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俄罗斯社会开始转型。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戈尔巴乔夫阶段、叶利钦阶段和普京阶段，彼此之间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戈尔巴乔夫阶段，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叶利钦阶段，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走上了“全盘西化”的道路。由于俄罗斯社会不同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其社会转型的步伐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走得并不顺利，出现了许多令人头疼的、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社会收入差距加大；许多社会成员被社会“边缘化”，这些人在社会上几乎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社会群体；以往过着舒适生活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变成俄罗斯“新的贫困阶层”等等。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至今仍然使俄政府十分头疼。随着俄罗斯社会改革的深入，社会正在出现一个以企业家和商人为主体的新的中产阶级，而且这个阶级正在不断地壮大。普京上台以后，充分考虑到俄罗斯的具体国情，走的则是一条“有限西化”或“有限民主”的道路。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在经历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两个阶段漫长的“社会阵痛”之后，在普京阶段开始显现出新的生机。今天的俄罗斯与改革初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综合国力开始增强。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俄罗斯正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一、政治、经济转型的艰难历程

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一贯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建设性的，会使俄罗斯这个原社会主义国家有效地发展出民主的市民社会；另一些人则认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破坏性的，是西方强加于俄罗斯的，将最终导致俄罗斯经济、社会秩序和精神基础的彻底崩溃。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本质上是围绕着摧毁旧的社会体制展开的。在政治上，它表现为用西方的资本主义代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用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突出特征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时间上具有非同步性，社会结构的变迁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迁。当俄罗斯旧的社会整合机制被打破以后，新的可以替代它的社会整合机制却没有及时地建立起来，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如社会分化加速、贫富差距加大、失业率提高和犯罪率上升等等。这种状况直至普京时代才有所改善。普京执政后，本着“提高社会福利”和“共享社会资源”的政治理念，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其中包括:保障最低生活标准，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鼓励生育；提高对失业人员和退休人员及大学生的生活补贴；调整税制；减少失业，增加就业岗位；全面提高公民的工资收入；重建中产阶级，使其月收入达到2万卢布左右，并计划在五年内把俄罗斯中产阶级的人数从当前的15%提高到50%左右；进行机构改革；改善社会的基本生活条件和社会福利制度(首先是医疗保健制度和教育制度)，提高对困难家庭的社会保障能力；大量建立各种社会文化和社会服务的组织机构，提高社会职业的流动性；大力提倡教育改革，使教育真正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成为改善社会自我意识和道德价值观、民主意识的重要因素；制定“民族草案”，改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等。

还是在苏联时期，俄罗斯就进行过多次改革，但比较彻底的政治改革始于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前苏共中央总书记以后。当时的苏联正面临着政治、经济、信仰、民族、国际和外交等方面的多重危机。戈尔巴乔夫接受了某些西方学者的政治思想，提出“公开性”与“新思维”原则，试图以此作为前苏联经济改革的指导纲领。但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戈尔巴乔夫的预料，“公开性”与“新思维”原则打乱了他的经济改革的梦想，将前苏联引入了全面而彻底的政治改革，使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上从前苏联时期的一党执政、党政融合的传统政治模式，转向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竞争、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自由选举的政治模式；在社会层面则出现了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到多种阶层并存的社会结构的转变。与此同时，前苏联开始逐步丧失国家保护社会的责任。再加上戈尔巴乔夫改革措施不力，导致了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国家全面失控，叶利钦夺取了政权，结束了共产党在苏联的70多年的统治。叶利钦继续打着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的新思维旗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将俄罗斯全盘西化。但是，人们不久就得出了“按西方学术精英开出的改革药方已经在俄罗斯失效”的结论(戈德曼，1992)。在叶利钦十几年的改革进程中，俄罗斯的左翼势力不断反抗他的全盘西化的改革政策，直到普京时代“可控的民主”政治体制出现以后，这种反抗才逐渐平息下来。所谓“可控的民主”，俄语原文是“Yправляе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亦可译为“被管理的民主”，西方的一些学者对普京的“可控的民主”政治还冠以其他的名称，如“软独裁主义”、“可控制的多元化体制”、“依法独裁”和“选举式君主”等等。基于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我们认为，实行“可控的民主”是目前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必然选择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这一模式实际上是对民主的抽象肯定和具体的否定，是对民主的一种操控，是一套特殊的政治统治术，它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内在的相对集权与外在的民主形式的完美统一。俄罗斯学者把这种可控的民主政治称为“不成熟的民主”政治，或“准民主”政治。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政治转型之所以最终导致可控的民主政治，直接原因是特定背景下俄罗斯的宪政选择及总统的政策选择，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俄罗斯社会发育的不成热，缺少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在西方政治家的眼里，俄罗斯根本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

经历了短暂的民主之梦，俄罗斯大多数老百姓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俄罗斯的政治、经济的“休克疗法”是促使俄罗斯陷入各种危机的罪魁祸首，它使俄罗斯的许多领域濒临死亡。在经济连续倒退十几年之后，在俄罗斯上演的民主政治的神话终于破灭了。

