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况

《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简称ASR)，1936年创刊，为双月刊，每年出版6期，是美国社会学协会会刊，也是美国社会学领域最重要的期刊之一。自创刊以来，杂志的主要宗旨是向一般英语读者介绍社会学新方法、新发展、新成果，主要栏目有论文、短评、答读者问和撰稿人介绍等。该杂志在美国和英语国家社会学界颇有影响，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都为它撰稿，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这本专业杂志提供给社会学研究者的是主流学术界认可的学术规范，每篇论文都有统一的格式，其中必须具备文献检索、理论假设、案例分析、验证假设、结论意见和参考文献等内容。

二、论文的研究专题分布

2007年，《美国社会学评论》共出版6期，每期包括研究论文7~8篇，共计47篇。发表的文章几乎涵盖了社会学研究中的所有领域，如政治策略分析、组织过程研究、社会分层研究、移民问题研究、种族与族际关系研究、女性问题、宗教研究、家庭问题研究，以及中国问题研究等。为便于描述，我们按照社会学通常的研究主题，将这些论文分为十大类(见表 1)，然后逐一梳理。

(一) 家庭、婚姻、妇女和性别问题研究

从2007年刊发在ASR的研究论文的分布来看，美国社会学研究持续关注家庭、婚姻和女性问题，相关论文12篇，占总论文数的1 / 3多。

当前法律和学者们关注的往往是亲生父母对于儿童幸福的重要性，大多相关研究强调生物关系在家庭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在Laura Hamilton、Simon Cheng和Brian合作的《养父母，适应性的父母：评估生物关系对于父母投资的重要性》(“Adoptive Parents，Adaptive Parents：Evaluating the Importance of Biological Ties for Parental Investment”)一文中，作者比较了养父母家庭和其他家庭的一个重要特征——父母的投资。通过运用早期儿童纵向研究——幼儿园组(ECLS-K)的数据，基本组的比较显示，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家庭，养父母家庭具有最大的优势。这种优势的部分原因是养父母家庭和其他类型家庭之间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作者在控制了这些因素之后，发现养父母家庭在对儿童的投入程度上与生父母家庭相似，但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家庭。这些发现与社会学期望的家庭结构的解释有所不同。文章最后指出，养父母通过丰富儿童的生活以弥补生物关系的缺乏和对收养的额外挑战。

在关于家庭问题的很多研究中都提到，相对于那些生长在稳定的、双亲家庭的孩子，处于家庭结构多次变迁的儿童可能面临严峻的发展结果，甚至不如在稳定的、单亲家庭中生活的孩子。然而，家庭结构的多次变迁和儿童的负面结果可能是通过普通的因果因素被联系到一起的，比如父母的前因行为和品质。《家庭不稳定与儿童幸福》(“Family Instability and Child Well-Being”)的作者Paula Fomby和Andrew J. Cherlin通过利用全国代表性样本，两代纵向的详细资料研究(包括儿童行为与认知能力的发展、家庭历史、孩子出生前的母亲品质)，选择性地检验了这些假设。文章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白人儿童，在很大程度上，家庭结构变迁的次数与儿童认知结果之间的关系可以由母亲先前的品质来解释，而对于变迁次数与行为结果之间的关联，只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作者还指出，对于黑人孩子来说，这种因果解释未对变迁次数产生重大影响。

非居民父亲积极的履行父职是青少年幸福的原因还是结果？以往关于非居民父亲参与的研究提出了两种假设，一是父亲影响模式，即父亲积极地履行父职有助于青少年的适应；二是子女影响模式，即父亲通过更多或更少的参与以回应其子女的幸福程度，能够解释积极的父职与青少年适应之间的正相关。《非居民父亲的参与和青少年幸福：父亲影响或子女影响》(“Nonresident Father Involvement and Adolescent Well-Being：Father Effects or Child Effects?”)一文，与社会化的视角以及以往相关非居民父亲研究的假设相反，作者Daniel N. Hawkins，Paul R. Amato和Valarie King的研究没有支持父亲影响模式，文章的研究结论与子女影响模式更为一致，即非居民父亲的参与程度是青少年幸福的结果而非原因。

当以文化来理解弱势群体中青少年成长的结果时，被主流机构和主流文化隔离的少数族裔聚居区的居民常受到更多的关观。而在《弱势社区中的文化、性行为和恋爱关系》(“Cultural Context，Sexual Behavior，and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n Disadvantaged Neighborhoods”)一文中，David J. Harding试图重新调整目前关于社区的文化背景，尤其是用它来解释青少年决策和行为的理论。作者认为，不是主流的“对立的”文化或“特定的少数族裔聚居区”的文化，而是文化的异质性型塑了弱势社区：一系列竞争和冲突的文化模式。作者通过使用青少年健康分析的数据，将上述观念应用于青少年的恋爱关系和性行为。文章分析指出，弱势社区在其文化结构中呈现出更强的异质性，而在更加异质的弱势社区中，社区文化结构很难预测青少年的实际行动。

