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日晚，“中国社会理论的研究现状与展望”茶话会在中山大学梁銶琚堂第一会议室召开，这是继当天“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之后，国内学者的又一次专题讨论。与会嘉宾大多来自国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知名学者，汇集了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哲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专家，他们就目前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了轻松而又热烈的讨论。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系主任王宁教授主持了这次会议。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苏国勋教授和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王铭铭分别作主题发言，第二个阶段由与会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自由评论。

在简短的会议开场白之后，苏国勋作了“面对剧烈社会变迁的当代中国社会理论”的主题发言。他对近年来中国社会理论界面对剧烈的社会经济变迁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命题和理论作了概括，并从一般方法论层面提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社会理论研究必须树立文化自觉意识，既要根除“我族中心主义”，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并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对开展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

苏国勋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所发生的急剧的变迁，要求社会理论在借鉴吸收社会学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并概括出能反映中国社会实践自身特点的概念、命题和理论。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但客观形式已经把这一任务摆在了中国社会学界的面前，中国社会学者在这一方面理应有所作为。实际上，中国丰富生动的社会实践经验已经对发展当代社会理论提供了非常新鲜的内容。他以源于中国经验的“转型社会理论”为例，认为该理论是对西方社会理论范式的超越，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理论中传统与现代二分法的总体预设的一种理论。苏国勋批评了西方社会理论本质上把传统与现代视为水火不容的区隔和对立，以及把传统视为一成不变、僵死凝固和全盘否定的事物。他认为，转型社会理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致中和”思想的影响，把现代看作是传统的延续，认为传统和现代之间并非横亘着一条无法超越的鸿沟，也不是一种不共戴天的、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关系，而是一种镶嵌(embedded)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容和蕴涵的关系。他指出，转型社会理论强调中国社会转型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条件，不能削足适履地用中国事实去被动地诠释西方理论，国内学者如孙立平、郑杭生等人都对此作出了不同的论述和积极的贡献。当然，中国实践只是转型社会理论的一部分，其他的还包括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实践。

苏国勋充分肯定了国内学者对西方社会理论提出的质疑和挑战，例如赵汀阳以“预付人权理论”(theory of credit human rights)来质疑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theory of natural rights)的正当性和普遍性，突破了西方人权理论范式的局限，反映出了当代中国理论界不断增长着的文化自觉意识(cultural awareness)。虽然他认为“预付人权理论”这一探讨还欠完备，但它表示当代中国学人在一般社会理论方面的思考，敢于在西方学者面前提出不同的理论出来，而不是了无新意的人云亦云。针对“预付人权理论”的不完备性，苏国勋着重强调应该区分社会研究中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与“认识论上的社会整体论”之间的区别，与会学者在随后的讨论中也就此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王铭铭紧接着也作了主题发言。他高度评价了苏国勋的发言，认为苏教授为中国社会学，也包括人类学的局部理论的未来走向指明了一条希望的道路。他认为，中国社会学家完全有可能就中国社会转型的经验提出自己的一套关于社会学理论的基本设想，这是很令人鼓舞的一件事。王铭铭提出了两点补充作为讨论：首先，中国社会(形构)的特殊性一度在西方社会理论的创树中得到了相当高度的重视。他以法国涂尔干之后的年鉴学派的M.莫斯、葛兰言等人为例，认为当他们把视野拓展到第三世界以后，就发现社会理论的基础应该来自于非西方民族，其中主要有两条脉络：一个是根据原始部落来提出真正的基础的社会理论，这是M.莫斯的专长；另一个是根据非西方的文明和中古时期的欧洲的社会状态来考察社会理论的基础，葛兰言是其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历史上存在着的介于原始部落和现代国家形态之间的社会形态才更广泛地代表着人类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怪胎，是一个特殊的变异。在这些思考中，中国就进入了西方社会理论的视野，这个年代大概不晚于1920年。他指出，我们不能忽视欧洲社会学的这段历史而急于想象，20世纪的中国至少在观念上是属于断裂型的时代。在这种变态的社会心理之下，要缔造出一个“社会的宪章”几乎是不可能的。王铭铭说，假如我们把这一阶段看作是转型社会的话，那么他不认为这个阶段存在社会理论的基础，我们需要更大的历史想像力，而不要局限于20世纪，因为这个世纪多灾多难，我们干嘛不说中国是灾难社会理论的最好的发源地呢？

