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以GDP 10%-11%¹的年增长率进入持续高速发展阶段。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社会需要创造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从1990年开始，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教育制度改革，其中包括1994年国家教委启动的“211”教育工程，1998年启动的“985”建设工程，1999年高校扩大招生政策等等。一系列改革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高等教育模式从精英模式向大众模式转变。

1 World Bank，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9/2000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World Bank，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Dynamic World：Trans-forming Institutions，Growth，and Quality of Lif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改革后的教育模式具有以下特征：一是1989年全面实施的高校收费制。1993年普通高校年人均学费为610元，到1999年达到了2769元，扩招后学费又大幅度上涨，2005年，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为5000元，近20年间上涨了25倍。¹二是高校就业政策的改变。1993年国务院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确立了高校毕业生资源配置机制从过去的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少数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就业，多数学生“自主择业”。三是高等教育改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大学本科招生数量的增加。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的机会增加，入学率从1998年的4%增长到2003年的17%。²

1 数据来源：http://learning.sohu.com/20040814/n221527409.shtml

2 Chen，“China’s Mass Higher Education：Problem，Analysis，and Solutions，” pp23-33

伴随高校大规模的扩招，从2003年开始每年有大批的高校毕业生必须通过“自主择业”走上工作岗位。教育部的统计显示，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338万人，比上年增加58万人，增幅达20.7%；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比上年增加75万人，增幅为22.2%。³ “十一五”期间全国将有2500万⁴以上的普通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数量大、增幅高成为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显著特征，高校毕业生还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形势。

3、4 数据来源：http://www.edu.cn/20051216/3166255.shtml

由于就业形势的日趋严峻，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影响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剖析。宏观角度的研究包括经济发展状况、就业市场状况、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和高等教育体制等因素；微观层面上的研究包括个体的择业观念、职业规划以及大学生个体特征差异等因素。其中一些研究发现，毕业生就业不仅与个人的决策和努力有很大关系，而且与其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密切相关。

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大学生求职行为的分析，了解哪些因素影响大学生的职业选择。研究资料主要来源于2006年5月-6月在西部地区三所高校中所进行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调查”中的数据。

二、理论框架

在有关职业选择研究中，当前比较流行的研究模式是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角度来分析个人成就和个人资源在人们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Blau & Duncan，1967；Featherman & Hauser，1978)。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在现代化市场社会中，个人通过教育、职业培训等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源(具有生产能力和配置能力)已成为决定个人获得职业地位的重要因素。美国社会学家P.M.布劳和O.D.邓肯(Blau & Ducan，1967)探讨了美国社会中个人“先赋性因素”(父亲教育水平和父亲职业地位)和“后致性因素”(个人教育水平)对于个人职业获得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影响个人职业获得的主要是“后致性因素”，而“先赋性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小。也有学者在布劳-邓肯模型中加入新的变量，进一步完善其解释，但基本观点仍是强调教育等“人力资本”在职业获得中的作用。对大学生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外貌条件、所学专业、工作经历、工作能力以及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等因素对大学生的职业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陈成文、谭日辉，2004；宛恬伊，2005)。倪志伟(Nee，1989)认为，市场为直接生产者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它很可能会通过更高的教育收益体现出来。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就越重要，市场化将会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就收入而言，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正在增长。也有研究分析了不同的人力资本在市场中的不同部门或职业的回报(薪酬)(Bian & Logan，1996)。

“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理性的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可以使个体行动获得成功，或者使个体的行动受益，即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增强了行动的效果。就劳动就业领域而言，与就业有关的信息和机会不仅通过劳动力市场流动和传递，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传递。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源”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信息流动，帮助个人获得就业信息和机会，因此在个人求职中不应该只重视“人力资本”的影响，还要重视“社会资本”发挥的作用。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这一假设，许多学者展开了广泛的实证研究。对欧美国家的研究表明，家庭背景中父母的职业地位(特别是父亲)与教育水平对子女的职业获得(首次工作或当前职业)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Moerbeek，Ultee & Flap，1995；Barbieri，1996)。对亚洲国家的研究表明，父亲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对子女的职业选择(首次工作和当前职业)具有显著性影响(Hsung & Sun，1988；Hsung & Hwang，1992)。特别是对中国的研究发现，“交往者”或“帮助者”的职业地位(工作单位的级别)和教育水平通过强、弱关系对职业选择有显著影响(Bian，1997)，同时家庭社会背景(父母的职业地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对子女就读的院校、单位选择、毕业去向、就业收入等也有差异性影响(文东茅，2005；郑洁，2004)。就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结合的角度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决定性因素(陈海平，2005)，同时社会网络的强度和跨度对收入影响作用显著，而人力资本质量不影响职业获得方式(郑晓涛，等，2006)。

