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江村是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成名的起点，又是他近70年来持续研究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基地。他踏出的江村研究之路，表达了西方人类学大师“梦寐以求的愿望”，开拓了人类学从研究“野蛮人”转向研究“文明人”的新时代。这跨越“文野之别”的实践，是不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呢？笔者将循着历史的足迹，阐述费孝通江村研究的动机、方向和贡献。

一、江村研究的动机和实践

费孝通经常说，他的江村研究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怎么理解这句话呢？笔者曾从中引申说，他的江村研究原本并无计划，而是在开弦弓村恢复情绪、休养身体的过程中，¹为江村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为江村的乡村工业图景所感染，遂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搞起了社区调查。类似这样的理解，也常见于其他研究者的著述之中。2005年秋，笔者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名家名著”系列编辑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同时纳入《禄村农田》)时，重又认真阅读了他的《江村通讯》、《留英记》、《重读＜江村经济＞序言》等有关文章，发觉这样的理解是不完全的，与事实不相符合。费孝通的“无心插柳柳成荫”之意，是谦谨的为学之道，不能理解为仅仅是自发行为。江村研究虽然是由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却是有计划、方向明确、志向高远的一项研究。费孝通对江村研究的起步早已有明确的记录，只是我们过去的学习缺乏“认真”二字。

何以见得呢？费孝通在江村研究工作中，从1936年7月3日到8月25日写了7篇《江村通讯》，相继发表在《天津益世报·社会研究》第11、12、13、19期上。《江村通讯》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这项研究工作的动机和希望》，进村前写于震泽震丰丝厂。²研读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样几点：第一，费孝通广西大瑶山调查伤愈后回到北京准备出国留学事宜，从6月下旬到9月初还有两个多月的“余暇”，怎么利用这段时间呢？他决定研究一个中国乡村社区的社会组织，³在实地的观察中把它的状况加以描写叙述。第二，因时间和经济上的限制，他不敢做大，“只能以一个村作单位”。为此，他选择了开弦弓村。第三，这次研究的动机有两个，一个是他私人方面的，希望做出实际工作来“赎我的罪”，以慰籍在大瑶山调查中献身的王同惠的在天之灵；二是为打破民族志的方法只能研究“野蛮”社区的成见，去研究一个本国的“文明”社区。他决心要用事实证明，民族志的方法是同样可以用来研究“文明”社区的。这就需要运用瑶山实地调查的方法，即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一个“文明”社区中搜集资料。第四，离开北平时，他允诺社会研究社的朋友们，⁴在江村研究工作过程中“继续我的《桂行通讯》，来写《江村通讯》”。费孝通进村前的这些考虑，说明他是有所准备的，是有计划地去获取知识的，并不是“无心”，进村以后才“触景生情”，为江村的乡村工业所感染进行调查的。这是基本的前提，其动机和希望不但明确，而且志向高远——一位世界人类学大师在想而尚无行动的前瞻。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这次研究确是得之偶然——由于广西瑶山调查失事他受重伤，虽然经过近半年的治疗已基本痊愈，但精神的伤痛仍存，因而在出国留学前夕，姐姐费达生劝他到她工作的乡下住一段时间，“一则恢复一下情绪，一则休养一下身体”(费孝通，[1962]2006：199)。他则借此机会，计划对开弦弓村进行实地调查。

费孝通对开弦弓村是早己有所了解的。他姐姐费达生自1924年春天开始，受江苏女子蚕业学校校长委派来到开弦弓村，向农民普及科学养蚕，并于1929年创办了现代的乡村合作工厂。费达生和她的同事们在江村工作了十多年，她们以宗教性的热忱，投身于农村蚕事的科学技术的普及事业，在农民中有很高的威望。进村前费孝通不但从姐姐的书信和面谈中了解了开弦弓村的一些生产、生活情况，而且还根据姐姐提供的资料，以费达生之名撰写了《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独立评论》，第73号，1933年10月22日)和《复兴丝业的先声》(《大公报》，1934-05-10)两篇文章，向世人介绍了开弦弓村创办的生丝精制运销有限合作社的发展及所遇到的世界资本主义冲击等问题，阐述了兴办乡村工业对维持农民生活的意义。他进村前对开弦弓村生产发生变革的了解虽然是间接的，但其分析是深刻的，埋下了他日后研究的根。由于有农民对他姐姐费达生的信任，以及他对开弦弓村的认识和他求知的心切，他进村以后立马开始了调查，见到人就问长问短，一步步深入到他们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并在调查过程中得到村民的信任、合作和很多的帮助。

对于1936年费孝通江村研究的进村时间和时限以及住所有不同的说法，这里有必要加以阐明。根据当时费孝通写的《江村通讯》提供的资料进行分析，可以知道费孝通首次江村研究有近二个月的时间。首先，他进村的时间是7月3日当天或以后，即写完第一篇通讯以后，因为在这篇通讯里他没有说已经在村里，对村里“两性间有严密的分工……极有趣的事实”是从苏州到震泽的路上听熟悉开弦弓情形的人介绍的，因而不可能是之前所说的6月或6月底进村。其次，这次研究他先后两次进村，即实地调查搜集资料一次，补充调查一次。第三，具体时间安排有三段：7月初到7月末进行实地调查；7月末到8月中旬离村二十多天，开始分析及整理资料；8月20日前后几天，“重来乡间，补充和校核我已得的材料”。8月25日，他在震泽丝厂写完最后一篇通讯，题为《离乡》。由此计算，这次研究工作实地调查约一个月，分析及整理资料二十多天，二者合约五十多天，在他“为时两个月”的计划之内(费孝通，[1936]2006：215-216)。他在村里调查期间，借合作工厂的一间房当卧室。他离村整理资料的地点，拟为震泽丝厂，理由有四：一是他姐姐费达生此时兼任该厂经理，可以得到较好的安排；二是震泽环境较好，生活方便；三是震泽离开弦弓村近，便于回村进行补充调查；四是他进入开弦弓村前或离开弦弓村后都在厂里落脚，并在那里写了两篇通讯。上述诸多情况，我们过去都忽略了，因而认识上存在模糊性。

