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城市生活的时间节律明显加快，空间也变得支离破碎，并从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转移，现代城市空间经历了从稳定一统向多元流动的变迁。在20世纪60年代末，亨利·列斐伏尔继承了马克思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展开了研究，他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空间如何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并对城市进程与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组织的联系给予了重视。

《城市的权利》(1968年)是列斐伏尔为纪念马克思《资本论》出版100周年而撰写的第一部城市学著作。他在此书中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明确区分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突出了城市化与重建现代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提出通过实现“城市的权利”和“差异的权利”，来实现“日常生活”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赋予新型社会空间实践以合法性。“城市的权利”就是公民控制空间社会生产的权利，城市及其居民有权拒绝外在力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驱动等)的单方面控制。如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和金融商业活动在城市中心的集中，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迫使居民向城市边缘地区迁移；而实现“城市的权利”意味着居民可以拒绝服从资本和国家统治的需要，拒绝从原来人际交往、文化生活的中心——城市中心向外迁移，被隔离于外围居住地区而进入“交通-工作-休息”的循环模式。“差异的权利”是“城市的权利”的逻辑延伸，它反对资本主义不断强加的“抽象空间的同质性”，即反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商品性(交换价值)所造成的城市空间的类同。列斐伏尔提出哲学的生长点与实践方式应该是在都市化的城市，而不是在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与巴什拉尔的“乡野”。因为我们要抵抗的是近代的理性主义、生产主义、主体主义的语言模式，凸显生活的差异性，反抗生活的重复循环。其中，生活的瞬间在场与艺术化是其最高理想，而都市化的话语实践空间是这种理想的具像化。城市日常生活的文化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诗性实践，也就是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创造性融合，是一种全新的充满活力的生活风格，这里的创造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诗性的自觉行为，强调的是人与环境的诗性融合。

在《城市革命》(1970年)一书中，列斐伏尔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城市革命”，认为城市在历史上成为一个能动力量，工业化服从于城市化需要。人类历史上可以被划分为三个相互重叠、延续的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城市时代。工业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的最后阶段或形式，而是城市社会的一个准备阶段，工业革命是城市革命的前导。由于城市成为实现机械化、技术改进和规模经济的一种最佳空间组合形式，工业社会对城市社会形成依赖，即城市开始统治工业生产和组织。工业过去曾经是城市的创造者，现在却正被城市创造；城市革命同早期的由农业转向制造业的工业革命一样，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影响。列斐伏尔用马克思的理论来考察城市历史与当代城市，他对法国巴黎公社进行研究，将巴黎公社作为一种城市革命，将城市作为一种关联于实践的具体的抽象。列斐伏尔有关“城市革命”的观点前后发生过一些重要变化，“当我们使用‘城市革命’一词时，我们是指贯穿整个当代社会的转型，转型带来了从一个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占主导的时期到一个城市问题占决定意义的时期的变化，在这个时期探讨适合于城市社会的方案和形式居于优先地位……城市问题形成一种世界性规模。无论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来说，城市只能被定义为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吗？或者仅仅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通常的边际性产物吗？不是。城市虽不足以改变生产关系，但调节了生产关系。城市成为生产中的一种相当于科学的力量。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表达了社会关系，并对它们产生了影响。”(Harvey，1973：306)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的研究对象是工业社会自身的组织方式及其社会关系，马克思并没有将城市作为一个重点，只是从城市对工业资本主义起步和发展的贡献来认识城市的。列斐伏尔提出新的“城市革命”的概念，企图从一个新高度认识和评价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向现代城市化转型的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与城市》(1972年)中，列斐伏尔追溯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一切涉及城市的论述，用以证明他们希望阶级斗争在城市爆发，因为城市的经济状况产生了剩余价值、分工等。列斐伏尔确信，爆发革命的区域是社会的中心城市而不是边缘地带，城市是革命的中心，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中心，是“空间生产”的中心。列斐伏尔认为，恩格斯把马克思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因素和无产阶级状况上。恩格斯在他的关于城市、住宅和家庭的著作中，比马克思更关注空间问题；城市化是现代生活的癌症，而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的探索可能是一种治疗办法。“列斐伏尔主张在边缘化和城市化之间的互动。……显然，对城市化的批判是列斐伏尔国家和政治批判的核心。”(Elden，2004：156-157)“列斐伏尔主张城乡分化是最基本的劳动分工之一，伴随着年龄、性别(劳动的生物学上的分工)、工具、技能(技术分工)。……城市对乡村的关系的转变在于工业化兴起和技术进步。列斐伏尔认为工业社会被城市社会取代。”(同上：129)“程序化的日常性处于适当的城市背景中。……随着城市化延伸到农村，城市化产生了城市的外围，毁掉了传统的村庄。”(同上：133)列斐伏尔认为，不发达国家和世界无产阶级对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工人阶级来说是边缘，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着远离中心的地带，存在着城市的边缘因素——青年、妇女、同性恋者、铤而走险者。在《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年)中，列斐伏尔在城市与农村，即凝结性中心与耗散性边缘之间进行调和，他认为城市化是对现代性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战略性空间规划，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延续、得以成功地再生产其基本的生产关系。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概念释解为一个空间与城市领域内的范畴。

