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动在经历了长期的缺失以后，近期成为中国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¹，但在这些研究中普遍存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尽管文章的理论背景和数据都表明是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但出现在文章中的关键词却是“都市运动”，而不是“社会运动”。都市运动研究(urban movement，或称都市社会运动研究urban social movement)在西方的学术语境中，代表了和主流社会运动研究截然不同的学术和理论传统。本文首先考察了当代中国都市运动研究者对于“都市运动”这一概念的“借用”，分析了这种“借用”背后的学术和政治含义。然后，笔者将对西方的都市运动研究的理论脉络进行系统的梳理，突出揭示都市运动研究和主流社会运动在理论观点和研究旨趣方面的差异。作为这种差异的一个生动体现，笔者将以个人的一段生活史为例，表明学者立场对于都市运动研究的影响。在最后的讨论部分，文章将再次回到中国的经验之中，探讨都市运动理论对中国当代实证研究进行嵌入可能存在的途径。

一、近期中国的都市运动研究的批判性考察

随着建设“和谐社会”的国家施政方针的确立，中国社会学研究才真正迎来了“社会学的春天”。一方面，社会学对于国家社会生活的干预和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也开始涉及曾经相对敏感的领域，直面社会问题。在这个大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之下，社会运动长期被忽视的状况，在2005年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变。2005年以后《社会学研究》连续刊登了两篇赵鼎新(2005, 2006a)介绍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文章，让社会运动进入了国内学者的视野。随后《社会学研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当代中国社会运动方面的经验研究(庄雅仲，2005；张磊，2005；佟新，2006；陈映芳，2006；沈原，2006；应星，2007)，其中张磊的《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及动员机制：对北京市几个小区个案的考查》，陈映芳的《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沈原的《“强干预”和“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以及应星的《草根动员和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都是作为期刊当期的卷首文章刊发的。作为指引中国社会学研究方向的标杆，《社会学研究》用显著位置和份量对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进行推介，似乎预示着社会运动即将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重点。

上文提到的庄雅仲、张磊、陈映芳和沈原的文章，以及刘能2004年发表在《开放时代》上的《怨恨解释、动员结构和理性选择：有关中国都市地区集体行动发生可能性的分析》，均构成了中国新近出现的社会运动研究热点的主要文本，被广泛转载和引用。然而，当笔者对上面几篇文章进行仔细研读后，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尽管文章的理论背景和数据呈现都表明是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但出现在文章中的关键词却是“都市运动”而不是“社会运动”。从受过的学术训练出发，笔者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并进而引出下面的一系列问题：现有社会学文献和理论研究传统中是如何界定这两个概念的？它们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当代中国社会/都市运动研究者是如何对待这些区别和联系？他们在术语取舍的问题上是如何考虑的？这又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研究怎样的一个现实？除去个人对于社会运动研究的固有兴趣，希望对于上面提出的这些问题予以分析和澄清，也是笔者在本文中进行文献梳理的一个重要动机。

都市运动，是否就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发生在都市环境下的社会运动呢？我们也许可以从上述研究者的文章出发，看看他们各自是如何对都市运动进行界定的，他们选择这样一个术语的用意何在。张磊(2005)和刘能(2004)并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也没有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都市”只是作为社会运动的地点状语，表明是发生在都市中的社会运动。庄雅仲(2005)认为都市居民寻求安身立命是一动态、开放且有时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都市空间的陌生与快速变动的特性、都市问题的琐碎与复杂性，以及都市移民离乡背井的心灵冲击，使得都市生活充满不确定与挑战性，社区内的集体动员代表了一种集体寻求地方感觉和在地想象的过程，目的是改变都市社会现状。都市在庄雅仲的文章中就不简单是一个地点状语，而是对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机制有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在陈映芳(2006：2)的文章标题中就直接采用了“都市运动”，因此读者期望作者应该对于这个术语的选择作出说明。作者本人也意识到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此她选择加注说明：

近年来，转制企业职工、下岗工人、征地农民、动迁居民、利益受损业主，以及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如上海的回沪新疆知青群体)的以“政府”、“组织”为诉求对象的组织化行动已相当普遍，行动群体之间已经形成一定的网络联系，而且市民的维权运动也在各种舆论平台上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支持和道义声援。在一些城市，行动者已经与知识阶层等形成了某种推动制度改良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仅以“集体行动”概念已不足以说明这类事件的性质和意义，但由于目前市民的这一类组织化行动的宗旨大多只涉及具体的群体性利益问题，较少直接指向区域社会、城市社会的一般性问题(如城市的社区自治、市民权、城市规划参与、城市公共事务参与等层面的问题)或明确的制度改革、社会建设目标，其规模及形式也较少波及公众社会，所以笔者在本研究中未采用“市民运动”或“社会运动”概念。