费孝通到达江村的当天下午，就以迫不及待的心情，“偕同一个本村的向导巡视全村”(费孝通，[1936]2006：202)，一方面察看了开弦弓村的社区格局、人文和自然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实地查看，他希望见到一个买卖往来的“市中心”的预想被事实否定了，村里只有分散的几个小店铺(后发现村里有13个店铺)，他由此判定这背后还有一个没有看到的买卖制度，进而发现了村中的“航船制度”和“信任制度”。不久，他随航船从开弦弓村到震泽镇往返全程观察，得到了第一手资料，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这项江南水乡的贸易制度类型。日后，他在随时随地的直接观察中，对村民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生活起居、民风习俗、民间信仰、婆媳关系和其他人际关系等各个方面都获取了丰富的资料。在实地调查中，访谈是更为重要的。费孝通通过对村中情况熟悉的乡绅、村长和成年人的访谈获取了开弦弓村生产、生活和各种社会制度更为系统、周密和深入的资料。同时，他通过文献资料，特别是1935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得到了相关的准确数据。

1936年9月初，费孝通离开家乡，从上海乘意大利的“白公爵号”邮轮赴英国留学，他在船上将在开弦弓村调查的有关资料整理成稿。这样，他为到达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学习准备了两份实地研究的资料：一是《花蓝瑶社会组织》；一是江村调查报告，但他的老师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博士看了这两份资料的节略稿后，注意的却是后者，不久也被导师马林诺斯基认可。在导师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他运用功能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分析了开弦弓的调查资料，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⁵ 1986年翻译出版的中文版书名为《江村经济》。此书使他一举成名，也使他经历了坎坷的人生。

由于费孝通《江村经济》及其后的学术成就，1980年和1981年，他相继获得了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纪念奖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这些都是人类学的最高荣誉。1988年初，鉴于他对人类学及社会学在中国及世界的传播和应用做出的突出贡献，他被联合国授予“1988年大英百科全书奖”(陆正明，1988)。“这本书的写成可以说是并非出于著者有意栽培的结果，而是由于一连串的客观的偶然因素促成的。”从江村研究超出预期的结果而言，《江村经济》真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费孝通的这次江村研究工作比广西大瑶山实地调查时间短些，但同样使他深深地认识到人民的实践活动是知识的源泉，在与社会基层民众联系、交往中，培养了他与人民的感情。他在《江村通讯》最后说：“我离开了我已发生了亲密感情的一村人民，将远远地离开了，我只觉得失去了一个宝贵的‘知识的源泉’，一片亟需开垦的原野” (费孝通，[1936]2006：216)。当时他还没有设想，日后是会再回江村，亲近江村，更没有想到会在这片亟需开垦的原野上躬耕一生。

二、在农村变革的实践中进行追踪研究

追踪研究，又谓再研究(调查)，也就是指同一个研究者或其他研究者，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能继续以同样的精确性对同一个社区进行研究，以获得更科学的认识，这在西方早已有先例。例如，英国的R.弗思、美国的M.米德(Margaret. Mead)和R.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等都回到过他们多年前做过调查的社区。其中，R.弗思在1946年和1963年两次重访1940~1941年在马来西亚调查的渔村，改写了Malay Fisherman一书。费孝通跟随着农村变革的实践对江村进行观察、研究了近七十年。作为一个学者对同一文明乡村社区进行如此长时期的跨越“文野之别”的追踪研究，目前还只有费孝通一人。

1939年，《江村经济》一书在英国出版时，中国正处于战火纷飞的年月；而中国解放后不久，社会学被取消，社会学家改了行，国内和国际环境不利于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因而，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学者入村访问考察，江村仿佛被遗忘了。最早对江村进行追踪研究的是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类学教授W.R.葛迪斯。葛迪斯是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友，熟知江村，并在多年的人类学教学中使用Peasant Life in China一书。葛迪斯([1963]2006：227)在教学实践中渴望了解江村的后来，经常在想：“那里的人民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在废墟上建起了一个新的农村？”1956年春天，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葛迪斯随新西兰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并于5月12日至16日去江村做了4天的访问。葛迪斯访问的时间十分短暂，但由于一来有费孝通的书作为基础，可以进行比较研究；二来他自身充分利用时间，白天晚上不停地调查，尽可能多地获取了第一手资料；第三他得到几个助手的通力合作和村领导人的密切配合，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因而，他得以在1963年发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生活》的研究成果。这位在哲学观点上与费孝通有很大分歧的外国学者，在书中描述了江村20年来经济、政治权利、文化生活等的变化。葛迪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外国人，客观地发现了开弦弓存在的穷困、农民生活的单调、管理的划一、合作制缺乏鼓励机制等问题。其结论是：“但是今天开弦弓的人民，看来确比20年前，在物质上要富裕得多，而且他们有了更大的安全感。”(同上：384)葛迪斯在论述追踪研究的意义时指出，费孝通的《中国农民的生活》“确实在一系列学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社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调查的早期范本，而且还证明了以文明社区作为调查对象的这种研究工作的价值。”(同上：267)“然而，这种书，作为知识界中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地位只有当它被用作进一步调查研究的起点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同上：384)葛迪斯解释说，社会人类学的许多研究，其资料犹如分散的岛屿一般，彼此是孤立的。如果研究都是孤立的，那么，对社会过程的了解是有限的，对社会科学分析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但葛迪斯认为，“如果后来……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能继续以同样的精确性对同一个社区进行描述，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从不同阶段的比较就能得出关于社会过程的有效的成果，其价值也就会超过各个孤立的研究。”(同上：268)葛迪斯认为，“要认清未来是困难的。这次研究的价值只有在20年后，再做进一步调查时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同上)社会过程的有效研究成果，即人们的认识是否正确，需由实践来检验。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关于农工相辅，增加农民收入的主张，如若干年后的研究证明是正确的，人们对农村发展规律的认识无疑就跨进了一步。

