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7日、8日，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四届“组织社会学工作坊”在北京大学召开。¹这次工作坊秉承历届工作坊的宗旨，意在促进组织社会学研究实证化、规范化，提高青年学者的研究水平，促进学科内部交流与对话，建设学术共同体，从而推进国内组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等国内外十多所知名科研院所和大学的四十多名资深教授、专家和青年学者参加了本届工作坊。

本届工作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各位从事组织社会学教研的教授、专家的小组讨论会，讨论国内外组织社会学研究现状以及组织社会学研究中的中国问题；另一部分是以国内的青年学者为主体的实证研究交流会。本届会议共有9篇论文入选评议。

本单元由李路路教授主持，刘世定教授作主题发言，随后各位教授、专家围绕该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刘世定教授认为，其一，在当前快速变迁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组织十分多样，中国学者对组织的研究应该特别着力于揭示多样的组织现象；其二，当前国内的组织研究范式趋同，流行理论的深度不够；其三，理论工具的使用应该关注现实；其四，组织演化现象促进我们关于方法论的思考。很多组织现象今天发生明天消亡，具有偶然性，那么对于这些组织现象的研究，我们追问它是否有代表性本身就不符合它的规律。

蔡禾教授认为，“组织”既是名词也是动词，名词指称有边界、有规则的实体，动词指称组织过程，这都是组织研究的范畴。当前国内的情况是作为名词的静态组织研究得比较多，而作为动态的组织研究较少。研究中还存在田野时间不够的问题，以至于对过程关注不全。

折晓叶研究员也号召学人们关注组织过程、组织化与去组织化、自组织现象，以及原有体制解体后的再组织现象等。她提出组织研究应该有最基本的追问。

渠敬东教授指出，从《社会学研究》所发表的文章来看，当前国内的组织研究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产权研究多；第二，使用理论范式比较集中；第三，单位制研究的复苏。他认为其中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大家太用现成的理论去解释组织中的一个小方面，用小理论的时候又往往提高到很大的层面；第二，关注组织现象人际关系网络化、社会资本化的情况，而对组织内在的规范、制度，人在组织中的基本生活状态等关注不多。他认为，组织是社会概念的缩影，组织社会学的研究应该成为现代社会学的根本。

雷洪教授认为，中国的组织现象有特异性，研究者应该多注意其中的故事。同时，他还强调在借鉴西方理论时要注意其中国的适用性。

周长城教授认为做组织社会学研究要先了解其他学科，如管理学、经济学对组织的研究视角与范式，以形成对比，突出特色与贡献。

刘玉照副教授谈了两点。第一，从《社会》杂志所收到的稿件情况看，存在理论与组织现象两张皮的问题；第二，我们应思考如何准确地揭示中国组织现象的复杂性，揭示复杂性就应该把其中的关键因素与机制揭示出来，而不仅仅止于讲一个复杂的故事。

曹正汉副教授就他参加三届组织社会学工作坊的经验发表感受，他认为一是组织研究的问题应该更一般化；二是理论逻辑的一般化程度也有待提高；三是做研究不仅要讲有趣的故事，而且要有理论关怀。

本单元由李友梅教授主持。得克萨斯A&M大学的郑路发言介绍了他所了解的美国的组织研究。他说，组织研究在美国学科界限并不明显，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学都在做。具体涉及的主题也较多，比如对中国江浙企业的研究，关注乡镇集体企业的民营化、私有化现象；对中关村企业群的研究，从种群生态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关村高科技企业的生存率；对上市公司的财务谎言的研究；对企业家社会捐助的研究；对中国一些突出行业，如银行业、电信业、汽车产业等发展的研究；对妇女运动的研究；中国的环境NGO组织研究；中国的企业转制问题的研究以及中国企业上市研究等。

黄晓春介绍了法国决策分析学派的情况。该学派早期的研究者反对欧美早期组织理论的一般化关怀，他们不是从提出一个一般化的问题开始，而是具体展示这个组织现象是什么，研究者是怎么观察它的。他们认为，问题及其回答都很难一般化，但是研究者们可以共享一般化的方法。他们不重定量，而重描述具体现象。但这个取向从2004年开始有所改变。