不难看出，作者在术语的选择上曾经煞费苦心。与张磊和刘能不同，在陈映芳笔下，都市不再是作为运动的地点状语，而是作为运动的性质定语，这一点和庄雅仲具有共性。虽然作者在注脚中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直接的阐发，但在文章最后，她提出把“城市”作为一个基本维度，来考察发生社会运动所需要的政治机会结构。这种政治机会结构，体现在国家与城市间的关系方面。一方面涉及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作为“乡土中国”的国家与具有特殊经济、文化地位和社会形态的城市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样看来，陈映芳选择使用“都市运动”，强调的不是社会运动发生在都市环境中，而是在都市和社会运动的关系方面对问题展开讨论的。尽管这不是文章的主旨，仅是以论据的形式出现。沈原(2006)也直接使用了“都市运动”的概念，作者在文章中并没有对这个概念作出特别的说明，不过，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作者的有意为之，正如笔者所理解的——或者说西方社会学传统下所理解的——都市运动和沈原文章中大量引用的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以及大力提倡的行动社会学有着非常深远的理论渊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沈原在文章中没有直接阐明都市运动的内涵，其术语的使用、论据的铺陈和文章的理论依据是一脉相承的。

赵鼎新(2005, 2006a, 2006b)在近期出版的文章和专著中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西方、主要是美国的社会运动理论和研究实践，在理论上为中国当前的社会运动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因此，不难理解很多研究者都通过赵鼎新的介绍，从西方社会运动的理论中引经据典。与此同时，许多研究者均选择都市运动的视角，无论是把“都市”作为地点状语，还是性质定语进行使用，但都没有意识到在西方的社会学研究传统中，都市运动(urban movement)或者都市社会运动(urban social movement)有其特定的内涵，它从理论渊源、意识形态、研究方法以及看待社会运动的一些具体机制等很多方面，与主流的社会运动研究具有相当的区隔。笔者在下文中将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论述。在这里简而言之，都市社会运动的概念和理论首先是由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1983年在《城市和草根动员：都市社会运动的跨文化理论》 (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A Cross-cultural Theory of Urban Social Movements)的一本中提出的，尽管主流社会运动的理论家对其不屑一顾，但他的理论却迅速地在都市研究的学者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很快成为研究经典。在后来的发展中，都市社会运动和主流社会运动理论(比如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产生了不同的研究兴趣和重点，可以被视为两个不同的理论流派。与在美国占据主流地位的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相对照，汉尼根(Hannigan，1985)把都市运动这一派称为“法国学派”，因为这一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图海纳和卡斯特的个人经历和理论形成与法国有着深厚的渊源。此外，都市运动的一些理论家，比如卡斯特、约翰·沃尔顿(John Walton)和克里斯·皮克文斯(Chris Pickvance)等人的主要专长都是城市社会学，而且往往横跨多个不同的学科领域。与主流社会运动研究主要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SR)和《美国社会学杂志》(AJS)不同，都市运动的实证研究的主要阵地是都市研究的一些期刊，尤其是《国际都市和地区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因此，从学科分属看，都市运动更加靠近城市社会学和都市研究，而且往往受到其他学科的影响，尤其是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最后，正如皮克文斯(Pickvance，2003：104)指出的那样，特别使用都市社会运动一词，这一方面是来自卡斯特著作的影响；另一方面，因为这个词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使用这个词汇，“意味着对于一个研究者群体的认同，他们不信任现存的政治团体，相信只有非制度化的都市政治行动才具有引发深刻变迁的潜力，他们把自己和那些研究已经成气候的群体(比如志愿者组织、NGO和利益群体)的主流研究者相区分。”与此类似，正如那些“新社会运动”的标签其实是集合了一群想要挑战1970年代主流社会运动理论的学者，尽管他们提出的很多话语和目标，其实并不新颖，只是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罢了。

除去这些集体动员和行动一般发生在都市背景之下，因而选择都市运动的术语，中国当代的研究者们是基于怎样的考虑呢？笔者认为陈映芳提出的观点很有意思。她认为目前市民的这一类组织化行动的宗旨大多只涉及具体的群体性利益问题，较少直接指向区域社会、城市社会的一般性问题或明确的制度改革、社会建设目标，其规模和形式也较少波及公众社会，因此，她选择使用“都市运动”而不是“市民运动”或“社会运动”的概念。换句话说，陈映芳认为都市运动较社会运动规模相对较小，影响面也有限，一般围绕具体的利益问题，而不涉及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反观赵鼎新(2006)的社会运动讲义中的有关界定，他主张把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纳入一个理论框架下进行考察，但笔者发现赵鼎新在书中引用的例证，无论古今中外，均以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尤其是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居多。在这样的情况下，陈映芳列举的那些诸如“转制企业职工、下岗工人、征地农民、动迁居民、利益受损业主，以及一些特殊社会群体(如上海的回沪新疆知青群体)的以‘政府’、‘组织’为诉求对象的组织化行动”是否可以用社会运动的分析框架进行考察呢？显然，陈映芳选择的是“都市运动”。