列斐伏尔在最后一部重要的城市研究著作《空间的生产》(1974年)中，充分表达了城市研究的许多理论创新，他提出新的“空间生产”概念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强调空间实践在沟通城市与人的关系时的意义，指出城市社会生活展开于城市空间之中，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地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和流动等，无不透露了社会界线与抗衡的界限，以及主体建构自我与异己的边界，从“空间向度”来把握城市阶层的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列斐伏尔更加明确地探讨空间和社会再生产这一中心主题，借用空间/区域的冲突来取代阶级冲突，把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当作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最为现实的切入点。大卫·哈维在《空间的生产》英译本后记中指出，通过1968年“五月风暴”的历史事件，列斐伏尔认识到了城市日常生活状况的重要意义——它是革命激情与政治的核心。

在城市社会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城市空间的理论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城市空间发展变化模型，他们将空间看作是独立的、纯粹的、客观的研究对象，忽视了城市空间过程与城市社会过程的联系，在对城市空间过程的分析中缺乏一种批判精神。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产生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则与之完全不同，它从诞生那天起就将城市空间过程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加以考察，将对城市空间的分析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循环、资本积累、资本危机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空间的生产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方面。列斐伏尔通过揭示城市空间组织和空间形式如何是特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揭示它们如何有助于这种生产方式所依赖的统治关系的再生产来破除城市意识形态。理解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需要把握其思想体系中空间、日常生活和生产关系再生产三个要素的内在联系。列斐伏尔基本观点是：城市不仅仅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建筑环境，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载体。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形式，既是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者，城市空间正是时、空、人、物的流转及其背后权力架构之组织与管理规划，所有的资本主义关系通过城市空间组织作为载体而实现了再生产。

