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社会分层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社会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通过分析社会分层态势，从而把握社会的结构变迁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研究范本。中国大陆的社会分层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稳步的进展，这除了本国学者的潜心努力外(张宛丽，2000：24 39)，国外学者的积极参与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国外就这方面的研究发轫于美国学者怀默霆(2002)的《中国的不平等与分层》一文，此后，大批有丰富经验的美国主流社会学者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中来，研究成果颇丰(边燕杰，2002：1)。本文探讨的9篇论文均是美国社会学者关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分层方面的优秀研究成果，它们大多刊发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美国社会学学刊》、《社会力》和《中国季刊》上。这些成果自发表以来一直备受国内学者的推崇，其研究结论经常被国内外学者引用。¹正是这样备受关注的“热度”和如此高的论文引用率，使得我们更要仔细地审视这些研究的目的、研究过程和最终结论，检视这些结论是否都符合中国现实情况，是否全面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结构状态？如果有不相符合的地方，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当时的客观障碍造成的，还是研究者本身的方法和研究过程出现了瑕疵和偏差？这些都需要后来的研究者认真梳理和仔细甄别。前人的成果在被拿来引用的时候，都要问个为什么、是这样吗？因为严谨的社会科学不仅来自研究的逻辑性，更来自对现实的反映程度。归根结底，面向现实才是社会研究的立命之本。

一、结论的陈述：有待讨论的焦点

经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描述现实、说明现实、解答现实问题，而研究结论无疑就是这一目的的最好阐释。一方面，研究者通过各种方式和表达把结果传递给读者，以便于交流。这些研究性的结论也会引发其他人进一步探求的欲望，成为后来研究的基础，因此，研究结论的呈现方式和真实性会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学术交流和延伸。另一方面，对结论的检视是科学精神的要求。经验研究是一个认真提出问题，并以系统的方法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科学的精神。无论研究者所研究的具体问题是什么，也无论他采用哪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必须坚持科学的精神，而科学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研究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来体现的。

通过表 1可知，美国社会学者得出了不少有实质性意义的基本结论，同时也存在不少需要认真审视的论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学者无论是从中国城市居民的工资收入比较上，还是对福利分配的实证考察上，都较为一致地得出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社会较为平等的结论。那么，中国解放后真把社会不平等压缩到最小？这样的结果是真实的，还是由于研究方法导致的偏误？考虑到这些研究资料基本都是来自抽样调查，这样的研究结论是否和资料收集方法有关联？

第二，研究者在分析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不平等状况时，多是从个人的收入尤其是工资收入开始，由此得出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异较小，所以社会较为平等的结论。²但是社会地位不平等有多种表现，如人们在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经济收入差异只是一个方面。就算只考察经济地位不平等，工资差异能否作为反映社会不平等的唯一指标？如果只是单纯分析经济地位差异，那么对与收入相关联的职业身份、教育、政治权威等变量的测量也会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这些都可以从研究设计和变量操作化上进一步考察。

第三，在个人地位获得方面，一部分研究者按照工业化的逻辑认为父辈的个人特征影响子女地位获得，却在分析中忽略了母亲个人特征的影响作用，³也完全不考虑制度因素的作用。另一部分学者在对市场转型期的分析中虽然加入单位组织因素，但在新兴部门设计和职业划分中没能充分体现“转型”的特点。这些问题的出现如果不是研究者刻意忽略中国的现实所引发的，那么是否是其本身的研究范式局限所导致的呢？本文带着上述疑问采取逆向思路：从研究结论检视研究方法，从方法的考察折射出研究者的理论范式选择，通过对方法和范式的审视，厘清这些研究的思路，尝试解答上述质疑。

二、具体研究方法的呈现——对结论的初次检视

在各种社会研究方法中，调查研究的方法是社会学者目前最为熟悉，也是使用得最多的一种方法。在调查方法中，抽样程序的设计和实施直接关系到研究的科学性。9位研究者除了怀默霆由于时代的客观条件所限外，均采用了抽样调查的方法获得资料。