陈映芳的这个选择和西方的都市运动研究者不谋而合。她提出的“规模相对较小，影响面也有限，一般围绕具体的利益问题，而不涉及根本性的制度变革”的都市运动，如果套用图海纳和卡斯特等人的术语，就是典型的单一议题运动。皮克文斯分析了都市运动一词在过去20年其内涵发生的变化。卡斯特最初提出这个词汇时，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使用的。一种是限制性的使用。他认为公民行动能够在三个层面上发生影响：“参与”(最低层次)、“抗议”(中度)和“都市社会运动”(最高层次)。这些影响所导致的变迁是：“参与”意味着象征意义上的都市和政治变迁；“抗议”会带来些许的变化，但不会根本上动摇结构的基础；而“都市社会运动”则意味着城市和社会权力结构的根本变化。在卡斯特的著作中，都市运动指的只是这个最高层次上产生的变化。然而，这种对都市社会运动概念加以限制性的使用后来被逐步放弃，代之以更强调本质内涵的另外一种更加宽泛的界定，即所有的公民行动，无论会产生现实的，或者是潜在的变迁效果，都可以将其归入其中。都市社会运动指的是一个系统性的实践，按照卡斯特(Castells，1977：263)的话说，就是其“发展具有对城市系统产生结构性变革的趋势”。这就意味着尽管现实的效果有限，从大的方面仍然可以声称其具有推动变革的潜在效果。后来的研究者一般都采纳了对于都市社会运动的后一种界定，因而避免了对于都市运动的实际效果进行细致的评估。

二、都市运动理论产生和发展的简要回顾

当代中国都市运动的研究者，虽然使用了都市运动这一术语，但却没有把它和已有的学术语境进行连接，或者是出于使用的方便，或者是对于政治敏感性的规避。本文将以这些研究为起点，把这些研究者未能进行的基础工作予以弥补，对西方社会学传统中的都市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一番细致的考察和梳理。

学界普遍认为“都市运动”一词是卡斯特首先使用的，理论的形成与1960年代末期欧美普遍发生的社会动荡有关。卡斯特的都市运动理论是建立在反思和挑战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社会学范式的基础之上的。在那个时期，一方面，北美和欧洲的城市社会学主要研究生活方式、住房、亲属模式、社区联系、志愿者组织、城市问题(比如犯罪)和城市的空间结构，研究取向的局限决定了权力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城市政治、本地政府、利益集团和党派被认为隶属于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各种抗议活动风起云涌，城市暴乱频繁发生，卡斯特本人也是当时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学生运动积极的参与者和敏锐的观察者。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认为城市社会学过分关注社会整合的研究取向是值得反省的。在卡斯特看来，很多对于研究问题的界定是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立场，而没有考虑到那些被这样的社会秩序所排斥的群体的利益和需要。社会上边缘群体面临的问题被认为是对这种秩序的威胁，而不是结构性不平等本身产生的结果。在芝加哥学派的范式中，假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是不言自明的，而卡斯特拒绝了这样的假定。卡斯特承认自己有关都市运动的理论思想，主要来源于自己博士论文的导师阿兰·图海纳。图海纳(Touraine, 1981, 1983a)社会运动理论对卡斯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淡化；二是关注社会运动的“生活世界”的层面。卡斯特另外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是亨利·列斐伏尔(Lefebvre，1990)的空间理论。列斐伏尔强调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的生产，蕴含了丰富的社会运动的意义。对列斐伏尔来说，“社会空间”的生产是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目标，满足“日常生活”需要、实现“社会空间”生产，所要采取的基本途径不仅是要改变生产关系，也要实现文化意义的变革。

在《城市问题》一书中，卡斯特(Castells，1972)提出了一个城市系统的动力模型，是主导城市结构变化的机制，他把这种机制称为“都市社会运动”。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城市的公民都动员起来应对城市环境中的各种问题，这引起了学术界关于这一话题的兴趣。一些社会学家，包括卡斯特本人，从他们参与这些动员的个人经历中吸取了研究的灵感。那到底什么是都市(社会)运动呢？卡斯特(1983)这样写到：“……源于城市问题的一种有意识的集体实践，能够反抗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利益的主导，从而在社会层面使城市系统、本地文化和政治制度产生质性的转变。”《布莱克威尔社会学百科全书》(Pruijt，2006)中对都市运动的定义如下：“都市运动是公民争取赢得控制自己居住地城市环境的社会运动。城市环境包括建筑环境、城市的社会构成和联系与本地的政治过程。”卡斯特认为当代都市社会运动主要围绕三个主题：(1)集中于集体消费的要求；(2)和特定区域相联系组织展开的对文化认同的保卫；(3)针对国家的政治动员，尤其是强调本地政府的角色。这些主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它们的主要核心都是对抗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卡斯特提出的“都市社会运动”，强调城市冲突凸现结构矛盾，改变政治权力的一面。他的理论谈及发生社会运动的条件时，同时强调结构和行动者的因素。

