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国范围的农村体制的改革、乡镇企业的转型、农民观念的变化和城乡壁垒的逐渐打破，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但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长期存在，农民即使到了城市，他们仍然被称为“农民工”，成为游离于制度之外的都市边缘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大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形成了大量流动人口租赁房屋聚居生活的社区，学界称之为“流动人口聚居区”。作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非均衡发展的产物，流动人口聚居区较之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在社会属性、区位分布、居民构成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均呈现出自发性、异质性和独特性的特点。为此，学界对流动人口聚居区进行了梳理，既有的分析性概念有：“都市里的编外村”(杨桃源等，1995：14)、“跨越边界的社区”(项飙，2000)、“流动人口聚落”(刘贵利、顾朝林，2000：24)、“二元社区”(周大鸣，2000：107)、“城市里的农村社区”(吴晓，2001：25)、“边缘社区”(吴晓，2003：40)、“边缘村”(边缘村课题组，2003：145)和“非正式移民聚居区”(魏利华、阎小培，2005：48)等。从这些分析性概念可以看出，学界的研究在同化(assimilation)理论的指导下，将聚居区视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重要媒介和方式，强调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暂时性和过渡性，将之视为流动人口逐渐适应城市生活，并最终融入城市的跳板，随着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并转化为城市居民，他们就会带着子女搬离，作为“城市乡村”连续体的过渡形态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就将自然消失。

客观而言，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及其在城乡结合部的自发聚居区和相对聚居区的形成，是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非均衡发展所出现的异质型社区，自有其生长的必然性和内在合理性。但是，近年来，随着流动人口群体构成的不断变化，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态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一个流动人口居住生活的过渡社区逐渐演化成为一个流动人口工作创业的发展场所，以北京“浙江村”为代表的相关研究(参见王春光，1995；项飙，2000；张继焦，2004)证实了这一变迁过程。从某种意义来说，流动人口聚居区强大的社区生命力与学界对其过渡社区的概念界定之间的不协调，其实质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反映的是既有的同化理论定式与变迁中的社会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学者黄光国(2003：93)借用德国社会学家舒茨的观点指出，所谓“第一序的生活世界”是指行动者对自身行动所做的“第一度解释”，而研究者根据观察所做出的解释则为“第二度解释”。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家对个体生活世界所做的“第二度解释”(second-order interpretation)，它和社会行动者对自身行动所做的“第一度解释”，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笔者认为，黄光国的观点概括了已有流动人口聚居区研究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但混淆了“第一序的生活世界”与“第二序的理论世界”之间的区别，将流动人口视为社会结构意义的被动行动者，将流动人口城市适应的过程等同于其城市适应的结果，因此，他既忽略了流动人口面临新社会情境中个体选择的自主性特征，又忽略了流动人口作为社会实践群体的能动性特征，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想当然地”将“第二度解释”等同于“第一度解释”，这样与社会实践断裂的“反社会事实的理论建构”打破了理论建构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实践纽带，无法对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实践及其社区变迁实践的复杂过程作出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解释。

基于这一理论解释缺陷，本文尝试从底层历史及其日常生活实践出发，以近年来流动人口聚居区所出现的新问题为切入点，结合近年来流动人口群体构成主体变化的背景，以社区变迁为主线分析上海郊区某流动人口聚居区(M村)的社区实践历程，通过考察流动人口面对污名化的社会情境及其群体适应城市的集体实践过程，揭示社会转型过程中，流动人口聚居区所呈现的新变化。同时，尝试通过分析社会实践形态弥补已有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帮助理解流动人口社区实践与城市适应实践之间共生共变的动态演变过程，从而更好地理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流动人口群体。

二、M村的社区历程

上海在历史上就是一座移民城市。1949年后，受户籍制度的限制，上海所吸纳的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大量减少，人口增长方式主要转向自然增长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人口增长方式又从以自然增长为主转向以迁移增长为主，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上海的流动人口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00年之后，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中心城区产业结构升级和居住成本剧增，流动人口在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的同时，新增流动人口主要为郊区所吸纳(见表 1)。至2005年，上海市中心城区来沪人员稳中有降，浦东新区和闵行、宝山、嘉定3个近郊区流动人口总量超过半数，金山、松江、青浦、南汇、奉贤5个远郊区及崇明县流动人口总量增长趋快(见表 2)。

2000年以来，上海流动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和向城乡结合部集中的趋势明显，在一些工厂和市场集中的近郊和远郊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笔者所调查的M村就是位于嘉定区的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M村是嘉定区某镇中心村，截至2006年7月，该中心村总面积1.75平方公里，辖12个生产队，户籍数为538户，共计1865人，60%户籍人口不住村，村内现有各类企业63家和2家大型批发市场。20世纪80年代初期，M村村级集体工厂通过为市厂代工的方式蓬勃发展而成为嘉定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并一直持续到1990年。之后，随着市厂的改制和转制，属于市厂联营企业的村级集体工厂开始脱离市厂而走向市场，其经济效益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急剧下降。1995年，M村开始集体经济改制，村内的企业相继以租赁、买卖、关闭的方式进行调整，目前大部分成为私营企业，村级集体经济收益一直在低水平徘徊。2002年，M村所有耕地纳入镇级土地储备，村民享受镇保，成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失地村。