列斐伏尔(Lefebvre，1969：6)指出：“有关城市与城市现实的问题并没有被很好地了解或认识，因为不论它是在思想(意识形态)还是在实践中，均没有认识到政治的重要性。”空间一向被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模塑铸造，但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列斐伏尔提出“集中注意核心和核心问题”的革命战略，在人类发展与都市化的过程中，已经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城市空间在列斐伏尔的全球化分析中具有重要意义。列斐伏尔指出，民族化通过控制时间来控制空间，全球化则通过控制空间来控制时间，全球化的实质是城市化，消灭代表历史差异的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将一切事物标准化和同质化，“许多事情隐含在全球化中。首先全球化要求时空的同质化。……在历史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冲突在由全球空间的生产中被化解”(Elden，2004：232-233)，“在马克思的时代只有英格兰有资本主义农业，而今天农业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列斐伏尔坚持并不是一切都以生产方式为条件。对列斐伏尔来说，城市问题作为意识形态和制度、作为全球趋势的城市主义是世界性的事实。城市革命是全球性的现象。”(同上：131)在他看来，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城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而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它是全球性矛盾表现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因此，所谓的城市革命实际上包含着差异空间的生产，空间之间的吸纳和兼容，以及对自由时间的争取。在列斐伏尔看来，城市化与工业化并不是同质的，而是矛盾的双重的过程，“列斐伏尔提出乡村共同体的组织既‘在时间(工作日历和节日)又在空间中’。工业化、城市化和殖民化三者处于同一个历史过程之中。”(同上：137)工业化最初是以破坏城市化为前提的，工业化是增长的、经济的过程，而城市化则是发展的与生活化的过程，不能用工业化代替城市化。他认为这种双重的过程有助于维持和扩大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断为自己创造更多的空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扩展的一个方面。在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中心地区主宰边缘地区，并把局部地区与全球联结在一起，由于离散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到处存在，中心地区仍然试图取得全面的主导地位；地处偏僻，并没有良好的交通工具，往往意味着被市中心，即城市最繁华的地带抛弃或隔离。村落的社群里人与人直接交往，对彼此的工作、历史和性格都十分熟悉，他们的行为相对来说是可以预知的。反之，现代城市则是陌生人的世界，人与人互不相识、互不相知，乡村的宁静平和为都市的喧嚣骚动所取代。列斐伏尔像马克思一样预言，资本主义扩展到整个世界，就会改变生产力，并因而产生一些新的生产、剥削及统治的部门，如闲暇的活动、日常生活、知识、艺术和城市化。由消费主义所开启的全球化空间的生产，势必造成对差异性和个体性的普遍压制，进而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从此人被城市空间所异化。列斐伏尔制定了一个把边缘因素同来自扰乱中心的因素结合起来的战略，使增长的方向满足社会需要而不再满足个人需要，这个方向将包括对增长的逐渐限制，既避免增长的贸然中断，又避免增长的无限延长。社会需要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成为城市的需要，不仅与生产而且与空间管理相联系，为生活和空间制定具有最大的自我管理的规划；全球性的规划只能是集体的作品，这一集体作品不能依靠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只能同性质各异的运动、要求、活动的集合体联系在一起。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扩张也包括赛博空间的扩张，互联网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城市是全球空间的脉络背景，生产关系通过它在人们的日常经历中得以再生产，全球化是这个时代空间发展的总体背景。随着整个世界进入国际资本快速流动的全球化阶段，以纽约、伦敦、东京为代表的“全球城市”不仅成为最具象征意义的新的空间形态，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规划管理者制定城市发展战略目标树立了样板。全球化已经成为统领空间生产实践的主导话语，当代城市的空间实践无疑需要置于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语境下来理解。在支配性的话语霸权和叙事逻辑下，通过对全球化的不断强调，城市的空间实践获得了一种合法性的基础，并由此遮蔽了在城市空间问题上来自底层的声音和城市边缘话语，“国际大都市”即是这样一种全球化话语的表述。在关于城市发展的支配性话语体系中，“国际化”的程度已经成为城市发展规划的出发点和空间实践的一个评判标准，城市面貌的迅速改观成为大小媒体上的焦点话题，“与国际接轨多少”、“距国际化大都市有多远”的问题不仅成了规划者考量城市发展战略和城市治理问题时反复强调的标准，而且深入到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建设“国际大都市”成为主导城市空间实践的全球化话语。新的城市魔力圈的兴起也典型地体现了全球化的空间实践，作为全球流动空间的象征性标志，金融街、高科技开发区等新的城市功能区，以及奥林匹克公园、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的建筑形式的兴起，构成了城市空间重构过程之中的再现空间。列斐伏尔将日常生活与城市都视为全球化概念和知识，都永远同时与产品和生产相联系。他一方面要围绕城市现实进行批判分析，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对于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前者是社会生活宏观空间的城市环境，后者则是关于城市社会微观空间的具体抽象。资本主义依靠全球化的银行和商业网络、机场和高速公路，依靠能源、原材料和信息流动，对所有的空间进行抽象，并将自然空间及其特性，如气候、地形当作社会生产力运行的材料，地表、地下、空气，甚至阳光都变成可用来交换、消费和控制的商品。空间被利用来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空间可以在旅游和休闲中被消费；环境和生活的组成、城镇和区域的分布都根据空间的生产以及空间在社会组织、经济组织的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进行；城市、区域、国家、大陆的空间分布就像工厂里的机器设备一样是为了增加生产，使生产关系能够得以再生产。列斐伏尔特别重视城市空间在感性复归过程中的意义。他认为城市空间将是走出现代性的新开端，真正具有革命特征的社会转变必须表现出对日常生活、对语言和空间具有创造性的影响力，这样的空间构成的城市就是“游戏的城市”，在那里，“日常生活变成每个公民和每个社区都能进行的创造” (Lefebvre，1971：135)。列斐伏尔把解放了的都市空间视为这样一种场所，欲望在那儿得以实现，本真的人类需求得以形成，内在统一的文化重现并取代了现存的碎片化和实用主义的文化。“游戏的城市”将改变日常生活的形态，它不再有平庸性或习惯化的单调乏味的工作，不再有“恐怖”。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注入了资本主义的逻辑(为利润和剥削劳动力而生产)，城市建设计划和地域性管理只是空间规划的要素，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种类商品的生产，城市的建筑象征了资本主义关系，城市居民被分散到郊区也是一种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物(因为中心地区被商业功能占据，居住空间的使用被驱逐到边缘地区)等。城市传统上曾是社会文化中心，是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主要来源和场所。如果城市被分散到只将经济和政治管理留在中心，那么当政治权力开始集中化时，文化统治必然将削弱。随着城市空间的分化，随着城市的消费化和后工业化，城市成为消费、服务与市场中心，中心吸引那些构成它的、但很快就会饱和的要素(像商品、资本、信息等)，排除那些它所统治的但又会威胁它的要素。列斐伏尔揭示了由资本主义的空间矛盾所导致的区域自治(反空间)，强调差异感、区域自治在资本主义空间矛盾中的意义。认为资本空间生产带来了新问题，空间被资本殖民化只能通过将人口分散来进行，他认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空间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就是剥削空间以谋取利润的资本要求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利润与需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政治表现就是政治斗争。那些受到发达资本主义强加的空间组织的剥削、统治和“边缘化”的人(没有土地的农民和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学生、少数民族以及工人阶级本身)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域框架里的城市的权利和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权而战。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城市阶段，斗争的关键是争取让日常生活摆脱资本主义组织，实现由人民大众来管理空间，并让空间为人民大众服务。