与早期专注于理论建构不同，1983年出版的《城市和草根动员》标志着卡斯特向经验的转向，它无疑是奠定作者在都市运动领域学术地位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城市社会运动在整个历史中都是作为城市形态和结构变化的重要根源……和当代社会相联系的特定历史条件，使得它的影响更加超出以往”(Castells，1983：xix)。从这样的一个中心论点出发，这本大部头著作的前面五个部分共27章，运用的是个案研究，体现了非同寻常的时间和空间的深度和广度——从16世纪西班牙国家危机中城市的作用，到1960年代美国的城市暴动；从巴黎的住房和工会运动，到旧金山围绕贫困、种族和性别展开的政治斗争，再到发生在秘鲁、墨西哥和智利的无住房者的“占屋运动”，采用的研究方法既有对于历史资料的扎实的第二手文献分析，也有生动的民族志研究，包括对于运动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深度访谈，参与观察和收集运动产生的各种文本。书的最后部分力图把所有的个案研究置于一个理论框架之下，但并没有“构建一些抽象的范畴，经过不同的组合，去套用在经验数据之上”，而是“指出历史结构和都市意义的源泉……发现城市再生产和都市变迁背后不同力量之间复杂互动的机制。” (同上：335)

《城市和草根动员》出版后，尽管不乏争议，但迅速成为经典，不断启发新一代的都市运动的研究者。为了纪念该书出版20年，都市运动研究的旗舰刊物《国际都市和地区研究杂志》在2006年第1期组织当代不同学科领域都市运动的研究者，对该书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述。学者们尽管对于卡斯特当年的一些观点，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最新趋势给予了重新评判，但都充分肯定了该书对于当前研究的积极意义。正如一位评述者写到：

卡斯特(1983)无疑是都市运动迄今最为重要的著作，它不仅在社会学内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其影响力还遍及其他社会科学的领域。在不断变化的生产、消费和资本循环的工业/信息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它对都市社会运动的分析，为结构性力量和运动的行动者(agency)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说明，而这常常是社会运动分析中缺乏的部分。(Miller，2006：207)

卡斯特(2006)在该期也受邀对于所有评述者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应，他再次重申了自己写作本书的目的，强调城市是在集体行动中形成和改变的，公民是城市的创造者，而不是消费者。他在书中所提供的分析，在于“揭示社会控制的各种形式，帮助人们夺回对他们自己生活的控制和对他们城市的控制。”

三、都市运动理论和主流社会运动理论的比较

笔者在对本文进行文献准备的过程中，明显地感到都市运动理论和主流社会运动理论实际上扎根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之中，很有必要对于这两个传统进行一番细致的比较。在综合了西方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Hannigan，1985；Hamel et al., 2000；Pickvance，2003)后，笔者从社会历史语境、界定特征、运动形成的起因和集体行动的基础四个方面，对都市运动理论和以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为代表的主流社会运动理论进行一番比较。

(一) 社会历史语境

汉尼根(Hannigan，1985)把图海纳的“行动理论”和卡斯特的“都市运动理论”放在一起，与美国的主流社会运动理论进行比较。他提出了一个“法国学派”的概念，因为图海纳是法国人，而卡斯特在法国完成学术训练和形成主要的理论思维；此外，两人的理论观点都源于1968年巴黎的“五月革命”。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学派有关社会运动的理论是深深扎根于法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正如皮克文斯(Pickvance，2003)分析的那样，与英国和美国相比，法国的中央集权传统非常深厚，国家权力更为强势，因此，这助长了法国学派理论家们的反体制倾向。在他们看来，法国的国家更像是铁板一块，只有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才能够改变现状。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国家的分权传统和对本地利益的强调，为在体制内的框架内讨价还价创造了更多的空间，所以才有可能产生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这样强调在体制内实现变迁的社会运动理论。汉尼根认为法国学派代表了和传统的集体行为理论和较新的资源动员理论不同的第三种理论范式。这个理论范式尽管只是对变化的阶级和阶级关系结构进行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是，它对出现的群体身份和意识形态意识的强调，是对社会运动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延伸。

