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在二战前后，由于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导致人口的变迁，而移民在迁入香港后伴随身份的失落及下向的社会流动(Mitchell，1998；吕大乐、王志铮，2003：21；等)，阶层结构一度相当不稳定。二战后到1970年代，伴随着战后土生土长的香港本地人的成长及殖民地政府政策的变迁，香港进入一个阶层结构比较开放、流动性比较强的时代，从“吃救济品的时代”(吴昊，2000)过渡到富裕社会，而战后下流的移民阶层也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努力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女在阶层地位上上升到中产阶层(吕大乐、王志铮，2003：25)，这在主观分层领域中体现为“香港梦”的出现。

“香港梦”作为一种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集中在中下层市民身上，主要体现为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一点点运气就能实现向上流动，所以探讨“香港梦”应体现中下层市民的主观认同，而非包括中上层在内的普遍映像。而客观的阶层流动是受阶层结构——体现为中产阶层的结构——约束的。1970年代以来，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反映了香港阶级结构根本上的变化，是香港社会稳定的指南针，而1970年代到1990年代中产阶级的发展变化也就是香港阶层结构变化的一个标志(吕大乐，1998；吕大乐、王志铮，2003；张炳良，1998；等)，阶层结构慢慢趋向于稳定，在此背景下，阶层流动意识失去了乐观的基础(吕大乐、王志铮，2003：42-58)。

以往研究阶层流动的学者认为，如果阶层结构开放程度高、阶层流动速率快，则社会倾向于稳定。与此对应，本文认为客观的阶层流动必须反映在主观的阶层流动意识中，才能起到相应的作用，所以“香港梦”作为阶层流动意识的代表，反映了客观阶层结构变化，反而促进个人奋斗，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客观阶层结构变迁，这种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亦能起到缓和的作用。正是在此背景下，针对“香港梦”的研究，对于现实决策与理论探讨都有启发意义。由此，笔者期望延续香港学者关于阶层的研究，采用经验数据讨论以下问题：“香港梦”是否还反映香港市民的阶层流动意识？哪些因素影响了阶层流动意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香港梦”作为一种建构出来的话语，对于大众与政府的意义。

一、文献背景与假设

阶层是社会学领域经典的论题，而针对阶层流动意识的研究，国内并不多见，本文以职业和教育等为基础去研究阶层流动意识，并且认为职业、教育、阶层意识和阶层流动意识等概念都属于生活机会的范畴，与自M.韦伯以来的阶层概念比较接近，故下文基本上都采用阶层论述，定位于阶层分析中的主观分层研究。

以往关于阶层流动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定性的分析上，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中对美国人关于成功的想法作过论述，认为在小业主世界中，经济转型、发展迅速，给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向上流动机会，而这在主观认同方面则形成了“美国梦”，即有力量和善于经营，再努力拼搏可以得到自己所得(米尔斯，2006：6)。针对老式中产阶级进行分析，“美国梦”也反映了19世纪中期经济结构的转型，但到了20世纪中叶，这种乐观感已然丧失，美国进入了一个科层制白领为主体的社会，成功模式已然变化，从体力与经营到教育，而现在教育也丧失了以往作为提升机的作用(同上：205-225)。与“美国梦”类似，¹香港阶层结构在1970年代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不稳定到稳定，中产阶层亦在蓬勃发展，在阶层流动意识方面则形成了“香港梦”的乐观感。“香港梦”反映了香港结构的转型，主要围绕着新式中产阶级而言，但共同的一点是，人们有可能通过合法的渠道获得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但米尔斯又提出，在白领世界中抱有向上流动期待的人往往就是等级高于雇佣劳动者的人(同上：219)，那么“美国梦”对于雇佣劳动者等中低层市民来说，也只是一个梦，抱着这个梦在艰难岁月里努力奋斗。

1 “美国梦”与“香港梦”反映的客观结构变化的内容是存在巨大差异的，前者反映的是对老式中产阶级的美好愿景，而后者反映的则是香港市民对新式中产阶级的向往，但二者在主观阶层领域有一定的亲和性。