列斐伏尔重视城市在再生产中的作用，他区别了三种再生产的形式：生育再生产(由家庭承担)、生产力再生产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这些再生产是通过共存和内聚状态下的空间活动而实现的。对列斐伏尔来说，社会空间的实质就是围绕城市中心而产生的日常生活，尤其是表现在前资本主义(历史)城市的那种人口聚集形态。他认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明确位置是分散于和贯穿于更广阔空间的前资本主义(历史)城市，而资本主义制度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依赖于聚集效应，通过城市中心的空间形式来实现。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这种城市中心已经随着其功能的变化和大都市区的扩展而分化，这就妨碍了日常生活关系的有效再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与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危机的部分根源就是传统城市中心区的消失。列斐伏尔认为，财政危机只是城市的历史形态崩溃及历史城市中心区分裂而产生的再生产总危机的一种特殊情况。列斐伏尔用许多独特的述评来描述空间的矛盾过程：一方面城市空间“爆炸”，形成城市的乡村化(指城市居民及其居住区的边缘化，城市居民离开市中心移向市区边缘，而这不能理解为是第三世界国家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定居后出现的“贫民区”)(Harvey，1973：308)；另一方面决策权力的集中化，并将其控制延伸到所有的社会空间。随着整个社会的城市化，原来的城乡对立已经变得不重要，而新的矛盾出现在城市化本身。资本和劳工(生产)的矛盾并没有消失，消费层次(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也没有消失，空间既包含交换价值也包含使用价值，两种价值经常发生矛盾，但它们都被包含到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内在矛盾中。这些矛盾不仅仅存在于产业领域和城市范围，也贯穿于社会空间，转化成一种空间的矛盾状态。

列斐伏尔揭示资本循环与城市发展关系的重要性，对资本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进行了重要区分。第一循环指资本在生产领域(如制造业)的流通，涉及商品生产的投资(马克思对资本循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循环”上)；而第二循环指资本对土地、道路和建筑物的投入，涉及剩余价值从各种财产所有权投入中的产出，即从固定资本投资中的回报。列斐伏尔指出：“无论在哪里，全球性剩余资本部分的形成和实现在工业部门出现下降，那么在房地产倒卖、建筑地产开发中所实现的比重就会上升。”(参见同上：312)第二循环的投资提供了在第一循环中过度积累危机的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案，建筑环境的生产与资本流通和资本主义反复危机有着内在联系。列斐伏尔的目标是发展一种“人道主义”的城市理念，以反对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统治。列斐伏尔研究城市的日常生活，目的是要瓦解传统的理性主义或者柏拉图式的哲学理想国对城市生活的同质化设计与控制，重建差异性的城市空间乌托邦，“没有乌托邦——没有对可能性的探索，就没有思想；没有涉及实践，也就等于没有思想”(Castells，1983：298-300)。显然，列斐伏尔重视空间生产的实践。列斐伏尔称自己为“乌托邦者”，认为“今天比过去更明显的是，没有乌托邦意识，就不会有思想。否则一个人就会满足于说明眼前所看到的东西。”(Smith，1984：211)列斐伏尔的立场不仅是“人道主义的”，也是“无政府主义的”(Castell，1977：89)。

