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村家庭消费研究的文献与思路 (一) 研究问题及文献

上世纪末，我国逐渐出现了大批农民周期性往返流动于城乡间工作的“民工潮”现象，这种周期性的流动对城乡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其中，有关于这种流动经历对进城工作者本人乃至整个农村发展之影响一直是学界极为关注的话题。目前已有的相关研究包括：进城工作对农民增收影响的研究(李强，2001)；流动对进城工作者生活方式某方面(如婚姻、生育)影响的研究(尤丹珍等，2002)；流动与城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影响研究(郭正林等，1996)，等等。

同样，周期性的流动对现代消费方式向农村的扩散也具有深刻的意义。丁声俊等(1990：297)提出，“从社会学观点研究消费，主要是考察社会环境对家庭或个人行为的制约和影响”。将这种观点放至当今的中国社会，所谓的“民工潮”正成为了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这就决定了学界亟需对农民大批进城工作的流动经历对农村家庭消费方式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予以关注。

目前学界有关流动对农民消费之影响的研究大多是个案式的。有研究表明：外出打工使农村青年的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他们手里的“活钱”变多，同时也变得更注重生活的质量；消费更加注重时尚，更加追求潮流；他们正在一步一步从羡慕到模仿、到接受、再到自然而然，他们已渐渐习惯了城市与现代生活对其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念的要求，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父母及其下一代(崔如斌等，2003)。还有学者对有家人进城工作家庭消费的特点进行了概括：超前消费的现象普遍化，物质性消费、纯粹消费明显多于精神性消费和投资性消费；儿童食品、玩具支出较教育支出多等等，因而，该学者将城市生活方式对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概括为农民的“模仿性消费”(周伟文等，2002：124-127)。也有学者利用相关统计资料进行了一些定量分析，如郭为(2002)；还有一些学者对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农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调查。这些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也说明了这种流动经历对于进城工作者及其家庭在消费方面的确产生了值得关注的影响。但是，总体而言，已有的研究也还存在某些不足，比如，相关的定量研究还做得不够，而且，不少研究都只是停留在描述性的层面，缺乏有效的理论深入。

消费观念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模式的选择，是消费方式的深层面，所以本文将集中探讨流动¹对农村家庭的消费观念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如此，本研究和英克尔斯等([1974]1992)的“人的现代化”研究有着类似的目标，即解释社会或其行为主体是怎样从传统朝现代转变，以及何种因素推动这一转变并影响转变的深度和广度。

(二) 研究思路与数据来源 1. 理论架构与研究假设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理论认为，文化适应是人们对新文化的思想、信仰和感情系统及其交际系统的理解和接受的过程(Ellis，1985)。当进城工作者进入城市经过一段时间的文化适应之后，在消费生活方面就会逐渐改变甚至最终放弃原有的消费观念而与城市的消费观念表现出一定的趋同。当然，由于他们的个体特征以及在城市中工作及生活的经历(以下简称“在城经历”)等方面有诸多不同，这种变化也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比如进城工作者的学历、所从事的工作类型、进城工作的时间长短等都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总体而言，进城工作者越是能够深入接触到城市人的消费生活方式，那么他们所能接受乃至认同的城市消费观念的信息也就可能会越深、越广。

此外，有家人进城工作的农户较之长期陷于一隅，平时很难获得异质信息的留守农户而言，其进城工作的家人不仅自己不断收获现代消费观念，而且会与其家庭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会使得这种现代消费观念通过进城工作者向其家庭其他成员传递。其传递的途径包括汇款、打电话和写信等。因此，在城市经过“再社会化”的进城工作农民实际上成了一种携带并传播城市异质性消费观念的信息载体。所以说，在城工作者与农村家庭的联系越是频繁和快捷，其家庭成员所受到的城市消费方式信息的影响就可能越大。

