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乌尔里希·贝克与齐格蒙特·鲍曼是1990年代以来西方最享有盛名、最富有个性的三大社会理论家，同时也是学术上相互尊重的朋友。正如Z.鲍曼研究专家贝尔哈兹(Beilharz，2002：ⅶ)所说，因三人先后都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结下不解之缘，“就像葛兰西被彻底改造为一个英国人而成为伯明翰学派一样，Z.鲍曼也被归化为一个三足鼎立的人之一——吉登斯、U.贝克、Z.鲍曼”。三人在思想上有交锋和碰撞，也彼此吸收对方的真知灼见，“他们的知识兴趣是互补的，近来是交叉的。实际上，至今他们彼此参考对方的思想多年了”(Smith，1992：755)。所以，彼此关联的思想使之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界的三驾马车。

作为当代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吉登斯、U.贝克和Z.鲍曼在宏观上都非常关注影响当今世界格局变化的全球化问题，在微观上关注困扰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问题，都试图在理论上寻求治疗当代西方社会宏观和微观问题共同病灶的药方。并非耦合的是，政治领域成为三位社会病理学家发现的病原体以及疗治的部位。在他们看来，政治既是产生问题又是解决问题的领域，而现代政治的衰败是导致当今全球秩序混乱和人们生活焦虑的主要症结，因此也只有创造新的政治结构、行动和观念才能解决当今世界新的社会政治问题。这样，在反思现代政治的基础上，吉登斯、U.贝克和Z.鲍曼分别提出生活政治、亚政治和共和政治。对三种新政治观的比较有助于我们追踪当代社会政治理论的前沿问题，便于我们透析西方社会政治变迁的困境与前景。

作为著名的社会理论家，吉登斯、U.贝克和Z.鲍曼都非常关注当代社会的政治问题，他们都认识到，现代政治本身是一个诸多矛盾交织的混合体，而在全球化进程中现代政治所蕴含的悖谬越来越明显，并对人类的续存产生灾难性后果。他们在反思现代政治时，吉登斯集中于“解放政治”概念，U.贝克倾向于政治决策的缺陷，而Z.鲍曼则批判现代政治的秩序目标。

首先，吉登斯反思现代政治的问题主要体现为“解放政治”的悖谬。在他看来，解放政治表现为，人类以追求正义、民主、平等和科学的合法性来源去征服自然，解构传统，推翻专制统治，而它所蕴涵的理念是对自由的确认和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提升。“解放政治……是创造行动自主性的核心”(吉登斯，2002：14)，是现代性发展的核心要素和内在动力，它张扬的普适性价值和承载的制度性保障，使西方现代性在几百年的时间里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基本认同，并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然而，解放政治有一个相生相克、愈变迁愈凸显的悖谬：传统的摒弃和环境的恶化破坏了人类生活的稳定基础，并危及人的本体安全、认同和信任机制。不仅作为解放政治轴心的民族国家有其与生俱来的悖谬，即民主权利与国家监控的提升，主权安全与暴力增加，提供确定性的民族主义与战争的升级(郭忠华，2006：59)。而且，这种悖谬在晚期现代性阶段愈演愈烈，集中体现在现代性发展带来的种种灾难性后果上，如生态的破坏、军事暴力的惨绝人寰等。因此，与其说解放政治的发展日益偏离出其原初设定的轨道和目标，毋宁说，它愈发展愈抵消了其原有所积淀的合法性基础。

其次，U.贝克对现代政治的反思主要集中于政治决策过程的缺陷。他认为，现代社会变迁中所区分的政治与非政治领域，以及把政治等同于国家或政治体系都是一种范畴性的错误。这是因为，工业社会的规划是基于撕裂性公民(divided citizen)的矛盾假设，即作为公民，国家有助于他在形成政治意愿的所有领域获得民主权利，而作为资产阶级，他可以捍卫自己在工作和商业中的私人利益。据此，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之间有着相对分化和相对自主。政治领域的核心原则是在代议制民主(政党、议会等)中的公民参与，而运用政治权力和实施决策的合法性原则是取得多数被统治者的同意；相反，资产阶级的行动和追求技术经济利益的领域则被认为是一种遵从“丛林法则”逻辑的非政治状态。这样，推动社会变迁的力量被人为地分成两部分，一是汇集到政治体系并服从代议民主原则的政治决策，二是企业投资、商业竞争和科学研究的社会自发行为。然而，这种分界线不仅愈来愈模糊，即政治性的权威行动逐渐丧失其力量，而脱离了政治和社会决策的大规模社会变迁更多来自于原来的非政治领域，更重要的是，政治与非政治呈现出一种“颠倒角色的游戏”(贝克，2004：230)，风险意识的增强要求政治决策的科学化，政治机构成为只是执行技术专家意见的工具，而专家则成为代议制和政府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其结果是，政治问题的非政治化或经济化，而非政治问题(经济、科学技术和风险)则成为政治过程的首要议题。因此，在“反身性现代化”的风险社会中，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分离基础上的现代政治体系和民主制度已经丧失其大部分功能。

