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个体通过人际互动结合成小团体，并利用社会关系网络获取嵌入在其中的各种社会资源(Lin et al., 1981)。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不仅有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求职，而且有助于获得社会地位(Lin，1999；Litwin & Landau，2000)。因此，社会网络为系统分析小团体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规模的农民工群体流入到城市社会。他们在为城市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由于城乡文化的差异和制度的约束，成为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尽管农民工是农村社会的“精英”，但是他们在城市社会中交往圈狭小、同质性强、自组织能力差，容易形成小团体(王毅杰、童星，2004；李海超等，2006)。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所带来的婚姻、生育和养老等问题对城市管理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已经影响到中国的人口和社会稳定(李彩霞，2005；苏莉莉，2006；刘宁，2007)。然而，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城市社会尚缺乏规范体系来整合农民工小团体的观念和行为。虽然农民工小团体现象已经受到关注，但是相关研究比较少见。事实上，农民工流动的过程也是社会网络再构建的过程，从关系互动切入农民工问题是一种更容易走进农民工生活的范式。目前，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已经被引入到农民工问题研究之中，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视角(翟学伟，2003)，但是运用社会网络子群分析方法对农民工小团体的研究尚不多见。

社会网络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社会结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已日趋成熟，子群分析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方法。子群结构在国外社会学界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子群结构的探测与识别(Peay，1974；Frank，1995；Jansson，1997)；二是子群分析方法(派系是其中的一种)的应用研究(Carlson，1960；Money，1998；Reagans & McEvily，2003)。相关研究表明，子群结构有助于促进自我发展水平、增强群体满意度(Carlson，1960；Hansell，1981)，也对提高组织的稳定性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Davis，1963；Tichy，1973；Moody & White，2003；Reagans & McEvily，2003)；而且，同一子群中的成员更倾向于分享信息，他们的思想、信念和行为更可能趋于一致(Davis，1963；Moody & White，2003)；不同子群的重叠有利于网络传递信息，有利于组织内知识的转移，从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Provan & Sebastian，1998；Reagans & McEvily，2003)。尽管子群结构对于一个组织的意义重大，但是从国外研究来看，涉及的研究对象局限在学生、教师、企业员工或政府组织，子群结构研究能否有效地促进流动人口之间及其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目前还很少见到相关研究成果。

就内容而言，社会网络研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社会支持和社会讨论。Van del Poel(1993a, 1993b)研究了社会支持网络的特点、内容，以及社会关系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并设计了测量社会支持网的标准化问卷。张文宏、阮丹青(1999)采用上述问卷测量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分析了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的构成模式，考察了不同社会关系在提供社会支持时的作用，对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的类似性和差异性进行了比较研究。Marsden(1987)对美国人核心讨论网进行了研究，发现美国人的讨论网规模较小、以亲属关系为导向，个体与网络成员的关系相对密切，且异质性较低。对农民工而言，社会网络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支持网(李培林，1996；王毅杰、童星，2004)。这些研究从个体网的角度考察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规模、关系构成、趋同性和异质性等结构特征。然而这种研究无法了解小群体内部的关系、人际互动和交换模式，因此，难以揭示个体的观念和行为如何受到网络内其他成员的影响，以及个体如何通过网络结合成社会团体。随着社会网络在农民工研究中的不断深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农民工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研究范围也扩展到社会讨论网(靳小怡等，2005；李树茁等，2006a；李树茁等，2006b；李树茁等，2007；任锋，2007)，如李树茁等(2006a)研究了农民工社会网络中的二方关系、三方关系，以及整体网络特征，发现农民工社会网络整体结构不利于农民工的社会支持与社会讨论，从而不利于其社会融合与观念的传播。然而，整体结构不利于网络成员的社会融合与观念传播，并不意味着其中的子群结构也是如此。子群之间的关系能把网络结构和群体行动有机联系起来(Frank & Yasumoto，1998)。尽管二方关系和三方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子群，且三方关系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刘军、刘永根，2006)，但是仅从二方关系和三方关系角度还不能真正揭示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子群(小团体)结构。总体而言，目前国内运用子群分析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刘军，2006；胡勇、王陆，2006)，且他们的研究对象是农村村民或学生，而对于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子群结构分析就更为少见。