列斐伏尔不仅看到历史性城市的爆炸，也看到藉以控制都市现象的行政架构的爆炸。“一个被安排好的日常生活处于它自身适合的城市化背景下，这个过程通过传统城镇和城市化爆炸的分裂的帮助，自动控制通过小块化的土地、高效设置的宽大机构和适合具体目标(指向办公、控制循环和信息)的城市爆炸来威胁着社会。”(Lefebvre，1971：65)“爆炸同工业化过程、城市化发展的过程有关。……城市化对于工业化有重要意义。……在高度发达的国家，空间的短缺尤其表现在大城市中的拥挤。”(同上：81)城市空间不能被认为仅仅是消费货物的地方(商业)与生产的地方(企业)之总合，城市结构挟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是资本的一部分。城市、区域、国家或大陆的空间配置增进了生产力，如同工厂中或商业里的设备机具一般，利用空间如同利用机器一样。列斐伏尔指出，工业化进程对城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现代经济的规划成为空间的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和地域性管理只是这种空间规划的要素，城市有它自身的实践，城市空间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在他看来，城市只生产一种东西，就是它自己的空间。

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造成的中心与外围的分化和矛盾首先是城市本身功能的分割和分散，由资本利益而形成的城市空间组织造成人口的分割和分散，城市中心区吸引和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机构与商业功能，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被迫向外围边缘地区置换，城市中心不再是社会文化中心和生育、学习中心，不再是日常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地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以牺牲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代价，这是日常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一个不可解决的矛盾。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所导致的决策机构在大城市或城市中心的集中，也造成居于外围地区的依附性，不发达的地区与大都市中心之间的分化变得越来越明显。资本主义通过对空间的剥削利用而变得巩固，同时这个进程也在产生着威胁资本主义统治的矛盾。如果从整体上，空间已经变成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它也就成为一个广泛冲突的地域。资产阶级的和谐受到空间和日常生活破碎化的威胁，城市中心增长的权力受到来自外围的挑战。对列斐伏尔来说，“差异空间”的生产是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目标，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实现“差异空间”生产所要采取的基本途径不仅是要改变生产关系，也要实现地域范围的自治。“日常生活的转变应当通过有相关利益者的参与而实现，不只是根据他们对价值准则和现代政治民主进程的理解。在这个层次上，这个利益与利益者的联合体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它就是自治。”(Forrest & Williams，1983：183)通过实现地域范围的基本自治，复兴日常生活，使居民根据自治的原则组织生产和日常生活。列斐伏尔提出的自治原则，一方面是反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国家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鉴于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教训而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对个人生活空间的统治。列斐伏尔解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地区转让权力的现象，他认为统治阶级通过这种策略，向地方和地区权力机构下放一部分职责，以保持整体权力机制的效力。在具体的政治策略上，列斐伏尔主张工人组织起来，形成多种形式的空间中心，动员各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包括外围地区的农民、城市黑人区和外来工人棚户区、第三世界的国际力量等。列斐伏尔的政治策略与当时法国共产党的战略相对立：第一，列斐伏尔认为法国共产党在城市地区围绕工场组织政治经济斗争，局限于一个世纪前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策略水平，背离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造成在最重大问题上缺少与资产阶级进行对抗的策略；第二，列斐伏尔认为“自治”不可避免地需要中心统治的废除，他因而反对有关政党作用的观点，批评法国共产党谋求分得议会权力的策略。

