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类学史中，村落的地位比较特殊。因为立足于村落视野，开展田野工作，考察乡土社会的研究很多。中国人类学初创时期，村落社区的实地考察，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视野下的村落研究所引起的争议，促使人类学者不断地反省和思考人类学田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参与式的实地调查是人类学最具特色的调查方法，该方法通常是长期居住在被调查对象的一个小社区中，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了解认识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研究其文化全貌，熟悉他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和心理特征等，但是，在对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尤其是村落研究的反思上，由于村落研究本身缺乏普遍的解释力，导致反思主要集中于村落研究的合法性问题，而很少关注田野工作尤其是调查者本身对异文化(other culture)的影响。在中国，农民聚村而居，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熟悉”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然而，外来调查者进入村落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乡土“熟人”社会的传统格局。虽然调查者在研究异文化时通常会详尽地描述和解释研究对象，但很少考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或者他们认识到自己在调查活动中的影响作用，却很少把这种影响当作重要的问题来研究(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1986]1998)。本文就以调查者与村民间交往过程中的交换活动作为分析单位，来讨论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对少数民族社区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

一、苗村概况

苗村¹为湖北省西南部武陵山区的一个苗族聚居区，距县城60多公里，离乡政府所在地15公里。据村委会最新统计：全村总面积5.81平方公里，其中耕地858亩；全村共138户，488人，其中劳动力246人。全村有55个村民小组，苗族占全村人口的90%左右。该村四周山峦起伏，树高林密草多，平均海拔900米，属典型的二高山。“李家沟”和“下河”两条溪流是村寨的主要水源，在村口不远处会合流入高罗河。苗村的年降水量1，310毫米。一月平均温度1.6℃，七月平均温度24.6℃，垂直气候明显，适宜各种植物生长，其山林以杉树、松树为居多。解放前，苗村的交通不便利，沟谷幽深，常有野兽出没，外界通往该村仅一条羊肠小道，只能靠步行或骑马。运输则用扁担、箩筐、背篓等为工具肩挑背扛。解放后，政府修通了到村寨的简易公路，交通状况得以改善，可以乘拖拉机进寨。2003年，政府投资将苗村原来的沙石路“黑色化”，改造为柏油路，使村寨交通变得相对便利。村民们平时可以乘坐农用车或电三轮出入村寨。以往从寨子去乡集镇步行需要好几个小时，现在坐车三四十分钟即可到达。

苗村主要有冯、石、龙、杨、孙五大姓。冯、石、龙三姓人皆为苗族，占村民人口90%。这五姓人相对集中地分布于5个自然村寨——下河、小茅坡、茶园、杨家界和孙家湾。龙姓和冯姓村民的居住地仅隔着一条小溪，两寨人交往密切。石姓村民除了居住在以龙姓为主的小茅坡外，其余大多住在茶园。从小茅坡营和下河步行至茶园需要一个多小时，平时茶园的石姓与冯龙两姓往来不多。杨姓、孙姓村民都住在与冯龙两姓相隔较远的杨家界和孙家湾。

不同的历史时期，苗村的经济生活有所不同。清代初年，苗村村民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居住在依山搭建的茅草棚中。后来受当地汉族影响，农耕经济逐渐发展起来，逐步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业生产发展很快，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民国时期，茅草棚在村中消失，村民们住上了与当地土家族、汉族相同的房屋。新中国成立后，苗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农业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后，苗村在传统种植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近年来，苗村进行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村庄经济模式出现新的变化：一是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引导下，当地政府计划将苗村建成药材生产基地，为村民们增添了新的经济来源；二是从2000年开始，当地政府利用苗村的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并已经进行了前期投入。受条件限制，苗村的民俗旅游业尚未大规模发展起来，但每年仍有不少游客来访，接待游客也能为村民带来一些收入；三是与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苗村人也被卷入打工潮中，青壮劳动力纷纷外出。据村干部粗略估计，苗村出去打工的有100多人，占了村民总数的约1/4。外出务工者只要吃苦耐劳，或多或少都会将赚来的钱寄回家，他们已成为家庭重要的经济支柱。

苗族的传统文化是苗村文化系统的核心，它保留了与湖南苗族相同或相似的一般性特征，这在物质与精神等层面都有所体现，但各种具体的文化事象在沿袭传统的程度上又或多或少有一些差异。苗语是该村作为苗族聚居区最为典型的特征，苗村是湖北省唯一的“苗语保留地”。当地的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湘西方言东部土语，与其原居地湖南董马库一带的语言比较一致。2003年，吉首大学的杨再彪(2004)教授曾将苗村苗语音系与湖南董马库、吉卫苗语进行比较，结果表明苗村的苗语与董马库的苗语还能正常沟通，但有明显的语音差异。实际上，苗村村民很早就已学会使用汉语，但村内交际一直通用苗语。

