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89年：情感社会学小成之年

1 即英文的“the second shift”。该词具有两重含义。其第一重含义为“第二轮班”。其中的“shift”，是指轮班制(shift)，也称“分班制”，是工业社会中常见的一项制度安排，是指将完成一项工作的时间分解为若干的时段，由一群人通过轮流合作完成的制度设计。最为通行的轮班制就是白班和夜班这种工作安排。霍赫希尔德将已婚男女每天8小时(朝九晚五)的全职性工作时段称为“第一轮班”，而将他们下班后的做家务、照看孩子等工作所花费的时段称为“第二轮班”，这是一种比喻性的措辞，其目的在于强调，在后工业社会中，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界限已经变得模糊。据霍赫希尔德估算，20世纪中后期以来，每个美国家庭每年花费在做家务、照料小孩上的时间累计起来大约有一个月(24小时×30天)。

在英文中，“shift”一词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含义，就是转变。所以“the second shift”，也可以理解为“第二次转变”。对于女性而言，第二次转变是相对于美国社会中妇女解放运动这第一次转变而言的。在第一次转变中，妇女经历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地位转变；在第二次转变中，妇女的社会角色由以家庭为重心向工作与家庭兼顾的模式转变；妇女的家庭婚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用霍赫希尔德的措辞：她们的婚姻模式从传统模式(traditional)向过渡模式(transitional)以及平等模式(egalitarian)的转变。霍赫希尔德认为，对于男性而言，围绕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改变，男性也应当正视他们所面临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详见Hochschild，1989a：第15章)，重新定位他们的男性身份(manhood)，调整相应的性别意识形态(gender ideology)，具体包括如何评价家务在婚姻生活中的价值；如何做一个丈夫，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在现时社会中胜任、称职的父亲(fatherhood，fathering)。

1989年，对于情感社会学的发展而言，是初步取得丰硕成果的一年。正是这一年，情感社会学分会在全美社会学学会中得以确立，并且出版了在“文化情感”领域标志着既得成就的学术著作——《情感社会学研究论文集》；与此同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霍赫希尔德(Hochschild)教授在她继《情感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出版6年之后，与她的助手安妮·曼蓉(Anne Machung)共同出版了她的第二本关于“文化情感”研究的实证研究著作——《第二轮班》 (The Second Shift)。这部基于对旧金山海湾区(San Francisco Bay Area)55对均有全职工作、且育有学龄前子女的夫妇长达十余年¹追踪调查的著作，被“纽约时报书评”专栏评为1989年最值得关注的社会科学著作。该书1989年初版之后，不仅引起了社会学界自身的强烈关注，前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迈克·布若威评价该书是“把有酬劳动当作劳动关系来研究的一系列文献的踏石”(布若威，[1979]2005：78)，而且也在整个社会公众中引发了巨大的反响。1997年，这本书再次出版，霍赫希尔德为它撰写了一篇后记。根据全球著名搜索引擎谷歌学术网站²的最新统计，该书的两个英文版本先后被引用多达1042次。迄今，该书先后被翻译为德文(Zolnay Press，German)、日文(Asahi Press，Japanese，附有一篇作者特别撰写的前言)、荷文(Unibock Press，Dutch)、阿拉伯文(International Publishers，Cairo，Egypt)，以及韩文(Aha-chim-e-seul)。

1 研究具体开展时间是1978年至1988年。

2 http://scholar.google.com/scholar?q=second+shiftretrieved on Jan 30，2007.

在这本著作中，霍赫希尔德指出，个人的情感体验与时代命运被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这一点可以通过情感透镜观察到。情感社会学通过探索构建、引导情感体验的社会文化与社会成员自身的情感感受之间的作用机制，证明了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观念能够将其力量投射到社会成员的情感体验过程之中，从而引发生活模式的重大变化。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在后工业社会来临时，工作模式的变化如何影响夫妻之间的情感体验，进而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生活。霍赫希尔德把夫妻对于“第二轮班”(the second shift)的安排，作为探究家庭模式变化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一面透镜，从中可以清晰看出美国社会转型与家庭成员的情感体验、情感表达之间内在的关系。

