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意识  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风暴，若按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Zoellick，R.)的说法，此次风暴已经转化为经济危机。危机被认为有一定的“传导机制”，是能够被传导的。在这个时代，没有什么防波堤可使哪个国家能逃脱这一传导机制的作用。如果进一步深入思考“传导机制”论，中国的经济状况在深受震荡之时，是否可能进一步传导、波及到社会领域，引起社会性的危机呢？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经济状况总是和社会状况紧密相关的。这次危机将给中国的社会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中国社会是风险还是机遇？如果是风险，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自然没有现成的答案。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广场协议(Plaza Accord)”而导致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我们也许可以在对这一事件的分析中，探究是否蕴含着如何面对此次危机的有益启示。

何谓“广场协议”   1985年9月22日，星期六，日本大藏相竹下登(Takeshita Noboru)、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Pierre Beregovoy)、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Nigel Lawson)和美国财长詹姆斯·贝克(James Addison Baker)为首的五大工业国财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美国纽约广场宾馆(Plaza Hotel)举行了会议。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此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的协议。协议在广场宾馆签订，所以被后人称之为“广场协议”。

这份协议在次日得以发布。协议篇幅不长，内容也并不太复杂。从《第10次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年报》(1986：282-284)可以读到整个协议的完整日语原文。协议先对该年5月七国首脑会议后发表的“波恩宣言”作了回顾，对当时经济发展和政策变化进行了概述，并阐明了政策意图，提出了达成共识的结论。在该结论的基础之上，分别按照法、德、日、英、美的顺序，对各国决定继续执行和承诺的政策加以了列举。

其中，要求日本政府需要明确实施的政策共6项。在涉及有关日元汇率的协议内容时指出，日本政府在对日元汇率予以适当关注的同时，实施有弹性的金融政策；为使日元充分反映日本经济的潜在实力，强力推行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和日元的国际化。在字面上，协议提示日本政府留意如下方面：日本经济处在主要需依靠得到内需扩大的支持而实现成长的局面之中；日本政府确保持续而不伴随通货膨胀的成长，提供外国产品充分进入日本国内市场的机会，并继续实施意在将日元国际化和国内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政策。

相对于上述提案，从协议中看到，美国政府在政策安排上总体强调的是：确保不伴随通胀的成长，将经济中的市场和民间部门的参与作用最大化，减轻政府部门的规模和作用，维持市场的开放。在对美5项具体政策中，特别具体提到为消减财政赤字实施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包括：在GNP中，政府支出作用需要持续减弱，具体提到在1986年的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中减少赤字目标金额为GNP的1%以上，为以后的进一步削减财政赤字打下基础。

对上述日美间协议的背景如何理解呢？实际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而美元随之上涨。这时有大量的国外产品(特别是来自日本的产品)输入到了美国。美国民众舆论认为是国外产品抢占了国内的市场，剥夺了原来应该属于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同时，他们认定进口和失业的增加是因美元汇率过高所造成的。这一推理通过民间舆论和国会议案形成了对美国政府的巨大压力。美国政府于是不得不把世界主要五大经济体(G5)的财政首脑邀请到纽约，说服他们共同致力于美元的贬值。而其他四国财长也在会议上一致同意，并发表了此项联合协议(黄巍、陈宇峰，2008：35)。

对广场协议和日本经济关系研究的考察  在近年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的背景下，许多学者已经对广场协议和之后的日本经济表现给予了高度关注。在断定日本经济衰退是一个社会事实的时候，人们通常容易将经济衰退的原因追溯到该协议。总结起来看，对于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分析具体可归纳为三大角度，一是经济角度，其次为政治角度，再者是从社会精神、文化的角度来看衰退。而在总体观点上，则形成两大对立论点，即强调衰退与广场协议有关，或者主张衰退和该协议无关。

从经济的角度，主流见解的基本逻辑如下：一方面认为广场协议加速了日元的升值，日元的升值则减弱了日本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竞争力，从而影响了外向型为主的日本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认为，受日元长期升值的预期影响，导致对日本资产价格的升值预期，致使日本和国际的投机资金疯狂炒作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最后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期。总结为一句话说，“广场协议”致使日元升值，从而引起资产价格持续升值预期，是泡沫经济的直接源头；而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加藤宏之、丁红卫，2008：37-45)。