网络中子群数量的多少刻画了行动者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结合成子群从而构成更大的整体网络，子群之间的重叠性有助于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网络是怎样行事的。在有重叠子群的网络中，成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会少一些，成员的流动和观念的扩散则可能会较迅速，子群重叠少的网络中则反之(刘军，2004：152)。通过子群结构研究，对于了解一个行动者是如何嵌入一个网络，以及理解网络结构与群体行动之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远离乡土社会，乡土规范对农民工的约束作用暂时失效，而新的社会规范还没有形成，在此情况下，农民工很可能出现行为失范(anomie)，给社会造成危害(阎志刚，2002；李海超等，2006)。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子群结构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民工社会关系结构，对促进农民工成为稳定的劳动职业群体(李强，2006)，进而推动新的社会规范的形成，消除社会失范，实现社会融合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采用农民工社会网络专项调查数据，首先，分析五个公司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子群数量特点；其次，分析各个公司农民工社会网络子群重叠情况，并比较不同性别、不同网络类型的子群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的特征差异；在此基础上，最后分析不同网络的子群结构对农民工社会融合与新观念传播的可能影响。

二、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2005年4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组织的“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本次调查是在前期研究(靳小怡等，2005；杨绪松等，2005)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镇后的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其婚姻、生育和养老等观念与行为的演变。其目的是为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和社会性别平等，加强农民工计划生育管理，改善生殖健康服务提供政策建议，以促进中国城乡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次调查点分散居和聚居两类，本文采用的网络数据来自聚居类调查点。聚居类样本的抽样分别在深圳市的南山区、龙岗区和宝安区进行。依据研究目标在上述三个区抽取了包括三类不同特征农民工群体(即男性为主、女性为主和男女比例相当)的5个公司(HM公司、AMT公司、XYX公司、CZ公司和SZ公司——分别为公司名称的拼音字母缩写)。首先，对每个公司的目标人群进行编码，形成五个公司的整体网络边界；然后，采用名单识别法让被访者在相应的抽样名单中挑选与自己有社会支持和社会讨论关系的其他被访者。本次调查共发放聚居类问卷551份，获得有效问卷547份。

整体网络数据分为两大类：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社会支持指人们从社会中所得到的、来自他人(非制度性)的各种帮助；社会支持网则指个人能藉以获得各种支持的社会网络。本文采用范德普尔(Van del Poel，1993a)的划分标准，将社会支持网分为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社会交往支持网。在问卷中分别采用下面的问题来测量。(1)实际支持：“您是否向他/她求助日常小事？”(2)情感支持：“您是否向他/她倾诉心情问题？”(3)社交支持：“您是否与他/她有社会交往活动？”

社会讨论涉及的范围较广，因此，社会讨论网通常根据研究的问题来界定。本文的社会讨论网是指在婚姻、生育、避孕和养老方面是否进行讨论而形成的社会网络。无论是社会支持网，还是社会讨论网，如果被访者回答“是”，则赋值为“1”，回答“否”，则赋值为“0”。这样，在5个调查点共获得35个不同类型网络的0-1关系矩阵。5个聚居类调查点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如表 1所示。

1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表 1中，曾婚涉初婚、再婚、离婚或丧偶。HM公司是龙岗区的电器公司；AMT公司是宝安区的电器公司；XYX公司是宝安区金属器件的电喷、油漆公司；CZ公司和SZ公司是南山区的建筑公司。

(二) 方法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子群还没有明确的定义，大体上说，“凝聚子群是满足如下条件的一个行动者子集合，即在此集合中的行动者之间具有相对较强的、直接的、紧密的、经常的或者积极的关系” (Wasserman & Faust，1994：249)。通常从四个方面考察凝聚子群：关系的互惠性、网络成员间关系的可达性、子群内部成员间关系的频次(点的度数)，以及子群成员间关系与子群内、外成员间关系的密度(刘军，2004：154)。本文在计算凝聚子群时，关注的是互惠性，寻找网络中至少包含三个点的最大完备子图(派系)，即本文把派系作为凝聚子群的操作化定义。