其次，王铭铭援引法国人类学家M.莫斯1938年的一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提出了对社会理论的相关看法。M.莫斯在文章中谈到，人类的自我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在原始部落时代，人的自我观念是脱离不了他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是不存在个体主义的，人们是在人和物的关系中理解社会的；到欧洲的罗马法时代，人类对自我的理解产生了一个剧变，这个时候渐渐形成了一种个体作为权力的单位的思想，在法律规定中明确地出现了；到了基督教成立以后，才对近代欧洲的人的观念作了最典型的铺垫，它赋予每个个体道德的自觉性，使得个体能够完全独立于另外一个个体而存在作为一个道德的自我实体。从“关系的人”到“个体的人”这一观念的演化，是无法颠覆和逆转的。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社会”指的是什么呢？王铭铭指出，一个优秀的人类学家都会这么定义社会的，社会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人和人之间的参与，是这两个方面的同时存在。这与社会学可能有点不同，但这正是M.莫斯通过著述想告诉大家的。莫斯的社会理论显然完全不同于我们过于焦虑地想批判的那种西方社会理论，因为他很自觉地把自身放在非西方的社会场景当中去理解到底什么叫做“普遍”，他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不能代表整个人类的普遍历史。

最后，王铭铭从上述的讨论中得出两个质疑：其一，为什么曾经在欧洲社会理论中占据如此重要地位的影响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的理论，会在至少1938年(或更为特殊地说是1945年)之后彻底地成为社会科学的支流？王铭铭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向来没有存在过超越个体主义方法的社会理论。每个思想家都试图从个体来理解社会，甚至把社会界定为自我的解放，改革以后更是如此。王铭铭更是尖锐地指出，实际上并没有存在一个关注“社会”是什么意义的社会学家，也不存在这样一个成文的作品，这与20世纪中国思想的去社会学化有关系；其二，“古代中国”存在吗？如果我们想从转型中国中提炼出一个纯洁的社会理论来那几乎是一个梦想，因为转型中国是一个大杂烩，转型中国的“文化极端化”(余英时等所说的)没有为社会理论提供一个前景。而古代中国照样也是一个大杂烩，存在着多种思想。我们这个社会向来不存在一个干干净净的社会形态，而是诸多种社会形态几千年的不断的混合。人和人混同并由此形成差异的并存是中国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继两位主题发言之后，各位嘉宾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少杰教授认为，这次会议的题目“中国社会理论的研究现状与展望”指出了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大问题。他具体谈了几点体会：一是如何定位中国社会学理论？社会理论和社会学究竟是什么关系？这里面有一个学科视野的问题。吉登斯今天的谈话着重认为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是不一样的，但刘少杰表示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如果仅仅把社会学限定在研究民族国家、现代社会上，那就意味着社会学随着现代社会的结束而寿终正寝。传统的学科分类是为了适应高等教育而进行的一个分类，社会理论在学术分化到一定程度上就开始寻求一种综合性学科视野，我们对这个学科的本体论基础应该有一个认识，才能理顺社会理论、理论社会学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社会理论与社会哲学、历史哲学之间等相近学科的关系，因为社会理论确实是一个综合性的视野。二是如何看待中国社会学理论？过去，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常常是用一种十分严格的实证的，甚至是狭隘的社会学观点来衡量一些研究，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是在判断别人搞不搞社会学，而是该问题、观点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有效地提出和回答了中国社会问题？社会理论也有一个多元化的问题，在社会学的视野里，应当有更多的流派，研究中国问题也应该是多视角的，我们不可能用一种视角就把中国问题说清楚的。我们应该在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多元化上进一步敞开我们的胸怀，容纳更多的多样性，在对话和平等中交流；第三个看法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民族中心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苏国勋老师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是相当好的。我们不能不去研究西方的东西，但是仅仅是去解释西方的东西也是不够的。今天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已经开始崛起，我们在文化上也应该开始寻求自立、自强和自主发展。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中华民族传统学术问题，这一点，费孝通先生晚年一再呼吁，但是没有引起中国社会学界的足够重视。我们过高估计了西方社会学理论和思想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和地位，却低估和轻视了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渊源。之前，王铭铭表达了对中国社会学的太强的忧患意识，但刘少杰表示不太同意这种过于悲观的意识，他认为中国社会学这几年还是在发展，特别是我们有了一批中青年社会学研究者。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李康副教授就王铭铭刚才的发言也提出了自己的感想。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并没有完全的脱节，不像美国的情况，这是我们的机会。李康认为，今天我们是在广州中山大学谈论社会学，而不是在北京，我们是在南中国的门户，在一个有机会以印度洋为中心，或以太平洋为中心的地方谈论社会学，所以我们应该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和多元的眼光来看社会学。在这一个视角上，王铭铭所说的中国没有一个单一的“古代社会”，也就是中国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国“转型社会”，同样我们也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所谓西方，因为西方内部也有不同的国别传统。所以并没有单一的西方，也没有单一的中国，这种单一的中国和单一的西方的关系，或者我们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的理论和本土化的需求的关系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作茧自缚”地去设计了一个问题的框架。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院长章仁彪教授从哲学研究的角度对社会研究中的概念提出了思考，他沿着上述讨论的思路提出有没有中国的哲学和中国的社会理论与社会学是什么样的关系等问题。他指出，我们在使用概念去把握世界的时候，概念是对某种事物的反映、把握和描述，反过来，概念又支配着我们的思维。他还从研究方法层面谈论了社会的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认为我们都是“瞎子”，所看到的都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没有偏见就是最大的偏见”，我们今天从不同的学科出发来研究问题都是一种偏见，都只是对整体的一个部分的认识。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成伯清副教授从中国社会学史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从中国社会学史的一段“公案”说起，即严复当年为什么把社会学译做“群学”。成伯清认为严复之所以挑起“群”字，是想以西方的理论激起中国的学术资源。他认为，在当今的学术世界中，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不仅是对世界的一种解释，也是赋予中国人以一种意义的方式。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的中国化有两种策略，一种是贴近“大传统”，即拿中国经典与西方的理论进行对接，这以严复最为明显，后来的潘光旦和孙本文等人也做得很好；一种是与中国的“小传统”相结合，走进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这以吴文藻为代表，最大的践行者当然是费老。费老确实是一代宗师，他晚年讲的“文化自觉”其实是对早年做法的一种深刻反省。成伯清认为，建立中国的社会学理论应该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基本假设出发，建立起一种能够体现中国精神的理论。