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首次提出“主权国家民主”的原则，他特别强调“俄罗斯人民应该从本国的历史、政治实际情况出发，自主地决定应该如何发展民主和保障自由，俄罗斯作为主权国家将自己决定推进本国民主进程的方式和时间表”。普京连任后的第一年(2005年)，以国家稳定和长远发展为目标，政治上继续完善联邦制、加强中央权威，力求从制度上保障国家统一；经济上在保证较高增速的前提下，逐渐放弃了“纯粹自由市场经济”的观念，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能力，以政府引导性投资带动民间资本向国家鼓励的领域投放，提升俄罗斯经济竞争力；外交上强化对美国在独联体策动的“颜色革命”的防范和反击，用加强与东方国家的外交关系为手段来促进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在加强中央权威的基础上实行“主权民主”，确立“主权国家民主”的新原则，从而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垂直领导的行政效率，使一些小联邦主体能够借助邻近的大联邦主体加快发展。在此《国情咨文》中，普京提出了“在自愿基础上”合并联邦主体的建议。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民主制度更多地是按西方标准建立的，普京上任后基本上继承了其前任总统的制度建设成果，但是，他与前任总统不同的是，他更加注重建设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民主制度。他强调，俄罗斯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考虑到俄罗斯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

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式是国有企业大范围的私有化，直接结果是导致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直至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间接结果是造成大量的失业人口，尤其是女性失业人口。另外，在俄罗斯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地下经济”，又称“影子经济” ¹有更加泛滥的趋势。

1 “影子经济”是一种非公开、经营主体隐蔽、国家和社会无法监控的经济活动，其经营利润不在国家统计范畴之内。这种隐蔽的经济覆盖了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服务过程，是一种与少数人和集团利益相关的经济形式。“影子经济”中很大一部分是包括犯罪的、违法的、隐蔽的经济活动，以及以逃税为目的或经营主体不愿透露自己的经营行为和收入的经济活动。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经济活动，“影子经济”具有个性化、个体化、家庭化和难以度量的特征，所以无法对其进行统计。

据1997年的资料显示，俄罗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要方式有:赎买信贷财产(占32.0%)、实行股份制(占22.5%)、竞标拍卖国有企业的不动产和土地(占24.4%)等。国有企业大范围私有化的结果使私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1997年私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率为68.0%，国有企业为9.3%，地方所有制企业为7.4%，公益性企业为5.2%，其他形式的企业为10.2%(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1997:360)。到1998年，私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率已经达到73.2%，国有企业所占的比率下降到6.1%，地方企业所占比率为6.3%，社会公益性机构所占比率为5.7%，其他企业所占比率为8.7%(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1998:341)。1996年底，在国有和地方所有企业、机构就业的人数为2440万人(占就业总人数的37.0%)，在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为2520万(38.2%)，在合作所有制机构就业的人数为1550万(23.4%)，在公益性机构和资源部门的人数为50万人(0.8%)，地方企业为40万人(0.6%)。与1992年相比，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数减少了1.03倍，相反，在私有企业工作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Россия в цифрах，1997:36)。

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所以，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不断地裁减劳动力的过程，其后果必然是失业人数急剧上升。1991年俄罗斯的总就业人数是7380万，到1997年在有劳动能力的7280万人中，就有680万人失去了工作(同上:32-33；1993 РФ в цифрах，1994:82)，其中女性就业人数比原来减少了13%，在金融和信贷领域中，女性的就业人数几乎减少了一倍。

俄罗斯大约有9.3%的失业人口，其中女性失业人口大约占45%，农村失业人口约占22%。失业者人群的“高峰”聚集在30岁-49岁的年龄之间，占失业人口总数的50.2%，有17.7%的失业者的年龄是在20-24岁之间，失业者的平均年龄是34.4岁。从教育程度的分布情形来看，具有普通中等教育程度的失业者占40.8%，具有中等职业教育程度的失业者占29.2%，具有高等职业教育程度的失业者占8.3%，84.4%的失业者是有劳动经验的人，有10.1%的失业者是毕业后或中断学习后不能就业的人(Галкин，А.А.Л.Г.Ионин，1999)。从失业者的年龄构成来看失业者的年龄是很轻的，仅有34.4岁。从失业者的教育程度来看，接受普通教育的人失业的概率要高于接受职业教育的人。从失业者的劳动技能来看，普通工人的失业概率要高于专业技术人员。2005年1月底俄联邦总共有620万失业人口，占有经济能力人口总数的8.6%，其中有170万人属于国有机构服务人员，其中有35.89万人是车臣共和国的工作人员(Барсукова，2005)。据国际劳动组织(MOT)统计，俄罗斯2005年失业率超过了7.9%，2006年为7.9%，2007年为7.8%。