1976年，M村出现第一个流动人口刘某，来自安徽寿县，目前仍在村内。据刘某的介绍，随着1974年体制下放，自己就从老家的生产队逃了出来，来到M村，凭借其炸油条的手艺在村内供销店做工。刘某在工作稳定之后就写信回家叫亲戚朋友来M村，并介绍他们进入村集体工厂做工。80年代M村集体工厂蓬勃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增加，在雇佣本村村民的同时也在不断雇佣外地农民，只是两者待遇不同，就1992年而言，本村村民大约是1500元/月，外地农民仅500元。1995年，M村的流动人口超过了900人，他们一般进入改制后的私营企业工作，在M村则以租赁房屋居住生活为主。这一时期开始进行外来人口登记注册工作实行属地化管理，1998年开始为外来人口办理暂住证，派出所负责分发暂住证工本，村里负责具体办理，按月向流动人口收取卫生费15元/人。2000年，登记的流动人口数开始超过户籍村民数。2003年取消收容遣送办法之后，流动人口办证率下降到60%以下，村委会开始按年对流动人口收取卫生管理费100元/人。至2006年7月，登记的流动人口数量达5432人(不包括老人和子女)，现有2家外来子弟学校和1个初中班，在读外来学生712名。

可见，在M村，在居户籍人口和登记流动人口的比例达1:7.3，如果将未登记的流动人口纳入计算，则预计比例将高达1:12。一般而言，学界将“流动人口聚居区”界定为：以流动人口为相对居住主体、以房屋租赁为主导聚合方式、以城乡结合部为主要区位选择的自发型集中居住区，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居住形态就可以称为流动人口聚居区(吴明伟等，2005：13)，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从这一定义来看，M村具备“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各项特征。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M村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在集体企业改制之后的上海城乡结合部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其在居村民和流动人口的比例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在流动人口构成上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市民相结合的新变化，从而带来了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新变化。总的来说，M村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在城市化进程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其社区发展历程及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当前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发展历程及其未来走向。

三、污名化：流动人口制度性排斥的社会建构

国际学界对污名化的研究始于社会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1963年，戈夫曼(Goffman，E.)最早系统地提出了“污名”(stigma)的概念，将污名视为是刻板印象的最初建构，并将它作为社会歧视的起点。¹玛丽·道格拉斯在深入研究了肮脏的规则之后，分析了肮脏的社会根源，发现那种将肮脏视为格格不入的问题的想法实际上包含着一套秩序的关联和对秩序的违反，因此，肮脏和洁净的区分实际上是一个象征体系，存在于人的认知“图式”(道格拉斯，[1970]1992：139)。Link和Phelan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了污名的概念及其5个要素，即贴标签、刻板印象、隔离、地位丧失和歧视(Link & Phelan，2001：363)。一般认为，污名概念包含污名化(stigmatization)、被污名者(stigmatized person)和实施污名者(stigmatizer)三个要素，而污名化被视为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处于强势的实施污名者通过贴标签(labelling)，将被污名者的某些负面特征加以扩大，直至形成固定的刻板印象。笔者认为，流动人口当前的污名化处境，一方面是来源于城市居民对其污名化的外在过程，另一方面则是来源于流动人口自身将污名化内化的过程。

1 “sitgma”这个词最早起源于希腊文，最初是作为奴隶的一种标志，后来演化成为一种有污点人的身体标记；在中世纪，污名又加上了宗教色彩，被用来指异教徒和肮脏身体的标记。

据M村第一个流动人口刘某的描述，刚来M村的时候还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每年年末都定期开展清理盲流的工作，据村干部的介绍，如果当时被抓，盲流将面临比收容遣送更为严厉的惩罚，他刚来的1976年底就经历过一次。据刘某的回忆，清盲工作一般由公社干部下乡来主持，由于M村属于公社中心大队，离公社所在地很近，公社干部和大队干部格外重视清盲工作，按时检查和随时检查几乎每天交替进行，有的时候半夜还到各生产队进行连夜清盲。刘某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每天晚上早早就跑到大队四周的庄稼地里躲着，一直到半夜三四点钟才敢回去，有时甚至一整夜都不能回去。刘某多亏了有炸油条的手艺，许多村民都在暗中为他通风报信。在当时各生产队队员的积极帮助下，刘某在村民的菜园子(自留地)里待过，在生产队的猪圈躲过，甚至还在生产队的仓库睡过好几天，由于缺少经验，用刘某的话来说就是“比超生游击队还狼狈”。总的来说，在刘某的经历中所体现出其与村民之间的亲密关系，从某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由于流动人口少，村民和流动人口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和睦的。至于抓盲流的工作，似乎仅仅是作为公社下达的政治任务，停留在公社和大队干部层面，似乎对村民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相反，正因为外来务工者，才补充了大队及各生产队劳动力的不足，满足了生产队员的生活需要和生产需要，他们的存在自然成为了村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

