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在对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研究中，资本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概念，它经历了从最初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到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社会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的发展过程(Becker，1964；Bourdieu，1983)。经典的资本概念以及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是针对孤立的以原子形式存在的个体而言的，而社会资本则是将个体与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代表着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体系和方法上的突破。正因为如此，社会资本作为新资本主义思潮的代表，成为近20年来讨论得最多的热点议题之一。但是，在这些讨论中，大多数都是采取思辨的形式、从抽象概念的角度来探讨的，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没有进行清晰的阐述，缺乏概念的操作化定义，更谈不上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测量模型和实用工具，从而在对其概念的使用上存在着许多混乱不清，只能将研究局限在抽象的概念探讨的层面，无法深入地进行实证化研究。

在社会资本的定义上，一般都将其视为可以从中获得回报的社会关系(Lin，2001a)。这个定义是在一般概念的基础上而言的，而在具体的操作化定义上，是通过社会网络来将社会关系操作化。所以，在实证研究中，社会资本被操作化为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本，即社会网络资本。对这个前提的承认，是对社会资本予以清晰地概念化并进一步提出测量指标和模型的基础。在社会网络分析的意义上，社会资本指的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中的，在有目的的(工具性)活动中可以获取并加以动员的资源。从这个定义上说，社会(网络)资本具有三个特性，即嵌入性、工具性和可及性。作为一种资本，社会资本对于资本的主体要产生回报，林南(同上)将社会资本产生作用的途径总结为“信息、影响、信用、强化”。“信息”指的是社会关系可以提供各种有价值的信息；“影响”指的是社会关系可以在工具性行为中对具有重要作用的角色施加影响；“信用”指的是个人的社会关系可以成为其信用的证明；而“强化”指的是社会关系可以强化个体的身份和认同感，一方面为个人提供情感支持，另一方面为个人对某些资源的使用权提供了公众认可，从而有助于维持个人的精神健康以及对某些资源的使用权。但是，在对社会资本的运用上，需要区分个体与群体这两个不同的层次。社会网络资本，从个体层次上说，指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来说，指的是个体网(ego-centric network)；而在群体层次上说，则是将群体作为一个行动单位来考虑，在总体上可以动员的资源，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而言，指的则是整体网(socio-centric network)。一般而言，从群体层次上讨论社会资本的更倾向于概念和理论上的推演，操作化得不够，布迪厄(Bourdieu，1983)和科尔曼(Coleman，1988)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是其代表；相对而言，从个体层次上讨论社会资本更易操作化，大多数研究者，如R.S.伯特(R. S. Burt)和林南都是持这种视角的。对于讨论社会资本时需要区分层次这一点来说，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并没有清楚地区分或者是加以明确地说明，从而造成了诸多的混乱和错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同样的网络属性对于个体和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如对于个体网来说，密度小的社会网络对于个体更有意义；而对整体网来说，更加致密的社会网络则意味着群体拥有更加有效的社会资本。

只有在弄清楚了讨论社会网络资本时需要明确研究的层次之后，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才有可能。就现有的研究而言，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有三种策略。

第一种策略是线性的策略。这种测量策略以弗奈普(H.D.Flap)为代表，其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测量社会网络资本。首先，当个人有需要时，其社会网络中有意愿或有义务提供帮助的人的数量；其次，这些人提供帮助的意愿的强度；再次，这些人所能提供帮助的能力，即这些人所拥有的资源的多少(Flap、Graaf，1986)。弗奈普所定义的社会网络资本可用以下公式表达：

$ {C_n} = \sum\limits_{i = 1}^n {{C_i}{R_i}} $

C_n=网络中的资本总量

C_i=网络中第i个个体所拥有的资源

R_i=网络中第i个个体与网络主体的关系强度

这种测量策略具有一定的通用性，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层次的社会资本(即嵌入在个体网或整体网中的社会网络资本)，都可以采取这种测量策略。但是，这种测量策略需要对网络的信息有最全面的掌握，在测量的具体实施中很难实现。所以，尽管这个测量模型简单而清晰，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屠龙术”，很难在具体的研究中予以应用。

