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中国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 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 中国社会中的基层组织制度是否发生了变化,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呈现出怎样的特征？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和重要性的课题。应该承认, 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的社会层次上, 在组织层次上的研究分析明显不足; 而基层秩序的研究大多以社区为对象, 而组织则是最主要的社会结构要素之一。针对这些问题, “单位”重新进入学者们的视野(参见田毅鹏、漆思, 2005; 汪和建, 2006; 刘平、王汉生、刘笑会, 2008; 李汉林, 2008)。

长期以来, “单位”被视作极富中国特色的基层组织制度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 “单位”吸引了国内外一批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的目光。从20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期, 逐渐形成了一个将“单位”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单元的研究热潮, 使得“单位”研究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研究领域。对此, 已有学者进行了比较完整的述评(周雪光, 1999; 李路路, 2002)。与上述学者的认识相类似, 本文认为, 为了切实理解中国城市社会基层的组织制度与社会秩序问题及其变迁, “单位”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因而有必要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的新变化和最新的研究成果, 以新的视角、在更高的分析层次上, 再论“单位”的研究, 以推进中国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研究的深入。

一、何为“单位”

“单位”研究, 就其研究旨趣而言, 主要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结构, 尤其是基层组织制度的社会秩序的研究。正如“单位”研究的开启者魏昂德(1996)¹在其代表作中所说的那样, 他的目的是通过分析工作场所(即“单位”)中的权力关系, 来透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 特别是政治关系。这一研究旨趣在后来被“单位”研究者所继承, “单位”的意义与使用范围也由此在研究中基本得以确定。研究者通常认为, 城市中居于再分配体制中心的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属于典型的“单位”, 农村基层组织和非国有组织则不属于“单位”的范围(路风, 1989; 李猛等, 1996; 刘建军, 2000a、2000b)。不过, 研究者并没有对“单位”概念的界定与具体表述达成共识, 而是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视角采用了不同语汇, 例如, “单位”、“单位组织”、“单位体制”、“单位制度”、“单位现象”等, 并对它们作出了自己的界定。虽然这对于完成各自的研究、拓展“单位”研究有利, 但核心概念的不统一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学术积累, 从而影响到“单位”研究的深入发展, 尤其制约了对“单位”变迁的研究。

1 Andrea Walder, 国内社会学界又译作华尔德或沃尔德, 本文统一为魏昂德。

总的说来, 既有研究对“单位”的界定可以大致分为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侧重于从政治学视角来考查政治体制特征与社会控制的需要, 主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出发, 强调“单位”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基本单元, 承担着整个社会的资源分配与调控、对社会成员进行政治控制的基本功能(路风, 1989、1993; 王沪宁, 1990、1995; 刘建军, 2000a、2000b)。另一角度偏向于从社会学视角来分析社会运行与社会整合的组织机制, 主要强调“单位”是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下的一种制度化组织, 作为一种组织制度, 承担着多元化的功能, 包括社会控制、权力分配、资源和地位分配以及单位成员的合法性等(李汉林, 1993; 李猛、周飞舟、李康, 1996)。

仔细辨析可以发现, 虽然上述两个角度的“单位”定义侧重点不同, 但实际上都无法脱离“单位”所存在的社会环境—中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再分配体制。正是因为这一点, “单位”才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作组织有着明显区别。基于上述认识, 本文尝试给出一个“单位”的综合性定义, 即“单位”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 是国家进行社会控制、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组织化形式, 承担着包括政治控制、专业分工和生活保障等多种功能; 其典型形态是城市社会中的党和政府机构(行政单位)、国有管理及服务机构(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单位。

以此“单位”定义为基础, 我们发现已有的“单位”研究中存在着三个明确的研究论题。第一, 偏重于从宏观社会体制和微观组织的社会功效出发, 对由一个个“单位”构成的单位体制及其变迁进行研究; 第二, 倾向于从微观组织内部运行机制入手, 对“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进行研究; 第三, 侧重于将“单位”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分层机制, 对它所产生的社会分层效应展开研究。

二、“单位”体制及其变迁

如前所述, “单位”研究的旨趣主要在于通过“单位”来理解中国城市中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为此, 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单位”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一个基本单元, 将由“单位”构成的组织体系称之为“单位体制”(路风, 1989、1993), 着重关注其特征、功能与历史演变, 从而透视中国社会中的资源分配、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问题。我们可将这一取向的研究统称为“单位”体制研究。从这些研究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它们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的制度学派的影响, 关注制度的产生与变迁, 以及制度对人们如何组织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周雪光, 1999)。根据研究侧重的不同, 可以大致区分出两个基本方向, 一个偏重于从宏观制度出发探讨“单位”体制, 关注其形成和演变; 另一个则偏重于单位体制入手, 关注它对单位成员的影响。显然, 这与上文提及的概念界定的两种基本取向一致。

(一) 单位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在制度分析中, 新制度学派主张从整体上分析制度的产生与演变, 尤其强调历史的依赖性以及演变过程的重要性。这是因为制度演变的不同过程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因而不了解演变过程就无法解释演变的结果(参见同上)。受这一学派观点的影响, 在单位体制研究中, 单位体制的历史演变成为一个重要主题, 研究者以此来透视中国社会结构和组织制度的形成与变迁。