最后，Z.鲍曼主要反思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悲剧与未来。在他看来，近代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设计、建构和推行的社会政治秩序都是以文明为其合法化手段，以理性主义为精神支柱，以控制话语权和暴力机器为现代国家的轴心。因此，现代政治的主要目标是，以民族国家的权力为中心，致力于设计一套尽可能完美的管理秩序，并力图消除威胁秩序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奥斯维辛大屠杀不是现代文明进程的对立面，而是现代政治过度追求秩序的历史悲剧(鲍曼，2002：18)。然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这种由现代政治所引发的灾难已不可能重演。因为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政治最典型的象征和最重要的根基，其构成性要素和传统功能在全球资本运作和全球化的冲击中出现结构性的松动。不仅如此，全球资本已经部分接管了国家原本对其领土和人民的领导权，因为实现其全球扩展逻辑的资本已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基本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全球性治外法权。资本的这种全球性权力不仅减弱民族国家运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民众的同质性规训的功能，破坏国家原本为了调和阶级矛盾而制定的福利国家政策，而且更进一步地瓦解民族国家控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合法性基础。这样，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现代政治必然为新的政治形态所取代。

显然，三大社会理论家共同的现实背景是全球化及其当今西方社会的深刻影响，而他们共同反思的是现代政治的制度体系、行动准则和价值目标及其在全球化全面冲击下的步履维艰。因此，亟待勇于承担社会历史责任的知识分子给予正面回答的是，如何建构一种新的政治理论及其实现策略，以解决当前各种新的社会政治问题？这样，三大理论家各自提出一种合乎其理论逻辑和价值关怀的新政治观。

三位社会理论家都认识到现代性的变迁正处于一种急剧转型的阶段，敏锐地洞察到作为现代性最主要表现的现代政治面临难以续存的危机。相应地，他们都力图探索能有效解决问题的新政治形态及其实现策略，主要表现为，吉登斯的“生活政治”与“第三条道路”、U.贝克的“亚政治”和Z.鲍曼的“共和政治”与“基本收入”。

首先，吉登斯提出“生活政治”的设想和“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力图在规避现代性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的同时，又充分利用现代性的所有文明成果。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在全球极度扩张，使当代社会处于各种危机的不确定性之中，迫使人们反思性地转换新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而充满希望的生活政治就是人们对现代性的一种重建和理想选择。“生活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在那里全球化的影响深深地侵入到自我的反思性投射中，反过来自我实现的过程又会影响到全球化的策略。”(吉登斯，1998：252)这样，生活政治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蓝图和“理想类型”，其表现形式是一种选择、决定和认同生活方式的政治，其目标是寻求完备的、令人满意的生活，而实现目标的途径是，在高度现代性的条件下创造能够促进自我实现的、道德上无可厚非的生活方式。如果说生活政治是吉登斯的新政治观的理论构想，那么，“超越左与右”和“第三条道路”则是其新政治观的现实策略，也代表他链接其理论构想与社会现实的一种努力。在吉登斯看来，在以“生活政治”为中心的反思现代性阶段，传统以“左”与“右”对立的政治思维无济于现代性带来的意外后果。因此，必须重新定位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把生活政治、现代性后果和人类完美的生活结合起来，在“中左”政治定位的基础上，既重视社会正义、公民权利等解放政治所珍视的核心价值，同时又注意生态问题、和平问题和女权问题等高度现代性条件下出现的种种问题(同上：252)。“第三条道路”的政治策略主要表现为，如何在全球化、信息化和风险化社会环境下探索复兴社会民主主义。

