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290)的调查数据，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已达14 73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1.28%，其中跨省流动人口约4 779万人。这意味着，在当代中国，对于很多人来说，居住地的迁移和工作的变动已成为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中国已成为一个社会流动比较频繁的社会。流动者进行地区间流动的原因，诸如求学、就业和结婚等，虽然因人而异，但是在地区流动与职业流动相伴，并使得原来的生活方式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动方面，却是每一个流动者都必须面临的。关系网络作为能够体现生活方式的一个主要侧面，必然会由于社会流动，使流动者已有的关系网络解体，也使流动者不得不在流入地区重建关系网络。

本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明确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地区流动和职业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两个最基本形态，其流动的方式、方向和到达的社会位置，无疑会受流动者的诸如出身地、年龄、学历、职业等个人社会特征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影响。为了探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影响的特性，比照国外学者的先行研究，本研究以流动者的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教育年数、到达阶层为自变量，以关系网络的规模、持续性和同质性，以及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为因变量，考察两者的相关性。另外，在中国社会，从一般群众到中共党员，无疑是体现在政治身份上的上升流动，本研究也将考察政治身份的流动对因变量的影响。

二、文献述评 (一) 国内学者的关系网络研究

由于国内学者已对关系网络进行了大量研究，而且，本研究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成果方面会具有某些相同之处，这也许会使得本研究显得缺少创新性。但是，影响国内学者进行网络研究的先行理论，无疑是1970年以后登场的以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E.怀特(Whitte)、林南(Nan Lin)、R.S.博特(Burt)、科尔曼(Coleman)、韦尔曼(Wellman)和范德普尔(Van der Poel)等学者为代表提出的网络理论，这些理论大多把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阐述的是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在个人的职业地位获致过程中，以及在生活问题处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笔者认为，国内学者考察关系网络的目的，大多是受这些理论的启发：第一，不同关系网络在解决不同的生活问题时发挥的作用，比如，阮丹青、周路(1986)的天津调查和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等(1999)的天津调查均显示，无论农村居民还是城市居民，在遇到生活问题时，亲缘关系给予的社会支持最多，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第二，不同关系网络在职业流动过程中的作用，比如，刘林平(2001)和翟学伟(2003)分别通过深圳调查和对深圳、南海、东莞、宁波等地的调查，明确了农民工在职业流动中强关系的重要性；第三，阶层地位与关系网络的关联性，比如，胡荣(2003)的厦门调查、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和张文宏(2005)的北京调查分别明确了不同社会特征、不同阶层地位居民的网络差异。然而，国内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反映的仅仅是某一群体(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或者农民工)的关系网络在不同生活侧面的作用，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对关系网络的量与质的影响。在社会流动已经普及、社会结构逐渐开放的当代中国社会，社会流动对流动者的关系网络究竟具有怎样的影响，显然，上述研究成果对此不能予以充分说明。

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实证研究，可以举出李培林(1996)的济南调查、王春光(1995)和王汉生等人(1997)的北京“浙江村”调查，但这些研究仅仅以农村出身者为对象，并从这一群体整体的角度，考察了社会流动过程中关系网络的变化。研究发现，农村出身者在流入城市的过程中及流入后的城市生活中，仍然主要依赖于出身地形成的血缘、地缘关系。但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城市流入者”，不仅是农村出身者，无疑还包括城市出身者，况且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以“民工潮”为标志的人口城市化，已经历时约20年，其间大多数城市流入者又经历过数次职业流动。那么，城市流入者的关系网络是否受出身地、到达阶层、流入年数等变项的影响？显然这些问题已被国内学者所忽略。因此，有关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可以说国内学者研究得还很不够充分，有必要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 国外学者的关系网络研究

