性交易的参与者。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红蝙蝠事件”, 被认为是中国内地第一起涉及同性卖淫的案例。事件发生的当晚, 杰正好也在那家茶吧, 他回忆起那个至今让他胆战心惊的夜晚。

那天晚上我去耍了的, 上去刚抽了一支烟就走了。我的第六感好强哟, 老是觉得心里面有事, 刚刚一下楼梯, 就开始扫荡, 我是慢慢地走的。我还听说另外一个人坐车坐到高升桥都被逮了。那晚就我一个没有被逮。我好庆幸, 因为我的另外两个朋友都出事了。第二天, 我给他们打电话, 全都打不通, 我就隐约知道出事了。我上班路过那个茶吧, 跑去看见门锁起的。打电话全都打不通, 后来我们朋友的妈给我打电话, 我就说他们全不知到哪里去耍了, 我也找不到。他们第二天被放出来, 我们就说他们去打麻将被逮了。他们进去没有消费小弟, 只是做了笔录, 把工作单位的电话号码都留了。

“红蝙蝠”的老板被控以“组织和收留卖淫罪”, 但这一指控后来由于缺乏法律适用依据而被撤销。¹

1 参见http://www.bjyouth.com.cn/Bqb/19991017/GB/4038%5ED1017B1018.htm

2005年7月, 警方在接到举报后, 突击检查了位于成都市东郊的一家名为“潘东娜休闲屋”的MB店, 2名老板和在场的其他5人被拘捕, 波波就是突击发生时被拘捕的当事人之一, 我在同年8月初的时候采访了他。

吃完晚饭, 一切都很正常。那天生意特别差, 后来终于来了两位客人, 一个老的, 一个年轻的。他们提出要找3个小弟, 这样可以5个人一起玩。他们还在洗澡的时候, 警察就来了, 距离两个客人来还不到20分钟。

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同性恋者, 到那里寻找同类的朋友, 波波第二天就被放了出来。不过访谈的时候, 波波自我标榜是一个对同志友好的异性恋者, 他为MB店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

那些为异性恋服务的这样的店到处都是, 他们为什么不管, 而只找同志的地方下手呢？因为他们认为同性恋是变态。这种事情都是双方同意的, 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不偷不抢……只不过是人的需要。我们和客人做的时候都是带套的……你可以想象店关门后, 客人只能到那些更脏的地方去解决, 没有任何安全措施, 他们很容易得病的。警察这样做以后, 那些露天地方的偷窃、抢劫和敲诈可能会更厉害……在店里的交易都是有组织的, 如果我偷了你的钱, 你可以去找老板讨说法。这就是为什么MB店里更安全的原因, 一旦有什么事情, 做老板的要负责。

波波希望老板早日获释, 这样他就可以要回他的身份证,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找其他的事做。不过, 这次他的老板就没有7年前“红蝙蝠”的老板运气那么好了。法院对有关卖淫的法律条款进行了新的司法解释, 将发生在同性之间的卖淫行为也包括在内。潘东娜休闲屋的两名老板在2006年4月被法院以“组织卖淫”的罪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5年。¹

1 四川首例组织同性卖淫, 两名主犯被判刑5年, 四川新闻网, 2006年4月5日。

我在做杰和波波的访谈中发现, 在两个案例中警方对待同志的态度有所不同。杰在转述他朋友在公安局里的经历时说:

当时我们朋友进去, 说太可怕了, 警察打他们……那次出事的人很多, 我们的两个朋友没有消费小弟, 小弟没有指证他们, 就把他们放出来了。他出来给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自由比什么都重要, 再怎么都不能失去自由, 没钱都可以, 就是不能失去自由, 好可怕。说那次出事时, 那些女警察一脚一脚踢你, 好吓人的。关在里面, 厕所都不让你去上, 全都关在角落里面, 臭气熏天, 关了一天, 太可怕。他们没出事, 没有通知单位, 出了事的全都通知了家庭和单位的。

和杰的朋友形成鲜明对比, 波波则反复强调如果不想有更多的麻烦, 在警察局里声明同性恋者的身份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都被铐起来, 不允许说话或者打手机。我在里面被关了一夜。警察问我是不是这种人(同性恋), 我说是的。在里面你必须说你是, 否则你就会被处罚。我说我就是这种人……我到那里去寻找爱人。他问我为什么不到其他地方去？我说那些地方太不安全, 经常会有偷窃和抢劫, 我怎么敢去？我以前在深圳的时候出过几次事, 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第二天, 他开玩笑, 他问我同性恋是怎么回事？两个男人怎么可以做呢？我就说一样做, 只不过用后边。然后我就逗他说, 如果他是这种人的话, 就完全是我喜欢的类型。他连忙说不是不是。我告诉他我在一家书店工作。如果你被抓了, 你必须一口咬定你是这种人……我就说我是同志。我告诉那个警官, ‘如果你也是这种人的话, 我立马会让你兴奋起来’。他就笑了。