葛迪斯(同上：269)进而认为，“如果费孝通能亲自重新调查这个农村，那是比较理想的。”鉴于当时费孝通所从事的工作及民族研究的兴趣，葛迪斯曾断言“他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回到《中国农民的生活》中所描述的那个农村作调查。”(同上：271)

然而，1957年4月，费孝通以葛迪斯既希望又想不到的速度重新回到了江村进行追踪研究，这时距葛迪斯访问江村仅11个月。是什么缘由促使费孝通重访江村的呢？究其缘由有：第一，葛迪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访问江村的热情与执着，直接激发了费孝通重返故地的兴趣。第二，1956年苏联社会学恢复的信息触动了中国社会学家的思考，吴景超率先在《新建设》1月号发表了《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迅即引发了一场关于恢复中国社会学问题的讨论。费孝通是竭力主张者之一，1956年2月12日他本人在《文汇报》发表了《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收入《费孝通文集》时，题目改为《为社会学说几句话》)，他觉得应当从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上来提恢复社会学问题。他列举了许多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诸多社会问题，他认为应采取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调查研究。“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当的解决，使得许多人生活不安定，思想波动，甚至违法乱纪，对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第7卷：20-21)不久，他应邀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发言，谈了“社会问题还应研究”的意见。第三，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中要求，“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到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做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毛泽东，[1957]1977：407-409)江村是费孝通成名之地，只是由于解放后社会学被取消难以以什么名义回去观察了。现在时势有所不同，中宣部在1956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之后组织成立了“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开始重视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此时毛泽东又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他重回江村进行社会调查也就可以顺势而行了。

同年4月26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支持下，费孝通带领农村经济组和《新观察》杂志社记者组成的调查组南下重访江村，调查了近2个月。他在村里住了20天。调查组采取实地观察、个别访谈、小型座谈会和查阅农业合作社文献资料等形式，对开弦弓村的经济、社会、家庭、人民生活和文化教育等做了全面调查。他访问结束后，应《新观察》之约，从苏州寄去了一组《重访江村》研究报告。该刊第11期在首篇位置开始发表，编者按语说：“本文作者21年前曾访问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开弦弓村，著有《中国农民的生活》(又称《江村经济》)一书，在英国出版。此次重到该村观察，看到这个村子21年来人民翻天覆地的变化，深为感动，并对当前农民生活进行详细调查，提出了进一步改善农民生活的办法。特此刊载，以飨读者。文共三篇，此为第一篇，其他两篇也将在本刊陆续发表。” 6月1日，《人民日报》第4版发表《费孝通在开弦弓村“下马看花”》的通讯，报道费孝通重访江村和“提出了有关农村建设的意见”。文前有黑字体提要：“他说：这个村的农业总产量比20年前增加了60%，但副业产值低40%。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由此可见，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作用远远大于事情本身。

全国农村合作化后，农副业结构合理吗?农民生活状况怎样?改善了多少，存在什么问题?费孝通在京城生活，对此知之不多，特别是缺乏亲身感受，没有发言权。他和调查组的同志在实地调查中，追踪江村社会变迁的轨迹，广泛接触干部群众，认真收集数据资料，比较分析，增进了对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了解。他在《重访江村》一文中，把重点放在对矛盾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措施上，这与他《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强调研究社会问题的主张是相一致的。他是一位社会责任感强、且十分务实的学者。因此，揭示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相应的办法，使农民增加收入，才是真正帮助农民。循着这样的指导思想，费孝通在已发表的2万余字的文章中，详述了江村人的生活状况，对粮食紧张，缺少钱花的关键在副业，并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这几年，农业社重视发展农业，却忽视了副业生产，传统的养蚕副业少了，贩运活动全部停止了，乡土工业发展不起来，副业方面现有的水平没有过去高。“如果忽视了副业的多种经营，那就会发生严重的问题。”(第7卷：53)因而，虽然粮食比以前增产了60%，还是有人感觉到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解决的办法就是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加强发展工副业。其中，费孝通依据30年代江村办合作丝厂的经验和他一贯的主张，提出了在原料生产地建立小型轻工业工厂，发展“乡土工业”的建议。“关于乡村工业的问题，我依旧觉得值得研究，其中有些地方，我觉得很适合于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第7卷：57) “我希望在农业经营范围这个基本问题上，是否可以放开来争鸣一下，多从实际研究研究，农业和工业之间究竟怎样配合联系，才最有利于我们这个人多地少的具体情况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如果领导部门觉得这种建议值得在实践里试验一下，在开弦弓恢复这个合作丝厂，我相信群众的积极性是一定很高的，而且我也原意鼓励我的姐姐和一些专家们一起来提出个具体方案的。”(第7卷：58)这些主张无疑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是符合广大农民利益的，是正确的。但是，他的这些主张与当年的农村“以粮为纲”等政策和舆论导向相违，罪莫大焉。没有等到他《重访江村》的第3篇文章印出来，他就遭到了批判，被划为右派份子了。“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了更严厉的批判，失去了20多年学术研究的权利。费孝通一代人的遭遇，其损失不仅仅是个人的，更是国家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社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整个中华大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局面。发展社会科学的黄金年代来到了，费孝通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1980年6月他许下了两个愿：第一个就是再到江村调查，“为后代留下一本关于这个农村在半个世纪里所发生的变化的忠实记录。”(第7卷：437)。次年6月，他的老师R.弗思爵士来信，建议他在赫胥黎纪念讲演里，讲讲他对江村自1938年以来所发生的变化的看法。两人意愿如此谋合，是何缘由？简言之——时势。