凝聚子群结构表现在两个方面：子群数量和子群重叠性。子群重叠性是指网络不同子群中有共同成员，本文称其为重叠成员，其他成员称为剩余成员。在分析子群重叠性时，首先明确子群重叠成员的数量，在此基础上，分析子群重叠成员的特征，具体做法是对比分析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的特征。本文把农民工特征分为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流动特征包括有无打工经历和与谁同来深圳(来深圳的方式)。进行特征分析时，又分两个情况，第一，分别就每个调查地的子群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进行比较，明确各调查地的子群重叠成员的特点；第二，合并几个调查地来比较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的特征，从总体上了解农民工社会网络子群重叠成员的特点。在明确子群结构特点后，进一步分析子群结构对农民工社会融合及观念传播的可能影响。本文的分析策略如图 1所示。

在寻找子群(派系)数量时，需要对网络数据进行对称化处理。由于农民工社会网络是有向图且关系较为稀疏，本文进行对称化处理的原则是：只要两人之间有关系(不管是否互惠)，都认为是互惠关系。这样做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但不论农民工参与社会支持和社会讨论是主动还是被动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参与的活跃程度，因此，这样的对称化处理对本文的结论不会有实质性影响。由于5个公司农民工网络规模不同，为了使其具有可比性，本文对每个公司网络的子群数目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公式为：

$ SN = \frac{N}{{{\mathop{\rm int}} \left[ {n/3} \right]}} $

(公式1)

SN表示标准化后的子群数量相对值，N表示子群数量原始值，n表示网络规模。int[n/3]表示规模为n的网络、只由3成员派系构成且派系间无重叠时的最大理想派系数(子群数)。表示取整函数。

通常情况下，子群重叠成员选择的标准是根据研究的目的来确定。在研究子群重叠性时，考虑到农民工支持网和讨论网关系疏密程度有较大差异，支持网的关系明显多于讨论网，特别是在讨论网中，避孕讨论网的关系最为稀疏，所以本文确定重叠成员的标准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便于5个调查地比较，使这些调查地的标准统一；二是考虑到支持网和讨论网关系疏密程度不同，同一标准难以有效地同时区分支持网、讨论网，以及不同类型支持网或讨论网的子群重叠结构，因此，在选择重叠成员时，支持网和讨论网采用了不同的标准。在支持网中，同时出现在5个及以上派系的成员确定为重叠成员；在婚姻、生育和养老讨论网中，同时出现在3个及以上派系的成员确定为重叠成员；在避孕讨论网中，同时出现在2个及以上派系的成员确定为重叠成员。

比较子群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的特征的区别时，采用了2×2列联表分析方法。一般而言，样本量在40以上就认为是大样本。5个调查地的网络规模至少在47以上，符合列联表分析样本要求。当理论频数大于5时，进行似然比卡方检验(用LR表示)；当理论频数大于1，而小于5时，进行连续性卡方检验(用C表示)；当理论频数小于1时，进行费歇尔精确概率检验(用F表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个调查地避孕讨论网子群数较少，且SZ的所有网络子群重叠成员极少，因此，没有把这些网络子群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进行比较。本文数据处理采用UCINET软件和SAS软件完成。

三、分析结果 (一) 子群数量

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子群数量如表 2所示。从表 2中发现，农民工社会网络中普遍存在子群现象。

1 表 2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化处理后的相对值，括号外的数值为派系数目的原始值。

1. 社会支持网

首先，同一调查地三种社会支持网络子群数量有不同的特点：情感支持网的子群数量都较少，而实际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的子群较多，表明农民工在日常帮助和社会交往方面较情感交流更容易形成子群。其次，不同调查地、同一功能的社会支持网子群数量也不相同。男女混合的农民工群体(XYX)和同性别中年龄较小的农民工群体(AMT和CZ)中存在更多的子群。同为建筑公司的男性农民工群体中，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高的CZ，其子群的数目明显多于年龄稍大、文化程度较低的SZ；同为电器公司的女性农民工群体中，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低的AMT，其子群的数量则明显多于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的HM。由此可见，由于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影响，农民工社会支持网中的子群数量有很大差异。

