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证、诠释与话语：社会分析模式的比较——以自杀现象的分析为例》(谢立中，2007)、《多元话语分析：以社会分层研究为例》(谢立中，2008)等文中，我们分别以自杀现象和社会分层现象的研究为例，将多元话语分析与现代主义社会学传统中的实证分析、诠释分析等分析模式进行比较，具体展示了在对个人行动层次和结构层次的社会研究中多元话语分析的特点。鉴于个人行动层次和结构层次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静态的研究，因此，在本文中，我们拟再以现代化这种动态社会现象的研究为例，对社会学中现有的研究模式与多元话语分析研究模式之间的差异作一扼要说明，以使读者对多元话语分析模式在动态社会现象(或社会变迁领域)的研究中所具有的潜力和特点，也能获得一种较为具体的印象和理解。所谓“现代化”，按照一般的理解，指的是大约从17世纪前后，首先在西方某些国家开始的、然后逐步扩散到其他国家的那样一种社会转变过程。所谓“现代化研究”，指的就是以这一转变过程为主题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领域在文献范围上又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现代化研究”包含了所有以上述社会转变过程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包括马克思、A.孔德、涂尔干、M.韦伯、滕尼斯、齐美尔、桑巴特、特洛伊奇等以各种不同名目表述的相关著作)；狭义的“现代化研究”则指20世纪中叶，由帕森斯等西方学者(其中多数是美国学者)明确以“现代化理论”为题而呈现的研究文献。这两类范围不同的“现代化研究”文献当然都可以作为与多元话语分析进行比较的对象，但囿于篇幅，在本文中我们仅以狭义“现代化研究”文献中所包含的那些研究模式为对象，¹将其与“现代化”研究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相比较，以突显后者在现代化研究方面的基本特征。

1因此，本文后面所出现的“现代化研究”一词如无特别说明，均指此种狭义的“现代化”研究。

一、引言：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2001年，朱庆芳、吴寒光(2001)在其合著的《社会指标体系》一书中运用所谓“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标准(见表 1)，以世界银行出版的《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教科文年鉴、劳工年鉴等文献中披露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对1998年全世界120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实现程度进行了计算和评价。根据两位作者的计算和评价，1998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程度为81.9%，在120个被评价国家中居第66位。

同年，牛文元主持的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1a) 在其编写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一书中，则以研究组自己确定的八类现代化要素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²为工具，以当年(此处也为1998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在每类指标方面的平均水平为评价标准，以世界银行发布的《1999世界发展指标》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1999)》披露的数据资料为依据，也对1998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程度进行了计算和评价。结果是：与大体处于同一时段的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1998年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程度只有40.4%。

2牛文元课题组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中的“现代化指标”包括，人口发展指标：自然增长率、出生时预期寿命、成人文盲率、总和生育率；经济发展指标：人均GNP、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单位能源使用产生的GDP、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贸易占GDP比例；社会发展指标：基尼系数、成人文盲率男女差异、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生活质量水平：卫生保健总支出占GNP比例、婴儿死亡率、千人拥有医生数、贫困人口比例、安全饮用水人口比例；教育发展指标：公共教育支出占GNP比例、受高等教育人数占相应年龄组的比例、预计受教育年限(男性)、预计受教育年限(女性)；科技发展指标：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比例、从事研究开发的科学家比例、从事研究开发的技术家比例、每百万人专利申请量、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例；信息化程度指标：千人拥有计算机数、千人拥有电话主线数、千人拥有移动电话机数、千人拥有因特网宿主机数；生态化指标：森林覆盖率、国家保护区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例。用以评价各项指标的标准则是“当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在该项目指标方面的“平均水平”。

1原文为“2000年”，但文中所引数据资料为1998年数据，故此处改为1998年。

此外，何传启等主持的中国科学院的另一个研究团队“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2001)在其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1》一书中，也以课题组确定的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程度进行了计算和评价。该课题组将工业化以来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进程区分为：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为核心内容的“第一次现代化(或经典现代化)”和以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转变为核心内容的“第二次现代化”两个阶段，分别制定了第一次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标准(见表 2)，以及第二次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同响评价模型”¹，并以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13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1998年实现两类现代化的程度进行计算和评价。结果是：1998年中国实现第一次现代化的程度为73%，在参加排序的109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63位；1998年中国实现第二次现代化的程度为30%，在参加排序的109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55位。

1第二次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同响评价模型”)中的“现代化指标”包括：知识创新指标：研究与发展经费占GNP比例、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全时当量/万人口、居民国内专利申请数/百万人口；知识传播指标：在校中学生人数占适龄人口比例、在校大学生人数占适龄人口比例、每千人拥有的电视机、因特网用户/万人口；知识应用指标(生活质量)：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医生人数/千人口、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人均能源消费(千克石油当量/人)；知识应用指标(经济质量)：人均GNP、人均购买力(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NP)、物质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知识产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产业增加值比重、物质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知识产业劳动力比重、服务产业劳动力比重。用以评价各项指标的标准则是”基准年高收入国家”在该项指标方面的“平均值”。

2003年，陈剑、夏沁芳(2003)在其合著的《北京离现代化有多远》一书中也以自己设计的一套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标准(见表 3)为工具，以《2000世界发展指标》和《国际统计年鉴》等文献发布的数据资料为依据，对2000年左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程度进行了计算和评价。结果是：2000年左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程度为47.9%。

以上四项研究成果所依据的数据资料大体相同，所涉及的时间段也基本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却相差甚远。依照朱庆芳、吴寒光的评价，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已达81.9%；依照牛文元等人的评价，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程度则只有40.4%，不及朱庆芳、吴寒光等人评价的一半水平；依照陈剑等人的评价，中国现代化的实现程度也只有47.9%，略高于朱、吴评价的一半水平；依照何传启等人的评价，中国实现所谓“第一次现代化”的程度已达到73%，实现所谓“第二次现代化”的程度则只有30%。这不能不让一般读者感到困惑：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程度到底有多高？中国离完全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又到底还有多远呢？在上面这四项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程度的评价结果中，到底谁的评价结果才是更为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程度的真实状况呢？

这是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本文在下面试图要加以回答的一个问题。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来讨论一下“现代化”的分析模式问题。

二、“现代化”研究的实证分析模式

现代化研究文献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分析模式就是实证主义的分析模式。和在“自杀”现象和“社会分层”现象的研究领域中一样，在实证分析那里，被称之为“现代化”的这样一个过程被看成是一种独立于、外在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的纯粹给定的“客观事实”。现代化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以一套客观有效的程序和方法(譬如实证科学的程序和方法)来揭示在这一给定的客观事实进程背后规定着、支配着这一进程的“客观规律”。或者如布莱克(1996：18)在其编撰的《比较现代化》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对“现代化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得出诸如概括、一致或‘规律’等”。西方学者如帕森斯、斯梅尔塞、M.列维、D.勒纳、布莱克、罗斯托、阿尔蒙特和亨廷顿等人，以及上节所述中国学者对现代化问题所作的分析，即可以看成是此类研究的主要范例。