1981年10月，他怀着老师的期望和自己的心愿，第三次回开弦弓村进行实地调查，准备了一个演讲报告。他重访江村时，人们谈论的是粮食和钱的问题。如今，人们把眼光盯在工业、副业上，农民做的和他几十年来所想的交融在一起了。令他觉得特别兴奋的是，在这里看到了他40多年前提倡发展“乡土工业”的富民主张经过曲折的历程，已在现实中出现，显露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幼苗。他在这里看到了中国农村走向富裕的共同趋势。同年11月18日，费孝通在赫胥黎纪念奖章颁奖大会上作了来自江村的报告：《三访江村》。他实事求是而又满怀激情地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社会人类学界的朋友们阐述了江村45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新发展。此后的20多年中，他又23次访问江村，并从江村更上一层楼，研究小城镇、城乡关系和区域发展，支持乡镇企业改制和发展私营、民营企业，为认识中国社会，探索我国农村发展规律贡献了一生。

三、江村研究的灵魂和方向

“志在富民”，是费孝通一生学术研究的主旨，是江村研究的灵魂和方向。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学以致用”的传统，认为真正的学术研究，是有用的知识。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己经看到费孝通对江村在不同时期的调查研究始终以农民为本，不断地探求人多地少的中国怎样农工相辅，发展生产力，使农民尽快地摆脱贫困、富裕起来。

70年来，江村“人多地少，农工相辅”这个基本点虽然没有多大变化，但其生产力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时期。上世纪30年代科学养蚕制丝，发展乡村工业，曾一度走向上海大都会和世界市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合作工厂被毁，以及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盘剥，江村的经济一天不如一天，生产力衰败了。解放后，以土地还家、政治民主为中心的土地改革运动，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第一次飞跃。土地问题的解决解放了生产力，可是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却受到了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制约。合作化运动，土地由家庭单干变为合作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但由于忽视了农村副业和家庭手工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又误认为这种商品生产活动有碍于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予以限制和打击，以致农民除了生产粮食和国家收购的农产品外，只能从事一些极为有限的自给性的生产活动。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以求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结果欲速不达，操之过急，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农村经济虽然在调整和整顿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实际工作中，所增加的粮食，还跟不上人口迅速增长的需要。农民生活仍然相当困难，江村人均分配水平，长年徘徊在110元上下。解放三十多年农民的饥饿问题固然解决了，但是他们生活的其他需要并没有得到满足和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城乡情况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城乡差别依然在扩大。费孝通认为，不同的一面就是在城里工人停工停产打派仗，生产下降；而在农村，农民不能不吃饭，要吃饭就不能乱，就不能不种田。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农村剩余劳力越来越多，剩余劳力要找出路，于是在夹缝中发展了社办工业。从此，农村生产有了变化，有了工业化的苗头。1968年江村(当时分为红卫大队和立新大队)联合周边的5个大队重新兴办了缫丝厂。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率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分别实行家庭承包、独立经营，这一改革的成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给已经走过初级阶段的乡镇企业以更大的推动力。在江村、在苏南等地区，农业、工业和副业协调发展，农村经济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繁荣景象。1979年和1980年，红卫大队和立新大队先后兴办了丝织厂，1982年这两个大队合并为开弦弓大队，两个丝织厂也合并为开弦弓丝织厂，后来其规模日益扩大，成为村中的骨干企业。费孝通高度评价了这一发展趋势，他指出：(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经济的这第二次飞跃比起30年前的第一次飞跃，其意义更为深刻。因为在这过程中，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与工业在产值上的比例翻了一个身。70年代末还是农大于工，大致是7：3，到了80年代中期，比例倒了过来，成了3：7，农小于工。”(费孝通，[1986]1988：257)费孝通最后一次访问江村的2002年，江村农、副、工三业的产值分别占总产值的3%、17%、80%。当年人均收入达5，600余元，其中90%以上来自工副业的贡献。农村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以及由此推动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是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发生、发展的，它“动而不震”，费孝通喻之为“正在进行的一场悄悄的革命”。费孝通在江村长期的研究中紧紧抓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来纵观江村的变化，既可以从微观上描述江村的经济发展变化的具体历史过程和生动画面，又可以从宏观上探讨整个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经济波动制约江村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一般特点。