李友梅教授补充说，法国的决策分析学派有自己独特的逻辑起点和研究问题的结构。行动者是自主、自由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动者，在研究中关键是要找到这个关键性的行动者，关注的历程非常长。这启发我们在学术交流中可以在方法论意义上形成讨论，先表明彼此的逻辑起点在哪里，由此才展开对话。

周雪光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他对近年美国组织社会学的印象，他认为这几年美国的组织社会学研究变化非常大。第一，曾经清晰的理论脉络已经碎片化；第二，组织研究的人都从社会学领域转去了商学院，研究工作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偏重于对资料的分析、对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而很少提出比较重大的问题。

李汉林教授发言总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近年来组织社会学研究的成果。他们的关注集中在：第一，所有制/产权在组织中的影响；第二总结了几个组织机制：组织团结、组织参与、权力主题及组织信任。

邱泽奇教授发言谈了他对组织研究的理解。他认为组织研究的核心就是对一些基本关系的讨论，其中涉及四个层次的基本关系：个体与职位间的关系；职位与职位间的关系；职位与组织的关系以及有边界的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就技术与组织关系的主题而言，他认为，无论是在组织内部的应用还是作为商品在组织间的流动，技术的实质就是交往媒介，通过它我们看见的是组织内部的关系以及组织间的关系。

夏传玲副研究员对刘世定所言“我们对一些个案研究要求它有代表性是否不合适”的观点表示认同。他认为，个案定性研究是直接研究，定量研究是间接研究；前者追求其理论的代表性，后者是借被调查者的眼睛来认识我们要研究的东西，追求经验的概括性。这两种方法背后的逻辑性不同，所以以定量的逻辑来要求定性的研究具有经验代表性是错误的。

2007年7月7日下午、晚上和8日上午的三个单元时间是实证研究评议会。渠敬东、曹正汉、郑丹丹、卜长莉、李国武等教授先后担任了主持。程序是报告人报告研究，两个评议人点评，最后是自由评议与讨论。

参加报告的研究涉及组织研究的主题是：(1)组织的社会资本。如企业经营者的社会资本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社会资本从工具性应用到结构性制约研究视野的转向；(2)组织内部的主体关系。如组织内部主体间的不平等、组织决策层的均衡博弈、城中村社区中的权力与秩序；(3)信息技术与组织关系。如信息技术引入对组织结构变迁的影响，信息技术内嵌的制度特征对应用组织结构的影响；(4)组织决策。经理人的特性决定了他们会做出不同的决策等。

卜长莉报告了《东北国有工业企业经营者社会资本构成的经验分析：对30家吉林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她以对30家吉林国有工业企业经营者社会资本的调查为依据，试图从企业经营者社会资本构成的角度，来探讨东北国有企业经营者社会资本不足的表现和原因，并提出重建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对策和建议。

曹正汉评议认为，参照传统的学术四步骤，即提问题、猜答案、求验证、讲贡献，该文章的问题是：首先，研究问题应超越具体问题、更一般化；其次，文章中从问题到答案之间的逻辑经不起推敲，自变量、因变量的因果关系不清；最后，文章应该更突出其理论贡献。刘玉照认为，文中提出是企业家的社会资本不足导致东北国企不好，但没有与其他业绩好的企业的企业家资本进行比较，这个解释就没法确定是否有效。夏传玲认为文章在方法上站不住脚，变量多而个案少。

王水雄博士报告的是《利益转向、退出空间与不平等：以多层次直销薪酬制度为例》。他谈到，组织内不平等的运作和维持，从多种行为主体的多重关系角度来看，通常权力关系是其核心。这种权力关系在“平等交易”的市场组织中依托于整体性社会结构导致的交易人之间的谈判地位，并藉由关键性利益转向、信息屏蔽、退出空间等因素在多重博弈镶嵌中的加入来分化人群，维持不平等，也一定程度上维持秩序。