1970年代，香港在变成一个“富裕社会”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悬殊的情况，但香港的阶层结构却是十分开放的，家世、性别、籍贯和宗教等等与出身背景有关的因素，对个人的地位升迁，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李明堃，1998)。在这种阶层结构下，人们生活在一个精英社会，任何人只要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教育程度，他们就会做得很好，这是一个常识(Savage，2000；转引自Ian Craib，2002)，也是“香港梦”的主要内容，但向上流动的取向却是受阶层因素影响的，Mitchell于1967年在调查中指出，只有16%的被访者认为自己有“很多或一些机会可以在事业上成功发展”；而吕大乐等亦通过研究证明：1、社会流动建基于阶层差异之上，香港的阶层开放性并没有完全抵消阶层背景的影响；2、香港的阶层结构存在阻碍社会流动的障碍(吕大乐、王志铮，2003：42)。工人阶层要跨越到服务阶层，成功机会是很小的，不过，跨到中下阶层容易得多，“香港社会成员的职业流动多发生在阶层内，尤其以中层为代表，这是代际向上流动发生频率最高的一个阶层，社会成员父子两代之间往往经历了由中下层到中中层再到中上层的职位变迁过程”(庄丽华，2007：53)。¹这与西方学者的观点也比较一致，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流动的特征方面来看，短距离、小跨度的阶层流动比较普遍，社会成员的阶层流动往往在邻近的阶层或阶层之间流动。这从客观阶层结构的变化解释职业与阶层流动之间的关系，但在主观阶层流动意识方面则尚未展开讨论。

1 庄丽华在其论文中采用相同的数据分析香港的职业流动与阶层流动，认为社会职业向上流动主要是发生在中层中产阶层内部中下层、中中层、中上层间，以短距离的阶层流动为主，而跨阶层的流动较少，特别是低下层进入上层。中下层、中中层、中上层是人数最多的三个等级，也是流动率最高的三个等级，主要表现为中下层向中中层、中上层，中中层向中上层的流动。而父代职业为下层的，子代职业则多流向中层中的中下层、中中层。父代到子代职业地位流动多发生于相邻的两个阶层或等级。这说明采用职业为依据分析社会流动有比较高的效度，但针对主观阶层流动意识方面并未涉及，亦未区分开诸多客观变量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本论文从主观阶层流动意识中出发，可对其进行补充，深化并澄清对不同变量作用的认识。

在主观阶层意识方面，很多学者认为香港人缺乏阶层意识和不会以阶层作为一种界定个人身份的概念，但王家英等(2002)、吕大乐和王志铮(2003：54-58)的研究否定了这一点，香港人——至少中产阶层是如此——认识到阶层差异的存在，并且认为香港充满着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个人努力(62%)和工作是最主要的原因，这是一个泛化的个人取向的流动观念，与香港自由的市场经济紧密相关。在经济繁荣、阶层结构还处于不稳定而拥有巨大的流动率的时候，大部分可能实现这个香港梦；“而当环境变化的时候，这一份乐观感就失去了它的现实基础”(同上：58)。这主要集中在定性的判断和粗略的概率描述统计上，另外也是基于职业阶层的判断，本研究通过数据分析，延续吕大乐对“香港梦”的判断，在阶层结构变迁的时候，“香港梦”是否还可以比较好，反映香港市民的阶层流动意识，哪些因素影响了阶层流动意识？而吕大乐的判断基于职业阶层对阶层流动意识的影响，本研究亦着眼于澄清教育、阶层定位等因素对阶层流动意识的影响。

阶层流动意识属于主观阶层领域，而主观分层观念是对客观社会阶层结构的认识与反映。在不同社会类型或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社会结构的感知、想象和解释是不同的(Ossowski，1998：6-7；1963：4-5)，¹阶层流动意识正是人们对社会结构的感知而判断的，反映了个体的阶层认知图示(cognitive map)²。以往学者认为职业是这个认知图示的重要组成内容，职业角色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遵从特性之一。特雷曼与周雪光等人的研究，使职业等级的研究从简单职业声望的测定与流动表分析，以及路径分析与地位获得研究，过渡到深层的共享价值和社会秩序分析，为了获得声望或地位，所有的社会位置、角色和行为都必须在将诉求建立在由共享价值和信念的制度领域确立的合法性和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由共享价值和信念的制度领域确立(周雪光，2007)，基于这些共享价值与信念，职业用于解释阶层定位与流动意识方面则有了较强的生命力。香港学者对于阶层分析亦以职业为基础，吕大乐和黄伟邦等就曾经根据七八十年代的调查，对香港进行了职业分层(吕大乐、王志铮，2003：38)，并且通过职业阶层的变化解释阶层认同及阶层流动意识的变化，特别是在中产阶层意识及政治影响力上。