在19世纪中叶，大约70%的65岁及以上的老人与他们的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到20世纪末，只有15%的老人与其成年子女共同生活。许多学者认为老年人生活安排的简化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生活资源的增加，这使得更多的老人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但是，《1850年-2000年，美国代际共居的衰落》(“The Decline of Intergenerational Coresi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1850 to 2000”)的作者Steven Ruggles对此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研究显示相对于老年人的日益富裕，年轻一代拥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对两代人共同生活的衰落具有更强的相关性。通过利用来自供公众使用的微观综合样本(IPUMS)中获得的数据，文章作者研究了老年人和年轻一代人特征的长期趋势以深入了解他们对于共同生活的动机是如何变化的，特别是作者研究了职位模式、职业地位、收入和共同居住的空间模式。作者还对社会保障计划的潜在影响力做了重新评估。作者认为代际共居的衰落主要是由于年轻一代的机会越来越多，而父母对其子女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继续升温，关于女性问题的研究依然是2007美国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之一。Cynthia Fuchs Epstein在其《鸿沟：全球女性从属地位的文化、认知和社会基础》(“Great Divides：The Cultural，Cognitive，and Social Bases of the Global Subordination of Women”)一文中认为，基于性别的分类是最基本的社会分类方式，是最主要的机构(家庭、工作场所、政治和宗教领域)中劳动分工的组织基础。从全球范围来看，女性的性别角色被认为从属于男性。性别划分限制了女性的自主性，限制她们参与决策和高回报的工作，并使女性处于风险之中。而社会、文化和心理机制支持了这一过程。划分随着群体稳定性和社会运动的成功而变化。性别研究被孤立和隔离，因此文章作者建议所有的社会学家在他们的研究中应该考虑性别问题，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中的主要制度和社会关系。

一直以来，宗教学家认为女性比男性在宗教上更加虔诚。风险偏好理论认为宗教信仰上的性别差异缘于男性更具有承担风险的特性。在《冒险的行业：评估宗教信仰中性别差异的风险偏好解释》(“Risky Business：Assessing Risk Preference Explanations for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ligiosity”)一文中，作者Louise Marie Roth和Jeffery C. Kroll评估了风险偏好理论。在文章中，作者对相信来世的人群和不相信死后审判的人群进行了区分。通过综合社会调查(GSS)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VS)的数据，利用多变量模型检验了性别对于宗教虔诚的影响。作者认为在大多数的宗教和民族中，不信来世的人群中的性别差距大于相信来世者，这与风险偏好理论相互矛盾。文章的结论清楚地阐明了风险偏好理论对于女性普遍具有更强的宗教信仰不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

长期以来，相关女性健康的报道指出，女性自测的健康水平要低于男性，然而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在过去20年中，教育成就和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高可能会改善女性的健康状况，但是也有人推测，这种改善正日益受到一系列其他重大变化的威胁，如越来越难以在家庭和工作之间进行平衡的问题。在《工作越多感觉越好：女性健康、就业和家庭生活，1974-2004》(“Working More and Feeling Better：Women's Health，Employment，and Family Life，1974 2004”)一文中，Jason Schnittker探讨了1974年至2000年之间，女性健康、就业和家庭生活中的趋势。一方面，文章研究结果符合关于健康和女性角色转变的研究和推测。更多的女性被雇佣和工作更长时间，往往需要将工作和养育子女结合起来。除此之外，当职业女性要照顾婴幼儿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女性健康。另一方面，文章又指出，20世纪90年代女性的健康状况要好于早期阶段，性别差异也有所缩小。女性健康的上升趋势反映了女性受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而性别差异的逐渐缩小反映了女性劳动力参与程度的提升。最后，作者认为这些积极的健康趋势在今后可能会继续下去。

Andre Villarreal和Wei-hsin Yu在其《经济全球化与女性就业：以墨西哥的制造业为例》(“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Women's Employment：The Case of Manufacturing in Mexico”)一文中提出，尽管社会学研究已普遍批评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然而，更广泛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在文章中，作者讨论了墨西哥的外商投资和出口生产对两性间不平等的影响。通过使用1992年到2001年全国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作者发现国外的和以出口为主的公司，在每个职业水平上雇用的女员工明显多于以生产在国内市场销售的产品为主的国内公司。国外或出口公司雇用更多的女性员工，并不是因为这些公司对于较低技能的工人有更多的需求，也不是因为其规模、资本密集、生产技术、工资水平，使用临时工人等。在对管理人员进行关于雇佣员工性别偏好的问卷调查中，作者发现国外出口公司的管理人员倾向于雇佣女性，而与公司性质相关的因素对于这一现象是无法解释的。这种偏好可以说明这些公司的女性员工趋于多样化。最后，利用公司的薪金资料分析在制造业公司中是否存在性别工资差距，作者发现，就工资而言，外商独资的出口企业对女性的歧视程度较低。

大多数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研究关注的是女性如何进入管理层和“玻璃天花板”(通常专指女性所遭遇的在工作中升级时遇到的一种无形的障碍，使人不能到达较高阶层)的问题。而《为女性工作吗？女性管理人和性别工资差距》(“Working for the Woman? Female Managers and the Gender Wage Gap”)一文的作者Philip N. Cohen和Matt L. Huffman分析探讨的是管理人员的性别特征、性别构成和女性经理人的相对地位是否对普通员工的不平等产生影响，由此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通过由三个层次的分级线性模型对从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中提取的一个独特嵌套数据的估算，作者提出在管理层中女性比例的增加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然而，从模型预期来看，高层次的女性经理人的数量对性别工资不平等会造成更大的冲击。作者认为提升更多的女性进入管理层将有益于所有的女性，但前提是女性经理人能够进入相对较高层次的位置。

Jennan Ghazal Read和Sharon Oselin在其《在族群和宗教背景中性别与教育就业悖论：以阿拉伯裔美国人为例》一文中提出，对于美国的一些妇女群体而言，教育与就业之间是弱相关的。同样的，教育也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能够促进性别平等。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和对阿拉伯裔美国妇女的深度访谈，根据文化模式重新探讨女性教育的动机和结果，然后分析了在族群和宗教背景中推定教育和就业相关的基础因素。阿拉伯裔美国女性的个案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相对于大多数其他美国妇女群体而言，阿拉伯裔妇女有较高的学业成就但就业率较低。这篇文章关注的正是这种矛盾。阿拉伯裔美国人普遍支持妇女接受教育，但并不是为了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而是为了确保子女得以更好的社会化，家庭更加稳固，最重要的是族群和宗教认同得以维续。与人们普遍持有的女性教育将促进性别平等的观点相反，文章的结论突出了女性教育何时又如何复制重男轻女的性别关系。在此个案中，宗教和族群背景下的妇女放弃市场机会，满足家庭责任，而父母和子女将女性受教育视为一种集体家庭资源。