郑丹丹评议说，该文试图从组织层面解释社会不平等有新意，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试图从个案提出一般化的理论，但论证尚不全面；第二，文中把组织结论推导到社会层面时出现了逻辑断裂；第三，看不到个体行动者。张永宏也指出该文在研究设计上混淆了社会学的不平等与等级制中的不平等。同时，文中谈营销设计过多，而对社会过程关注不够。

谢颖的报告是《城市居民主观阶层认同和社会意识》。该文在武汉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了城市居民主观阶层认同和社会意识，具体问题包括居民对“民生”和“国计”问题的关注度、不同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的接受度和对政府缩小贫富差距所负责任的观点是否存在差异。

李国武指出，该文的问题是在操作化中将“现实问题”等同于“民生”，将“政策问题”等同于“国计”；问卷中存在一些问题是：设计效度低、部分关键指标存在歧义，提问法存在引导等。卢俊秀评议认为，该文对关键词城市居民缺乏界定，而且也应讨论一下主观阶级认同与客观阶级划分之间的相合性。刘世定认为该文的各个假设命题之间缺乏逻辑性。

李璐报告了《协调博弈的摆动均衡——企业核心层关系的一个分析》。该文针对企业核心层内部互动具有高不确定性的现象，提出对剩余控制权理论和公共领域理论的质疑和推进思路，并通过运用协调博弈的分析，揭示了企业核心层之间在合约不完全条件下长期博弈的微观机制。

刘玉照认为该文有待改进的地方一是文章的结论没有回到文献；二是文章的逻辑推演性太强，而没有体现实证资料的支撑。孙龙提示，文中所谓的协调博弈与从前皇帝与在外征战大将之间的博弈是一致的。对比之前的史料研究有助于进行相应的组织设计。刘正强就该文的研究方法提出疑问：一是作者在研究中如何切断博弈的研究周期；二是博弈中的外部因素如何被排除出去；三是企业高管有几个人，如何能化约为一个行动者。

王文彬报告了《社会资本研究视野的转变：一种基于选择行为研究的理论认识》。将社会资本从工具性使用拓展为对选择行为的情境性结构限制，不仅能够实现选择行为研究中社会资本理论视野的转变，而且能够实现对个人选择行为，尤其是东北国有企业职工求职等选择行为更切实际的理论解释。

孙龙认为该文在行为研究中引入了具体情境，关注动态与微妙的过程是可取之处，但该文的问题是：第一，文中所宣称的理性选择到感性选择的挑战并不成功；第二，研究问题应从理论的角度提出。冯猛认为该文最大的问题是遗漏了重要文献，这直接导致本文所谓的资本的工具性应用转向结构性限制的理论贡献不成立。夏传玲认为，我们研究时要抠术语与概念。社会资本是个术语，它下面有几个概念，指称不同的内容，研究中要作区分。

刘铎报告了《组织经历、嵌入结构与出场逻辑：以经理人的决策为例》。作者通过田野考察了经理人决策，通过分析某公司三任经理的四类决策，从有限理性的视角，提出了组织经历、出场逻辑和嵌入结构的解释框架。

冯猛认为，该文从大的理论框架到具体故事，中间出现脱节。而且解释具有随意性，缺乏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游泓认为，该文是对微观机制的观察，而对外部因素的影响缺乏考虑。

在技术与组织板块，谢铮博士报告了《信息技术的特征与组织结构变迁：以马钢公司引进ERP信息技术系统为例》。探讨了信息技术与组织结构的相互关系与作用机制，指出技术与组织之间是一个相互建构的系统。

王水雄认为该文的问题是：一是泛化了技术；二是探讨所谓变迁，只是前后两个静态片断的比较是不够的；三是对技术着墨太多，而社会学理论关怀不明朗。黄晓春认为，该文的贡献在于相比之前的研究分解了技术本身的特质，但作为一个社会学实证研究应该朝着最终能得出中层理论的目标努力。周雪光认为该文缺乏清晰的问题，而且对核心概念“导入结构”也缺乏证据验证，看不清其理论贡献。

黄晓春报告了《信息技术的制度层面——以两个“一门式”社区事务服务中心引入信息技术为案例的分析》。该文围绕着相近的信息技术却产生了差异较大的绩效这一现象而展开，发现嵌入在技术方案内的不同制度安排决定了技术方案在植入基层政府代理机构后的绩效发挥水平。