1. 传统单位体制的典型特征及其成因

学术界对于传统单位体制的经典形态有着基本共识, 注重从基本内涵和典型特征两个角度加以理解。路风(1993)对此的论述被广泛接受, 他提出, 单位体制的基本内涵是:一切微观社会组织都是“单位”, 即它们与处于中枢位置的党和国家结构紧密结合, 构成了控制和调节整个社会运转的体系。具体而言, 单位体制具有4个典型特征:(1)单位职员完全依赖于单位组织, (2)单位组织是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组织手段, (3)单位组织是单位职员进入政治生活的主要领域, (4)单位中的党组织和行政机构不仅是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机构, 同时也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代表着党和政府。这些特征决定了单位具有功能合一性、非契约性、资源的不可流动性等内在性质。

不过, 对于传统单位体制的成因, 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已有研究都注重从历史与社会环境入手加以剖析, 形成了两种比较有影响的解释, 一种强调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效应, 另一种则强调制度形成中所受到的资源约束因素。

新制度主义学派曾经详细讨论过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效应。路风(1989、1993)在对单位体制的形成过程做非常详细的描述与分析后提出, 单位体制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形成的一套特有的制度安排, 它基本延续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的根据地模式, 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始萌芽,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 而后在十多年的体制变化之下不断变化, 直到“文革”时期才得以稳定并延续下来。之后, 田毅鹏(2007)对东北老工业基地这种“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形成及其推广过程的研究, 可以视为对此的一种确证与补充。

与此对应, 在另一些学者看来, 路径依赖效应虽然突出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演变的延续性, 却没有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严酷的资源约束环境。为此, 他们从资源约束角度对单位体制的形成进行了解释, 并提出, 单位体制的产生, 主要是为了适应社会资源总量不足, 即可用来实现社会有效调控的因素(包括物质性资源和文化资源、价值资源、智力资源、权力资源等社会资源)不足这一状态下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需要(王沪宁, 1990、1995; 刘建军, 2000a、2000b)。在社会资源总量处于明显贫困的情况下, 必须通过国家对各种资源的强提取和再分配来满足现代化的要求, 单位体制的形成正是这一战略设计的一种组织化手段(李汉林, 1993)。

显然, 这是对传统单位体制成因分析的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逻辑。不过, 无论是强调路径依赖或突出资源约束, 它们都无法将单位体制的形成与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环境相互区隔开来。正是在这个制度环境下, 由于国家同时具有强大的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的权力, 所以路径依赖和资源约束两种逻辑就不是相互孤立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单位体制的形成是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非偏重其一。中国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决定了单位体制形成与演变的基本逻辑, 对单位体制的后续研究清楚地凸显出这一点。

2. 单位体制在20世纪90年代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迅猛发展的时期, 伴随市场化的改革, 社会结构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单位体制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具体状况如何, 成为中国社会学者关注的问题, “单位”及其变化的研究成为研究“热点”, 产生出一大批关注单位体制变化的作品。以制度环境的变化为背景分析单位体制的变化是这些研究的共同基点, 其结论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 即制度环境的变化使得单位体制在整体上出现了松动, 单位组织呈现出新的特征, 这在孙立平等人的研究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

孙立平、王汉生等(1994)指出,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整合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在传统的单位体制之外出现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市场和社会因素, 二者并存。这种状况给单位带给了相应的影响, 具体表现在4个方面:(1)单位的角色职能化, 即其自身所具有的专业分工的功能强化, 而行政功能和社会功能弱化; (2)单位利益独立化; (3)单位责任具体和内向化, 即企业从完全向国家负责转为主要对其职工负责; (4)单位的家长角色强化, 这是单位责任内向化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

如果说孙立平等人主要是基于宏观判断而作出此类结论的话, 其他一些学者对与单位体制相伴生的具体制度的实证研究则为检验这种论断提供了现实依据。吴晓刚(1994)通过对人们的择业、单位间流动以及单位内生活进行研究发现, 在这一时期, 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关系从原来被动的行政式依附向契约性关系转变, 个人形成了对单位的“利益依赖”。边燕杰等(1996)通过对住房制度改革进行研究发现, 在这一时期, 由于中国的住房改革是以单位为中介的, 单位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环境中继续通过和政府的联系获得资源, 仍然发挥了再分配的作用, 而大多数居民尚无能力进入到房屋市场。Barry Naughton(1997)分析了单位体制的经济基础的变化后发现, 随着“去中央化”和企业自主权的扩大, 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 在此背景下, 加上单位内部实行退休工人由其子女顶替的政策, 以及单位在职工住房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使得单位对个人的意义得到了强化。与此类似, Corinna-Barbara Francis(1996)在对海淀区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研究时发现, 出于留住人才等多种需要以及企业面临制度环境带来的压力, 改革开放后才兴起的私营企业也像国有单位一样, 为其成员提供包括住房在内的多项福利。

20世纪90年代, 在众多关于单位体制的变化的分析中, 我们依然可以明显地发现路径依赖与资源约束两种解释机制的存在。首先, 正是因为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效应, 这才造成单位体制与市场、社会因素两种体制并存的独特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 由于受到资源约束的限制, 才使得单位表现出责任内向化、家长角色强化的特征。单位体制的变迁是这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 如果注意到上述研究所阐述的仅仅限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改革的深入程度尚不如今天深刻的话, 值得追问的问题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这两种机制的作用是否会减弱甚至消失, 从而导致单位体制解体呢？对此的探讨可以从关注单位体制在当前的新变化入手。