Rene Almeling在其《销售基因、销售性别：卵子代理，精子银行以及遗传物质的医学市场》(“Selling Genes，Selling Gender：Egg Agencies，Sperm Banks，and the Medical Market in Genetic Material”)中提出，卵子和精子是相对应的身体组织，每一种都对繁殖和创造生命贡献出一半的力量。由于这些细胞由不同的性别身体创造，由此可以进行一种比较分析，研究以性别和性为基础的身体商品化的社会进程是如何变化的。通过梳理访谈和观察资料(两个卵子代理公司和两个精子工厂)，这篇文章比较了他们如何进行招聘，如何筛选，如何销售，以及如何补偿男性和女性捐赠者。结果显示，相对于男性捐助者而言，性别规范(gender norms)对于女性捐助者更有作用。通过研究其中的隐含意义，作者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女性和男性之间的生物差异，以及文化规范对于这些差异的影响；第二，关于社会因素如何型塑市场膨胀的经济社会学的讨论，以及关于交配的市场和医疗实践的医学社会学的讨论。

(二) 政治和政策分析

Adam Slez和John Levin Martin的《美国制宪会议中的政治行动和政党形成》(“Political Action and Party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一文，探讨了在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中，代表团对整个会议过程中各种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尽管已有的解释倾向于认为可以通过将固定利益——物质的或意识形态的——与明确的、独立于情境的命题相联结来理解这种类型的集体决策，然而作者认为任何问题的意义在于在整个因果链中它与其他问题的相关程度。因此，每个决定会改变未来问题的含义，以及由此行动者如何理解利益的共同点所在。专心于建立民族国家制度重建的工作，代表们明确地改变了政治游戏的规则，会议内的行动模式暗含了会议外的行动模式。正如会议中随后的每一个决定归咎于某个先前争论的焦点，又同样直接确定哪些问题将来可能成为冲突的焦点。到制宪会议结束时，甚至在第一次总统选举之前，代表团已经开始按照与第一党系(the first party system)的纲领相一致的方法安排自己。然而，这种先前未被承认的观点仅适用于具有一定时间背景的政治行动模式。

《变革之风：进步运动和储蓄业的科层化》(“The Winds of Change：The Progressive Movement and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Thrift”)一文探讨了社会运动主张的价值观念如何深植于政治文化并滋生出许多新类型的机构，反过来又形成远离运动初衷的组织。文章作者Heather A. Haveman，Hayagreeva Rao和Srikanth Paruchuri阐述了社会运动产生的分散和间接的影响，同时也提出了社会运动价值观的传播往往是有选择的——有些被保留，而另一些被丢弃。作者在社会运动的相关研究和组织理论的基础之上，以美国进步运动和加利福尼亚州早期的储蓄业作为研究背景，认为储蓄的新概念和陌生人之间的科层化合作取代了储蓄的原始理念和近邻之间的友好合作。而这种变化只能在一种情况下发生，即进步主义的现代化趋势导致了两个机构的产生：新闻媒介和角色模式组织。储蓄业的科层化导致了权力的集中，这与进步运动关于公平的分配权力的理念发生了冲突。这篇文章对于20世纪的美国社会组织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案例：以社区为基础的团体被科层制所取代。

在相关新闻业和国家关系的研究中，新闻业的看门狗模式与其他或者强调其从属关系或者强调其对抗的关系理论有所争论。在《看门狗何时吠叫？总统新闻发布会上挑衅性提问的条件》(“When Does the Watchdog Bark? Conditions of Aggressive Questioning in Presidential News Conferences”)一文中，Steven E. Clayman和John Herita等人利用1953年至2000年总统新闻发布会的资料，通过多变量模型，探讨了4组解释性条件，(1)执政周期，(2)总统的受欢迎程度，(3)国民经济，(4)外交事务。研究结果表明(1)没有证据显示存在所谓的首任蜜月期，但是连任期间的挑衅性问题明显增多；(2)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的总统施政认可率不是一个重要的、独立的预测值；(3)失业率和犯罪率与挑衅性问题存在正相关；(4)关于外交事务的问题远没有国内事务问题敏感。最后，作者通过讨论上述结论的理论意义，认为新闻从业者以综合的方式调整其行为，以至于很难将其映射到任何一种模式上。

随着学者和媒体高度关注中国农村日益增加的冲突，Ethan Michelson的《攀登纷争之塔：在中国农村的冤情和对正式司法体系的求助》(“Climbing the Dispute Pagoda：Grievances and Appeals to the Official Justice System in Rural China”)一文，首次试图通过调查资料以探讨在中国农村导致的冤情，以及由此采取诉讼行动的原因。文章通过2002年对6个省3 000户家庭收集的资料的分析发现，冤情的数量和特点以及上诉的数量在宏观的地区条件和微观的家庭资源上表现出巨大的不同。关于地区性差异，与法律和经济正相关的经典理论形成对比，资料显示，在中国不满情绪最为普遍、经济上最为落后的地区，法律被运用得最为频繁。在不满情绪同样普遍以及经济特征相似的地区，在其运用法律的数量上有所不同，主要是由于特定背景下的历史原因。至于家庭资源，调查证据显示，与地方政府官员有社会联系的那些家庭相对而言，其不满情绪较少，当他们有冤情时他们更愿意求助于正式的司法体系。