表 2显示，上述研究的资料收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献研究的二次资料分析法；第二类是非随机的抽样调查法；第三类是较为严格的问卷抽样调查法。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优势，有不同的适用范围，这在研究之前和研究结论中应该明确说明，但这个关键环节有时却会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略掉，其结果是导致研究的谬误。结合表 1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发现研究结论和样本的选取以及资料收集方法有着必然的联系，方法不当产生的谬误如下。

第一，二手资料的局限。对于想要真实精确地反映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结构和不平等状况的美国学者怀默霆来说，通过二手文献资料方式间接研究，无疑是当时最好的方法，但这种方式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文献资料的质量难以保证。观后感和记述无疑是国外人士对中国表面化的感悟和分析，难免带有个人偏见和作者主观意图的取舍，加上20世纪70年代的国门没有完全开放，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也不可能给国外学者更多的机会去洞悉中国深层次的结构。由于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读者对怀默霆文献研究的准确性不能不产生疑问。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进行文献研究的时候，要对文献的取舍标准作出说明，对文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进行评估，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的意图，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实际上，无论是文献研究还是下文提到的非概率抽样式的调查研究的结果，要用其推论总体的时候，需要研究者审慎的不仅是方法本身，更要看所把握的问题是否是一个社会乃至所有社会共有的基本社会事实。从一个抽象的层次来说，如果研究把握的是一个社会共有的社会问题或者事实，通过对个别、局部特殊情况以及特殊历史背景的了解，是能够进一步深化对社会总体变迁趋势的理解的，从这一点上来说，那些基于二手资料的文献研究、个案的典型调查，抑或非概率的经验调查研究所揭示的意义是可以超出局部的范围，用来透视整个社会的变化。

第二，滚雪球式访谈的弊端。白威廉的《中国的平均化现象》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当面访谈和回忆式的滚雪球法相结合。具体做法是访谈1972至1978年中国大陆去香港的133位移民(合法滞留和非法潜入)，并通过这133位移民回忆他们的邻居的情况，最后得到2，865个个案的样本。在对样本的代表性说明时，白氏文中刻意提到“我们的问题避免带有政治立场……只要抓住具体事实，这样的结果比起目前官方出版物那些极端否定性的说法来得更为中肯。”(白威廉，2002：43 44)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又说到“对于我们的样本的真实性和代表性也可以从样本的覆盖面和与官方的统计报道进行印证”，当然结果是“在我们最关心的这个经济区，抽样调查和官方发布的结果是十分相似的”(同上：44)。既然认为移民的回答比官方的报道更中肯，为何又用官方的数据来验证自己的研究结果呢？到底是自己的结果和官方的不谋而合，还是自己的研究比官方更确切呢？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明其实都来自于其抽样方法的固有缺点，也即非随机的雪球法抽样使得“许多个体无法找到，还有某些个体原因被提供者故意漏掉，可能产生偏误”(袁方、王汉生，2005：223)。如果坚持使用雪球法，最后得到的样本很有可能是同质性较高的样本，因为被访者往往把他们熟悉的人介绍给调查者。白氏的样本是133位移民的邻居集合，毫无疑问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邻里间的同质性是很高的，他们的居住、生活方式和职业都有趋同性。在这种高同质性下，白氏才得出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行政官员并不比知识分子和工人享有更多的耐用品，中国的社会是十分平等的结论来(参见白威廉，2002：59)。

另外，雪球法的当面访谈虽然可以得到较高的回答率，但代价是被访者会有主观判断，在没有匿名性保护的情况下问一些隐私、敏感话题，其真实性难以保证。对此，白氏在研究中认为“移民们是有一定政治观点的”，⁴虽然有些倾向性问题可以通过一定方式加以克服，但“关于移民以前工作单位的现状问题则难免带有倾向性”，而且“133位移民样本中，年轻人多、男性多、知识分子多” (同上：43 44)。那么，这样的一个“三多”样本所提供的信息又怎么能保证最终结论的信度呢？