3. 单位体制在当前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 中国已经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按照新制度学派的观点, 制度环境的变化必然造成组织制度的相应变化。在此情况下, 单位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是, 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制度的单位体制仍然存在吗？虽然目前对此的研究刚刚起步, 但我们依然能看到两种不尽相同的判断, 一种是刘平、王汉生等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作为主要关注对象所提出的“新单位制”判断, 另一种则是李汉林以传统单位体制为参照所作出的单位与非单位将长期并存的的判断。

刘平、王汉生等(2008)提出,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 传统单位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构成单位体制主体的大型国有企业, 特别是那些占有自然性资源和制度性资源的限制介入性大型国有企业, 它们在外部环境、内部结构和治理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与传统单位体制相比, 这些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1)企业管理从外部化控制转变为内部化控制, 即国有企业经营主体获得的自主权使得它们拥有了巨大内部运作空间; (2)国家资源从社会化占有变成单位化所有, 单位内部福利不断增加并日益成为一个利益整体; (3)个人从对国家的依赖转变为对单位的依赖, 企业具有了一种“新社会共同体”的特征。但是, 他们并没有将这些企业称为“非单位组织”, 而是继续沿用“单位”这一概念, 将其称之为“新单位制”, 是因为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与现代企业组织仍存在质的差别, 它不像后者那样处于市场竞争之中和所有者的监控之下, 而是产权归国家所有, 这样它就既可以与市场接轨, 又可以避免市场的冲击, 同时凭借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权限把优势资源的效率转化成内部福利。由此, 新单位制的实质, 就是使传统单位体制中由外部化管理的、以再分配为主的全民所有制, 转变为以内部化管理为主的特定的行业集团所有制。这是当下国有垄断行业高福利现象的制度基础, 也是“新单位制”下组织成员对“新单位”依附关系的利益基础。

无疑, “新单位制”的论述对于认识当前中国城市的企业组织制度和基层社会结构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不过, 就单位体制研究而言, 这一论述仅仅把目光集中于限制介入性国有企业, 若以此来阐述原本有着丰富内涵的“单位体制”在当下的新特征、新含义, 则显得有点失之偏颇, 因而也不能切实完整地回答“单位体制”是否依然构成当前中国社会一项基本组织制度这一关键问题。在这一点上, 李汉林的研究作出了有别于上述研究的判断。

同样地, 李汉林(2008)从对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制度环境的变化入手提出, 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到今天之后, 随着非国家控制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急剧扩张和迅速成长, 资源分配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单位”原有的多样化功能越来越收缩为个人的职位和工作场所, 单位内部利益矛盾和冲突解决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逐渐弱化, 国家与单位两极所构造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也出现松动。但是, 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格局在短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延续性, 它使得“单位”的一些根本性特征仍未发生明显改变。这主要包括, 首先, 这类组织在法权上仍然属于国家或者集体所有; 其次, 这类组织依然被纳入正式的行政序列之中, 必须接受“上级单位”的领导; 再者, 这类组织所具有的政治功能无法彻底消除, 任何这类组织中都必须有党组织存在, 都必须努力贯彻党的指示。因此, 单位组织与非单位组织并存, 并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显然, 与刘平等人提出的“新单位制”判断不同, 李汉林并不认为传统单位体制在当前已经瓦解, 并形成一种“新单位制”, 而是认为它在当下保持了基本的延续性, 只不过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 它的一些特征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回到制度变迁的理论解释逻辑来看, 刘平等人的研究实际上更强调资源约束, 因此他们选择了资源分配最为明显的限制介入性国企作为分析对象; 而李汉林则更强调路径依赖, 所以他的分析倾向于以传统单位体制作为基本参照。进一步的问题在于, 如果说资源约束和路径依赖是中国社会中制度变迁的两种具体机制的话, 就很有必要从二者结合的角度来回答当前是否还存在单位体制的问题, 而不能仅仅偏重其一。当然, 进行这样的探讨, 就很有必要详细关注具体的制度改革过程—尤其是1998年以来全面推行的国有企业改革、教育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和医疗卫生改革, 以及当下逐步深入展开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全面聘用制改革和医保改革等等—从而分析它们对于单位体制变迁所产生的影响。只有如此, 才能有效地理解单位体制的演变, 从而厘清它在当下的存在状态和未来走向。

(二) “单位”的社会整合功效及其机制

除了对社会结构状况进行持续关注与探讨外, 社会学研究还有一个基本兴趣在于探讨社会的不同结构要素和社会群体是如何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整合的。出于这一目的, 在众多研究者关注单位体制形成与演变过程的同时, 也有一批学者注重在单位体制的基本制度框架下讨论“单位”的社会整合效应, 探究“单位”影响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机制。分析的路径和层次可以区分为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 以及宏观制度和具体(单位)组织。

前者对单位体制社会整合效应的分析, 是沿着国家(政府)单位组织单位组织成员的思路进行。在单位体制下, 单位对上级单位(国家)、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存在高度依赖性, 且承担经济、政治、生活等多种功能, 所以, 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控制主要是通过单位来实现, 单位实际上是国家实现社会整合的中介机构(李汉林, 1993)。后者则注重从单位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出发, 探讨单位的社会整合功效。张静(2004:316;2001)通过对一家国企职代会案例的深入研究(案例研究的资料截至1995年)发现, 单位及单位制是分散利益集结和组合并“负责”传输它们的社会机制, 从而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 她“倾向于用‘国家-单位-个人’的三级结构及‘行政(管制)与政治(利益传输)合一’的机制, 来理解中国大陆城市社会的冲突、压力和秩序问题”。除此, 冯仕政(2006)利用CGSS200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单位与其成员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时也发现, 单位是一种抑制集体行动的有效方式。两类研究共同确证了在传统体制下, 单位确实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有效的社会整合形式, 不过, 两者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 对于单位发挥社会整合作用的具体机制探讨不够。