《卡理斯玛型动员的结构：以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为个案的研究》(“The Structure of Charismatic Mobilization：A Case Study of Rebellion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通过个案将卡理斯玛型权威的观念带入社会运动的研究中。30年前，随着从心理解释向策略解释的典型转变，M.韦伯的观念几乎从关于集体行动的研究中消失了。以中国文化大革命为对象的研究中，文章作者Ethan Michelson探讨了卡理斯玛型动员的独特结构及其能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号召学生、工人和农民打倒他自己党内的一些官员。通过对一个最著名的文革造反组织的研究，作者论证了卡理斯玛型动员的非正式结构给予运动打破规范的力量，而这在打击官僚权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后作者提出如何用卡理斯玛型和官僚制的动员机制分析其他社会运动，并对长久以来学者们关注的社会运动组织趋于保守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Delia Baldassarri和Peter Bearman在《政治分化的动力学》(“Dynamic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一文中讨论了两个令人迷惑的悖论。第一个悖论是态度分化的同时出现和同时消失——事实上，普遍的态度分化是相对罕见的，尽管专家们将其描述为普遍情况。第二个悖论是社会分化的同时出现与消失——事实上，当个体在其人际网络中经历态度同质时，该网络的特征是态度异质的。这种矛盾引发了无数学者的争论。通过建立一个正式的关于态度的人际影响力模型，作者指出为什么这些论点并不相互排斥，以及这些观点如何有效地指向同样的社会情境。文章的这种研究框架也可以被推广到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包括集体行动中的经典问题。

集体行动者通常试图通过运用旨在说服决策者改变决策的话语策略从而改变法律和政策，但很少有探讨社会行动结构如何对政治结果产生影响的系统研究。《社会行动结构和话语机会结构：美国妇女审判团行动的政治成功》(“Movement Framing and Discursive Opportunity Structures：The Political Successes of the U.S. Women’s Jury Movements”)的作者Holly J. McCammon，Courtney Sanders Muse，Harmony D. Newman和Teresa M. Terrell将结构得以产生的文化条件如何限制行动结构对政策变化的影响理论化。作者探讨了20世纪上半叶，有组织的妇女说服国会议员改变陪审员制度，让女性进入陪审团所做的努力。为了检验由于法律原则、传统性别观念、性别政治机遇、对立的结构和战争时期从而产生的结构综合效应和话语机会，作者使用了Logistic回归模型作分析。研究结果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在更广泛的范围，话语因素抑制了结构的影响。作者的结论认为，市民群体如何影响法律和政策的研究必须考虑到结构的重要性和文化条件决定结构影响力的途径。

近些年，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重新开始关注信任概念。多学科的研究已明确信任的社会心理、经济和结构性等决定因素，并寻求其在人际关系中的发展轨迹，探究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变化。在《信任的戏码：在政治冲突中的一个跨国组织的信任实践》(“Repertoires of Trust：The Practice of Trust in a Multinational Organization amid Political Conflict”)一文中。Nissim Mizrachi，Israel Drori和Renee R. Anspach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将在一个政治动荡环境中运营的跨国企业作为研究对象，重新探讨实现信任的方法。作者将某个以色列约旦工业基地中的以色列和约旦管理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信任在多国合作中是脆弱的，对于以前具有敌对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合作而言更是如此。文章探讨的是约旦人和以色列人如何采用不同形式的信任，从而跨越诸如传统与现代性的文化分裂，并脱离预想的发展路径。基于实践理论，文章以“信任戏码”的途径描述了作为文化戏码一部分，行动者的选择、调适以及采用的不同形式的信任。通过应用各种形式的信任，行动者划分其社会关系的界线。与此同时，行动者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与权力结构和政治环境紧密联系。最后，作者还讨论了对于工作场所中的控制和协调进行分析的意义，包含了劳动过程理论。

(三) 社会分层研究

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依然是2007年ASR的主要领域之一，在《等级与地位：概念上的区分及其实证关联》(“Class and Status：The Conceptual Distinction and its Empirical Relevance”)一文中，Tak Wing Chan和John H. Goldthorpe回到马克斯·韦伯的等级与地位的差异，即与社会分层相关又是社会分层不同形式的论题上。作者认为这种差异不仅在概念上是具有说服力的，在经验上同样也很重要。的确，当用等级和身份来研究不同领域的社会生活时，他们具有不同的解释力。与M.韦伯的主张相一致，作者认为经济保障和期望更多地被阶级而非地位层级化。在政治领域，阶级比地位更能预期英国大选中保守党对工党的投票情况。然而，地位比阶级更能预期自由主义权威主义的态度。

在学术界有一句流行的谚语“出版或毁灭”，除了表明学术研究的收益不平衡之外，还指定了个人的职业策略，学者对于研究产量的严重依赖说明了全体教职员中收益的不平衡。然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学术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规模变得更大，在人口统计学上更加多样化，加之对于过度专业化的忧虑促使了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呼吁。在这个新的环境中，除了产量，其他因素也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收益差异的理解。

在《不再仅是产量：知名度和专业化如何促进学术收益》(“Not by Productivity Alone：How Visibility and Specialization Contribute to Academic Earnings”)一文中，Erin Leahey探讨的是另外两个因素，即知名度和研究的专业化程度是否有助于增加个体收入。通过利用在两个学科中的预备终身教职的可能样本，大量的数据资料和创新措施，作者发现，两个因素都与决定收入的程序相关。女性比男性的收入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较低程度的专业水平影响产量，产量提高知名度，而知名度对工资水平是一个直接的、积极的和重要的影响因素。作者讨论这些结论的现实意义的，为研究的专业化程度在工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理论探讨打下了研究基础。

《企业人口特征与收入不平等》(“Corporate Demography and Income Inequality”)的作者B.Jesper和Olav Sorenson探讨的是在地区劳动力市场上收入不平等和企业人口特征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劳动力市场中雇主的数量和多样性对薪酬差异的影响详细说明了两种机制。第一，某种特定类型组织的垂直分化或变化的能力得益于劳动力的投入，通过质量分类扩大不平等，在一个特定领域最具能力的雇主搭配最具能力的雇员；第二，日益增强的横向分化——组织类型的变化——能够减少不平等性，这是因为个体更容易找到对他们独特品质和才能感兴趣的公司。作者对丹麦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提供了对每个论题的支持。更多组织在某个地区某个行业的运营，增加了薪酬在该行业领域中的分散程度。然而，酬劳的变化随着雇主间横向分化的加强而减弱，这是由提供就业的行业的多样性和在一个行业中企业规模的差异来衡量的。