(二) 界定特征

一般而言，社会运动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形式，在于它们发生在日常的制度框架之外，而且都倾向于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变迁。传统的集体行为理论侧重在第一条标准，强调运动的自发性和缺乏结构，尤其是在运动的早期阶段。运动的行动者，至少在初期是受到狂乱和集体兴奋的控制，因此，多少是非理性的。与此相对，主流社会运动理论家更倾向于把社会运动看作是制度化行动的延伸，把焦点放在一个运动试图改革现有的社会结构和获得参与政策决定的途径。这些制度性变革运动的特征是理性的行动，具有明确固定的目标，结果也是明确的，并且可以进行评估。社会运动行动者都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建立在利益算计基础上的工具理性(赵鼎新，2006b)。从社会运动和现有体制的关系方面看，法国都市运动学派认同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但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即认为社会运动不是存在于体制之外，而是反体制的。法国学派相信社会运动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反制度化倾向，但同时也承认革命性和改良性的趋势可以同存于一个运动之中。关于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图海纳和卡斯特(Pollettal and Jasper，2002)承认他们是理性的，但强调道德动机的因素，体现了遵守承诺和渴望公正这样的经验对于运动行动者的重要性。因此，法国学派认可的理性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价值理性。最后，图海纳和卡斯特都试图把一种文化的反叛纳入他们分析的社会运动之中。尽管这被认为可以把运动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它同样也会带来实际的问题。新的文化主题是必要的，但是文化的内容背离现有的价值，吸引人们加入运动的难度就会加大，因此运动必须把自己呈现为正常居民，而不是激进和反叛者的代表。

(三) 社会运动形成的起源

传统集体行为理论把社会运动的发生归因于剧烈社会变迁导致的结构压力下产生的愤懑和不满。主流社会运动理论淡化愤懑的作用，强调特定的社会运动产生于可获得集体行动所需要的资源、组织和机会。资源的获得或者是因为历史变化，使得社会运动组织者用新的语汇重新定义长期集聚的愤懑，或者一个突发事件为已经部分组织动员和具有初步资源的群体注入新的资源。但是，尽管他们承认政治变迁对于促进社会运动的意义，和都市运动学派不一样，他们并不把特定的社会运动和长远的社会变迁联系起来。早期都市运动理论家运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来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根据这种观点，在后工业社会中，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不再能够充分解释社会变迁。结构性的矛盾同时发生在三个层次：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卡斯特把这些新的社会矛盾定位在集体消费领域，认为这在城市中表现最为突出。图海纳(Touraine, 1981, 2004)认为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斗争不再那么突出，更加重要的是高度中心化和技术主导的国家和一个“程序社会”内不同领域争取自我管理之间的矛盾。因此，在社会运动起源地问题上，与后工业社会的特征直接相关，都市运动研究关注单一问题的运动，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展开斗争。此外，都市运动强调在地性(locality)，都市运动的发生是植根于一个相对微观的社会过程之中的，侧重特定的城市政治经济语境中的本地特征。由于和本地的紧密勾连，都市运动研究也就更多地与社区研究、新城市社会学以及政治学联系在一起(Pickvance，2003)。按照汉尼根的解读，法国学派在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包装下，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他们寄希望于乌托邦社区的建立，从而为持久的政治和社会变革铺平道路。都市运动对“在地性”的过分强调，也让人怀疑都市运动研究是否超出具体城市政治的范畴，能够揭示一个更加宏大，并且可以进行普遍推论的社会过程。

(四) 集体行动的基础

现有的社会运动文献都相信参加社会运动的成员是受到社会运动组织领导者的操纵而加入集体行动的。传统的集体行为理论认为操纵的基础是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激发出来的群体团结动机。主流社会运动理论认为运动成员很大程度上是具有理性的，但“动员的操纵”的主体仍然存在，主要解决奥尔森提出的“搭便车”的问题。资源动员理论家起初都假定运动发起者和成员都是受到选择性动机的激励，通过提供非集体性的物质利益，搭便车的问题可以被最小化。近期，开始认识到动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制造团结，选择性动机必须得到集体的认可，并与一个道德的目标联系起来。在资源动员理论看来，普通成员是一种资源，是动员的对象，这种倾向在专业社会运动过程中达到了顶点(赵鼎新，2006b)。都市运动理论家赋予了目标性动机和普通成员在社会运动中更重要的角色。卡斯特认为在研究都市运动和社会变迁时，主要有三类行动者——主流精英、新的社会秩序的创造者和任何社会组织的寻租者。奥尔森的搭便车假设，无论是纯粹还是修正过的理论，他关心的都是寻租者的行为。卡斯特提出社会运动的研究应该把重心放在新的秩序创造者是怎样和为何挑战现有的统治势力。图海纳的社会运动的概念则更注重普通成员对于行动条件和意义的找寻。总的看来，集体行动的基础，按照卡斯特和图海纳的理解，是一种“自己掌控的行动”(do it yourself)，而不是领导者提供的选择性动机。参与者一起创造一个新的身份认同和新的未来。团结和道德承诺是群体努力的结果，而不是通过领导者的策略实现的(Hannigan，1985)。