在国外社会学界，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焦点之一。最具影响的古典理论，当属1927年索罗金(Sorokin，1959)提出的社会流动效果论，其主要内容是：地区流动者，在脱离原来生活群体的束缚而变得自由的同时，由于感情性强的血缘、地缘关系短时间内很难建立，因此反而会感到生活孤立、精神孤独，为了摆脱这种孤立、孤独状态，流动者必然积极地参加各种团体活动，扩大自己的趣缘关系。索罗金提出的社会流动的“分离假设”(dissociative hypothesis)，它的准确性被后来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所验证。比如，有学者考察了已婚女性由于“出嫁”而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指出已婚女性与父母及亲属的交往比未婚女性少，到达新的家庭后，邻居关系及朋友关系基本没有形成(Stuckert，1963)；也有学者把出身阶层低的学生进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看作是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并考察了他们的关系网络，证明这部分学生形成的社会关系少，并且很少参加各种小组活动(Ellis & Lane，1967)。但是，对于索罗金的分离假设，也有许多学者产生了质疑，并提出了社会化假设(socialization hypothesis)。这些学者认为，人存在再社会化的可能，在一个社会结构开放、社会流动普及的社会中，由于流动前，可以预知到达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流入地的社会规范，所以到达新的地区后不会形成社会孤立，反而会在短时间内适应流动后的地区生活，并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Curtis，1959；Litwak，1960)。另外，有学者的调查显示，在欧美社会，流动者在流入地的居住年数与关系网络的形成呈现正相关(Zimmer，1955；Kasarda & Janowitz，1974)。

有关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日本学者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三浦典子(1991：202-203)的研究显示，流动者的关系网络受流入地区社会结构特性以及文化个性的影响，并大多具有持续性弱而选择性强的特征，流动者的到达阶层越高，所拥有的关系网络越丰富。森冈清志(2000：68)的研究表明，流入年数、流动距离对关系网络具有影响，流入年数越长，所形成的关系网络越多；近距离流动者，由于维持了出身地形成的关系网络，所以在流入地区，新的关系网络的形成比较缓慢，而远距离流动者，由于不能够很好地维持出身地已有的关系网络，反而在流入地区，在短时间内结成丰富的关系网络；野边正雄(1996：222)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调查则显示，流动者的关系网络不受出身地的影响，农村出身者和城市出身者在流入地形成的关系网络相同。

综观上述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成果和分析视角方面呈现出了3个特点。(1)研究成果分别是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提出的，说明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与一个社会的社会结构特性、文化个性以及社会流动的普及程度有关，比如，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由城市化向逆城市化过渡的背景下提出的，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城市化率已近80%、城乡间的人口流动以及社会结构的分化已经钝化的背景下提出的。(2)流动者因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出身阶层、到达阶层的不同而在流入地形成不同的关系网络。(3)在社会流动相对比较丰富的社会中，流动者形成的关系网络大多持续性弱而选择性强。但是，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都是在社会制度稳定并且社会制度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基本不存在、社会结构较为开放的背景下，以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为舞台进行的。在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以及城乡关系方面，具有独特性的中国社会，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效果，是否呈现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一致的倾向性，这还是一个尚待明确的问题。

因此，针对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的不足，笔者设计了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这一研究主题。

三、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中国具有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人们长期生活在血缘、地缘群体中，培养了浓厚的血缘、地缘意识，社会行为长期受儒家伦理的制约；在1949年至1978年的30年间，社会流动受以户籍制度和人事制度为代表的社会制度的强烈制约，致使那一时期的中国成为一个社会结构封闭、城乡分离的社会。1978年以后，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改革，引发了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大规模向城流动，致使中国的职业结构逐步开放并呈现出趋向高级化的倾向(陆学艺，2004：104)。但是2005年城市化率仅为43%，这说明大部分人口仍然居住在农村，无论是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城乡仍然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中国的社会流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的。

因此，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考量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教育年数、到达阶层和政治身份对流动者关系网络的影响，在理论上可以作如下6个假设。