第三，判断方便抽样带来的疑惑。以戴慧思的《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城市流动：边缘上的增长》一文为例。资料收集上，戴慧思采用文献回顾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但是她的抽样方法不够科学，样本的代表性不强：上海的样本只是局限在一个居民区，武汉的样本是从他人推荐的国有企业里抽取的，论文分析使用的样本量是729个个案。上海和武汉都是中国的超大城市，人口众多，如此庞大的人口总体，用如此少的被访者来代表，其代表性不能不让人质疑。戴氏的抽样方式既不是简单随机抽样，也不是分层抽样，更不是多段抽样，她使用的方法更像是整群抽样和判断非随机抽样的结合。整群抽样虽然简单易行，但却是以样本分布不广、对总体的代表性较差为代价的。戴慧思(2002：354)本人也承认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和当年的统计年鉴的资料不吻合，差距较大。正是这样的巨大差距，导致这样的一种结论：“根据对几百人80年代后期工作史的调查，改革没有引起明显和立即增加企业间的流动，没有使得工作调动者的工作地位显著上升。”(同上：373)当我们分析戴氏的样本后就能明白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了。在上海样本中，父母子集里有41%的人是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这样一个处于社会精英地位的人群，其代际之间的职业传承和单位传承都是很强的。父母们本身的地位较高，工作单位较理想，子女更换的单位不大可能超越他们父母现有的单位地位，所以子女即便是工作调动，地位也不会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对于子女在改革之初没有立即更换工作，原因也在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所有制单位的优势还是很大，人们已有的单位待遇较好，故而国有部门的员工没有那么强烈的流动意愿。

第四，大样本与大城市的悖论。有七项研究是建立在样本量在1，000个以上的大样本的抽样调查基础之上，如此庞大的样本量无疑是高水平研究的基础，但这些洋洋洒洒的万言论述大多缺少最基本的且很重要的几百字的样本构成说明。没有样本说明也就没办法同已有的总体参数值进行比较，结果使得读者不清楚这些抽样是否真的确如研究者自己所说的那样具有代表性。当然，样本的选取是为描述现实还是为了检验和解释理论对于代表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若是为了描述总体分布，则需要较大的样本；若是检验理论和解释原因，则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就退居到相对不太重要的位置，此时重要的则是样本的构成与研究的目标、与研究的假设与因果关系之间的关联程度(风笑天，2004：69)。也即研究目的不同，样本大小应该有所取舍。即便如此，在没有详细样本构成说明的情况下进行总体推论是不够严谨的，就算是解释性研究也不能在没有足够样本量保证的情况下把结果推论到更宏观的层面上。可是很多研究者往往忘记了这个禁忌。具体到上边提到的9项研究，有7项是在一到两个国内的大城市进行的调查，其中有三个是直辖市和一个特大城市，而且都不由自主地用大城市的样本去推论全中国的情况。这种忽略中国地区差异而得出的论断就难免让人觉得太过于武断。

三、具体研究设计和变量操作的考察——对结论的二次检视

在经验研究中对研究变量进行必要的说明，尤其是对关键变量的操作化过程的介绍是研究的基本要求。一份高质量的经验研究中对概念操作化和变量测量的完整说明应包含以下内容：首先，在研究中要有对主要概念的讨论，要在讨论中明确说明自己的研究所采用的定义是什么(即对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其次，解释性调查研究中要明确指出自变量、因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如果有的话)各是什么，以及提出这些变量、特别是控制变量的理由或根据。再次，要详细介绍对上述各种变量是如何操作的。既要给出各个变量的操作定义，同时还要给出所确定的测量指标、取值及其理由。最后，要对自己的变量测量或操作化处理方法进行评估，对指标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一定的讨论，特别是要指出这种操作化方式可能存在的缺陷和问题(风笑天，2002：32)。