基于如上阐述，本研究形成了如图 1所示的研究模型，并提出了这样一系列的假设：(A)与没有家人进城工作的家庭相比，曾经有人进城工作的农村家庭在消费观念上会表现得更为现代；(B)农村家庭进城工作的人数越多，这种现代化的程度就越明显；(C)目前仍然有家人在城工作的家庭，消费观念现代化程度会比进城工作者目前已不在城工作家庭更高；(D)家庭进城工作最久者²的累积进城时间越长，则其家庭的消费观念现代化程度越高；(E)进城工作最久者的学历水平越高，则其家庭的消费现代化程度越高；(F)在进城最久者所从事的工作行业方面，商业、服务业或其他能够深入接触到城市消费生活的行业的从业者的家庭要比工业或建筑业从业者的家庭的消费观念更为现代；(G)进城工作者的市民朋友数越多，则其家庭的消费观念现代化程度越高；(H)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的联系越频繁，则其家庭的消费观念现代化程度越高；(I)在进城工作者与其家庭的联系方式中，经常性地采用打电话这种最快捷和生动的方式与其家人联系的家庭的消费观念现代化程度会最高。

2. 数据来源

资料显示：当下农村外出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和广西7省，占了全国外出人口的65%(乔晓春，2003)。考虑开展的可行性，研究者抽选了四川、安徽、湖南、江西和湖北5个大省为调查总体。本项目的数据正是2005年初项目组成员及委托调查员在这5省展开的调查。

本研究采用的是多阶段随机抽样。在确定以上5省为总体后，研究者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出了各省的下一级：即安徽省阜阳颍州区、太和县，湖南省长沙县、澧县，湖北省当阳县、长阳县，四川省双流县、井研县，江西省泰和县、南康县。之后，研究者开始寻找原籍属于这些地区的同学做项目访问员，并最终由他们各自按照简单随机的抽样原则抽出镇、村各1个(共十个村)。之后，访问员从各村拿到户口簿并按照户口簿上的登记对农户作等距抽样(原则上每村均抽53户)，调查原则上是针对农户户主，以期尽量保证信息的完备性和代表性，从而确定所要调查的530家农户。本调查的实际有效问卷共511份，有效率为96.4%。

二、流动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消费观念量表的建立及分析方法

消费观念作为一种主观的内容，其本身具有隐蔽和模糊的性质，因而，如何对其进行测量一直是困扰学界的难题。但肖明、柯惠新对京、沪、穗、深青年消费观的调查给本研究提供了参照(肖明等，1997)。本研究也借鉴李克特五等级法设计了消费观念量表(五级态度分别是“非常同意”、“同意”、“说不清”、“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包括15项消费观点。把这15项消费观点的得分值用总和尺度法累加起来，就成为了本研究的消费观念总体累计得分。其赋分准则是：在总体态度中，累计分值越低就意味对现代城市消费观念越持积极的态度。

本研究采用软件SPSS 11.5来处理数据，主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和偏相关的分析方法。其中多元线性回归的自变量是与农民流动相关的变量³以及进城工作者与其家庭联系情况变量，因变量是消费观念积分变量(视为定距变量)，采用的是全部纳入法(Enter)回归。

此外，本研究还对消费观念量表经过了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并对各因子进行多元回归和偏相关等分析，以期能够深入地了解消费观念的具体情况。通过因子分析(见表 1)，这15个消费观点可概括为4个复合因子——“时髦和以消费为乐的意识”、“品牌和超前消费意识”、“消费的符号性和健康性意识”及“对城市消费方式认同的意识”。各新因子的特征值都在1.85以上，总解释量为55.8%，说明这些指标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量表的同质性信度系数值达到了0.8078，说明这些指标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

(二) 消费观念量表总体积分的回归分析(模型A)