解放前，苗村自成一体，与外界联系很少。解放后，与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苗村也经历了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家庭联产承包等一系列社会变革。由于交通相当闭塞，外界对它的冲击并不十分剧烈，所以到现在苗村仍然可以算作一个文化海洋中的“苗族文化岛”。于是，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研究目的驱动下，原本很封闭的村寨开始吸引外来研究者进入。1999年到2006年，一批又一批的苗族文化研究者进入该村从事田野调查，并且越来越多，成为外来文化的一个重要传播渠道。调查者的目的本来是来观察和研究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他们认为这里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苗族风情，是理想的研究对象，所以他们尽可能以一种客观的姿态出现，试图采集完整的“原始”资料，但事实上他们的进入与其他渠道的外来文化进入是一样的，而且这种外来“陌生人”的力量已经对苗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只要透过调查者与当地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可见一斑。

二、调查者与当地村民之间的“交换”

在这里，我们把“交换”置于外来调查者与村民之间长期交往的背景中，以此来分析个体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活动，在此基础上来考察这种交换行为与民族社区所发生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关性。

(一) 从客人到主顾

苗村村民待人热情，他们对外来者通常很友好，如果到他们家里访问，一般都会受到热情接待。上世纪90年代以前，苗村与外界的接触范围相当有限，基本保留了传统的习俗。Z某曾介绍自己1995年在苗村做调查的一些情况，那时村里很少有调查者和游客等外来人，也没有出去工作、打工的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因此他就成了村里人好奇打量的对象。他带了礼物去要住宿的村民家，他们家里的人都很高兴，把他当作稀客，在那里住了较长一段时间，与他们家人一起吃饭，平常有时候给小孩买点糖果、小礼品之类，大人、小孩都很高兴，后来离开的时候付钱给他们，他们则无论如何不肯收，最后的结果相当于“白吃白住”。在当时，虽然村民的生活比较贫困，但他们“非常朴实”，并不期待着要从调查者那里获得什么经济利益。这种“不要钱”的状况与苗村村民当时所持有的交换观念与传统的礼仪习俗是一致的，他们把外来调查者当作客人，双方的交往更加重视情感因素，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交换，双方在沟通中实际交换的是情感或礼仪性的东西，基本不涉及经济交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伦理本位”(梁漱溟，[1949]1987)为主的。

到2004笔者进入该村时，情况大为不同。由于近年来进入苗村的外来者逐渐多了起来，包括调查者、游客和记者等等，他们来自不同地方。据村干部介绍，每年有很多人进来，其中做调查的人住的时间比较长，与当地人关系密切。Z某2003年第三次到苗村做调查，他说还住在原来的那一家，但要支付食宿费了，不过“很少”。以2003年的情况来看，村里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以研究者、游客这些需要居住在村民家中的外来者为服务对象的经营活动的兴起，为交换行为的变化提供了土壤。

首先是经济交换场所的增加(还不能称为“市场”)，村里有了商店，有了几户相对固定的民俗展示户，专门接待参观的游客和研究者等外来者。而且确定了按季节接待客人的食谱，以地方特色为主，统一了卫生标准和收费标准。很显然，这些都是针对外来者的，并随着外来者进入的数量而增加。

其次，苗村存在一种特殊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活动由家庭成员在家里“经营”，一般只以调查者这类外来者为服务对象。从实际了解的情况来看，这种经营活动大多是在2000年左右兴起的。开展这种经营的家庭可根据调查者的需要，提供食宿，其成员可充当报告人或者翻译，提供有关本村的相关资料和信息。这种经营的卖点主要是苗村的“文化”，调查者接受这种服务的目的在于接触原生态的民族文化，而经营者提供的食宿是“同吃同住”，追求的也是原汁原味的效果。另外这种经营没有统一固定的经营项目，可以根据调查者和游客的时间、活动等需要来提供服务，而价格往往不是统一的，是在商量的基础上临时确定的。

调查者等外来人与当地村民之间社会交换范畴向经济交换范畴的转变，具体可以从一个家庭的经营项目来展示。

老龙家在苗村属于村民眼中的“殷实户”，也是几家民俗展示户之一，几年前他家就开始接待调查者和游客，慢慢转以家庭服务经营为主，开始几乎专项的家庭服务经营活动。以2005年的情况来看，他家的经营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首先提供食宿，他利用自家所处的有利的交通地理位置，将自家的房屋进行翻修，辟为供外来者居住的客房；同时为外来者提供三餐，基本都是与他家共餐，食物主要是家里自备的。