1 当社会经济差异不显著，不稳定或呈多元化趋势，社会结构特性较为松动灵活时，阶层意识就会较为模糊(李春玲，2006)，这也就说明阶层流动意识等属于主观领域的内容并非完全受结构因素制约。丹尼斯指出，外在的刺激与内在的体验对于被调查者并不一样，不存在完全体现在中立的观察者态度中的“客观”的阶层地位结构(丹尼斯，1992：55-56)

2 阶层认知图示(cognitive map)的概念由Edward在1965年提出来，也就是结构性的因素、主观因素等各方面综合在一起促成了人们的形成，正是根据这个认知图示，人们对自己的阶层认同定位进行一个遵从判断，而这定位反过来又影响个人的行动。

假设1：阶层流动意识与职业阶层呈现正相关，越高的职业阶层拥有越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

教育亦是社会分层理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一方面，教育发展是扩大社会阶层流动从而达致一个开放社会，还是形成一个以教育为标准的阶层流动壁垒，如自由派工业主义理论、柯林斯的文凭主义理论、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研究理论、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等；另一方面，明确将教育或技术资格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维度，如E.O.赖特的阶级分析理论(参见刘精明、李路路，2005：34-36)。柯林斯认为，文凭制度使一些专业在市场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主要是自由职业者和在庞大的工业、政府、教育和工会等科层组织中工作的人：“正是由于文凭制度的兴起，这些报酬优厚的职业得以自成体系，并提高了收入”(Collins，1979；转刘精明等，2005：39-40)，这与西方作为一个自由开放市场的职业社会有关，职业往往反映了个人的经济水平，而教育与职业又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即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他的经济收人就越丰厚，他在社会分层体系中也就相应地处于一个较高的等级，向上流动的机率亦较大。

假设2：阶层流动意识与教育程度呈现正相关，教育程度越高拥有更为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

另外，阶层定位作为主观分层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阶层流动意识也产生着比较大的影响。吉登斯指出，一种社会地位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吉登斯，1998)，也就是在一个关系分类系统里面定位自己，这种定位与社会身份的类别化过程有着密切的相关，是自己的生活历程所决定的，个人的阶层流动意识亦为自己的生活历程所影响。另外，客观的阶层流动是社会开放程度的指示器，而阶层流动意识则是在主观上体现了这个开放程度在主观分析系统中的映像，这与主观阶层定位是息息相关的。

假设3：阶层流动意识与阶层定位呈现正相关，阶层定位越高则拥有越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

本研究主要通过对三个假设的验证而讨论中下层市民的阶层流动意识。在理论和历史中，这个群体是“香港梦”的持有者，如果“香港梦”能够反映这个群体的阶层流动意识，他们应该比其他阶层的群体对阶层向上的流动评估更为乐观，或者与其群体差异不显著，三个假设在这个情况下则不成立。

二、研究设计

研究数据来自于教育部“985工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港澳社会研究》课题子课题之“香港社会分层”研究中的电话访谈数据。按1 002个成功样本数进行推论抽样误差，样本标准差为0.0158，若将可信度(confidence level)设于95%，则最大可能样本误差在3.10%以内。根据前述文献及研究目的，因变量、自变量、控制变量和分析数据模型建构如下。

(一) 变量系统 1. 因变量

本文主要针对阶层向上流动意识，重点放在“香港梦”的分析，主要围绕着主观的向上流动机率，把“香港梦”这种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操作化为市民对个人在社会阶梯中向上流动的机率的判断，样本分布情况见表 1。

“香港梦”除了个人对阶层流动机率的判断之外，也对流动条件和流动渠道有期望，认为通过努力，再加上一点运气就可以实现向上流动。在这方面本研究亦设计了相应的指标，围绕香港市民心目中向上流动条件和渠道搜集资料和数据，但属于辅助变量，不作主要分析。另外，“香港梦”主要针对中低下层的市民，对于中高层市民意义并不大，所以，本研究在分析普遍的阶层流动意识的同时，把重心放在中低下层市民群体上。