本文探讨的这些学术论文在量化操作的过程上都是美国经验研究的典型模式。表 3反映出，他们的操作化过程很精致，而且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较为明确。但一项研究完成得好不好，不仅仅是看研究模式的规范性，更要看其操作化是否符合社会事实，毕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科学严谨地反映社会事实。从研究设计的过程和操作化的效度来看，上述9项研究在关键变量的操作化上存在以下几种问题。

1. 对核心概念把握不准确

(1) 关于收入概念界定不全面。在中国，收入的差异不能完全反映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和使用的差异，也即收入不能作为反映社会不平等的唯一指标。因为，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实际占有和享用的最终结果的差异的表现，它包含经济和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所以，单纯的工资收入不能成为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指示器。令人遗憾是，美国学者对中国社会不平等的考察恰恰都是从城市居民的工资入手。⁶尽管有些研究把收入细化了，加上奖金、补贴、储蓄利息等项目，但依然没有考虑到不平等还有许多隐性的表现，比如提供住房等很多福利项目，并且有些福利项目还是按照单位性质和个人级别、权限来分配的，这些福利的提供与否和分配方式的等级制度也是社会不平等的反映。李路路的研究表明，权力与单位组织的资源占有和分配有直接关联，资源的处置权掌握在单位中处于权力位置上的人手中，谁占据了这个地位，谁实际上就有了支配整个单位资源分配的权力(李路路、李汉林，2000：118)。可是多数美国研究者要么没有将这种潜在的不平等指标纳入他们的讨论当中，要么则是按照自己的研究需要断章取义地考察一些福利分配情况，忽略关键问题。例如，魏昂德在《再分配经济中的产权与社会分层》一文中，因变量的11项单位福利项目基本都是职工生活必需的，没有考虑人们对这些项目的使用频率和使用权限的区别，而且单位的专门福利，比如公车使用、报销制度等干部特权项目都没有涉及，而正是这些特权福利待遇才是真正反映不平等的突出指标。⁷

(2) 单位组织与经济部门的含义不清楚。一是对单位和部门的简单化理解。把“经济部门”简单地划分成制造业、服务业、商业、教育、政府等部门，这并没有清晰地反映中国单位制度的再分配属性，即按照所有制划分为国营、集体和非国有部门(魏昂德，2002：130)。另外，单位的预算级别也是按照单位与国家权力的靠近程度来分配资源的，所以，用单位所有制类型比简单的行业部门区分更能反映单位的再分配特征。二是对工作单位概念的操作没有充分体现社会转型的特点。例如，周雪光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阶层动态分析》一文中指出，工作单位这个变量没有包含反映市场经济体征的个体经济、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经济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阐明1949年至1993年间中国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转型”这个特点的。因为，正是不同于公有制的经济成分的大量涌现才引发所谓的“经济转轨”，之后才带来了“社会的转型”。

(3) 职业划分的混乱。一是有些研究没有区分“行政机关干部”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职业身份，但实际上二者在权力大小和资源分配能力上是有大小之分的。二是专业技术人员范围太小，只包括了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而工人被人为地限定在服务和交通业，但在现实中，工人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采掘业里。三是有些职业划分标准不明确，主观性太强。例如边燕杰和罗根(2002：445)就把工程师、技术员、医生、法律工作者和会计出纳等职业都归为“高度市场关联的职业”。这种职业划分是值得商榷的。毕竟这些职业有的是在国有部门，有的是面向市场的，单纯为了说明市场转型的特性而人为地予以主观判断，只会导致结论的偏差。为了避免出现上述偏差，就要求研究者在变量的设计中至少应该结合现有的职业种类分布的情况，抓住主要职业类别进行对比研究。