另外两种测量策略则都只是针对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而言的，即在个体网中讨论社会网络资本，但这两种策略分别强调从不同的角度对个体网中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一种强调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另一种则强调网络中嵌入的资源。前一种测量策略以R.S.伯特为代表，他提出从个体在其所处的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来定义社会网络资本。个体在一个社会网络中越是处于桥梁性的位置，即所拥有的“结构洞”越多，则其个体网中的社会资本也越多(Burt，1992)。后一种策略则以林南为代表(Lin，2001a)，他指出，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测量嵌入在个体网中的资源：(1)网络中价值最高和最低资源之间的距离(差异性)；(2)网络中价值最高的资源的价值(达高性)；(3)网络中所有资源的种类(多样性或异质性)；(4)网络中最典型的资源或资源的均值(构成性)。需要强调的是，这两种测量策略并不是互相排斥和对立的，而都只是在一定的理论假设下对社会网络资本进行测量的角度。总的来说，大多数研究者对于从网络中嵌入资源的角度来测量社会资本都是接受的，但是对于从个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角度来测量社会资本则存在着争议。一般来说，接受这种测量方法的多是一些更多地强调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的学者，他们对于结构主义的方法有着某种类似于原教旨主义的迷恋。对于这种测量策略比较中肯的意见是由林南(Lin，2001b)提出的，他认为，最稳妥的方法是将个体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作为影响其社会网络资本的外生变量，而不要作直接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因为网络位置对于社会资本的意义在不同的社会网络中是不同的。例如，某个人要找工作的话，他需要的是一个异质性大的、松散的社会网络，以便为其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而某个人需要社会支持时，其需要的可能是一个致密的，同质性强的网络，以保证社会支持的强度。

以上的三种测量策略，无论哪一种，都只是用来测量社会网络资本的指标体系，或者说是测量模型，而不是一个具体的测量工具。在这里，所谓测量工具，就是某一个具体的社会网络。前面提到过，因为研究层次的不同，社会网络可分为个体网和整体网两种类型。在大多数研究中，我们都是从个体网即个体的层次上来讨论社会网络的。而对个体而言，由于定义网络的社会关系不同，可以有多种社会网络，如讨论网、社会支持网等。关键性的因素是要寻找一个能最有效地反应行动主体在工具性行为中可动员的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作为测量其社会资本的工具。所以，在社会资本研究的实证化过程中，与社会资本的测量相关的实际上有两项内容，一是建构一套有效的测量指标体系(测量模型)，二是寻找出一个能最有效地测量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测量工具)。

因此，在跨文化研究中，在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上需要同时检验测量模型和测量工具的跨文化有效性。具体到国内对社会网络的研究而言，尽管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被引入国内学术界已有多年，也有着数量不算少的实证研究，但在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上仍然只是沿用国外学术界既有的成果，没有用实证的方法去探讨在中国独特的社会文化前景下是否存在一个普适的、可用来测量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模型，以及在这个模型下，是否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测量个体在工具性行为中可动员的社会资本的实际的社会网络。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恰恰是希望对上述状况有所突破。

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关于社会网络的模块

测量模型的建立和测量工具的选定都需要实证数据的支持，而在国内的大型社会调查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所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为此提供了条件。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宗旨之一，¹ 所以关于社会网络的模块是其重要的内容。它关于社会网络的模块不仅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社会网络，而且在历年的调查中对同一个模块进行了重复调查，提供了历时性的数据，这对有效的测量模型和工具的确定都是非常关键的。

1关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详细信息，可参见其网站http://www.chinagss.org.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关于社会网络的模块涉及两种具体的社会网络，一个是重要事情的核心讨论网(discussion network)，另一个是中国人农历新年的拜年网(chinese new year greeting network)。讨论网是一种基于定名法(name generator)的社会网络技术的社会网络，最初是在1983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ORC)所主持的综合社会调查(GSS)中被使用，它是经典的社会网络工具(Burt，1984)。所谓核心讨论网，就是询问被调查者在过去的半年里，同哪些人讨论过他个人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并请他举出这些人的姓或称呼。然后从给出的这些人中，限定选取前几位(一般不超过9位，最常用的是5位)作为核心的关系人，并进一步探询这些关系人的基本情况、被调查者与这些关系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关系人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具体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时常会和他人讨论重要的问题。这些人，可以是自己的配偶、家人、亲戚、同事、老同学、邻居、朋友及其他人等。在过去半年内，您和谁讨论过对您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呢？请你说出所有这些人的姓或简称，如老张、小李、王姨、老伴等(调查员：将被访者所说的交往对象按重要性程度，将其中最重要的5个人依次记录在下表第一行，同时请调查员记录被访者提出的全部人名的数目。注意：如果提名超过5个，记录实际数字)”。