在苏联的解体、苏共的垮台，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急剧变革的时候，俄罗斯某些经济利益集团利用国家管理失控、国家法律尚不完善之机，大肆牟取暴利，“影子经济”越演越烈，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灰色经济网”，这个网已渗透到金融、商业、军工以及外贸等各个领域，下至小商贩，上至各级国家官员都与这个“灰色经济网”或“影子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有不断发展和蔓延的趋势。1997年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对“影子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率的估计数字为20%-23%，而专家估计的为45%-50%，内务部公布的为35%-42%左右(尼古拉耶夫，1998:39)，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提到的比率为40%。许多俄罗斯的“新贵”就是靠“影子经济”起家的。俄罗斯今天的相当一部分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都是由当初的“影子经济”演变而来的。其实，“影子经济”在前苏联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前苏联时期，由于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品种极其单一，而且质量又非常低劣，再加上服务行业发育得极不完善，严重制约了苏联人民的生活需求。“影子经济”已经成为前苏联时期主流经济的一种“补充”，曾满足了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影子经济”在前苏联似乎具有了合理合法的地位。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掀起反“非法劳动收入”的运动，矛头直指“影子经济”，但是这一运动没有持续多久便夭折了。

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

自俄罗斯社会转型以来，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加大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加大；2、地区间(包括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3、各种经济组织和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俄罗斯人的收入结构比较复杂，其中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61%，商业活动收入占16%，转移收入占14%多一点(主要包括奖学金、补助金和各种社会保障金等)，还有8%属于私人收入(РИА，2007-7-9)。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居民收入的差距。1991年底俄罗斯10%的最高收入者与10%的最低收入者的收入之比是4.5倍，到1992年底就扩大到7.5-8倍，1993年底扩大到11倍，1995年则扩大到13.5倍。1996年11%的居民月收入低于21. 9万卢布，而8%的富人月收入却超过了190万卢布(济齐娜，等，1999)。1998年10%的最有保障的居民获得了33. 1%的货币收入，而10%的最低保障的居民只获得了2.5%的货币收入。据俄联邦服务国家统计委员会(Федеральная служб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татистики)2006年的资料显示，如果把1991居民平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不均衡指数按100%来计算的话，那么，2004年这一指数为77.8%，2005年为84.8%(2006)。可见，收入不公平状况在当今的俄罗斯依然存在。居民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别使社会矛盾激化，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学者研究了近10年来(上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初)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家庭经济群体及其收入的状况(见表 1)。

如果用变异指数来判断，在1997-2001年居民收入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这些年，俄罗斯家庭经济收入的中位数与家庭经济收入的平均数之比总是在69%-70%之间变动，具体地说，就是个人收入和家庭经济收入是偏离平均水平的，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所保持的比率偏高(正向不对称)。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收入水平上表现出一致性收入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了，这说明俄罗斯居民的物质资源获得的差别增大了。居民收入变异指数的动态研究显示，由于经济领域之间、地区之间、各企业之间财政经济地位差别的增大，致使劳动的差异加大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增大。也就是说，具体的个人收入和家庭经济收入是偏离平均收入水平的。从表 1可以看到1992-2001年间俄罗斯居民收入差距的资料，这一差距是从1995开始逐渐拉大的，与1992年相比，1995年俄罗斯家庭收入的差距之所以拉大，主要是因为20%最富有阶层的家庭收入增加了，从而导致所有其他家庭的收入相对地减少了。

1991-2001年俄罗斯根据工资和收入分别计算的基尼系数表明，俄罗斯年工资收入增长总量的60%以上是被占人口总数20%的高收入者获得，其中45 %又被只占人口总数10%的收入最高的人获得，而占人口总数20%的最低收入者只获取了工资增长总量的3%(梅德韦杰夫，1998)。俄罗斯学者辛亚夫斯卡娅等(Sinyavskaya，2003)提供了自己计算出来的基尼系数，比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要高。俄罗斯学者认为，官方有意低估了实际存在的基尼系数。达布罗夫斯基(Dabrowski，2004)根据俄罗斯纵向监测概览的数据得出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看法，据他的估计，1995年俄罗斯的基尼系数是0.439，1998年是0.446，2000年是0.432。

2004年，俄罗斯10%的富人的收入比10%的贫困人群的收入高出13.8倍，在彼得堡这一差距竟高达16倍(Россия，2005)。2003年这一差距为13.5倍，2002年为13.3倍，而1990年这一差距仅仅是3.4倍。很明显，俄罗斯居民的收入差距呈逐年增大的趋势。有资料显示，2003年底在莫斯科10%的富人的收入竟高出10%的穷人收入的51倍，在秋明州贫富收入的差距也高达21倍(顾志红，2005)。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全俄罗斯的平均收入差距竟有13.3倍之多。俄罗斯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隐性收入的差距大。在当代俄罗斯，隐性收入已经变成个人致富的非常重要的手段，1993年俄罗斯的隐性收入大约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1994年是9%，1995年是10%，1996年已经达到了11%。由于大量隐性收入的存在，统计的平均收入水平就无法代表俄罗斯居民的真实收入水平，尤其是无法考察巨富层的收入水平，甚至无法考察一般的富人和有保障阶层的收入水平。在俄罗斯，巨富层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可以和西方最高层的富人相比，这一群体大约占俄罗斯居民的1%-3%，它主要由大企业主、黑社会上层人物、受贿者和掌握实权的精英构成。