2. 关键影响因素的操作化问题

(1) 对政治资本(权威)的界定不完整。受到波兰尼和萨列尼研究的影响，多数美国学者清楚地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身份具有强烈的政治含义，其对资源的控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变量的设计中加入了“党员身份”这一要素。可是，政治资本和权威的效用不仅仅是体现在党员身份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指标即个人职务级别，级别高低直接决定权力大小。美国学者恰恰忽略了职务级别对于度量政治资本和权威的重要性，甚至有的学者把两者的先后逻辑关系也搞反了。比如，周雪光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阶层动态分析”的结论中提到：干部在不同时期都有优越的入党机会(周雪光、图玛、摩恩，2002：417)。了解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干部提拔机制的人都知道，入党是提干的一个基本条件，一个人只有在政治上对中国共产党忠诚，才有机会被组织提拔到领导干部的岗位上来。也就是先入党后提干。另外，也不是所有的中共党员都有机会掌握政治权威资源以获得支配他人和其他资源的权力，干部是党员精英的进一步精英化。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内在逻辑，就要求研究者在阐述政治资本的重要性时不能缺少对个人职务级别的考察。

(2) 人力资本的操作化问题。多数研究用教育水平或者学历来表征人力资本，而且教育对个人社会地位回报率的提高一直被当作是西方工业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发现，教育回报率也被认为是衡量社会开放度的一个指标，但我们不能忘记，也许这样的分析只能限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论断。事实上，美国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在中国，教育的回报率不是线形增长，并且这个回报率对于个人地位的贡献也很小。研究者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多样，笔者认为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忽视了另外一个考察人力资本的变量，即就业者的职称和技术等级。作为动态的指标，工作以后获得的职称和技术级别的提高是人们对人力资源的不断追加的结果，这一努力应该会对后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

(3) 工龄、年龄等变量的计算误差。在分析中，有些学者把人们的工龄、年龄放入方程，这无疑是必要的。只是关于工龄和年龄的计算方式有需要商榷的地方，这个问题在教育水平的操作中也同样存在。比如，谢宇、韩怡梅(2002：464)的“改革时期中国城市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一文中，被调查者的工龄用当时的年龄与参加工作时的年龄相减得到，而参加工作的年龄用教育程度来估算，例如他们认为初中学历的人就是16岁参加工作。这样间接推断会导致一定的误差，因为在国内城市里存在着“待业”现象，一些文化程度低的青年和少年并不能在16岁或者19岁某个教育阶段结束以后就马上顺利地找到工作，而是会有一个2至4年的“待业”时间。⁸又如，在边燕杰、罗根(2002：442)的研究中，在人力资本变量中增加了年龄这个层面，用来对应工作时间。可是日常职业经验表明，年龄大小和工作年限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直接考察“工龄”会更好一些。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魏昂德(2002：157)的研究中，魏氏关于“工龄”的计算是按照个人完成正式学校教育后工作经历的年数，这样的算法也是西方工业社会中个人职业生涯的一般化逻辑，即个人必须通过正式学校教育才能获得进入工作组织的机会。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大约30年间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中等学校教育普及率很低，国民的文盲半文盲率比较高，即便是社会管理层也有部分是非正规学校教育出身的精英分子，如果按照他的方式计算，那些没有完成正规教育的人该怎么办？所以，间接推断是不可取的，如果有可能，最好直接测量需要的变量。

四、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的分析——对结论的再次检视

研究方法是由研究主体和研究目的所确定的，而研究主题则最终由研究者的理论范式所决定。范式作为在一个确定时间内，一个科学共同体所信奉的信念的组合(库恩，2003：40)，会对研究者的主题确定、方法选择、变量操作等方面起着直接抑或潜在的决定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深层次的，不会被轻易改变。

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分层的分析主要采用两种理论范式：一是西方工业化理论范式，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致因素方面考察社会分层体系；二是在工业化范式的基础上引入新制度主义分析范式，重点考察国家再分配制度时期和市场转型时期的单位组织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以及在此模式下社会的不平等状况。