2. 社会讨论网

同一调查地的四种讨论网中，婚姻、生育和养老话题讨论方面的子群数量较多，在避孕讨论方面形成的子群数量最少。在不同调查地、同一功能的社会讨论网中，总体而言，仍然是XYX、AMT和CZ在婚姻、生育和养老话题讨论方面的子群数量较多。对于避孕讨论，虽然总体来说5个调查地的子群数量都较少，但是相对而言，男女混合的XYX和文化程度较高、年龄较大的女性农民工群体HM的子群数量更多。由此可见，由于讨论内容隐私程度不同，不同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群体的子群数量也不相同。

总之，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子群数量明显多于社会讨论网，农民工不太愿意讨论较为隐私的话题，相对而言，他们之间更可能发生支持行为。

(二) 子群重叠性 1. 子群重叠成员数量

表 3提供了5个调查地农民工社会网络子群的重叠成员数量，从表 3中得到以下发现。

1  表 3支持网中重叠的成员是同时出现在5个及以上子群中的成员；讨论网中，婚姻、生育和养老讨论网的重叠成员是同时出现在3个及以上子群中的成员，避孕讨论网的重叠成员是同时出现在2个及以上的子群。

首先，在社会支持方面，就同一调查地、不同功能社会支持网络而言，5个调查地情感支持网的重叠成员数最少，除XYX之外，另4个调查地的社交支持网重叠成员数量最多；就不同调查地、同一功能社会支持网络而言，男女混合的XYX社会支持的子群重叠成员最多，同性别中年龄较小的农民工群体(AMT和CZ)中存在更多的重叠成员。

其次，在社会讨论方面，就同一调查地、不同功能社会讨论网络而言，5个调查地在婚姻讨论中的重叠成员最多，在避孕方面最少，生育和养老话题讨论的子群重叠成员数量介于婚姻与避孕之间；就不同调查地、同一功能社会讨论网络而言，除了SZ公司以外，另4个调查地的重叠成员都较多。

最后，尽管社会支持网比社会讨论网重叠成员的选择标准更严格，但是社会支持网的重叠成员还是明显多于社会讨论网。

2. 子群重叠成员特征

(1) 分调查地子群重叠成员特征分析。

社会支持网：

三种社会支持网的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的特征差异比较见表 4。

1 表 4 “与谁同来”中的“其他”包括和配偶/对象、家人、老乡或其他人一起来到深圳。

从表 4中发现，女性农民工社会支持网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的差异体现在个人特征上：HM公司中受教育水平越高，她们越可能在三种支持网中成为重叠成员；而年龄越大，她们越可能在社交方面成为重叠成员。AMT公司中年龄较小者更可能成为情感支持网的重叠成员。说明女性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模式具有相同点：与同龄人交往更多。但是其区别在于，年龄较大的女性农民工群体(HM公司)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在三种支持方面差异都比较明显；而年龄较小者女性农民工群体(AMT公司)仅在情感交流方面有明显的差异。

男性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这种差异体现在流动特征上：CZ公司的子群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区别在于“与谁同来深圳”和“是否有打工经历”。“与老乡等一起来的”比“自己独自来到深圳的”在三种社会支持中更可能成为重叠成员；有打工经历者在实际支持和情感支持方面更可能成为重叠成员。

男女混合的XYX公司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没有显著特征差异。

社会讨论网：

婚姻、生育和养老讨论网的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的特征差异比较见表 5。

1 同表 4。

从表 5中发现，女性农民工群体(HM公司和AMT公司)社会讨论网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的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个人特征上：在HM公司，年龄、受教育程度是重叠成员区别于剩余成员的主要特征，在婚姻、生育和养老讨论方面，多数重叠成员的年龄较大、已婚或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而在AMT公司，子群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没有显著差异。

男性农民工群体(CZ公司)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在婚姻和生育讨论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流动特征：“与谁同来深圳”。与剩余成员相比，CZ公司重叠成员主要是和他人一起来。