2. 自变量

(1) 职业阶层

参考特雷曼与吕大乐(吕大乐、王志铮，2003：38)的职业阶层划分，本文把用失业/正在找工作作为参照类，把不在职业领域/有闲阶层¹纳入客观阶层分析体系，具体细分如表 2。²

1 在这里指不参加工作而有其他经济来源者，与凡伯伦(Veblen)的有闲阶级不同。

2 研究中各阶层的对应职业如下：服务阶层(经理及行政人员)、专业人员阶层(专业人员、辅助专业人员)、一般非体力劳动者雇员(文员/一般文职、服务工作及商店销售人员)、小布尔乔亚(自雇者阶层)、工人阶层(渔农业熟练工人、工艺及有关人员、机台及其操作员及装配员、非技术工人、不能分类的职业)、有闲阶层(有其他经济来源群体、主理家务)、不在职业领域者、失业、正在找工作群体。

服务阶层包括雇主等处于阶层结构比较靠上位置的群体，前面五层根据布雷曼和吕大乐的划分标准，有一个自高而低的排序，是在职业领域的一个比较，服务阶层对应服务阶级，而专业人员、一般非体力劳动者雇员、小布尔乔亚对应中间阶级，工人阶层对应工人阶级，后面三层是在职业领域之外的，将其纳入是为了弥补以往职业分层的不足。

(2) 教育程度

从教育程度看，分布比较均匀，没有出现大的变异(见表 3)。

(3) 阶层定位

社会客观阶层结构是复杂的，人们更倾向于重新建构而非解释它(Davies，1965)，而社会分层中的主观定位只能以简单等级为形式(Ossowski，1963：56)，所以采取简单的阶层定位来分析人们的自我定位是合适的，以往戴维斯(Davis，1941)等人也发现，不管客观的社会分层多么细分，对于参与者来说区别并不明显，而是模糊结成一体的，在这方面可能反映为阶层意识的中流化，如日本、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国家调查所揭示的状况(高坂健次，2004：110-111)，后来又有学者(三浦展，2007)提了下流社会的概念，但主要停留在定性的分析和简单的频数描述上，并未精确化，对于这种简单的方法，学者一直延续了下来。所以本研究亦延续这个传统，采取阶层定位五分法，操作化为五个阶层(见表 4)。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上层频数较低，不符合分析模型的要求，所以实际进入模型时本文把上层与中上层合并为“中上层”，以避免模型出现的不适用。

3. 控制变量

本文考虑职业、教育等后致因素对阶层意识的影响，但并不排除性别、年龄等先赋变量，对这些变量进行讨论和控制，对澄清研究目的和提高研究效度是有帮助的，事实上，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依据性别和年龄进行分层是相当普遍的。年龄采用同龄组的形式分类，分布情况如表 5所示。

性别则为男、女二分变量，样本中男性占45.6%，女性占54.4%。

(二) 分析模型

目前针对定序变量的分析方法主要倾向于把定序变量当作定类变量或者定距变量使用，前者丧失了序列性的信息，而后者则显得不够严谨，专门用来分析多重定序变量的有定序(Ordinal Dependent Variable)Logit / Probit模型，属于累进比率模型的一种，但定序的Ologit和Oprobit模型都隐含了一个假设，即等比例假设(Proportional odds assumption)，在每个次序类别的结果之间，自变量对应变量的发生比影响是对等的，因此从一个累积次序到另一个累积次序之间，可以得到一直的回归系数(吴晓刚，2007)。¹但这个假设在现实中通常不会成立，所以本研究放宽等比例发生比假设，采取一般化定序Logit模型(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 Model)。研究使用数据分析软件Stata 9.0，具体数据分析模块为Gologit2。²

1 参考吴晓刚2007年在中山大学讲授《高级社会统计》的讲义。

2 关于Gologit2的介绍，请参考：Williams，Richard. 2006. “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 Partial Proportional Odds Models for Ordinal Dependent Variables.” The Stata Journal 6(1)：58-82. A pre-publication version is available at http://www.nd.edu/~rwilliam/gologit2/gologit2.pdf.