作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帕森斯将从古到今的人类社会区分为原始社会、中间社会和现代社会三种基本类型，并从一种进化论的角度详细阐释了人类从原始社会经过中间社会再转变到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按照帕森斯的这种阐释，现代社会的形成是在结构分化、适应性提升、包容、价值概化等客观机制的作用下，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原本可能是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分散取得的诸多关键性成就通过传播的方式在某些特定社会中逐渐积累的结果。这些关键性的成就是：社会分层系统的出现、文化合法性系统的出现、语言文字的出现、官僚权威的制度化、市场经济的制度化、普遍主义法律系统的出现、民主政体的出现等。一个社会在这几项关键性成就方面吸纳和积累得越多，其社会进化的水平就越高；反之则越低。原始社会几乎没有或最多只有前面第一、二种成就，中间社会则有了第三、四、五种成就，现代社会则积累了全部七种成就。因此，所谓“现代化”就是努力获取这七项(尤其是最后两项)关键性进化成就的过程。作为一个持“分析”的实在论立场的实证主义者，¹帕森斯并不认为他的这些阐释就是对社会进化和现代化过程的一种精确、客观的再现，而认为它只是一种分析图式或M.韦伯所说的“理想型”而已。但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分析的“实在论”者，帕森斯还是坚持认为社会进化和现代化过程本身是一种客观的实在，一种关于社会进化和现代化过程之分析图式的任务是在于尽量客观地再现这样一种作为过程的实在。¹而所谓客观再现的准则就是要尽量增加“对此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图式和对于经验事实的陈述之间的相符性”(Parsons，1977)。做到这一点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要尽量扩大对不同社会之进化和现代化过程进行比较研究的时间跨度和空间范围。帕森斯明确认为：“一种分析图式在其中被付诸经验验证的时间跨度越长、比较范围越广，浮现出来的那些发展趋势在经验上就越有效和理论上就越有意义。”(Parsons，1977：236)帕森斯在社会进化和现代化研究活动中所持的这种理论立场，大体也就是斯梅尔塞、M.列维、D.勒纳、布莱克、阿尔蒙特、罗斯托和亨廷顿等人在现代化问题研究中所持的理论立场。

1实证主义有多种不同的类型。所谓“分析实在论”者反对理论只能来自于经验观察的看法，主张作为一种分析图式的理论框架可以而且也应该先于经验观察(因为某些实在只有在适当的分析图式的引导下才可能对其进行观察)。但在承认即使是这类实在也是独立存在于我们的分析图式之外、我们的分析图式只是以一种类似M.韦伯所谓“理想型”的方式对它们进行再现、因而其适当性也只能通过将其与描述这类实在的那些事实陈述相对照才能得以判明这些观点上，这种分析的实在论者与那些经验主义(归纳主义)类型的实证主义之间并无二致。关于帕森斯分析实在论观点的详尽阐释，可见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第一章和第十九章。

1在The Evolution of Societies一书中，帕森斯曾简略地讨论过“结构分析”与“过程分析”这两种分析之间的关系，认为结构分析应该先于过程分析，后者只有在前者的基础上才有可能(Parsons，1977：232-234)。

实证分析模式同样也是当代中国诸多研究现代化问题的学者所持的基本理论立场。例如，孙立平在其早期著作《社会现代化》一书中，就曾经以一种与实证分析模式非常一致的口吻明确地提出社会现代化研究的内容就是“描述、解释和预测”，“描述的任务在于客观地说明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内容”；“解释的任务在于说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在于找出社会现代化中规律性的东西，在于说明现代化的规则”；预测“即对社会现代化的可能前景是什么做出预见”。孙还批评说：“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一个社会要现代化，并不一定要经过城市化，并把这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特色之一。这里边除有标新的因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现代化理论上的幼稚，对现代化的规律缺乏了解。”(孙立平，1986：32-34)罗荣渠在其所著《现代化新论》一书的序言中也明确地表达了现代化是一个客观历史过程的思想，并写到：“我深信，对于现代化的总体认识，对于现代化内涵的各种分歧看法与争论，只有对现代化的实际历史进程和大趋势有较好地把握之后，才可能得到解决。”(罗荣渠，1993：序言，2)中国科学院的两位学者牛文元和何传启近年来主持进行的现代化研究更是将实证研究明白地确定为自己的理论立场。两者不仅都把现代化理解为是一个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社会历史过程，致力于应用实证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去对这一过程加以考察，而且也都或者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理论目标之一是要“对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提出自己的实证体系”(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2b：xi)，或者明确地宣称将在研究过程中保持“科学性和客观性”(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2001：前言)。

然而，尽管如此，在“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怎样才算是实现了现代化”这样一些问题(可称为“现代化标准问题”)上，持实证主义分析模式的现代化理论家们之间却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尽管许多学者相互之间存在着大量共识，但也有不少学者相互之间有着重要的意见分歧。

先以西方学者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五对模式变项(情感-情感中立、集体取向-自我取向、特殊主义-普遍主义、先赋性-成就性、扩散性-专一性)用以刻画人类行动(以及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取向模式，并以模式变项中的后五个方面为指标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在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所达到的程度。但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社会进化》一书中，帕森斯则又提出了前述社会进化的七项关键性成就(尤其是后面三项成就，即制度化的市场经济、普遍主义的法律系统和民主化的政治体系)为客观指标来衡量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

在《现代化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帕森斯的学生M.列维(2002a)曾将一个社会的成员“使用无生命能源和(或)使用工具来增加他们努力效果的程度”作为“认定一个社会是较高现代化还是较低现代化”的基本指标。而在后来的《现代化的模式和问题》一文中，M.列维(2002b)又比较了“现代化社会”与“非现代化社会”在社会结构方面的特点，将现代社会在结构方面的基本特征具体归结为以下8个方面：(1)各单位之间较高程度的专业化或功能分化；(2)各单位之间较高程度的相互依存性；(3)伦理具有普遍主义性质；(4)国家权力虽然集中但不专制；(5)社会关系具有合理主义、普遍主义、功能有限和感情中立的特征；(6)拥有发达的交换媒介和市场；(7)拥有高度发达的科层制组织；(8)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功能也不断减少；(9)商品和服务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相互流动而非单向流动。这样，所谓“现代化”从社会结构上看就又可以理解为是上述特征逐步具备的过程。

1960年，欧美与日本学者云集日本箱根举行了“现代日本”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为“现代化”确立了8项标准(富永健一，2002)：(1)人口相对高度集中于城市之中，城市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2)较高程度地使用非生物能源，商品流通和服务设施的增长；(3)社会成员大幅度地互相交流，以及这些成员对经济和政治事务的广泛参与；(4)公社性和世袭性集团的普遍瓦解，个人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和个人活动领域的日益多样化；(5)广泛普及文化知识；(6)形成一个不断扩展并充满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系统；(7)大规模的制度，如政府、商业和工业等的存在，以及在这些制度中科层管理组织的不断增长；(8)在一个单元(如国家)控制之下的大量人口不断趋向统一，在一些单元(如国际关系)控制之下的日益增长的互相影响。这样，“现代化”也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使自己不断趋向上述标准的变化过程。

上述关于现代化标准的理论模式基本上都是一些质化的分析模式，缺乏量化的判别标准。因此，借助于它们，人们只能像帕森斯在《社会进化》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以一种抽象的、定性的方式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实现到什么程度等进行分析判断，而不能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比较具体的量化的分析判断。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统计指标的广泛开发和逐渐完善，一些学者开始利用这些经济社会指标所提供的数据来对现代化进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引发了一些关于现代化进程的量化分析模式的出现。例如，按照英克尔斯的介绍，美国学者拉西特就曾经从60个方面对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内的72个国家进行了比较研究。以这项研究所得的资料为依据，可以发现，当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的国家或地区中，农业生产占总产值的比重一般为12%-15%，服务业收入占总产值比重一般为45%，非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0%，有文化人口占总人口80%，受高等教育人口占同年龄组的比例为10%-15%，医生与服务对象之比为1：1000，婴儿死亡率为3%，平均预期寿命为70岁以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0%以上，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或以下，等等。英克尔斯介绍的这些指标及其数据后来被中国学者引申发展为所谓的“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布莱克(1996：235-236)在其所编的《比较现代化》一书中也曾经以拉西特、布洛克和克拉维斯等人所著文献中的资料为依据，对低度发展的国家与高度现代化国家之间在若干方面的差距从数字上作了对比(见表 4)。这些指标与数据以后也被中国学者引申为“布莱克关于现代化过程的指标体系”(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2001a：36-37))。除此之外，如前所述，牛文元、何传启、陈剑等中国学者以及国内不少地方政府都曾提出过自己的“现代化”量化指标体系。