按照工业化理论范式，个人的后天因素带来的收入差异必然导致社会经济地位变化。如果个人能力大，那么获得的收入也多，自致因素引起的不平等和社会层化就是合理的、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工资(薪水)基本代表了个人的能力与贡献的大小。随货币化工资而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人们的生活需求物，包括衣食住行和消费休闲等方面的满足都来自工资的付出和交换。从而，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就依靠个人的工资收入来度量。无疑，西方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历程一再证明了这一逻辑的正确性，基于此的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也是从收入这一切入点开始对人们的教育、职业展开论述的(李春，2005：14-15)。这一理论范式模型在美国流行了长达40年之久，由于范式的固化，美国学者经常会不加思考地把它移植到其他非西方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同样美国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分层时也不例外，表 4大体反映了研究者在理论范式选择上的倾向：工业化范式及其改良模型是分层研究范式的主流。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工业化范式指导下的中国城市社会分层研究中表现出了机械套用地位获得模型、关键变量的设计不考虑中国社会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结论上的“循环论证”和“自相矛盾”等诸多研究问题和疏漏。

同时，表 4还反映出社会分层研究范式不是一成不变的。结合前面的分析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那些固守工业化范式的研究者大多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的社会现状，而那些适时地转换范式，使用新范式的学者却能近乎真实地揭示社会现实。当某种常规范式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的时候，就需要新的范式来化解这个危机。当然，范式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新理论出现之前，一般都有一段显著的专业不安期。现有规则的失效正是寻找新规则的前奏(库恩，2003：62)。当工业化范式的理论应用到中国时出现了理论与实际的不一致，范式的解释危机就不可避免了。在范式危机的背景下，边燕杰等学者引入了新制度主义范式，指出中国社会转型是在两个根本性没有转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变，中国国家分配制度没有根本性改变(边燕杰，2002：23)。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分层态势的变化有其路径依赖。新制度主义范式对工业化理论范式的挑战，就标志着有关社会分层理论范式的危机性转变。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研究者开始反思“地位获得模型”在中国的适应性，并在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

五、小结与讨论

影响研究设计、资料的获得、结果分析及其呈现的因素很多，这里既有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有研究者自身的研究意识、研究范式认同程度等主观方面的问题，因此，当我们详细考察1996年以前的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论述的时候需要历史的眼光看待，客观的评价他们的研究。正如前文所述，有些研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进行的，海外研究者对中国了解甚少，研究的积累性就难免受到限制，可借鉴的研究成果也较少；另一方面，只要做过经验研究的人都会有深刻的体会，无论多么完美的研究设计遇到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的时候都难免产生偏差。毕竟社会学研究面对的是有思想、有能动性的人，加之中国人被调查时“心理二重区域”的存在(李强，2000)，使得被访者不会静止地、被动地等待研究者去询问、去调查，研究中的这种交互作用也会影响到最终结论的真实性。而且对于宏观的社会分层态势的把握是困难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处在激烈变迁之中(至今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在这样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通过一次横向的经验调查来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变迁，不能不说是对研究者的巨大挑战。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去考察这些研究的时候，不能忽略前人的研究在理论发展上和经验完善上所做出的贡献，要吸取这些经典研究的成功之处，保持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延续性和继承性；同时也通过对这些研究中的偏误和瑕疵的讨论，给后来的研究者以启示，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避免研究中的设计缺陷、分析疏漏，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要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就要面向现实，深入现实，使用科学可行的抽样方法、明确而符合实际地进行概念操作化，我们不能对每一种研究方法求全责备，毕竟每种方法都有它的适用性和优缺点，但作为高水准的研究者，在陈述结论时，应该毫无保留说明研究方法的局限和研究本身的推断范围，只有认真反思已有的研究范式的适用性，才能既从方法上，又从结论上使一项研究成为科学严谨的典范。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是充满艰辛的活动，实施过程中研究对象抽取的偏误、概念测量简单化处置、研究设计上的现实偏离、资料分析上的逻辑矛盾以及结论上的主观臆断和片面牵强都会不同程度地断送研究者的宏伟目标和满腔热情(风笑天，2004：66)。但正是这些疑惑、困难和艰辛的存在，更要求研究者以较高科学素养和扎实的研究基础和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来完成研究。

