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译者所说，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ft)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是一部真正基于农民的角度且尤为注重从现实出发来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书中集中体现了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通读全文，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是从农民的视角出发，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记录，论述了东南亚农业社会中农民的生存伦理与反叛逻辑。透过这部力作，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感受到作者深受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现象学运动等众多思潮或理论的巨大影响。

一、生活世界中生存法则的形成与冲击

在东南亚的传统社会中，农民家庭经济活动的运作法则是以稳定可靠的方式满足最低限度的人的需要。这种社会机制的形成源于农民的传统经验的累积，是农民综合考虑种子、技术、耕作时间、轮作制等因素而作出选择的主要标准。了解农民是如何规划自己的经济生活以及如何确保稳定的生存条件，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生存实践何以使他们的大部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联结为一体的(斯科特，2001：19)。有关这一问题，斯科特是通过经济学的视角来进行解读的。他认为，现实中的大多数农民耕作者基本都遵循着罗马赛特所说的“安全第一”的原则，它意味着相对于尽量增加平均利润而言，耕作者更观注如何尽量减少灾害的可能性。“安全第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农民屈从于习惯：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风险也不敢承担。在防御圈内，要避免的是潜伏着大灾难的风险；在圈外，盛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利润计算(同上：25)。由此，斯科特认为，对于那些收益很低、土地很少、人口较多、产量变化大又没有什么其他工作机会的农民来说，生存第一的模式应当说是非常适用的。接着，斯科特又从社会学的视角分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对农民的生存伦理进行解读。微观层面，农民可以把腰带再勒紧点；中观层面，农民可以通过家庭“自救”，方案可能包括小买卖、小手艺、做挣钱的临时工，甚至可以移居他乡；宏观层面，国家的非义务性的灾难援助。通过对三个层面的分析，斯科特认为，在东南亚的传统农村社会中，作用于三个层面的选择取向，不断地强化了农民们生活世界中的生存安全的价值理念。

长期以来，“穷人的道义经济”在农民的生活世界中形成了持久的影响，这同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背景下的类似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同上：33)。这种潜规则的生存，使其“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逐步成为一个具主导地位且有正当性的“实在的公众诠释”。经过世世代代农民革命的起伏和安全法规的沉淀，使得“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以“体系”化的方式渗透进东南亚广大农民耕作者的日常生活世界¹里，也形塑了东南亚农村社会的“系统化”及“系统”化的诸面相²。举凡政治、经济、家庭与其他种种制度，莫不可以看到这种生存伦理的广泛影响。

不管什么原因，高度的农民普遍共识性说明，东南亚农村社会里潜藏的“系统”性，与农民们“生活世界”中的诸种实际活动之间有着一种“不可置疑”的连贯。虽然“系统”性基本上表现在社会中其内涵的文化成份之间是否具有内在相容性，即逻辑一致性之上(Archer，1988：4)，但是，之所以能够使农民耕作者认为“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不可置疑”，且在生活世界中体现“理所当然”的生活态度，其关键还是在于“系统”性所体证的制度化机制能够切实地得以运作及社会教化机制得以有效运用之故。换句话说，从时间角度来说，对一个“现在”定点的生活世界，“系统”性是以“过去完成式”的姿态展现在“现在”。它的“现在”形式是累积了无数的过去努力而以具正当性的“传统”身份出现的。它牢牢地深嵌进个体的生活世界中，被吸纳融会成一个难以再区分彼此的“整体”，并且于农民耕作者群体之中形成“主体间性”的场域。

这样的“自然”连贯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在哲学人类学层面，“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成为农民耕作者的主导价值，是他们经验的积累和文化的沉淀。其他的价值观念起着辅助性功能，即虽然对利润最大化的生存伦理并非完全不能予以考虑，可是，注重生存问题的农民更确切地被视为在应付风险方面余地有限。由此可见，无论对于商行还是对于农民来说，西蒙的“满足”理论可能比利润最大化更能有效地预测人们的行为。第二，在理论实践层面，这意味着“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系统的逻辑性相对顺利地被转化成为生活世界中具有共识性的行动内容。也就是说，“系统”性的形式与生活世界之实际体间具有高度的“共生互补性”(同上：171-178)。