吕佳龄认为，虽然该文展现了过程研究，但缺乏具体机制的提炼，而且文中没有介绍研究方法。刘世定、蔡禾都认为，该文的起点即A B街道软件应用的绩效存在高下之别的判断值得商榷。邱泽奇认为，关键是要先确定效率的标准，如果A B街道遵循不同的效率需求，这个前提就可能不成立。而且他认为如果关注技术的植入过程则会更好地解释技术结果。

卢俊秀报告了《权力与秩序，城中村社区的组织研究》。该文以制度变迁的视角审视城中村社区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探讨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及村公司三方组织及其建构的社区制度环境，结合社区内不同群体的意识及行为取向讨论组织合法性认同问题。

徐莉认为，该文对各主体的博弈过程描述不清。苗小雷认为该文在讲三方博弈，但对三方组织在功能上的区分却缺乏交代。折晓叶认为，写文章应该道出该研究与之前的研究有何不同，而且基本的疑问在哪儿要清楚。就该文的主题而言，村改居是什么，如何发生的？社区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文中没有展现这个重要的过程。文中谈到权力，但权力必然对应着行动者主体，文中看不见主体。

周雪光就此主题与大家分享了他的观察。首先，他介绍说自己正在通过定时去一个村子蹲点感受基层生活的变化，但四年过去了，他仍然没有思路要做什么，可见做学问之不容易。同时他表达了内心强烈涌动的历史责任感，他认为当代中国正经历大时代，中国的社会学家正身处绝好的历史机遇，应当思考如何留下自己的学术生命。关于与美国学术界对话，他认为这固然重要，但更要紧的研究是要有自己的问题与逻辑。关于提问题，他认为，问题没有好坏之分，研究才有好坏之分。问题到处都是，公司的大决策固然是值得研究，但是修厕所的讨论也一样是个研究课题；其次，重要的是要建设一个学术社区，要有一贯的积累与关注，不是赶潮流；最后，就学者的人文关怀而言，他认为一个学者最大的关怀是对学问的要求、对学术的贡献。我们要少一些浮躁，老实地做学问。

针对周雪光的发言，各位教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折晓叶认为，社会学家首先对社会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李友梅认为，当前的中国学者做研究必然遭遇多方期待，比如学术的期待、政府的期待、研究对象的期待，学者要在其中作出选择。刘世定认为，目前中国学者面临的尴尬境地是，如果没有深入的学术研究，中国总是缺乏厚度的，但总是有那么多现实问题推着学者们去关注。蔡禾认为，当下的中国对学者的工具性期待越来越大。学者没有工具性的取向拿不到资源，而资源不仅是钱，而且是研究的进入问题。所以我们的立场是，为政府做事要保持学者的公正，为政府交东西的同时也要提出学术的东西。周长城认为，根据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社会学者需要分层，做学术的、政策的、批判的以及面对公共领域的，各层都有存在的理由与价值。邱泽奇认为，当前要学会在政府的需求中寻求学者的出路，中间路径就是作为学者要告诉政府事实是怎样的，给出合理的结论，决策的事情由政府去做。他同时提出一个问题，研究的好坏究竟由谁来判断？

本次工作坊的鲜明特点是与会者在发言内容上紧扣如何做社会学研究、如何做组织社会学研究、如何做中国的组织社会学研究，以及如何写组织社会学的论文等系列主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与会者和青年学生都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盛会。

综合各位教授的发言，做研究有四个步骤：(1)提问题。超越具体现象，提出一个一般化的问题。问题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对既有理论的梳理，二是来自对具体现象的观察总结。问题不分大小，但是要有社会学的学术意义。(2)推假设。针对问题提出一系列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假设。假设要先从逻辑上推导出，然后运用经验资料去证实或证否。(3)求证实。运用一手资料来证明，方法上既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案例的，但是方法运用中有些问题要注意。运用社会学定量统计分析方法要注意的问题是：一是准确操作化、选取合理的指标；二是科学地选择统计分析方法，明白各分析工具的运用条件与限制；三是区分真实的因果逻辑。(4)讲贡献。文章要有理论贡献。一是我们写文章要有理论关怀；二是要以之前的理论末端为出发点，解决之前的理论所没有解决的问题，要有所推进。

