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2008年下半年，始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导致了一场全球性经济危机。作为一个深深卷入全球化的国家，中国也不能幸免。为尽早摆脱这场危机，国家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启动内需市场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启动四万亿元中央财政投入的计划。如果说，这场危机对我国经济是一场不期而遇的冲击，那么，它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切地感受到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以致有人喊出了“消费就是爱国”的口号。显然，借助这场经济危机，传统的生产主义意识形态及相关的经济、社会政策将受到冲击。但是，冲击过后，人们是否依然会返回到生产主义立场呢？答案并不令人乐观。这取决于人们是否能超越这场危机，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审视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这一类反思工作已经在学术界展开(陆铭，2009；刘春荣，2009；黄晓春，2009)。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从现代化的角度，对消费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何以长期忽视消费的作用，以及为何要迈向消费型社会，进行一番社会学的理论反思。

本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史进程，说明消费社会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第二部分分析中国何以迟迟未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原因和条件；第三部分讨论中国长期所奉行的低成本发展战略的后果。在结论部分，文章说明了现阶段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必要性。

二、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型逻辑

如果说，19世纪中叶的英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率先步入了工业社会，那么，20世纪中叶的美国则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消费革命，并带领一批工业化国家步入了消费社会(大众消费型社会)。消费社会的诞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其实质是西方工业化国家解决长期困扰资本主义体系的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的产物，是生产领域的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然结局。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个世纪，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匮乏问题。传统的生产方式不能解决国民的匮乏问题。工业革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但要解决所有国民的匮乏，一则需要时间，二则需要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的调控。因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尽管19世纪的工业社会也创造了物质繁荣，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贫困的无产阶级。虽然学术界有时把那个时候的西方社会也叫做“消费社会”(有的学者甚至把消费社会的出现追溯到18世纪，参见McKendrick，Brewer & Plumb，1983)，但那时的西方只是精英型消费型社会，而不是大众型消费型社会。因此，19世纪的西方社会在总体上依然是生产型社会。

在19世纪资本家眼里，工人只是劳动力，是生产中的一个要素，因此必须尽可能降低其成本，从而增加自己的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经历了从剥削劳动者的绝对剩余价值到相对剩余价值的转变。但不论是剥削哪一种剩余价值，工人都只是作为劳动力而出现，而不是作为消费力或消费市场而出现。付给工人的工资，不过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因此，在伴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产能大幅度提高而需要扩大消费市场的情况下，市场的扩张更多地采取的是地理扩张的形式，例如，通过占领全国市场或扩大出口市场。可以说，在19世纪，产品市场的扩大主要不是通过社会阶层结构的改变来实现，而是通过地理空间的扩张来实现的。很显然，在工业社会中，劳动者只是被看做劳动力或生产成本，而不是消费力或消费市场要素。从资本对利润的最大化攫取的逻辑来看，既然劳动者工资是生产成本，那么，它就必须尽可能压低，而维持一个庞大的劳动后备军，就能使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随着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大大提高，这种生产主义取向的人力资源观引发了严重的后果。一旦产品市场的地理扩张结束，市场出现饱和，过剩的生产能力便会导致产品滞销。因此，尽管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但收入分配领域的不平等却引发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生产能力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则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消费社会正是在产品的地理市场的扩张进入饱和状态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生产能力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的产物。本文所说的消费社会，指的是大众型消费社会，即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为特征的社会，而不是18世纪在英国就已经出现过的精英型消费社会。如果说，二次大战后西方工业化国家进入了大众型消费社会，那么，这些国家在此之前所做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则为进入大众型消费社会铺平了道路。以美国为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纪大战之间，美国成功地为通往大众型消费社会实行了必要的制度安排和准备。

首先，19世纪初期福特主义的生产制度。亨利·福特发明的流水装配线，为大批量生产标准化的产品(即汽车)奠定了基础。福特把泰勒主义的科学管理精神与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相结合，成功开创了大批量生产标准化质量的产品的模式。这一模式被人们冠名为“福特主义”。这一生产创新，为降低产品成本，尤其是耐用消费品成本，并逐步使其成为大众消费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Lee，1993)。

其次，分期付款的消费者信用制度。通过分期付款来销售产品，始于农具供应商。随后，从20世纪初期起，逐步扩大到住房、家具、缝纫机、收音机、服装、珠宝、机械冰箱、洗衣机、吸尘器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从1915年到1930年，美国完成了分期付款的消费者信用革命。罗斯福上台后，更是力推这一制度，把它当作应对大萧条的手段之一。这一负债型消费模式的创立，为美国摆脱1930年代的大萧条的阴影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同时也为解决产品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提供了金融方面的解决办法，突破了耐用消费品的昂贵与人们现金支付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Calder 1999)。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到1893年，美国跃居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却迟迟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但是，1929年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史称“大萧条”)，却催生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1935年8月14日，罗斯福总统签署《社会保障法》，从此确立了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后，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又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制度。1930年代所奠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稳定人们的预期、降低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减少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刺激社会的有效需求、使美国加快摆脱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张桂琳、彭润金等，2005)。这一制度也为战后美国进入大众消费社会准备了社会条件。