男女混合的农民工群体(XYX公司)养老讨论网重叠成员在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方面都不同于剩余成员。与剩余成员相比，养老讨论网的子群重叠成员更多的是受教育水平较高或者和他人一起来深圳。值得注意的是，XYX公司的农民工男女比例相当，然而不论在社会支持网还是社会讨论网，子群重叠成员同剩余成员在数量上都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说明该公司农民工在婚姻、生育和养老讨论方面男女重叠成员较为平衡。

(2) 四个调查地合并后凝聚子群中重叠成员特征分析。

为了在整体层面来分析重叠成员的特征，本文分别将4个调查地(不包括SZ公司)重叠成员和剩余成员合并在一起来比较他们的特征差异(见表 6、表 7)。

1 表 6括号里的数字是重叠成员的数目；重叠成员指的是4个调查地的所有重叠成员，剩余成员指的是4个调查地去掉重叠成员剩下的成员。

1 同表 6。

由表 6和表 7可知，4个调查地合并后无论是支持网还是讨论网，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在流动特征和个人特征上均有差异。

对社会支持网而言，在实际支持和社交支持网中，这种差异体现在个人特征，即重叠成员比剩余成员的文化程度更低；而在情感支持方面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流动特征，即与剩余成员相比，重叠成员更多的是来深圳前没有打工经历。

对社会讨论网而言，在婚姻讨论网中，这种差异体现在流动特征上，即重叠成员来深圳前更多的是有打工经历；在生育讨论网中主要体现在个人特征上：年龄较大的农民工更可能成为讨论生育话题的核心人物；在养老讨论网中，这种差异既体现在个人特征上，即文化程度，也体现在流动特征上，即“和谁同来深圳”。文化程度较高者或和他人一起出来打工者更可能成为重叠成员。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深圳农民工调查的整体网络数据，分析了5个公司的农民工社会支持(实际支持、情感支持和社交支持)网和社会讨论(包括婚姻、生育、避孕和养老)网的凝聚子群结构，得到以下主要发现。

首先，农民工社会网络中广泛存在凝聚子群，即小团体现象。不论是社会支持网还是社会讨论网，子群现象都比较明显。社会支持网中，在实际支持和社交支持方面形成的子群较多，在情感支持方面形成的子群较少；表明农民工缺乏情感交流、相对比较孤独，这与已有研究结果一致(李树茁等，2006a)。可能的原因是，社交支持更可能扩大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从而有利于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而在劳动分工方面占据有利地位，获得更好的工作；而情感支持通常是提供精神慰藉、减轻心理压力，很少影响经济地位和收入，因此回报较低。在社会讨论方面，农民工在婚姻、生育和养老讨论方面形成的子群较多，而在避孕这种隐私问题讨论上极少形成子群。这种现象表明，农民工讨论行为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受乡土社会观念的影响。社会支持网中的凝聚子群明显多于社会讨论网中的凝聚子群，这是由于社会讨论往往要表达自己对某种事物的看法和观点，涉及到内心隐私。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和避免是非，农民工通常很少进行社会讨论，即使讨论也是在相互间社会支持较多、关系要好的少数人之间进行。

其次，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凝聚子群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具体表现在重叠成员数量和重叠成员特征两个方面。