先从农村家庭是否曾经有家人进城工作⁴的情况来看，在控制了如图 1所示的人口学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婚姻、学历、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收入及支出)以及其他接触城市生活类指标(包括学校教育、工厂工作经历、与传媒接触、与城市亲人或亲戚联系情况)这些控制变量之后，这一变量和消费观念总积分变量之间的偏相关系数为0.4585(P < 0.001)。这说明了有否这种经历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情况的净作用达到了较强的水平。进一步的以有无家人进城工作为标准分为两个组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可以发现：曾经有家人进城工作的家庭的消费观念总积分平均数为42分，而没有家人进城工作经历的家庭则为55分。这就说明，曾经有家人进城工作的家庭在消费观念总积分上得分总体明显较低，而且两组之间的差异已经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根据本次李克特五等级量表的设计原则，即“分值越低就意味对现代城市消费观念越持积极的态度”，可以确定的是：曾经有家人进城工作的家庭在消费观念上要比没有这种经历的家庭更为现代，这就证明了假设A。

表 2的模型A(其决定系数为0.424)显示，进城工作的人数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转变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具体而言，大约家庭进城工作的人数每增加1人，该家庭在消费观念量表总计得分上就可望减少2分⁵ (P<0.001)。这就说明，曾进城工作的人数越多，则其家庭的消费观念得分就越低；换言之，其家庭消费观念现代化的程度就越明显，此即证明了假设B。事实上这也说明了直接进城亲身体验城市消费生活远远比间接地通过家人传递的效果更好。这是因为有过进城工作经历的人，能够对城市的消费生活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也更容易形成相应的认同感。

能否保持与城市接触的延续性也是要考察的重要因素。模型A显示，相对于目前依然有家人在城工作的家庭而言，已经没有家人在城工作的家庭的消费观念积分要多出约4分(P<0.01)。这就说明，从总体上来讲，能够保持这种接触延续性(即目前依然有人在城工作)的家庭在消费观念得分上往往会更低，即更倾向于现代化，而且这种趋势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这样，假设C也得以证明。

消费观念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因而我们对进城最久工作累积时间也作为一个自变量加以考察。回归分析显示，这个变量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累计积分情况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进城最久者累计工作时间大约每增加1个季度，其家庭成员的消费观念积分就会减少1分(P<0.001)。这说明，随着进城者工作累积进城时间的增加，其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水平就会逐渐提高。这就证明了假设D的成立。假设C和D的成立也正说明了保持连贯的、长时间的在城工作和生活体验有利于进城工作者及其家人在潜移默化之中实现消费观念的改变。

模型A也显示了进城工作最久者的学历还不足以对农村家庭的消费观念产生显著性的影响(P值大于临界值)，所以拒绝假设E。另外，进城工作者所从事的行业指标方面也未对其家庭消费观念情况产生显著性水平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假设F也被拒绝。这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的进城工作者的学历偏低，使得他们只能从事底层的体力型工作，因而他们的工资和消费能力普遍较低(这在所有的行业几乎都是如此)；低学历还制约了他们对城市消费生活方式的感受度、可接受性以及实际能够接触到的城市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进城工作者的市民朋友数是作为定距变量被纳入到回归模型中的。但是这个变量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总体积分也没有产生显著水平的影响(P>0.10)。这就拒绝了假设G的成立。这首先是因为进城工作者在城市交往范围比较狭小。在所有曾有家人在城工作的被访者中，有32.2%的人回答其家庭的进城工作者没有任何市民朋友。诚然，受到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这些短暂在城的进城工作者不可能完全自如地与市民进行交往，但是如果只将交往的圈子局限在同乡、同事这些群体中，无疑会大大降低城市生活方式对他们的影响。另一方面，即使是那些声称有市民“朋友”的进城工作者，他们与这些市民“朋友”的交往程度也往往较浅。这样，他们对进城工作者乃至其家庭的影响也就只能是微乎其微了。这也是与当前城市里“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互相需要，但互不交往，彼此隔阂”的现状密切相关的。

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的联系情况会影响到进城工作者生活感受向其家庭的传递情况。从模型A可以看出，虽然“每月联系1 3次”的进城工作者的家庭与“每周都联系”的进城工作者的家庭在消费观念总体积分方面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但是“不固定联系”的进城工作者的家庭相对于“每周都联系”的进城工作者的家庭的消费观念总体积分会多出约3分(P<0.10)，“基本不联系”的进城工作者的相应值更是要多出约17分(P<0.001)。考虑到“每月联系1 3次”的人群只占少数，因而可以认为，从总体上来讲，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的联系频率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转变的影响达到了显著性的水平，而且这种联系越频繁，就越有可能实现其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转变。这就证明了假设H的成立。这是因为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的联系越频繁，在农村的家庭成员所受的刺激就会越强。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