Gologit模型可以表示为：

$ P({Y_i}＞j) = g\left({X{\beta _j}} \right) = \frac{{{\rm{exp}}({\alpha _j} + {X_i}{\beta _j})}}{{l + \left[ {\exp ({\alpha _j} + {X_i}{\beta _j})} \right]}}, \;\;\;\;\;\;\;j = 1, 2, \ldots, M - 1 $

其中M指定序变量的类别数，从上列公式可以看出，Y在每个类别1……M上的概率等于：

$ \begin{array}{l} P({Y_i} = 1) = 1 - g({X_i}{\beta _1}){\rm{ }}\\ P({Y_i} = j) = g({X_i}{\beta _{j - 1}} - g({X_i}{\beta _j}){\rm{ }}\;\;\;\;\;\;j = 2, \ldots, M - 1{\rm{ }}\\ P({Y_i} = M) = g({X_i}{\beta _{M - 1}}) \end{array} $

很多针对属性数据分析的模型都是Gologit模型的特殊形式，当M=2时，Gologit模型就等于Logistic回归模型；当M>2时，Gologit模型就是一系列二分Logistic回归的比较，如M=4的时候，当J=1则类别1与类别2、3、4比较；当J=2则类别1、2与类别3、4比较；当J=3时，则类别1、2、3与类别4比较；从而最终比较之后的Logistic回归系数。在Stata估计出的每-β单位X的变化对于Y等于或小于j类别的累积发生比的对数的变化的影响，所以要分析每单位X的变化对于Y的发生比的影响，应该用发生比(odds)作为估计值。

针对所提出问题，本文引入职业、教育和阶层定位作为自变量，年龄、性别为控制变量，所有的自变量与控制变量都作为虚拟变量纳入，而阶层流动意识为因变量，也就是职业、教育、阶层在综合模型中，是某个职业阶层、教育程度或阶层定位的人相对于参照类来说，阶层流动机率判断发生比变化了多少。通过Gologit模型对两个问题进行考察，可以精确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反映在发生比率(odds ratio)作为估计值中。

三、数据分析结果

在更深入分析之前，考察诸多变量相关关系是有必要的(见表 6)。

1 表格中系数的正负方向与变量的编码有关，职业阶层是由高至低，而教育程度是由低至高，所以这两个变量与阶层流动意识的相关方向是一致的。

阶层流动意识与职业阶层、教育程度、阶层定位、年龄都存在着显著性相关，说明纳入这些变量进行分析是有效的，通过下一步分析可以突出每个变量中各部分的影响。从表 6可以看出，职业阶层等客观结构变量与阶层定位之间的关系，而教育、职业阶层在解释阶层定位时有一定的共线性产生，影响了各个因素单独解释。在本节中，本文希望对各个维度(包括客观的教育、职业阶层，主观的阶层定位)对阶层流动意识的影响做一个探讨，所以为了清晰呈现各个维度与阶层流动意识之间的关系，本文建构了四个模型，把三个维度的变量一一引入模型之后，再全部纳入做分析(见表 7)。

模型1说明了职业阶层对于阶层流动意识的影响，“一般非体力劳动者雇员”、“有闲阶层”较“失业/正在找工作”群体难拥有“非常高”的阶层流动意识，说明普遍的职业阶层都难以拥有非常高的阶层流动意识，而对于拥有“较高”以上的流动意识来说，只有服务阶层呈现显著性差异，“服务阶层”拥有较高以上流动意识的发生比是“失业/正在找工作”群体的2.67倍，但其他群体都不显著，职业阶层对于群体之间阶层流动意识的区分并不是很显著。概括来说，假设1在某个客观职业阶层得到了验证，这体现在服务阶层上。

模型2显示，教育程度对阶层流动意识有一定的影响，在拥有“非常高”阶层流动意识方面各个教育程度之间并没有区别，而本科及以上相对于小学及以下拥有“较高”和“非常高”阶层流动意识的发生比是2.66倍，拥有“一般”以上阶层流动意识则是3.21倍，在较高教育程度方面比较显著。而数据显示，教育程度对阶层流动意识的影响更在于，高教育程度的市民相对于小学及以下的市民来说，较容易避免拥有“非常低”的阶层流动意识，拥有高中学历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相对与小学及以下的市民来说，保持非常低流动意识的发生比分别是3.23和6.26倍。概括来说，假设2部分得到了验证。