当我们厘清了美国社会学者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思路之后，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

第一，操作化：一个基础而关键的环节。操作化是经验研究的关键步骤，尤其是在解释性研究中，想要对有关社会现实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操作化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一般而言，操作化是按照界定概念到发展指标再到定义变量的方式进行的。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中相对成熟的领域，所以其中的很多概念是比较一致和明确的，多数研究者不再明确界定概念，而更多地是在概念的指标和维度上下功夫。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关于社会分层和社会转型的测量、细分和可操作化方向上的改进主要集中在自变量上。相对自变量而言，因变量上的具体化工作进展缓慢。“收入”仍然是众多研究用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要指标。这就造成了目前的多数研究是公式化的：干部地位+人力资本+回归模型=对收入的某时某地的测量。所以，尽管关于市场转型的研究已有一定数量，但我们仍然对转型社会中那些努力挣扎、趋利避祸的个体缺乏具体而深刻的认识(陈那波，2006：118-207)。

度量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方法一般是通过比较人们的“收入、福利、工作稳定性”等指标来实现的。通常情况下，收入和财产是测量人们经济地位的最好指标(李春玲，2005：129)。在实际操作中最容易获得的资料是个人的工资收入，而福利和财产收入要么难以被货币化，要么由于提供的信息不准确而难以比较，这与中国一直以来的个人税收制度、财产登记制度的缺位有关。即便如此难以测量，为了克服“工资”测量的不全面性，国内的研究者还是做过有益的尝试。李路路等在《中国的单位组织》中列举了15项单位资源：退休养老金、医疗卫生保障、公伤残疾保障、文化技术培训、住房、子女入学入托服务、子女就业照顾、单位文体活动、计划生育服务、家庭生活照料、休假旅游、政治生活、工作调动帮助、食堂小卖部服务、交通工具的提供和交通补贴等(李路路、李汉林，2000：265)。研究者分别测量这些指标维度，在量化数据上说明反映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的非货币化差异，这样的做法是很值得借鉴的。

总之，社会分层是一种态势，而社会不平等是它的结果与表现。度量不平等，除了获得人们的“工资收入”以外，还要深入挖掘人们的“所享”。因为后者在外延上比前者更大，也更能反映社会不平等。具体说来，“所得和所享”是人们生活中占有和消费的最终表现。从历史层面讲，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城市社会，人们通过单位组织获得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工资，还有各种货币化补贴和实物的福利。⁹详细而深入的调查和掌握这些非货币化的资源分配情况可以最大限度地克服单纯货币工资测量的不全面性。

第二，现实性的要求：结论、方法和范式的统一。研究结论是研究者通过其研究设计、资料收集和分析得来的，结论是方法的忠实反映，而方法的选择包括研究的具体设计、变量操作化、抽样等又都是由研究者自身的理论范式决定的。因此，结论是否真实地反映现实是和研究方法及其背后的研究范式直接相关的。研究范式来自科学共同体不断的实践和探求，来自研究者在实事求是态度指导下的科学实践。

本文讨论的社会分层研究都是基于两种范式的指导：工业化范式和新制度主义范式。正如前文阐述的那样，不同范式指导下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甚至大相径庭。就我们讨论的社会不平等度量指标的研究而言，萨列尼早在1978和1983年已经利用匈牙利的调查数据得出：与资本主义社会突出的货币不平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大多表现在商品和服务的分配上(谢宇、韩怡梅，2002：505)。令人吃惊的是，这样富有洞见和符合实际的结论为何没有引起研究中国大陆社会分层的多数美国学者的足够重视呢？他们为何如此执著地倾心于用工业化的地位获得模型来不假思索地、僵化式地考察“工资收入”这个货币化的指标呢？究其根底，就在于他们的研究范式一直停留在工业化逻辑中，忽视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和文化依赖路径。反而是那些具有中国大陆生活与学术背景，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研究者，在借用西方理论范式的同时也意识到了这种范式的解释性危机，在此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引入新制度主义范式理论，来考察中国社会结构和变迁，从而得出了更加符合事实的结论。这就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