二、霍赫希尔德与“第二轮班” (一) “第二轮班”研究概述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社会的一个主要态势是“相对于制造业经济的服务业部门的扩张”(贝尔：1997：16)，¹它标志着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在这一背景下，经过妇女解放运动的洗礼，走出家门接受过教育与培训的妇女开始进入到劳动力大军之中。顺应这一变化，美国家庭在工作领域和家庭生活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即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张力，在育有学龄前子女的核心家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围绕职业父母如何应对工作压力、安排家务(house chores)和承担扶养子女的责任等一系列问题，通过从他人的问卷调查和定性研究中广泛取样(wide sample)，同时立足于十余年来对于150对职业夫妇、服务业工作人员的跟踪性访谈调查、参与观察，霍赫希尔德及其助手以“情感”为透镜，分别在家庭和社会的截面上，展示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职业女性在美国经济中的爆发性增长及其引发的“这个时代根本性的社会革命”(the basic social revolution of our time)，这场革命分别在社会和家庭生活层面造成了后果，情感则成为一系列后果的试金石(touchstone)。在双职且育有学龄前子女的夫妇之间，因为处理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压力问题不当而引发的情感折磨(feeling torn)，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引发了大规模的灾难性后果，其表现之一是离婚率的飙升，以及“离婚时代”(age of divorce)的来临；表现之二是父母无暇关注孩子的需求，使越来越多美国儿童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管理、抑制自己真正的情感，把自己真正的情感密封起来(sealed off)，不少孩子开始表现出情感冷漠的特征，与之伴随的则是成年后社会适应能力的退化，以及由此滋生的大范围内的焦虑；表现之三是将广大职业女性置于与19世纪“进城农民”类似的处境——力图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改变自身早先在社会、法律、经济或教育方面的劣势地位。与19世纪的进城农民相比而言，当代职业女性处境的恶劣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19世纪，当农民开始走进城市的时候，他们的妻子留守在家庭之中，充当了男人们所遭遇的变迁压力的缓冲器。而如今，妇女投入劳动力大军之时，传统文化开始贬值，面对就业中的压力，却没有人为职业女性疏解变迁压力(Hochschild，1989a：248)；表现之四是使“他们(男人)在婚姻之外支配着女性(同上：251)。”霍赫希尔德指出，传统婚姻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经济上的再分配机制：丈夫的收入在家庭中实现了再次分配。但是，现今婚姻的再分配功能日益受到削弱。丈夫相对的高工资使他在离婚中的损失相对降低，因此有更大的离婚自由；而妻子的低工资以及面对抚养子女的道义压力，使她更害怕离婚，因此也使女性对于婚姻更为迁就，处于弱势的境地。

1 D.贝尔对于这一特征给予了更为详细的论证。他指出：“1960年，在扩大的共同市场地区，占总数39.5%的工人是在服务业(广义上指运输、贸易、保险、银行、公共行政、个人服务)。13年后的1973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7.6%。”(贝尔，1997：16)

霍赫希尔德指出，要走出目前“第二轮班”在家庭以及社会生活中造成的阴影，要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男性在第二轮班中的到场。婚姻作为两个人达成的一项社会契约，它的维系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对于解决儿童所面临的问题，霍赫希尔德认为父亲角色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父亲更尽职的家庭，孩子更有安全感而缺少焦虑。”(同上：235)另一个解决方案是社会推行“亲家庭性的改革”(profamily reform)，在制度层面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保障，在税收、补贴方面照顾育有学龄前子女的双职家庭。譬如政府给予企业相应的免税举措，鼓励企业为双职家庭提供相应的假期、“兼职工作机会”和“灵活的工作时间”(同上：268)。