这些现代化的标准相互之间既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也存在着大量不同之处。例如，在帕森斯学术生涯后期所提出的七项社会进化突破性成就中，民主化政治体系的形成就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人均GDP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均预期寿命等则与现代化程度无直接关联。而按照M.列维所说的标准，民主化政体就并非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而人均GDP、产值结构、城市化水平等也与现代化水平的评价无关。按照箱根标准，虽然民主化政体、人均GDP、人均预期寿命等都不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城市化、非生物能源比重等则成为了评价现代化程度高低的直接指标。此外，由英克尔斯、布莱克提供的资料引申而来的那些指标体系，以及由牛文元、何传启等学者自己确定的那些指标体系相互之间在指标选择和标准设立方面也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以它们分别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的程度，其结果自当会是有所不同，甚至大不相同。

由于实证主义将“现代化”认定为是一种外在于人们主观意识的、纯粹给定的客观事实，因而不得不认为对“现代化”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尽量准确、客观地把握住这一事实，并且在诸多试图对“现代化”加以把握的理论框架中应该也只有一种相对而言是最接近于准确、客观地把握住了这一客观事实的。那么，在上述这些质化或量化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当中，到底哪一种相对说来才是最接近于准确、客观地把握住了“现代化”的事实面目，因而可以用来作为对现代化进程进行“科学”、“客观”测量之唯一或最佳标准的呢？现代化研究者们围绕着这样的问题进行了不少的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这一问题，迄今为止人们还是没有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

在“现代化实现标准”一类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所引发的后果，是人们之间在现代化的起点、根源、过程、机制、发展阶段和趋势等问题上也都将可能产生不一致。这样就使得有关“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都成了从实证主义立场来对“现代化”过程进行探讨的学者们之间争论不休的对象。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三、“现代化”研究的诠释学(或现象学)分析模式

英克尔斯(1996：468 469)在总结概括现代化研究的文献时，将现代化研究的分析思路概括为两种基本类型：“现代化研究的第一种分析思路把重点置于强调社会组织的模式，而第二种思路则更加强调文化和思想意识的模式。前一种方法更重视组织和行动的方式，第二种方法却认为思想和情感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一种方法更关注机构，另一种方法更关注个人。第一种方法比较狭窄地局限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第二种方法则侧重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方法主要把现代化当作认知、表达和评价方法的变化过程来考察。现代于是被定义为一种个人的反应模式，是一整套以某种方式行动的意向。换句话说，“它是一种‘风尚’或‘精神’，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此外，巴洛齐齐对现代化理论也作了与英克尔斯类似的概括。¹

1 巴洛齐齐(2002：711)认为现代化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从基本的社会结构条件入手考察落后状况与变迁过程的问题。在分析落后状况的原因、特点以及变迁的必要条件时，这种观点着重研究历史、经济、社会因素的作用。……第二种观点更强调文化价值、信仰、心理倾向这些因素的作用。这种观点认为，文化价值、信仰、心理取向不仅是社会变迁的前提条件，而且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这些因素对变迁过程本身也发挥影响。所以，要理解发展过程，就必须考虑这些因素”。“部分持后一种的学者认为文化和心理属性是发展的基本决定因素。”

英克尔斯所说的现代化研究的第二种分析思路也就是诠释学或现象学的分析思路。正如英克尔斯所说的那样，在诠释学或现象学分析那里，“现代化”不被看成一种完全独立于、外在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的纯粹给定的“客观事实”，而被看作是一种由某些相关的社会成员个人主观建构的产物。麦克莱伦等人的从个人人格等主观方面对现代化过程所做的研究可以看作是此类分析模式的一个案例，而M.韦伯关于东西方宗教精神与资本主义形成之间关系问题所做的研究，则也如英克尔斯指出的那样正是此类分析模式的主要思想来源。

作为诠释社会学的创立者，M.韦伯强调社会现象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那些个人通过有意识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因此要理解社会现象就必须将它们还原为建构了它们的那些意向性的个体行动，通过对这些行动之主观意向及其过程的诠释来达到对它们的理解，而不能像实证主义所主张的那样从对这些现象的外部特征的考察入手来达成这种理解。按照这一思路，M.韦伯本人在对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从古至今的社会变迁进程进行分析时，主要就是从对这些国家的社会成员广泛具有的精神取向进行考察入手，将这些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看作是其成员在特定精神取向指引下所展开的那些行动的产物，以此来探讨这些国家社会成员的精神取向、行动模式与其社会变迁过程之间的关系。譬如，M.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首先会在西方基督新教国家得到比较广泛的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基督新教的教徒们在新教教义影响下所形成的特殊精神取向及其行动模式：这种精神取向及其行动模式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取向及其行动模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亲和性”，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受M.韦伯的影响和启发，20世纪中叶的部分现代化研究学者在对现代化过程进行研究时，也采纳了类似的分析思路。除了那些继续M.韦伯的论题，从精神取向、行动模式对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角度，来对包括东亚等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研究的课题之外，另有一些人则试图采用更为“现代”些的研究技术来从事类似主题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麦克莱伦、E.哈根与W.摩尔等人。例如，麦克莱伦以一种与M.韦伯有所不同的(实验心理学或文献内容分析的)方式，探讨了他所谓“商业动机”或“成功欲望”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状况之间的关系。所谓“成功欲望”指的是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人们“想把工作做好的念头”。与M.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这两者之间所发现的密切关联类似，麦克莱伦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一个人的成功欲望越强烈，他进入高收入职业阶层(如经理等)的可能性就越高；同样，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对成功的关注度越高，其经济增长的速率就越高。“通常情况下，当成功关注水平达到高值若干年后，经济的繁荣发展会达到高速率。”(麦克莱伦，2001：651)历史上的新教徒之所以善于致富，正是因为对“宗教完美性的强烈关注使得教徒及其儿子产生了对成功的企望，这使得孩子转向商业。正如前述，对成功的关注更容易在商业得到满足。”(同上：657)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一系列结论：促进一个地区文明程度提高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外部资源(如市场、矿产、商业通道或工厂)，而是开发这些资源的创业者的精神，这种精神最多地体现于商人身上”；在贫困国家中，最终决定着经济发展步伐的“不是经济规划者，也不是政治家，而是那些执行者们，他们是否具有冲力决定了规划者的目标能否完成”；战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要比美国快也“并不像苏联所宣称的那样是因为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它不择手段地在执行者中培养起更强的创业者精神”；来自国外的援助要想在贫困国家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那就“不能简单地把钱向他们的政治家和预算规划者一交了事，而应将其用于选拔、鼓励、培养那些富有积极创业者精神或强烈成功欲望的执行者。换句话说，投资于人，而不是项目”；等等(麦克莱伦，2001：647)。E.哈根和W.摩尔等人也以一些不同的方式探讨了“创新人格”和劳动态度与经济增长状况之间的关系，指出只有在那些具有强烈“创新人格”和积极进取之劳动态度的地方，经济增长才能成为一种常态(哈根，2002；摩尔，2002)。