进入80年代后，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国家开始在限制范围内有条件地允许农民进城，如1984年国家规定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务工等。同时，这一时期是人民公社体制崩溃的时期，人民公社改为镇人民政府，M村也恢复行政村级建制，在原有的大队和生产队各级队办企业的基础上开始了集体经济的蓬勃发展时期，村民也从中获益，当时一般村民每月收入可达500元左右，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由于M村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80年代中期，村及各生产队共拥有113家集体工厂，其中近三成是作为市级国有企业的联营企业，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冷动机厂、农具厂和自行车部件分厂，因扩大生产急需大量的劳动力，M村各生产队将责任田转包给一些种粮户之后，所盈余的劳动力已不能满足工厂扩大生产的需求。这一时期，虽然M村的发展情况良好，但由于其地处于上海市的远郊区，从外地进入的劳动力非常少，当时村里只好采取奖励的方式，即叫来一人奖励30元的方法，鼓动村民和外乡人联系各自的亲戚朋友来村里工厂做工，从而吸引外乡人来M村就业。1990年上海市区企业改制，这时候M村的外乡人已经达到600人以上，主要以安徽人为主。1990年以后村集体企业的效益急速下滑，但是外来人口还在继续增加，到1995年就已经超过900人。从1990年到1995年，由于村集体企业效益普遍下降，很多企业处于关停并转的状态，廉价的外乡人更加受欢迎，许多村民开始待业在家，而逐渐增加的外乡人除了在工厂做工之外，也帮助村民耕作土地。1995年大部分村集体工厂通过租赁、转让、买卖和关闭的方式改制成为私人企业，由于村民的月工资一般在1000元至1500元左右，而外乡人一般仅500元，两者的工作量却是接近的，很多以低价承包或购买集体工厂的老板，就开始大量减少本地工人以增加赢利，也有老板甚至将工厂工人全部辞退，将工厂设备一卖了之。与此同时，大量外乡人居住在村里，日常生活开始出现各种问题，村内治安情况恶化，平常的口角矛盾升级，大量待业在家的村民开始有意识地排斥外乡人，特别是外乡人盗谷子的谣言使整个村庄如临大敌，本地村民和外乡人之间的潜在矛盾开始显现。

关于1993年外乡人盗谷子的谣言，现在的村干部回忆起来，都表示当时肯定有这样的事情在别处发生，M村则由于措施得当和实施时间早，才使全村的稻谷没有遭到损失。1993年5月底，稻谷快成熟的时候，在嘉定县开始流传着外乡人在其他县区哄抢未熟稻谷的谣言。至于为何哄抢，村干部的猜测是，可能是由于各村集体工厂改制，很多外乡人被辞退，没有饭吃就只好哄抢郊区稻田中尚未成熟的稻谷。各村村民自发组织起来，轮流到农田中看守，而妇女儿童则早早闭户待在家中，各个村庄一片安静却又暗藏骚动。当时村民热烈讨论的情况已经无法想象，正如一个村民所说的，家家户户连电视也不看了，田间地头一碰见就开始谈论(这个事情)，就像听说什么东西价格要上涨赶着去买一样。谣言很快演化成了冲突，帮助村民种植水稻的外乡人首先被赶走了，很多不愿走的也因村民将其被子从家里扔出而只好离开。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不让外乡人居住其空闲房间，同时还有许多人借机迅速提高房租，一些小的流血事件也时有发生。刘某所描绘的以前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含情脉脉的关系消失了，代之以一种在污名化过程中矛盾冲突的对立方关系。就谣言的形成机制而言，“一则谣言的历史，首先应该是某一群体有能力相互交流的历史，而集体记忆、实验的社会空间和机遇则是用不同方法促进谣言形成的工具”(勒莫，[1996]1999：126)，本地村民面临流动人口日益激烈竞争的生存困境，就迫切需要一个对象“成为团体他者的替罪羊，就足以使整体干预在彻底清除所有残留者的报复愿望中停止表面上的有效，而成为真正的有效”(吉拉尔，[1982]2002：108)。客观而言，本地村民的生存困境来源是多方面的，有市场化、城市化和原有体制落后等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人民公社制集体经济的崩溃直接动摇了小农的日常生活保障，虽然人民公社时期的保障水平很低，但是合作化过程实施的集体经济统一经营、收获物按土地入股和劳动比例进行分配的原则极大地削弱了小农家庭的生存风险，客观上满足了小农“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和求安求稳的心理需求(斯科特，[1976]2001：13)。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崩溃，市场化进程对小农家庭所带来的风险与阵痛，重新回归以家庭生产经营的村民在一时之间难以适应。作为群体间实践的谣言形成及其传播过程，实质上反映的是处于强势的群体面对来自弱势群体的挑战而采用集体污名化方式来排斥弱势群体，进而保持群体利益的群体应对风险实践。流动人口的大量涌入对本地村民在就业、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冲击是直接的，直接打破了本地村民既有的模式化认识和自我认同，在社会冲突外显的过程中似乎成为了本地村民生存风险的直接来源，本地村民通过集体协作来抵御日益增大的生存风险的客观结果形成了群体内部团结，主客之间的矛盾激化强化了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群体符号边界(方文，2005：25)，作为群体直接外来威胁的流动人口，客观上成为了群体整合的假想敌和替罪羊，伴随而来的制度性排斥显示了村民集体采用群体整合的方式抵抗外部生存风险的群体生存策略。