不过，从经济的角度也存在与上述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广场协议引起日本“失落十年”是个伪命题。首先日元的升值现象早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前就已经发生。1971年的“斯密索尼安协议”之后，日元和美元的汇率从二战以后一直未变的360：1迅速升值到306：1。升值幅度高达15%。1973年日元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后，尽管中间时常出现较大的反复，日元兑美元汇率总的来说呈现升值态势。1973年初约为1美元=266日元，1978年已急剧升值到1美元=195日元。其次，从美元和其他货币的关系来看，广场协议之后不仅日元升值了，其他主要货币、尤其德国马克等也升值了。而其他国家并没有出现日本式的衰退。这至少表明该协议不是经济衰退的充分必要条件，将经济衰退主要归因到广场协议是不妥当的。在这一观点基础上，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事实是，广场协议之后，在日元升值的情况下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不降反升，使得日美贸易摩擦在此后进一步加剧。这说明日本产品和美国本土产品之间的差别是结构性的，其产品在美国没有失去竞争力(黄巍、陈宇峰，2008：36)。因此，“日本产品的出口因日元升值而倍受打击”的说法也被推翻。

转到政治的角度，日本经济衰退被认为是日美关系调整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反映到了经济问题上所产生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广场协议是美国迫使日本签订的。迫使日元长期升值可谓是削弱日本国际竞争力的重大举措，是美国在总体国际战略方面打压日本的货币政策战略，也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及其利益集团长期对政府游说的结果。其真实意图是遏制日本挑战美国之企图(王梦熊，2002：24-25)。从政治角度所得出的观点和经济角度的主流观点相一致，即认为广场协议是日本泡沫经济的源头。从政治角度看广场协议，自然而然形成了美国迫使日元升值的“阴谋论”，并使之迅速普及开来。当人民币升值压力到来之时，我国许多研究者就此类推，得出人民币迅速升值需要谨慎的观点。

还有一个看衰退的重要角度是社会精神和文化的角度。反思战后日本社会的变迁，主要可以概括为有两大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日本经济的衰退：一是精神层面上的原因。日本社会学家见田宗介(Mita Munesuke)在考察日本发展历程时，从色彩的角度对日本大众的社会心理作过调查。按照他十分形象的概括，二战中的日本是黑色的，二战刚结束时是灰色的，而处在20世纪60年代的高度增长期的色彩是粉红色的，20世纪80年代的代表色演变成为具有透明感的白色(见田宗介，2006：80-81)。公众的精神深处的社会色彩感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前期是日本经济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日本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摆脱了石油危机，同时，日本生产的节能型家电，率先符合美国马斯基法(Muskie Act)要求的汽车等产品迅速占领了欧美市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佼佼者。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后，国内资金大量过剩，民间企业纷纷向海外进军。至1990年，日本公司在美国开设有上千座工厂，日本在美国设厂生产的汽车，占到美国汽车产量的21%，同时还对美国的商业、金融、保险等服务领域投资。当1989年东京黄金地段的帝国大厦的地价超过了加利福尼亚所有房地产的价值之时，当仅有美国1∕26国土面积的日本的地价达到美国地价的近4倍之时，日本人甚至开始提出要“购买美国”。在夏威夷，80%的酒店和70%的高尔夫球场归日本人所有，使夏威夷几乎成了日本的“新殖民地” (张季风，2007)。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进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从政治家到普通国民，都开始精神膨胀。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自高自大的氛围。这种所谓带着“粉红色”的自满精神氛围导致整个日本对泡沫经济失去警惕。

当然，社会学家还指出，经济停滞的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日本人口增长的急速减缓、甚至人口再生产的停滞。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1977年过后日本的人口增长率再也没有超过一个百分点。从1990年到现在，日本人口增长率每年都在4‰以下。因为人口增长缓慢一方面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国内消费市场无法得到真正拓展。日本经济发展的所谓人口红利已经在高速发展期用尽，这是日本经济最近发展速度大不如前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75年体制”：截断经济危机向社会性危机传导的路径  从上述梳理来看，考察日本经济衰退的视角主要有经济、政治、社会精神和文化三大方面。这些视角都有其合理性。而三大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这三大视角正是研究社会的三大典型层面。事实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韦伯，都试图揭示这三大层面的根本关系，建构认识社会的理性框架。然而，在危机四伏的现代社会，如果套用马克思的话，重要的或许不在于如何解释经济衰退，最重要的应该是如何改造社会。因此，如果允许再加上一个有效的切入点，那就是当经济危机来临之时，社会是否做好了准备。