在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的联系方式方面，相对于进城工作者常打电话给家人的家庭而言，常写信与其家人联系的家庭的消费观念积分会多出约8分(P < 0.10)，常通过汇款与家人联系的家庭消费观念积分会多出约5分(P < 0.05)。虽然常用其他联系方式的家庭未能达到显著水平，但是考虑到这类家庭仅占6%，所以并不影响作出常打电话更能促进整个家庭消费观念现代化的结论。此即证明了假设I的成立。这是因为，电话是一种最为直接、快捷、生动和感性的联系方式，进城工作者在电话中的娓娓道来能够最为迅速和深刻地为家人传播城市生活消费的信息，从而大大加速其家人消费观念的转变。

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可以认为流动即进城工作的经历的确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转变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且，进城工作的个体特征以及他们与其家人的联系情况又会进一步影响到这种转变的程度。

(三) 消费观念各因子的回归分析(模型B-E)

根据前文的因子分析过程，本文所使用的消费观念的李克特量表可概化为4个复合因子：“时髦和以消费为乐的意识”、“品牌和超前消费意识”、“消费的符号性和健康性意识”及“对城市消费方式认同的意识”。为了更好地了解流动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方面的影响，下文将分别以这4个因子积分为因变量作多元回归(见模型B-E)。

“时髦和以消费为乐的意识”因子主要涉及到4个对消费的快乐和时尚态度判断的问题。首先，在控制了如图 1所示的人口学特征变量以及其他接触城市生活类指标这些控制变量之后，家中是否曾经有人进城工作变量与“时髦和以消费为乐的意识”因子积分变量之间的偏相关系数依然达到了0.3264(P < 0.001)。而且，没有家人进城工作过的家庭在因子积分平均值方面要明显更高。这说明了有否这种经历对其家庭在“时髦和以消费为乐的意识”因子得分方面的净作用达到了较强的水平。换言之，家中曾经有人进城工作过的农村家庭更能表现出对消费的快乐和时尚的态度。其次，从表 2中的模型B(其决定系数为0.398)可以看出：进城工作的家人大约每增加1人，其家庭在此因子得分上就能够减少1分；相对于目前已经没人在城工作的家庭，目前依然有人在城工作的家庭会在此因子积分上会少约1分；进城工作最久者的累计在城时间大约每增加5个季度，该家庭在此因子积分上就会增减少1分；相对于进城工作最久者学历在小学及以下的家庭，学历为中专/技校/高中的进城工作者的家庭在此因子积分上要少约1分，学历为大专或以上的进城工作者的家庭此因子积分要少约2分；⁶与每周都和家人联系的进城工作者家庭相比，每月联系1 3次的家庭的此因子积分要多约1分，不固定联系的家庭的此因子积分要多约1分，而基本不联系的家庭则会多出约6分；与进城工作者常打电话和家人联系的家庭相比，常通过汇款联系的家庭的此因子积分要高出约2分。根据量表的“积分越少越认同”的准则，可以认为，进城工作人数越多、目前依然有家人在城工作、进城工作最久者累计在城时间越长、在城工作者的学历越高、在城工作者与其家人联系越频繁、且常打电话给家人的进城工作者家庭，就更容易表现出时髦和以消费为乐的意识。此外，其他因素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