三访江村后，费孝通认为发展乡村工业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方向，是一条农村富裕的康庄大道，越走越宽畅。他坚信，现在的江村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存在着新的问题，那就是在解决温饱以后，怎样才能进一步富裕起来，如何工业化，如何缩小城乡差别等问题。1985~1986年，费孝通组织开展江村50年调查，他在《江村五十年》的讲演中，特别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开拓出来的工业化道路。“将来的历史学者很可能会指出这条工业化道路确实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特点。因为它既不是如同大跃进时期那样搞‘以钢为纲’，劳民伤财；更不像早年西方的工业化那样形成工农矛盾和城乡对立。乡镇工业始终是以繁荣农村经济为目标，充分利用最基层的集体经济力量和丰富的劳力资源，从农村的‘草根’上兴办起来的。这种‘草根工业’，不仅没有损害农业和剥夺农民，相反地倒促成了工农相辅和城乡协作。”(同上：259-260)乡镇企业正在造就乡村里的一批新人，他们亦工亦农，是由农民向工人过渡的中间阶段。这一特点避免了以往的工业化那种因人口过度集中而引起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乡(镇)村就地办工业，发展工业，用工业扩散的方法防止了人口向大、中城市的大量汇集和过度拥挤。“作为农村集体经济主干的乡镇企业，它的发展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实现的条件。近年来江村的实践证明，发展工业和稳定农业是互为条件的。没有发达的工业，农业是稳不住的。反之，没有农业的稳定，乡村里的草根工业就会失去根基而枯萎。”(同上：261)费孝通提醒人们注意，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必然导致小农经营，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现代化的制约作用不能忽视。为了使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并驾齐驱，他认为有必要通过实践摸索，逐步地将当前小而全的农业经营方式改造成有专业化服务体系的现代农业，而农业现代化的条件则有赖于乡镇工业和国有工业共同提供和创造。同时，他在调查中发现乡镇企业越来越“小国有”，活力不如从前，希望得到改革。

费孝通江村研究，“志在富民”，而富民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丰裕。他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不停留在生产力发展变化的考察上。“民以食为天”，生产是基础，如果研究农村社会的变化，不谈生产或仅仅是涉及生产状况，那将是肤浅之见。如果仅仅停留在生产力发展的分析上，则失去了社会学研究的学科特征。我们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等论著中，可以看到他总是用较大的篇幅谈江村的生产和经济情况，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同时称他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但读者不难发现，他在文字较少的段落中深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则是江村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等的各种变化。在他著作的字里行间人们可以看到，科技下乡、工业下乡是怎样影响农民的，农民又是怎样接受科技和工业的，在接受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等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对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同年龄层的男女是怎样评论的，反映了什么样的心理和文化特质，等等。这种种连锁式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常常是双向的，并共同形成一股合力，给生产力的发展以反作用。人们还会看到江村人的婚姻与家庭，文化与生活方式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表现。一如他在《社会学重建的回顾》一文提出的研究方向所说，“从解决温饱问题到实现小康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注意到有关的社会制度和心理以及思想状态的变动，即从生态领域社会领域进入心态领域的研究。”(第12卷：414)他在过去的江村等研究中已经在这方面有了不少的成绩，但他认为做得还很不够，以此要求自己，也为学界指明了方向。

2002年9月23日，费孝通第26次回江村访问，为他近70年的江村研究划上了句号。他在重访江村时的房东家里共话家乡的变化和农民奔小康生活的前景，其乐融融。回北京后，他在《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二十年》一文中满怀希望地说，“我年纪大了，做事情已经力不从心，只能把在我国建立起一个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小康社会，让所有农民都能享受到现代化的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人的身上。”(费孝通，[2003]2004：617)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包括江村在内的相当一部分农民己进入小康生活，但要把小康生活巩固提高，并进一步向前推进，达到城乡基本融合，多数农民都能达到更理想的美好生活前景，费孝通自感他这一代人已力不从心了，寄希望于年轻人肩负起这副历史重担。

四、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

费孝通江村研究70年，给学科发展留下了什么呢?或者说，他在学科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一) 人类学研究的新开拓

人类学原是注重研究原始民族和非西方社会的人文学科。马林诺斯基等人类学大师日益对这样传统的研究工作感到不耐烦，厌烦它的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正在酝酿扩展人类学研究的范围。马林诺斯基([1938]2006：5)曾预言：“未来的人类学不仅对塔斯马尼亚人、澳洲土著居民……有兴趣，而且对印度人、中国农民……同样关注”。也就是说，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要从非洲、大洋洲和北美简单和落后的部落突入所谓“文明社区”，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亚洲和拉丁美洲文化较高的农民生活。马林诺斯基反对的是“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提倡的是“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民”。人类学大师想做而未能做的事业，在东方探寻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费孝通不仅以自己的智慧触摸到了人类学的这个发展趋势，而且在计划江村研究的时候公开声言，指出“民族志(人类学的别称——作者)的方法只能用于文化简单的‘野蛮’社区，不能用于我们自己本地的‘文明’社区”是一种错误的见解，“因为事实的本身无所谓‘野蛮’和‘文明’，这些名词不过是不同族团相互蔑视时的称呼罢了，在民族学中是不能成立的。”(费孝通，[1936]2006：199)他提出了挑战，要用事实来打破所谓“文野之别”的传统，首先在江村进行这项工作的实践。他这样的决心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有大瑶山调查的经验基础的。瑶山调查虽然是汉人去研究瑶人，但与西方人类学家白种人去研究所谓“蛮人”不同。他研究的瑶人和汉人固然有民族之别，但他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上，甚至生物性上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同多于异。他从中得到启迪，人类学的方法是有可能应用于本民族的研究的。