外乡人哄抢未熟稻谷的谣言成为了本地村民对外乡人整体污名化的起点。在这以前，本地村民讨论外乡人，一般都指涉具体个体，但是自从谣言发生以后，本地村民在和外乡人争吵的时候就经常以“你们外地人”开头，这一细节的变化反映出个别外地人的缺点被整体放大，进而形成群体负面印象的变化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行动色彩。作为群体实践过程的谣言传播机制就污名化实施者的本地村民而言，社会冲突是一种安全阀，具有对群体整合的功能，“冲突有利于建立和维持社会或群体的身份和边界……模式化的憎恨和互相对立可以起保护社会分工和分层系统的作用。这种模式化的对立，可以防止社会系统中各子群体之间界线的逐步消失，并为整个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指定他们的位置”(科塞，[1956]1988：20)。就这一意义而言，谣言的形成就是本地村民集体对外乡人群体整体污名化的实践过程，而替罪羊式的谣言传播机制将潜在的矛盾显现化，污名化过程的结果就呈现为冲突性社会排斥，有的甚至以更为隐性的歧视排斥方式存在着，¹就如孙立平(2003：155)所指出的，在我国城市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过程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肮脏、随地吐痰、偷盗、不礼貌、不文明等，似乎天然正当地加在农民工的身上，一旦在一个地方发生了刑事犯罪，人们也总是首先将怀疑的对象指向进入城市的农村人。²作为直接威胁的外来人口成为了本地村民生存风险来源的象征，从这一意义来说，谣言的形成机制和传播机制也从另一角度验证了贴标签和污名化发生的社会机制进而形成刻板印象的观点，以集体抵抗风险所带来的对另一群体的集体污名化过程被陆续地扩展到新闻媒体(李红涛、乔同舟，2005)等社会各个环节，直至就成为了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性安排长期不变的社会性基础，流动人口及其作为城市边缘人的角色认同也在制度性排斥中得以在新的条件下延续。

1在笔者的调查中也发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外地人抱怨，要到村委会办理企业的各种手续，去了七八趟都没有办成，村干部的接待和反应也很冷淡；而一些本地人特别是从城里来的，一般一两次就办好的，有时甚至还会亲自上门办理。

2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这样的现象，一个镇治安干部说，该镇90%以上的违法犯罪案件都是外地人干的，一旦出现什么重要案件，他们就要配合公安干警在外来人口集中的地区进行排查，运用这样的排查来破案似乎一直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四、自愿性隔离与聚居区形成：流动人口的关系性适应策略

从污名化现象发展到制度性排斥，处于弱势的流动人口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在逐渐增大，其迁徙适应策略就需要发生相应变化。作为流动性的个体远离乡土来到城市里，同既有的亲戚朋友和社区纽带暂时中断，这时，先出来的亲戚和老乡就取而代之，相同情境压力下形成的相互帮助和相互慰藉，成为适应陌生环境和生存困境的关系网络依托，称为关系性适应策略。关系性适应策略的外在形式，就是在互惠互助网络基础上所形成的以自愿性隔离为标志的流动人口聚居形态，这是一种庇护所式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态。国外的研究将这样的现象称为“社会群体隔离”(social groups segregation)，简称社群隔离，指由于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距离而导致社会群体隔阂和疏离的现象。社群隔离有三种形式，即区位性隔离(ecological segregation)、自愿性隔离(voluntary segregation)和非自愿性隔离(involuntary segregation) (郭星华，2000：23)。自愿性隔离被视为是群体成员出于自我选择的自愿性因素的结果，笔者认为，非自愿性隔离作为污名化外化的社会情境因素，自愿性隔离作为污名化内化过程的中介因素，指出了流动人口所面临的制度性排斥及其心理诉求，关系性适应策略作为另一种集体抵抗生存风险的方式，经由自愿性隔离而发展成为流动人口聚居区形态，即结果上的区位性隔离。

20世纪80年代初期，类似刘某的迁移就业先遣者开始同其后来剧增的外乡人一起，在流动人口流动形态上由个体流动转变成为了链式流动(chain migration)(项飙，2002：265)，即带同一区域的老乡一起来，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流动色彩。据刘某的介绍，一开始带什么老乡来还是有讲究的，以亲戚朋友为主，还要同时考虑其个人品质和个人特征，如年龄等，后来，由于劳动力需求的大量增加，这些讲究没有了，同时，很多老乡也自发地来到了M村，向早来的老乡寻求帮助。进入90年代后，随着本地村民和镇村政府对外地人的排斥意识上升，还有收容遣送制度在实际操作存在的某些不规范的环节，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开始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风险，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2003年。期间的2000年，M村登记的流动人口首次超过本地村民。由此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群体所面临的生存困境是另一种集体困境，它不但没有各种制度政策的支持和保护，而且还要面临污名化情境和制度性排斥，“水深齐颈”的他们处于一种夹缝中生存的艰难状态，“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斯科特，[1976]2001：1)。

首先，流动人口作为外来者，在打破本地社会的生活秩序的同时，其自身在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时，一方面惊叹于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离开以往熟悉的社会网络而感到无所适从，这集中地表现了许烺光([1963]1990：1)所指出的中国人那种行动高度依赖外部集团的“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心取向”。

1998年，我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荒得不得了，我都找不到车，哎哟，当时我找了好长时间找不到那边。后来是一直打电话问，问了好几次，才找到那个地方，找到公交车。当时的路呀，哪有现在的路发展快呀，两边都是农田呀。人家说来上海，大城市的呀，哪里呀，当时我不就在农田附近的中学教书呀，这个地方就像家里一样。(S1-13)