英克尔斯与其合作者在20世纪50-60年代进行的关于“个人现代性”的著名研究有时也被看作是继承M.韦伯诠释社会学传统来进行现代化研究的一个范例。英克尔斯等人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念、态度倾向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对阿根廷、智利、印度、以色列、尼日利亚和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等6个国家的6000人进行了询问，以考察所谓“现代人”和“传统人”之间在人格方面的主要差别及其主要来源和后果。结果发现，和“传统人”相比，“现代人”一般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乐于接受新经验；(2)主张减少对外部权威的依赖和盲从态度；(3)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时，完全放弃那种听天由命的被动态度；(4)在自己及子女的职业和教育方面具有远大目标；(5)有较强的时间观念和计划观念；(6)对公共事务和地方政治有强烈的兴趣和积极参与精神；(7)对各方面的信息(尤其是国内外重大新闻)紧抓不放；等等。在对现代人格特征进行描述和分析的过程中，英克尔斯等人曾经以一种类似M.韦伯的口吻写下了以下这样几段话：“我们的研究中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界定个人现代化的态度、价值观的改变确实伴随着个人行为的改变。我们相信：这种个人行为的改变意味着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也意味着国家的现代化。而且个人行为的改变支持了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巴洛齐齐，2002：727)；“为了摆脱落后社会的过时的、压迫性制度的束缚，首先要求人民精神上的现代化，也就是他们必须把现代人的态度、价值观、行为方式整合进他们的个性中去。如果没有这一点，无论是外国援助还是国内革命都不能使落后国家进入能够自我维持发展的国家行列中去。”(同上：728)这样一些话语使得一些人倾向于将英克尔斯的上述研究工作列入韦伯主义的研究传统之列。¹但事实上，正如英克尔斯自己后来反复说明的那样，他们的基本理论立场与M.韦伯的理论立场之间还是有着一定差异的。如上所述，韦氏诠释社会学的基本理论立场是强调人们的意向行动对于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包括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团体和社会过程等在内的一切社会现实都被视为是人们意向行动的结果。而英克尔斯等人在进行上述研究工作时，则是在M.韦伯的理论立场和与其相反的理论立场之间来回摇摆。譬如上引段落中的话语显然具有比较明显的韦伯色彩，但在后来的另一篇文章中英氏的立场又有一定的改变。他明确批评别人误解了他的观点，说“常有人指控我们认为‘个人变迁必先于社会变迁’，或‘个人变迁比体系变迁来得重要’。对个人现代性作品的误解，没有比这更广泛的，也没有比这误解更甚。”(英克尔斯，2002：708)在进行有关研究时，英克尔斯等人所持的基本理论假设则是强调社会的结构和制度因素是影响个人现代化程度的主要因素。英克尔斯明确地指出，除了麦克莱伦和E.哈根等人之外，“大多数研究个人变迁的学者，也都把个人现代性视为在制度现代化下的产物(而非导致制度的现代性)，且在解释社会现代性的不同层次时，他们也常诉诸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因素，而不光就现代人格的冲击加以论断”(同上：690)；“这个领域中大多数的研究，都有一个共通的假设，即地位决定了人格，而非人格决定了地位”(同上：692)；六国研究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探讨个人是否以及如何把制度与角色的特质纳为个人属性的一部分”(同上：690)，或“个人变迁如何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中，或是经由接触现代制度而发生”(同上：708)。不过，在更具体地阐述其理论观点时，英克尔斯似乎又想在上述不同理论立场之间进行调和。英氏提出：(1)激进的或革命性的结构转变，由于涉及整个社会体系，甚少会受国民性格的心理特质，或众趋人格的决定。例如俄国及其他如古巴的政治革命所显示的，社会结构变迁并不是植基于新人格模型的扩散，而是由于权力的突然崩解。即使是较为渐进的变迁，如英、法、德三国的工业化，制度上的改变也并不须依赖先前的人格转变。(2)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平等的机会下，具有某种独特民族性的人民，将显现出愿意采纳新制度的倾向；且在实地运作这些制度时，也会有较大的成功率。这正是麦克莱伦的研究所试图表明的思想。不过，麦氏的研究方法似有一定的问题。(3)某些宗教、种族或其他文化亚团体，似乎较能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独特的角色，这些文化特质也使其成员在这些角色的执行上(尤其是企业家)更为出色。M.韦伯对新教伦理的分析，以及麦克莱伦和E.哈根等人的研究都是以此假设为出发点，但它们都只是个案研究，缺乏一般效度。(4)个人现代性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乃是使个人在其社会中及其较直接的社会网络中，扮演一个新转型的社会角色。较现代化的个人比那些较不现代化的个人会具体采纳一些不同的行为方式，这些行为方式在许多个人中间的传播和累计，将可变为一种集体输入，变成任何国家发展计划所必需的条件(同上：708-709)。这些论述表明，英克尔斯的此项研究的确受到了M.韦伯传统较大的影响和启发，但其观点和M.韦伯的立场之间也确有一定差异。在严格的意义上，很难把它看作是属于M.韦伯诠释社会学传统的一个范例。

1以下看法即为一例：“以英克尔斯、麦可勒兰德等为代表的现代化研究的人文学方向……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是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根本的保证，并指出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社会稳定、持续和健康发展的基石。一个国家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演化就是人的价值观、心理素质、行为特征的转变与培育的过程，它尤其强调人的参与意识、开放意识、进取精神、创新精神、独立性和自主性。”(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2b：108)。

如上所述，严格意义上的诠释社会学或现象学社会学传统，应该是沿着主观意识-行动过程-社会现象的逻辑路径来展开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将人们的主观意识作为解释社会现实的主要因变量，从主观意识入手来理解各种社会现象的形成和变化等等，而不是相反。就本文讨论的现代化问题而言，就是要深入到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那些人们的主观意识当中去，考察他们在被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过程当中所具有的主观意识状况(他们是如何理解自己的行动以及自己的行动参与其中的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等)，以及这种主观意识状况对社会变迁过程所具有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以此来达到对这一社会变迁过程的“真实”理解。因为只有人们自身对自身参与其中的那些过程之意义的主观理解才是这一过程的“本来面目”。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上节所述各种(质化或量化的)现代化指标体系都具有一个共同的弊病，即所有这些指标体系大都没有深入到作为我们的考察对象、并被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那一社会变迁过程中行动者的“主观意识”当中去，不是对这样一些行动者之主观意义世界的揭示或再现，而只是对这些指标体系制作者们自身之主观意识的再现。因此，这些指标体系以及以这些指标体系为基础而作出的有关现代化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无一能够被视为是对作为考察对象的那一社会变迁过程的“真实”反映。

只要对上述指标体系的建构过程作一初步分析，我们对此就可有一更为具体的理解。正如笔者在《如何看待社会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估——兼评“中国现代化研究报告”》一文中曾经提到过的那样，任何一个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上述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就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至少都要包括以下几项基本的任务：一是确定适当的评价指标及其评价标准；二是确定每项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权数；三是确定适当的方法将各种单项指数的评价结果汇总起来，以形成一个单一的、综合性的评价结果。在完成这些任务时，现有的做法(包括上述各种现代化指标体系的作者们在内)一般是：由指标体系的制定者(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自己根据对评价对象(此处即是“现代化”过程)之本质内涵的理解来对指标体系的构成元素、评价标准、加权系数和加总方法等加以确定，或者通过专家调查的方式依据这些专家们的意见来对这些事项加以确定，或者是运用有关统计技术(如主成分分析法等)来对这些事项加以确定。这三种方法中的前两种显然都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无论是指标的选择、评价标准的确定，还是加权系数的确定等都不能不受到体系制定者或被调查专家个人知识、价值观念以及情感等多种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也正是此类指标体系缺乏唯一性的主要原因之一)，由此得出的结果无疑只是反映了指标体系制定者们或被调查专家们对被评价对象(如“现代化”过程)的主观理解，将其视为对被评价对象之客观、科学的再现是毫无理由的。后一种方法虽然克服了此类“主观随意性”问题，但所得到的结果同样既缺乏唯一性，也与人们对社会发展(或“现代化”)过程的实际感受可能会有较大偏离，因而也不能反映人们感受到的社会发展(“现代化”)过程的实际情况(谢立中，2001)。

从诠释学(或现象学)社会学的立场来看，假如我们确实想要以建立指标体系的方式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评价的话，那么，就必须对参与被评价过程的那些人们进行比较广泛的调查，了解他们对被我们称之为“现代化”的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之基本内涵、基本要素、各要素的重要性及其各要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以这些理解为依据来对指标体系的构成元素、评价标准、加权系数和汇总方法等加以确定(而不是只依据指标体系制定者自己的意见或依据被调查“专家”的意见来加以确定)。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把握住以自己的行动参与和建构了作为我们考察对象的某一现代化过程的行动者们，在从事这些行动时赋予其行动之上的那些主观意义，从而使我们依照这一指标体系来对该现代化过程进行描述、分析和评价时所得到的结果与人们广泛体验到的实际结果更相一致，因而更具“真实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四、“现代化”研究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

