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与问题

在相对传统的农村社区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地缘关系，是构成农民日常社会生活以及农村社区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而社区中的邻里交往也是人们社会支持网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依然是村民唯一所熟悉、并加以利用的关系。”(曹锦清、张乐天，1992)对于跨省远迁的三峡农村移民来说，搬迁对他们所造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就是最大限度地改变了移民的这种地缘关系。搬迁将移民家庭与原有的土地及其原有的地缘关系彻底地分离开来，生生地将其置于一个陌生的生活环境中。虽然这种农业安置的方式使得移民同样回归到了与土地的关系之中，但此时的土地却已不再是那片生长着熟悉的地缘关系的土地。移民在新社区中的社会生活，依然离不开这种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人际关系。

国内现有的移民研究，包括笔者以往的研究，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搬迁方式、安置地的经济状况、移民的生产方式等因素对移民在安置地社会适应过程的影响(风笑天，2004、2006；郝玉章等，2005)。但却很少有研究关注到这种地缘关系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正如笔者在另一项研究中所指出的：“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状况对他们的社会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点是以往研究中所未曾注意到的。它也是跨省外迁移民的这种分散安置方式所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风笑天，2006)然而，该研究所说的“外迁移民分散安置方式”只是相对于工程早期那种省内、市内近迁移民“成建制集中安置方式”而言的，它并没有专门对外迁移民中不同分散安置方式及其由此所带来的地缘关系的变化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进行探讨。所以，该文最后指出：“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假设：与通常认为的移民集中安置有利于其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的看法相反，似乎越是分散安置，越有利于移民的社会适应。当然，验证这种假设将是今后研究的一项任务。”(同上)

本研究的目标正是希望特别地关注不同安置方式以及由不同安置方式所带来的地缘关系变化对移民社会适应过程的影响。换言之，我们希望弄清楚：在其他方面相似的情况下，相对集中安置与完全分散安置的方式，以及由这两种方式所形成的不同地缘关系状况是否会对移民的社会适应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资料

本研究所用资料来自于笔者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在江苏和浙江两省进行的3次抽样调查。

江苏、浙江两省同处我国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十分发达。两省在地理位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许多相近和相似的地方，而在移民安置方式上，他们则分别采取的是“相对集中安置”和“分散插花安置”两种不同的类型。¹因此，对于进行两种安置方式及其相应的地缘关系状况对移民社会适应影响的比较研究来说，他们无疑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根据国务院的安置政策与计划要求，跨省外迁三峡移民的安置采取了“集中到县、乡，分散到村、组”的方式，但江、浙两省在“分散到村、组”的具体做法上则有一些不同。在江苏4个县安置移民的乡镇中，大约每乡镇安置10-20户，他们又被分散安置到5-7个村，每个村大约安置3户左右。而每个村通常是将这几户移民再分散安置到1-3个居民组中。这样，每个居民组中的移民往往只有1-3户。即使是一组中有2、3户移民，也常常是一户一户地分散安置在当地居民群落中，这种安置方式称为“分散插花安置”。在浙江，每个安置移民的乡镇则更多的是将移民适当地、相对地集中地进行安置。其做法通常是将3-10户移民集中安置在一个村的一个居民组中(而不是分散在好几个居民组中)，并且通常是在靠路边或是村边交通比较方便的地方单独为他们建新房，这几户移民住在一起，而不和当地居民混居，这种安置方式称为“相对集中安置”。

样本的抽取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结合调查要求和实际情况，首先抽取了江苏省安置移民的4个县市，以及浙江省的2个县市，然后在每个县市分别简单随机抽取2-5个安置移民的乡镇，接着对所抽中的乡镇中所有移民户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移民家庭中的户主或者其配偶。本项研究共抽取了江苏射阳、东台、如东、大丰，浙江海盐和嘉善，总共6个县市、19个乡镇、343户移民家庭中的户主或其配偶。两省的调查使用同一份封闭式问卷，都是采取派调查员入户进行结构式访问的方法进行的。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 1。

(二) 变量及其测量

研究的因变量为移民的社会适应。本研究以笔者1997年-2000年对湖北省宜昌地区三峡移民调查所用问卷为基础，进一步补充和增加了测量指标，建立了李克特形式的移民社会适应量表。该量表由14个题项构成，内容涉及移民在生产、经济、生活、习俗、气候和心理等各个方面的适应状况。该量表的内在一致性系数α＝0.87。