即使有各种揭示经济危机发生机制的研究存在，纵观20世纪，经济危机还是或大或小、时而发生的。按照经济周期论，经济危机的发生甚至是不可避免的一种客观现象。然而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承受经济危机的能力却显然不同。只有做好了改造社会的工作，促进整体社会的进步，经济危机来临之时方可避免社会性危机的发生。

稍稍往前追溯可以发现，日本在回避社会性危机方面，早在“广场协议”签署之前就已经作了根本性的准备。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日本不得不由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日本大藏省当时的做法是为避免日元升值大量收购美元。这一举措直接导致了资金的过度流动。加上1973年国际石油危机的到来，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一度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和高通胀。无法转嫁产品价格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使得次年发生了破产失业的高潮。顿时劳资纠纷急速激化，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由于通货膨胀过于迅猛而引起社会性恐慌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在1973年11月发生了哄抢卫生纸事件。11月1日，大阪市郊区千里新城的超市在短短一小时出售的卫生纸有平日销售量的10倍。此后消息传开，出现全日本的卫生纸大抢购。不到一个月，仅卫生纸的价格就上涨了50%左右，有些地区甚至上涨近4倍。在抢购的过程中，虽未有死亡事件，群众相互踩踏，受伤者甚众(张季风，2007)。

针对急速的经济危机引发的社会性危机，日本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5年日本政府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导致社会性危机，维护社会的安定，和企业、工会签署了一项协议。该协议主要规定，企业保障工人的就业权利，而工会降低加薪要求甚至同意减少部分报酬；政府通过发行大量的国债用于建立就业资助制度，即投入政府资金等措施保障雇佣。此后，财政界、工会、政治集团在这一基础上共同组成了利益协调机制。这一机制后来被称为“75年体制”。

当时，由于在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中，迅速建立了这一利益协调机制，日本经济得以率先走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阴影，并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同时，也为对应此后到来的一系列经济危机，作了预防和准备。整个社会是否建立起了抗社会性危机的机制，比关注解决经济危机显然来得更为迫切。

广场协议之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02年，日本经济确实陷入了长期萧条。但在所谓的经济萧条期，从日本公众的实际感受来说并非如媒体所渲染的那么严重。大众媒体往往用“失去的十年”来形容日本，但称其为“长期停滞”也许更符合实际情况。这是“调整的十年”或者说是转化为了“得到的十年”。日本经济好比一个高速行驶的列车，进入一个修整的阶段，但仍然以1.3%的匀速前行，其经济总量并没有减少。日本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仍为世界第二。而且该国的民众生活也并没有出现受到严重影响的情况。许多留日学人都谈到没有发现周围的日本人生活水平有明显的下降的现象(张季风，2007)。日本法务综合研究所的统计则表明，总体上犯罪检举件数呈现下降趋势。“今天和昨天差不多”，这或许是日本社会里民众的普遍感受。可见“75年体制”中的一系列举措，事实上发挥了使社会免遭经济危机强烈冲击的有效功能。

结论：经济衰退并不一定导致社会性危机  在对有关广场协议和日本经济衰退研究的批判性梳理的基础之上，从社会学角度得到的最值得被关注的问题可以表述为：日本社会为何可以长期承受和抗击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社会影响。而笔者通过考察得到的启示是，日本的“75年体制”更值得关注。“75年体制”承前于广场协议，截断了此后经济衰退向社会性危机传导的可能性，有效的保护了社会。单单依靠经济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显然是不科学、也是不可靠的。此次，中国面对经济危机，亦可将消极影响转化为建立起回避社会性危机机制的绝好时机。长远来看，社会得到保护，民众有了安全感，真正的属于民众层面的内需才会被拉动，经济才有可能回到良性发展的轨道上去。可以借用麦可·布洛维(M. Burawoy)的一句话说，即社会学应该保护社会(麦可·布洛维，2007：195)。这是我们应该和必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