第四，工资增长制度。1935年6月27日，罗斯福政府签署《国家劳工关系法》，允许工人组织工会，以组织化的方式与资方建立集体谈判制度，其中包括工资谈判(黄晓春，2009)。工会制度使得工人的工资增长获得了一种组织化手段，它确保工人的实际工资的稳定增长。不过，更值得一提的是“福特主义交易”(the Fordist Deal，即用高工资换取工人的顺从)而导致的工人工资的增长(Gabriel & Lang，1995；2008)。1914年1月5日，福特宣布，将其工厂雇员每日的最低工资从2.34美元涨到5美元。此举不但有利于减少工人的“跳槽”率，而且有利于吸收最优秀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提高雇员的实际工资，可以提高雇员的购买力。用福特的话说，“如果你削减工资，你就削减了等量的顾客”(转引自Gabriel & Lang，1995：9)。让工人也买得起车，就等于把汽车的市场扩大了。同时，让工人分享工厂发展的成就，会使工人更加尽心尽力，忠诚于其所就职的工厂。

可以说，“福特主义交易”标志着美国社会从精英消费到大众消费转折的开始(Gabriel & Lang，1995：10)。而这一转型的完成，是在二次大战以后。“福特主义交易”的意义在于，当产品市场的地理扩张完成以后，生产经营者必须进行产品市场的社会扩张。所谓产品市场的社会扩张，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一个结构概念，即它是通过调整阶层结构、增加中低收入阶层(如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而实现的。换言之，通过提高工人的收入，同时也扩大中产阶级的数量，从而在社会结构层面扩大整个社会的总体消费购买力和边际消费倾向。

从产品市场的社会扩张的角度看，劳动者不再仅仅是劳动力或生产力要素，而且是消费力或消费市场要素。因此，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便不再仅仅是增加生产成本那么简单。当然，如果劳动力成本(雇员工资)的上升速率超过了生产率，企业的利润率就要下降，企业主就不愿投资或削减投资，就业机会就要下降。但是，反之，如果生产率高于雇员的实际工资增长速率，那么，从长远来看，就会压制社会的有效需求的提升，导致生产过剩，进而导致企业减产、破产，甚至全面的经济危机。因此，要维持经济平衡，劳动者的实际工资的提高必须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只有如此，生产出来的产品才会被有效的消费市场所消化。否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长期低于社会生产率，必然导致社会的有效需求萎缩，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可见，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扩大中等收入层的数量(与生产率相一致的收入增长速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从社会层面进行市场扩张、解决生产能力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之矛盾的有效办法。

从资本的角度看，出于追逐最大化利润的冲动，资本往往倾向于压低雇员的工资。因此，在产品市场的社会扩张上，市场常常是失效的。这也正是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而凯恩斯主义正是应对消费不足所引发的经济危机而兴起的。要促使产品市场从社会层面得以扩张，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进行干预。例如，通过国家立法，允许工人建立工会，增强雇员与雇主的集体谈判能力，并规定最低工资水平；通过累进税收制度，调节阶层收入差距，避免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保障中低阶层必要的收入水平，从而扩大整个社会的总体边际消费倾向和总体消费力。同时，在再分配领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安全网，稳定国民的心理预期，降低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并进而提高居民的总体消费倾向。社会消费力的提高，则为消费结构升级以及相应的产业升级提供了社会动力。

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促使资本家加强管理水平，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生产率水平，以解决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利润率下降的问题。这一微观动机在宏观上导致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竞争优势。因此，如果说，在生产型社会中，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负面的，那么，在消费型社会中，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非必然如此。它反过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的竞争力。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必然促使国家的产业升级，发展高端产业，并将低端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顺应了这一全球化产业分工的新潮流。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质上是一个全球最大的生产型社会与消费型社会(西方，尤其是美国)之间的分工合作。

很显然，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到消费社会(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型，具有内在的逻辑：随着西方生产技术水平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大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必须找到足够的市场。这就是说，大生产要求大消费。消费市场的扩张首先采取了地理扩张的方式。但是，随着市场的地理扩张的结束，西方必须寻找新的市场扩张的途径。这一途径就是社会扩张，即通过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增加中低阶层的收入水平，不但把劳动者看做是生产力要素，而且把劳动者当作消费者来培养(增加工资、改变其生活方式)，从而增加国民的总体购买力与消费倾向，促使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社会的实质在于消费民主化，即从精英消费转变为大众消费。大众型消费社会的来临不但缓和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能力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而且在政治上大大缓和了阶级矛盾。当然，消费社会并非完美，它带来了许多问题，包括大众消费所导致的环境与生态问题。不过，这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