“品牌和超前消费意识”涉及人们在消费时对品牌和超前消费的态度判断。首先，在控制了如图 1所示的人口学特征变量以及其他接触城市生活类指标这些控制变量之后，家中曾经是否有人进城工作变量和“品牌和超前消费意识”因子积分变量之间的偏相关系数依然达到了0.3712(P < 0.001)。而且，没有家人进城工作过的家庭在此因子积分上的平均值方面要明显更高。这说明了家人曾经有否这种经历对其家庭在“品牌和超前消费意识”因子得分的净作用达到了显著的水平。其次，模型C(其决定系数为0.381)还显示：进城工作的家人每增加1人，其家庭在此因子得分上就大约能够减少1分；相对于目前已经没人在城工作的家庭，目前依然有人在城工作的家庭会在此因子积分上少约1分；进城工作最久者的累计在城时间大约每增加1年，该家庭在此因子积分上就会减少1分；与进城工作者每周都和家人联系的家庭相比，不固定联系的家庭在此因子上的得分会高出约1分，基本不联系的家庭在此因子积分上会多出约4分；与进城工作者常打电话和家人联系的家庭相比，常通过写信联系的家庭的此因子积分会高出约4分，常通过汇款联系的家庭要高约2分，通过其他方式联系的家庭会高约2分。根据量表的“积分越少越认同”的准则，大致可以认为，进城工作人数越多、目前依然有家人在城工作、进城工作累积时间越长、在城工作者与其家人能够保持联系、且常打电话给其家人的家庭，就更容易表现出品牌和超前消费意识。此外，其他因素不具显著的影响力。

“消费的符号性和健康性意识”主要考察的是消费的符号性、仪式性意义以及人们对健康消费这一新型消费方式的认同意识。运用相同的偏相关(其偏相关系数为0.3283，P < 0.001)和平均数分析，可以发现有家人进城工作经历的家庭更加注重消费的符号性和健康性。从表 3的模型D(其决定系数为0.258)可以看到的是，大约进城工作的家人每增加4人，其家庭在此因子得分上就能够减少1分；相对于目前已经无人在城工作的家庭，目前依然有人在城工作的家庭会在此因子积分上约少1分；进城工作最久者的累计在城时间大约每增加7个季度，该家庭在此因子积分上就会减少1分；相对于进城工作最久者学历在小学及以下的家庭，学历为初中的进城工作者的家庭在此因子积分上要少约1分，学历为中专/技校/高中的进城工作者家庭的此因子积分也会少约1分；与每周都和家人联系的进城工作者的家庭相比，基本不联系的家庭在此因子积分上会多出约3分。虽然与进城工作者常打电话和家人联系的家庭相比，通过其他方式联系的家庭的此因子得分会高约1分，但是考虑到这部分人群只占6%的极少数，因而不能认为进城工作者与家人的联系方式对其家庭在“消费的符号性和健康性意识”积分上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所以，总体上而言，家庭进城工作人数越多、目前依然有家人在城工作、进城工作累积时间越长、进城工作者的学历水平越高、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能够保持有联系的家庭，其家庭就越会注重消费的符号性和健康性。此外，其他因素的影响力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的显著水平。

“对城市消费方式认同的意识”因子是由三个有关城市消费生活方式的认同问题概括而来的。运用如前相同的偏相关(其偏相关系数为0.4566，P < 0.001)和平均数分析，可以发现曾有家人进城工作的家庭在这些观点上更容易产生认同。具体到模型E，只有进城工作累积时间变量和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的联系频率变量对其具有一定的影响。具体而言，进城工作最久者的累计进城时间每增加大约5个季度，其家庭在“对城市消费方式认同的意识”因子积分上会少1分；与进城工作者每周都和家人联系的家庭相比，基本不联系的家庭在此因子积分上会多出约3分。这就说明，进城工作累积时间越长、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能够保持有联系，其家庭就会更加认同这种消费意识。虽然模型的F检验达到了显著水平，但是该模型的决定系数只有0.191，说明其解释力还不是很高。这也说明了农村家庭在这一因子上的差异主要是源于曾经有否家人进城工作，而不在于进城工作者的个体特征或者不同的在城经历。换言之，凡是曾经有家人进城工作，该家庭就往往会更强倾向于认同城市消费方式(当然这种认同的程度不一定非常高；但是已经足以将其与没有家人进城工作过的家庭区分开来)。至于在城市经历方面，只是随着进城工作时间的增加，并且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保持联系，其家庭的这种认同感才会增强。这就说明流动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朝向现代化转变的影响力还不是全能的，而是有限度的。