李汉林、李路路(1999a; 1999b; 2000a; 2000b)通过对1990年代初期进行的一次单位制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 将单位社会整合机制的具体分析向前推进了一步, 政治统治和资源依赖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是其中的关键所在。他们指出, 单位体制就是将两种机制和两种统治合为一体, 国家行政机构同时也成为了占有财产和资源的经济组织, 而经济组织也由于和国家行政机构相结合, 从而具有了国家行政机构的功能。单位组织的实质就是维持国家统治的手段, 政治权力在单位组织中的核心作用就是证明。谭深(1991)关于单位的社会保障作用, 于显洋(1991)关于单位意识的研究, 以及边燕杰等(1996)关于住房制度的研究, 都可以说是从不同侧面确证了单位通过资源分配与政治统治两种机制的结合实现了社会整合。

人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 以上对单位的社会整合功效及其机制的研究基本都进行于20世纪中后期, 它们所揭示的内容也更适合于传统单位体制下的单位, 而对发生重大改变之后, 也就是21世纪以来的单位的社会整合问题关注不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 进入21世纪以来, 学术界把对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秩序的关注从“单位”转向了社区(参见李汉林, 2008; 何艳玲, 2006; 田毅鹏, 2005; 何海兵, 2003; 陈伟东, 2000; 朱健刚, 2000), 即所谓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 不少学者提出, 从城市的社会整合来看, “后单位制”已经来临(这一点在何艳玲的研究中尤为突出)。不可否认, 社区在当下中国城市的社会整合中的确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 但这是否就同时意味着“单位”、“新单位”或“(非单位)组织”的社会整合效应已经彻底消失呢？这又回到了本文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 单位组织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秩序是如何建立或维持的？这些对于认识中国城市社会的运行和变迁的重要问题, 目前尚未引起学术界的认真思考。在笔者看来,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应当是探讨单位体制命运主题中的应有之义。

三、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

如果以组织理论作为参照分析单位研究, 可以发现, 单位体制研究关注的是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属于超组织层面的探讨。不过, 在组织理论的发展脉络中, 20世纪40年代以前组织研究的基本论题都局限在组织内部, 组织与环境的关系这一论题的凸显只是195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 形成了对组织从内到外的考察, 这也奠定了主流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使得各种理论能以此为平台, 从组织或环境的角度选择组织内外的不同变量(参见邱泽奇, 1999)。可以说, 从超组织的层面探讨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和从组织的层面探讨组织的结构、技术、文化、权力等构成了组织研究成熟期的两种基本视角, 尽管两者的界限在目前已经不再十分明确。

与组织研究的两种视角相对应, 在单位研究中, 除了从超组织层面进行单位体制研究之外, 还有一部分学者注重从组织层面来探讨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在这些研究者看来, 理解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单位成员的实际行为方式, 将有助于认识单位对其成员的影响, 也将有助于理解单位的未来走向。此层面上的研究可从新制度主义和文化决定论两种理论取向进行分析。

(一) 传统单位体制下单位内部的权力与行为

庇护主义和派系结构共存的格局, 构成了传统单位体制下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 并影响到行为方式的基本模式, 这是新制度主义视角的核心概念(魏昂德, 1996; 李猛等, 1996; 汪和建, 2006; 王星, 2007; 刘平等, 2008)。研究者都承认, 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特征对单位内部的权力格局与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 但不同的是, 魏昂德基于外部制度环境的一致性预设, 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 首先把重点放在了单位领导上, 进而关注积极分子, 强调领导-积极分子之间纵向的庇护主义关系; 而李猛等人则基于“德治”的制度原则和制度的“意外后果”, 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 关注的重点是普通成员在制度约束下的行动策略, 强调上下延伸、平行断裂的派系结构。尽管两者的逻辑起点和所形成的分析模式有所不同, 但作为后续研究, 仍然可以在李猛等人的研究中清楚地看到与魏昂德观点的衔接。

在魏昂德(1996)看来, 传统体制下工厂中的权力结构表现为, 在车间中存在着一个由领导和少数积极分子建立的施恩回报关系网络(patron-client network), 即庇护关系网络。它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经济组织中的“非正式结构”, 而是既包含着忠诚回报的个人情感性因素, 又夹杂着非个人化道德信念。这种权力结构有两个特征, 一方面, 在这一网络里, 垂直的效忠关系将工人队伍的整体从社会和政治层面都割裂开来; 另一方面, 一种以实用性的私人关系为特征的亚文化成为工人以个人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渠道。对于这种权力结构的形成, 魏昂德认为有两种机制非常重要, 一是“制度化依附”(organized dependence), 二是“有原则的特殊主义”(principled particularism)。所谓“制度化依附”是指, 由于工厂掌握了个人生活和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和机会, 迫使工人不得不形成对工厂的全面依附, 亦即工人在经济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党政领导, 以及在个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直接领导的程度和方式。所谓“有原则的特殊主义”指, 在制度化依附下, 为了对工厂进行控制, 本来决策者意欲在工厂建立一套以激励政治信仰和道德品质为目标的非个人化的“政治激励体系”, 但在单位实践中, 领导却从追求自我利益出发, 将其变换成一种以鼓励工人与领导建立长期密切合作关系为目标的个人化的奖励制度。这正是魏昂德将其称为“新传统主义”的原因所在。