三、中国：低成本发展战略与生产型社会的延续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金融风暴，突然使国内需求(内需)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的确，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中国经济，失去了出口和投资的引擎，国内需求便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化解经济危机的手段。但是，几乎众口一致的是，人们对国内消费需求是否能很快启动起来并不乐观，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许多居民的收入水平并不高，他们无钱消费；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居民有后顾之忧，不敢放心消费。这两个原因都说明，中国依然是一个生产型社会，还不是消费型社会(郑永年，2009)。在一个生产型社会启动居民消费，无疑是有难度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依然没有意愿、而且也没有做好准备迈向消费型社会？答案在于中国所实行的低成本发展战略。

低成本发展战略可以溯源到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为达此目的，必须实行超常规的“赶超”战略，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林毅夫等，1999)。重工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行这样的战略，面临着战略目标的宏大与物质手段有限的尖锐矛盾。为了克服这个矛盾，中央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战略性措施。第一，把一切战略资源集中到国家手里，建立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提高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第二，抑制消费，提高积累的比例，把节省的资源用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第三，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既采取措施降低劳动力成本(实行低工资政策)，又通过神圣化激励，激活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社会动员能力(王宁，2007a；2009)。显然，国家所采取的高积累、低消费和低工资政策，都是为了在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目标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其政策的实质在于，通过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从而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因此，这种战略，可以叫做低成本的工业化战略，即低成本发展战略。

这种低成本工业化战略导致一系列社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长期的低工资政策，导致了城市劳动力人口的廉价。但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后果是城乡二元社会的形成。前面说过，在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为了降低工业化的成本，必须降低劳动力成本，而降低劳动力成本意味着要实行低工资政策。低工资政策的推行必须以压低基本消费品价格、尤其是农副产品价格为条件。也就是说，由于粮食等农副产品的匮乏，不能任由市场决定价格，而必须借助国家行政力量控制这些基本消费品的价格。1953年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奠定了以国家行政力量决定农副产品价格的制度，配合了国家随后实行的低成本工业化战略(林毅夫等，1999；王宁，2009)。随着1956年农村合作化运动和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推行，国家对农民的命令性权力大大提高，国家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长期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以剥夺农民的方式来扶持城市的工业化战略。的确，国家通过行政力量压低农副产品价格，保证了低成本工业化战略得以顺利实施。与此同时，国家通过户籍政策，限制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转移。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逐步拉开和户籍身份的固化，城乡二元社会得以形成，并延续至今。

二元社会的结局之一是，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廉价、温顺、吃苦耐劳的农村劳动力人口。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这一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人口恰恰构成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一波的全球化浪潮中，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尤其是人力密集型的产业转移到人力成本更低廉的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正好承接了这种产业转移(林毅夫等，1999)。于是，海外资本和中国的廉价农村劳动力人口形成了历史性的结合。计划经济体制留下来的贫困的农村人口不但没有构成改革开放的负担，反而成为中国在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这一点，是二元社会形成之始人们未曾预料的。

长期实行的低成本工业化战略构成了改革开放的路径依赖。隐藏在低成本工业化战略背后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劳动者是生产力要素，而不是消费力或消费市场要素；既然劳动力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就要尽可能降低其成本。这种生产主义的人力观在改革开放后依然得到延续。这也就是何以改革开放后最低工资的规定迟迟难以出台，即使后来出台了其标准也非常低，而且还常常得不到执行的原因。如果说，这种生产主义的人力观在产品匮乏时代(如上世纪80年代)是合理的，那么，在产品过剩时期依然奉行这种生产主义人力观，从宏观角度看，就不合时宜了。

那么，在中国，产品过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此期间，中国告别了商品短缺，据统计，国内600多种商品绝大部分出现了过剩(陈淮，1998)。恰逢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应该有机会来反思生产主义的人力观的局限。但是，国家并没有这么做，相反，国家继续奉行生产主义人力观，并继续实行低成本发展战略。之所以如此，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并未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保持稳定，中国有条件实行市场的地理扩张战略。在此条件下，中国实行低成本竞争战略，维持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有助于中国产品的出口，保持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尽管国家采取了启动内需的战略，但主要是生产性内需(如投资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和通过集体消费制度的改革而创造出来的消费内需，如国家取消福利分房，实施住房商品化改革，推动房产消费；通过医疗和教育改革，增加人们在治疗和教育消费方面的支出。当然，国家也的确出台了直接启动居民消费的政策，例如，降低利息并出台政策扶持汽车、IT产品、旅游的消费；同时给公务员涨工资。但国家并没有出台有助于企业(特别是非垄断性企业)员工、尤其是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的措施。实践证明，启动居民消费的政策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其成效有限。