其次，U.贝克提出“亚政治”概念以满足世界风险社会的政治诉求。亚政治是指，以前未卷入实质性的技术化和工业化过程的团体，在社会制度的安排中取得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对社会和政治决策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因此，政治的领域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政府、政党、议会、司法等现代政治既定的结构要素，而是获得了一种新的解放与活力。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生存所必需的全部领域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和危机，这促使各种社会运动组织在政治体系之外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这已构成民主化运动的核心议题并成为人们集体行动的理由(Beck & Gernsheim，2002：28)。另一方面，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法律限制了现代政治体系解决风险的行动自由和应变能力，从而无法满足人们对风险意识和公共安全的政治诉求，更何况福利国家政策的衰弱削弱了政治体系的权威性和行政手段的有效性。这种悖谬使政治权力不再具有独立于技术经济社会的自主性和合法性，主导社会结构变迁的力量也不是现代既定的政治体系，而是一种由风险、科学技术和经济决定的亚政治力量。U.贝克进一步认为，全球风险社会的政治意味着有创造力和自我创造力，既不培育和恢复旧有敌意，也不吸收其权力和资源，而是根据风险社会的现实主义原则来设计并创造出新内容和新形式。

最后，Z.鲍曼重塑古典政治的共和观念与政体，并以能保证所有人都具有公民资格的基本收入作为其现实策略。Z.鲍曼以个体为逻辑起点，认为个体的自主是最重要的价值。如果个体成员没有自主，没有赋予个体充分的资源，就没有社会的自主，政治则是维系自主个体与自主社会良性互动的最重要保障。Z.鲍曼遵循阿伦特的古典政治观，认为政治是一种解决公共事务的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而不包括国家权力运作、总统选举和法律规范等内容。在Z.鲍曼看来，这样的政治只能是共和的政治，因为“公共之善”是共和主义的最高价值，普遍幸福是共和主义追求的最高目标。通过赋予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使所有自由的个体融合为一个共和的共同体。所以，共和政治能够在普遍幸福的力量与个体自由的力量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原则之间实现一种动态平衡(鲍曼，2006：155)。要实现这种共和政治，首当其冲的是恢复所有个体尤其是社会弱者的自主和公民身份。Z.鲍曼认为，在资本和财富的占有成为社会地位唯一评价标准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则是弱者的典型代表。因此，无条件地给予穷人基本收入是保持或恢复共和政治和公民资格的基本条件。U.贝克(2004：17)也持同样的观点，“我们需要一个基本收入保障制度，使那些将通过公共冲突和行为而产生一种凝聚力和同质感的个体，成为政治上共和的必要条件”。基本收入可以使穷人摆脱追求基本需求的约束，有充分的闲暇时间民主参与公共生活，从而获得与其他政治主体同等对话和协商的权力。

显然，作为共和政治的一种现实策略，基本收入的主张非常符合罗尔斯政治哲学中“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差别原则：社会结构的安排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要“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罗尔斯，1988：14)。这样，相比较而言，Z.鲍曼和U.贝克的现实策略有其深厚的政治哲学基础和公共道德追求。相应地，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则成为集中批评的对象。

尽管三大社会理论家都致力于反思现代政治，在此基础上都提出相应的新政治图景，但在生活政治、亚政治与共和政治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必然使理论家们有着学术争鸣和对话的空间。新政治的三种架构主要在对理性的态度、对民族国家的立场、主导力量和现实出路这四个维度上有着深刻对话。

首先，在对启蒙理性的态度方面，吉登斯与U.贝克运用“反身性范式”揭示其内在悖论，但前者是从社会科学领域，后者是从整个科学领域，而Z.鲍曼以“后现代范式”坚决排斥现代理性主义。吉登斯指出，启蒙理性的内在悖论蕴含在笛卡尔的哲学中，而笛卡尔是通过怀疑主义的理性主义，不断寻找真理来克服这种悖论。但是“从一开始，启蒙主义理论中就包含有虚无主义的萌芽”(Giddens，1990：48)，这种普遍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深深地影响了现代的社会生活。其结果必然形成反思与自反的张力关系，也就是说，普遍怀疑主义的反思精神是启蒙理性的最高体现，但这种反思使启蒙理性本身也成为被质疑的对象(肖瑛，2004：83)。即使是以理性和科学的知识或真理进行反思，在整体上也可能得出一个非理性的结果，从而由启蒙理性演绎的制度体系或生活知识也不是绝对可靠的，由此构建的现代社会也必然是一个“风险社会”。