(二) 公共社会学的价值取向

在写作手法上，霍赫希尔德不只聚焦于“第二轮班”的学术探讨上，而且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力求促成整个社会大众对于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的根源有着更深切的体会。布里尼评价说，“该书同时因为将复杂和创造性的分析与高度的大众吸引力成功结合起来，给予非专业人士的专家提供了大量的启发。”(Brines，1990：279)相应地，“定性数据与想象性的分析的非典型性融合，适合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使这些读者明白，对于双职夫妇而言，克服顽固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何其困难，尤其是在他们不能从社会方面得到普遍支持的时候。”(Benoit，1991：456)霍赫希尔德在对双职夫妇的情感经营过程进行研究时，体现了一种“寻求将社会学带到学术外的公众面前，促进对关系到社会命运的诸多争议进行对话，并将我们所信奉的价值放在公众这一微观的层面上”¹的研究取向(Buravoy，2004)。其中所展现的是社会学家对于普通大众所面临的困境的深切关注。米尔斯(2001：184)曾经写道：“当普通人处于困境或感到他们要应对的难题时，找不到思考和行动的明确目标，他们不能确定是什么东西危及到他们模糊感到属于他们自己的价值。”霍赫希尔德的经验研究以丰富生动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米尔斯的判断。双职父母将社会的张力吸纳进入他们自身的日常生活之中，却鲜少从社会的宏观角度来反思他们的困境，而是将这种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张力视为由配偶个人的人格或意识缺陷所造成的困难。换言之，他们把群体性的灾难作为个体性的人性缺点来接纳下来。发轫于社会转型的大范围的婚姻危机，变成了夫妻之间婚姻调适不当的幻象。出于社会学家的洞察，霍赫希尔德从夫妻之间具体而微的情感互动来剖析婚姻危机之后的社会力量之手，从而戳穿了蒙蔽普通人的幻象，引导大众对于自身处境作出反省，进而呼吁从社会政策、意识形态重塑的角度作出相应的变革，这中间展现了公共社会学的诉求。

1引文来自上海大学谭婷、吴永红、徐雄的中文译文，特此致谢。

(三) “现代家庭生活‘民族志’”的研究手法

从方法论角度考察霍赫希尔德对于“第二轮班”的研究，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她运用了人类学中的“民族志”(ethnography)的研究手法。笔者将它形容为“现代家庭生活的‘民族志’研究”。民族志早先是由人类学家发展起来的用以观察、记录、解释异民族、原始部落的资料收集技巧和分析工具。在后殖民主义时期，民族志工作控制了先入为主的偏见，并且从研究异文化转向探索本民族文化。霍赫希尔德的研究肇始于访谈，随着研究的推进，参与观察的比重日渐加大。在对于55对均有全职工作，且育有学龄前子女的夫妇长达十余年研究的过程中，霍赫希尔德对其中的焦点个案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她不仅观察他们的言行举止，而且陪同他们购物、出行、游玩，进入他们的家庭生活，与他们共进晚餐、探讨抚育小孩问题以及私密话题，捕捉了双职夫妻生活中具有符号象征意涵的特殊安排。霍赫希尔德借用了民族志中“微观民族志”手法，来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现代美国家庭生活中“含有的多样‘社会情境’”(Spradley，1980：29)，不再只是对于他者生活的一种“文献化”，而是以社会学家的主体视角来剖析现代生活，融主体性感悟与客观性观察于一炉，探究“情感”的社会基础。同时，以“小民族志”的写作方式来呈现研究结果，她从55对夫妇长达十余年的资料中提炼出7对夫妇的生活故事，描绘了他们的“性别意识形态”、“婚姻模式”、“性别策略”、“家庭谜题”，以及“感激经济”(the economy of gratitude)，并且以类似叙述故事的方式比较他们的异同点，在描述的基础上，展示了个人的情感体验是如何被社会机制所宰制的。这与“公共社会学”的诉求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因为，无论对于普通公众还是圈内专业人士来说，阅读一个个详实而富有启发性的现代家庭小故事，总比啃嚼满是术语、不着感情的专业学术论文有趣得多。

有关霍赫希尔德在方法上的特色，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她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定性研究，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她将自己的定性实证研究资料与其他学者大规模的定量问卷调查资料进行不断的比对，力图使研究结果得到进一步的深化。譬如，她在以“民族志”的方式呈现职业母亲一年工作13个月，同时还面临婚姻危机或是情感折磨时，就与社会学家佩吉·萧伊茨(Thoits，1986)的大规模调查成果进行比较。根据萧伊茨的调查，职业母亲相对其他群体更容易感到“焦虑”(Thoits，1986)。这样一来，她的研究的解释力无疑藉定量研究的结果得到了拓展。