国家在九十年代末采取的启动国内消费市场的措施隐含了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国家首次承认人力是消费力，因此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居民消费的措施。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对住房、教育和医疗等集体消费领域的改革而迫使人们增加消费支出，启动消费市场，但这些举措却大大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而国家却未采取措施来保证人们的收入得到同速率增长。于是，人们的实际收入的增长与劳动力再生产的实际成本的提升发生了脱节。因此，启动国内消费市场的主要措施从短期看具有拉动居民消费的效应，从长期看，恰恰不利于提高国内普通居民的消费力。可见，国家应对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方式，不是把劳动者当作消费者来“培育”，而是把劳动者当作消费力来“榨取”。在这个时期，虽然生产主义的人力观发生了一些改变，即劳动者不但是生产者，而且也是消费力，但国家对“消费者”的看法是片面的，因为国家想方设法“逼使”人们增加消费支出，却未想方设法来增加人们、特别是非垄断性企业工人的实际收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国家所奉行的低成本发展战略。

因此，尽管上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的“过剩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为中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准备了宏观条件，但中国主动放弃了这种转型，继续坚持生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生产主义的人力观，继续奉行低成本发展战略。这一低成本发展战略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有所不同。如果说，此一时期在压低劳动力的经济成本方面与改革开放前是一样的，那么，在降低劳动力的社会成本方面，则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有的事情。在此时期，国家通过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集体消费制度)的自由主义式改革，减少国家在社会保障与福利领域的财政投入的比例，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社会成本，但无形中却大大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尽管工人等雇员群体的工资也有一定增长，但社会保障与福利的改革所造成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扩大的状况，抵消了工资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倾向的提高，使得居民的储蓄倾向提高，消费倾向降低。

从国家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后之所以要继续实行低成本发展战略，在于中国经济还不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弱，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和民族品牌少，产业水平低，因此，只有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而要保持这个优势，就要利用好劳动力便宜这个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控制劳动力成本的“过快”增长。在这种经济水平下奉行低成本发展战略，的确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长期满足于低成本发展战略，只能长期在世界经济分工中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妨碍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地方政府推行产业升级的动力。因此，因经济发展水平低而采取低成本发展战略，只能是阶段性的，而不应是长期性的；只能是权宜性的，而不应是终极性的。否则，民族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就难以步入更高的台阶。可是，低成本发展战略恰恰成为各级政府和企业主的共识。在维持国家的比较优势的借口下，压榨劳工(如农民工)不但成为企业(非垄断性企业)的实际行动，而且得到地方政府的默认。这就是说，国家没有意愿、也没有做任何准备向消费型社会转型，即国家未能做到：在初次分配领域提高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把劳动者当作消费者来培育；在再分配领域，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减少劳动者应对确定与不确定风险的成本，把劳动者当作消费者来鼓励。

除了产业水平低外，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继续奉行低成本发展战略还有两个具体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地理市场的扩张。虽然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但中国没有通过系统提高居民收入的措施来提升国民的消费力从而解决过剩问题，而是通过对外出口来转移过剩的生产能力。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产品市场的地理扩张(即产品市场的海外扩展)替代了产品市场的社会扩张。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之后，出口障碍进一步消除，中国的低成本发展的比较优势得以进一步凸现，劳动力的低成本转化为商品的低价格，再加上中国政府实施的出口退税等鼓励出口的政策支持，使得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国际上具有低成本、低价格的竞争优势，中国的出口在近几年迅速增长。在海外市场中，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型社会(低储蓄、高消费)与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型社会(高储蓄、低消费)的结合(陆铭，2009)。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具有美国这样巨大的出口市场，延缓了中国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努力。

第二个原因是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的长期欠账和基本生活设施(如住房)的欠缺所造成的巨大的投资市场。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国家财力的限制，基础设施建设欠账太多。即使是改革开放前期，由于国家财力的有限，基础设施的建设速度也不够快。这些欠缺，造成了基础设施等公共品的短缺，从而为国家留下了巨大的公共投资市场。于是，1998年以后，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在消费市场启动效果不彰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大幅度增加国内需求，即投资需求。与地理市场的扩张一样，巨大的投资市场的存在(基础设施投资空间)，也锁定了消费市场的社会扩张的路径。

不论是对外出口还是基础设施投资，都不利于中国从社会层面大幅度扩大国内消费市场，也就是说，投资与出口市场的存在，抑制了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提高占居人口多数的劳工阶层的收入、从而对国内消费市场进行社会扩张的动力。以沿海农民工的工资为例，他们的工资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在“民工荒”出现以前，其工资连续十年几乎未见增长。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具有维持低成本发展战略的意愿。