通过以上文献的综合分析，本研究认为，家庭社会背景决定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将通过不同方式影响子女职业选择的过程和结果。即家庭背景影响人力资本的获得，人力资本对职业选择又具有影响作用；同时家庭网络资源即社会资本将直接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这些资源决定了人力资本的获取状况，主要表现在学历层次、就读学校类型、学业成绩和各种证书获得以及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参与等。社会资本是家庭和个体的社会资源总和，表现在父母职业、学历、家庭收入、拥有资源网络的规模、密度和异质性等方面。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表现在就业单位部门、职业地位及薪酬等方面。

三、概念界定及研究假设

参考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1990)和贝克尔(Becker，1987)的“人力资本”概念，本研究将大学生求职的“人力资本”界定为：存在于每一个体之中，通过投资开发所形成的具有社会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等质量因素的总和。大学生人力资本的获得主要是通过对教育的投资和自身努力来实现的，受教育水平被当作衡量知识和技能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成为个人在劳动力市场的主要资本。教育水平受到重视是因其成为劳动力市场上划分能力等级的标志和符号。教育状况(具体表现在受教育的程度，在学校所获得各种能力、资格证书，学习成绩和社会实践活动以及工作实习经验等)在社会地位分化中的意义并不仅局限于它可能成为传递潜在生产能力的信号，还包括一些见识、品味、社会关系网络等影响社会地位评价的信息，而有关这些信息，通过学校经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的。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伦理本位”(梁漱溟，[1949]2005)为特征的“乡土社会”(费孝通，[1947]1997)，即使在改革开放多年后的今天，“新传统主义”、“庇护依赖关系网络”(Walder，1992)依然存在。强调个人以家庭、群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社会关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部分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是血缘关系的延伸和扩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可继承性。同时在家庭单位范畴内，社会资本表现为以社会经济地位为基础的等级划分，处于不同社会单位(位置)的个体，拥有不同数量的价值资源和相对权威，也意味着拥有不同存量和不同广度的社会资本。依据林南(Lin，1991)等人的“社会资本”概念，本研究将大学生求职的社会资本界定为：广泛存在于个人社会网络关系中，并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的以便实现自身目标的社会资源(家庭背景)。在这个定义中，社会资本只是包含了个体的家庭背景，具体表现为在家庭中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即教育程度、职业和家庭收入。在职业选择的过程中，社会资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对行动者的选择行为施加影响，从而影响其职业地位的获得状况。¹

1 在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研究中，有关父母的教育水平和职业阶层在布劳-邓肯模型中被称作“先赋性因素”(Blau & Ducan，1967)。本研究在布劳-邓肯模型的基础上，同时参照格兰诺维特等从“嵌入性”角度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将父亲的教育和职业阶层作为“社会资本”来处理。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一种资源只要是“嵌入”在社会网络关系之中，能够增强行动者的效果，直接或间接地对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产生影响，都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社会资本。在本研究中父亲所拥有的资源，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子女的选择，从子女角度来看则是一种社会资本。因此将父亲的教育和职业阶层作为“先赋性因素”来界定，还是作为“社会资本”来处理，在概念操作上确实存在差异，但在解释个人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上没有区别。关于社会资本的界定，请参照边燕杰的《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36页-146页)；赵延东、罗家德的《如何测量社会资本：一个经验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2005年2期，第18页-24页)等文献。