其次，老龙还有一个特殊的经营项目，担任调查者的报告人和翻译者，这个经营活动虽然不是正式的和固定的，但往往是他家开展家庭服务的一种资源和重要前提条件。他常常在调查者的要求下(其他外来者很少有这种要求)，带领他们到别人家中访问并充当翻译，并根据调查者的要求为其提供和解释村中的情况和本民族的情况，最终可以收取“误工费”作为劳务报酬。

另外，老龙家开了一个小商店，主要经营一些农村用的日杂百货和烟酒副食等商品，因此，原来需要从外面购买的部分食品、日用品可以自己“提供”了，而且借报告人之便，可以让调查者在其店中购买调查访问时的礼品和日常用品。

这种家庭式经营是建立在人际交往和情感联系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但可以看出其本质是经济交换。那种不求回报的“招待”在村中依然存在，即使是那些专门从事家庭服务的村民，对外来者偶然的短时间拜访仍是热情接待，但是这种不涉及经济利益的“拜访”如果是长期的，则不太容易发生，付费是必然的。与1995年的情况不同，家庭一旦将接待外来者作为一个经营项目，其最终的目的便是从中谋取利润，他们与外来者之间更多地是经济交换的关系。在与外来者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个人情感上的紧密联系，如老龙就经常提及某某来做调查，人很好，还经常给他们打电话等，但即使这样，经济交换仍是免不了的。

(二)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要求

通过Z某对90年代末的苗村村民行为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原来的村民与调查者之间好比主客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换主要为礼物馈赠，基本属于社会交换的范畴，在这种交换关系中，村民与调查者之间没有明确规定的义务，村民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是否赠送礼物、送什么程度的礼物，都由调查者这样的外来者来决定，也就是说整个交换活动的主动权掌握在外来者的手中，回报的性质不能讨价还价，村民只扮演一个被动接受的角色。到2004年，调查者已经成为村里主要的外来者，村民对他们的存在，甚至对他们到来的目的已经非常熟悉。于是，在当地一些“有文化的人”的“教唆”下，这些“信息提供者”开始主动向调查者等外来人员索要钱物：“我跟你谈话半天没干活，你应该给误工费”、“我带你到村子里访问，耽误了地里的活，你要给我劳务费才合适”……而一些不知情的村民也跑来主动要求充当采访对象或研究对象，因为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报酬，比他在地里劳动同样多的时间所获得的收益合算许多，而且见效快。显然，村民们与这些调查者之间的交换行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起初的“被动接受”转向了现在的“主动索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彰显。

1. 讨价还价——谋取更多利益

2004年的7月到8月，我们调查小组在老龙家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相处得很好，他家每天按时给我们提供三餐，并应我们的要求给我们联系报告人，提供资料信息。8月中旬我们准备离开的前一天，组长去结算住宿、伙食和误工等费用，由于他家之前一直没跟我们谈费用问题，只说：到时候你们看着随便给。因此在这之前我们与龙家并未协商好一个明确的价格，我们也不知道其他调查者支付的标准，就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了一个我们觉得合理的价格。但不久组长就回来说女主人委婉表示我们给的钱太少，她说自家的孩子还小，要上学读书，花费大，家里又没什么稳定的收入来源，希望我们再加一点，组长跟她说我们都是学生和老师，也没什么钱。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我们原来以为自己出的价格相对于当地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已经差不多了，老龙家应该比较满意，没想到结果是一番讨价还价。我们最后还是加了一点，但女主人始终也没有满意我们的交换价格，从她后来给我们的“冷脸”和“白眼”就可看出来。在交换中讨价还价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外，村民已经开始主动向调查者“索取”。

2. 炫耀礼品——对外来者的暗示

龙XX家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接待调查者这类外来者，现在这种“接待”已经成为他家主要的“工作”。他家不仅成了村里接待外来调查者、游客的主要“客栈”之一，而且还与一些调查者建立起了比较密切的联系，这些调查者通常在第二次、第三次的访问调查中还选择住在他家，平时还会给他家打电话。老龙经常有意无意地讲起自己与一些调查者交往的情形，往往强调某某人从城里给他们家买了录音机，某位关系很熟的调查者来拜访时给他带了一台照相机作为礼物，还有调查者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然后资助了他上学的儿子几百块钱。他几乎每次都是主动跟我们讲起这些事情，而且往往不是强调某调查者的为人如何好，更多是强调送了些什么礼物，给了些什么经济资助等，仿佛在暗示我们，某人很慷慨地送了“贵重”礼物，你们呢？