列斐伏尔认为人类发展必经农业(需要)、工业(工作)和城市(娱乐)这三个主要阶段，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围绕不同内容发展，如农业社会围绕“需要”，工业社会围绕“工作”，而城市社会围绕“娱乐”。娱乐消费而不是生产成为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是城市社会区别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列斐伏尔指出：“所不同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相互混淆，认为增长自然会带来发展，数量终究能带来质量……这种增长观念(意识形态)一直是一种不健全的表现。这种广泛的观念形态的破灭是缓慢但确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城市的不舒服，因为自然及其资源的破坏，因为促进经济增长时造成了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阻碍。”(Saunders，1986：161)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扩展和调整中，日益充满私人利润和社会需要、资本主义统治和日常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列斐伏尔认为围绕空间使用和日常生活控制的斗争是资本利益与社会需要之间冲突的焦点，城市危机是发达资本主义的核心和基本危机。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是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但以牺牲自然界为代价。“国家政治权力管理空间、支配领土，……在海滨城市国家和政治渗透较少困难，因而较少暴力性和戏剧性，这些海滨城市深深地被个人和社会活动所干扰。……所有征服者都征服城市，但所有城市都抵制这种支配。”(Lefebvre，2004：93-97)空间的社会生产包括违章和合法的辩证运动，一座城市的发展是违章合法化的同时又是合法变成违章的历史过程。

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化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方式之一，城市空间是一种同时具有社会和心理尺度的物质空间。城市空间的研究应该注重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例如某一场所或建筑可以用来作为某种生活或工作场所，它所体现的是其使用价值；同时它也可以在市场中用以租售，反映出的则是其交换价值，城市空间也同样具有这种双重属性。这两种价值之间潜伏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对于某些人来说，场所代表的是居住和生产意义；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就转变成了商业意义，也就是说原来的工作和居住场所变成了一种商品。这种矛盾在使用者和开发商之间显得最为尖锐。使用者对场所进行使用以确保其基本的生活和工作需要，与此同时，商家则希望获得最大的投资回报。来自上面的结构性压力要求放松管理的束缚，以便帮助经济增长，强调的是城市空间的交换价值，以刺激经济的增长；而来自市民阶层的压力则希望强调使用价值，为使用者和居民改善城市空间品质。对于主体来说，空间制约了人的行为、言说及其在场；对于客体空间来说，人通过身体来体验或适应空间。在空间性的生产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或社会，生产出了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因此，当城市将人对环境的理解加以形象化和象征化(如广场、纪念碑、道路的终点或圆环位置通常有其象征意义)，经济和政治力量便在不知不觉中恣意地操纵了空间，改变其社会性格，也使得生活在其中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落入这种空间逻辑中。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形式和组织是生产方式的产物，在每个地方，人们正在发现空间关系也是社会关系。这是发生在国际(要求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国家(地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斗争)、城市-地区(城市的权利)、城市内部层次(城市改造)中的现实状况。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城市社会变化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世界一体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资本在国内国际间流动增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国际化等因素影响力的增强，工业投资开始重新定位。在欧美大量工业资本从已经城市化的老工业城市流向新兴工业化地区，使城市的发展从老工业城市转向了那些过去只经历了很低城市化水平的新兴工业区。工业资本抛弃老工业城市，不仅使老工业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失业增加，还使得这些城市经济萧条，城市的工厂厂房和其他固定资产贬值，城市税收减少。资本流向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会繁荣兴旺；而资本流出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会萧条衰退。列斐伏尔注意到战后资本主义城市变化的这些特点，于是对资本主义城市空间展开理论研究，试图解释空间是如何生产的，以及空间生产过程是如何整合到资本主义动态发展过程及其矛盾中去的。