由于很大一部分的收入差距是社会不公平造成的，所以它已经给俄罗斯的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俄联邦总理米哈伊·弗拉特科夫就认为，当前对俄联邦威胁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阶层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这一差距已经接近14-15倍。近年来，普京总统及政府为了保持社会稳定，不断地提高居民的工资收入，从2001年起至今居民的工资收入已经翻了两番。资料表明，整个俄联邦2007年第一季度与2006年第一季度相比，居民实际收入都提高了，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尔梅克共和国，以及伏尔加河沿岸自治州等地，提高了20%以上。沃罗涅什、莫斯科、布里亚特州等地，增长了25%以上。俄联邦大部分地区退休人员的工资也有大幅度的增长，增长最高的地方是车臣、鞑靼斯坦、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州，增长速度都超过15%。如果俄政府能够保持这样的工资收入增长速度的话，正如俄联邦政府所期望的那样，到2010年，低收入者有望赶上或超过前苏联时期的生活水平。

1992年，俄罗斯真正实施了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商品价格开始全面放开，国内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了。到1996年俄罗斯人均地区性收入差距达到了20.4倍。盛产石油的秋明州与达吉斯坦的人均收入差别远远超过了欧洲首富卢森堡和最穷的摩尔多瓦之间的差距(13倍)(李方仲，2000:202)。俄罗斯报刊和媒体以及政治家都指出，莫斯科集中了俄罗斯80%以上的金融资本，政治精英和巨富几乎都居住在这个地区。虽然莫斯科人口只占俄罗斯总人口的6%，但1996年资料显示，这里的零售总额却占俄罗斯总零售额的25%。普京时期俄罗斯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减少，2007年俄罗斯统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表明，最富裕地区(莫斯科)与最贫困地区(印古什)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缩小到9.5倍。尽管如此，目前其国内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是令政府头疼的社会问题。

在俄罗斯，莫斯科始终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的北部和西伯利亚地区，这些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2 / 3，人口虽然只占8%，却提供着1 / 4的国民生产总值，俄政府60%的外汇收入来源于这些地区(Финансов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1995)。这里的工资收入水平虽然与全俄罗斯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当，但物价却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倍。西伯利亚地区物价昂贵，再加上生活条件恶劣，大批西伯利亚地区的居民纷纷向内地迁徙。到1997年，俄罗斯个人收入的区域间差距达到了1:10(如果莫斯科地区的收入是平均收入的400%，丘明地区是230%的话，那么达吉斯坦的收入就只有平均收入的40%)。莫斯科地区(中央地区)居住着俄罗斯20%的居民，其收入却占国家总收入的29%，北高加索地区居住着俄罗斯12%的居民，其收入只占国家总收入的6%。地域间的收入差距严重地扩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严重地制约了俄罗斯社会的和谐发展(详见表 2)。

从表中可以看出俄罗斯国内地区间居民家庭的收入状况。属于最高收入的20%家庭中，莫斯科就占据了6%，莫斯科的贫困人口只占俄罗斯总贫困人口的1%(Суринов，2003:168)。俄联邦伏尔加河周边地区和南部地区的居民占据了贫困居民(20%收入最低组)的大部分。最富裕群体(20%收入最高组)是联邦中心地区的居民(受莫斯科影响)。

“高地位”层的人在莫斯科占有最大的比率，是13.1%，“专家”的比率在莫斯科和在其他大城市的比率几乎一样，大约是25%，在城镇和小城市“现实者”的比率分别是50%和38.1%，“新贫”在莫斯科最多，是12.1%，在农村“旧贫”占45.2%(Беляева，2004)。

地区差别，特别是莫斯科与其余广大地区之间的差别不仅严重阻碍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也阻滞了正常的社会流动，其影响将是深远的。俄罗斯的居民是如何看待这一地区收入差距的呢？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2005年做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有89%的人认为莫斯科的生活水平要比俄罗斯平均水平高得多，其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在莫斯科容易获得良好的教育，好找工作，容易获得资源和权力。有50%的外省人认为，莫斯科的生活水平之所以高，是因为它是首都，它掌握着国家所有的权力和商贸。只有13%的莫斯科人和4%的外省人认为莫斯科人的好生活在于莫斯科人本身，他们比其他地区的俄罗斯人能力强、更敬业、积极性更高。还有观点认为，莫斯科人和其他俄罗斯人的区别在于“他们傲慢、自大和贪婪”(Россия，2005)。

在俄罗斯，不但城市间居民收入差距总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势，而且城乡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城市最低收入组的比率要比农村同一组别的比率少20%，而其余各个组别的比率均高于农村同组别，这表明俄罗斯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农村的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的数量明显高于城市中的数量。农村的最低收入组的人口数量占到俄罗斯低收入总人口数量的72.35%，而农村中最高收入组的数量只占高收入总人口数的5%。以2000-2001年为例，俄罗斯平均月工资收入最高的是石油工作者，为18700卢布左右；文化、医疗保健、教育、体育和运动、社会保障等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比他们少8倍，为1900-2100卢布左右；农业工作者的工资收入最低，还不到1500卢布(РИА，2007-7-9)。这种城乡收入之间的两极分化状况极其不利于俄罗斯农业的发展。