在被调查者给出这些关系人的称谓后，调查员进一步询问这些关系人的以下信息：(1)被调查者与之讨论重要问题的关系人的数量(讨论网的规模)；(2)与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讨论问题的性质(工具性、情感性、混合性)；(3)与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人际关系类型(家庭成员/亲属/朋友/同事/邻居/其他)；(4)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性别；(5)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年龄；(6)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教育程度；(7)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职业；(8)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工作单位性质；(9)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管理级别；(10)与核心讨论网中关系人的交往频度；(11)核心讨论网中所有成员的熟悉程度(矩阵)。

需要指出的是，第(11)项中的矩阵是非常有意义的，正是由于它所提供的信息，可以让我们计算核心讨论网的一些反映社会网络结构特征重要的社会网络分析指标。

关于讨论网的问题只在2003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被询问过，表 1是讨论网的一些基本指标的描述统计。

而所谓拜年网，指的是采用一种所谓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的社会网络分析工具，它是专门针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所提出的一种社会网络(Lin, 1991, 2001c)。即被调查者在中国传统的节日即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的人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具体的调查内容为：(1)拜年者中亲属的人数、亲密朋友的人数、其他人的人数，以及由之推出拜年网的规模及各类关系所占比例；(2)在社会等级结构中从高到低列出了一些种职业(包括无业者)，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者中是否有从事这些职业的；(3)列出了8种不同的工作单位类型，询问被调查者的拜年者中是否有在这些单位工作的。

在2003年、2006年和2008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都询问了关于拜年网的问题。在2003年，所列出的职业有产业工人、大学老师、中学老师、医生、护士、厨师、饭店服务员、商业销售人员、无业人员、科学家和研究人员、法律工作者、商业人员、行政办事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政府官员、党群组织负责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保姆等18种。对2003年度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厨师、饭店服务员、无业人员这三类职业区分度低，所以在2006年度的调查问卷中予以删除，同时增加了私营企业主、农民、农业工人、商业服务人员、个体户这五种职业。表 2列出的是拜年网在2003年、2006年调查的一些基本描述统计。

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社会，城乡之间的社会文化背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所讨论的只限于中国城市社会的情况。同时由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本文完成时尚未最后发布，所以本文所用的数据只涉及2003年和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城市样本，样本量分别为5 894和6 013。

三、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模型

在有了可资利用的数据的前提下，下一步就是提出一个可以用来验证数据的测量模型。在前面所讨论的三种不同的测量策略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套在中国城市社会文化背景下具有普适性的测量模型。模型所包含的测量指标如下：(1)网络的规模。(2)网顶，即网络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在这里，我们将其操作化为网络中所包含的处在最高社会地位的职业。而在测量职业的社会地位上，我们采用甘泽布姆(Ganzeboom，1992)发展出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指数”(ISEI)为指标。所以，网顶即网络中所包含的最大ISEI值。(3)网差，即网络的网顶和网底之间的距离，也就是网络中ISE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差。(4)网络异质性，即网络中所包含的不同职业的数量。(5)网络的密度。网络的密度对于个体网来说，是测量个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的指标，它等于网络中实有关系数量和可能关系数量的比值(Scott，1991)。之所以使用网络密度而非网络中包含结构洞的数量来测量个体在网络中的位置，是因为结构洞的数量与网络的规模相关(Burt，2000)，将这两个指标同时用在测量模型中可能出现测量误差相关。另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拜年网中网络的密度是无法直接计算的，我们以拜年网成员中亲属所占比例的平方来作为其估计值。这种处理方法的思路是，一般情况下，网络成员的亲属之间互相拜年的可能性大，而其他成员之间互相拜年的可能性则要大大地降低，所以将其简化假设为网络成员中的亲属之间都有拜年关系，其他成员之间都没有拜年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的密度为：

$ D = \frac{{C_M^2}}{{C_N^2}} = \frac{{M\left({M - 1} \right)/2}}{{N\left({N - 1} \right)/2}} = \frac{M}{N} \cdot \frac{{M - 1}}{{N - 1}} \approx {\left({\frac{M}{N}} \right)^2} $

其中，D为网络的密度，N为网络的规模，M为网络成员中亲属的数量(王卫东，2006)。由于非亲属之间拜年的可能性也存在，所以，用M/N来取代(M-1)/(N-1)是使得估计值更接近于真值的一种修正。