列斐伏尔是公认的当代新城市社会学的奠基人，而新城市社会学是目前城市社会学的主导理论范式。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为理解和分析城市社会变迁的现实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与传统的城市社会学理论相比，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于个体行动者，无论是强势的还是边缘的个体行动者行动的强调。比如其对社会空间/差异空间的强调，社会空间是高度个体化和在地化的概念；社会空间的生产常常是个体行动者行动的结果。列斐伏尔将城市的空间供给区分为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和空间本身的生产，强调要将城市空间置于资本主义方式下考察，强调城市空间在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以及资本主义生存中的功能与作用，注意分析世界政治经济因素对城市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及将城市空间过程与社会过程结合起来，这些都是比较有独创性的，启发城市研究深入城市空间变化背后的权力的作用和制度的力量，对于整个城市社会理论的发展以及人们从不同角度认识社会现实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列斐伏尔有关空间的生产及其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控制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生存的关键的思想，影响和启发了不少城市研究者的思考。他们纷纷展开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学研究，认为现代城市并不是一个充满社会学意义的空间实体，而是一个在空间上形成的社会学实体。城市问题就是指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土地如何通过阶级和国家的相互作用而被利用与管理的问题，城市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解释人造的空间组织是如何反应、表达、协调或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包含的矛盾的。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将空间要素纳入社会理论分析中来，从某种程度上讲，具有开创性意义，填补了以往社会理论对空间研究的空白。列斐伏尔通过其在美国的理论诠释者和发展者，如D.哈维、E.W.索雅等人的著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受其影响，后继的研究者开始重点考察空间的象征意义，并与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原则相结合，发展出了诸多有助于理解当代城市变迁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

列斐伏尔强调由于资本主义通过创造自己的空间而得以自身再生产，城市实践只有在将阶级斗争与空间剥削相联系时才能取得成功。列斐伏尔的人道主义和空间实践观包含着对人类社会中某些传统生活方式的怀旧心理。列斐伏尔对整个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规划持否定态度，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城市规划的阶级性质和对“日常生活”的破坏，认为城市规划造成抽象空间的统治，破坏了人类非异化的生存活动的社会条件，“应当牢记，城市没有比城市规划和‘城市性’更坏的敌人，它们是资本主义和国家操纵支离的城市现实和控制空间的战略工具。” (Smith，1984：204-207)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城市规划的否定过于激进和片面，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具有抽象思辨性和乌托邦特点。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过分强调全球经济力量、资本积累、资本循环等因素对城市社会变迁的决定作用，认为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变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积累等深层社会力量作用的结果和表现，认为城市的社会变迁完全是全球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深层力量的表现。列斐伏尔倾向于对社会现实(以及历史过程)进行抽象化描述或揭示，一些观点主观专断而不符合逻辑。如他对政治权力的集中与日常生活分化的矛盾分析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夸大了这种矛盾现象的严重程度。列斐伏尔非常出色地将空间的组织处理为一种物质的产物，成功地解决了城市化的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关系。D.哈维肯定了列斐伏尔在这些方面的贡献。但他旁敲侧击地指出，列斐伏尔已将城市空间的“问题框架”上升到了难以容忍的中心地位和十分明显的自主地位，这种空间被社会的精英阶层构想为城市的规划设计。他们常把对空间的表象作为达到与维持其统治的手段，城市化设计者、规划者与建筑师们一度有这样一种流行的城市更新模式，即拆迁原有的贫困人口居住区，以现代化的高层建筑社区取而代之，这就是美其名曰的都市化迁移。这个过程更多考虑的是中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阶层的生存需要、发展利益与生活兴趣，而穷人则非其所愿地被赶到所谓新居——那狭小而拥挤的、火柴盒般的高层建筑群中，被迫过上一种拥挤但是没有邻居的、孤独的、离群索居的生活。穷人的“空间的实践”，被那些支持城市空间规划改造的成功人士们梦想的“空间的表象”残酷地、剧烈地改变了。这是消费社会、城市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穷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次次严重的空间化控制与剥削。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高速城市化，实质上就是空间扩张和资本积累、增值的过程，城市空间的扩张与变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大量城郊的农田和村庄被城市吞并，成为新的城区；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经历更为剧烈的改建、重建，以提高土地的交换价值。城郊的失地农民由于城市空间扩张而被动卷入城市化进程，在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的获得中，自我缺乏基本的心理过渡和弹性，产生自我认同危机。城市功能由生产向消费转化，城市空间产生了分化，出现阶层隔离和社群边界，城市内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在空间上高度聚集，都市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性。城市作为现代性活动拓展的最主要的空间，与它的急剧扩张相应的是乡村的迅速萎缩。时下展开的新农村建设便是对这一城乡空间变动的正面回应，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难题是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农村空间已非昔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静止空间，相当数量的农民游走于城乡之间，中心城市对边缘乡村构成了空前严重的挤压，因此我们必须以空间流动的视野来把握新农村建设的难点，促进城乡发展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发展态势。因此，如何去赋予城市空间以日常生活的意义，重视城市空间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为普通人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机会的问题，应当引起人们必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