刚来的时候，就是坐火车过来的时候，是充满幻想的，满脑子都是东方明珠什么的，但当时我刚刚到这的时候，我真是吓了一跳。那个时候这个地方还没有现在发展得好呢，很破的。来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正在建设，到处都是很破的。附近商品房很少，基本上都是这两年盖起来的，当时只有民房。我刚来的时候住在医院里面，租房到处租不到，很少有能租的房子。(S1-16)

一开始就是我的第一站嘛，住在那个人家废弃的房子里面，具体的平方没有办法说，它是整个一破楼，屋檐上面都长草的那种，可以想象是多么老旧的房子，很破很破的房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老鼠，成群的老鼠是钻过来钻过去。房子虽然是两层的房子，但是很破的，估计是解放前或是四五十年代建的旧民房，这个在村里面的房子，给人的感觉就是摇摇晃晃的，要倒了的感觉，房东又早已入住公房，等于说这个房子是没有人管了。当时也没有办法，刚来又没有什么积蓄，因为这房子便宜，就住这房子了呀。说实在的，老家的房子比这都不知强多少倍了，就是在老家，那时你也很难找到这样破旧的房子了。(S1-23)

其次，流动人口作为外来者，在脱离了熟悉的社区环境及其人际关系之后，其所面临的不再是所熟悉的社会关系，而是被放置于一个多变的异质性社会中，在与作为“陌生人”的本地人的各种交往过程中开始面临着各种制度性排斥，以语言适应为代表的各种障碍开始制约其与本地人的各种交往，以老乡朋友为主的交往圈成为了自愿性隔离的外在形式，无形中强化了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团结，以集体协作的方式抵抗各种制度性排斥所带来的各种生存风险。

刚来的时候，外地老师比较少，本地老师都是说上海话的。在语言上，首先是听不懂，有一些老教师还不会说普通话的，我就自己到一个地方去跟一些年轻的交流，他们会说普通话的。现在听多了，基本上能够听懂上海话了，但是说还是不能说的，那个音调，连我们学音乐的也学不来的呀。这个话，我觉得呀，真是比外语还难学的。一些音调，还有一些舌头的变化，还是非常难的，不像普通话，说出来有眼有板的，这个话讲出来很难听。(S1-14)

出来以后，感觉外面的生活和家里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我们出来以后，经历了很多磨难，很难说清楚。出来过后就进厂，在人家厂里做点简单的，因为你没有技术，只能从基础的开始来做，做过刨工，做过服装呀，我大概尝试过七八个职业，每个职业我没有干过两个月就不行了，这个时间是两年，这两年打工我不但没有挣到钱，还要家里贴钱给我用。感觉那个时候，时间过程很长的。(S1-17)

刚来的时候确实是很苦的，现在我想想，当时是怎么熬出来的，都知道怎么过来的。因为家里人，孩子什么的，都没有带过来，一个人来的，然后，上海话听不懂，那个时候，科室里面都是本地的，不像现在招了很多人，当时科室还比较少，招来的人很少，感觉都是正式工，就我们一两个是临时工，然后，早晨交班都是用上海话的，根本就听不懂，我真的是一句也听不懂，心理也觉得特别难过，我当时拼命想学上海话，心理特别难过。住的条件也不好，在值班室里面，很乱的，病人也有，还有医生出来进去的，休息不好，然后我又没有地方去，下了班也是上班，上班也是上班，特别想家。(S1-20)

其实好多外来人口来，就是因为这里是外来人口的聚集点，她在这里至少可以找到平等，我觉得有这个方面的因素，她们觉得这个是给我们外来人口开的医院，来这里就是有点名正严顺的样子，她也觉得医生会做到平等的待遇。其实，好多外地人来了，不是她们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她是怕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她觉得，来这里会好一点，这里的病人也和自己一样，她来了这里会很舒服的。(S1-18)

最后，流动人口迁移就业初期的一段时间，是其工作变动频繁的时期，他们比较容易遭遇经济上的困难，危机条件迫使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来度过危机，生存困境下的社会支持显得尤为重要，强化了其群体内部的相互认同感，同时，在日常交往与互助基础上形成的生存危机防范网络，使流动人口之间的关系迅速提升，他们在居住地在群体认同的基础上形成了社区认同感，自愿性隔离交往圈基础上的自发聚居区和相对聚居区开始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形成，在M村内各村民小组就出现了“安徽村”、“河南村”、“四川村”等自发聚居的“村中村”形态，正如一位村干部所说的，“在这里，只要是外地的就都是老乡”。

来上海以后，确实也经历过很多次经济压力，特别是刚来的时候。到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只好借钱了，找老乡借钱了。说实在的，借钱我都不好意思张嘴的。我记得，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她对我真的是相当好。那时候，我是穷到什么程度，那时候说我头发太长了，主管就叫我把头发弄一弄，我说我没钱，那时候头发弄一下大概是十块钱。正好那个时候，我跟我最好的朋友说起这个事情，她当时就给了我15块钱，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当时我含着眼泪说我不要，她不但给了我15块钱，还带我到街上买了一把伞，因为我以前上班都是淋着雨去的。她带着我给我买了一把伞，我到现在都记得，所以到她生孩子的时候，不是钱的问题了，我可以说是全情投入，“患难见真情”，这真是我最深切的感受。(S1-29)