1.出身地与关系网络

由于城市和农村在产业、阶层、群体、社会交往、价值观念等社会结构的各个层面仍然具有不同的社会特征，并且农村出身者往往通过连锁方式流入城市，生活在以同一地区出身者为主的聚居区，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仍然依赖于出身地的血缘、地缘关系(李培林，1996：50；王春光，1995：218-219；王汉生等，1997：66)。因此，流动者的关系网络会受出身地的影响。其中，在农村出身者的关系网络中，出身地形成的血缘、地缘关系较多，而流入后形成的朋友关系较少，网络持续性、同质性较强，而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较弱。

2.流动距离与关系网络

出身地与流入地的距离称为流动距离，根据距离远近，可以将地区流动分为近距离流动、中距离流动和远距离流动。国外学者的经验研究已经显示，流动距离对关系网络具有影响(森冈清志，2000：68)，流动距离与同乡意识具有正相关性(松本通晴、丸木恵祐，1994)。况且，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2005年省际流动人口已占流动总人口的32.4%(国家统计局，2006：290)，因此可以预测，流动者的关系网络会因流动距离而不同。其中，远距离流动者的同乡关系相对丰富些，并且网络持续性、同质性较强，而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较弱。

3.到达阶层与关系网络

根据Laumann(1965)的威信假设¹、Blan和Ruan(1990)的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以及林南(Lin, 1982, 2001)的社会资本理论，一个人的职业地位对其所拥有的网络规模具有正向影响。另外，国内学者的经验研究也已表明，处于较高职业阶层的成员，由于占据着优势的结构位置，社会交往中的限制相对较少，因而拥有较大的网络规模和较多元化的关系种类(张文宏，2005：74-75)。因此，社会流动后的到达阶层越高，拥有的关系网络越丰富，网络持续性、同质性越弱，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越强。

1不论自己职业地位的高低，人们总是希望与比自己职业地位高的人交往，同样，具有很高社会声望的职业本身，也会吸引人与从事这一职业的人交往。

4.流入年数与关系网络

流动者流入到一个地区后，随着居住年数的增加，会渐渐适应流入地的地区生活，因而会建立丰富的关系网络，这已被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所验证(Zimmer，1955；Kasarda & Janowitz，1974)；又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居住年数的增加，无疑会促进流动者的生活方式再社会化(Wirth，1938)。因此，流入年数与关系网络呈现正向关系，但是流入年数越长，网络持续性、同质性减弱，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增强。

5.教育年数与关系网络

教育年数与学历的获得，无疑具有正相关性。有研究表明，在中国社会，学历与职业地位的获得同样具有正相关性(陆学艺，2004：190-191)。因此，根据上述有关职业地位对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的先行理论和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设想，教育年数越长的流动者，拥有的关系网络越丰富，网络持续性、同质性越弱，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越强。

6.政治身份与关系网络

有学者的研究已经发现，在中国社会，政治身份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党员的交往对象比群众广(胡荣，2003：66)。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党员比群众更容易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陆学艺，2004：190)，并且，1990年以后，职业地位与经济地位逐渐变为正相关(李强，1996：11-12)。因此，与群众相比，党员的社会交往的机会和范围更大些，会拥有较为丰富的关系网络，但是网络持续性、同质性相对弱一些，而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相对强一些。

(二) 研究设计

1. 调查地区

根据研究目的和理论假设，本研究选择了福建省厦门市的思明区和湖里区作为调查地区。其理由有三：一是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人口流动是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国家统计局，2006：290)，厦门不仅位于东南沿海地区，又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因此就经济发展程度及地理位置而言，厦门是与人口流动的地域性和方向性一致的城市；二是2005年底，思明区和湖里区人口已达124.2万人。根据表 1所示的总迁移率和净迁移率，厦门是一个地区流动活跃的社会，而且无论是整个厦门，还是思明区和湖里区，人口的迁入率均大大高于迁出率，说明厦门又是一个人口流入型的城市；三是如表 2所示，随着年代的推移，流入厦门的人口逐年增多，到了2003年和2004年，流入人口的数量甚至超过了户籍人口，而且无论哪一年，在全部流入者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流入者来厦门超过半年。因此，无论是社会流动的现状，还是流入者的社会构成，以厦门为例，考察中国的社会流动对流动者关系网络的影响，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2.调查样本及其基本特征