三、文化：情感视角

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界就有着通过“情感”来透视和解释社会现象的传统。柯林斯(2006：123)在评述M.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研究时指出，M.韦伯认为“基督教工作伦理的情感规训赋予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动力”。霍赫希尔德的研究则承继了这一传统。社会成员的情感体验的文化意涵何在，是“文化情感”研究的考察焦点。柯林斯(1998：75)认为：“文化本身……是一种社会资源。它提供了现时支配社会形势及操作社会结构的定义。”以“文化情感”作为透镜，分析双职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对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所具备的意义在于，不同于普通心理学或是生理学的取向，它更多地关注社会力量如何模塑社会成员的情感体验以及社会成员如何理解自身的情感。社会力量对于情感的巨大渗透力，体现在文化具有强大的“可塑力”(plastic power)。尼采(2000：4)就认为文化的可塑力可以“将过去的、陌生的东西与身边的、现在的东西融为一体”。这一点，在霍赫希尔德的研究中表现得格外明显。霍赫希尔德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制约男女情感感知、表达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所拥有的基于文化脚本之上的“性别意识形态”¹(gender ideology)，导引着他们在一个个家庭情境下，时而感激对方，时而心中又满怀怨忿，时而对生活充满着挥遣不去的绝望。

1 在霍赫希尔德看来，“性别意识形态”是“一套行动计划，主体凭借它，尝试着解决手边的问题，这套行动计划体现了行动主体置身其中的文化对于男女两性所持有的观念。为了追求一种性别策略(gender strategy)，男人从童年开始便形成何为男人、何为女人的信念，这些信念与他深层的情感锚定在一起(anchored to deep emotions)，使他在如何对于自身男性气质的思考、体验与行动选择之间建立联系。对于女性而言，情况也是一样。”(Hochschild，1989a：15)

在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会出现“社会中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贝尔，1997：127)。霍赫希尔德将这种“分离”描述为“变革失速”²(Stalled Revolution)，即飞速演进的社会产业结构与鲜少变化的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的巨大张力。正是产业结构和工作模式的变化与家庭变革的不同步，使家庭成为冷酷现实“重要的震荡吸收器”(major shock absorber)(Hochschild，1989b：97)。这是美国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诸多家庭问题的社会根源之一。“社会中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在现代社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社会经济系统对于人们生活世界的冲击，在本质上引发了哈贝马斯笔下所论述的“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殖民”这一灾难。哈贝马斯(Habermas，1987：150)认为，“生活世界是基于共识而实现社会整合的，而系统的整合借助的则是‘个体决策的非规范性制导’(non-normative steering)，而不是主观上的协调。”霍赫希尔德所描述的双职夫妻工作模式在美国社会中的扩散，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哈贝马斯所论述的系统向生活世界进行殖民的一个生动的注脚。从家庭社会学抑或婚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男女之间的婚姻生活在制度上虽然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社会安排，但是在婚姻之内的世界则是一个基于“共识而实现社会整合”的世界。这可以从霍赫希尔德对于“性别意识形态”、“婚姻模式”、“性别策略”和“家庭谜题”等一系列主题的论述加以佐证。可见，婚姻原本是男女基于一系列共识而达成的契约，这些契约既有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也关注情感交流方面的需求，这些因素在特定的时空演进背景下形成了一套文化模式，这套文化模式在资本主义晚近时期之前所具有的主要特质是“理解性”或者“沟通性”，这标志着婚姻的世界的绝大部分领域仍旧落脚在“生活世界”之中。然而，到了后工业时代，工作模式的变化，经济系统(职业生涯)对于人们的生活的“制导”(steering)力量大大增强。随着专门负责制导的、以经济因素为核心的种种社会组织的出现，货币与权力这些并非建立于理解性规范之上的元素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力日显突出，原本处于相互独立的“生活世界”与“系统”演变为“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不断入侵。所以，如果要将“第二轮班”所带来的灾难的实质作一个抽象性的概括，那么人们在情感领域所遭遇到的一系列折磨，实质上是“系统向生活世界殖民”过程的“并发症”。

2 “stalled”一词，原意是指，飞机遭遇意外气流导致发动机熄火从而失去控制的情形。失速，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汇，既可以指速度失去控制，也可以指丧失以往的速度(陷于停滞)。在这里，霍赫希尔德用它来指美国社会变迁的失速，即先前处于启动状态的社会变革突然陷于停顿状态；“stalled”的另一层含义是指马厩中一个个相互隔离着的畜栏式的状态。失速变革，也指社会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碎片式的，相互分离的非同步性变化。