然而，遗憾的是，东南亚传统社会里的道义经济学准则在殖民地时代的经济社会变革中不断地被统治者破坏和背离，由此导致了农民社会中生存保障机制的解体和新型剥削手段的持续强化，而社会秩序也时常被动乱、冲突、反叛、斗争所扭曲和替代。对此，作者共用了三章内容严密地论证了殖民地时期东南亚农民、地方精英以及殖民统治者等行动主体的时代印记。殖民统治者新的统治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瓦解和取代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既有的尚能为农民提供生存保障的关系网络和辅助性生存方式，尽管原有的机制并不那么完美，但是它们至少不同程度上印证了“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也就是说，殖民统治将传统意义上的东南亚农民社会强行地卷入进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市场取向的不稳定性极大地降低了农民群体的生存保障能力，农业的商品化也意味着传统农业的现金生产成本显著地增加了。这样，殖民地变革尤其是市场取向的不稳定性使得乡村保护趋于弱化，辅助生存资源丧失，最终导致了农村阶级关系日益恶化。与东南亚农民社会市场化、商品化相一致的就是殖民地时期国家统治方式的科层体制化。一方面，殖民统治者及其代理人无孔不入地将其权力渗透到农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保证其权力顺利介入的现代武器和常设军队。所以，斯科特通过考察东南亚农民社会的历史轨迹后认为，最终导致20世纪30年代交趾支那和义安-河静地区骚动以及下缅甸沙耶山起义的原因，是由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所造成的。

二、社会危机下生活世界的生存与反叛

具有悠久文化传统、且一向是相当自足的东南亚社会，当面对外来陌生、异质性明显的势力挑战时，其所经历的，绝不是一种局部应对与调试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整体的变动。整体的变动意味着其所涉及到的是最终会威胁世界观的确认和文化认同等有关集体意识的根本意义的问题。其所面对的是包含生存、系统与认同三者一体的危机。根据迪尔凯姆(Durkhem，1933)的社会共识观，社会秩序所以会形成是因为社会的成员对一套价值、规范和行为规则具有顺应和服从的倾向。迪尔凯姆因而强调社会里存在有集体意识，人们共享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仰，也顺服一套共同的行为规范。霍克海默和阿多诺(Horkheimer & Adorno，1972)质疑了迪尔凯姆的这一说法，主张社会所展现的任何形式只不过是统制的反映而已，显然这一观点深受马克思的影响。而曼海姆(Mannheim，1982)则赞同存在集体意识的观点，但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他强调对集体意识的分析要置其于一定时空之中才能彰显其社会意义。这里，曼海姆的理论既指出了集体意识基本上是连接性经验的表现，它存在于人类社会里有其客体性，但同时客体性也要为一定时空条件下人们所界定。

作为传统社会中的赋税，由于统治者会特意地关注人们的意见并随时对赋税水平进行合理调整以适应农民耕作者的支付水平，使得农民耕作者的生存处境能够维持在最低生活水平线上。这种长期形成的集体意识的基础是，如果统治者的赋税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就会选择“退出”的博弈策略，最终使得统治者利益受损。上述关于集体意识的讨论和曼海姆的论述表明，集体意识是具有某种主体间性的。也就是说，它既有着需得到大多数成员有效地接受、认同和共享的一面，同时它又会凝合为社会中一股自主的力量，产生要求其他成员接纳的作用。经过社会化的过程，成员学习到以此意识为内涵的种种社会形式。那么农民们的集体意识是何以形成的呢？且以“剥削”问题为例。可以说传统关于剥削的研究只是从抽象的规范标准出发，而忽视了实际行动者的价值目标。斯科特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经验材料突破了经济决定一切的判断标准，从互惠和公正的道德原则出发对传统社会中的剥削现象进行了全新研究。“在每一个类似场合，提供帮助的家庭都明白，它可以期待日后得到类似的回报性服务。在一个村子里，同样的原则常常促成了食物资源的交换。受到巨大生活压力的家庭可以指望得到小康家庭的帮助，并且盼望着情况逆转时予以报答。”(斯科特，2001：216-217)这样，互惠的道德习俗使得东南亚地区的农民们不怎么受制于阶级关系的“神秘化”的支配，而是不断体验着生活世界的互惠交往，进而形成其草根的道义经济学内涵之一的集体意识。除了互惠原则外，公正感也是斯科特用来衡量剥削问题的另外一个道德准则。斯科特认为，“农民的公正思想和合法性观念来自于互惠准则以及随之而来的保障——至少不侵犯——农民的生存索要权和生存安排这一精英义务。因此，农民对于侵犯自身权利所作出的反应的主要特征，是反应的道德性。”(同上：242)由此，农民们形成了对统治精英的道德期待和对自身生存权利的社会安排，这种日常生活世界的公正感法则经过世世代代的耕耘和收获，系统化为他们的集体意识。