“说话总没有事实强，我觉得要打破上述的成见，只有由我来用研究花蓝瑶时所用的方法，去研究一个本国的乡村。若是我能有相当的成绩，这成绩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方法是可以用来研究不同性质的社区”(费孝通，[1936]2006：200)。

费孝通勇于探索，大胆地运用大瑶山调查时所用的田野方法，研究一个自己家乡的乡村，从父老乡亲的实际生活中去观察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并一举成功。这一事例说明，过去被称为研究“野蛮人”的田野作业方法，同样可以用来研究“文明人”。《江村经济》是这一探索的结晶，是当时世界上仅有几个理论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社区研究事例之一。对此，他的导师、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1938]2006：3)对这本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如果说人贵有自知之明的话，那么，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据阿古什(1985：62)评述，《江村经济》“也为其他西方学者所赞许，人种学名著一览最近的一卷称它为‘人类学家对分析伟大民族社区最早、最出名的尝试之一’。有一章把费孝通的江村与他的老师、世界著名人类学大师——马林诺斯基的特罗勃里德安岛人、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群岛人、雷德菲尔德的于卡坦村、史罗克格洛夫(史录国)的西伯利亚通古斯族并列。”

费孝通是人类学研究新开拓的先行者，他的《江村经济》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对中国农民的生活描写了什么，而在于开创了人类学突入研究“文明”社区的领域，走上了一条本地人研究本地情况，本民族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的道路。费孝通的学术研究观念中没有“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即没有“文野之别”。他在“毫不经心”中实现了人类学从“野蛮”社区向“文明”社区的第一步跨越，把人类学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方法上为人类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他提供的中国乡村“文明社区”——江村研究类型，证明“文野无别”，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和认可，这是偶然中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时代造就了《江村经济》，《江村经济》把费孝通推向了世界学术前沿。

40多年后的1982年，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老同学Sir Edmund Leach出版了Social Anthropology一书。Leach站在与老师马林诺斯基相背的立场上，公开认为中国人类学者不宜从自己的农村入手进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工作。这种质疑，如前表明，费孝通早在进行江村研究之初就有明确答案了。他在选择开弦弓村作为研究对象时，就已经思考了这个问题，并注意到了其中之难，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同时，他认为研究自己的家乡也有有利的一面，可以较快地进入研究角色开展工作。他([1936]2006：199-200)是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却承认一点，就是研究者很不容易获得一个客观的态度来研究他们自己所生长于其中的文化。不容易确是不容易，但是并不是不可能。而且一个有相当训练的研究者，在研究自己生长的地方时，亦有特别便宜之处，在语言上、访问及观察的机会上都比一个外地人方便。”他进而辩证地指出，“一切有利益的事不是没有害处的；有害处的事，也不是没有利益的。有利有害全是局中人自己的用心挑取。”这后一句话揭示了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取向，“局中人”只要采取客观、科学的态度，是可以避免情感影响，获得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结论的。江村70年来发展的历程验证了费孝通当初选择研究本土社会的正确性和跨越“文野之别”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二) 科学研究的价值观

费孝通的江村研究确立了科学为人类服务的价值观，他抛弃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价值取向。费孝通在自己的江村研究过程中，十分鲜明地表明了他的学术价值观和爱国主义思想。他([1939]2006：187)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怎么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认为我们对此“真正需要的是一种以可靠的情况为依据的常识性的判断。”(同上：11)也就是说，需要对社会的情况和形势进行实事求是的阐述和分析，提出相应的对策。他在江村的研究中提出了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主张，认为“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同上：11)他的导师马林诺斯基([1938]2006：3)敏锐地发现了这位中国青年学者的学术价值观的内核，在“序言”中引用了这句话，并指出，“作者在科学研究中勇于抛弃一切学院式的装腔作势。他充分认识到，要正确地解决实际困难，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费博士看到了科学的价值在于真正为人类服务。”后来，费孝通在《＜云南三村＞英文版的“导言”与“结论”》(1944)、《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980)、《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1990)、《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研究的主题》(1992)和《重读(江村经济·序言)》(1996)等论著中都一次次地阐明了他的学术目的。“我早年所追求的不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这个目的么?科学必须为人类服务，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荣才需要科学。毋需隐瞒或掩盖我们这个实用的立场，问题只是在为谁实用？用来做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中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安全和繁荣，为了满足他们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科学才会在人类的历史上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费孝通，[1980]1999：418)“强调知识的实用性，我不认为是贬低了它的品质，而恰恰相反这正是科学知识的可贵之处。”(同上，[1992]2004：431)费孝通在《江村经济》、《重访江村》、《三访江村》、《九访江村》、《江村五十年》和其他有关文章中，一次又一次地阐述了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是发展适宜农村的多种多样的副业和乡村工业(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成长中的问题总是及时探讨，既呵护又不护短，全身心地给予促进。他赞扬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苏南模式，也赞扬以个体和私营企业为主导的温州模式，以及以三来一补为特色的珠江模式，其态度和激情都是一视同仁，即把农民致富路上所创造的各种模式加以认真的概括总结，撰写文章，进行宣扬，均无厚此薄彼之意。1986年初他访问温州之后，发表了《温州行》(后改为《小商品大市场》)研究报告。他面对社会上、学界里相异的种种争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无论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或其他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惟一标准应当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这些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发展史上都是旷无师古的。惟其如此，方显出中国社会主义现化化的特色；惟其如此，才需要我们伴随这些新事物一同出现的问题进行科学的认识。”(费孝通，[1986]2004：22-3234)费孝通这铿锵有理、有力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学习。