随着俄罗斯社会改革的深入，政府各个部门之间和经济领域内各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水平的差别也开始逐渐加大，劳动和资本开始向更有效益的经济部门流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劳动工资收入的差距最高可以达到1:9。1997年天然气部门的工人月平均工资是总平均工资的392%，有色金属部门是195%，轻工业部门是51%，农业部门是46%，科研部门是8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俄罗斯社会转型以来，在教育、卫生、文化部门工作的工作者，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已进入到俄罗斯的低收入阶层。工资最高的是石油开采和天然气部门，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工作者月收入可达到25700和20200卢布。收入最低的是文化和艺术部门的工作者，他们的月收入是3100卢布，其次是教师和医生，他们的月收入稍高一些，是3900卢布(http://www.vz.ru/economy，2005)。1998年教育工作者的月平均工资为全俄平均工资的54.3%，文化工作者为56. 6%，卫生工作者为66.8%，科学和科学辅助工作者为90.1%；而同时期在金融、财政、保险系统工作的工作者月平均工资为全俄月平均工资的178. 5%，行政管理机关的工作者为134. 9%，农业工人仅为44%。

从表 3中可以看出，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是不均衡的，金融和保险业领域的工资收入在工资收入总份额中所占的比率在1991-1995五年间有大幅度的增长，而农业、教育和保健领域的工资收入在工资收入总份额中所占的比率正在逐年缩小，其离差呈逐年增大的趋势，这说明俄罗斯各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在不断增大。

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调查资料也证实了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距。某些收入最高的部门中10%收入最多的人和某些收入最低的部门中10%收入最高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竟高达11.8倍。俄罗斯收入比较高的部门是信贷、金融、保险、交通、地质、采矿及水利、电力和通讯。收入较低的部门是科技和科技服务、保健、体育、教育、文化和艺术。收入最高的是具有出口特权的工业部门，它们是天然气、石油开采和电力部门。这些部门1996年的平均月工资分别是国内其他部门平均月工资的3.9倍、2.7倍和2倍(Суринов，2003)。

据专家分析，目前俄罗斯社会发展己经进入了比较好的时期，GDP己经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宏观经济层面发生了明显变化，国民经济水平开始不断增长，就业率开始提高，人均GDP已经超过了5300美元，综合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俄罗斯各行业间的收入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俄罗斯银行董事长涅恰耶夫(РИА，2007-7-9)认为，俄罗斯各阶层之间仍然存在着的收入上的巨大差距是社会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许多其他社会问题的原因。

三、“边缘化人群”和“新贫困者”

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大量的“边缘化人群”的出现。“边缘化人群”是指具有以下特征的一群人:1、这群人无法参与他们所应该参与的各种活动，比如，无法参与物质生产、工作程序决策和各种资源分配等活动；2、他们不能确定自己在所属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和位置；3、即使他们能确定自己在所属社会群体中的地位和位置，也无法对该社会群体产生相应的群体归属感，他们是被排除在该群体之外的人。边缘化人群是制度危机的产物，是社会变革的代价。当今的俄罗斯出现了相当多的边缘化人群。

俄罗斯许多学者都非常关注“边缘化人群”这一社会现象，其中戈连科娃(2003)的课题组研究得比较具体。她们对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是:“您认为自己是属于哪一个社会阶级或集团？(1)工人(2)农民(3)职员(4)知识分子(5)管理者(6)自谋职业者”，课题组根据“目前还没有我能隶属的集体”和“难以回答”这两种答案来确定被调查对象是否处于“边缘状态”。调查结果显示，在生产领域，就业者的物质生活状况、社会政治取向、社会行为模式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差异，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属于“边缘化人群”，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其自我认同感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实际所属的地位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在一般情况下，在企业内部，“边缘化人群”大多是指企业中的非专业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部分专业人员。非专业工作人员经常与本行业中的专业工作人员的地位和位置划分得清清楚楚，比如大企业的医务服务人员，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该企业的专业人员或在生产空间中占据一定位置的其他类别的人员。本文所说的“边缘化人群”指的不是这种人，而是指在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出现的一批特殊人群，这些人不认同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不承认自己是该社会阶层或群体的成员，如在俄罗斯的企业中有许多工人不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第一，前苏联时期，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先锋队”，很多人认为自己还不具备做这个群体成员的资格；第二，目前，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恶劣，社会地位低下，很多人又不愿意成为这个群体的成员。据俄罗斯学者在各类所有制企业中所做的调查显示，在国有企业中，有这种想法的人竟占到工人总数的66.5%之多(戈连科娃，2003:66)。