显然，吉登斯是从社会科学意义上反思启蒙理性的内在构成性悖论，但这种观点直接来源于U.贝克的“反身性科学化”理论。因为U.贝克从人类整个科学领域的内在悖论出发，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限制。他指出，现代社会一开始就与民族国家相重合，其基本理念集中表现为科学的工具理性，科学化管理是整个自然、国家甚至世界的最完美控制。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逐渐产生“全球性”的副作用，使经济、政治和风险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使其管理体制无法降伏全球性的风险危机。因此，“反身性范式”更是指人类全局性地认识和批判启蒙理性的结构性悖论及其社会后果。U.贝克指出，我们虽然知道反身性科学化“破坏了科学的虚假的、脆弱的明晰性和伪确定性”(Beck，1997：125)，但无法通过科学解决自身带来的全球性风险危机。在这里，吉登斯与U.贝克的反身性范式虽然都以非二元论批判启蒙理性的二元论，揭示风险社会的不可避免性，通过社会理性为科学理性立法，协调由启蒙理性与科学理性产生的不同伦理机制(肖瑛，2005：13)，但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S.拉什认为，吉登斯遵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原则，而U.贝克是以卢曼的非线性系统逻辑为基础(Beck & Beck-Gernsheim，2002：ⅷ-ⅸ)。U.贝克(2004：155)表明，他所使用的反身性与吉登斯的差别在于“反思现代化的‘媒介’不是知识，而是无知”，从而这种无知及其意外后果塑造出不同的方法、理论与政治。

正是这种认识论的差异使U.贝克更倾向于Z.鲍曼的政治立场，即对理性的反思和对世界的未来保持一种矛盾态度。“反思性与理性一样是一把双刃剑，既是仆人又是主人，既是治疗者又是刽子手”(Bauman，1992：24)，而当前的问题不仅是无法想象的挑战，而且所有解决问题的努力都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反思性能力的增长而增长。然而，Z.鲍曼的新政治观却来源于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后现代范式。对于Z.鲍曼来说，普遍理性在制度上体现为现代官僚制，在行为上体现为“自我保全”，而二者恰恰构成德国大屠杀的必要条件(Z.鲍曼，2002：18)。在现代社会，不仅权力与知识是一种共生关系，“权力需要知识，知识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拥有知识就是拥有权力”(鲍曼，2000：64)，而且科学技术为官僚制的高速运转起到直接和间接的作用。这就意味着，Z.鲍曼没有为启蒙理性遗留任何积极意义。

其次，在对待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问题上，吉登斯突出民族国家的作用，U.贝克提倡世界主义国家，而Z.鲍曼希望在后民族国家时代回归公共空间。吉登斯意义上的“反身性”更主要地是指一种明确强调以社会情境为参照、以社会语言为中介的反思性行动(Giddens，1976：24)。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生活政治观，是社会行动者用反思性行动进行的民主协商，是指导日常生活的一种新理念和思维方式。可见，这种新政治形式并没有深刻反思与现代社会同源同构的现代民族国家。因为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既不能比喻成为韦伯的“铁笼”形象，也不能刻画成马克思所描述的巨大危机。“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但我们还是能够凭借专家系统的能力和知识的资源来驯服它。”(吉登斯，2000：6-9)所以，尽管现代性造成全球范围内生态灾难、核威胁的不确定性，以及区域、集团、性别和个人的不平等，但这些负面影响仍可以在剔除传统特征的民族国家体系中，通过反思性行动为主题的生活政治得到解决。但对U.贝克来说，科学技术带来的全球性风险危机，全球社会成为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系统，突出边界明确和领土完整的民族国家政治难以降伏全球性风险危机，因此需要代之以世界主义国家，不仅与全球公民社会运动的亚政治结构相适应，而且可以协调不同价值取向与利益需求的各种新社会运动。相应的，不仅囿于民族国家的现代社会理论难以解释世界风险社会，还需要“转向世界主义(cosmopolitan)视角，进行自我批判，甚至在自身的机制框架中进行自我调整”(贝克、威尔姆斯，2001：24)，人们学会在多样性中生活，保持不同文化之间的协商和对话。这表明社会的个体和各种组织正在超越国家和地域的界限而行动起来，正在对全球的风险和危机进行积极的自我反思和批判。“政治和民主的跨国对话必须重新发明”(贝克，2004：10)，并对各种社会和生态危机提出积极的解决措施。