本研究考察的样本，设定为年满20岁-70岁的居民。首先，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法，从厦门市抽取11个街道作为初级抽样单位，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从每个被抽取的街道中分别选取7个居民委员会，再根据随机原则，从被抽中的77个居委会的户口登记簿上抽取被访户作为调查样本。具体的调查对象是被访户的家长。2006年1月完成样本抽取，共抽取样本461个，3月-4月间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实施的，最终成功地调查了所有样本。在461个样本中，有流动经历的样本实为437个。另外，437份调查问卷中，有效问卷为434份，有效率为99.3%。

表 3显示的是作为本研究自变量的不同社会特征的样本在有效样本中所占的比例。调查统计结果显示：(1)有关出生地的情况为，在流动者中，农村出身者(村落和乡镇)最多，比例达39.5%，而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最少，比例仅为10.0%；(2)有关流动距离的情况，本文对三处流动距离的作了规定，近距离流动者是指来自厦门相邻地区的流动者，中距离流动者是指来自厦门相邻地区以外、福建省以内的流动者，而远距离流动者是指来自福建省以外的流动者。在有效样本中，远距离流动者最多(43.1%)，其次是中距离流动者(39.9%)，再次是近距离流动者(22.1%)；(3)有关流入年数的情况为，1-5年的流入者占至一半(50.0%)，其次是半年以内的流入者(23.4%)。但是，与半年以内的流入者相比，半年以上的流入者占绝对比例，这与表 2所示的统计资料基本一致；(4)有关教育年数的情况，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0-6年、7-9年、10-12年以及13年以上的受教育者分别为小学及小学以下、初中、高中和大学及大学以上的学历者。此次研究的统计结果表明，在厦门地区的被调查样本中，高中以下的低学历者占绝对多数，其比例合计为62.3%，而大学及大学以上的高学历者占37.7%；(5)有关职业阶层的情况，根据到达的职业阶层，将流动者划分为无职业者、打工者、个体工商户、事务性工作者、技术与管理性工作者，其职业地位依照上述顺序依次提高，这是根据“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阶层划分标准(陆学艺，2004：1-8)设计的。此次研究的统计结果显示，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最多，其次是无职业者。经历过从普通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流动的流动者的比例为19.6%，而没有实现政治身份流动的流动者的比例为80.4%。调查样本的这种比例构成，基本与2005年厦门市的人口统计数据相符，说明调查样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3.变量的把握及其操作化设计

本研究的因变量，即关系网络的规模、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分别是通过以下提问方式测定的。

(1) 网络规模：平时与你保持亲密交往的人一共有多少？其中亲戚、邻居、同事、同学、老乡、朋友分别有多少？

(2) 网络持续性：在家庭成员以外，你与最亲密、最可信赖的人交往几年了？

(3) 网络同质性：在家庭成员以外，你与最亲密、最可信赖的人的职业、月收入是否相同？

(4) 网络选择性：根据不同的场合和目的，与各式各样的人接触。

(5) 网络表面性：表面上与对方表现得很亲密，但实际并不想交往得过深。

(6) 网络扩大性：包括现在已经拥有的关系网络在内，还很想扩大自己的关系网络。

其中，测定网络规模和持续性的变量为两个定比变量，而测定网络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的变量已被设计为虚拟变量(是为1，否为0)，因此，均可以直接引入回归方程。