在俄罗斯，“边缘化人群”还包括另外一些人，比如，在国有经济部门，尤其是军工系统工作过的技术工人、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等。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曾经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很舒适的物质、文化生活。如今他们却大不一样，急剧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政策的变革，导致这些曾经具有高社会地位和高物质文化生活的人群，一落千丈，过着一种既无社会地位，又缺乏物质保障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沦为被社会救助的对象，这些人已经不认为自己仍然属于从前那个比较优越的社会阶层了；另外，还有一些中小企业主、自主择业的居民和各种“新”职业者(掮客、保镖、黑社会成员等)，这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极不稳定，他们很难给自己找到一个准确而合适的归宿；第三是移民，即那些被迫从俄罗斯的一些经济落后地区迁徙到城镇居住的和来自于邻近国家的人，这些人在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被边缘化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俄罗斯学者认为，社会边缘化现象的出现，是由于被边缘化的人丧失了自身应有的权力，这些人之所以被边缘化，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善于利用民主手段和法律措施来保护自身应有的权利。在俄罗斯尽管有很多不合理的事件都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得到解决，但是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是不愿意通过法律诉讼程序去解决问题，他们宁可在自身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听之任之，保持沉默，尤其是工人，更是如此。这种状况致使他们在不合理的、急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被迅速地边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俄罗斯社会法律制度还不完善，俄罗斯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还不高。俄罗斯学者普遍认为，俄罗斯现在非常需要一个属于劳动者自己的独立工会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大量出现，大大激发了俄罗斯的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增加了社会的紧张性。要消除这种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就需要重建社会规则，缩小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使社会各个阶层都有稳定的“我”的形象。俄罗斯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俄罗斯专家认为，俄罗斯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质量，必须加快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结构的正常转型，才能实现俄罗斯社会阶层的合理分化，才能实现俄罗斯民族的长远发展。

俄罗斯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改革的结果造就了一大批新的穷人，其中大多数人是原来的知识分子。1996年俄罗斯学者在埃里斯塔市针对的贫困群体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在贫困人口中，有相当数量的专业知识分子。据此分析专家得出这样一个假设:由于从前拥有中等保障水平的大量知识分子沦为贫困人群，导致贫困阶层人口数量的增长。我们称这些沦为贫困人群的知识型人群为“新贫困者”。当代俄罗斯的“新贫困者”主要是由教师、医生、学者等组成，他们本应当是社会中间阶层的骨干，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设，俄罗斯研究人员建立了一系列界定“新贫困者”的综合指数，其中除了物质状况的指数外，还包括“教育程度”的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划分出了一个主要由具有高学历的专业人员组成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在社会威望方面属于社会中间阶层，而在收入方面却属于社会下层，属于穷人。这个群体在知识阶层中竟占到59%左右，占所有被调查者的34%左右。“新贫困者”群体的多数成员的年龄是在30-50岁之间，其中2 / 3是已婚人员。不断下降的收入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生活特征，这些人的收入不仅满足不了他们生活中新出现的需求，而且就连那些属于最基本的维持生存的大众性的需求水平也在明显地降低。总之，他们生活的所有方面(饮食、服装、对父母的资助、用于休息的资金等)都表现出明显恶化的趋势(Галкин，А.А.Л.Г.Ионин，1999)。

成为“新贫困者”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导致他们贫困的原因不是他们自身，而是恶劣的外部环境和政府的现行政策。他们认为，当前的社会政策酝酿和保护着犯罪的土壤，许多人就是靠这些犯罪土壤变富的。也就是说，许多“新的富人”都是靠不正当的或非法的手段获得财富。而他们安分守己，靠自己的劳动所得却不能满足最低的生活消费，他们认为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完全失去了最基本的自由，他们对未来也缺乏信心，他们时刻关注着政府改变现行的经济政策，寄希望于政府能制定出对他们有利的各项改革措施，并企图通过政府的各项政策改革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可以说，俄罗斯的“新贫困者”是最关注政府施行的各种政策改革的人。

俄罗斯学者认为，对转型中的社会缺乏适应能力是“新贫困者”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俄罗斯自社会改革以来，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选择了一种激进的生存方式，他们要么与过去的生活决裂(学者下海经商)，要么在原来的名存实亡的职位上混日子(继续着与原来的行为方式相同的行为)。对于那些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学者、工程师、军工事业综合体的高技术工人来说，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找不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社会位置和社会角色。另外，在社会政策的选择上，“新贫困者”是自己为自己选择了贫穷的生活。“新贫困者”思想保守，消极地对待社会改革，他们经常为那些保证“回到过去美好时光”的人投赞成票，典型的例子就是1996年在俄罗斯南部地区的“竞选执政党事件”。¹俄罗斯学者的调查资料还显示，在适应能力和政策偏好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对改革不适应者主要是那些主张复旧的势力，适应者则是支持改革的骨干力量。

1当时共产党在竞选中获得多数选票，人们似乎有一种面临不可避免的复辟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出现了只有在备战时期才会出现的抢购风潮。

研究证明，年龄与“新贫困者”也有一定的相关关系。比如“专家”和“新贫困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受教育水平都很高，但是，在年龄方面却有很大的不同。55岁及以上者在“专家”中仅占22.3%的比率，而在后者中所占的比率却是40.6%。1998年的调查显示，35岁以下，有过出国经历的人比其他人更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新的社会规则，而2002年的调查表明，这种人的年龄已经变为45岁。也就是说，目前的俄罗斯，45岁以下的人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新贫困者”群体中大部分人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调查显示，在社会“高地位”层和“现实者”层中，45岁以下的人可以占到64%，这些人为了自己能在社会上得到发展，善于积极地利用各种市场资源；在“专家”层这种人稍少一些，占到55%；而在“新贫困者”和“旧贫困者”中45岁以下的人则很少，分别是38.6%和45.2%。可见，年龄已经成为俄罗斯社会现存者的重要差别因素之一，且年龄和物质生活状况之间呈负相关。而在前苏联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年龄和物质生活状况之间是呈正相关的，那个时期，工龄的长短、年龄大小、经验的多少决定着一个人是否会拥有高水平的物质财富和富裕的生活。显然，在转型经济体制下这一状况发生了巨大改变(Беляева，2005)。