第一，重叠成员数量。在社会支持方面，农民工情感支持网的子群重叠成员数量最少，社交支持网较多。原因可能是农民工缺乏社会资本，他们的社会互动自然要期望提高资源支配能力，因此社交支持最有利，而情感支持贡献最少。在社会讨论方面，婚姻讨论的重叠成员最多，而避孕讨论最少。一般而言，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子群重叠较多，社会讨论网的子群重叠较少，说明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比社会讨论更为迫切。农民工社会网络的重叠，一方面说明有个别农民工在群体社会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因而具有更高的“权力”和“声望”，这样的结构可能不够“民主”；另一方面更说明这些重叠成员的存在成为不同小团体连接的桥梁，不至于使整个群体在社会关系层面分崩离析，从而便于不同小团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调查结果显示，40.5%的农民工更愿意和一起工作的外地打工者交朋友；当生活中遇到困难时，16.4%的农民工会首先求助于工友或同事，这样，重叠成员的出现有利于化解农民工之间的矛盾，验证了已有的观点(刘军，2004：152)。同时，在调查中还发现，流动后农民工的理想婚龄推迟、生育中的男孩偏好弱化、避孕方法更趋于现代化(短效措施)、养老更倾向于社会保险，表明社会讨论网重叠成员的出现促进了新的婚育和养老文化在农民工中传播，也说明不同子群的重叠有助于观念的扩散(刘军，2004：152)。支持网和讨论网的重叠性从行为和观念两个方面促进了农民工在群体间的融合，这一点也在调查中有所体现，即70.3%的农民工对深圳的生活感到满意，这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子群结构有助于增强群体满意度(Hansell，1981)。因此，农民工社会关系中小团体重叠更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重叠成员特征。就不同分调查地而言，女性农民工群体在支持网和讨论网中主要体现在个人特征上，男性农民工群体在支持网和讨论网中均体现在流动特征上，而男女混合群体讨论网中则在两种特征上都有体现。

在社会支持方面，女性网络子群重叠成员突出特征是年龄和文化程度。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农民工群体的重叠成员与剩余成员在三种社会支持方面差异都比较明显，而在年龄较小者女性群体中仅在情感交流方面差异明显，表明年龄较小的女性农民工群体普遍活跃，差异较少。男性网络子群重叠成员突出特征是无打工经历和与他人同来深圳。愿意和亲朋、老乡一起外出打工说明他们有提供和获得社会支持的意愿倾向，因此更可能成为“活跃分子”；而以前有过打工的经历则锻炼了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再次外出打工时他们很可能就成为社会支持的“活跃分子”。

在社会讨论方面，女性重叠成员突出特征是年龄、文化程度、婚姻和打工经历；年龄大、文化程度高且有打工经历的已婚女性农民工在社会讨论中居于优势地位。男性重叠成员突出特征是与他人同来深圳。男女混合重叠成员突出特征是文化程度高和与他人同来深圳。表明有男性成员的农民工群体的讨论网具有共同点：重叠成员的突出特征是与他人一起来深圳。说明他们的观念受乡土社会观念的影响较大，因为与亲友，老乡一起外出打工，他们的观念和思想很可能相互影响而趋同，而且由于他们工作生活在一起，社会支持较多，相互间的影响由此而加深。

合并各个调查地子群重叠成员和剩余成员后发现，在社会支持方面，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更可能在实际支持和社交支持方面活跃，而在情感支持方面，重叠成员来深圳前更多的是没有打工经历。说明相对处于劣势地位的农民工更容易成为社会支持网络的重叠成员，因为自身人力资本的缺乏迫使他们通过积累社会资本来提高资源支配能力。就社会讨论而言，那些具有丰富流动经历或者较高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更可能成为重叠成员，因为较高的人力资本有助于他们更快接受新观念，流动经历丰富了他们的生活阅历，因此，具有这种优势的农民工更可能成为相关话题的“意见领袖”。

本研究对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是农业社会，传统的乡土文化把农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现代因素的侵入所形成的动力造成的大规模产业、流动人口和新思想一方面冲击着原有的乡土团结，另一方面催生了新的人群结合方式(高丙中，2006)。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来到城市，在参与城市社会分工的同时，也通过非正式的人际关系形成了大量的小团体，而且不同小团体之间有“协调人”进行沟通，这种结构有利于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区融合和新观念的传播。

尽管如此，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农民工社会关系网络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流动性强，农民工的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地解构与重构，因而是一个动态过程，本研究只是分析了静态的子群结构，并不能反映其变化的动态过程。第二，农民工社会网络子群结构的形成(如重叠成员的出现)，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社会文化背景、制度因素等。本文从重叠成员特征进行分析，对这一问题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揭示。农民工小团体现象既有有利的一面，如促进农民工的社会融合与新观念的传播，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如农民工团伙犯罪。如何趋利避害，发挥农民工小团体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做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