既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职业地位的获得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对于高校大学生而言，两者在求职行为中具有怎样的作用将成为本研究的关心点。社会资源分布在家庭背景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父母所处的位置(职业地位，教育水平)给予个人先赋资源。家庭背景初始位置越好，个体行动者越可能获取和使用好的社会资本，其求职意向越高；人力资本反映了重要的技能和知识指标，其人力资本越丰富，对自己的就业期望值越高。因此，我们认为，高校大学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综合状况对其职业选择具有显著的作用。

根据人力资本信号理论，教育作为一种筛选装置，起着信号的作用。在高等教育普及模式下，大学文凭的信号作用减弱，市场选择机制将个人的人力资本存量与工作层次两者相匹配，同时市场选择过程驱动求职者人力资本存量的流向。所以大学生将就业单位的行政级别和所在地区作为判断人力资本的“梯度”流向，这一职业选择的形成充当了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信号功能。它意味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其在就业市场中越可能占有优势，相应获取的职业报酬也越高。同时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行动者处于社会网络结构中位置越高，越有可能获得更多、更高价值的资源。而对于不同的单位级别，拥有不同数量的价值资源和相对权威，也就意味着拥有不同存量和不同广度的社会资本。所以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充裕，其单位和地区选择的价值意愿就越高。

根据以上理论推理，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人力资本越丰富，社会资本越充裕，越倾向于去资源较高的单位就业。

假设2：人力资本越丰富，社会资本越充裕，越倾向于在沿海开放地区就业。

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家庭及个人对高等教育投资最终面临的是择业，而毕业期望月薪就直接预示着家庭联合生产模型对教育投资回报的期待值。同时教育作为文化资本再生产的重要“场域”，使得家庭的文化资本得以控制、积累和传承，因此大学生在择业上会尽力保持和自己生活“场域”相一致，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对自己相应的期望值越高，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3：人力资本越丰富，社会资本越充裕，其毕业期望月薪越高。

四、数据和方法 (一) 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06年5月中旬至6月中旬在三所高校(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实施的《大学生就业问题调查》。调查对象覆盖三所学校的所有院系及专业的本科三、四年级和研究生一、二、三年级。样本选取依照分层随机抽样法，抽样比例按照应调查学生人数的20%抽取，抽取样本8390个，实际回收7454个，其中有效样本7062个。问卷详细记录了个人的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个人在学校的学业成就、社会活动、就业意向以及影响职业选择的因素等相关资料。

(二)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结合已有的研究范式并对其作了适当修改以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因变量是样本中的大学生求职意向，自变量在以下几组变量中考虑：(1)背景和家庭变量：生源地、性别、父亲的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2)就读学校的类型、研究领域、学历层次；(3)大学的学术成就和英语能力、政治追求以及工作经验(详见表 1)。

家庭背景中的阶层背景是本研究变量设计的重点。本研究以埃利克逊和戈德索等人的职业等级11分类为基础，将父亲职业地位重新划分为高级阶层、中高级阶层、中级阶层、中下级阶层、低级阶层和农民及其他阶层等6个阶层。父亲的教育水平是一个定序变量，将父亲的学历转化为受教育年限。结合本文调查的数据，研究者将家庭最近一年的总收入划分为5个阶层：高收入阶层(5万元以上)、中上收入阶层(3-5万元)、中等收入阶层(1.5-3万元)、中下收入阶层(0.5-1.5万元)和低收入阶层(0.5万元以下)。这种划分参考了2005年全国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为10787元。¹就业单位变量通过被调查者的单位级别和职业地位来测量。把单位级别当作获得地位的测量手段，其理由是工作待遇、工资、晋级、政治调动和福利住房作为单位的职能(Walder，1992；Logan & Bian，1993)，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弱化这些效益，但是再分配经济的影响仍然存在，在劳动力市场分化的同时，各个级别的单位控制着不同的资源，这种“条”、“块”分割使得社会资源含量在单位之间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这种结构壁垒和体制转型对个体的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很大的影响(边燕杰、李路路等，2006；梁玉成，2006；冯仕政，2006)。因此本研究将沿用以上成果，将中国就业单位划分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以及私营/民营/个体企业、外资/合资机构等。