综上所述，实证主义者将现代化看成是一种外在于、独立于个人主观意志的纯粹给定的客观事实，因而主张从了解支配着这一事实产生和变化过程的客观规律入手来理解这一现象；诠释学或现象学的社会学家则把现代化看成是一种由行动者有意识的行动建构起来的社会现象，因而主张从了解建构了这一现象的行动者们的主观意义世界入手来理解这一现象。与此不同，在多元话语分析学者那里，“现代化”既不被看成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外在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的纯粹给定的“自然事实”，也不被看作单纯是一种由某些相关社会成员个人主观建构的产物，而是被看作一种在特定话语的约束下，相关社会成员个人对某些社会历史变迁过程进行符号建构的产物。与此相应，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在对“现代化”现象进行研究时，亦既不从了解所谓支配着这一现象的那些“客观规律”入手，也不从建构了这一现象的那些行动者们的主观意义世界入手来达成对这一现象的理解，而是主张从对人们以话语形式建构这一现象时所采用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话语构成规则)入手来达成对这一现象的理解。

具体说来，“现代化”研究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的特点：

(一) 分析“现代化”过程的建构方式和策略

“现代化”研究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的第一个特点是：努力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对人们以话语形式将某一社会变迁过程建构为“现代化”过程的方式和策略进行分析。

在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看来，正如我们以前分析过的“自杀”和“社会分层”现象一样，所谓“现代化”也不是一种完全独立于人们主观意识之外的、纯粹给定的、等待着人们去认知和再现的“自然事实”。任何一份有关某个社会“现代化”状况与过程的描述都不是对该社会“实际存在”之“现代化”状况与过程的反映或再现，而只不过是人们话语建构的产物，是人们借助于特定的词语(概念)、陈述、修辞以及主题论证方面的策略来对某一社会变迁现象所作的一种界定和描述而已。因此，要想理解人们所谓的某种“现代化”过程，我们也就必须首先去考察人们以话语形式对这一现象加以界定和描述的那些基本策略(词语[概念]策略、陈述策略、修辞策略以及主题策略等)。

试举一例来对上述观点加以说明。以下是对1998年中国“现代化”状况所作的一份描述和评价：

为了衡量现代化的进程，必须有衡量标准和量化指标，并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测算，对各国(地区)的现代化实现程度进行动态比较。

美国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英克尔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调查了6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并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10项标准。

我们认为，这10项指标基本能反映现代化、城市化、社会化、知识化的内涵，概括了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共性。虽然从现在看，英克尔斯所确定的指标中，有的已显得偏低，但整体上仍可据以在各国之间进行横向比较。

我们根据世界银行出版的《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和联合国教科文年鉴、劳工年鉴等重要文献，收集了1998年的120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的10个指标的数据(部分指标是1995年和1994年的)，用英克尔斯提出的现代化标准作为衡量值，并用综合指数法综合评价了各国现代化水平。现将1998年的评价结果简要分析如下：

中国现代化水平居世界(第)66位，比1993年上升了7位。根据对10项指标的综合计算，1998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标准(也可称为现代化指数)为81.9%，居世界66位，分别比1993年的73位、1994年的69位、1995年的67位上升了7位、3位和1位，属世界中等偏下水平。1998年世界各国平均现代化水平指数为100.8%，中国比世界平均低19个百分点。

中国的现代化虽然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速度还是比较快的，以10个指标计算的综合指数，1978年实现标准仅为59.6%，到1990年就提高到69.8%，1995年已提高到81.9%，20年间现代化指数提高了37.4%，年均提高1.6%，按此速度预测，还需13年就可达到现代化标准，跨入现代化的门槛。但这是低标准的，若按高标准要求，则需要更长时间。(朱庆芳、吴寒光，2001：290-291、295)

对于这份文本，实证主义者倾向于将其看作是对特定时域(1998年)和特定地域(中国)范围内进行的现代化这一纯粹给定的、自然历史过程(之正确或错误)的描述、分析和评价，致力于考察、检验这一描述、分析和评价的正确性(真实性)，以及这一描述、分析和评价赖以进行的“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正确性、各项指标数据的可靠性、综合指数构成方法的适当性等。诠释学或现象学者则倾向于将其看作是文本作者个人主观意识的一个建构物，致力于考察作者建构这一描述、分析和评价的主观意向过程。与这两者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倾向于将其看作是文本作者运用某些话语策略(词语[概念]策略、陈述策略、修辞策略以及主题策略等)来对“中国”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发生的某种“社会进程”在“1998年”这一特定时域范围内取得的结果所作的一种话语建构，因而致力于揭示作者在进行这种话语建构时所采用的那些话语策略。

譬如，在上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就至少采用了以下这样一些话语策略。

第一，作为贯串文本始终的核心关键词，本文所使用的“现代化”一词实际上具有非常特定的含义，即它仅是指由所谓“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中包含的相关方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产值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城乡人口比重的变化、人口知识水平的变化、人口增长形态的变化、人均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的提高等)所界定或构成的那种社会历史进程。但在上述文本中，没有一处指明其所使用的“现代化”一词其实应该只是限于这样一种含义的社会历史进程。相反，作者这种对“现代化”一词的含义不加讨论与说明的用法，以及对“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所作出的“基本能反映现代化、城市化、社会化、知识化的内涵，概括了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评价，都使人产生了“现代化”是一种不依人们的主观理解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则是对这一客观历史过程进行恰当再现的科学工具，运用它来对一个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进行描述和分析具有可靠性和科学性等这样一些阅读效果。

第二，作者主要采用了一种数字化的陈述模式(包括数字化的描述和分析语句、图表的运用等)来表述文本涉及的内容，这也加强了文本陈述的“精确化”、“科学化”色彩，大大提高了文本陈述的权威性，提高了信奉数字化、精确化等“科学”研究准则的读者对文本所述的内容的信任度。

第三，作者还采用了一系列相关的修辞手法来增强文本内容的“科学性”色彩。例如：(1)作者一开始就以一种不容置辩的语气说到：“为了衡量现代化的进程，必须有衡量标准和量化指标，并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测算，对各国(地区)的现代化实现程度进行动态化比较。”在这里，不仅“量化指标”和“衡量标准”一样成为“衡量现代化进程”所必须的一个东西，而且还为读者相信后面对现代化实现程度的分析、评价将是“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测算”的结果作出了暗示；(2)指出英克尔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十项标准，说明对现代化进程进行量化评价是国外发达国家早已经做过的事情，使读者感觉这一事情具有较高的合理性；(3)作者在介绍英克尔斯时，使用了“美国现代化问题专家”这样的称呼。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美国”、“专家”一类字眼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它提升了“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以及以该指标体系为工具所作的那些描述和分析在读者心中的权威性、可靠性；(4)在对“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本身的质量进行评价时，作者不仅明确给出了肯定的评价，而且也指出了某些缺陷，使人感觉作者对该指标体系确实是做过比较严肃认真审查的，无形之中也提升了该文本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色彩；(5)作者对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组织有关文献的引用，也是使本文所述内容的权威性在读者心中得以提升的一个重要手段；等等。

第四，作者采用了以下策略来宣示该文本的主题(1998年中国实现现代化程度的量化测算)：点出运用量化指标和科学方法来对现代化实现程度进行测算的必要性以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为例说明国外早已有了此种测算活动及其工具对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作出正面评价说明用英克尔斯指标体系对相关国家(地区)进行测算所需数据资料的来源对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和说明。这是对一项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报告时通常采用的文本格式，合乎研究报告的基本规范，增强了信奉现代科研规范的读者对其的接受度。

正如笔者在《如何看待社会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估》和《关于所谓“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几点讨论》两文中曾经指出过的那样，上述文本所用的那种“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在国外实际上并不存在，上文所谓“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其实主要是少数中国学者建构出来的东西。如前所述，由于只是少数学者的建构物，它具有相当程度的主观随意性，并不具备人们想象的那种客观性、科学性，并非什么对现代化过程的科学反映。运用这一指标体系所作的各项描述和分析因而也就缺乏人们(包括上述文本作者)想象的那种客观性、科学性(谢立中, 2001, 2003)。然而，上述这些话语策略的使用，却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使许多读者(尤其是一般读者)以为上述文本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程度所作的量化描述和分析是非常“科学的”。换句话说，假如有读者愿意接受上述文本所作的描述和分析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视为上述话语策略的结果。

(二) 辨析和识别“现代化”话语建构背后的话语系统

“现代化”研究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的第二个特点是：努力辨析和识别出在这一话语建构背后约束和指引这一话语建构过程的那些话语系统(话语构成规则)。