通过对这四个消费观念因子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获得两点启示：首先，在前文所讨论的对消费观念总体情况具有显著影响力的自变量中，对消费观念大多数因子(除“对城市消费方式认同的意识”因子外)的影响力也大都达到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水平。这说明与流动相关的变量的确是从许多方面影响了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内在要素，即流动带给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现代化的影响是可信的。其次，通过进城工作来获得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转变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对城市消费方式的认同问题上，除了是否曾经有家人进城工作、进城工作的累计时间变量及进城者与其家庭的联系频率以外，其他变量都还不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这就说明亟需将研究视角转向其他的因素。比如，统计分析也显示：图 1的家庭常看电视节目(即英克尔斯等的研究中所考察的“媒体接触情况”)以及农民与城市亲戚的联系情况也都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转变产生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此外，可能还有其他许多未被纳入到模型的因素对其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比如，农民收入的稳定且持续的增加、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市场体系的健全以及消费环境的净化等等。

(四) 流动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影响 1. 影响的普遍性

之所以认为流动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转变具有可信的影响力，主要是基于如下三个关键点。首先，外出进城工作最明显的作用就是显著地增加了农村家庭收入。调查显示，家人是否曾经进城工作变量与家庭的人均收入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0.482，说明它们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换言之，农民进城工作的确有助于农村家庭消费能力的增强，而这会为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

其次，大批农民进城工作、体验城市生活，实际上也是一个再社会化或人的现代化过程。外出进城工作的经历使得农民耳濡目染，切身体验到现代消费的生活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很自然地会转变自己的消费观念。他们正是D.勒纳(Lerner，1958：73)所言的那种“对周围的新生事物具有较强的认同能力的‘过渡人’”。众多研究都表明与现代或现代文明的接触是引导农民抛弃旧有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关键所在，而在所有这些接触途径中，最重要的是与现代因素高度密集并因此成为现代文明之体现的城市接触(周晓虹，1998)。正如列宁(1984：527)所言，这种流动可以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中；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从而实现自己在消费观念上的现代化转变。

如果把家庭成员进城工作看作是一种个体行为的话，那么其个体消费观念的现代化转变要上升为整个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性转变，则还需要充分发挥其作为载体的传播效应。进城工作者不断地与家人联系、与家人一起分享自己在城市的所见所闻，这正是促进其家人也在消费观念方面获得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进城工作者是转换其整个家庭传统消费观念的重要媒介。

再次，流动帮助进城工作者及其家庭获得了一种具有某种优越感的认同体系——他们将自己定位为“有城市生活经历的人”和“财富较多的人”。这正是进城工作者及其家庭的消费观念能够朝向现代化方向转变的认同基础。这种认同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持有更为现代的消费观念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点在本次调查中被访者的言行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当代社会里，消费俨然已经成为划分社会成员地位和阶层的重要标准，消费者不仅是一个社会人，而且是一个具有特定的社会位置和群体归属的人。进城工作者及其家庭持有这种认同，也就很自然地将其划为一个地位相对较高的社会群体。所以说，认同也是影响着家庭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王宁，2001)。

下面我们简单地以消费的符号性意识因子为例，来对进城工作者及其家庭所具有的这种认同进行讨论。在农村，农民重视符号性消费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而对于那些经历过城市洗礼，且具有相对更高消费能力的进城工作过的人而言更是如此。在访问期间，恰缝一位在城工作农民青年的婚期，新郎告诉笔者他的想法：

我们是在外面混过的，而且在北京也很吃得开。回来了，好多老乡还想请我把他们也带出去呢！反正，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算是有点名望的人家了……而且，几年打工下来也已经挣了不少钱了。结婚不能像村里人那样搞得随随便便。这次去迎亲，喜车准备搞两辆——一辆桑塔纳(轿车)，一辆新买的重庆长安的(面的)(注：据了解，这等规模在当地是没有前例的)。城里人结婚比我这样还要阔气呢！人一生就这么几件大事，一定要办得风风光光，绝对不能输给村里其他人。不能委屈自己，也不能委屈女朋友……