波波和杰的朋友在警察局里的不同遭遇, 从一个侧面显示这些年来官方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更趋灵活和宽松。尽管有了这些积极的变化, 中国的司法系统在同性恋问题上的立场并不稳定, 这就给同性恋者的日常生活和新近出现的同志组织开展工作带来了困难, 因为他们不是非常清楚政府在这一问题上设定的界限是什么。当然, 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在中国是个全局性的问题, 并不只是局限在同志的问题上, 但这对同志社区和同志文化的影响还是十分深远的。

尽管上面提到的两个案例都涉及同性恋和卖淫的问题, 但是“红蝙蝠茶吧”和“潘东娜休闲屋”的经营者和客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却有相当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和公众对同性恋现象意识的日益增长不无关系, 这种意识的增强也开始在法律制度上有所反映。一方面, 新的司法解释和实践将会压缩以前法律规定模糊不清时同志享有的一些自由, 而且可能出台新的法律, 加强对于同性性行为的控制; 另一方面, 司法实践的变化表现出政府对于同性恋客观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承认”。从长远的角度看, 这可能会为最终认可同志人群的法律地位开辟道路。

四、讨论

人们认为日常生活按照异性恋的法则组织起来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这样的现实并非天然如此, 而是人为建构的(Butler, 1990)。浴室/桑拿、酒吧和健身房都是成都城市生活的普通场所。无论是出于偶然或是有意识, 同志照常使用这样的场所, 并发展扩大同志的社交网络, 同志空间就在这些场所里形成了。这样的同志空间可以容纳同志之间多样化的交流, 表达彼此的愉悦。本文中还讨论了同志空间的变迁, 这样的变迁是全球化和本土化两股势力在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中互动的结果。虽然这些场所对于同志塑造新的身份, 扩大社交网络, 建立同志社区至关重要,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 并非所有的同志都和本文讨论的这些场所有过联系, 这些场所也不能够代表同志社区的全部。人们常常把“同志圈子”和这些同志公共聚会场所完全画上等号, 事实并非如此。正如我在我的博士论文中讨论的那样(Wei, 2006), “圈子”的内涵要比很多同志想象的要复杂而广泛得多。

在传统禁欲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下, 一切性行为都是受到管制的, 性只能发生在私人场合的两人之间, 不能在公共场合下表现。可是, 这样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 对于许多同性恋者来说, 是相当有问题的。一方面, 在一个住房仍然十分短缺的国家, 许多同性恋者必须和他们的父母、朋友、同事以及邻居分享有限的私人空间。在个人隐私得不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 他们必须依靠公共场所获得性的满足和情感的支持。用G.常希(Chauncey, 1994)的话说, “这样的隐私只有在公共空间中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 同性恋者隐私的保障与社会关于同性恋的观念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当各式管制权威不断在公共场合强化同性恋是病态或者有罪的观念的背景下, 是很难想象同性恋者能够完全维持一种不受干预的私人的生活的。同性恋的行为尽管发生在私人的领域, 但仍会受到来自公共权威对这一私人领域的监控和干涉。从这个意义上讲, 所有性行为发生的场所都是公共场所; 所有关于个人隐私权的要求都是虚构的(Leap, 1999)。总而言之, 对同性恋者来说, 公共和私人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 存在的界限也会面临被突破和挑战。

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 同志身份和同志亚文化在新兴的消费主义领域内得以形成和发展。由于属于私人范畴的性和性别被置于属于公共范畴的市场经济之中, 私人空间和公众空间的界限变得不再如同以前那样严格了。正如上文中呈现的那样, 通过参与桑拿、酒吧、健身房等商业性场所, 同志人群在性、语言、兴趣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彼此认同, 构成了后来“同志运动”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文化基础。但是, 消费主义对于同志人群和社区而言, 为建立新的集体认同提供物理和社会空间, 体现了它带来“解放”的一面, 正如赵文词在《中国都市消费革命》结语中强调的那样, 人们在尽情享受消费主义赋予的自由的同时, 也日益意识到它对人们的束缚和禁锢。消费主义带来的自由, 并不是每一个同志都能够享有的, 这取决于同志所能够拥有的资本, 不管这种资本是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 或者任何一种象征的形式(Kong, 2004)。对于那些由于阶级、教育、年龄甚至体貌等因素而与消费主义滋养下的同志亚文化被推崇的中产阶级同志形象不相符合的同志个人和群体, 消费主义可能意味着新的社会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