关于中国研究的范式往往会陷入两种截然不同的困境中：一种是“中国中心论”，另一种则是“西方中心主义”。一方面，人们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环境自身往往产生某种“先验幻想”，以至于对那些先入为主的价值或者事实判断会像对“太阳从东方升起”之类的感觉一样置信。但是，任何人都不能仅仅是因为生而为中国人而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故而，为了防止心智僵化，研究者必须敞开胸怀拥抱变动不居而又有活力的中国(刘东，2003：1-2)。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其间潜伏着许多没有言明的理论预设，本质上与中国本土判断分属两个话语体系。主流西学的侵入与引进给中国研究带了全新的视角和分析维度，更新了原有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得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同时这种侵入与引进也直接触及和瓦解了中华文明共同体的自我理解，最终使国人在一系列悖反的镜像中丧失了自我认同的基础。一旦丧失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陷入别人的话语中不能自拔，就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乃至从此难以名状自己切身的体验，暴露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在经验研究中，要想减少这种幻想或者失察，以现实性的要求把研究结论、方法和范式统一起来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应对方式。

注释：

1  从2002年2月该书出版到2006年5月，国内学术论文把《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这本书列为参考文献的共119篇，其中核心期刊71篇。

2  这种研究多进行国际比较，特别是进行基尼系数的对比得出中国很平等的结论。对基尼系数的讨论参见董金瑞《简论贫富差距的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

3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国家性法律就是《婚姻法》，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在某些方面开展得深入而彻底，尤其是在城市中，多数女性都参加了工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

4  有关大陆居民移民香港的政策以及演变对移民政治倾向的影响的论述见李若建.1997.香港的中国大陆非法移民与非法入境者问题[J].人口研究；李蓓蓓，等.2006.香港内地移民政策演变简论[J].历史教学问题.

5  有关社会分层和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的主要变量归类和交互效应问题，参见梁玉成《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在初职进入和代内流动上的不同模式》一文。本文只进一步探讨变量的实际操作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6  多数研究者将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相混淆，用社会收入差异指标反映经济地位不平等，又用经济不平等指示社会不平等。但是，社会不平等包含的内容更多些，人们对财富、权威、声望、文化等资源的占有、分配的不同都会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

7  魏昂德测量的11项单位福利包括：医疗服务、伙食服务、浴室、集体度假、图书阅览室、托儿所、礼堂、小卖部、幼儿园、体育场所和上下班车服务。

8  国内关于“待业青年”的讨论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和90年代，进入2000年以后学术界更多的使用“新失业群体”来指称这部分人。已有的研究表明，这部分青年的学历低，且待业时间也较长，具体研究结果可参见《当前待业青年心态和对策刍议》，经济与统计内参，1990年11期；《武钢待业青年状况调查》冶金管理1994年11期；《城市低学历待业青年的职业期望研究》，青年研究，2004年5期等文章。

9  “低工资高福利”作为个人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工具，反映的是收入均等化的意识形态诉求。在计划经济时代，工资是依据按劳分配等级制订的。不同等级之间虽然差距不大，不足以对劳动者产生激励，但毕竟高低有别，那么从理论主讲，政府对所掌握的福利品平均分配即可促进收入的均等化。问题在于，这一部分产品和服务既有平均分配的部分，例如交通补贴；也有按需求分配的部分，即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部分，例如公费医疗服务；还有根据个人身份等级供给的部分，例如住房待遇。后者产生的巨大不平等恰恰在统计上难以反映出来，在国际比较中也常常被忽略，从而被工资部分所呈现出的均等化所掩盖。事实上这样的分配既缺平等也少效率，而且还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相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