在低成本发展战略支配下，资本形成率(投资率)和最终消费率(消费率，含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的统计数据，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有波动，投资率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上升，而消费率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渐下降。下降的趋势自2000年以后变得愈发明显(见表 1)。数据显示，中国一直在试图维持低成本发展战略，从而延续生产型社会，拒绝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这一趋势也可以通过投资、出口和最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而显示出来。就投资、出口和最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尽管历年数据呈现波动，但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贡献率基本上呈稳步下降态势，而投资和出口的贡献率尽管呈现较大起伏，它们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从近年看有变大的趋势(见表 2)。

上面说过，产业结构、海外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市场等原因妨碍了中国从社会层面来扩大消费市场，即从初次分配领域来调节收入分配，提高中下层劳动者的实际收入和购买力。这就是说，低成本发展战略在中国的流行具有内在的社会-经济逻辑。不仅如此，低成本发展战略也遵从了内在的社会政治逻辑。

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维持GDP的高速发展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正如众多学者所认为的，就中央政府来说，经济增长成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的最大的合法性来源。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都仰仗经济高速增长来化解。一旦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就会尖锐化，社会就会出现危机，其中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是就业压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每年都有大量新增劳动力等待就业。中国还存在大量农村劳动力需要向城市转移，因此也需要为他们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在国家看来，低成本发展战略有助于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在国际上使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而海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则不但带来了经济增长，也增加了就业。既然保持劳动力的低成本有利于吸引海外直接投资，因此，国家并不乐于看到外资企业工人工资的“过快”增长，并不愿意外资企业工人成立“独立”的工会，同时，由于宪法没有规定工人具有罢工的权利，工资增长缺乏集体谈判机制和“功能撤退机制”，工人工资增长缺乏社会动力。尤其在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必然出现劳动者工资低下、增长迟缓的状况。这也就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工资何以在“民工荒”出现以前长期得不到提高的原因之一。无疑，低成本发展战略满足了国家维系经济增长、化解社会问题的社会政治需要。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由于官员升迁的筹码是政绩，而政绩考核标准主要是所在地方的GDP数字，因此，各地官员争相奉行GDP主义，即以增加GDP为至上目标。由于低成本发展战略有助于地方官员追求地方GDP产值，从而追求政绩，所以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拥护。由于招商引资是提高地方GDP的一个重要来源，各地政府便争相推出各项优惠措施(土地低成本、污染低成本、劳力低成本等)，以“低成本”的方式吸引海外直接投资，从而增加GDP产值和官员政绩。由于劳动力成本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地方官员与企业主一样，并不乐意看到工人工资的“过快”增长。换言之，地方政府奉行低成本发展战略，维护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劳动力的低廉价格，从而为地方招商引资增加吸引力。可见，低成本发展战略也满足了地方官员的政治需要。

政府层面对低成本发展战略的推崇，必然反映在对收入分配的态度上。1993年底，中央提出要在收入分配领域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其结果是，初次收入分配领域迅速出现两极分化。不论是在国企、民企还是外资企业，管理层和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这样的初次收入分配政策的确创造了效率，但其所造成的损失，不但是公平，而且是产品市场或消费市场的社会扩张。人数庞大的中低阶层的低收入，妨碍了他们的消费水平的升级与消费结构的转型，从而妨碍了国内整体消费市场的扩张。很显然，低成本发展战略在给中国带来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妨碍了中国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改革开放后支撑国家长期奉行低成本发展战略的背后的理念，与建国初期所奉行的理念其实是一样的，二者都是“赶超”型国家的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低成本发展战略不但体现在初次分配领域，而且也在再分配领域得到贯彻。前者所压低的是劳动力的经济成本，后者所压低的是劳动力的社会成本。在国家眼里，医疗、教育等再分配领域的公共投入是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构成“赶超型”国家的巨大社会成本，因此也应该在削减之列。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均认为，公共财政应更多地用于建设性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至于医疗、教育等集体消费型项目，则能省则省。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在医疗、教育等集体消费领域实行了自由主义式的改革，减少政府财政投入的比例，同时让消费者承担更大的集体消费项目成本。在削减对医疗、教育等集体消费领域的公共财政投入比重的同时，政府允许医院、教育部门提高收费价格。但医疗、教育等部门是垄断性部门，借助国家的“给政策”，便可以“乘机”收取垄断价格，导致医疗、教育消费的价格快速上升，从而大大提高了城市劳动力再生产的实际成本。于是，城市劳动力的低成本(低工资)与劳动力再生产的高成本(集体消费的高收费)之间出现了脱钩，普通劳动者的日常消费不但难以扩大，还常常被抑制(储蓄倾向增加)，这就进一步抑制了消费市场的社会扩张，遏制了中国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城市劳动力低成本与城市劳动力再生产的高成本的张力最尖锐地体现在住房领域。1998年，国家停止了福利分房，实行住房商品化政策。住房由单位提供的集体福利变成了市场上的商品。同时，国家推出消费信贷制度，鼓励居民通过“按揭”买房。由于城市商品住房的稀缺性，同时也由于权力对住房供给领域的深度介入，住房市场很快形成了富人排斥穷人的现象。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1994年的地税与国税的分离，使得出售土地的收入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预算外收入)。2003年实行的土地“招、拍、挂”政策则让地方政府有了操纵土地价格的动力和空间。同时地方政府各部门也从住房销售环节征收各种费用或税收。所有这些成本，都被转嫁到购房者身上。从2003年起，一场全民性的对城市优质居住空间资源的争夺在全国各城市先后上演，并在2007年达到白热化程度。由于住房具有投资品的属性，高收入阶层很快兴起了住房投资(财富保值和升值的手段)和投机活动，他们借助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的帮助，抢占城市住房资源，牟取住房投机和投资利润。开发商则通过捂盘等措施来推升房价，牟取巨额利润。其结果是，到2007年，城市住房价格较2003年，翻了一倍或几倍。许多未曾享受福利分房的中低收入阶层被排斥在住房市场之外。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则由于数量太少，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在2006年到2007年间，由于住房竞争白热化，一些中低收入阶层担心房价进一步上涨，不得不借助亲属的经济帮助买房，但却背上了沉重的长期还贷压力，他们的未来收入被住房所透支。2007年9月27日出台的“二次放贷”政策虽然遏制了住房投机，但迄今为止，城市住房价格居高不下的事实并没有显著改观。