上述说明了客观结构变量对阶层流动意识的影响，最高教育程度与最高职业阶层更可能拥有较高阶层流动意识，这说明高客观阶层位置的市民拥有较为清晰的阶层流动意识，而占大多数的高层以下市民阶层流动意识则相对模糊。假设1、假设2部分得到了验证，教育程度较高的市民较倾向于不拥有悲观的流动意识，而在乐观的流动意识方面则是非阶梯式的断层：只有最高教育程度的市民呈现显著性差异；职业阶层方面只有服务阶层呈现了显著性差异，相对于“失业/正在找工作”更容易拥有较高的阶层流动意识，而这个群体占据比例比较小。

从主观的阶层定位对于阶层流动的影响来看，较为显著，如模型3，拥有中上层和中中层定位的市民也较容易拥有较高的阶层流动意识，而较容易避免拥有非常低的阶层流动意识，假设3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验证。

模型4让所有变量相互控制进入模型之中，教育程度、职业阶层对阶层流动的影响基本消失，而阶层定位除了系数减弱之外，大部分系数依然维持着显著性差异，拥有较高阶层定位的市民，在控制了结构变量之后，依然拥有较高的阶层流动意识。进而综合四个模型，客观结构变量中教育程度较职业阶层对于阶层流动意识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在主观阶层各变量更有一致性，体现在阶层定位对阶层流动意识的影响上，从这个对比上说明，以往简单地把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对应做分析的做法是有一定缺陷的。

另外，年龄变量在影响阶层流动意识的过程中起着极大作用，这与以往学者提出的同龄群体相互引证，越高年龄的市民群体，较难拥有“较高”以上的阶层流动意识，而较容易拥有非常低的阶层流动意识，这在将来的研究中也可以进一步探讨，以期对同龄群体的理论作一个回应或补充。

四、结论与讨论：难圆的“香港梦”

伴随着196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而来的经济结构的转型，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阶层流动速率因之明显地加快，下层群体凭借努力工作可以实现向上流动的梦想；而经济起飞为政府进行福利制度改革提供了机遇，使得下层可以获得相对充足的保障和教育，并使得流动的乐观可以代际的传递下去，使得社会结构呈现出开放和弹性结构特征，这也就是“香港梦”的实质。

然而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香港现阶段的特点是，处于服务阶层的群体更倾向于拥有较高的阶层流动意识；教育程度较高的市民较容易避免拥有非常低的阶层流动意识；而阶层自我定位高的市民在获得较高阶层流动意识和避免拥有非常低阶层流动意识方面都起了比较大作用。这就表现出与香港梦完全不同的一幅图景。阶层位置较低的阶层，乃是“香港梦”所指涉的主体，其最具向上流动的需求，而数据分析表现出，这类人对于阶层流动持相对悲观的态度，中下层的定位也是非常模糊的，即作为一个整体的中下阶级普遍表现出非常低的向上流动的信心。

阶层结构创造了流动的差异性，不只在客观流动，也在主观的阶层流动意识中显示出来，这涉及一个问题：阶层位置偏低的群体在客观、主观上都缺乏上升的有利条件，处于双缺失的位置，这对低下层群体是很不利的，对整个阶层结构的影响也是负面的，在这里也与米尔斯针对“美国梦”提出来的悲观论断相类似。在结构转型趋向稳定的情况下，低下层群体主观上丧失了阶层向上流动的乐观感，而导致主客观双方面的不利位置，“香港梦”作为一个主观愿景已经不能够代表低下层群体对整体阶层结构等的认知。另外，对阶层流通渠道、条件等的评估在各个阶层之间并不存在差异，香港市民整体上都倾向于对自致性因素的认同，但也涉及部分先赋因素的影响。

日本社会观察家三浦展(2007：4-5)在《下流社会》一书中指出，日本已经逐渐由中流过渡到下流，也即在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跌入“下流阶层”(与“下层”概念区分，阶级位置处于“中下层”)，“下流阶层”的主要特征是缺乏生活的意欲，能力偏低及缺乏向上流动的激情。这主要是在阶层意识层面上的论证，但也反映了日本阶层结构的变化——“下流社会”反映了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来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而跌入中下层及下层的群体由于缺乏资本等条件，难以上升。作为“四小龙”之一的香港与日本类似，同样经历过经济起飞、中产阶层突起、进入富裕社会、泡沫经济、泡沫破灭等阶段，虽然中流意识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并没有象日本那样泛化，但也以“香港梦”的形式展现了出来。在1990年代全球经济变化的大背景下，香港的经济面临困境，这也在香港市民的意识中体现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下层和下层的市民出现了与日本相类似的“下流阶层”的状况，这在主观阶层定位上反映为“中下流化”，而在阶层流动意识方面反映为“香港梦”的丧失。