3. 主动谋利

有时候这种主动“要求”是比较赤裸裸的。周某已经第四次来苗村，老龙与他看起来很熟，并一直充当周某开展调查时的报告人。周某由老龙安排去找村里年长的人访谈，去之前按老龙的建议在商店买了一壶白酒作为给被访问者的礼物(调查者碍于情面理所当然要在老龙自家开的小商店中购买)，但最后去的不是被访问者家，而是老龙的兄弟家，他解释说顺便在这里了解一下之后，再把被访者请到他兄弟家里来问。到他兄弟家去自然要带礼物，周某便把酒送给了老龙的兄弟，到另外的访问对象家里去就只好重新买礼物了。

(三) 从交换中的被“利用”者到参与者

调查者等外来者与村民的交往中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村民不再仅仅扮演被观察和被利用的角色，而开始积极利用与之交往的外来者，从他们身上寻找有用价值。就在我们的调查小组离开苗村的前一天，LXX邀请我们去吃晚饭，他家属于村里最富裕的几户之一，我们到他家拜访过几次。随着外来者的增多，LXX打算把自家的房屋进行改扩建以专门用于接待。因为在老龙家曾经遭遇报酬支付所带来的不愉快经历，所以这次我们在去之前就已经商量好要付钱给LXX，也算是向他表示对我们关照的谢意，但他家大人小孩都不肯接受我们给的钱。LXX说是他家请吃饭，希望我们不要太客气，否则就显得过于生分了之类的话，只是在最后叮嘱我们：希望我们以后再来时可去他们家住，过段时间他家的住宿条件也改善了，顺便多给他家介绍一些到村里来的客人。无论如何这顿饭都是一种好意，本来LXX不请我们吃饭不会违背任何的礼仪上或感情上的原则，毕竟我们不是他家的房客，但这顿饭意味深长的地方就在于他家希望从我们这里打开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关系网，通过我们认识更多的外来者，我们便成了他们欲铺开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环。如果用社会资本来解释LXX请吃饭的事情，可以看成是LXX“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林南，2005:18)，或者可以看作是布迪厄([1980]2003:187)所说的“物质资本转换成其本身能够再转换成物质资本的象征资本”。LXX请我们吃饭所花费的物质或金钱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资本，是可以转化成另外的物质资本的。也许他坚信，这次破费一定会为他以后带来更丰厚的物质回报，这种投资或者交换是值得的。

另外，对调查者的热情，有时可能带有某些意图，当然苗村村民待人也确实是真诚的、热情的、朴实的。2005年6月，笔者第二次进入苗村时，老冯正在地里干活，看到我们很热情地打招呼，邀请我们去他家里玩，说有很多来做调查的人都去过他家。他的邀请很真诚，但这种热情与一般村民的表现有点不一样，从与苗村村民接触的情况来看，他们通常都很友好，在碰到外来者时，他们通常是观望你，如果你与他们打招呼，他们则回报以问候，初次相见就非常主动和热情相邀的情形一般还是少见的。正因为他接待过很多外来者，而且现在这种接待很可能也是他家的一项专门的经营活动，所以他会主动招呼陌生的外来者，就像城里的旅馆招徕过往的旅客一样，外来的陌生调查者、游客等都是潜在的客人，可能带来利益，所以当潜在的利益到来时，必须主动，否则就可能错过赚取利润的机会。实际上这就是村民对调查者这类外来者的一种“特殊期望”。

在外来者眼中，村民是调查和观察的对象，他们以一种“中立”的价值观谈论村子的情况，但在村民眼中，外来者同样是被观察对象，并且从一种旁观的角度来看，在两者的交换中，村民也在逐渐发挥主导作用，除了向调查者主动提出要求外，村民也在积极寻求与外来者的联系，从而寻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在苗村，关系的情感性因素并没有大幅消减，只是相对于不断攀升的功利性因素而日渐式微。

三、人类学田野调查对民族社区的影响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到，苗村村民与调查者之间的交换行为在慢慢发生变化，而且由于这种变化是缓慢进行的，所以调查者或村民本身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没有将它加以仔细考虑。研究者最常见的做法是将能切实感受到的变化归于“经济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业”和“接触大众传媒”的结果，但如果通过对一些细节情景加以分析，便可以发现这种变化的形成是很复杂的，而提倡“主位”视角的研究者恰恰成了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我们认同交换中的变化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几乎没有哪一种社会变迁是由单一因素引起的。在前面分析了调查者这类外来陌生人与当地人之间的独特交往行为，正因为是独特的，所以可以将它们在变化中的作用剥离出来进行分析。