2. 影响的差异性

首先，家庭成员的个体特征及其在城工作经历的不同会造成家庭消费观念转变在速度、程度上的不同。其一，家庭进城人数直接体现了能够亲身体验城市消费生活方式的人数。农村家庭中能够直接进城体验的人越多，则该家庭的消费观念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其二，进城工作者的累积进城时间会决定他们所能接触到的现代城市消费生活的深度与广度。如果他们在城市里能够比较连贯地呆上尽可能长的时间，无疑对他们接受消费现代化洗礼、实现现代化的转变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在我国社会当前这样的二元结构下，尽管城市及城市文明应该能够赋予一个人在其间生活的最起码的现代特质，但是想要让每一个到城市来走过一圈的普通农民都能自如地融入到城市消费生活、城市文明中来，还尚不可能。当前城市社会里“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互相需要，但互不交往，彼此隔阂”的现状一时还难以改变，事实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进城工作者及其家人的“再社会化”程度。另外，由于他们大多学历较低、社会关系较简单、语言的地方差异性、且又受到市民的歧视等等原因，致使进城工作农民绝大多数都只能从事较低层次的工作，这会阻碍他们深入和广泛地接触城市生活，也不利于他们及其家人更快地、完全地实现消费观念的现代化转变。

其次，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的联系情况也会影响到其家庭消费观念现代转变的水平。数据显示，进城工作者在城市里工作时与其家人的联系越是频繁、越是多采用电话这一快捷生动的方式与家人联系，其家庭在消费观念现代性转变方面就越成功。这也符合社会心理学以及传播学上所说的刺激反应原理。进城工作者经常给家中打电话，描述他们在城市的所见所闻所感、经常向家人传达城市生活体验，这与那些进城工作者少与家人联系的家庭相比，其家人所受到现代消费文明的冲击绝对是不同的。而刺激的不同就会影响行为主体的回应，使主体作出不同的反应选择。基于以上两点，就构成了流动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影响的差异性。

3. 影响的有限性

进城工作的确给进城工作者提供亲身体验现代城市消费生活的机会，也使他们及其家庭获得了相对留守农户的经济优势、信息优势和心理优势，因而更趋向于现代消费生活。但是，正如模型E所显示的，与流动相关的自变量对“对城市消费方式认同的意识”因子的预测能力显得较弱。这就说明，要实现对现代城市消费生活的完全认同，仅靠进城工作这样一条途径还显得远远不够。尽管流动的确是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因素。这就是流动变量影响力的有限性。

首先，流动变量影响力的有限性是进城工作者的“在城市中打工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到城市中淘金的乡下人，而回到乡下他们将自己定位为有城市生活经历的人”这一认同差隔的内在必然结果。不少研究都表明，要想在城市时和市民一样过现代消费生活，对于大多数的进城工作者来说，其愿望仍远远未能实现，因而在城时更多的是一个提升消费能力和获取现代消费信息的过程。而当他们回到了家乡，进城工作所带来的经济优势、信息优势和心理优势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受到过现代消费生活的好处，才初步有了对城市消费方式的认同。但是，这种认同本身是“先天不足”的，而在“后天”，更多是出于符号性的目的。换言之，他们的认同依然停留在比较低级的水平。只有当他们进行消费的出发点是真正认识到进行现代消费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理解到现代消费的精髓所在时，才是真正的消费认同。比如同样是买电脑、接互联网，真正认同这种消费的人应该是出于认识到电脑和互联网给当今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所带来的好处，而不单纯是学城里人，以求在乡亲们面前赚取名声。