四、第二轮班与中国社会

虽然“第二轮班”中所论述的家庭模式的转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似乎在城市生活中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然而，遗憾的是，学界在这方面似乎并没有投入太多的关注。中国的城市女性在走出家门后，如何同时经营自己的职业生活和婚姻生活，她们当时所面临的困境有哪些，至今没有成熟的学术成果问世。相应地，郭于华(2003)对于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妇女投入农业生产后所面临的“第二轮班”困境则予以了生动的展现。其中的一个生动的图景就是：走出家门的妇女如何在工作和家庭之间走钢丝绳，以及她们如何解释、理解并回忆自身的情感。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学界称之为“社会转型”的时期。综观美国社会的转型和中国社会的转型，我们可以发现，前者是一种单维度的变迁(主要是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而中国的社会转型则是多重维度交织、叠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情感负载着多重内涵，更为迷离，但是其文化底色则更为多彩。这表现在“第二轮班”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各种形态展现出来，其结果是由于多元性而变得不再明晰可辨。从学者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大体上推断出“第二轮班”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冲击。

(一) “丁克家庭”的兴起

学者们已提到，对于目前大多数新兴双职核心家庭来说，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丁克家庭”(夫妻双方均有收入，放弃生育小孩的核心家庭)开始占据一定的比例。仔细想来，这与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是有所背离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具有D.贝尔笔下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的特征。虽然有学者将丁克家庭的出现解释为“价值观念”的转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第二轮班”对于夫妻们的婚姻生活带来的压力，可能迫使年轻的职业父母放弃生养孩子。据上海人口情报中心的一份资料显示，在“丁克家庭”中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女性的比重为68.4%(邱文清，1998)。虽然这并不能完全说明中国城市女性越来越不愿成为“第二轮班”的牺牲者，但从中仍旧可以推测出霍赫希尔德所论述的“第二轮班”的现实影响，当然，更为可信的证据则有待于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二) 全职太太的兴衰

建国以降，中国城市的家庭生活其实经历了一个循环圈：“全职太太向职业女性的转变，职业女性复归全职太太，全职太太寻求职业发展。”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识别出第二轮班的印记。臧健(1994：21)指出，在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遭遇了三次“妇女回家”的争论。其中最能反映中国社会转型特色的一次，笔者认为就是“发生在80年代初，一直延续至90年代”的那一次。从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进入职业生活之后，在遭遇转型社会的压力时，整个社会对于这种现象所持有的一种态度，其中一个暗含的意思就是：妇女应该回家担负“第二轮班”。然而，在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对于很多家庭而言，全职太太似乎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很多男性已经不可能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具有独自养家的能力。在这一背景下，全职太太开始具有多重的社会意涵。一方面，全职太太作为权宜之计，以缓解生养小孩(“第二轮班”中的一部分工作)与工作压力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全职太太则成为成功男性的符号象征，只有事业成功的男性才有能力让自己的妻子不再工作。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女性在其中均为若隐若现的“第二轮班”付出了更为高昂的代价。虽然，全职太太数量一度呈上升态势，然而从目前的研究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全职太太更倾向于重新进入职业生活(参见吴国平，2007)，因为只有职业生活能够使女性在经济上自立，在家庭中自信，获得婚姻生活的主动权。这样看来，全职太太并不是解决“第二轮班”危机的有效途径，或许霍赫希尔德提到的“第二轮班”中“男性到场”解决方案对于中国社会更为有益。

(三) 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劣势

社会机构(特别是经济实体)对于可能出现的第二轮班心存顾虑，是女性在人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心理根源。这在高学历女性就业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近年来，无论是在什么类型的人才交流会上，总会有单位明确表明‘不要女生’”(皇甫艳玲，2000：5)。皇甫艳玲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用人单位认定女性一旦结婚养育孩子之后将会影响她们的本职工作，因为据有关统计资料，中国的全职女性每周要花25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做家务，而生养孩子以后，相应的数字将达到58个小时以上(同上：6)。可见，中国的社会机构对于“第二轮班”所持的观点(“第二轮班”是女性的事情)进一步恶化了女性的处境。从这个意义上，霍赫希尔德倡议的“社会推行‘亲家庭性的改革’”在中国更显得刻不容缓。可见，霍赫希尔德关于“第二轮班”的研究，对于反思、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将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