1 中国统计年鉴, 2006, 第345页。

按照本研究框架设计，因变量以求职意向的三个方面作为核心考察变量，自变量侧重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作用研究。控制变量是年龄、性别和生源地。在样本中凡是取值为“不回答”和选择“其他”的变量都被重新赋值为缺失值，以简化统计模型。

(三) 研究方法与模型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来检测假设。多元回归方法的目的是要理解多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的共同影响力大小，进而求出影响力较强的自变量。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评价某一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的单独影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在社会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虚假因果现象。由于因变量有多元分类变量和连续性变量，所以本研究采用不同的回归统计模型，对于多元分类变量采用多元选择的Logistic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对于连续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Linear Regression)。

1.模型设计Ⅰ：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

为验证假设1和2，本研究将分别构建二个多元选择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的基本函数为：

$ M\mathit{log}it\left(Y \right) = \mathit{ln}\left({\frac{{{p_i}}}{{{p_j}}}} \right) = {a_i} + \sum\limits_{{\rm{K}} = 1}^{\rm{n}} {{\beta _{ik}}{X_k} + {\mu _i}} $

(1)

以上包含i个方程的联立方程组，其中被解释变量由就业单位、就业地区的多元选择变量组成。其中Ρ_i表示选择某就业单位、地区获得的概率；β是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自变量取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该自变量取值增加一个单位引起比数(OR)自然对数值的变化量；α是常数项，μ为干扰项。

下标i对就业单位而言，分别与就业单位“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私营/民营/个体企业”和“外资/合资机构”等单位就业的概率相对应。模型中的j=5，以“外资/合资机构”为参照项。下标i对就业地区而言分别与“东部沿海开放城市”、“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县镇农村”的概率相对应。模型中的j=3，以“地级城市/县镇农村”为参照项。Х_k是影响就业单位选择、地区选择和职业地位获得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各分类变量的赋值情况详见表 1。

2.模型设计Ⅱ：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用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多个自变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对大学生期望的月薪收入(因变量)所产生的影响。由于对人力资本收入决定因素的研究已比较成熟，我们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入社会资本变量和控制变量，使之适用于本研究。本模型采用单对数回归模型，来验证假设3。

$ Ln\left(Y \right) = {B_0} + {B_1}{X_1} + {B_2}{X_2} + \cdots + {B_i}{X_i} + \varepsilon $

(2)

其中Y代表因变量，即个人的期望月薪收入，X₁、X₂…X_i分别代表自变量，B₀、B₁、B₂…B_i分别代表各变量的偏回归系数，偏回归系数指在控制了其他自变量的作用后，某一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净影响”。B₀和ε分别代表常数项和随机误差。在回归分析中，分类变量全部转化为虚拟变量(亚变量)而进入回归方程，并且以每组变量中最后一个变量为参照项。

回归系数及发生比率在回归结果报告中给出，同时用回归结果报告中给出的预测准确率来评价模型对数据的解释力，用卡方检验来评价总体模型的统计显著性，用对数似然比(-21ogL)来比较不同的模型。为了排除变量中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又要考察这些因素对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我们将影响显著的自变量放在一起，采取逐步回归的方法予以解决。

五、数据结果及分析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这里从三个角度对求职意向做统计分析：(1)工作单位(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2)工作地区(城市级别)；(3)期望月薪(取对数)。

(一) 检验假设1

本次调查显示，44.6%的大学生毕业后，首先选择事业单位；其次是外资、合资企业，占到17.2%；而国有、集体企业和私营、民营、个体企业各占到15.0%和14.6%。大学生之所以首选机关事业单位，是因为国家单位(特别是在政府机关、组织机构上具有优势的国家单位)在职工各种保险(医疗、养老等)、住房津贴等方面的福利，仍然比刚崛起的私有和外资企业具有优势，因此更能吸引大学生对其职位的追求。边燕杰、林南的研究认为，在中国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仍然是就业者的主要选择(Bian，1994；Lin & Bian，1991)，这一研究结果在此次调查中再次得到了部分验证。