在表 3所示的自变量中，流入年数和教育年数为定比变量，而流入厦门后是否在政治身份上从普通群众变为中共党员的选择项为虚拟变量(是为1，否为0)，均可以直接引入回归方程。出身地、流动距离、出身阶层、到达阶层为定类变量，在回归分析时，需要将它们编码为虚拟变量。其中，将出身地变量编码为5个虚拟变量，以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作为参考类别；将流动距离变量编码为3个虚拟变量，以远距离流动者作为参考类别；将到达阶层变量编码为5个虚拟变量，以技术与管理性工作者作为参考类别。

四、调查结果

表 4显示的是自变量对网络规模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出身地对网络规模的影响，体现在乡镇出身者与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的不同，乡镇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分别比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多0.046个(P﹤0.05)、0.117个(P﹤0.05)和0.077个(P﹤0.05)。流动距离对同乡关系的形成产生正向影响，具体体现为：近距离流动者的同乡关系少于中距离流动者，而近距离和中距离流动者的同乡关系分别比远距离流动者少0.141个(P﹤0.05)和0.167个(P﹤0.01)。

到达阶层对网络总量以及不同类型关系的量具有较大的影响，具体可以指出：(1)无职业者的亲戚和朋友关系分别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多0.159个(P﹤0.05)和0.161个(P﹤0.05)；(2)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的网络总量以及亲戚、邻居、同事、同乡关系的量，均大大多于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3)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流动者的亲戚关系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多0.164个(P﹤0.05)。

流入年数对亲戚关系的影响以及教育年数对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影响，均呈现正向关系，具体体现为：流入年数每增加一年，亲戚关系增加0.188个(P﹤0.01)；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同事、同学和朋友关系分别增加0.174个(P﹤0.05)、0.307个(P﹤0.001)和0.112个(P﹤0.05)。在政治身份的流动对网络规模的影响方面，流动者的网络总量比非流动者增加0.078个(P﹤0.01)，邻居、同学、同乡关系的量也分别比非流动者增加0.139个(P﹤0.01)、0.132个(P﹤0.01)和0.138个(P﹤0.01)。

表 5显示的是，自变量对网络持续性以及网络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影响的回归分析。(1)在网络持续性方面，村落和乡镇出身者分别比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弱0.24年(P﹤0.05)和0.16年(P﹤0.05)，中距离流动者比远距离流动者强0.13年(P﹤0.05)，流入年数和教育年数对网络持续性具有正向影响，到达阶层与政治身份的流动对网络持续性的影响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2)在网络同质性方面，无职业者和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流动者的职业同质性和收入同质性，均比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的流动者强；流入年数对收入同质性产生正向影响。但是，出身地、流动距离、教育年数、政治身份对网络同质性的影响均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3)在网络的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方面，只有教育年数对网络选择性和扩大性的影响呈现统计显著性，表现为教育年数越长，网络的选择性和扩大性越强(P < 0.05)。

但是，从表 4和表 5所示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的统计量看，所有模型的拟合程度较低，说明模型的解释力较弱。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流动者在流入地的关系网络的形成，不仅仅受本研究设定的自变量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五、讨论 (一) 社会流动与网络规模

(1) 流动者的网络规模受出身地的影响，其根据是乡镇出身者的网络总量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2)流动距离并不对所有类型的关系网络都具有显著影响，而仅仅对其中的同乡关系具有较显著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流动者的流动距离越长，拥有的同乡关系越多；(3)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比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拥有丰富的关系网络，具体表现为，无职业者的亲戚朋友关系、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的网络总量，以及亲戚、邻居、同事、同乡关系的量，多于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4)流入年数仅仅与亲戚关系具有正向关系，而对其他关系网络的影响没有呈现显著差异；(5)教育年数对流动者的网络总量以及亲戚、邻居、同乡关系量的影响没有呈现显著不同，但是教育年数越长的流动者却拥有越多的同事、同学和朋友关系；(6)实现从一般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流动，不会引起亲戚、同事、朋友关系的显著变化，却有助于邻居、同学、同乡关系的形成，进而导致网络总量的扩大。