(四) 种族/族群研究

种族和族群问题一直以来是美国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2007年ASR相关这一领域的论文有7篇，涉及种族不平等、种族分类、族际通婚，以及族际边界等讨论。

在美国，族际通婚是族际关系和族群社会距离的晴雨表。在《社会边界与生物同化：种族和族群通婚趋势的解释》(“Social Boundaries and Marital Assimilation：Interpreting Trends in Racial and Ethnic Intermarriage”)一文中，Zhenchao Qian和Daniel T. Lichter通过运用美国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的PUMS(公共使用微观综合样本)，根据新同化理论、种族分类的最新变化和人口的迅速变化，分析了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和族群通婚趋势。文章结论指出，美国日益增长的混血人口推动了其他种族与白人之间的通婚。分析揭示了移民的迅速增长、同居的增多、教育对于通婚模式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与以往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又有所不同。通婚的族际差异的历史模式依然存在，西班牙语裔美国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最有可能和白人通婚，紧随其后的是亚裔美国人，非洲裔和白人通婚的可能性则最低。然而，20世纪90年代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通婚明显增加，同居的大量增加对于族际通婚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在过去十年发生了未曾预料的与白人通婚数量的下降，以及本土和国外出生的西班牙语裔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族际通婚的大幅度增加。教育程度对于西班牙语裔和亚裔婚姻模式产生的影响也进一步强化。除此之外，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非洲裔美国人中，非洲裔与白人通婚的数量仍然趋于增长。

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语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认为是社会经济的鸿沟分离了白人和黑人，这样的解释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了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Matthew O. Hun在《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语裔美国人和美国白人关于白人与黑人种族不平等的观念1977 2004》(“African American，Hispanic，and White Beliefs about Black / White Inequality，1977 2004 ”)一文中，利用1977 2004年美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来解释不同种族和族群对于黑人处于弱势地位“解释模型”的七个决定因素的不同观念。趋势表明，随着时间的延续，非西班牙语裔白人基于能力(先天劣势)的解释越来越少。非西班牙语裔白人关于纯粹的动机解释和纯粹的教育解释的观念越来越强。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语裔美国人的纯粹动机解释也在明显增加，但是他们不同于非西班牙语裔的白人，其结构性观念表现出明显的减弱，尤其是用歧视解释黑人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观念。随着时间推移，黑人和西班牙语裔保守观念的转变导致了他们与非西班牙语裔白人之间更大的相似性。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种族和族群之间显著的“固定的”差异依然存在。关于纯粹动机的解释，非西班牙语裔白人评数最高，黑人最低，而非洲裔美国人可能比非西班牙语裔白人和西班牙语裔更愿意认可基于歧视的解释。最后，作者通过讨论这些发现的意义得出结论，为种族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

大多数社会学者对于居住隔离的结构性解释通常关注的是，在大都市房地产和抵押贷款行业中存在的歧视使得黑人和白人产生居住隔离。然而，这些解释忽略了社会制度对一个社区中群体的整合或分隔产生的作用。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在《保守的基督教新教徒与种族居住隔离：讨论都会城市和非都会城市中封闭社区的论题》(“Conservative Protestant Congregations and Racial Residential Segregation：Evaluating the Closed Community Thesis in Metropolitan and Nonmetropolitan Counties”)一文中，Troy C. Blanchard提出封闭社区的论题，并指出保守的基督教新教徒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影响了群体纽带的产生。文章通过利用2000年人口和住宅普查和2000年教堂和教堂会众普查的数据，检验了这样一个假设：每一千个非西班牙语裔白人中保守的新教徒的数量与西班牙语裔黑人和白人之间居住隔离的水平直接相关。作者发现拥有大量保守新教徒的乡村在多元纬度上呈现出更高程度的居住隔离。通过大都市生态和区域对隔离模式进行的评估，表明了在不同的区域保守新教徒的影响是一贯的。作者通过讨论以宗教作用解释居住隔离的理论意义，以及通过分析大都市外围地区的隔离得出了其结论。

在《观察者对人种错误分类的意义》(“The Implications of Racial Misclassification by Observers”)一文中，Mary E. Campbell和Lisa Troyer的假设是，对某个种族群体具有认同但常常又被他人认为“看起来像”另一个种族的个体，可能会遭遇与此尴尬情形相关的负面影响。由于美国印第安人常常遭遇这种错误分类，作者将他们作为研究个案。借助于全国青少年健康跟踪调查，作者的分析方法是对被认为是其他种族的美国印第安年轻人和其他被正确分类的人进行比较研究，使用了关于心理困扰的几个指标：沮丧、自杀念头、心理辅导服务的使用、自杀未遂和宿命论。作者还调查了种族态度和行为上的差异，诸如属于某个族群同质的组织或者认为与同一种族的某个人拥有一种稳固的关系是重要的。证据表明，从总体上看，被划错种族类别的印第安人有较高的心理困扰。作者通过讨论得出结论，并对其赋予更广泛的意义，尤其是在一个异质性日益增强和种族多样化的社会。