正如前文中提到的那样，都市运动研究始终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处于一个被边缘化的地位，并和主流的社会运动研究保持了一个相对隔离的状态。²通过比较都市运动理论和主流社会运动理论之间的差异，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两者之间的隔离。这种隔离不仅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理论传统，更多地表现在关于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机制存有相当大的歧见。两种理论之间的隔离，按照皮克文斯(Pickvance，2003)的分析，会同时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结果。从积极的方面看，都市运动的研究关注效果，它强调某个层面的效果——可以是和城市相关的(比如公共服务的改进)，或者是政治的(改变权力关系)，不是某种类型的组织或者具体的组织过程，而这正是主流社会运动理论关注的焦点。都市运动理论对于政治权力具有特别的兴趣，尤其是本地政府的角色，这并不是一般社会运动研究的兴趣。都市运动理论聚焦于都市运动发生的政治语境。都市运动不是针对客观上的不平等或者社会剥夺的自发反应，而是讨论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下更加容易发生，因此更加强调群体动员及其克服不利条件的能力。从消极的方面，197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理论的发展非常迅速，比如国家和社会运动、社会运动的话语和符号性行为方式、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以及新闻、大众舆论和社会运动等等。这些最新的理论进展并没有完全被都市运动的研究所吸收。此外，都市运动理论的形成，是一个植根于西方1960-1980年代早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的，在这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都市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四、个人生活史、学者立场和都市运动研究

上文阐述了都市运动研究和主流社会运动研究之间的区别，如果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学者立场对于研究本身的影响。在展开这一部分的论述之前，笔者首先想与读者分享一段个人的生活史——或者说是笔者和自己两位老师的生活史，以此对自己的观点加以说明。笔者在洛约拉(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在选过的所有专业课中，最喜欢的一门课是弗雷德·尼斯(Fred Kniss)教授开设的《社会运动》这门课。也许是自己的理想主义还未泯灭，尽管只是坐在教室里读书，指定阅读书目中有关于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学生运动等内容，除了学问上的意趣之外，那个年代也足够让笔者觉得热血沸腾。但是，实话实说，这门课带给笔者的乐趣和授课的F.尼斯教授关系不大。在众人眼里，F.尼斯是一个标准的好老师，不苟言笑、严谨、公平和认真，且总是西装革履。无论是梳理文献、引导讨论、点评发言或是课堂的组织都是井然有序。他个人的研究兴趣是宗教社会学，包括围绕宗教的社会动员，据说F.尼斯私下也是个对宗教甚为虔诚的人；然而，他一般只是围绕课程内容展开教学，很少在学生面前强调个人的观点。尽管这门课让笔者受益匪浅，但笔者总觉得F.尼斯的教学风格和行事原则和社会运动这门课程不是十分协调，其他一起上课的同学似乎也有同感。

当时络约拉大学社会学系有两位教授讲授社会运动，另外一位就是笔者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塔尔马奇·怀特(Talmage Wright)。笔者在准备博士论文研究计划期间，一次偶遇T.怀特，说考虑到论文中社会运动的部分，笔者想请F.尼斯做我的论文评阅人之一。记得当时T.怀特的反应：“弗雷德……社会运动？！”然后是他个人特有的面部表情和手势，似乎很“不以为然”的样子。这就是T.怀特。第一次走进他的办公室，最先看到的是一张蓬头垢面嬉皮士的相片，不经他本人说明，很难相信这就是年轻时的他。T.怀特早年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读博士时，积极投身当地无家可归者的社会动员和抗争，这也是他博士论文的题目。作为社会学系里两个半马克思主义者³之一的他，专长是城市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运动就是都市运动。笔者对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和曼纽尔·卡斯特等人最初的了解都是从他的课程中获得的。然而，在学生眼里，T.怀特并不是一个受到称道的老师，除了他语速过快、思维过于跳跃让人跟不上之外，对他最大的批判是自我中心，过分强调个人观点。据说他给本科生上课的大部分时间都变成他对布什政府、全球化和其他时政的点评和批判。当然，每次街头游行抗议，总少不了T.怀特的身影，在他看来，研究社会运动，并不是坐在书斋里面就可以完成的。

尽管T.怀特作为个人，有很多笔者不能赞同的地方，但笔者却不能不承认他对笔者研究兴趣和学术观点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在F.尼斯的学院式的社会运动研究和T.怀特的行动式的社会运动研究之间，笔者的天平总是倒向后者，并进而影响笔者对于社会运动的总的看法。两位教授个人生活史和学术实践的差异，生动地说明了社会运动研究者必须面临的一个并不容易做出、同时也很难控制的选择：作为社会运动的研究者，应当保持怎样的立场？只是作为学者，还是同时也作为运动的行动者(activist)？只是作为运动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还是运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赵鼎新(2006b：2)在谈到社会运动研究的价值时，这样写到：

从美国社会运动和革命研究的历史来看，即使某些学者对某些社会运动抱有同情态度，但只要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抱持科学态度，那么，其研究就不但能够增进我们对社会运动一般规律的理解，而且对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维护社会稳定，都将起到促进作用，而非破坏作用。