(一) 外来者的影响方式

调查者与村民之间的交流主要是直接的语言和非语言接触，可以看作是两者之间的人际传播，它涉及的内容很复杂，包括每次的言语交谈、行为接触甚至眼神暗示等非语言沟通。“交换”活动是其中比较有典型意义的交流行为，它不仅是每个研究者在与当地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也很直接、生动地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以研究者与当地人的“交换”活动为焦点来分析外来文化对苗村的影响之前，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如何认定“交换”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变化主要是研究者带来的，而不是主要由其他因素导致的？

在众多的外来者中，调查者是特别的，他们对当地的影响方式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根据这些特点将外来者的“独特”影响因素单独剥离出来，那么讨论外来者与当地变化的相关性便成为可能。

苗村与外界接触的主要渠道大致有三类：大众传媒、外出(打工、出嫁和求学)的本村村民和外来者。村里的“外来者”可以分为研究者、游客、亲友、商贩和过路人等。其中前两种人与其他外来者相比，有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最大不同在于他们是来了解当地文化的陌生人，与亲友或商贩相比，他们是真正的陌生人，基本与村子没有任何联系；而对于不相干的过路人来说，他们又需要在村寨中建立起某种临时联系。其次，这两种人相对来说都有较好的经济实力、教育状况和社会地位，其他外来者中的一部分可能也有这些特征，但不可能是整个群体的特征。

根据以上提到的研究者的独特特征，可以分析他们在与当地人交换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独特表现。

首先，由于研究者等“陌生人”都有较好的经济状况，而且都从外部的发达地区或相对发达地区进入苗村，因此，他们心中的“价格”与当地人心中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比如5元一瓶的酒或20元一天的食宿费在他们看来很便宜，但对当地人来说可能价格不菲。这种差异就导致研究者“出手大方”，向当地人赠送超出他们期望的礼物，或者支付在当地人眼中“巨额”的食宿费和服务费。这种交换价值的“不平衡”基本上不存在于当地人与亲友、商贩等其他外来者的交换中。

其次，研究者进入村子的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生活和文化，他们尽量充当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将当地人的文化当作原生态的东西来看，不去破坏其“原始性”，尽量保持“中立”，因此他们更多的是询问和了解当地的情况，而较少进行批评、说服和建议。因此要求研究者努力培养一种“地方感”，以获取真实的“地方性知识”。于是他们便顺着当地人的习惯和行为行事，对当地人提出的要求，尽量满足，比如合影留念等，即使碰到不太合理的要求也难以拒绝，甚至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可能已经被当作他们研究的一部分，这种心甘情愿的“迁就”方式在当地人与调查者等其他外来人的交往中并不多见。

再次，对当地人来说研究者是完全的“陌生人”，但他们之间往往又需要建立起“熟人”关系，这必然需要使用一些特定的方式来维系这种临时关系，除了主动与当地人交流、参与他们的活动，以建立一条情感纽带外，最重要的是经济上的联系，主要包括礼物馈赠和经济交换。

研究者这类外来者，在去拜访村民时常常带上一点小礼物，这不仅符合当地的礼仪，而且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某种情感上的关系，为自己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打通道路。主人收下礼物往往预示着他与送礼物者之间一种关系的确立，甚至可以表明主人在一定程度上将承担起某种责任，有义务满足送礼者的合理要求。如果礼物在主人眼里很贵重，他可能承担的责任就更大，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更牢固。因此透过礼物建立起来的关系本质上还是一种交换关系。

除了礼物馈赠,研究者与当地人之间还存在纯粹的经济关系,苗村有专门针对研究者和游客等外来人的家庭接待服务。研究者等可以吃住在村民家中,"经营主"往往也充当报告人,提供相关信息,但两者的关系犹如房东与房客,基本是以金钱交换为基础的,每天的食宿等服务都是计费的。但是这种经营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有所区别,它没有完善的价格体系和经营规章等,随意性很大。

从苗村的情况来看，研究者这类外来者与当地人的交流一定程度是建立在“交换”基础之上的，但这种交换既不是单一的经济交换，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交换，其中往往掺杂了经济关系、社会礼仪和人情关系等多种因素。由此可以看出研究者在与当地人交换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点：慷慨的馈赠、“迁就”的态度、以“交换”为基础来建立临时关系。由于这些方式是他们所特有的，因此从这些角度来看交换的变化时，可以考察研究者在其中具体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在这些方面起了绝对的作用。