在研究的自变量中，除了包含前人研究中所涉及的搬迁时间长短、政府关心程度、安置地治安状况，以及安置地生活习俗、生产劳动方式、气候等方面与迁出地之间的差别等变量外，又专门增加了反映移民在安置地形成的新的地缘关系的变量——移民相互之间的交往状况和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状况。

三、结果与分析 (一) 人际交往变量的因子分析

为了便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笔者首先采用主成份法对移民在安置地人际交往状况的各项具体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并采用方差极大化原则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变换，对指标进行综合，从中提取出概括多个具体指标的新因子。因子分析的结果见表 2。

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各指标的共同度都在0.5以上，三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3.71，KMO测度值为0.681，巴特利特球体检验非常显著(P＝0.000)。基本达到因子分析的要求。8个具体的测量指标最终被综合成三个因子。根据指标的内容，笔者分别将它们命名为“与当地居民交往因子”、“与移民交往因子”和“熟悉当地语言因子”。

(二) 人际交往状况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

我们先将前人研究所涉及的对移民社会适应有影响的变量以及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一起放进回归方程，得到表 3中的模型1(不显著的变量未列出)。然后，将移民人际交往中的“与移民交往因子”和“熟悉当地语言因子”增加进方程，得到表中模型2；再将被调查对象所感受到的“当地居民对移民的态度”变量(虚拟变量，感到他们态度热情＝1，感到他们不热情＝0)加进方程，得到表中模型3；最后，将移民人际交往中的“与当地居民交往因子”加进方程，得到表中模型4。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3。

表 3中的模型1显示，对移民社会适应有明显影响的因素只有三个，即住房差别状况、当地治安状况和政府关心程度。整个模型的解释力只有五分之一多一点。当加进人际交往的前两个因素时，模型的解释力略有提高，但提高并不显著(提高约6%)。而当进一步加进另外两个与当地居民交往有关的变量时，模型的解释力迅速提高，分别达到三分之一和接近一半(分别提高约6%和18%)。尤其是模型4表明，“与当地居民交往因子”的加入，使得模型的解释力显著提高。在模型4中，共有8个因素对移民社会适应的状况有显著影响。这些因素对移民在社会适应状况方面差异的解释力几乎达到50%。该模型中的标准回归系数则进一步表明，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是对移民社会适应影响最大的因素，其影响力明显大于其他因素。这些结果都表明，移民的人际交往，特别是异质人际交往(即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对移民的社会适应具有最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 江苏、浙江两省移民适应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江浙两省的安置方式具有不同特点，这种不同是否会对两省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产生影响呢？为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先采用方差分析(ANOVA)的方法，对江苏和浙江两省移民社会适应的状况进行比较分析(详见表 4)。

方差分析表明，虽然江苏和浙江两省移民的社会适应得分均值十分接近，统计检验也表明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但是，从表中两省得分的标准差以及最大值与最小值的比较来看，江、浙两省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依然表现出一定的不同。相比较而言，江苏移民相互之间在社会适应方面的差异比较大，而浙江移民相互之间在社会适应上的差异则比较小(江苏移民社会适应得分的标准差比浙江移民高出2.3分，其得分的全距更是达到了48分，远高于浙江的28分)。这一结果揭示出，虽然两省移民社会适应的总体水平相差无几，但他们各自内部的情况却有较大差别。江苏移民在社会适应方面的个体差异很大，即有的移民非常适应，有的移民则非常不适应。而相比之下，浙江移民在社会适应的程度方面则相对比较一致，不同个体相互之间的差别较小。

为什么两省移民在社会适应方面会表现出上述特征呢？由安置方式的不同所导致的人际交往因素是否会影响到两省移民社会适应的状况呢？为了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将上述相关影响因素分别代入江苏省数据和浙江省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下列结果。

表 5的结果表明，对两地移民社会适应都有影响的因素包括住房条件差别、当地居民对移民的态度、政府对移民的关心程度和移民对当地语言熟悉的状况等。而具有不同差别的影响因素则分别是当地治安状况、搬迁时间长短、与移民之间的交往，以及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这一结果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当地治安状况对浙江移民的社会适应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对于江苏移民来说，这方面的影响却并不显著。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可能与两地安置方式的不同有关。浙江移民安置方式是3-10户移民集中安置在一起。由于住房连在一起且移民之间生活交往较多，客观上就形成了某种移民的小圈子，形成了移民小群体。同时，这也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当地居民群体。作为外来的、在数量和规模上明显不占优势的小群体，移民往往会具有更强烈的自我防卫心理，对当地治安和生活安全也更为敏感；相反的，江苏这种分散安置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从空间上将移民作为个体置于当地居民之中，而没有形成分界明显的两个群体。由于外来的移民群体不存在，作为对立面的当地居民群体也就不存在了。