根据职业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企业家和经理占高地位者的64%；“专家”大多由文科知识分子和管理者构成；“现实者”首先由工人构成(26.7%)，还有退休人员(16.4%)和大学生(11.6%)，其他职业者(不到7%)；在“新贫困者”中，最大的群体是文科知识分子(32.4%)和退休人员(27.5%)；“旧贫困者”由工人(25.4%)、退休人员(27.5%)和一些农民(13.5%)组成。被调查的“专家”和“新贫困者”阶层一般都是在国有部门工作的人，如科学研究机构、学校，国防企业等(同上)。

调查还显示，在当代俄罗斯各阶层中，只有“高地位”层的人把工作看成是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在其他阶层中，工作的需要应让位于满足家庭利益的需要，居于第二位。在所有的阶层中工资收入与工作性质和兴趣相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对于俄罗斯居民来说，工资收入的多少不是他们选择工作的唯一标准。持这种看法的人在高学历者和“高地位”者、“专家”和“新贫困者”中占有较大的比率。尤其是对于“专家”和“新贫困者”来说，工作的价值要比工资收入的价值高出1倍-2.2倍，而对“现实者”而言，二者几乎是一样的。这可以说明，尽管转型时期情况很复杂，但工作内容还是保留了其本身的意义，特别是对“高地位”阶层而言。对于“新贫困者”而言，工作的意义远不是养家糊口，而与自己专业相符和体现自身价值仍然是工作的主要意义。

四、新生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研究中产阶级的状况和它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俄罗斯社会在前苏联时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只有一个类似于中产阶级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中间阶层。社会改革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俄罗斯旧有的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社会中间阶层已经被彻底地冲垮了，一个以企业主为核心的新的社会群体正在形成，并且正在取代原来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中间阶层的社会位置。新生的社会群体的出现是社会改革的重要产物，这个社会群体的主体是一群比较富裕的企业主、公司经理和公司的高级职员，他们丰衣足食，对政治冷淡，不希望国家过多地干涉他们的经济行为。这个阶层的成员智商普遍很高，其中2 / 3的人拥有较高的学历，是一些很有能力的人。这个社会群体中还包括政府的公务员和一部分头脑灵活的知识分子。俄罗斯学者对这一新生的阶层有很多不同的称呼，张树华(2001)在《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一书中就总结出了十余种叫法，比如:中间阶层、企业家阶层、商人阶层、中小企业主阶层、中等收入阶层、有产者阶层、新阶级、白领阶层、“新俄罗斯人”、经理阶层等。不管怎么称呼，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某些特征还是很像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中产阶级。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俄罗斯学者就开始关注中产阶级问题，从俄罗斯学术界最近发表的有关学术文章来看，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两个:(1)俄罗斯是否存在着中产阶级？(2)这一中产阶级在俄罗斯的社会结构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比例？

关于第一个问题，以科萨尔斯(2000:367)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俄罗斯社会还是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的，只是这个中产阶级目前还没有形成规模，尚处于萌芽状态，有待于成长和发育；科切特科夫(Кочетков，1998:46-49)的观点与科萨尔斯比较类似，他也认为俄罗斯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而且这个中产阶级正处于自发阶段，目前还没有自己的阶级意识，与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相比，俄罗斯的中产阶级还很不成熟；以利马舍夫斯卡娅(1997:59-60)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目前俄罗斯并不存在一个西方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他们认为，俄罗斯目前实际上只存在着两个对立的阶级，即上层阶级(大资本家、财团寡头、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势力集团)和下层阶级(经济上不能独立的贫困者人群)，在这两个对立的阶级之间是一个“真空”地带。

1996年，俄罗斯学者在埃里斯塔市进行了一项关于中产阶级的专门研究。研究发现，在该市确实存在着一个类似于西方中产阶级的社会中间阶层，但是，这个社会中间阶层数量不大，特征也不清晰。该项研究者在确定中产阶级的特征和群体构成时，建构了一个测量“中产阶级”的综合指标，其中有三个最基本的指标:(1)确定的年平均生活支出总量；(2)物质生活状况的总满意度；(3)对社会层次结构的认知态度(自我定位)。这个综合测量指标在测量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的同时，更注重测量中产阶级的生活态度和对生活的满意度。显然，该项研究者对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个测量指标是有所忽视的，因为该项研究者认为，测量一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级，重要的不是看他们的生活水平，而是看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用这个综合测量指标测量的结果是把那些在观念上与中产阶级不一致的，但是，在社会垂直体系中却又占据着中间位置的人排除在了中产阶级之外。研究者认为，在埃里斯塔市有大约占总人数8%的社会群体有足够的理由被列入无可争议的中产阶级。这一群体的特征是，普遍具有高水平的职业教育，非常重视孩子的营养和教育，他们的孩子营养状况很好，并且都受到和正在受到很好的教育。也就是说，他们的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将来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支出结构是，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饮食营养、必要的服务和各种商品，而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于休闲和教育。这个阶级的人既拥有昂贵的营养品——最高质量的鱼类和水果，也购买低价的产品——面包和土豆。进入这一阶级的家庭，在该市占有很大的消费比重。这群人是基本的纳税人群，他们有很高的储蓄率。如果将那部分被排除在外的社会中间阶层的人数加上的话，那么这部分人在埃里斯塔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率还会更高。