庇护主义模式的提出, 特别是应用于中国工厂组织内部权威形成机制的研究, 转换了单位研究的视角, 将单位日常的运行过程引入学术研究视野, 代表了中国研究范式的转移—分析的焦点从重要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过渡到实际社会的微观运行过程, 从政党和意识形态到有理性选择能力的个人(参见黄宗智, 1986; 赵文词, 1999)。单位内部权力结构研究的旨趣不仅引领了新的研究方向, 而且也引发了更多的问题, 正如后来者对于魏昂德的一些批评所显示的那样, 一方面, 他所分析的庇护关系集中于领导和积极分子之间, 并且强调由此所引起的积极分子与普通群众之间的矛盾, 但并未考虑普通群众的利益表达方式; 另一方面, 庇护主义视角主要以领导为分析的出发点, 并假定领导是一个意见一致的行动整体, 忽视了普通群众的利益和行动对领导的限制。李猛等的研究正是在后一个问题上, 从对单位内部的权力格局与普通群众的行为方式推进了相关研究。

李猛等(1996)提出, 在“德治”再分配制度的环境下, 使得单位组织中的资源分配形成了“一致性政治学”和“幕后解决”并存的基本特征。单位内部的权力关系作为一种纵向关系网络, 不仅以单位内某一级别的某个领导为枢纽呈分散状上下延伸出去, 而且在同一级别内领导又分裂为几部分, 这样就形成了一系列上下延伸、平行断裂的关系网络, 即所谓“派系结构”。单位中的行动者在派系结构下追求各自的利益, 他们对利益的计算、权力分布的认识、派系力量的估计及其实际的行为方式总在发生变成, 从而使得派系结构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这种关于单位内部成员行为方式的论断后来被李路路、李汉林(1999b; 2000b)关于单位内部资源获得方式的研究所证实。他们发现, 在单位内部, 那些倾向于通过与单位领导和单位上级领导搞好关系, 或者通过单位内有影响、有权势的朋友获得资源的人, 更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资源。

在我们看来, 李猛等人研究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揭示出一种新的模式, 更重要的还在于, 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对单位研究的发展具有长远影响的问题。他们认为, 如果接受新制度主义的观点, 那么当制度环境发生变化时, 单位体制以及单位内部的情况都必将发生改变。由此, 就很有必要对单位和“单位制”进行“长期动态学”的研究, 探讨它们在改革中的变化。这实际上也为探讨市场转型下单位内部的权力与行为提供了方向。

(二) 市场转型下单位内部的权力与行为

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意味着体制和制度的变迁。在“政企分开”和培育独立市场主体的基本目标下, 典型单位组织—国有企业经历了从扩大自主权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系列改革, 制度环境发生了众多改变, 研究面临的问题是:“单位”(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¹

1 之所以表达为“单位”(组织), 是因为在转型的背景下, “单位”是否还存在, 其实也成了一个问题。

一种秉承新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认为, 制度环境的改变必然带来单位内部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的变化, 研究者使用个案研究资料, 分别提出了“去组织化的专制主义政体”(Lee, 1999)和“层化结构”(刘平、王汉生, 2008)的解释, 强调了单位组织的解体或单位组织的改变。另一种则秉承了当初批评魏昂德的历史-文化视角(Dickson, 1992), 认为基于中国人自我行动的逻辑, 虽然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 但庇护主义和派系结构并存的基本格局仍然没有发生变化(汪和建, 2006)。为了厘清两种视角的内在逻辑以及存在的问题, 这里稍作分析。

秉持着一种文化决定论的观点, 在汪和建(2006)看来, 单位组织中的庇护关系和派系结构是中国人自我行动逻辑的结果和体现, 即中国人特有的“以关系理性为约束的自我主义的行动”的结果和体现, 因此, 它们不会随着组织形式、组织制度环境的变迁而改变。这种自我行动的逻辑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作用和塑造的结果, 因而也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 由此形成的庇护关系和派系结构也就具有延续性。但是, 问题在于, 到目前为止基于文化延续论的推演, 大多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推演, 而一些实证研究并未支持这一推演, 尽管有些研究并不是以“单位”(组织)为对象的。

新的实证研究延续了强调制度环境的重要性, 但更强调制度环境的变化, 它们揭示了:由于原有再分配的制度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原有的“单位组织”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甚至在有些领域中, 组织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单位组织, 单位组织已经解体。Lee(1999)在对广州的中小国有企业的研究中发现, 市场化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导致这些工厂政体由“新传统主义”政体转向了一种新的“去组织化的专制主义”政体(disorganized despotism), 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工厂对工人实行公开强制性的劳动控制、经济处罚和严格的管理。而“去组织化”不再是过去的庇护关系和派系结构, 而是以性别和地缘关系为基础, 工厂内部的权力结构是经理层与工人之间的普遍对立(类似的观点可参见Zhao & Nichols, 1996)。与之相应, 工人们的行动策略也发生了变化, 面对日益专制的工厂管理体制, 他们更多地采取出工不出力、偷懒、自发停工、准静坐示威、旷工、热衷于兼职搞第二职业等方式来表示抗争, 这被称为“集体懈怠”(collective inaction, 此译法来自游正林, 由此展开的争论参见lee, 1998; 刘爱玉, 2003; 游正林, 2005)。