这种流动乐观性的丧失表面上看来，乃是由于经济增长停滞而带来的流动机会相对减少而产生的主观或客观的对于阶层流动的不利影响，然而实际上有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实际上，“香港梦”的消失与日、美还是有明显差异的。相对来说，日本、美国在自我内部有极大的调适空间，而有能力尽量避免出现这种悲观的流动意识，通过创造平等的机会环境，进而使中低下层客观上维持向上流动的空间。日本提出“下流社会”及“M型社会”等概念旨在引起政府的重视，从而调节阶层之间的矛盾，但政府在体制改良后，落脚点在个人身上。尤以美国为例，米尔斯认为美国已经有白领统治的观点源于其对于精英政治的敏感和反对，另一方面也源于其对现代社会结构的批判和不信任。然而事实是，美国1990年代以来的以IT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在克林顿政府时期超常周期的持续高增长、低通胀的模式基本上实现了美国的经济转型，“美国梦”的内容固然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蓝领阶层的向上流动为主要模式转变为以知识掌握者为主的向上流动，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和弹性依然是强劲的。而香港固然凭借其自然地理位置及其作为自由港的身份，在1970年代凭借着加工业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并迅速进入一个阶层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模式，而问题就在于其仅仅完成了由前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过渡。而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固然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大背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香港面临着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进一步过渡的挑战。香港自身的自然空间和人口规模及经济体的总量，虽然对于世界经济十分重要(香港本身是重要的金融中心)，然而，就作为独立的经济体而言，其规模仍然是较小的。而其本身作为一个较小的经济体的地位，决定了其承受转型所带来的容纳力是较小的。其经济结构的转型带来的必然是以行业为单位的淘汰和转轨，而作为主要受到挑战的乃是传统行业中处于中下层的阶级或阶层，必然形成了对于这部分人的相对的剥夺，使其不能有效地就业，也就是反映出了本文所体现的对其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的悲观态度。

因此，对于香港整个社会而言，解决“香港梦”难以实现的根本要点，并不在于强化作为独立经济体的香港的主体性，而是如何在大陆对其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正确对于香港经济发展的定位问题，即如何与大陆地区融合而变为一个更为庞大的经济统一体。如果这一前提成为可能的话，关于劳动力、资本的流动才会有一个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对于香港自身来说，也减小了经济转型的成本，使之有所分摊。同时对于大陆而言，也可借助香港的转型完成自身的发展。当然前提在于，大陆如何缩小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距，以及整个社会的相关配套体系的建设(民主与法制，以及经济领域与世界的接轨)。

另外，“香港梦”的出现，除了客观阶层流动速率加快的原因之外，1970年代港英政府政策转变，社会福利，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拓展，使低下层市民拥有通过集体消费而提升个人能力，向上流动的机会，也是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香港梦”与政府的有意构建有一定的关系。这对大陆有较大的启发意义，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阶层结构在迅速变化，阶层流动急剧加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延续对集体消费的“理性化逻辑”(王宁，2007)的话，则剥夺了中低下层居民向上流动的机会，对于社会的稳定是相当不利的，而处于“相对剥夺”状态下的工人、农民等，则很容易引发社会怨恨，导致各类社会问题的产生。从集体消费的角度讲，加快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健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即可减少中下层市民社会怨恨，而有可能使其转化为类似“香港梦”的“中国梦”。中国面临着社会结构的迅速变迁，如何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成了摆在政府面前的难题，待阶层结构稳定化之后再做调整则难度倍增，中下层市民主观向上流动愿望也被逐渐挫空。最后，阶层消亡论认为阶层分析已经不能够很好分析后工业社会的状况，而应该转以其他分析，本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香港，符合阶层消亡论所提出的种种前提，但阶层分析还拥有比较大的生存空间，当然在本研究中突出的是阶层流动意识。在阶层流动意识方面，香港学者以职业阶层为主的研究显然不能够很好地加以解释，对于成体系的主观分层领域需要更为系统的分析，这将是笔者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