当社会稳定，没有明显陌生刺激出现时，一切显得毋庸置疑的情形就十分明显。但是，当社会面临巨变，尤其是面临着外来陌生的刺激时，需要化解“置疑”的工程就会出现，问题显得特别复杂难解，个体常会因过去习惯和熟练的“自然态度”无法有效地应付当下的状况而感到受挫、困惑和焦虑。其所产生的压力首先会在具体的生活世界里体现，进而反映到“系统”性高度的意识层面，带来系统与认同的双重危机。随着东南亚农民社会市场化、商品化的不断渗透和统治方式科层化的不断强化，以及高度官僚化、集权化的殖民地政府及其代理人以契约、法律、军队、制度等保障自己权力意志的贯彻推行，这样使得农民传统的互惠和公正的集体意识面临着系统和认同的双重危机，而其中的原因正是因为殖民地政府的财政政策日益违反了以生存准则为特征的农民道义经济学。

随着殖民活动的不断侵入和商品化因素的不断渗透，西方文化这种具高度俗世化的生机控制且外控取向明显的文化(叶启政，1985)开始对东南亚社会形成越来越大的冲击，而东南亚传统具低度俗世化的且内控取向明显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本属不同的文化体系，其预设的哲学人类学立场不尽相同，因此依其逻辑所定立的诸多命题自然不同，表现在“生活世界”中的行动样态也就不一样。也就是说，在传统东南亚农民社会中，佃农或小土地所有者往往能够考虑农民的收成和实际情况而征税。而在殖民地统治时期，政府及其代理人以契约、法律、军队、制度等保障自己权力意志的贯彻推行，不再顾及当地的民心。另外，他们还致力于通过将支离破碎的地方风俗和程序统一起来以形成一个更为同质的整体，其结果是收税官在强制推行土地税收制时，往往以无视地方庄稼歉收的事实为代价的。这样产生了两种不同世界观，也形塑出两种不同的“公众诠释”体系。

当一个社会面临外来挑战和威胁时，随之而来的危机感首先是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经验和活动中被体察到。这是何以将生活世界当成是社会体系的第一线的道理之所在。新的文化元素，尤其是陌生、异质、具生机控制优势性者，当其介入之初，人们就可能经验到。生活世界中原有的秩序组合马上会受到威胁，但是此一威胁往往并非一开始就会瓦解整个秩序，而是以缓慢渗透的方式来腐蚀原先所确立的“主体间性”的“因果共识”(Archer，1988)。因为，毕竟任何因果共识所赖以成立的社会表现形式都会有一定的韧性。也就是说，在生活世界里，由教化机制的作用而形成的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与传统，早已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套共识的连贯事件之因果关系的特定方式。这套方式保证了主体间性的世界有机整合的可能(叶启政，1991)。实际上，面对经济的萧条和赋税的加重，农民的行动起初显得非常的平和，他们往往采取群体示威活动直接向当局陈述纳税苦情的方式。那种集会的形式和内容都是传统的，并在表面上显得平和，在官方听取他们的申述之后，一般都会散去(斯科特，2001：125)。然而，人头税却成为将民众集结为一体的中心问题。随着农民的经济处境持续恶化，减税似乎越来越无指望，他们开始转而诉诸直接的暴力行动。农民希望通过销毁那些记录来动摇殖民地政府的税赋机制，甚至希望通过摧毁殖民地政府来根除赋税。交趾支那的骚动，就是这样从符合儒家传统的温和的请愿发展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暴动的(同上：161)。

危机往往首先见诸于生活世界中的一些具体面相，而且首先是以完成式来展现的，必然是“涉及基本生存的危机”。如上所述，当生活世界面对外力的接触，事实上即已出现了意义的定义与认同问题。但是，基于上述“系统”形式与“生活世界”之实际活动间连贯强制性的韧性的存在，认同危机并不会立刻浮现。人们往往会等到“生存危机”恶化，才开始思考问题，谋求解决，系统危机感才随之产生，而且，甚至等到“系统危机”完成后，“认同危机”³才会充分展现出来。因此，从时间序列来看，危机是先始于“生存”，而“系统”则以“认同”来完成其“整体”的危机意识状态。根据这一理论，传统东南亚农民社会的“系统危机”是基于由互惠平衡的哪怕是减少农民利益的微小变动所产生的被剥削感，而“认同危机”即这种被剥削感是否表现为积极的反抗，则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其中包括精英们的强制性权力与农民的社会组织情况。正是因为如此频繁的农业商业化变革侵犯了贫苦农民的利益，他们才扮演了保卫传统的权利和义务，要求恢复原状的角色(斯科特，2001：231)。