在那么困难的情况，我又不好意思借钱，后来我没钱了，没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当时用煤油炉，没有电饭煲什么的，就用钢筋锅放到煤油炉上来煮饭。有一段时间，我们连煤油都没有了，米也没有了，我们当时舍不得吃精制油，而是吃菜油，菜油也没有了，可以说是三光了，真的什么都光了。当时非常地困难，身上只有2块钱，没有办法，逼得我不得不去张嘴借钱。我就去我老乡那里，坐了好长时间都不好意思开口，然后我老乡就说了一句话，说是不是没钱了吧，当时就马上掏100块钱出来，我特别地感激。这个事情到现在我还记得，当时，100块钱对我来说，可以够我维持好长好长一段时间的。当时处理这种经济压力，就是靠自己的忍耐，还有就是靠朋友的帮助，这样来度过压力期的。(S1-23)

我平时交往的也就是这些人，像我们科室的这些人，也是外来的这些小护士医生什么的，她们现在刚来的都比我们小，关系都挺好的，她们也都住在那些民房里面，我都把她们带到我的家里面，过年啊过节啊，只要她们不回去，我都把她们带回到家里来。过八月十五的时候，她们也是来我家的，有的回家了，小不点还打电话过来，说不回家就好了，就可以去你家了。一般情况下，都到我们家里去。(S1-16)

就“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心取向”(许烺光，[1963]1990：1)的中国人而言，“‘社会圈子’不仅是‘己’赖以自我发展的‘文化器具’，而且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空间范围内展开具有伦理性和社会性交换互助的场合”(王铭铭，1997：181)。对流动人口而言，他们在脱离了日常所熟悉的生活来到一个异质性的新世界，首先面对的就是生存困境，要解决困境必须在新社会空间基础上新建“社会圈子”，以获得关于就业、租房、生活等各种信息，而这些则要求通过充分利用先遣流动人口的各种网络得以满足。率先融入社区的先遣流动人口的网络实际上就是一个创造各种机会的信息渠道，这种建立在日常交往基础上的网络，虽然只是一个极其个人化的非正式人际关系网，但是流动人员个体却依靠它绕过各种制度化障碍而获得各种信息进而实现各种需求，也就是说，“有时不得不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绕行’强加于自己的社会角色来实现自我”(广田康生，[1997]2005：219)。

先遣者网络在化解经济压力过程中加深了流动人口之间的相互依赖，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以自愿性隔离为标志的聚居区，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流动人口如何在制度性排斥的情境下，通过互助交往在新社会空间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以规避风险来适应陌生城市生活的努力，笔者称这种适应方式为“关系性适应策略”，即“新移民(newcomers)流入朋友或亲戚所在的地区后，一旦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承认，就在该地区寻找住房并逐渐扩大其独自的族群飞地(ethnic enclave)”(同上：65)。流动人口的迁移首先是社会关系网络的迁移，保留了大量以亲戚、朋友、老乡和战友等关系为代表的社会关系纽带，通过这些关系纽带嵌入新环境的社会网络获取所需信息和帮助以克服新环境的生存风险，然后是个体关系网络衍生发展的社区实践过程，即在嵌入关系网络的基础上，在新的社区环境中建立新的关系网络，“他们的行为是不冒风险的，他们要尽量缩小最大损失的主观概率”(斯科特，[1976]2001：6)，流动人口聚居区正是客观上为流动人口提供这样一个安全网络孵化的新社会空间。从某种意义来说，以“二元社区”(周大鸣，2000：107)为特征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正是这样一种“族群飞地”(广田康生，[1997]2005：65)，相似就业背景和生活背景的人居住在一起，共同面临制度性排斥的社会情境所带来的生存风险，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超地域关系网络，满足了流动人口群体以集体协作的方式抵抗外来风险的心理需求，这就是作为“跨越边界的社区”(项飙，2000：1)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形成机制。正如周敏([1992]1995：137)在研究唐人街过程中所发现的，“唐人街那个凝聚力强的社会结构，孕育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资本，它帮助中国移民克服结构上的障碍，并提高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关系性适应策略基础上形成的以关系网络为基础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无疑也具有这样的社会经济潜质。

五、自主创业与聚居区经济：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发展性适应策略

一般而言，流动人口的自发性迁移就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个人先遣性迁移就业、链性迁移就业、网络式迁移就业，在不同阶段采用不同的适应策略(张继焦，2004：112)。个人先遣性迁移就业时期，就是前面所述的刘某，其适应过程就是要尽快融入M村生活，扎稳脚跟，以便为后来者奠定基础，其适应策略具有明显的同化色彩，刘某现在能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就是一个例子；链性迁移就业时期，就是后来的外来者顺着先遣者的经验和基础，通过居住在一起互相帮助，后来者就减少了在陌生情境中的生存风险，这一时期的适应策略就具有明显的关系性适应策略的色彩；进入网络式迁移就业时期之后，随着新生代流动人口(王春光，2001：63)比例的增加，流动人口的群体构成发生了变化，依靠先遣者个体努力形成的关系网络已经难以满足其要求。那么，在网络式迁移就业时期，流动人口的适应方式会又发生什么变化呢，聚居区整体形态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2000年4月，M村登记的流动人口数量开始超过户籍人口数，其实流动人口的实际数量要远远多于登记人数，因为一些老人没有进行登记，还有因没有身份证而无法登记的流动人口子女。到2006年7月，登记流动人口数已达5432人，这是在外来人口登记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出现的情况，因而实际数量要远远高于登记数，据村干部估计，现在住在M村的流动人口将近1万3千人。进入2000年以来，流动人口在上海就业和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68.7%的人在上海待一年以上，18.1%的人在上海待五年以上(上海社科院人口所，2003)。其中，在M村待五年以上的比例达到四分之一，待十年以上的也不在少数，像前面所提的刘某在M村待三十年的也有几位。村联防队队长兼外来人口信息员田某介绍说，自从他1993年开始在村里负责流动人口记录以来，很多人就在这里，大约80%的流动人口在M村待的时间在一年以上，所以他们和田某都很熟悉。在M村，除了数量上的急剧增加之外，流动人口群体还出现了以下的变化：一是来源地更为多元，从原来以安徽为主到现在以安徽、湖南、四川、河南、江西和浙江为主；二是举家来沪的比例不断增加，达到三分之二，家庭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有的家庭还把老人小孩接到M村来居住；三是流动人口职业构成中，私营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比例不断增加，据田某估计达到30%以上；四是流动人口的户籍类型不再单一，即农村户口的农民工，外来市民也开始大量涌入，这个比例超过40%。与这些情况相对应的是，本地村民开始向外迁移，开始是90年代中期的一些集资建房小区，2002年耕地纳入土地储备之后这个速度开始加快，其中第8村民小组整体搬迁到镇中心附近，这一时期主要是迁入商品房小区。目前仍居住在本村的村民比例约为三成，主要是一些中老年人。