1999年3月，俄罗斯社会与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也针对“俄罗斯是否存在着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的问题进行了一次全俄范围的社会调查，这次调查共选取了1765个样本，研究者采用了“客观分类”与被调查者“主观分类”(即“自我分类”)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中产阶级的基本标准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者既考察了被调查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又考察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掌握劳动(工作)技能的状况，以及周围的人对他们的评价和他们的人际关系等等。在对调查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研究者得出了这样的研究结论:当代俄罗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形成一个类似于西方中产阶级的社会集团和自我评价为中产阶级的社会集团，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有自己的公司或者有与受教育水平相称的工作职务。构成当代俄罗斯中产阶级“核心”的是政府管理者、企业主和个体经营者。这次调查的结果还显示，在俄罗斯担任国家公职和在国营部门工作的中产阶级人数的比例远远高于西方国家，而从事企业管理的人员和企业主的人数比例却远远低于西方国家。该项研究的研究者在基于调查统计的基础上得出“俄罗斯确实存在着一个类似于西方的中产阶级”这一结论的同时，还进一步把当前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分为三个层次:“中产阶级上层”，这是一个处于上层社会地位的阶层，而且他们还在向更高一级的社会阶层过渡；“中产阶级中层”和“中产阶级下层”。研究者认为，在俄罗斯，中产阶级下层的人数最多，它将是俄罗斯社会的“基础阶层”。目前，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绝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俄罗斯存在着一个类似于西方的中产阶级已经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了(Беляева，2007)。

关于第二个问题，俄罗斯学者研究的结果也不一样。比如著名社会学家塔·伊·扎斯拉夫斯卡娅(1995:6)在研究“商界阶层”时，认为这个阶层约占俄罗斯有劳动能力人口的11.8%；她(1997:13)在分析俄罗斯现代社会结构时，把1993-1995年的俄罗斯社会分为高、中、基础和低四个阶层，阶层的比例分别为1:24:68:7；她(2001:121)又认为，1996年俄罗斯中产阶级已经达到人口总数的27%。需要补充一句的是，扎斯拉夫斯卡娅所说的“商界阶层”指的就是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俄罗斯科学院的另一位社会学家戈连科娃(2003:12)在《俄罗斯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分层》一书中分析道:1993-1995年期间，社会最高(富裕)阶层占调查对象的5%，贫困和赤贫(最底层)占60-65%，而按俄罗斯标准属于中间阶层的人数接近30%-34%；也有学者认为，中产阶级在整个俄罗斯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4%，而在莫斯科等发达地区所占的比例最高可达20%；大多数学者认为俄罗斯中产阶级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应该是在15-20%左右(Кочетков，1998:47)；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的资料显示，1996年以前的比例为20%-23%；而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俄罗斯科学院的社会学家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一比例应当是25%左右。

2006年，在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问题比较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населении РАН)进行的研究中，询问了1200个18岁及以上的俄罗斯常住居民，研究者根据居民的性别、年龄、教育、民族等特征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在四年的时间里中产阶级的数量激增到总人口的38%(见表 4)。

根据上表我们可以看到，2006年中产阶级的人口比例(上表中的“殷实层”和“有保障层”)与1998年和2002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4.1%和5%(Беляева，2007)。

资料显示，俄罗斯中产阶级基本上都居住在大城市里，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中产阶级的人数大约占城市总人口的28%，在2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大约占24%。中产阶级中只有22%的人生活在非中心城市。近15年来，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在国有经济部门工作的人数大幅度减少，而在私有化或私有部门工作的人数正在大幅度增加，已经增加到俄罗斯中产阶级总人数的35%(Добрынина，2007-1-24)。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使俄罗斯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未实现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政治上，虽然进行了权力重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的新政治精英仍然是前苏联的政治势力的延续，社会转型后的新政治精英中有一半以上是旧政治精英的接班人。截止到1996年，苏联时期的旧官僚在俄罗斯总统周围的核心机构中任职的比例是75%，在政府官员中任职的比例是74.3%，在政党领袖中所占的比例是57.1%，在地方精英中所占的比例是82.3%，在经济精英中所占的比例是61%。从经济层面看，全面私有化的结果使权钱交易盛行，经济寡头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从社会层面看，原有的社会中间阶层遭到破坏，并且沦为新的贫困阶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许多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被甩在社会结构之外，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群。普京上台以后，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实行“可控的民主”，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政策，从根本上整顿了俄罗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混乱局面，致使居民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贫困人口开始减少，作为改革产物的中产阶级，在新形势下，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开始增长，但是，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将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社会阶层分化和社会的再分配发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俄罗斯在这些方面还存在着反复变动的可能性，其社会转型和社会阶层分化的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