在赵鼎新看来，社会运动研究不仅需要保持一个科学的态度，更强调的是研究者作为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色。这应该是代表了西方主流社会运动研究的立场和观点。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都市运动的研究者，无论是卡斯特这样的奠基人，还是笔者的老师T.怀特这样的后来追随者，在个人生活史方面，都有积极参与都市运动的经历，走的是学术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无论是前期的实践启发学术，还是后期的学术指导实践。这就和主流的社会运动研究者有着很重要、甚至可能是原则性的区别。因为后者更宁愿与所研究的社会运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他们看来，那些都市运动的研究者背负太多的理想主义和价值导向，其学术成就也就难免打上折扣了。不过，在都市运动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看来，都市运动研究的这种参与和务实倾向，充分体现了卡斯特所说的：“好的分析，应当揭示社会控制的各种形式，帮助人们夺回对他们自己生活的控制，和对他们城市的控制。”

五、讨论：在中国语境下研究都市运动

在本文的结论部分，笔者无意对上面的讨论进行总结，而是希望通过问题的提出，推动进一步的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西方都市运动研究所开辟的学术传统，能够为今天中国的研究提供怎样的启示呢？笔者认为凸现学者立场和强调在地性，作为都市运动研究的两个显著特征，可能为当代中国实证研究提供很好的嵌入点。

都市运动研究强烈的价值介入和人文关怀，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当代的学者。社会运动研究在废除戒严法以后的台湾地区开展得如火如荼，而许多社会运动的研究都冠以“都市运动”的标签，夏铸九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笔者2007年初赴台湾地区参加台湾文化研究年会，夏铸九是会议的主持人，他还作了专题发言，使笔者得以近距离感受他兼具先锋学者和运动旗手双重身份的人格魅力。后来，笔者在网络上读到他的都市运动课程的讲义，标题是“知识分子与社会运动”(夏铸九，2002)，具体谈到了都市运动组织者与学院的关系。他认为学者在都市运动中可以扮演三种不同的角色：一是理论分析者，对运动本身而言，是批判和激进的学者，主要扮演分析与咨询的协助性角色；二是参与式规划与设计者，运用专业技能，积极投入社区规划与设计实务的专业工作者；三是直接投身为都市运动一份子的激进专业者，是核心运动分子和组织、会务工作者，直接关系政治与实践，长于动员、组织与做出政治判断。夏铸九对于知识分子在都市运动中角色的分析，是对都市运动研究“干预”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扬。

说到社会学的“干预”传统，不能不提到清华大学沈原(2006)教授去年发表的文章《“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笔者觉得这是最近读到的最为酣畅淋漓的学者佳作，该文发出了我国社会学界最强有力的声音。他(同上：3)首先对当代中国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

在理论和技术方面，本来应当发展出有能力把握剧烈社会变动的理论和方法，但却接受了最适合于测量稳定社会的理论模型和技术手段，并且逐步将之奉为主流而忽略了发展其他的方法。这就窒息了中国社会学的“想像力”，造成了它的‘错位’。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很难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所以，现实情况竟是这样：在应当讨论阶级分层的时候却去研究职业分层；在应当面对制度变迁的时候却专注于人际关系；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面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却强调‘价值中立’。实际上，近两年来社会学开展的某些大规模社会调查，就体现出上述的特点。

如何提升中国社会学的“想像力”，沈原提出要从图海纳的“行动社会学”那里汲取灵感。在应对转型社会对于中国社会学的挑战，他认为社会学需要从关注“结构”转而强调“行动”。对行动的强调不仅意味着理论的转向，更需要研究方法和整个方法论的跟进。沈原赞同图海纳关于社会学家角色的定位：“社会学家不再是社会生活之外在的旁观者，而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沈原的这篇文章，呼应了上个世纪发源于欧陆的都市运动研究传统，并运用到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在该文的启发和影响下，希望能够为中国社会学带来更多富于“想像力”和直接干预现实生活的研究。

都市运动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在地性，把社区作为考察的重点。在卡斯特(Castells，1983)那里，城市街区是社会运动的根据地，是推动社会变迁的行动载体。在风起云涌的都市运动中，围绕集体消费、文化认同和社区自治等问题和国家展开的较量，社区组织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今天的中国，城市社区同样是一个充满冲突和蕴含变迁的场域。一方面，国家大力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这里面固然有进行管理和控制的施政动机，但也不乏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公民自治的目的；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传统社区权力秩序处于不断的变动和重构之中，代表政治的、行政的、民间社会的和市场经济的各种势力相互作用，彼此较量，推动和影响社区发展(张虎祥，2005；石发勇，200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许多立足于社区，关注单一议题的都市运动也在中国城市变得方兴未艾。发生社会运动的社区既有传统意义下的地域社区，也有新近形成的身份社区(方文，2005；魏伟，2007)。“维权”是所有这些运动共有的一个关键词，不仅表现在物质利益的分配方面，也表现在声音表达和文化认同方面。伴随着这些运动的发生，是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社区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总之，种种迹象表明，社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社会运动最需要关注的对象。