(二) 田野研究者的影响 1. 外来的影响力量——研究者

调查者与村民之间的交换关系从以社会交换为主转到以经济交换为主，这种变化一方面与村民的经济观念有关，但另一方面与外来者的大量涌入直接相关。当外来者进入苗村很多，村民又了解到“调查者的目的是来了解当地文化，本民族的文化等信息对研究者有很大的意义，他们往往都有钱”这样的事实时，经济行为出现的可能性便形成了。家庭式服务接待就是为调查者等外来者“设计”的，上面提到调查者进入的目的就在于了解当地文化，这是他们与其他外来者不同的地方，他们的特殊要求为特殊经营活动的产生提供了动因。当个别研究者进入时，是客人，但成批研究者不断进入时，就不再成为客人，而变为了一种可供利用的资源。何况调查者等外来者通常会以一种经济的眼光来审视与当地人的交往，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在别人家里吃饭、住宿要给钱，耽误了别人的劳动也要作相应的经济补偿，而且，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在对研究经费进行预算时，都会安排食宿、劳务费等支出。外来者的这种经济交换行为其实已经是先入为主的了，难免会对当地村民的观念形成一定冲击。在村民看来，越来越多进村的外来者，都是有钱人，给他们提供吃住，他们会慷慨地回报钱物，而对于没什么经济收入的村民来说，这是一笔来得很容易的“大额”收入。如果说村民的经济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那这种变化的重要根源很可能就来自以客观自居的调查者。

经济交换关系取代社会交换关系的主导位置，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与外界接触的增多，比如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等，但调查者等外来力量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2. 调查者与村民“交换”活动的直接后果

相对于以前收到一点小小的礼物就很高兴，现在村民的要求已经增加，无论讨价还价、炫耀礼品还是主动套近乎，都表明他们不再满足于与外来者的交换中只是被动地接受礼物或报酬，他们也有自己的交换标准，并按照这个标准来主动寻求最大的利益。

外来者相对村民来说都是有钱人，而且具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知识背景，他们的消费水平或价值尺度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往往在付钱或赠送时很“慷慨”。比如龙家得到的相机、录音机等礼物，但他们慷慨给予的结果，是不断使村民的期望值升高，从讨价还价的情形中可以看到，村民的心理价位已经不在我们意料的范围内。村民的主动要求行为也与调查者等的“迁就”态度有关系，调查者一般以观察者的身份出现，很少去干预村民的生活，这是“主位”视角的要求，当村民提出一些要求，只要不是无理的，调查者通常会接受，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给予与索取的循环。

村民的期望是在与过去的经验做比较后形成的，就如P.M.布劳([1964]1988:168)所说的，“经过积累的报酬会影响到对于未来报酬的期望和对未来报酬的满足。……不仅是某个人自己在过去收到的报酬，而且在他的群体和参考群体中获得报酬的流行比率都会影响到他期望对他的服务的报酬。”老龙在炫耀从调查者那里得到的礼物时，其实也在给我们一个对比的暗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来判断现在情况，要求现在的至少不能比过去的更差，当回报与他们的期望不符时，他们的心理会产生不平衡，社会交换理论中提到当回报大于预期时，会收到更好的效果，但如果回报总是超出预期效果，容易变成一种“习惯”，因此更多的回报便不能与预期效果成正比，这也符合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

村民的交换标准不断提升，从被动的接受者不断向主动的索取者转变，如果从单纯的经济理性来看，人们总是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的回报，但交换规律在其中起到平衡的作用，因此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期待回报，但苗村村民的“期待”高出实际的经济水平，与他们的交换对象是调查者等外来者有关系，外来者的经济水平和调查目的使得他们与村民的交换方式不同于其他外来者，村民在交换中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其主动性越来越大。

(三) 民族社区在调查者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

如果仔细分析这些交换变化，会看到一种更加牢固的心理意识层面的变化正在形成，并且影响到村落的社会、经济的变化，我们可以把由交换而造成的间接影响看成是这种变化的诱因之一。

1. 经济理念的变化

家庭接待经营活动的兴起，一方面体现了村民与外来者接触的频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里经济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1) 利润“至上”。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苗村的经济交换并不发达，日常生活中的交换更多地只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村民的商品经济意识淡薄，但从2000年以后，为了增加收入而与外来者展开的经济交换已经普遍存在。村里开展这种家庭接待服务的往往是村里最富裕的家庭，因此不能说他们经济交换的动机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当我们支付的费用没有达到老龙家女主人的要求时，便受到了表面热情、内心冷淡的惩罚，似乎传达出一种我们太“小家子气”的信息。因此他一开始就把我们定位为利润的来源，人情相对来说是次要的，当利润目的没有如期达成时，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在村民与外来者的交往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理性有重过人情味的趋势。村民与调查者的关系逐渐从社会交换转向经济交换，经济利益的关系日益显得重要，他们在接触外来者时，羞涩和好奇正在慢慢减少，代之以热情的相邀，但这种热情背后隐藏着的意义是复杂而丰富的。可见，苗村社会中的关系也是工具性倾向与个人情感掺杂在一起的交换关系。