Colin Jerolmack的研究论文《动物的惯习、族群性和共同体：柏林的土耳其训鸽师》(“Animal Practices，Ethnicity，and Community：The Turkish Pigeon Handlers of Berlin”)认为，动物的惯习能够型塑和反映个体的认同和社会关系。基于对柏林土耳其训鸽师的访问和观察，这篇文章探讨的是一群土耳其人如何体验并对照料家鸽的行为赋予意义。对族群性的探讨遵循了“认知转向”，以及新近人类动物相互关系的研究、文化本质的研究和环境研究，作者阐述了(1)这些人如何在对自身族群性、文化和地域理解的框架内训练家鸽的习性；(2)共同体关系是如何通过训鸽师对鸽子的照顾，从而强化的土耳其族群性和文化的界定形成的。除了提供关于动物惯习和族群性相关的实证材料之外，分析和案例表明社会学家为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将动物和环境作为族群性和文化潜在的基本要素。

关于“钱能漂白”的观念在巴西关于种族的社会学文献中是一个经典议题。在《钱能漂白吗？巴西种族分类的族际变化》(“Does Money Whiten?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s in Racial Classification in Brazil”)一文中，Luisa Farah Schwartzman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转化为跨越代际的种族界限交叉(变白或变深)的可能性程度。作者通过特别强调父母赋予其后代的种族分类如何由于其地位(父母的教育水平)发生变化从而对上述问题进行阐述。全国家庭调查(2005年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非白人父母相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白人父母更愿意将其后代视为白人。这是因为更高学历的非白人父母更希望与白人通婚，而且教育程度较高的族际通婚夫妻相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族际通婚夫妻，更愿意将其后代称为白人。与1996年数据的比较显示，新近种族政策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大学教育对非白人男性及其白人妻子漂白的影响。研究结果使作者更好地理解了巴西种族边界的本质，并且促使作者重新审视种族和社会经济优势继承之间的关系。

根据官方的人口普查结果，在20世纪上半叶，波多黎各人口明显白化。一直以来，社会科学家都在思索这种趋势的原因，但是迄今为止，现有的资料都不足以对波多黎各人变白的各种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波多黎各人如何变白：边界动态和中期人口普查的种族再分类》(“How Puerto Rico Became White：Boundary Dynamics and Intercensus Racial Reclassification”)一文的作者Mara Loveman和Jeronimo O. Muniz利用1910年和1920年美国波多黎各人口普查的PUMS(公共使用微观样本)，继续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人口统计学分析显示，两次人口普查期间的种族再分类产生了“多余”的100 000白人。先前关于中期人口普查中人口种族结构变化的研究证明了人种被重新分类了。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本文探讨的是推动归类因素发生变化的社会机制。人口普查期间发生的人种再分类可能反映了个体运动跨越种族界线(边界的跨越)，种族界线的移动跨越个体(边界的转移)，或者这两种边界动态同时发生。对于这些概念上明显不同的边界动态的实证研究显示，20世纪20年代波多黎各人变白的主要原因是边界的转移——社会对于“白”的定义扩大了。本文的分析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学对符号边界如何变化的研究。

(五) 组织社会学

Hiroshi Ono在《日本外资企业中的职业生涯》(“Careers in Foreign-Owned Firms in Japan”)一文中探讨了日本的组织环境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过程。作者假设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原因是本国企业或者外资企业中的员工被“定位”。作者运用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的概念区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交易本质。作者认为在一种有利于经济模式交换的制度背景下运营的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规范和酬劳体系会产生巨大的影响。通过利用2000年收集的日本籍员工的资料组，作者检验了外资企业中的雇佣惯例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日本劳动力市场遵循的基准。研究结论明确了外企中的雇佣惯例显著影响职业生涯的结果。日本籍员工普遍具有的高承诺文化是组织环境的结果。作者发现外资公司几乎不存在日本雇佣惯例(如资历和终身雇佣)，还发现外企中的员工并不非常信任他们的雇主，而且具有较高的辞职倾向。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的员工受到差异较大的制度体系的约束。

M. Diane Burton和Christine M. Beckman的《留下的遗产：年轻企业中的职位特征和继任者的更替率》(“Leaving a Legacy：Position Imprints and Successor Turnover in Young Firms”)一文探讨的是地方公司历史如何影响个体在组织中的流动频率。作者认为职位特征——由第一任在特定职位上的员工留下的遗产，会限制后来的员工。研究显示个人在某个职位上的工作经验会影响之后在此职位上的员工的流动率。当第一位任职者具有非典型的背景时，所有的继任者将会经历较高的更替率。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那些匹配职位特征的个体的更替率较低，即使他们违反了规范性期望。因此，与制度理论的预期相反，文章结论认为对于某个特定职位的职工的更替率而言，企业历史具有最大的影响力。

以往研究工会化的学者提供了许多发达国家跨国研究的范例和欠发达国家的个案研究，但是缺少发展中国家跨国工会化的相关研究。在《欠发达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了吗？对欠发达国家工会化的一种多维分析》(“Workers of the Less Developed World Unite?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Unionization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一文中，Nathan D. Martin和David Brady提出假设：欠发达国家工会化的原因是工人的性格特征，以及国家层次上的制度因素、工业化因素和全球化因素，研究分析得出了几个结论。首先，前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较高程度的工会化。其次，分析显示，阶级有效地解释了跨国的工会成员。尽管手工技术工人加入工会组织的程度最高，但是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由于其显著的工会化程度脱颖而出。再次，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条约的影响以及还本付息的全球性压力，债务危机严重破坏了工会化。尽管目前大量的相关研究认为，工业化、民主化、国家规模、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以及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作者的结论显示，债务危机破坏工会化，而阶级仍是欠发达国家跨国动员的强大基础。