“去组织化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概念, 基本上已经否定了庇护主义和派系结构将在“单位”经历市场改革后仍将延续的观点。不过, 正如Lee注意到的那样, 她所揭示的主要是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情况, 这些企业处于相对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必须注意到的是, 由于市场化改革后国有企业出现了严重分化, 在那些利润高、技术密集型的大型国企中可能存在不同于“去组织化的专制主义”的情形, 它们很有可能保留了“新传统主义”下的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Lee, 1999:70)。刘平等(同上)对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的研究发展了这样的认识。

面对限制介入型大型国有企业, 刘平等(2008)虽然使用“新单位”的概念来概况, 但毕竟“传统单位”已经转变成了“新单位”, 其内部结构已经由原先那种“新传统主义”特征(庇护关系, 派系结构)向“层化关系”模式转变:业绩导向使得原来的以政治忠诚为基础的庇护关系转变为以效率差别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多级层化结构, “厂长负责制”使得任命者和被任命者之间很容易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从而瓦解了“派系结构”存在的基础。

(三) 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首先, 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 中小型国企和限制介入性大型国企在研究者笔下呈现出“去组织化的专制主义”和“层化结构”两种差别极大的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类型, 这种差异究竟是因研究者关注角度的不同, 进而侧重点不同所造成的呢, 还是由国有企业自身之间的区别与分化导致的？如果说是由国企之间的分化所致, 那么其背后的机制何在？是由于体制的内外有别, 还是市场力量的型塑？或者, 是由于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市场地位不同, 还是因为不同的组织结构特征引起的？虽说几位研究者在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但均未对此作出充分的回答。

其次, 人们应该注意到, 在庇护主义、派系结构共同揭示的权力结构中, 存在着领导与积极分子、群众之间的互动。而在“去组织化的专制主义”和“层化结构”的概念下, 管理层和工人群体基本上相互隔绝, 他们之间的互动被“忽略”。事实上, 在任何组织中, 管理层和一般职工之间的互动不可避免, 甚至相当重要。比如, 陈佩华夫妇对一家国有酒厂的研究显示, 在涉及利益分配, 如住房(该厂在2004年仍有福利分房)问题上, 工人基于生存伦理和“道义经济”原则, 也可能迫使管理层在制定分配规则时考虑到工人的利益(Unger & Chan, 2004)。显然, 管理层与工人群体之间的互动应该成为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探讨中的一个重要面向, 通过它更能够真实地看到单位(组织)中的权力结构。早期研究者对庇护主义的单向度权力结构的批评, 今天对于理解单位组织及其变迁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再者, 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是, 在魏昂德和李猛等的研究中, 他们都明确地指出, 自己所揭示的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适用于所有“单位”, 也就是说, 除了国有企业, 也适用于事业单位、行政机关。而在Lee和刘平等的研究中, 他们都没有显示出将结论推广到国企以外的单位的意图。这种变化意味着, 在市场化改革日益推进的过程中, 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制度环境与国有企业相比, 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传统的单位组织—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构—已经明显分化(参见冯仕政, 2006)。如此, 也就产生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说单位组织还存在的话, 就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而言,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很大的差别或相似之处, 其原因又何在？这些对于认识单位及单位体制的变迁, 进而认识基层社会结构和组织制度的变迁, 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这与李猛等(1996)曾提出的要注意研究不同类型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主张相一致。然而, 这在目前的单位研究中还几近空白, 自然也就该成为今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四、“单位”与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自社会学产生以来, 社会分层问题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 有大批的社会学家持续地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许多社会学理论大师, 如马克思、M.韦伯、涂尔干、帕森斯、吉登斯、布迪厄等都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参见李春玲、吕鹏, 2008)。在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传统中, 1980年代以来, Baron和Bielby(1980)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 倡导把公司组织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到社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来, 他们和其他人共同开辟出一个连接组织结构和社会分层两大领域的新领域(Baron & Bielby, 1984; Hedstrom, 1991; Spilerman & Lunde, 1991; DiPrete, 1993)。这些学者的基本共识在于, 组织是宏观制度和个人之间关键的中介层次, 是资源分配和个人获得最主要的场所之一。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 对于中国“单位”的研究也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组织领域, 被纳入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视野, 关注它对社会不平等产生的影响, 从而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¹因此, 本文把“单位与社会分层”作为一个独立主题专门论之。

1 在有关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中, 涉及单位并将其作为变量的研究数量巨大, 本文不可能一一涉及。由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梳理已有的单位研究成果, 探寻将其深化的路径, 这里所涉及的主要是那些将单位作为关注焦点所开展的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比较清晰的以改革为界的时间线索贯穿其中, 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在改革前后以及改革的不同阶段呈现出了不尽相同的特征。为了叙述的方便, 这里即以时间线索作为依据加以论述。

(一) 改革以前的单位与社会分层

对于改革以前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 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 认为单位作为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种特殊组织, 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分层机制。个人所在单位的性质、级别、地位也基本上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研究者从资源分配、地位获得和代际传承、产权归属三个不同的角度共同确证了这一点。