(2)“要价”的技巧。讨价还价这一行为所透露出的含义很多，从老龙的角度来看，他家开始不愿跟我们谈好一个价格，只说你们看着给，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把我们当作可以信赖的人，不太计较经济问题，后来他几次向我们暗示其他外来者送的礼物，现在看来这些无疑是他的一种要价策略。他事前不讲价格，可能主要有几种原因：一是不好意思要价；二是不计较价格；三是不知道要什么价合适，等待我们给出一个更好的价。从后来我们受到的冷遇来看，前两种原因的可能性不大，结合后来的暗示行为，第三种原因是最可能的。有些村民曾谈到过省城来的调查者出手很大方，这种给予应该都是在他们的预期之外，如果经常收到这样的意外之喜，他们就会对外来调查者的经济回报抱有某种期待，希望再次出现超出自己预期的收获。因此他们事前不讲价格，是希望外来调查者会给他更多，因为我们不了解费用方面的“行情”，很有可能会多给，而一旦他说了一个固定的价格，也许就失去了可能会多给的部分。

与外来调查者接触多了，村民自然掌握了调查者的特点和行事风格，他们也会采取相应的技巧以便从调查者身上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在其他交换情景中却不是这样的。老龙经常让附近的一个菜农定期送菜，虽然每次送什么由菜农决定，但价格是事先谈好的，他并没有指望菜农会少要钱而多给菜。调查者的回报弹性很大，他们才要考虑其中的策略问题。

(3) 扩展经济规模的意识。苗村的民俗文化旅游发展一直倍受政府和村民的期待，大多数人希望经济有更大的发展，他们羡慕曾经考察过的吉首德夯村和黔东南三棵树的发展模式。随着外来者数量的增加，村民也开始更多地寻求以调查者、游客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他们除了将外来调查者作为经济交换的对象外，也开始寻求与外来者的联系与合作，正如LXX所做的那样，主动跟我们联系，希望我们以后会常去，并能介绍同样的客人来。

他们在扩展经济发展的规模，虽然这种扩展是缓慢的，而且也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但扩展经济的意识已经自发产生，他们在努力寻找很多发展的途径，外来调查者只是他们找到的一个较好的渠道，他们开始主动建立与调查者的联系，并从中发展出一连串的社会关系网，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社会资本，从而带来经济上的壮大。与外来者主动建立联系，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市场经济意识。

2. 社会结构的某些变化

与外来调查者的接触，除了对经济上的变化有所影响外，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社会某些变化的诱因之一。

(1) 劳动力结构。苗村历史上就是典型的农业村，几乎全部成员都从事农业生产，即使有部分人做生意，也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可以说村民100%为农民。但是就近年来的情况看，劳动力结构已经有变化。

以SHX家为例，全家七口人，儿子、儿媳和女儿都已去沿海城市打工，两个年幼的孙子，一个上小学一年级，一个刚满3岁，家中真正的劳动力为SH夫妇。他们虽然拥有土地，但都不直接到地里从事农业生产。女主人平时主要的工作是照料客人、操持家务和做手工编织等，男主人除了干些家中的体力活外，平时主要负责家庭经营的采购和担当报告人。每逢农忙季节，SHX家就花钱雇劳力。可以看出，他们全家基本脱离了田间劳动，与土地没有了直接的联系。如果按农民阶层来划分，他们家基本可归入“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参见陆学艺，1997)。SHX夫妇将从农业生产中抽离出来的时间用于家庭经营，家庭服务和子女打工应该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基本已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了，至少没有粘着在土地上，而家庭服务经营正是形成这一局面的重要转折点。

由于外来者的大量进入而产生和发展的家庭经营，为部分村民提供了脱离土地生产的机会，对村民的职业分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劳动角色从原来的纯粹劳动者分化为多种角色，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上学、外出打工等，但外来调查者提供的工作机会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2) 社会地位。2000年以后，外来者的进入形成村寨发展经济的一个契机，可以明显地看到从事家庭服务经营的村民家都比较富裕。这些家庭要么家里有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要么家里一定有人见多识广，社会关系网络广泛，或者二者兼有。