在Z.鲍曼(2002：176)看来，民族与国家的联姻是相互吸引和相互利用的现代产物。但随着信息技术和资本全球化冲击国家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功能，民族忠诚和民族主义也逐渐失去它在国家中享有的特权地位。民族与国家的“离婚”意味着由理性精神建构的民族国家走向终结，从而进入到一个后民族国家的时代。Z.鲍曼认为，这对于人类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因为个体的道德责任可以从理性主义的长期压制中解放出来。个体在本性中都有对他人无限的道德责任，这种责任可以延伸出个体自主和社会自主。政治的建构与民主的协商实现个体自主与社会自主的互动。在这里，Z.鲍曼把政治视为一种通过集体行动来解决公共事务的公共活动和公共空间，而民主是维持自由与保障平衡的一种反结构力量(郭台辉，2007：219-220)。这种政治的理念与民主的推动形成共和政治的新模式。因此，共和政治是人类有效捍卫尊严的一个伟大创造，也只有包括理念、行动准则和政体形式的共和政治，才能开辟个体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生活的公共空间。

其三，在新政治形式的主导力量上，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强调专家和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主导作用，但这却遭到Z.鲍曼和U.贝克最强烈的批评。生活政治的核心是重新反思现代解放政治发展以来的各种生活方式，以此构建一种新的生活秩序，因此，处于反思现代性阶段的人们必须具有风险意识和处理风险的技能，而现代社会普及的信任机制和科技知识为人们提供了警惕危机和维护安全的各种技巧。通过这种方式，人人都可以进入专家系统的实践活动，并参与自我认同的建构。然而，U.贝克和Z.鲍曼强烈抵制吉登斯这种精英主义倾向。U.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反身性和不可控性侵入了人们的等级分界，打破了地区、国家、政治和科学的控制边界，风险意识使所有人都是参与者和受害者，普通大众无法仅仅听从专家们的指挥。同时，各行专家的知识是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例如，“保险专家与安全工程师发生冲突，在后者诊断出零风险时，前者则断定不可担保；对立的专家之间相互拆台或挖墙脚”(贝克、吉登斯、拉什，2001：16)。在U.贝克看来，所有无法达成一致见解的专家都将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丢给个体，并意图让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吉登斯的专家知识不仅不可能解决当前的个体焦虑，反而更强化了人们生活的不确定性。显然，吉登斯的生活政治高估了人们的反思能力，而低估了行动者知识的多元性。

Z.鲍曼也反对吉登斯强调专家精英在建构生活政治中的动力作用，质疑人们对生活的反思效果。一方面，Z.鲍曼批评吉登斯的生活政治只集中注意少数有强大能力和资源的精英角色，而忽视多数的穷人。他指出，如果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政策都是由那些最有资源的人来制定，那么所出台的政策就无法为所有受害者提供规避风险的场所，毋宁说，正是生活政治的专家精英使许多穷人过着没有希望的生活。因此，Z.鲍曼(Bauman，1993：363)“希望吉登斯很好地分析性研究现在转向这些穷人，由此平衡他对局内人的关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全球化使现代秩序难以奏效，从而使人们通过自我建构而不是生活工程来组织其生存策略和自我认同。“这就是生活政治的背景”(Keith Test，2004：171)。因此，在全球化与生活政治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矛盾：全球化需要个体对深远的影响有敏锐的洞察和反思，但生活政治却破坏确定性并使人们丧失生活的信心。这样，全球化和生活政治创造出一种焦虑且被撕裂的个体，这个时代也出现一种新奇的悖谬，“对未来危险的意识逐渐增强，但对阻止危险或减缓危险的影响力却逐渐无能为力(Bauman，2001：186)”。此外，吉登斯的生活政治仍然重申民族国家是主要的政治行动者，但U.贝克的亚政治和Z.鲍曼的共和政治却认为，只能通过全球性的政治手段才能解决全球化的风险和危机问题，并且所有人既然都是危机的受害者，同时也是政治的行动者，对全球共同的未来都应尽其责任。因此，Z.鲍曼从道德责任和社会正义的层面，强调构架共和政治和提升世界公民身份的必要性，而U.贝克则从应对全球风险的角度论证把民族国家的公民转换成为世界主义公民的可行性。同时，U.贝克和Z.鲍曼都希望非政府组织(NGO)能成为推广世界主义民主运动的旗手和全球政治行动者的代表。