因此，出身地对网络规模的影响基本与理论假设一致；流动距离对流动者关系网络的影响仅仅体现在同乡关系方面，因此只能说与理论假设部分一致；到达阶层对网络规模的影响呈现与理论假设相反的倾向；流入年数、教育年数、政治身份的流动对网络规模的影响仅仅体现在某些关系类型上，也只能说与理论假设部分相符。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结果呢？美国学者Germani(1966：364-394)在论述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时，指出了社会流动的客观层面、主观层面，¹以及社会结构特性是影响流动者关系网络的三大因素。因此，结合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笔者认为，上述研究发现，归根到底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导致的，(1)人们长期生活在血缘、地缘群体中，血缘、地缘意识已被深深内化；(2)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分离，导致城乡社会的分离；(3)社会制度对社会流动的制约，导致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发展的不一致。

1社会流动的客观层面，即流动性质，包括流动方向、流动距离、流动时间、出身地和流入地区的流动者与非流动者的比例等；主观层面包括流动者的欲望满足度、到达阶层的归属意识、流动引起的心理紧张程度和对流入地的适应能力等。

且不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的城市化率，仅以1949年和1978年为例，这两个年份的城市化率分别为10.6%和17.2%，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人们生活在血缘、地缘群体中，社会行为受儒家伦理的支配并形成了以人缘、人情、人伦建构起来的人际关系模式(翟学伟，1993：79)。虽然，1950年以后中国发展了以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但是由于受社会制度的强烈限制，以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为内容的城市化并没有随之发展起来，导致农村与城市在社会结构的各个侧面产生社会分离；1978年以后，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改革，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至于城市社会出现了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2005年城市化率达到了43%，一方面，这表明在中国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于农村，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其意味着中国已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正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

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的社会流动，无论是地区流动还是职业流动，都呈现出流动者的流动方式、到达的职业阶层以及生活方式等因出身地而不同的倾向。比如，农村出身者多半通过连锁方式流入城市，流入城市后又多半生活在同一地区出身者较为集中的聚居区，并依靠出身地的血缘、地缘关系实现就业与再就业，但所从事的职业大多为蓝领职业(陆学艺，2004)。这样的流入方式和城市生活，一方面导致了农村出身者的同乡群体的形成，另一方面又阻隔了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再者，由于限制农村出身者职业流动的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致使农村出身者这一社会群体在城市生活的各个侧面产生了社会流动惰距。比如，职业流动不能引起身份变迁，经济地位的提高不能引起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不能引起公民权的改变等(同上：334-335)。这些因素的作用，致使农村出身者流入城市后，在较长的时间内，仍然维持着出身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生活在血缘群体和地缘群体中，即人口的城市化不能引起生活的城市化。

有学者的研究已经显示，流动距离与同乡群体的形成具有正相关性(松本通晴、丸木恵祐，1994)。也就是说，由于近距离流动者容易维持出身地已有的关系网络，地区流动后反而同乡意识弱于远距离流动者。其实，国内学者研究中提到的北京“浙江村”、深圳“平江村”等，实际也就是一个同乡群体(王春光，1995；王汉生，1997；刘林平，2001)。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在中国社会，远距离流动者的同乡意识同样强于近距离流动者，前者比后者会具有更多的同乡关系。

本研究表明，越是出身于规模大的地区、流入年数和教育年数越长的流动者，到达的职业阶层越高；政治身份的上升流动有助于职业的上升流动。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Laumann，1965；Blan & Ruan，1990；Lin，1982、2001)以及国内学者的经验研究(张文宏，2005)都表明，职业地位与网络规模呈现正向关系。但是，调查结果表明，虽然受教育年数长、流动期间入党的流动者分别比受教育年数短、没有入党的拥有更丰富的关系网络，但是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反而比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拥有更为丰富的关系网络。之所以如此，归根到底，是由于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到达阶层的高低以及流入年数、教育年数的长短、政治身份的流动，都受出身地、出身阶层的影响，而到达阶层低者、流入年数以及教育年数短者、政治身份的非流动者，多半都是农村出身者所致。