在提出了测量指标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这个测量模型用于经验数据时能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但是，我们提出的对于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模型中的大多数指标都不是直接的观察指标，而是间接指标，无法用经典的测量理论来计算其信度和效度。而结构方程模型则提供了一套在这种情况下计算信度和效度的方法(Bollen，1989)。具体方法是通过结构方程的测量模型，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来计算既有的一套测量指标的信度和效度。就本文来说，具体的分析步骤是：首先，对测量模型进行拟合，看模型整体的拟合优度(Goodness of fit)，如拟合良好，说明模型整体上有良好的效度。其次，看估计出的各项测量指标的标准化负荷是否足够大(绝对值大于0.3)，如是，说明各项指标亦具有良好的效度。再次，在前两点满足的前提下，对同一时点上两个同构但不同内容的模型进行同时估计，互为效标，如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足够大，则说明模型具有普适性。最后，在以上各项都满足的情况下，对同一模型在不同时点上先分别估计，建立非约束模型，再将各个测量指标在不同时点上的负荷约束为相等，建立约束模型，如估计出的非约束模型与约束模型差异不显著，则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测量信度。

需要指出的是，在设定模型时，由于网络规模这个指标的信度最高，所以将其设为参照指标；同时，由于网差＝网顶网底，网差和网顶这两个指标具有一定的相倚性，所以在模型中将这两个指标的测量误差设为相关，分析结果详见表 3。首先，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从整体上看，讨论网和拜年网的测量模型整体上都拟合不错，RMSEA都小于0.05，所以，这个测量模型用于测量讨论网和拜年网中的社会资本在整体上都是有效的。而分别看各指标的标准化负荷时，除了在讨论网中，网络密度的负荷过小(0.19)以外，其他所有指标的负荷都较好，这说明，各个指标对社会网络资本都具有较有效的测量效果。但更严格地说，拜年网比讨论网能更加有效地测量个体的社会资本。接下来，对2003年的讨论网和拜年网中的社会网络资本测量模型同时进行估计，其结果见图 1，从中可以发现两个潜变量，即讨论网中的社会资本与拜年网中的社会资本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2，这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良好的普适性。

由于前面的分析说明拜年网相对于讨论网是更好的测量社会资本的工具，所以在进一步验证模型的测量信度时，本文只对拜年网进行分析。从表 3中可以看出，分别将2003年和2006年的拜年网中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模型进行估计(非约束模型)，这个多组非约束模型的各组的负荷是非常接近的，而将各组(年)的负荷设定为相等来建立约束模型时，约束模型和非约束模型之间的自由度的差为4，而这两个模型的卡方值的差仅为3.38，这说明约束模型和非约束模型之间无显著的差异，即测量模型在测量嵌入在拜年网中的社会资本时也具有良好的测量信度。

四、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本文所提出的由网络规模、网顶、网差、网络异质性、网络的密度所构成的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模型在中国城市社会具有良好的效度与信度，也具有较好的普适性。这个测量模型的各项指标，结合了对社会网络资本进行测量的不同的视角。将网络的规模作为测量嵌入在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的指标，是可以得到绝大多数研究者认可的。而余下的测量指标，实际上代表着从个体网的层次上测量社会资本的两种不同的思路——网络位置的思路和嵌入资源的思路，尽管这些指标的测量效度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从具体的标准化负荷值来看，嵌入资源的角度可以比网络位置的角度更好地测量社会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林南关于网络位置并不是社会网络资本的直接测量而只是影响社会网络资本的外生变量的观点。另外，无论是讨论网还是拜年网，无论是2003年还是2006年的调查数据，无论是约束模型还是非约束模型，总体而言，网络的异质性这个指标在所有模型中的负荷都是最高的。这说明，当人们想以某个单一的指标作为社会网络资本的估计时，网络的异质性是最佳的选择，这一结论同国外的研究成果也是一致的(Lin，2001b)。

本文的另一个结论是，拜年网是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测量个体的社会网络资本的有效(可能是最有效的)工具。一种测量工具的有效性，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密切相关的。春节的拜年行为，对于中国人有着丰富的意涵，它同时具有表意性和工具性的双重意义。长期以来，相关研究一直试图寻找一个能够最充分地说明中国人在工具性行为中可动员的社会资本的工具，至少，目前为止拜年网到是最有希望的候选。尽管本文只是从测量的角度讨论测量模型和测量工具的有效性，但相关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在建立了一个有效且可信的测量模型的同时并找到了合适的测量工具的基础上，将社会网络资本作为一个外生变量，用来解释在中国社会文化背下的其他的重要社会变量，并建立理论模型，这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