随着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迅速增加，流动人口群体内部的职业构成也在发生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主要包括高中毕业生(包括中专技校毕业的技工)、大学毕业生、原来从事如公务员、教师、工人等的非农行业的外来市民、流动时间长有部分积蓄的个体户、没有上海户口的外地私营业主。这些子群体在流动人口总群体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也改变了原来以体力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职业形态，虽然一些新生代流动人口还是谦虚地说自己在打工，但是打工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变化，打什么类型的“工”，为“谁”打工，同样的词汇却开始有了不同的实际内涵。紧挨着M村的大型综合批发市场成为了一些外地批发商的天地，村内的小商店、小餐馆、小游艺厅、小网吧等已经几乎被外地个体户所垄断，村内新增的如旅馆宾馆、洗浴中心、歌舞厅等大型设施几乎都是一些外地私营业主所建，村内的一些老厂房除了一些规模较大之外，几乎都被外地私营业主所租赁。此外，一些房地产商看中了当地的交通环境优势，在储备土地(即原来村耕地)开发了三个大型的楼盘，4000元至7000元/平方米的价格满足了很多人的购房梦，吸引了不少在市区工作的白领来居住，这些人的入住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需求，给M村内的流动人口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广告公司在这里的出现就是一个例子。

从这些景象可以看出，以新生代流动人口为代表的外来人口已经不满足于停留在温饱、赚小钱的劳动力水平的定位上了，而是开始尝试自主创业并成为市场的参与主体，M村一改集体经济改制之后的徘徊状态，开始成为一个流动人口集中创业的发展中社区。这一点体现在他们的意识之中，在笔者问及“如何看待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差别”，他们的答案已经没有了上一代流动人口的那种处于污名化处境中的惊惶不安，也没有了上一代的那种处于制度性排斥情境中的自愿性隔离心理，而是敢于冲破陌生世界的制度性障碍和身份认同，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性适应方式及新的身份认同。

在社会上，我们是外地人，不像上海人，我们起点低，需要更加努力地做事情，慢慢做。(S2-1)

我觉得我们外地人还是自己有点问题，比如要遵守法律呀，该做就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要去做，同时，因为你是外地人，起点比较低，你就更应该努力，来实现自己的成功，这样成功的机会就更大一些。(S2-9)

就本地人来比较而言，外地人的拼劲是高于本地人的。关键在于，我们和他们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的，但是呢，打个比方吧，就好像龟兔赛跑一样的，如果所说我们的速度是龟的话，他们的速度就是兔了，他们的先天条件比较好的，速度也就比较快，但我们如果能够持之以恒的话，像乌龟一样的话，就是说坚持住往前跑的话，还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同样的比赛，我们可能同时，也可能比他们早点到比赛的终点，就可能和他们达到同一境界。我一直觉得是这个样子，我们的起点不同，只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比他们早到终点，这个可能还是有的。(S2-3)

打比方来说，温水里的青蛙的故事，水太热的话，它就可能跳出来，水温温的话，它就不知觉，然后被煮熟了。本地人呢，他们生活在温水中，觉得很适应，慢慢地就失去了跳跃的能力。另外，还有我知道的一个现象，是关于鸡的，鸡在野生的时候它是可以飞翔的，但慢慢地它也满足于在地面上可以找到食物的，或者眼前就可以得到的食物，它已经不想飞翔了，翅膀就开始退化了，只能留在地面上了。我十分认同，外地人的到来给本地人的生活增加了拼搏的因素。我是觉得，外地人就是一个参照物，有了参照物品在旁边之后，我们如果坐车就有感觉的，它始终有一个点在动。如果我们是作为一种参照物，他们还不动的话，他们就会感觉到一种危机感，假如没有我们做比较的话，他们永远在温水中不会长大，永远不会跳跃了。如果有开水给他们烫一下的话，他们可能就会跳跃了，我就是这样的感觉的。(S2-7)