李路路、王奋宇(1992:83-131)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揭示了单位与社会分层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家为了有效地控制资源、动员资源以服务于国家的目的, 建立起单位体制作为分配和利用资源的组织化体制。国家根据“单位”在资源分配体制中的地位高低, 将资源有差别地分配到了各种各样的单位当中, 然后再由单位分配给其成员。因而, 人们社会地位的差异,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在单位的差异。

林南和边燕杰(2002)从地位获得与代际传承的角度入手, 揭示了同样的机制。他们指出,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 享有和使用资源的不是个人, 而是通常所说的工作单位。在这个体系内, 不但财、物等一般经济资源被单位占有、使用, 连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资源也被单位支配。在这种条件下, 劳动分工只说明了工作性质不同, 职业也不再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由此, 单位之间的分化经常性地表现为单位成员地位的不同。他们利用天津1985年户卷调查资料, 测量了中国城市社会中单位组织在代际流动中的影响, 揭示了父代单位地位对子代单位地位的显著影响十分显著。

应该说, 上述这些研究已经基本上足以表明“单位”是一种社会分层机制。不过, 在魏昂德认为, 其中存在着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没有解决, 这就是, 他们都把单位按类型、按级别的层化当作既定事实, 并用它来解释其他问题, 却没有意识到单位层化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 魏昂德从产权归属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与分析。

在魏昂德(2002)看来,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单位、特别是企业的层化现象, 并不像资本主义经济那样以盈利与否来决定。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 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单位并没有被赋予明确的产权, 由此, 它们的地位并不是由生产的利润决定, 而是由上级主管部门所属政府组织的行政层次决定的, 这种行政层次被称为“预算级别”。魏昂德通过分析1986年天津户卷调查资料对此加以检验, 分析结果表明, 职工的住房、工资、集体福利确实是按单位的“预算级别”排列的, 单位层化理论得到证实。

由于上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改革前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加以揭示, 所以它们并没有试图对单位与社会分层关系的未来走向作出探讨, 也没有提供一个可以加以推演的理论尝试。由此, 对于改革后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的变化, 只有放入到具体情境中加以理解。

(二) 改革以后的单位与社会分层

对于改革以后中国的社会分层, 有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 其中, 围绕倪志伟的“市场转型论”展开的争论被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间。目前, 国内已有学者对此做了很好的梳理(边燕杰, 2002; 陈那波, 2006; 边燕杰等, 2008)。就本文关注的主题而言, 我们提及的这场争论主要在于, 必须承认, 这一争论对于把单位与社会分层的研究推向深入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正是围绕着这一争论不断展开的讨论, 使学者们逐渐认识到, 对中国转型过程中, 社会分层的研究应该注重对具体制度的作用进行分析(参见Zhou, 2000a; 2000b), 而“单位”无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这里首先要提及的吴晓刚的研究即是这种“具体制度分析”的一个尝试(Wu, 2002:1094;边燕杰等, 2008:6), 他及其他的一些研究共同表明,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并没有消失, 它在人们的收入中比较明显地体现了出来。

吴晓刚(Wu, 2002)之所以选择从单位组织入手来关注中国城市中的收入分配, 是因为在他看来, 单位是传统再分配体制下的一项重要制度, 且这一制度在改革开放后仍然延续, 造成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全, 劳动流动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之下, 市场化改革对个人收入分配发生影响的中介机制仍然主要是工作单位。例如, 他的分析表明, 教育的回报率并没有随着所在单位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扩大, 这是因为那些即使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国有企业, 也保留着很多再分配体制的特征, 教育的回报率并不因此而提升。令人惊奇的是, 这一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资料的结论, 又被他与谢宇近期基于90年代后期资料所完成的另一项研究所证实(Xie & Wu, 2008)。同样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资料, 王天夫、王丰(2005)得出了与吴晓刚相似的结论—改革之后, 在单位外部收入差距加剧的同时, 单位内部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平等。这些研究共同表明,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并未随改革的进行而消失, 却以一种单位内外有别的方式延续了下来(参见余红、刘欣, 2004)。

这里应该注意到, 前文所述的单位体制研究已经清楚地揭示出,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单位”呈现出了责任化和内向化的情况, 这里关于单位与社会分层的研究无疑也支持了这一结论。不过,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当今, 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市场化程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这种情况下, 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是怎样的呢？

(三) 单位与社会分层的现状以及未来

由于受到数据收集的限制, 目前对于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在本世纪以来变化的研究还非常稀缺, 不过已经有研究开始注意到这一点, 并对此进行了初步揭示。

边燕杰、李路路等(2006)延续了林南和边燕杰(2002)的研究, 从地位获得入手对本世纪以来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展开了初步探讨。他们将2003年CGSS数据与1985年天津户卷调查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在1985年, 单位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是深刻的, 单位地位比职业地位更凸显, 父代职业对子代地位没有影响, 而父代的单位地位却影响着子代的地位获得; 而到了2003年, 父代单位对子代地位获得影响大大下降了, 代之而起的是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含义迅速上升, 这表现为, 每提高一个职业地位而得到的收入资源, 体制外(非国有的工作组织)比体制内(国有单位)高出一倍多。他们的结论是, 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弱化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无疑, 边燕杰等人的研究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单位与社会分层关系的变化。然而, 与先前这一主题下的诸多细致研究相比, 这一研究在目前尚显粗糙, 也无法较为系统地回答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的弱化程度以及具体机制, 从这个意义来说, 沿着先前的思路, 从资源分配、地位获得与代际传承以及产权归属等角度进行深入的对比研究将是有益的。