正如我们在对有关“自杀”和“社会分层”现象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进行讨论时所指出的那样，虽然上述话语策略的揭示使我们对上述文本的话语建构性质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即使如此，我们对文本作者为什么会采用这样一些话语策略却依然不甚清楚。对于那些受诠释(或现象学)社会学影响的人们来说，甚至有可能将这些话语策略简单地理解为是文本作者个人主观意识的产物。而在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看来，它们其实应该是文本作者所属的话语系统及其相关的话语构成规则的产物。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文本作者为什么会采用这样一些话语策略，我们就还有必要更进一步地去考察和揭示在作者们的言说行为背后约束和指引着其言说行为的那些话语系统及其相关的话语构成规则，以使我们对文本的理解达到一个更为深层的水平。

就上述文本而言，作者在建构这一文本时所采用的那些话语策略也只有被置于一些有关“现代化”的特定话语系统之中时才能得到较好的理解。

首先，如上所述，尽管上述文本通篇都使用了“现代化”一词，但该文本中所用的“现代化”一词以及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作的描述和分析都只有在一特定的有关“现代化”的话语系统中才能够得到理解。这一特定的“现代化”话语系统就是以所谓“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为基础而形成的那一套话语系统。所谓“1998年中国实现现代化标准为81.9%”、“中国现代化水平居世界66位，比1993年上升了7位”之类的说法等，显然只有在这一话语系统中才能够成立。离开了这一话语系统，所有这些关于“1998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描述和分析都将可能成为一堆“谬误”。

其次，文本大量采用数字和图表来对1998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陈述，这一话语策略也只有在这样一种话语系统中才能够得到理解：在这一话语系统中，对被言说之物进行量化描述被看作是话语具有合理性的基本标准之一，因而数字和图表一类的陈述模式被赋予了相当的重要性。现代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就是此类话语系统的一些例子。

再次，作者采用各种修辞手法来增强文本内容的“科学性”色彩，以及采用对一项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报告时通常采用的文本格式来宣示文本的主题，自然也是受现代科学主义这样一种话语系统及其相应的话语构成规则约束和引导的结果，只有放在现代科学主义这样一种话语系统中才能够得到很好的理解。

概而言之，上述文本作者所采用的那些话语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作者受到现代科学主义、实证主义、操作主义、社会指标理论和所谓“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这样一些话语系统约束和引导的结果。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和揭示了约束与引导着作者的这些话语系统之后，才可能对作者所采用的话语策略以及此一文本的内容与性质有一种比较适当的理解。

(三) 尝试对“现代化”过程话语建构的多元化理解

“现代化”研究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努力尝试对有关“现代化”过程的话语建构获得一种多元化的理解。

正如我们在讨论有关“自杀”和“社会分层”现象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时曾指出的那样，对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来说，关于“现代化”过程的话语建构过程本身也是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可能性。因此，对“现代化”过程的话语分析工作也就应该尽量从多种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话语分析工作应该尽量将“现代化”过程之话语建构的多种可能性揭示出来、展现出来，使人们真正意识到“现代化”现象的这种话语建构性质，意识到自己原本所在的那种“现代化”话语系统的局限性，从而跨越自身所在话语系统的界限，达到一种对“现代化”现象的多元化的理解，进而实现不同“现代化”话语之间的相互沟通、和谐共存。

以“1998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一话题为例，在前面第一节我们就已经表明，关于这一话题完全可以有许多互不相同的话语建构。例如牛文元等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何传启等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陈剑等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等，都可视为一种特定的“现代化”话语系统。处于这些不同“现代化”话语系统约束和引导之下的人，虽然都以“现代化”作为自己的言说主题，都用“现代化”这个词来作为自己的关键词汇，但正像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所言说、所描述、所分析的“现代化”过程，其内涵、其外延、其状态、其“规律”却可以有一定的、甚至相当大的差异。

如果说上述这些“现代化”话语系统相互之间尽管有着差异，但差异程度似乎不大，因而说服力可能有限的话，那么以下这一例子应该能够比较好地说明多元话语分析的上述观点。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相当充分的市场经济体系、一个已经相当完善的科层管理体系、一种普遍主义的法律体系，以及一个已经同样相当完善的民主政治体系。和美国相比，俄罗斯目前的现代化程度就要低得多。虽然俄罗斯也有一个已经相当完善的科层管理体系，但在其他几个方面，俄罗斯则要相形见绌：俄罗斯虽然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但这个市场经济体系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少数工业和金融寡头的操纵；俄罗斯在形式上也有一种普遍主义的法律体系，但这一法律体系的运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黑社会组织和权贵阶层的操控；民主政治似乎也已经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但克格勃对政治的影响也使这一点大打折扣。和美国与俄罗斯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处于一个更加落后的阶段。在中国，除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科层管理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之外，其他几个方面离现代化的标准也都相差甚远：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虽已接近完成，但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却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由于迄今为止法律的运作尚缺乏自主性、独立性，普遍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这一任务即使在形式上也还未完成；民主政治目前则更是被局限在一个层次非常低的水平上。就现代化水平而言，中国要赶上美国恐怕还需要相当时日。¹

1此段文字系作者根据现代化研究领域中的有关观点撰写而成。

从这一文本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与上述文本(以及第一节中前面提及的那些“现代化“话语能够建构的所有文本)完全不同的关于中国当前“现代化”状况的描述和评价：(1)上述文本对中国“现代化”状况的描述和分析是一种量化的描述和分析，此一文本的描述和分析则是一种质化的描述和分析；(2)上述文本对“现代化”所作的描述和分析主要是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产业和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医疗水平和预期寿命等方面来进行的，而此一文本则主要是从市场经济体系、科层管理体系、普遍主义的法律体系和民主政治体系等制度方面来进行的，所用的“指标”其性质完全不同。显然，这是一种与第一节中所述“现代化”话语系统有很大不同的一种“现代化”话语系统(一种从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中引申出来的“现代化”话语系统)。这一话语系统在对“现代化”的界定、评价标准等方面都与前述话语系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按照这一话语系统，即使中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产业和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医疗水平和预期寿命等方面都达到了美国一类“发达”国家同样的水平，但只要在市场经济体系、科层管理体系、普遍主义的法律体系和民主政治体系的建设方面还未达到美国一类“发达”国家同样的状态，其“现代化”进程就依然应该被认为是处于一种相对比较低下的阶段或水平上。

除此之外，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只要我们把含义和外延放宽，那么像马克思、A.孔德、涂尔干、M.韦伯、滕尼斯、齐美尔、桑巴特、特洛伊奇等古典社会理论家和吉登斯、哈贝马斯、U.贝克等当代社会理论家们有关现代社会变迁的那些理论都可以视为是一些互不相同的“现代化”话语系统。处于这些不同话语系统之下的人，在对我们现在普遍称之为“现代化”的那样一种社会变迁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时，不仅所使用的词汇可能会完全不同，而且在陈述策略、修辞策略和主题策略等方面也会有相当大的差异。他们各自对我们现在称为“现代化”的那一社会变迁过程所作的那些描述和分析，也都不是对什么独立于他们各自所属话语系统之外、作为一种给定性实在而存在的社会过程的客观再现，而是一些只有被置于其所属的话语系统之下时才能够成立的话语建构。我们在阅读他们撰写的相关文本、聆听他们言说的有关话语时，都必须将其置于其自身所属的特定话语系统之下才能够对其获得恰当的理解。

(四) 对不同“现代化”话语系统价值评估问题的反思

“现代化”研究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引发的一个问题是：这些互不相同的“现代化”话语系统，其合理性是有所差别，还是应该等量齐观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和我们在讨论“自杀”话语与“社会分层”话语时是一样的，即如果像实证主义或其他实在论者主张的那样，将是否“真实”地再现了某一现在被我们称为“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过程本身作为标准来衡量一种话语系统之合理性或可取性的话，那么，不同话语系统之间的取舍就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正如K.波普、T.S.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人反复说明过的那样，并不存在着什么独立于话语之外的“真实”，我们所观察到的任何“真实”或“事实”都渗透着一定的话语。在不同话语系统之下人们将会观察到和建构起非常不同的“真实”或“事实”。因此，就“真实”性或“虚构”性而言，不同话语之间大体是等价的。