组织社会学研究应该遵循的规范是：(1)论文应该围绕某个组织现象提问题，可以是静态的组织形态，也可以是动态的组织过程。(2)针对当前国内的组织研究，要多一些中层理论的提炼，要展现组织过程，提炼组织运作的具体机制。(3)方法要运用合适，不同方法的运用背后有不同的逻辑要求。定性法是直接的研究，其优势在于发现组织现象中的微观机制，但是要小心切分一个组织过程的始末，而且若要真正了解一个组织过程，我们往往需要更长的田野时间；定量法是间接研究，其优势在于利用规模统计发现大数定律。研究要对一些组织变量的操作化下功夫，比如制度、文化、关系等。(4)新的研究要增进既有的组织知识，深化既有的组织理论范式。要在原有的理论框架下通过发出基本的追问来深入。

专家们认为，当代中国给社会学家们提供了最好的历史机遇与最丰富的研究土壤。做中国的组织社会学研究，要注意：(1)有自己的问题与逻辑，中国的组织现象有其独特性，比如当前的社会制度转型大背景；(2)要有现实的关怀，研究中国当下的组织现象，比如黑砖窑事件、深圳盐田港罢工事件，又如中国广泛存在的自组织现象，如数万农民的自组织外出打工，以及再组织现象，如集体制瓦解后的村庄再组织等等；(3)借用西方概念要注意中国的适用性，不能生搬，而且，引进概念要注意区分其内涵与外延的差异性；(4)中国的组织社会学研究首先要统一研究规范，形成对话基础，然后考虑在研究主题上适当集中，突破小团体，建设大社区；(5)中国的组织社会学学者要在工具性取向与学术性取向之间寻求平衡。

一篇组织社会学论文的基本要素归纳起来有：一个组织问题、一组关于答案的假设、一个有效的解释逻辑、一点理论贡献；或者是一个组织问题、一个组织过程、一种组织机制、一点理论贡献。此外，根据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来看，论文写作中还需要注意的问题有：(1)关键概念要界定清楚；(2)要交待资料收集方法；(3)要针对自己的问题进行文献梳理，切忌漏掉重要文献，忌讳理论与问题两张皮；(4)注意把握理论模型的精炼性与社会生活的实际逻辑之间的平衡，理论推理与实证资料不要脱节；(5)得出结论的时候要给出约束条件，即理论的适用边界；(6)对文章涉及的知识点要有准确的把握。

此外，较前几届的组织社会学工作坊，本届工作坊也体现了新的进展，主要表现在：(1)出现方法论的反思。比如第二届组织社会学工作坊上曾有教授提到个案研究中个案选择应考虑其普适性，而在本届会议中，有教授则提出，根据当下社会组织形态不断演变的现实状况，要求个案具有代表性是否合适？(2)与会青年学生们表现出对论文极高的批判能力，而且往往能够提出行之有效的修改建议，这正是历届组织社会学工作坊培养积累的成果。(3)经过几届组织社会学工作坊的积累，国内组织研究的规范体系在对话中初显端倪，国内组织社会学研究的队伍逐渐形成规模并开始对话，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汉林等教授领导的组织研究团队、上海大学李友梅教授带领的团队、北京大学的邱泽奇教授、刘世定教授分别带领的研究团队等。(4)几届组织社会学工作坊积累了不少实证研究的论文，其中优秀的作品将集结出版。

总之，回首几届组织社会学工作坊，我们看到中国的组织社会学正在朝着建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学术共同体迈进。可以期待2008年将在中山大学召开的第五届的组织社会学工作坊必将呈现更优秀的作品、更成熟的研究。

注释：

1 组织社会学工作坊最初是2003年由周雪光教授、蔡禾教授牵头商议设立的一个每年一届的会议，旨在推进国内组织社会学学术同行交流，培养学术后继力量，提升青年学者研究水平，打造学术共同体。2004年第一届工作坊在中山大学召开，第二届、第三届工作坊分别在上海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