不过, 在沿着先前的思路进行探讨的同时, 我们还应意识到, 它们的基本关注点主要是“单位”(组织)属性的不同所产生的社会不平等, 因而侧重于从“单位”(组织)的规模、性质、行业、等级或地位等宏观因素入手来探讨它的社会分层效应。就社会分层的组织视角而言, 这样的探讨在强调组织属性这些宏观因素的同时, 却忽略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 即组织将员工配置到一定工作职位上的组织程序。许多研究已经表明, 组织挑选员工、安排员工的具体程序与方法都会对组织内部以及组织之间的报酬、机会产生作用, 从而影响到员工的收入、地位等, 并因此产生社会分层效应(参见Baron, 1984)。从这一点出发, 对于“单位”(组织)的社会分层效应的探讨, 也很有必要从“单位”(组织)的内在分配机制入手加以探讨。或许是由于大规模问卷调查难以搜集到这些资料的缘故, 目前对于单位与社会分层的研究中几乎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直接探讨, 多是用例如单位性质这样的特征来近似地代表某种特定的内在机制, 或是用个人特征近似地代表组织机制。由此, 寻找恰当的研究方法来弥补这一缺憾, 也成为进一步的研究必须考虑的问题。

更进一步, 如果跳出“单位与社会分层”这一主题, 将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上述“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两个领域的研究加以对照, 可以发现, 其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差异, 而这些差异并没有得到认真的分析。首先, 就“单位”变迁而言, 不同的研究在结论上存在很大差异。如前所述, Lee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小企业所做的研究, 从组织制度和权力结构的角度上, 基本上否定了单位组织的存在。但吴晓刚、王天夫等的研究, 则强调了单位组织对于收入分配和教育收益的重要影响。边燕杰等的研究则认为, 单位组织的社会分层效应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而弱化, 而刘平和王汉生等的最新研究则使用了“新单位制”这样的概念, 在一定意义上与边燕杰等的结论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 我们知道, 上述很多不同的结论, 都源于“单位”研究的研究对象在时间、地点和范围、特征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 上述看起来繁杂和混乱的研究, 恰恰是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当年魏昂德的著作刚刚出版时, 相当一部分批评就是针对“新传统主义”的适用性所作, 而今天的“单位”研究所面对的现实与20多年前相比, 无疑更加复杂, 但也因此更具挑战性。

读者也许可以发现本文的一个用词“问题”, 即作者有时使用“单位”, 有时使用“单位(组织)”, 这一用词上的差异是作者在面对现实和分析其他研究成果时特别作出的考虑。“单位”、“新单位(后单位)”和“组织”是本文使用的三个概念, 但是在本文所涉及的很多文献作者那里, 特别是那些不是专门以单位组织为对象的研究者那里, 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分, 他们所使用的“单位”概念, 或是典型单位, 或是新单位, 或实际上已经是“非单位”了。因此, “单位(组织)”实际上指称的是这种包含多种对象的现实。但是, 这也说明, 无论对于单位研究还是分层研究来说, 概念的不清晰都是一个值得注意且需要解决的问题。

五、结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 我们把在上述分析中所发现的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加以总结, 并就此提出研究方法选用方面的主张。

诚如有学者指出的, 中国的改革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更新提供了新的动力, 因而研究中国社会的组织和制度变迁的课题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周雪光, 1999)。正是出于这一点, 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单位”保持了持续的关注, 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 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 寻求将其推进的有效路径。因此, 基于上文的分析, 我们认为有三方面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第一, 结合当今中国逐步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呈现出的特点, 从制度演变的具体过程入手, 深入分析“单位体制”和“单位”在今天的变化, 回答“单位体制”和“单位”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同时, 更为重要的是, 以(典型)“单位”为参照系, 探讨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可以说, 没有单位组织作为参照系, 也许我们就无法深刻理解中国社会的组织和制度变迁的机制和意义。第二, 充分关注国家和市场两种不同力量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消长与演化过程, 分析它们对于传统“单位”的分化所产生的影响, 进而区分不同类型“单位”(组织)之间存在的差别, 重点探讨不同类型的“单位”(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 特别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事业单位和行政机构。第三, 从社会分层的组织视角出发, 加强对本世纪以来单位的社会分层效应的研究, 在推进从单位属性入手进行研究的同时, 更要注意“单位”(组织)挑选员工、安排员工的具体工作的程序与方法会对所产生的社会分层效应。

至于研究方法, 已有的研究中有一些是基于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 也有一些以个案调查为主。对于将“单位”及其变革研究推向深化而言, 我们更倾向于个案研究。这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 个案研究对于认识和理解社会群体的分化组合、制度设施间的相互作用、微妙和多元的演变过程、新制度形式的产生和运作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周雪光, 1999:40)。而我们所提出的有待深入的“单位”研究的问题主要就是”单位”(组织)之间的分化、“单位”(组织)内部的运作、国家和市场的互动等等。因而, 个案研究无疑是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 在已有的“单位”研究中, 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尚非常缺乏, 魏昂德(1996)早已提出的深入到单位内部进行实地研究的主张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这也是“单位”(组织)研究未能走向深化、形成新的研究热潮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面固然存在着进入研究现场困难的问题, 不过, 对于切实做好研究、理解“单位”与“单位体制”变迁、进而理解中国社会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变迁而言, 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又是无可回避的。带着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扎进田野, 深入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单位”(组织), 脚踏实地地做实证调查, 这是我们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