《工会和善治：一种跨国的比较分析》(“Labor Unions and Good Governance：A Cross-National，Comparative Analysis”)一文通过运用网络对城市协会中工会的中心性地位进行的评估，文章建立和检验了突出工会在改善治理中核心作用的理论框架。文章作者Cheol-Sung Lee首先建构了3个指标，在54个国家关系网络矩阵的基础上，运用最新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以获得具有代表性的非官方城市协会的连通性及其权力、成员密度和中心性的程度。然后作者检验了其核心讨论，在控制了一般社会经济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前提下，工会权力的中心性对治理有着高度的积极影响。通过标准化统计分析以及关系网络个案研究的比较分析得出的结论支持了作者的观点，即工会的中心化或者与工会相关的市民动员不仅在市民社会而且在国家机构中使得阶级权力达到一种平衡，由此稳固了改革派政党和政策制定者。这篇文章还提出这种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权力转移将引导更好的治理。作者突出了劳动力组织在促进政府变得有效和负责任方面所起的作用，作者将公民动员中自下而上的过程和社会责任带入社会资本和治理的讨论中。

(六) 教育

在2007年的ASR中，相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并不多，只占到所有文章的4%。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多样化、机遇和变化的知识精英》(“Diversity，Opportunity，and the Shifting Meritocracy in Higher Education”)一文中，作者Sigal Alon和Marta Tienda利用4个数据组对1980年至1990年期间大学入学中，基于测试和表现相对比重的评判标准的变化进行了评估，并且探讨了其对肯定性行动的意义。作者的结论支持了“转向任人唯贤”的假设，即高等教育机构日趋依赖于考试成绩去筛选学生。这种转变使得高等教育机构难以实现多样化，因为没有通过种族敏感(race-sensitive)优先给予少数群体一种“推进”。分析说明基于表现的评判标准非常符合实现体制的多样化和较高的毕业率。个体价值与多样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有在个人价值被狭义的界定为测试成绩时才会出现。

此前的研究表明，根植于家庭和社区影响的暑期教育扩大了跨越社会界线的成就差距，而学校教育能够弥补家庭和社区的这些影响。在《暑期教育差距的持久影响》(“Lasting Consequences of the Summer Learning Gap”)一文中，Karl L. Alexander，Doris R. Entwisle和Linda Steffel Olson探讨了家庭社会经济水平致使的暑期教育差异所产生的长期的教育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前9年积累的学业成就主要反映的是学校教育，而在9年级时的社会经济地位(SES)之间的差异主要源于小学阶段不同的暑期教育。在文章最后，作者还讨论了此项研究对于理解教育分层的基础、教育政策及其实践的意义。

(七) 文化和宗教

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各种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各国和各族关系的影响，使得社会学家依然非常关注文化和宗教问题，这在2007年ASR所刊发的文章中也有所体现。尽管宗教对于国际社会冲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宗教所发挥的独特作用往往被社会科学的研究和理论忽略。一些研究忽略宗教，另外一些研究则将宗教与其他特性混为一谈，实际上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Brian J·Grim和Roger Finke的《跨国背景下的宗教迫害：文明的冲突还是被控制的宗教市场》(“Religious Persecution in Cross-National Context：Clashing Civilizations or Regulated Religious Economies?”)一文，试图通过检验宗教迫害(一种特定形式的社会冲突)的驱动模式以弥补上述缺陷。研究结论认为宗教法规导致宗教迫害。文章还探讨和检验了竞争假设，尤其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研究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宗教经济(religious economies)的观点，对于文明冲突论和其他竞争论的论证有限。

在《分则存，合则亡：宗教多元主义，施予和志愿服务》(“Divided We Stand，United We Fall：Religious Pluralism，Giving，and Volunteering”)一文中探讨的是宗教背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基于宗教的施予和志愿服务，以及它是否对世俗性的施予和志愿活动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外溢效应。文章作者Francesca Borgonovi以美国某个郡中的个人生活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显示，高程度的宗教多元化与个人定期参加宗教服务的频率不具有相关性。然而，宗教多元化与宗教志愿服务存在直接和正相关，而与施予的相关性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分析认为没有少数效应：无论个体所属的宗教群体在当地宗教总人口中处于多数还是少数，个人基于宗教和世俗原因的施予和志愿服务的可能性是相似的。当一个郡中的宗教人口比例增加，那么个体的宗教性施予和志愿服务也会增加。然而，宗教团体的虔诚度与其个人基于世俗目标的给予和志愿活动之间没有相关性。

对于宗教公共作用的研究往往关注的是在宗教框架内证明观念和行动合理的方法。《宗教和公民认同的建构》(“Relig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c Identity”)一文通过参与观察的研究表明，人们如何利用宗教界定群体认同和人际关系的边界。文章作者Paul Lichterman认为，重要的是，人们的行动是在具体情境中发生的，无法通过宗教缘由预期公共行动。该文的资料来自于1998年至2000年期间，对美国某个中型城市由同一个地方宗教联盟创办的两个以宗教为基础的组织的研究。其中一个组织是代表不同教会的普通民众的联盟，这个组织在低收入的少数族裔地区开展志愿服务和社区发展项目。另一个组织是代表不同教堂的牧师联盟，组织公共活动以反对种族主义。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中，组织成员对公民认同都会使用宗教术语进行激烈的争论，尽管共享同样的宗教理由是他们的目标。解决争端需要重新界定或强调集体认同的边界。文章中突出的动态分析为理解人们如何利用宗教来包含或排斥其他类型的公民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由于社会资本理论的流行，共同体概念在社会学中得以复兴。在这个领域中依然有相当多的研究依赖于独有的“结构性”思想，将群体认同归因于诸如物理空间安排、权力关系或高投入需求等机制。常常忽略的理论是共同体的形成归因于对道德规范和文化的共享。Stephan Vaiey的《结构、文化和共同体：在50个城市社区中寻求归因》(“Structure，Culture and Community：The Search for Belonging in 50 Urban Communes”)一文利用通过城市社区项目获得的数据，直接检验了结构和文化机制对产生共同体经验的影响。尽管结果显示结构和文化因素与共同体的产生同时存在正相关，但是他们也证实了共享的道德规范最可能是产生共同体的直接机制。分析采用了模糊集合技术，分析了文化和结构如何结合以支持或抑制共同体经验。