试举一例来加以说明。牛文元和何传启两课题组在对“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进行评价时，都曾批评后者的现代化话语缺乏真实性。¹牛文元课题组认为“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对现代化实现标准的设定过于低下，认为这些标准“显然与当代的实际情况不符，产生了对实现现代化有过分容易的错觉”(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2001a：39)。例如，当我们用英克尔斯指标去评价中国目前现代化实现程度时，全国已达72%的水平，这“给予人们一种几乎无法置信的感觉”，“有‘失真’和‘高估’之嫌”(同上：40)。何传启课题组也批评“英克尔斯指标体系”，认为如果像后者设定的那样“用人均GNP达到3000美元作为实现经典现代化的标准，将会产生如下谬误：在1964年以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经典现代化，因为在1964年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人均GNP达到3000美元。显然，它与历史事实不符。”(中国现代化报告课题组，2001：85)可见这两个批评都认为“英克尔斯指标”与“当代的实际情况”或“历史事实”不符。然而，他们所谓“当代的实际情况”或“历史事实”到底又是什么呢？查看原文，我们可以发现，在牛文元课题组(2001a：39)那里，所谓“当代的实际情况”指的是“当代中等发达国家”的情况；而在何传启课题组(2001：85)那里，所谓“历史事实”则指的是“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情，即“在20世纪40-6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工业国家已经实现经典现代化”。可是，这两个“事实”果真是一种不依人的话语系统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吗？稍许思考一下，我们就能明白，对此问题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前者“实际”上是把“当代中等发达国家”的情况等同于“现代化”在“当代的实际情况”，这显然只有在像牛文元课题组成员所使用的话语系统中那样，将“现代化”定义为“当年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条件下才能够成立。后者则更是以特定的“现代化”话语系统为前提：如果不是已经有一套被大众所接受的关于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状态才配叫作“现代化”状态的话语系统，我们(“众所周知”的“众”)如何能够判定“在20世纪40-6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工业国家已经实现经典现代化”了呢？可见，无论是牛文元课题组还是何传启课题组的上述批评，都只不过是拿一种话语系统下才能看到和成立的“事实”去反驳另一种话语系统，以此来否定后者话语的“真实”性，其有效性自然要大打折扣。其实，假如我们接受了中国学者所谓“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整套话语，那么无论是“中国目前现代化实现程度已达72%”，还是“1964年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经典现代化”就都可能是一种确凿无疑、且也应该被接受的“事实”。由于没有脱离话语系统而独立存在的纯“自然事实”，而我们又不可以以一种话语系统之下才能成立的“事实”去否定另一话语系统，因此用“真实”性为标准是无法确定不同话语系统之间的取舍的。

1这里我们将前面提到的国外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中国学者所谓的“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这一问题撇开不谈。

同样，我们也无法以不同话语系统是否更好地揭示了“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这一点为尺度来判断一种话语系统的合理性和可取性。以为客观事物拥有自己的本质属性，不同的话语系统在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方面会存在着差异，只有那种更好地揭示了事物本质属性的话语系统，才是一种更为合理、更为可取的话语系统，这种实在论和本质主义的观点也早已受到诸多学者的抨击和批判：既然我们所能言谈的一切对象都是由我们的语言符号建构出来的(而非某种在语言符号之外或之先存在的给定的实在)，语言符号与其所指及其指涉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同一符号完全可以和不同的所指及其指涉相联系)，那么在某一符号的不同用法当中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一种可以被认定为比其他用法更好地揭示了某一给定对象的“本质”。换句话说，我们所言谈的一切对象的“本质”也是由我们所在的话语系统建构出来的，对于用同一话语符号来言谈的那一对象，不同的话语系统可能会赋予其相当不同的“本质”。因此，我们很难依据一个话语系统是否更好地揭示了对象的“本质”来决定对其加以取舍。例如，按照所谓“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的那套话语，“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由经济水平、产业和就业结构、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预期寿命和城市化等内容所规定的，而按照帕森斯的话语系统，“现代化”的本质就是由市场化、科层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等内容所规定的。这两方面的内容到底何者才算是“现代化”过程的“本质”内容呢？这也是没有唯一答案的一个问题。我们能够说的就是：对于这两套不同的话语系统而言，“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它们各自所定义的那种东西。因此，以何者更好地揭示了“现代化”过程的“本质”来对各种“现代化”话语进行取舍几乎也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对不同话语系统的话语和事件效果进行评价，然后依据这种评价的结果来对话语系统进行取舍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无疑，不同的话语系统(包括各自对言谈对象及其“本质”所作的不同话语建构)其话语及实践效果自会有所不同(以不同的“现代化指标体系”来观察和分析同一社会变迁过程，其观察到的内容、看到的问题、制定出的对策和促成的下一步社会变迁自然会有不同)，但对这些效果的评价以及据此而作出的取舍也是由话语系统内涵的价值观念所决定、以话语系统内涵的价值观念而转移的，因此同样缺乏普适性和客观性。对于某一话语系统的话语及实践效果，处于不同话语系统之下的人自然会作出非常不同的评价，从而使得我们依然无法对话语系统的合理性获得一个统一的看法、对话语系统的取舍作出一个能够被一致接受的决定。例如，在所谓“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一类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下，人们自然会去致力于观察“人均GDP”、“城市化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非农产值比重”、“非农劳动力比重”、“人均预期寿命”等指标的达标状况，致力于去推动、促进社会朝这些指标所框定的方向发展，至于市场化、科层化、法制化、民主化这些目标则不在人们的主要观察和考虑范围之内。对处于这一指标体系之下的人而言，所谓“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一类的话语系统显然是一种富有价值、值得肯定的话语系统。然而，对处于帕森斯一类“现代化”话语系统之下的人来说，由于前一类指标体系忽略了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一类制度作为现代化目标所具有的意义，在它的约束和指引下所展开的观察、分析、决策和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当大的偏颇性，因而是一些非常不可取的话语系统。可见，以话语和实践效果为据也是无法对不同的话语系统进行取舍的。看来，将不同现代化话语系统的合理性作等量齐观似乎才是一种适当的态度。¹

1当然，和我们在以“自杀”等现象为例进行分析时指出过的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必要也无法在不同话语系统之间进行选择或取舍。相反，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既需要选择也能够进行选择，而只是说我们无法依据何种文本和话语系统更为符合或接近“事实”、更好地揭示了对象的“本质”或更具有积极的效果等这样一些标准来进行选择；我们只能够依据所谓“事实”标准、“本质”标准和“积极效果”等以外的标准来加以选择；并且，我们所做的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应该成为我们最终的一种选择；我们应该能够且逐渐习惯于改变自己的选择。

(五) 整理概括不同“现代化”文本的可能性及其涵义

“现代化”研究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的实际运用也随之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对不同“现代化”文本及其话语系统进行整理概括的可能性及其涵义问题。