2008年下半年迫于金融海啸的冲击，各级政府出台各种拯救房市的政策，但其收效并不明显。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房价脱离了普通居民的购买力水平。普通劳动者工资增长的低速度和房价增长的高速度，导致城市劳动力低成本与劳动力再生产的高成本(住房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部分)出现了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但使住房市场变成高、中收入阶层的市场，远离了中低收入阶层，而且也严重限制了已经买了房或准备买房的中产阶层的消费力。

四、低成本发展战略的社会经济后果

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实行现代化，低成本发展战略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在计划经济时代，它对于中国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它对于中国确立在全球化经济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显然，低成本发展战略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无须在此赘述，但低成本发展战略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带来了负面的后果。

首先，低成本发展战略导致收入分配呈两极分化，财富的社会配置失衡，占居人口比重较小的一部分群体，获取了社会大部分财富。也就是说，高收入阶层在人口比重中所占比例小，但所占财富比重极大；而低收入阶层在人口比重中所占比重大，但所占财富比重极少。于是，中国社会呈现为一个“双轨化”社会：一边是精英消费者社会，另一边是大众生产者社会。精英消费者社会的消费能力强，在消费生活领域所奉行的是消费主义原则；大众生产者社会的消费能力弱，在消费生活领域所奉行的是节俭主义原则(王宁，2007b)。但是，精英消费者社会尽管消费能力强，但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弱，而且更愿意消费国外产品和服务。大众生产者社会虽然消费能力弱，但边际消费倾向较强，然而他们却无钱从事更多的消费。这就妨碍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总量扩大。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导致消费市场的“断裂”。当精英消费者阶层在享受奢侈品消费的同时，大众生产者阶层的消费结构却升级乏力，其消费水平只能维持在“小康”、甚至“温饱”阶段。孙立平(2004)认为，中国经济在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同时，中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的支持。除此之外，由于中国在初次收入分配领域奉行低成本发展战略，妨碍了产品市场的社会扩张，使得大众人口依然停留在生产型社会：他们被作为劳动力来使用，而不是被作为消费力来培育；他们往往是以生产者角色、而不是以消费者角色，被整合到社会系统中去。

大众人口的消费结构升级的乏力，不但导致产业升级的乏力，而且也导致消费市场的启动变得困难。大量生产能力必然要以大众消费能力来与之配合。而大众消费市场的形成，必须不但把劳动者看作生产力要素，而且也看做是消费力要素，并因此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如工资增长机制)来保证他们得到合理的工资和福利收益。因此，在收入分配领域实行公平原则，并不与效率原则相冲突，相反，从长远看，它有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