从以上几段访谈摘要中，可以很鲜明地看出当前新生代流动人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的差别，从默默接受污名身份到敢于打破污名身份，从以自己是外地人而羞愧到为自己是一个有拼劲的外地人而自豪，从羡慕、仰视本地人的心理到意识自己的优势并尝试超越的心态，从不愿融入的自愿性隔离到成为本地发展参与主体的强烈参与意识，这些无疑是一个流动人口迁移就业过程中的巨变，这种从边缘走向主体的身份认同，显示了进城流动人口在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强大生命力，也成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生命力的来源。流动人口群体构成的变化及其对社区实践形态的影响，实质上是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形态发生了变化。从某种程度而言，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发展型适应及其所带来的社区变化，反映出流动人口聚居区所具有的文化缓冲作用，它为新生创业者的发展型适应提供了一个初级群体网络，以减轻他们在进入城市次级群体环境时所受到的震动，体现了社会网络在集体应对制度性排斥过程中的效用。虽然现在仍然还处于萌芽的状态，能否成为周敏([1992]1995)在美国唐人街的研究中所得出的具有族裔经济(the ethnic economy)形态的聚居区族裔经济(the ethnic enclave economy)，¹尚需笔者的进一步考察。但就当前M村社区经济一扫集体经济改制以来的长时间低水平徘徊的窘境，重现焕发出勃勃生机的过程而言，无不预示着流动人口所带来的崭新活力，进而成为一个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迁移社区。虽然目前仍处于实践过程当中，但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

1周敏分析的是移民社区，但是在中国户籍制度下的城市与乡村长期隔离所形成的二元社会，流动人口大量涌入所面临的制度性排斥而形成的聚居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唐人街的某些特征。当然，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发展历程是否就是唐人街的“翻版”，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的追踪考察。

五、结语

以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为核心的同化(assimilation)理论，一直是国内外人类学界和社会学界从文化适应角度分析流动人群的基础性理论之一。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文化接触(culture contact)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是一种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取代弱势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迁移者在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往往具有“文化震撼文化适应文化同化”的涵化过程，其中主要的适应方式有同化、分化、整合和边缘化四种(王铭铭，1998)，也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三个阶段：定居(settlement)、适应(adaptation)和完全同化(total assimilation)(Sauvy，1966：460)。但是，同化理论偏重采用一种主流文化和边缘文化的简单二元划分，将现实过程中的复杂过程简单化，其结果往往是陷入采用一元线性化的分析视野来看待动态的文化适应过程，简单的同化并不能得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就如笔者在访谈中发现的，很多迁移十年以上流动人口在基本适应了城市生活，自身各个方面已经与城市人没有太大区别的时候，仍然拒绝与本地人结婚，在访谈过程中始终表露出对家乡生活的向往，每年春节前后参与的钟摆式春运等等，无不显示出同化过程的复杂性和有限性。

本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面对污名化及其制度性排斥的社会情境，流动人口群体如何在社会互动和关系纽带基础上形成以城市适应形态为中心的集体化应对策略来化解新环境的生存风险；二是这种日常生活实践化的集体关系网络如何与社区结构相互作用进而影响社区的发展实践。本文通过记录一个社区的实践过程，从本地人社区到流动人口聚居区，从隔离性社区到发展性社区的变迁过程，从同化适应策略、关系性适应策略到发展性适应策略，显示了流动人口在面对污名化的社会情境和制度性排斥所带来的障碍，自身的城市适应策略及其身份认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这一点出发，笔者将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与社区变迁的视野结合起来，尝试运用共生共变的分析来克服以往同化理论将适应过程等同于适应结果的简单化取向，尝试运用族群经济理论和族群交往理论来弥补同化理论的缺憾，尝试以此来理解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动态变迁过程中的复杂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以便更好地理解流动人口群体。

吉登斯(1998：23)认为，对所有从传统活动场合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群体，存在着多元的生活风格的自主选择。这样的解释对于流动人口也是适合的，通过对上海流动人口聚集区的个案研究，笔者得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种满足流动人口自身需求的支持网络，是与在个体互助网络的基础上形成的社区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社区变迁历程，同其城市适应方式的变化紧密相关，显示了从一种消极被动的关系性适应策略向积极主动的发展性适应策略的转变过程。确实，他们置身于一个异质性的陌生世界，逐渐地在群体交往过程中确立了自己所处的状态，并明确了自己所处群体的边界，面对污名化的社会情境，他们在城市适应实践中应对制度性排斥所带来的生存风险，通过聚集区的方式完成自身认同的转变，并在一个异质社会中将自己的行为逻辑化，确认了自身所需的安全状态。在此基础上，新一代的流动人口从聚居区交往网络中获得巨大的关系网络资本，开始尝试在聚居区中打破制度性排斥所形成的边缘身份认同和自愿性隔离的社区形态，同时试图通过自主创业成为市场参与主体的方式来确立自己在城市中的新位置。这与以前新闻媒体和学界所描述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社区功能布局紊乱、公共基础设施缺乏、人口居住复杂和社会问题严重等无序和失控的状态是不同的；相反，以M村为代表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正一改集体经济改制以来的萧条局面，在流动人口自主创业的带动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呈现出明朗的发展前景，被视为城市生活跳板的聚居区不但不会自然消失，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虽然在当前阶段，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仍然是社区管理者的中心任务，但流动聚居区的社区变迁过程所反映出的新情况，则显示出另一个被忽略的任务，至于它何时被发现，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