如同我们在以“自杀”和“社会分层”现象为例讨论多元话语分析时所指出过的那样，尽管不同的话语系统之间可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有的甚至是一些具有根本性质的差异，如所谓“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与从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引申出的指标体系之间，或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之间等)，而且它们在真实性、合理性等方面也很难分伯仲，但我们还是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找到它们的一些共同之处，对它们进行更进一步的整理工作，将它们综合成为一些更具概括性的话语系统，从而使我们获得一些新的、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从话语系统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争取话语权利的角度出发来完全否定对不同话语系统进行综合、概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以本文述及的那些“现代化”话语系统为例。像我们在第一节中所列举的那些指标体系之间尽管有着诸多差异，而且作者们之间也相互批评，但只要将它们与从帕森斯的现代化理论中引申出来的那样一类指标体系相比，我们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到，其实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一致性。譬如，它们都是从一些非制度性的因素出发(人均GDP、产业和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生活质量、健康和寿命等)来理解、定义“现代化”过程；它们都是尽量采用一些量化的指标及标准来刻画“现代化”过程，等等(从帕森斯现代化理论中引申出来的现代化指标体现则主要是从一些制度化的因素出发来理解和定义“现代化”，用一些质化的指标和标准来刻画“现代化”过程)。因此，我们就完全可以将它们归纳到一起，将它们看作是某一类“现代化”话语系统(譬如“非制度性量化‘现代化’话语”)的一些亚类。甚至，我们也可以将这类“非制度性量化‘现代化’话语系统”与从帕森斯理论引申出来的那一类话语系统(或许可称之为“制度性质化‘现代化’话语系统”)进行整理，把它们综合成一种更具概括性的新的“现代化”话语系统。例如，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分别描述和刻画了“现代化”过程的不同方面或不同层次。我们甚至还可以像吉登斯做过的那样，把马克思、涂尔干、M.韦伯等人有关“现代”社会变迁的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它们分别描述和刻画了现代社会变迁过程的不同方面等等。通过这种综合我们就得到了一些比以往的“现代化”话语系统要更为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的“现代化”话语系统。

和我们在以“自杀”和“社会分层”现象为例讨论多元话语分析时所做过的一样，需要说明的是，不同话语系统之间的共同性或可综合性并非是由于在它们之外确实存在着某种独立于他们的客观现实，不同的理论则是反映、再现了这一客观现实的不同方面或不同时空条件下的状况，而是相反，这种话语系统的整理综合本身乃是一种新的话语建构工作。正是通过这种新的话语建构工作，一种新现实才得以同时被建构出来：在这种新的现实中，过去分别在不同话语系统之下才能被观察到和成立的一些“事实”，现在可以同时被观察到和成立，并被视为是同一个世界或同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不同时段等。对这种新的话语建构之可能性的探求也当是多元话语分析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这种新的话语建构的路径或可能性也应该是多元的而非是唯一性的，这是多元话语分析的题中应有之义。

五、“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一个不可能有唯一答案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现代化”研究领域中的多元话语分析模式与实证主义分析模式、诠释学(或现象学)分析模式之间最主要的一些区别简单概括如下：实证主义的“现代化”分析模式将“现代化”过程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学(或现象学)社会学的“现代化”分析模式则将“现代化”过程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现代化”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现代化”分析模式的支持者们在对“现代化”过程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现代化”过程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学(或现象学)社会学分析模式的支持者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现代化”过程的那些个体行动及其行动者在从事这些行动时赋予其行动之上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我们现在称为“现代化”的那种社会变迁过程建构为“现代化”过程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话语构成规则)。

与我们在前述提及的研究为例来对实证主义、诠释学(或现象学)和多元话语分析模式进行比较时所展示的一样，在“现代化”问题研究领域，多元话语分析与实证主义分析模式之间的差异似乎也是一目了然的，而与诠释学(或现象学)分析模式之间的差异则让人在肯认时不免往往犹疑再三。表面上看，多元话语分析与诠释学(现象学)分析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例如，都反对将我们所说的“现代化”过程看作是一种独立于、外在于个人主观意志之外的“客观现实”，否定把由部分专家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念制定的那些“现代化指标体系”视为是对“现代化”过程的真实再现，主张将“现代化”视为是一种由人们建构出来的社会现象，等等。但其实，多元话语分析与诠释学(现象学)分析之间的差异同其与实证主义分析模式之间的差异也是一样巨大的：诠释学(或现象学)家们虽然反对将由少数专家制定出来的“现代化指标体系”视为对“现代化”过程的客观反映，但却依然认为还是存在着一种独立于、外在于我们主观意识的、纯粹给定的“现代化”过程，认为通过对参与和建构这一过程的那些社会成员的主观意识进行考察后所形成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就能够对“现代化”过程作出一种较为“真实”的反映；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彻底否认存在着这样一种给定的实在，认为无论是以少数专家提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为依据来对某一“现代化”过程所作出的描述、分析和评估，还是以多数(甚至全体)社会成员的“现代化”意识为依据来对这一过程所作出的描述、分析和评估，都只是一种话语的建构，两者谁也不比谁更为“真实”(因为离开了它们各自所属的话语系统就可能都不能成立)；或者反过来说，谁也不比谁更为“虚假”(因为它们在各自所属的话语系统之内都可能是“真实”的)。因此，对于人们从诠释学(或现象学)者立场出发对实证主义“现代化”分析模式所作的那些批评，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也将只会部分地加以认同。例如，他们虽然和诠释(现象学)社会学家们一样，反对将少数专家制定的“现代化指标体系”看作是对“现代化”过程的客观反映，但他们却并不会因此而完全反对使用这些“现代化指标体系”来对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的“现代化”过程进行描述、分析和评价，只要人们在使用的时候意识到它们只是一种话语的建构而非一种对给定实在的再现即可。并且，他们也不会同意将以多数(甚至全体)社会成员的“现代化”意识为依据而形成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及其相关的描述、分析和评估置于以少数专家提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为依据所形成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及其相关描述、分析和评估之上，认为前者将比后者更“真实”(因为，如上所述，作为一种话语的建构，它们在各自所属的话语系统之内都将一样的“真实”，而在各种所属的话语系统之外则都将一样的不“真实”)。

因此，从多元话语分析学者的立场来看，我们在第一节中所遭遇的那个问题，即“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这个问题，就将是个不可能有唯一正确答案的问题。无论是所谓的“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还是牛文元课题组、何传启课题组以及陈剑等人制定的“现代化指标体系”，还是像帕森斯、M.列维等等其他一些人制定的形形色色不尽相同的那些“现代化指标体系”，都只不过是这些指标体系的制定者们(可能还包括一些在这些指标体系的制定过程中接受过制定者咨询的专家们)按照自己所接受的相关话语(世界观、价值观等观念)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关于“现代化”的新话语系统。这些不同的“现代化”话语系统相互之间在“真实性(是否更好地反映了现代化过程的现实状况)”、“本质性(是否更好地揭示了现代化过程的本质特征)”、“价值性(是否对我们更富有价值)”等评价标准方面难分伯仲，难决高低，从而使得我们无法以这些标准来对其进行绝对化的取舍。因此，我们所能够并且也应该去做的，不是要努力在各种不同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当中甄别出一个最具或更具合理性的指标体系，用它来作为对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化”的那一社会变迁过程进行描述、分析和评价的唯一指南，而是应该努力去了解和理解各种不同的“现代化”话语以及相关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努力尝试将自己置身于不同的“现代化”话语之中，从不同的“现代化”话语系统出发，去观察、分析、评价我们可能曾经从自己所熟悉的某一种“现代化”话语系统出发所观察、分析和评价过的那一社会变迁过程，以此来开阔自己的视野，提升自己对所谓“现代化”过程的观察和分析能力。从这样一种立场来看，无论是朱庆芳等人从所谓“英克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出发，牛文元课题组、何传启课题组以及陈剑等人，从自己制定的“现代化指标体系”出发对中国(以及国内外各地)的“现代化”进程所作的描述、分析和评估，就都只是在特定“现代化”话语系统的约束和指引下所完成的一种话语建构，都不是对中国(和国内外各地)“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纯粹客观的描述、分析和评价。从这些不同的话语系统出发而完成的这些描述、分析和评价，在其所属的“现代化”话语系统之下就都有各自的合理性，而离开了各自所属的那一“现代化”话语系统就都不能得到适当的解释和理解。因此，当我们在回答“中国(或任何一个其他的国家或地区)离现代化还有多远”这样一个问题时，决不能从一种绝对主义的立场出发，执着地将从上述这些“现代化”话语系统中的某一种出发作出的回答拿来作为自己唯一的答案，并以此作为自己观察和分析相关社会变迁过程、制定相关政策和策略的框架和依据，而是要能够认识到从这些“现代化”话语中的任何一种出发所得答案的相对合理性和局限性，努力尝试从不同的“现代化”话语系统出发去回答这个问题，并以此来作为制定自己相关政策和策略的依据，从而努力使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化”的这一社会变迁过程能够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多元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