就业单位选择的多元回归分析如表 2所示，在家庭背景中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工作单位的选择意向统计显示为负向作用，但影响作用不显著；而家庭中的经济收入对工作单位选择影响显著。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大学生相对于参照组(年收入低于0.5万元)，越倾向于外企就业，其发生比分别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私营和民营企业的1.96倍、2.99倍、1.88倍和1.97倍。研究发现父亲职业地位较低的大学生，偏好去机制相对灵活的外资企业求发展。而父亲的职业是国家机关干部的大学生，则倾向于选择政府部门就业，这一几率高达2.67倍(p < 0.001)。

统计数据表明，就单位选择而言，家庭的经济收入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其子女越倾向于选择外企合资企业就业；家庭经济收入一般的学生，则倾向于选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对这个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同，反映了大学毕业生对待职业风险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外企收入虽然相对较高，然而风险也相对较大，而富裕群体在职业选择时承担这种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高。同时，父亲职业状况较低的学生比较偏好去企业就业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从侧面说明家庭状况越差，即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少，选择社会地位资源含量较高单位的可能性也越小。

人力资本变量数据显示，就读于非985工程学校、获得奖学金和英语六级证书，以及有工作经验的学生，更愿意去外资企业工作；在学历水平上，研究生更倾向于事业单位和外资企业就业，其发生比分别是本科生的1.9倍和1.4倍。文史经管专业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政府机关，其发生比是外企的2倍，而理工类专业的学生更倾向于在国有企业就业，其发生比是外企的1.7倍。在其他量不变的情况下，中共党员的学生更偏好于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集体企业就业，其发生比是非党员学生的1.8倍(p < 0.001)、1.2倍(p < 0.05)和1.3倍(p < 0.01)。以上结果说明，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风险约束下，大学生以职业价值最大化为择业目标。在大学生择业过程中，随着家庭资源的增多，选择更具风险性(更具有挑战性)职业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控制变量中的生源地对单位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生源地是非城市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去外企工作。而相对于外企而言，女学生更倾向于事业单位就业。回归方程表明，在小于0.001的显著水平上，女学生选择事业单位就业的发生比是男学生的2.1倍。

以上统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大学生的就业意向(单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说明人力资本越丰富，社会资本越充裕，其越倾向于社会地位资源含量较高的单位就业。

(二) 检验假设2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44.2%的大学生毕业后选择省会城市就业，其次是沿海开放城市，占到38.6%，两者比例占到了总数的82.8%。大学生的地区就业意向显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对高学历人才更具吸引力。

有关就业地区意向选择的多元回归分析如表 3所示，相对地级市和县镇农村，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获得过奖学金、六级证书、有工作经验、985工程学校毕业的大学生，选择沿海开放城市工作的概率分别是没有这些学业成就的学生的1.8倍、2.2倍、1.5倍和2.7倍。相对于地级市等地区，本科学历更倾向于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其发生比是研究生学历的1.4倍；而研究生却更偏好省会城市就业，其几率是本科生的1.7倍。这一结果说明，高校大学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越丰富，其越倾向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就业。

在社会资本因素中，父亲的学历对子女的区域选择影响显著。父亲学历越高，其子女越倾向于选择沿海发达城市就业，父亲的学历每提高一年，子女选择沿海地区工作的比率增加5.8%；家庭经济收入相对于参照项(0.5万元以下)呈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P < 0.001)，其选择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就业的几率分别是3.6倍、3.1倍、1.4倍和1.3倍。父亲职业位于中上层阶层的大学生越倾向于沿海开放城市和省会城市就业，其发生比分别是参照项(父亲职业为农民及其他阶层)的2.1倍(p < 0.05)和2.2倍(p < 0.01)。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高校大学生的社会资本越充裕，即父亲的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经济收入越高，则越倾向于沿海发达城市就业。

在控制变量中，性别对毕业生选择沿海地区工作有显著的影响，男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沿海发达城市，在显著的统计意义上(P < 0.001)，其发生比为女性的1.5倍。

这一结果表明，家庭的社会资本越充裕，自身学业成就即人力资本越突出，就越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收入较高的地区就业。