其次，农民建立起对现代城市消费观念的认同还受制于其他的多种因素。在本次研究的控制变量中，家庭常看电视节目(即英克尔斯等的研究中所考察的“媒体接触情况”)以及农民与城市亲戚的联系情况都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转变产生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这是因为与媒体和城市亲戚的频繁接触同样可以帮助农民获得一定的消费生活信息。事实上，制约农民消费观念向现代化转变的因素是多样的。比如，在客观方面，农民收入的稳定增加是根本，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市场体系的健全以及消费环境的净化是保障等等。在主观方面，破除农村长期以来诸如“多积累少消费，先积累后消费”等之类的消费文化传统也是必需的。这就亟需发挥教育和传媒的作用。只有当农民认识到传统消费的不利之处并对现代消费观念完整地真正地认同的时候，他们的消费观念才算是实现根本性彻底性的现代化转变。

四、讨论与总结 (一) 研究的主要结论

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家庭成员进城工作的流动经历对农村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种经历有助于人们形成“时髦和以消费为乐的意识”、“品牌和超前消费意识”、“消费的符号性和健康性意识”和“对城市消费方式认同的意识”。

2.从总体上来说，进城工作人数越多、进城工作者目前依然在城工作、进城工作者的累积在城市时间越长，其家庭的消费观念的现代化水平就越高。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联系越频繁、且越是多打电话联系，其整个家庭消费观念的现代化转变就越是会成功。

3.具体从各因子的情况来看，大致可以认为：进城工作人数越多、目前依然有家人在城工作、进城工作最久者累计在城时间越长、在城工作者的学历越高、在城工作者与其家人联系越频繁、且常打电话给其家人的家庭，就越容易表现出以时髦和消费为乐的意识。进城工作人数越多、目前依然有家人在城工作、进城工作最久者累计在城时间越长、在城工作者与其家人能够保持有联系、且常打电话给家人的家庭，就更容易表现出品牌和超前消费意识。家庭进城工作人数越多、目前依然有家人在城工作、进城工作最久者累计在城时间越长、进城工作者的学历水平越高、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能够保持联系的家庭，其家庭成员就越会注重消费的符号性和健康性。进城工作最久者累计在城时间越长、进城工作者与其家人能够保持联系的家庭，其家庭就会更加认同对城市消费方式认同的意识。

4.流动变量的影响力也具有有限性。它对农村家庭产生对现代城市消费观念的认同感的影响力显得较弱。这说明要使农村家庭真正认同现代城市消费的精髓，实现其消费观念的根本性彻底性的现代化转变，还需要从更多的方面加以配合。

(二) 研究结论的社会意义

通过本项研究至少可以获得如下的启示：

第一，由于研究表明农民进城工作对农民收入增长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具有显著影响，这就表明应该鼓励农民外出进城工作，增强农民增收和获得现代性体验的内生性动力。

第二，从城市的角度来看，要借助农民进城工作这一机遇促进农村的发展，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努力改变“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互相需要，但互不交往，彼此隔阂”的现状，从而拓展进城工作者接触城市消费生活方式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亟需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市场体系，净化消费环境，并发挥教育和传媒的作用，破除传统消费观念。

注释：

1 本文即将讨论的“流动”概念不仅仅表达了农民外出进城工作的含义，也表达了进城工作者与原家庭积极联系等含义，即强调了这种流动在促进城市消费生活方式向农村扩展的意义。

2 不少农村家庭进城工作的人数要超过1人，出于度量方便的考虑，本文以进城工作时间最长的那位家人为准来进行考察。若仍有多位累计进城时间一样，则以其中年长者为准。

3 除家庭曾进城工作人数、进城工作最久者的累积进城时间和进城工作者的市民朋友数为定距变量外，其他的自变量因均为分类变量，故都被转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各变量的具体变项可见表 2和表 3左侧一栏。

4 由于这个变量与进城工作人数之间存在着共线性问题，故没有纳入到表 2和表 3的回归模型中，而是单独将其对消费观念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后文同)。

5 由于本文的观念积分是整数的，所以在讨论时对回归分析表格中的B值(即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值)都作了四舍五入的处理。

6 虽然进城工作最久者的学历变量并未对其家庭消费观念量表总体积分产生显著性的影响，但是，它对其家庭在时髦和以消费为乐的意识以及消费的符号性和健康性意识(见后文)情况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这说明它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