在实践中，费孝通把政治与学术有效地统一起来了。他认为，学术研究工作与广义的政治是分不开的，“学以致用，政学不分的”。因而他总是自觉地投身于不断变动中的社会洪流中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关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以“志在富民”为其学术研究的灵魂。在费孝通看来，这些是政治的内涵，社会学和人类学是可以为此发挥作用的。费孝通所到之处，都深受当地政府、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与支持，他的文章特别受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喜爱，因为他们觉得费孝通的文章写的是他们的实践经验和向往，看了以后心里舒坦，对他们的生产、工作和生活有启发，能起指导作用。简言之，科学应为社会服务，为人类服务，社会学人类学也是这样。

(三) 微型社区研究

费孝通多次说，他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目的是认识中国社会，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呢？中国有千千万万个农村，研究者想一一地亲自观察，人生有限做不到，即或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也难以做到。但择其一二先行研究是有意义的，以此为起点逐一增加，也就有可能积累更多的认识。费孝通坚信哲学关于个别与一般、局部与整体的辩证关系；个别寓于一般之中，一般包含着个别；局部寓于整体之中，整体包含着局部。同理，社会学人类学常说的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也存在这种辩证关系。

怎样从个别出发接近对整体的认识呢？费孝通提出了类型比较法，通过比较方法把不同类型的农村社区逐个地描述出来，比较其异同。相异是个性，各具特征；相同是共性，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一般特征或规律性。他在回答老同学Leach的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问题时说：“以江村来说，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条件的中国农村。中国各地的农村在地理和人文各方面的条件是不同的，所以江村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典型，也就是说，不能用江村看到的社会体系等情况硬套到其他中国的农村去。但同时应当承认，它是个农村而不是牧业社区，它是中国农村，而不是别国的农村。”(第12卷：46) “如果我们用比较方法将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一个一个地描述出来，那就不需要将千千万万个农村一一地加以观察而接近于了解中国所有的农村了……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同上)比较江村、禄村、易村和玉村这些不同类型的农村，增进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不是可以满足农村基层社区研究呢？不能。费孝通在第二次学术生命开始时，进一步总结了过去的实践，认识到过去那种限于同一层面的农村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再怎么劳心费力累积不同类型的认识，也难以得出中国社会的全貌。因此，他在1982年四访江村后，更上一层楼，进行小城镇研究，继而又开展区域发展和包括城乡各层次的社区体系的研究。20多年来，他不断拓展研究领域，融入了多维的时空理念，在以微明宏，以个别例证一般的认识路上获得了新的成功，为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知识和建议。

(四) 从实求知的学风

费孝通在江村等研究中，把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融入社会学调查，在中国实践了把社会学和人类学合家的主张，从理论到实践创立了从实求知的学风，这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范例。

费孝通的这种认识源自美国社会学家R.派克、英国社会人类学家R.布朗和中国社会学家吴文藻⁷等。这三位学者都主张社会学和人类学应当并家，提倡运用田野工作，即实地调查搜集资料。费孝通深受他们的影响，如他认为派克关于从生活的具体事实中去取得我们对社会的知识的思想和方法，把读死书，死读书的门踢开了，把他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对他个人而言，则是“为我这一生的学术经历开出了一条新路子……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其后几十年里的学术生活，说不定多少也影响了中国社会学前进的道路。”(第12卷：138-139)他的《江村经济》及与张之毅合著的《云南三村》，是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实验的成果。

“走到实地去”，70年来，只要有机会，他就进行实地调查，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即使是政务繁忙，他每年都抽出1/3左右的时间，走到社会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概括总结群众和干部的许多实践经验，写出了数十篇富有创见的研究报告，满腔热情地宣扬他们创造的伟业。《志在富民》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收集了其中的40多篇。从实际出发进行研究，促进实际的发展，是他行之有效的工作方针。他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工业下乡、乡镇企业都不是我的创造，而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事情。他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抓住这个历史事实进行分析、表达和传播，使人们能理解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通过社会舆论的影响，对社会客观进程发生了影响。费孝通([1992]2004：431)认为，“我个人这一生的研究过程离开了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变化连我自己也无法理解的。看来科学工作者的可能只是忠于现实，就是从现实出发，而不以主观愿望来歪曲现实。我也相信只有实事求是得来的知识，才能成为促进人们生活的知识。”

杜润生(1985)在为费孝通的《小城镇四记》一书作“序”时，特别推荐了他的治学方法。“他彻底抛弃锁在书斋里讲道理的方法，坚持到现场去到实践洪流里去蹲点调查，坚持把所见所闻如实记录下来，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探讨。几年来不辞辛苦，五下江苏，悉心考察了大江南北一处又一处的小城镇。着力于掌握详实的第一手资料，从生活中捕捉新鲜的信息，追溯历史，预测未来，给社会学注入新的生命力，也为国家解决当前迫切的建设课题提供科学基础。”认真求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师，不唯洋，形成了费孝通的学术风格。

费孝通的江村研究实现了文野之别的跨越，经历了一个认识与实践的过程。一个学者对同一个地方进行研究历时这样长，研究目的这么宏大，研究成果和创见这么多，并带教培育了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人员和实际工作者队伍，在人类学、社会学史上从未有过，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没有先例。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范例。

五、未竟事业和开展“江村学”研究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费孝通提出要建立调查研究基地，作为社会学的实验室，一是为了培养新的一代；二是作为观察社会的窗口。