这种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而导致了国外学者的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的解释及应用的局限性。比如，居住年数越长、到达阶层越高的流动者拥有越丰富的关系网络(Zimmer，1955；Kasarda & Janowitz，1974；三浦典子，1991)，以及流动者的关系网络不受出身地影响(野边正雄，1996)等结论，就不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

(二) 社会流动与关系网络的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

(1) 到达阶层以及政治身份流动对于网络持续性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但是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和教育年数的影响却较为显著。具体体现为：村落和乡镇出身者的网络持续性弱于省会城市(含直辖市)出身者，中距离流动者的网络持续性强于远距离流动者，流入年数与网络持续性呈现正向关系，而教育年数却与网络持续性呈现负向关系；(2)出身地、流动距离、流入年数和教育年数不同的流动者，其网络同质性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无职业者和从事事务性工作的流动者的网络同质性却强于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实现从普通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流动，会导致网络同质性的增强；(3)出身地、流动距离、到达阶层、流入年数不同的流动者、政治身份的流动者与非流动者，其网络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没有呈现显著差异，但是教育年数的增加会增强网络的选择性和扩大性。

因此，本研究设定的6个自变量对网络持续性、同质性、选择性、表面性、扩大性的影响，均没有呈现与理论假设一致的倾向性。比如，虽然网络持续性因出身地而不同，但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持续性却弱于城市出身者；虽然到达阶层对网络持续性并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的网络同质性却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实现从普通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流动，虽然对网络持续性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却会增强网络同质性。

出现上述调查结果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流动者的职业稳定性以及职业流动的方向性决定的。比如，农村出身者流入城市后，其职业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虽然有些人曾经多次调换职业，但大多是蓝领职业之间的水平流动，从事一份职业的时间最短的只有几个月，长一点的一般也就在3年至5年之间，而且有不少农村出身者游离于农村和城市之间(陆学艺，2004：322)。这种职业的不稳定性，必然会弱化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持续性。流入城市后的居住年数越长，对流入城市的适应程度越高，职业的稳定性越强，越容易形成持续性较强的网络。在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年数与职业地位呈现正向关系(同上：190-191)。这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一致，也就是说，教育年数长者，在实现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的同时，会扩大社会交往的机会及范围，导致网络持续性减弱、选择性与扩大性增强。但是，与无职业者、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相比，从事技术与管理性工作的流动者的网络同质性却较弱。这恐怕是由于无职业者和从事打工性工作的流动者，多半为农村出身者，生活在聚居区，从事大致相同职业的原因所致。

另外，在中国社会，中共党员无疑是一个政治性群体的成员，虽然其个体之间也存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异质性，但是从普通群众到中共党员的政治身份的上升流动，却导致了网络同质性的增强。这恐怕是由于政治身份的上升流动，不仅增强了群体归属感，而且又往往导致职业地位的上升流动，使得流动者在扩大社会交往的同时，增强了关系网络的同质性。

六、结论

社会流动对流动者关系网络的影响，虽然因关系类型而使得影响效果有所不同，但还是可以说，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者的关系网络受出身地、流动距离、到达阶层、流入年数、教育年数和政治身份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社会交往的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与同乡关系呈现正向关系；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职业流动后，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与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呈现正向关系；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会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但会导致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会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

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这些影响效果，是由漫长农业社会中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城乡社会结构的巨大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特点导致的。

正是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才呈现了出身地、到达阶层对关系网络的影响与先行研究的成果不一致的倾向。这提示我们，在考察社会流动对关系网络的影响时，只有结合诸如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政策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性、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后致性因素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以及城乡关系等社会现实，才能得出与其相一致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