其次，长期奉行低成本发展战略，容易导致经济失衡。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失衡是社会结构失衡在经济领域的反映。上面说过，低成本发展战略导致精英消费者社会与大众生产者社会的并存(即双轨化社会)(王宁，2007b；2009)，这种双轨化社会导致了二元消费市场的形成。对应于精英消费者社会的消费市场，与对应于大众生产者社会的消费市场，是不同的，前者往往是高利润市场(如住房、汽车)，后者往往是低利润市场。相对而言，高利润市场的产品质量更有保证，而低利润市场的质量则往往难以保证，因为在后者，生产经营商为了保证自己的利润，常常不惜偷工减料、以次充好，甚至不惜以损害消费者健康为代价。在这方面，2008年爆发的“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由于低收入群体占人口多数，因此，低成本发展成为面对低收入群体消费市场的不二选择。在这里，“低成本”不但包括从业劳动者的低工资，而且也包括单位产品的低投入和产品的低质量(以降低成本)。显然，满足于低成本发展，往往难于提升产品质量，进而提升经济质量。例如，低成本发展战略使得企业家更愿意通过榨取低成本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不愿意进行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因为技术创新需要很高的投入，面临很大的风险。更糟糕的是，低成本发展战略也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保护。由于模仿他人可以降低成本，因此，仿冒品牌和产品也成为低成本发展的一个手段。由于地方政府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不力(也是出于低成本发展的意识)，使得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收益容易被他人窃取，因此，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仿冒伪造成风。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低，他们既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追从者，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支出，又成为“假冒伪劣”产品的牺牲品，因为他们可能受到这些产品的伤害。所以，低成本发展在凸显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较优势的同时，从长远的角度看，恰恰又是在束缚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例如，“三鹿奶粉”案曝光以后，“中国制造”的产品形象在国际上产生了负面影响。

低成本发展战略不但导致低收入群体消费市场的问题，而且反过来也影响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市场。以住房为例，由于住房是高利润市场，吸引了大量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的进入。在低收入消费市场占据主导地位的环境下，资本追逐利润的途径有限，投资环境“恶化”，住房便成为投资与投机的首选，于是高收入阶层竞相加入“炒房团”队伍。由于投资和投机需求旺盛，住房出现“短缺”，住房很快演变成富人阶层所发起的金钱竞赛，即谁愿出高价，谁获取住房。住房价格的上涨预期，又吸引大量恐慌性的中产阶层加入。加上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的操纵以及银行的合谋，在2006年到2007年期间，住房价格扶摇直上。

从根子上说，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以后住房消费的启动困难，正是昔日低成本发展战略所种下的苦果。一方面，富人阶层和大量中产阶层已经被之前的住房竞赛所套牢，住房投机被2007年9月底出台的“二次房贷”政策所遏制，住房价格的上涨预期转变为下降预期，住房不再是理想的投资品。另一方面，住房市场从投资、投机市场转为自住消费市场，但其长期奉行的低成本发展战略所导致的大多数民众消费支付能力低下却无力承受不断攀升的房价。

第三，低成本发展战略埋藏了社会冲突与摩擦的火种。出于低成本发展战略的考虑，地方政府的行为常常是资方导向，而不是劳方(如农民工)导向。其结果是，地方政府对劳工、尤其是农民工保护的制度安排不足，劳工(尤其是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常常得不到有效保障。一方面，劳工缺乏与资方进行工资集体谈判的机制，劳工工资无法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的上涨速度保持一致。另一方面，即使资方承诺的工资，也难于保证按时按额发放，劳工的正当权益时常受到资方侵害。在缺乏有效的维权途径，或遵循正常途径难于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情况下，一些农民工被迫采取极端方式来追讨被拖欠的工资，导致社会冲突不断，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低成本发展战略甚至还导致劳工的生命安全等受到威胁。以煤矿为例，为了降低采煤成本，一些矿业老板不愿投入足够设施来保证采煤作业的安全，致使煤矿成为中国安全事故发生的重灾区。低成本发展战略被运用到“城市经营”领域后，在不少地方，许多拆迁户的权益遭受侵害，引发了大量社会冲突与上访事件。此外，再分配领域的低成本发展战略，也常常导致集体消费品的供应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冲突。例如，医疗服务供应部门与患者之间常常发生社会摩擦。

第四，低成本发展战略不利于底层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国之路不但在于制度的优势，而且在于通过提高居民的教育消费、职业培训等等集体消费制度安排来系统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增强人力资源的国际竞争力。Perrotta (2004)从经济学角度论述了消费是一种投资的观点。Perrotta认为，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一个民族或国家在消费上的投入，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消费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但是，低成本竞争战略则满足于劳动力价格廉价这一比较优势。这一战略对于从海外引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确具有优势，但它同时妨碍了政府对于提升底层劳动力素质的努力(如系统开展对农民工的技能教育和培训)。长此以往，产业升级面临缺乏足够数量的高素质劳动力的困境。这一困境在几年前珠江三角洲出现的“民工荒”事件中已初见端倪。