这项考虑，他是在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千人迎春茶话会发言中首先公示于众的，1981年他又谈了多次。他认为我们的社会学也得像自然科学一样有个实验室，有可供系统、持续访问和观察的社会调查基地。当前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实验，要实事求是地看它的变化发展，就必须自己动手去实验，自己下去调查研究。他设想在全国各地的街道、工厂、农村等不同社区建立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这样的社会调查基地，并亲自带领社会学研究所的同事和首期社会学讲习班的学员前往北京宣武区和江苏吴江考察选点。建立社会调查基地需要些什么条件，怎样巩固和发展等，他没有具体说明，但社会学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应有自己的实验室——社会调查基地的理念己经扎根开花，有部分高校社会学系、社会科学院研究机构依据自身条件建立了一批社会调查基地。

198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决定在“江村”建立一个社会调查基地，并于年底和江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京、津、沪、宁11个单位的社会学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成立了调查组，费孝通等5位顾问亲临指导。“江村”社会调查基地的首次社会调查为期34天，撰写了9篇调查报告。此后20多年来，陆续有江苏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前来调查和访问，还有很多的海外学者前来调查和访问，有的调查成果己出版。毫无疑问，“江村”社会调查基地已经成为大专院校社会学人类学专业的师生直接观察和体验社会的实验室，为培养社会学人类学人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费孝通倡议建立社会调查基地的愿望已部分地得到了实现，但他希望通过在江村社会调查基地的不断观察和年轻人的集体努力，写一本《江村经济》的续篇却没有实现。1980~1986年期间，他多次盘算晚年的计划，向海内外许下心愿：“我一生中还想写两本书，一本书是《江村五十年》，一本书是《大瑶山的民族调查》。即使不一定是我自己动手写，也希望能看到这样两本书。这两笔债我是要还的。”(第8卷：155、189)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两本书在他生前都未能如愿，这不能不说这是他晚年学术生涯的最大遗憾。他去世后，他的两位学生分别去大瑶山和江村调查，出版了两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两地的变化，但难以说这是他所构想的著作。

为了更好地将费孝通在江村开创的事业继承下去，完成他的未竟事业，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是应该把“江村”社会调查基地继续建设好，使有志者从中得到更好的磨炼；一是开展“江村学”研究，把江村研究推向深入，通过团队的协作，产生更多的成果，为社会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中国人的新贡献。

怎样有效地开展“江村学”研究呢？首先，应对“江村学”研究达成共识，明了其意义和方法；其次，在江村或吴江市费孝通研究会建立一个协调机构，设立登记沟通制度，如对入村调查事项进行登记，征集其研究计划、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同时提供有关研究信息，力求避免撞车，减少重复劳动；第三，鼓励申报各级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参与“江村学”研究；第四，合作互助，发挥团队合作精神；第五，积极、主动地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学术交流，学习外国的研究经验和方法；第六，由吴江市费孝通研究会或其他机构建立资料库，实行资料共享制度；第七，定期不定期地由项目人依次组织学术交流和“江村学”理论研讨会，不断提高研究水平；第八，请吴江市费孝通研究会与政府商议，由政府财政拨一定的经费，或由入村项目交纳一定的服务费，使管理工作能持续进行下去等。

“江村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新事物，其本身也将成为研究对象。我们都缺少经验，关系复杂，任务艰巨。如由谁担纲，发挥沟通作用，由谁筹建“江村学”研究资料库，怎样市场化管理，以及经费哪里来，等等，都将是一个个的大难题。上述的设想很不成熟，但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通过广泛的讨论，集思广益，达成一定的、可行的、共同遵守的协约。我们主张“江村学”研究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证，但决不是限制。“江村学”研究是开放的、自由的，只有在“百花齐放，百花争鸣”中，“江村学”才能得以创立和发展。

注释：

1 1935年入秋时节，费孝通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进入广西大瑶山进行实地调查，12月16日他不幸误踏虎阱身受重伤，王同惠因离去呼救溺水身亡。在师友的劝慰下，他从悲痛欲绝的伤感中慢慢地挺了过来。次年仲夏，他到姐姐费达生进行科学工作的开弦弓村进行出国前的调查，费达生希望他在乡下调养一下身心。

2 震泽震丰丝厂因经营不善，当年租赁给浒墅关女子蚕业学校，改名震泽制丝所，也被称为震泽丝厂，费达生任经理。

3 1936年1月21日，费孝通在广州柔济医院写的《关于追悼同惠的通讯》中说，王同惠和他有一个计划，准备从瑶山出来后，进行华北社会组织的研究，出版一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王同惠是能说、也能做的女子，但不幸她在瑶山为呼救费孝通，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事业献出了生命，不能实现这一宏愿了。费孝通希望担负起这一重任，并在治伤过程中完成了《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的第一部著作：《花蓝瑶社会组织》。“同惠是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一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20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实现在这世界上。更希望凡是爱她的朋友能一同努力。”(《费孝通文集》第1卷，第261~262页)江村研究是这一计划的一个部分。

4 社会研究社的朋友们多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班同学，有林耀华、李有义、廖泰初、王兆临和我们现在不了解其姓的叔昭、景珊、安仑、秀贞等。

5 该文应出版商的要求，英文版书名改为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但扉页里有中文名：《江村经济》，还有中文“费孝通著”4个字。

6 1970年底，该厂被庙港公社平调收去，升格为社办厂。10年后，公社才指令缫丝厂将拖欠红卫、立新等7个大队联合办厂的股金原额归还，既无利息，更无股份分红利之事。

7 吴文藻是费孝通在燕京大学时的老师。1934年12月1日，吴文藻应邀到清华大学公开讲演，题为《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费孝通做笔录，吴据此整理发表了《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等文章。这是一种学习，其影响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