首先拥有这两种资源的家庭拥有更多的接触外来者的机会，因而最有可能从中获利。对于从事家庭服务经营的村民来说，除去房屋等必备设施外，拥有一定的文化是很重要的，那些了解自己文化，并且能流利地表达出来的人往往有更多的机会来与外来者交流，并为外来者提供信息，从中谋利。以从事家庭接待经营的富裕家庭，如LXX、SHX两家的情况看，他们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村里的水平，在社会关系广泛这一点上也都是很突出的。

其次，与外来者的交往可以带来更多的见识，也可以扩展社会关系网络，为进一步的经济活动打下基础。因此在开展家庭服务经营的过程中，业主以原有的知识、经济及其个人能力等为基础和条件，与调查者进行经济和社会的交换。通过交换，经营者不仅获得经济利益，还获得社会关系资源，甚至可能还有新的知识，这又促进业主在村里的经济和权威地位的提升，成为村里新的精英阶层。

由于知识和经济上的不平衡，村民中已经存在贫富的差别，并且还存在获取信息和机会的差距，外来调查者的进入加剧了这种差距，原来的强者有更多的能力来与调查者交换，能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强化社会地位，越来越强；原来的弱者则没有寻求机会的能力，经济和社会地位越来越弱。

四、结语：对当地人与调查者之间“交换”关系的思考

苗村的外来调查者与其他交换者不相同，他们追寻当地文化，出手阔绰，与当地村民之间既有经济关系，但也包含了“朋友”关系。新来的调查者可能对当地村民和文化抱着一种“原始”、“淳朴”的观念，那是因为他还没有认识到变化的存在，当调查者逐渐多起来，村民也就从最初的紧张和拘谨中转变过来，他们在不断的交往中了解调查者、揣测调查者的目的，甚至调查者的特点，掌握这些信息足以使他们改变一些想法和做法。

无论是家庭接待经营活动的兴起，还是村民与调查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和主动“索取”，都反映出村民身上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与调查者相关，一定程度上是调查者促成的。以历时性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变化，其实应该在预料之中。首先进入的调查者，比如Z某，在村民的经验中几乎是空白，村民只能在自己原有的经验中来“解释”调查者及其行为。因此调查者被当作客人，他们赠送礼品的行为让村民很高兴，就像Z某1995年受到的待遇那样，村民那时的“经验”是热情待客。随着交往活动的增加，村民掌握了更多关于调查者的信息，他们的“经验”也不断调整、更新，因此他们在对待后来的调查者时，是在新的经验中来“解释”调查者的行为观念。所以村民关于调查者的认识不断处于变化之中，而这种变化是在与调查者不断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外来调查者与当地村民们交换的过程中，双方会从自己原有的经验来认识和“解释”对方，每一次的交往都会成为下一次交流的“前馈”。以老龙与我们的“讨价还价”来说，以前调查者的行为无疑形成了他对调查者及其行为的某种经验，于是他从这种经验中来理解后来的调查者，产生一种“比较期望”，而他与我们不愉快的交换过程也会形成他新的认识，从而成为下一次“交换”的经验。也就是说，以前调查者的行为会造成老龙对后来调查者的经验，他的经验正是在与调查者的不断接触中逐渐得到修正的。“经验”的修正过程就是变化发生的过程，一次交往就是村民对外来调查者及其行为的一次解释，而不断的解释又会形成不断的新经验，这种认知层面的变化又指导着行为的变化，逐渐地，村落的变化就形成了。

调查者的“迁就”行为不断促成村民的某些“经验”，比如超出当地经济水平的价值期待，而某种经验如果不断得到重复，那就可能成为“潜规则”，成为某种固定的价值观念，那么变化的程度就得到了深化，从表象的认知，到观念的转变。那种“超额”的价值期待就是一种较牢固的观念作用的结果。

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化涉及的因素更为复杂，仅从调查者的角度是说明不了的，而文中所作的简单分析主要是想表明变化的一种延展性，局部的变化会波及总体变化。总的说来，在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尽管研究者坚持一种“主位”策略来对待研究客体，以获取尽可能多的“地方性知识”，然而，由于研究者处于一种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的身份，无论采取或不采取何种行为，最终将必然对被观察者产生一些效应，做或不做都会对即将发生的事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人类学田野研究者都尽可能地避免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任何一种完全的防护措施能预防这种“霍桑效应”(巴比，[2004]2005:279，218)。从前文对调查者与当地人之间的“交换”活动所作的经验性分析也可以发现，“人类学家通常与当地人建立一种基于西方商品的交换关系。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方式，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试图与被访人保持非剥削性的关系。但这一策略无疑非常自相矛盾，因为它使人类学家总是成为(被他们自己视为)解构研究对象的推动者。”(普拉特，[1986]2006:56)

注释：

1  文中的地名、人名均按照学术研究的伦理原则，实行了化名方式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