最后，在新政治蓝图的现实出路方面，U.贝克和Z.鲍曼都认为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和“第三条道路”行不通。U.贝克指出，经验主义的政治科学证实了平民大众对左右对立模式的感知是中肯的，因为每个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同时既是左派又是右派，既激进又保守，既民主又不民主，也同时存在悲观主义、犬儒主义、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但人们在无依无靠的境况下又只能利用左派或右派这种没用的过时概念作为生活和对话的拐杖(贝克，吉登斯、拉什，2001：53-55)。同时，U.贝克也不赞同“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认为当前社会所经历的不是人民的复兴，而是把人民的复兴搬上舞台，而且民族主义也没有吉登斯所想象的那么乐观，而是与各种反现代化的力量纠结起来相互抵消和竞争。因此，U.贝克坚持认为，无法利用传统的概念和策略来简单处理风险全球化时代所出现的各种无法预测的后果。

如果说U.贝克对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的现实策略只是善意质疑的话，那么Z.鲍曼对“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进行尖锐而激进的批评，它“所鼓吹的是运用资本主义工具(由生计不确定性和索取欲望产生的经济必需品组成的行为动机)来推动社会主义的终结(通过集体性保障个人生计稳定来获得的人类尊严平等)。……，而当把解决问题的工具简单归约为资本主义工具时，所提倡的是一种使行动者对集体利益和责任没兴趣的世界观”(Daniel，2000)。因此，在Z.鲍曼看来，资本主义的旧观念无法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关于人类尊严和全球正义问题。相反，只有通过共和的政治，并在全球范围内破解民族国家的神话，超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念的界限，才可能在资本主义强调的个体自由价值与社会主义侧重的社会集体价值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但实现共和政治的第一步是使最贫穷的人都能享有一份非劳动所得的基本收入，所有人都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从而联结私人的焦虑与公共生活，实现个体自主与社会自主的互动。

显然，由于他们的理论逻辑和反思现代政治的出发点不一致，三种新政治观作为建构各自宏大社会理论之逻辑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和深刻的对话，但这却是在基本共识上的分野。这些基本共识表现为，第一，在理论背景上，他们都敏锐地洞察到，全球化对从宏观的政治制度到微观的个体认知结构都产生不可复原性的危机。他们的社会理论立足于现代性这种背景，分析微观层面上“个体化”、“自我认同”、“流动的爱”和“亲密关系的变革”，以及宏观层面上“全球化”、“民族国家”、“风险社会”的巨大变化，并且把微观与宏观紧密关联起来，从而实现一种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和方法论创新。第二，在现实关怀上，他们都认识到，全球化时代正处于一个历史拐点，即现代以来的社会政治结构面临解体而新稳定结构尚未形成，所以都希望通过政治重构的方式来解决转型社会中的各种问题。第三，他们坚信政治是当代西方社会危机的凤凰涅槃，在全球化带来的困境中通过平等对话和民主协商能够得以再生和重构。在这些共识的基础上，三种新政治观的主要分野在于，吉登斯是从启蒙理性内在的结构性悖论反思现代社会理论，生活政治作为一种克服启蒙理性内在悖论的反思性行动，因此对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仍然寄以最大希望；U.贝克是从人类科学领域导致世界风险社会的更大悖论，主张以适应世界公民社会与亚政治的世界主义国家取代民族国家；Z.鲍曼毫无保留地批判启蒙理性，全然排斥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位置，主张共和政治以重启个体价值，并回归古典意义的公共空间。由此，三种新政治观对应的支点不同，即生活政治对应民族国家立场，亚政治对应世界主义国家方法论，共和政治对应后民族国家视野。从新政治观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三种反思现代政治的不同进路和对新政治的构架并没有原则上的冲突和对立，反而有着彼此相互补充的关联。所以，这三种不同的新政治观恰巧构成我们追踪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理论前沿和考察现代性问题的一面“三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