斯科特并不认为“认同危机”发生以后，剥削一定就会导致反叛，他从三个方面讨论了农民进行反叛的可能性以及制止反叛的主要因素问题。比如，斯科特将处于剥削和痛苦之下的农民没有进行反叛的原因归结为农民社会中存在着的许多适应性策略或生存策略，正是这些适应性变革和策略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生存的最低生存需要：诸如寻找地方的自助；或者寻求对经济中非农业部门的依赖；或者寻求政府资助的保护和其他援助形式；或者转而求诸于宗教的或反对派的保护和援助机构(同上：262)。这些生活世界中所发展出来的适应性变革和策略，是东南亚地区农民在生活系统被殖民化之后所开辟出来的自我适应的生活世界生存法则。它仍然体现出“安全第一”的农民道义经济学，只是与传统封建社会不同在于，其安全生存策略是不同的，它是系统被置换之后的生活世界生存法则的转置。它表现出能够同时吸纳本土与外来和传统与现代之文化元素的潜在空间。

三、结语

斯科特正是基于“安全第一”和“回避风险”两大原则来研究东南亚农民政治行为的道义经济学。通过对波普金关于“理性化”农民的批驳来证实农民们“安全第一”的生存法则，通过“回避风险”原则揭示东南亚地区农民行为选择的多样化图景，通过他们从自己的根本需要和忧虑出发去评估地主、族长等地方精英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解释了基于生存需要之上的“安全第一”原则在农民社会中的普适性。从斯科特对农民生存伦理和反叛的研究中，我们可以获取的不仅是农民在饥荒时期所选择的生存策略和长久以来不被注意的生活世界，亦有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复杂和微妙的互动关系。而这种种开拓性的尝试，如果不是基于对于农民社会与农民权利的真正关心和理解，没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底层视角，是不可能达到的。

正如斯科特所讲的，东南亚农民对殖民以后所发生的生活世界认知转变，同欧洲农民对他们的劳动关系从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存在许多的共同特征。同样道理，东南亚国家所经历的系统性转变，与中国近代以来的转变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即现代民族国家权力对乡村生活的渗透和农业商品化。特别是1978年后中国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以来，农村社会全面融入整个国家现代化浪潮的进程，这一进程其实还相当短暂。然而，农民耕作者们如何确保他们生活和生产方式的转型，必然涉及到和新的制度系统相互碰撞和调整适合的问题。不过，可以看到，和东南亚农民生存方式的策略性转变类似，即虽然国家的制度系统转变了，可是制度基础却没有太大改变。比如，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经营形式，多种经营的生产方式，满足农村商业需求的集市贸易，以家族联系为纽带的合作方式，土地制度中的承包和转包，以及多种形式的民间互助和民间借贷，都具有相当久远的渊源，都可以找到他们生活世界的历史原型。也就是说，现在农村很多的制度环境都是农民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和固化的。所以，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示，任何忽视各个农村地区的区域差异，忽视农村地区本身历史传统的制度基础，任何均质化的制度创新，必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改革绩效。

注释：

1现象学家A.舒茨和N.卢曼(Schutz & Luckmann，1973：3)称“生活世界”是“靠其具生命之有机体，人能操作的实在区域。在此区域之中，人可以让自己参与介入，也可以改变。同时，在此领域内(包括已完成之行动和他人行动的结果)，已被展现的客体和事件限制了其行动之自由选择的可能性。”对一个个体而言，这个世界最为实在、立即、直接面对面，也是最基本，并且无时无所不在的。它代表着人的整个活动的表现场域。因此，在社会学上，生活世界是人们最初始、也是最终的意义关涉所在，它开展了行动(action)，也结束了行动。一个人同时以行进中的“行动”和完成了的“行止”(act)来操作化其意向，就成为生活世界最主要的特质。于是，在社会里，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个个的行动序列地以某种具体的方式呈现着，这就是生活世界。

2 “系统”性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源于个体之生活世界，但透过人们集体行动的方式，可从其共同意向与目标期望的凝聚汇集中，抽离出具制度化规模的集体表征。它可能自主化，成为一股外于个体，且对个体有制约、规范、指导作用的社会“存有”形式。但其最终目标还是要施诸于个体的生活世界，以“行止”方式来表现。同时，系统性必是形诸于“在一个环境中的系统”(Luhmann，1976：510)，对生活世界而言，“系统”性既是其结构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环境。从行动者的主观体认立场来看，被纳入定义之内的是整个型构的一部分，否则，则形成为环境。其实，对自我，前者可称之是心理环境，而后者可视之为客观环境。

3关于“系统危机”和“认同危机”的讨论，请参见哈贝马斯(Habermas，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