西方国家进入1990年代以后，都市社会运动和其传统的指向对象——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西方国家二战以后建立的福利国家体制开始解体，国家逐渐从提供社会服务的领域退出，而社区中的都市社会运动组织由于其在特定社会服务领域的专业能力和网络动员能力，开始承担重要的服务功能，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由对抗转为合作。这一过程就是都市社会运动的制度化(Mayer, 1994, 1999, 2006；Newman & Lake，2006)。西方国家都市运动的发展轨迹，提醒我们如何从正面和积极的意义上认识社会运动的后果。笔者认为，社会运动可以是建设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一种形式，正如庄雅仲(2005)指出的那样，社会运动的意义不在于集体行动本身，而是通过发展社会运动的行动网络，从中使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学习差异的观点和立场，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也正是基于同样的意义，陈映芳(2006)认为目前中国的都市运动，作为市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方式，较之集合行动和革命，无疑是更为合理的形式。因此，国家应当提供合适的途径让城市中具有相应的政治理性和合法行动能力的居民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降低更具社会破坏性的集合行动或革命发生的风险。笔者则进一步提出，立足社区的都市运动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社区参与形式，可以成为目前国家主导的社区建设运动中的一种有益的补充。

中国当前的社区建设，强调社区参与和社区服务，是基于社区参与能够提升社区发展的效率、可持续性和集体力量的信念。在社会服务项目中引入社区参与，是相信这样做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于服务的需要，并协同政府部门、志愿者组织和本地其他权威组织，为解决社区问题提供服务。但是，学者们也注意到这样的社区服务通常不能持续，或者需要外界的协助才能生存。文献显示，人们对于公共福祉的志愿主义行为，在一种自上而下的服务管理体系中仅仅被视为一种“贡献”，而并不表示本地居民可以控制项目实施的方向和内容，这样一来，由政府启动，带动社区居民的社区服务项目方式并不被认为是一种最佳的做法，因为本地居民缺乏那种在自下而上决策过程中的积极性。一些在主张自下而上决策的西方社会中广为接受的原则，比如居民决定目标和策略，明确社区资源和问题，强化社区价值观和发展人力和社会资本，这些内容目前还没有反映在中国社区发展的目标中，至少是政府决策者和社区管理者尚缺乏这些意识。但是，Xu和Chow (2006)对中国的近期研究显示，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开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联系起来了，这种驱动力来自居民、社区组织和其他社区实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起来了。在居民参与的动机中，也有了对于社区服务、扩大水平交往的需要以及寻求自治和政府的去中心化的内容。另外，东亚国家的社会服务体系的设计重视社会资本的因素(Chan et al., 2004)，而社会资本强调社区向其成员提供支持，事实上，社区福利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应当是彼此促进的。社会资本强化了社区意识、参与和集体行为，并用于解决社区实际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国家在社区建设策略中能够将立足社区的都市社会运动纳入其中，也就实现了社区发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的结合。一方面，能够对本地的实际需要作出及时的反应；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权力结构的改变施加积极的影响。

注释：

1 尽管社会运动研究在西方早已进入学术研究的中心地带，但社会运动在中国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曾经非常边缘。这种状况的形成，赵鼎新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路径依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际，美国社会学中的分层和组织研究十分盛行，当时P.M.布劳等美国一流社会学家访问中国，对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和问题意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于这些学者在中国讲授的课程以分层和组织研究为主，从而使中国社会学研究关注的重点一直集中在分层和组织领域。二是政治和历史的原因，在人们一般的认识中，社会运动具有颠覆性，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政府对于这样的研究存有疑虑。此外，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对于国家和民众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使一般民众对于社会运动产生排斥的情绪，这样的情感反应可能也会影响到学界。

2 举例来说，都市运动研究者奉为经典的卡斯特的《城市与草根动员》，很少被主流社会运动研究者提及，事实上，作为当代社会运动研究最重要的著作——泰罗(Sidney Tarrow)的《运动中的权力》( Power in Movement )和麦克亚当等人(Doug McAdam，Sidney Tarrow 和Charles Tilly)合作的《抗争的动力》( Dynamics of Contention )压根就没有提到卡斯特的那本书(Miller，2006)。笔者查阅了赵鼎新全面系统介绍西方社会理论的讲义(2006b)，发现仅在第十一章中提到《城市与草根动员》一书，不过，在他的书中多次提到了卡斯特的更近期的一部涉及社会运动的著作《认同的力量》。

3 另外一位教授自称半个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