(三) 检验假设3

表 4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变量对大学生期望月薪值的影响。

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家庭收入5万元以上的大学生对其期望月薪要远远高出参考项(低于0.5万元)的28.5%。家庭背景中父亲的职业水平对子女的期望月薪有正向的作用，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父亲的受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期望月薪在显著度小于0.05的影响下，父亲的学历每增加一年，子女的期望月薪就增加6%。这一结果表明，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对大学生的月薪期望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越高，父亲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子女对其毕业月薪期望值越高。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通过对人力资本各变量考察发现，就读于985工程大学、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大学生比就读非985工程大学和本科学历的大学生，其期望月薪的估计值分别高25%和19.6%；获得奖学金、英语六级证书的大学生相比较没有获得这些证书的大学生而言，对期望月薪的估计值分别高出12.6%和14.4%；有工作经历、党员学生分别比没有工作经验和非党员学生对月薪估计值高出8.2%和4.6%；理工农医类学科的大学生比文史经管类学科的大学生对月薪期望值高出4.6%。同时调查也发现，男学生普遍显示出对工作薪酬的高追求，比女生的估计值高出15.1%。这一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各因素均对大学生毕业后的期望月薪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即大学生拥有的人力资本越丰富，对毕业期望月薪值越高。说明了家庭的社会资本越充裕，特别是家庭年收入越高，自身学业成就越突出，对毕业后第一年的期望月薪值越高。

本研究通过对3个假设的检验发现，大学生拥有社会资源的状况，对大学生职业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大学生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充裕，自身学业成就越突出，其就业意向越高。表现在就业单位选择上更倾向于选择资源丰富的单位就业；就业地区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达、收入较高的地区；其对毕业期望月薪值也越高。

六、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通过实证发现，高校大学生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情况对其职业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第一，中国社会单位地位资源含量的差异性，引导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流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然而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改革却相对滞后，导致劳动力市场处于多重分割的状态。虽然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弱化这些效益，但是再分配经济的影响依然存在，在劳动力市场分化的同时，各个级别的单位控制着不同的资源，这种“条”、“块”分割使得社会资源含量在单位之间和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不同的单位和行政级别决定了其在社会结构中拥有的社会权力、社会资源、职工的待遇、福利保障和社会声誉的含量。正如李汉林(2004)所指出的，“单位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社会现象，不仅意味着一种‘工作场所’，更多的，它意味着人们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选择的一种依赖和寄托。”中国的单位是一种特有的社会结构，它将人们的一切行动和价值观念“型塑”在这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在深层次上引导处于不同社会单位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所以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选择就业单位，也就是在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区域“梯度”引导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流向。在改革政策的倾斜下，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占有较多资源优势，经济飞速发展，而西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同时城乡差距也在市场的冲击下逐渐地拉大。在市场经济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导引下，资源配置偏好那些优越地区，地区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拉大；加之企业分布的区域差异性导致职业流动机会的不平等分布，在大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工作与在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工作相比，具有更多提升地位的机会和选择的空间。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利益驱动的理性投资行为，投入的教育成本越多，其投资的期望收益率也就越高，大学生对就业地区的选择，表明了人力资本的流动趋向，也表明了我国人力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的结果。高素质劳动力的地区分布和城乡分布的不均，进而加大了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第三，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人力资本因素和社会资本因素对子女的职业选择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虽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职业地位、学历)仍然对子女地位的获得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但是人力资本(教育和经验)的重要性却在增强。可以预测，在今后大学生的职业选择中，“先赋因素”(社会资本)只会发挥补充作用，而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将是个体的“后致因素”(人力资本)。

第四，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性，决定了个体的求职意向和目标的不同。但是个体的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社会结构和阶层位置不仅决定了市场中资本类型的差异性和价值程度的差异性，更重要的是这种“资本”支配着他们获得社会职业地位的整个过程及其行动，所以它更强调个人行动与结构位置在资本化过程中的互动，更注重资本化过程中个体的选择行为。

第五，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尚不完善，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的状态己经成为高校毕业生自由流动和自主择业的障碍，高校学生就业市场无法实现充分竞争。与此同时，随着高等学校的不断扩招，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致使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和高校规模的扩大给了社会资本在高校学生就业过程中更大的发挥空间。作为高校毕业生，应该在充分了解和掌握劳动力市场情况，全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的同时，结合自身的社会资本水平，发挥“资本”的能动作用，实现社会资本在就业过程中的应有作用，从而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