华东师范大学的文军教授在讨论中也提出了自己的三个观点：其一，他认为，理论的建构不一定要完全依赖于经验，它是可以超越的；其二，任何一个概念的概括都有一个危险性，如果我们把谈论仅仅局限在概念上是没有止境的，是不可能有一个结果的；其三，今天社会学的发展面临着一个特别难的双重压力，一是来自中国化、本土的问题，一是要跟世界接轨，要有趋同的意识，要能够去对话，既要有自己的东西，又要看到西方的东西，这既是个难点，但又要普遍化，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这种双重压力是很难超越的。

中山大学政治科学系肖滨教授也对上述讨论作出了积极回应，他提出了四个看法。第一，要全面正视中国的这三十年的变化，甚至是这一百多年的变化。如果不正视这一百多年尤其是这三十年的变化，社会理论是无法建构起来的；第二，刚才苏国勋老师也谈到的，要根据实证的研究。近几十年来，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要构建理论就要借鉴这些已有的大量的实证研究；第三，我们在以中国的经验来构建社会理论时，也不能忽略中国传统的一些资源和历史事实；第四，“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理论会不会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呢？有些西方理论是可以借鉴过来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跨学科的问题。肖滨认为，我们只有充分重视上面四个问题，才能建构出中国的社会理论。

中山大学哲学系徐长福教授从两个思想史的个案出发谈了自己的观点。一个个案是关于马克思1850年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他当时就预言中国的革命马上就要爆发了(第二年，太平天国革命就爆发了)，而且还进一步预言，等到欧洲的反对派将来逃跑到中国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万里长城上写着这么一些标语：“自由、平等、博爱”，落款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1912年才正式成立的，但是马克思在60多年前就预言到了。还有一个个案是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徐长福指出，所有的社会理论，不管是“中”还是“西”，不管是哪条道路的，把中国的社会描述给大家看，这个不算数，而是要预言给大家看，要体现出理论的洞察力来。

最后，苏国勋就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关系又阐发了自己的一些见解。第一，他认为，以前的社会理论研究所之所以称为“社会理论研究所”而不是“社会学理论研究所”，是因为社会学理论的范围太窄，只局限于这个学科，要想对社会进行研究，就必须对社会理论进行综合的研究。没有一个社会学大家不对社会政治进行研究的，没有一个社会学大家的理论像现在的社会学家那样界定得那么窄。第二，从学科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对学科的认识总是从实体到关系的转化，社会学从19世纪40年代A.孔德提出以来，社会是一个物质实体，现在完全转变为一种关系，研究社会就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很蹩脚的英文词，现在大多欧陆出版的社会学理论方面的书籍都冠之以“社会理论”，如李康翻译的《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等。包括今天吉登斯的发言，只要跟理论有关的，他没讲过一次的“社会学理论”，而是都称之为“社会理论”。这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改名为“社会理论”，而不叫“社会学理论”。退一步讲，还是应该广开门路，社会学希望其他不同的学科都来研究社会，不必搞得很狭窄。

各位与会专家在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交流，碰击出了许多思想的火花。会议期间，一些学生也参与了讨论和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