如果企业界长期满足于来料加工、贴牌生产的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将始终处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的价值链低端，其发展必然付出巨大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代价。中国经济体系要走向强健发达，显然不能止步于此。为此，必须实行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的整体发展战略。而要实行这一战略，就不能长久地停留于低劳动力成本的竞争战略上。事实上，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不但会迫使地方经济实行产业升级，而且迫使企业改进技术、加强管理以提高效率，而且也会促使劳动者自身提升自身技能的努力，因为一旦收入水平超越了维持基本生存的水平，劳动者就会追求享乐和发展；一旦收入增长有了稳定预期，劳动者就会形成梦想，规划消费履历，并相应地规划职业履历。显然，要使梦想成真，劳动者就会通过努力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和收入水平。因此，消费并不是生产的对立面，而是生产的一部分。这不但是因为消费构成了生产的条件(消费市场)，而且是因为消费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在某种意义上，消费就是一种资本，是对人力资本的一种隐性投资(王宁，2006)。

五、结语：迈向消费型社会

现代化进程不但是经济的现代化，而且是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特征之一，在于从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转向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要实现这种转变，就要求在初次收入分配领域逐步提高底层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扩大中产阶级的数量，为此，既要赋予劳方与资方平等的博弈能力(即建立工资增长的集体谈判机制)，又要在再分配领域建立社会现代性，即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福利体制，建立社会安全网，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这种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就是消费型社会。在这里，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消费市场的社会扩张而得到消化，民众的消费生活水平因此得到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得到提升，社会的整合程度得到提高，国民经济的竞争力也因此得到加强。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逐步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过程。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同时也由于产品市场的地理扩张终有饱和的一天，因此，从社会层面来扩张产品市场，便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而通过提高底层阶层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扩大中产阶级数量，便不但能改善社会阶层结构，而且能扩大整体的消费边际倾向，扩大消费的社会市场，从而实现国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换代，国家的产业也因此能不断升级。可见，建立消费型社会，是一个国家通往现代化之路中绕不开的途径。

由此可见，就中国来说，三十年的改革已经成功地实现了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但是，社会的进一步现代化，必须落实邓小平所说的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目标，即“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就是要避免使中国陷入“拉美化陷阱”，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大众更多地分享，而不是为一小部分既得利益群体所占有。让大众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社会，其实就是建立现代消费型社会，因为大众不再仅仅以生产者角色(其消费只能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出现，而且同时以消费者角色(具有超越维持基本生存的消费支付能力)出现。于是，精英消费型社会就转变为大众消费型社会。如此一来，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便从社会结构层面得到扩张(消费市场的社会扩张)，中国经济的增长便可以不必过度依赖出口市场(消费市场的地理扩张)。

中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低成本发展战略，是后发型国家必然的战略选择。作为“赶超型”国家，在没有技术优势的情况下，必然要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作为竞争优势。但是，低成本发展战略只能是阶段性发展战略，而不能成为永久的战略。要使中国的现代化上一个台阶，就必须超越这个战略。事实上，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不是要不要继续实行低成本发展战略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条件继续坚持这个发展战略的问题。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冲击已经警示我们，实行这个战略的国际条件有逐步丧失的迹象。在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的情况下，继续以往低成本战略来扩展产品的地理市场，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因此，国际环境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必须越来越依赖于内需市场、特别是国内消费市场。为此，就必须为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生活转型做好制度安排和准备，其中包括建立劳动工资增长的集体博弈机制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当然，实现这种转型并不是要照搬美国那种高消费模式，而是通过调整收入分配和社会阶层结构，让占居人口多数的中下阶层更多地分享发展成果，提高消费力，从而从整体上提高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社会性消费市场。与此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等社会安全网的建立，不但减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而且通过再分配方式降低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借助社会质量的提高来开拓消费市场。

事实上，低成本发展战略付出的代价并不低，甚至可以说是昂贵的，可惜很多代价并没有计入国家统计数据之中——它们变成了隐性代价。例如，环境恶化的代价、居民健康受损的代价、弱势群体的人权受到侵犯的代价、公平与诚信价值观的式微的代价、社会冲突加剧的代价，等等，都与低成本发展战略脱不了干系。企业只有“善待”劳动者，才能增强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国家只有“善待”劳动者，才能增强国民的民族认同。而善待劳动者的方式之一，就是让他们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把他们当作劳动者来使用的同时，也把他们当作消费者来培育。为此，就必须摈弃生产主义的人力资源观，放弃以榨取方式使用劳动者(如农民工)的机制，通过制度性措施来改变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状况，扩大中产阶级的人数，提高底层劳动者阶层的收入水平，从而从社会层面扩大消费市场，以消费型社会的构建来消化消费市场的地理扩展面临饱和之后的产能过剩，并通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来促进产业升级。

总之，建立消费型社会，意味着低成本发展战略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应对劳动力高成本时代的来临，必定是国家、市场和社会所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