(八) 法律和犯罪

《不必要的粗暴行为？学校体育、同龄网络和男性青少年暴力》(“Unnecessary Roughness? School Sports，Peer Networks，and Male Adolescent Violence”)一文，探讨的是在中学校际体育运动中的参与程度对男性暴力的影响。作者Derek A. Kreager基于社会控制、社会学习和男性气质理论，并利用国家青少年健康跟踪研究的数据，提出竞争假设，(1)运动的类型，(2)同龄体育参加是否对男性严重斗殴产生影响。与社会控制预期相反，分析提出体育参与并不能抑制男性暴力。此外，接触性的运动和暴力之间存在强相关。足球运动员和摔跤运动员，与棒球、篮球和其他运动员截然不同，他们比非运动员更容易卷入严重的暴力冲突中。除此之外，同龄人的足球参与可以说明足球运动的直接影响。朋友关系的男性参与足球运动比非朋友关系的男性更容易发生冲突，由此支持了强调同龄背景为重要的调节因素的观点。总而言之，文章结论与社会学习理论的预期及关于男性气质的讨论相一致。这些结论的理论和政策推论在文章中也有所论述。

死囚的犯罪性质、社会安排和死刑之间有怎样的关系？部分原因是公共官员控制了死刑，理论家们将这种制裁视为内在政治性。《谁是死囚中的幸存者：个体和背景分析》(“Who Survives on Death Row? An Individual and Contextual Analysis”)一文作者David Jacobs，Zhenchao Qian，Jason T. Carmichael和Stephanie I. Kent认为，尽管以往的文献主要关注导致死刑的犯罪性质，但是宣判后的阶段至少被认为是重要的。各州对于死刑的态度差异很大，只有不到10%的死囚被执行死刑。为了纠正由于检验后的数据而产生的问题，这项研究采用离散时间的事件历史分析来探讨造成死刑可能性的个体和政府层面上的背景因素。研究发现，被判杀害白人的黑人死囚执行死刑的可能性更高。从理论上讲，与解释性权力相关的背景因素包括黑人在非线性结构中的代表，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票数。由于关于影响死刑执行可能性的个体和背景因素的系统研究很少或几乎没有，因此上述发现将补充以往研究的不足。

(九) 人口和年龄

几十年来，学者们一直在争论这样一种假设：社会孤立型塑了老年人。然而，一直没有系统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对于社会网络联结的研究。在《老年人的社会联结》(“The Social Connectedness of Older Adults：A National Profile”)一文中，Benjamin Cornwell，Edward O. laumann和L. Philip Schumm建立了与人际网络的9个维度和志愿协会相关的老年人社会融合的研究框架。文章作者使用了全国社会生活、健康和老龄化项目(NSHAP)的最新数据，这是于2005年至2006年进行的一项着眼于57岁至85岁的美国老年人的人口研究。文章的研究发现与老年人对于社会联结具有普遍性的消极影响的观点是不一致的。相反，生命过程的因素对于不同形式的社会联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事实上，晚年生活的一些转变，比如退休和丧亲，可能会促使更多的社会联结。文章最后还呼吁社会老年学和社会网络研究之间的对话。

从社会政治的观点来看，关于老年人的普遍刻板印象是，他们是顽固的，或老龄化趋势会增强其保守程度。尽管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明老年人能够而且确实参与学习、适应和再评估，但是刻板印象依然存在。在《人口老龄化、群体内老化和社会政治态度》(“Population Aging，Intracohort Aging，and Sociopolitical Attitudes”)一文中，Nicholas L. Danigelis和Melissa Hardy等运用1972年至2004年美国社会普查的25个调查数据，有效地评估了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上群体态度发生变化的范围和方向。作者将由于群体成功和群内老化导致的社会和政治态度的变化分成3类项目，即一直以来针对从属群体的态度、公民自由和隐私。作者认为群内态度的重大变化主要发生在生命周期的中后期阶段(60岁及以上)，以及生命周期的前期阶段(18至39岁)，生命后期阶段的态度变化往往大于前期阶段，而且变化的方向常常更加宽容而非保守。作者将对这些研究结果的讨论置于人口老龄化和发展背景下。

(十) 述评

2007年ASR的刊文中有2篇述评，都是对欧洲右翼政党与反外国情绪之间关系的讨论，其作者对这一问题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并回应了对方对自己研究结论提出的质疑和批评。

Rima Wilkes，Neil Guppy和Lily Farris(以下简称WGF)针对2006年6月ASR上发表的Semyonov，RaiJman和Gorodzeisky(以下简称SRG)关于1988年至2000年期间，欧洲反对外国人情绪变化的研究论文，发表了述评《欧洲的右翼政党和反外国人情绪》(“Right-Wing Parties and Anti-Foreigner Sentiment in Europe”)。在这篇述评中，WGF对SRG关于政治和偏见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SRG认为在普遍强烈支持极端右翼的地区，反对外国人的情绪较高；而WGF认为这样的结论是以偏概全的。因为欧洲各国在关于种族问题，尤其是跨国的种族问题的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不仅会影响国家层面上的态度，也会影响个体层次上态度的交互作用。相反，WGF认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结论更加完整，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了每一个欧洲国家所呈现的种族主义类型。

随后Semyonov，RaiJman和Gorodzeisky(以下简称SRG)对Wilkes，Guppy和Farris(以下简称WGF)的评论进行了回应，发表了《关于右翼政党与反外国人情绪》(“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Right-Wing Parties and Anti-foreigner Sentiment”)。SRG认为WGF得出的结论是不成熟的，这是因为他们的结论是基于特定的模式和方法。SRG认为他们在理论层次上对政治氛围与反外国人情绪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探讨，并重新评估了分层线性模型(HLM)对关于右翼政党影响反外国人情绪的方法的理论假设的检验。SRG还认为他们控制了国家差异，并充分考虑了两种类型的右翼政党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