其次，对于江苏移民来说，搬迁时间长短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这一因素对于浙江移民来说却没有明显影响。其原因在于，江苏移民是一家一户分散安置的，所以，移民来到安置地的最初阶段往往是他们适应新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随着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交往的增加，他们的适应状况明显得到改善。而在浙江，由于是相对集中安置，移民在自身所形成的移民小群体中获得了主要的心理、生活和生产支持。正是在这一相对熟悉的小环境的影响下，移民在安置地初期的不适应并不像分散安置的移民那样明显，而随着时间推移所发生的变化也不会像分散安置的移民那样大。来安置地一年与来两、三年，他们的心理感觉往往差不多，因此搬迁时间的影响相对不明显。

第三，对于江苏移民来说，人际交往特别是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作用。而这在浙江同样是不显著的。在江苏，每一户移民的住房与其他移民户的住房往往相距很远，虽然他们相互之间也常常通过电话等方式进行联系，但其日常大量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都发生在与周围相邻的当地居民的交往中，他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与当地居民密不可分。因此，一方面，是否经常保持与移民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是他们能否获得心理支持、进而促进其社会适应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否积极发展和加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又是他们能否获得大量的生产劳动帮助、日常生活帮助的关键。因此，这两种人际交往对他们的社会适应状况具有重要的作用。而在浙江，由于若干户移民家庭的集中居住，一方面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都主要局限在移民之间，使得彼此之间在这方面的状况十分相近，没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这种集中居住也将他们与当地居民分隔开来，导致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交往状况也差不多。因此，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他们的社会适应状况都不起作用。

四、小结

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安置方式以及由不同安置方式所带来的地缘关系的变化对移民社会适应的过程具有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最突出地表现在移民的人际交往状况、特别是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状况上。研究总的结论是，移民在安置地的人际交往状况、特别是异质人际交往(即与当地居民的交往)状况，对增强和提高移民的社会适应具有最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研究结果还表明，尽管江苏和浙江两省移民总的社会适应状况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二者内部不同移民之间的适应状况仍然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的特点是：江苏移民相互之间在社会适应方面的差异比较大，而浙江移民相互之间在社会适应上的差异则比较小。通过对两省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发现，当地治安状况只对浙江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产生显著的影响；而搬迁时间长短、与移民之间的交往状况，以及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状况，则只对江苏移民的社会适应状况产生显著的影响。导致两地移民在社会适应影响因素上存在上述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地移民安置方式的不同，以及由这种不同所带来的地缘关系模式的不同。江苏移民分散安置在当地居民中，人际交往因素十分突出，无论是与同乡镇移民之间的交往，还是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交往，不同个体的交往程度不同，他们社会适应的状况就明显不同。因此，与这两者的交往，特别是与当地居民的交往就成为影响其社会适应的首要因素。而在浙江，由于相对集中的安置方式，大家从一开始就局限于移民自己的小圈子，形成相对独立的小团体，搬迁时间的长短对适应的影响不明显，大家在这两种人际交往上的情况也都相差无几，因而人际交往并不成为影响他们之间社会适应状况不同的因素。至于当地治安状况成为浙江移民社会适应状况的影响因素，也与移民自成一体、与安置地大环境之间具有更明确的“我群体”与“他群体”区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是相对集中的安置方式，客观上形成了一个与安置地居民相对应的移民群体，这种移民小群体强化了移民相互之间的“我群感”以及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他群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江浙两省在地理位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方面具有许多相近和相似的地方，因而可以为我们进行移民社会适应的比较研究提供较好的条件，但是我们还是应该注意到两地之间的某些差异所可能具有的影响。比如，江苏安置移民的4个县地处苏北，在江苏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而浙江的两县地处浙东北，在浙江属于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地区。又如，浙江两县的乡镇企业较多，当地居民靠打工挣钱的人较多，靠种田为生的人相对较少，这与苏北农村中大部分人靠种田为生的情况差别较大，这些可能都会对移民的社会适应策略和行动产生影响。此外，从总体上看，上述结果中江苏的模型解释了大约一半的变差，而浙江的模型只解释了总变差的三分之一。说明影响浙江移民社会适应的因素中，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没有被纳入方程。因此，对于类似浙江的这种既不同于几十户移民成建制集体安置，又不同于单家独户分散安置的小集中安置模式对移民社会适应过程的影响问题，还有待今后研究的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