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关于住房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我国一些学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做了开创性工作，例如张仙桥、洪民文(1993)、中国城市住宅问题研究会和住宅社会学学术委员会(1991)等。而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对高昂的房价怨声载道，房价问题似乎成为最突出的住房问题。显然，这并非社会学者的擅长。事实上，除了少数零零星星的例外，例如孙立平(2006)围绕着房价问题和房地产业发展问题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所做的考察和分析，陈星(1998)依据“住房市场的特点”对国家和住房市场的关系所做的论证，以及李斌(2002)对“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的考察，社会学者很少专门就住房问题发言。

所谓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亦即居住区的特征对于居民的态度、行为的影响。十几年来，邻里效应研究吸引了美国和欧洲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和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学者。欧美学者对邻里效应的研究至少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威尔逊(William J. Wilson)1987年的著作The Truly Disadvantaged所引发的(参见Friedrichs & Blasius，2003；Beckhoven & Kempen，2003)。在威尔逊看来，美国城市里存在着一些这样的贫民区(ghetto)：失业率比较高，中产阶级纷纷迁移出去，低收入人口流入，老年贫困人口的比例增加，居民整体上趋于贫困化；贫民区的硬件条件(如学校的质量，等等)限制着居民的选择和机会，整个居民区也形成了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由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在这样的居民区里度过的，因而居民区就对居民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文的基本目的在于：回顾、审视和借鉴美国、欧洲学者关于邻里效应的研究，为我国关于住房问题和城市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我国的住房政策改革提出尝试性建议。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厘清三个基本问题。首先，这种邻里效应是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的；其次，研究邻里效应所采取的方法以及邻里效应研究方法所面临的挑战；最后，欧美学者做了什么样的经验研究，学术研究对政策实践有何影响。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将简评西方学者的研究对中国城市住房政策改革和中国社会学界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界住房和城市问题研究的启示。

二、邻里效应作用机制

西方学者关于邻里效应机制的原创性理论概括至少有以下四种说法。Ellen和Terner(1997)说，“通过回顾现有的理论和经验文献，我们识别出六种不同的”邻里效应作用机制；Small和Newman(2001)总结出学者们使用的两种邻里效应作用机制模型；Sampson(2002)等人说，“通过筛选众多操作定义、经验发现和理论取向……我们相信存在四种相互联系但都有独立作用的邻里(效应作用)机制”；Friedrichs、Galster和Musterd(2003)也总结出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四种机制。

1. Ellen和Terner识别出的六种机制

(1) 社区服务的质量。其中，公立学校的质量问题尤其重要。社区服务的质量可能严重影响个体居民的福利。

(2) 成人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不同居住区可能有不同的成年人居民(而他们在教育程度等方面有差别)，正是这些人影响着儿童的社会化过程。

(3) 同龄人影响。例如年轻人是相互影响的，如果一个居住区存在更多的青年犯罪群体，就更可能把非犯罪群体的青年拉入犯罪群体。

(4) 社会网络，亦即人际网络。人们要知道怎么才能得到社会支持和经济资源，这就要依靠他们的社会网络了。

(5) 与犯罪和暴力的接触。举个例子来说，比较频繁遭遇暴力犯罪的儿童可能遭受精神创伤，并且儿童的价值观、世界观也会受到影响。

(6) 与经济机会(特别是工作)和公共交通等硬件条件的物理距离和隔离。

2. Small和Newman(2001)识别出的两种邻里效应作用机制

(1) 社会化机制。聚焦于邻里或社区的整体环境通过种种社会化渠道对于个体(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影响。Small和Newman进一步区分了学者们使用的六种社会化机制模型。例如，认知模型认为，如果一个孩子在其居住区内有许多同龄人从事某种活动，那么这个孩子将会被社会化而从事那种行为(这种模型基本等同于Ellen和Terner所说的“同龄人影响”)。

(2) 工具机制(instrumental mechanism)。关注个体行动如何受到社区整体环境的影响、限制。他们又进一步识别出三种具体的工具机制模型。例如，网络孤立模型认为，生活在贫穷社区或存在广泛失业人口的社区的人们就被隔离于由受雇佣人群所组成的社会网络，从而难以获得关于工作机会的信息。

3.Sampson等人识别出的四种机制

(1) 社会联系与互动(social ties/interaction)。在具体研究中，许多学者通过衡量社会互动的频率、社会关系的密度或比邻模式(patterns of neighboring)来指示“社会联系与互动”。

(2) 社会规范与集体功效(norms and collective efficacy)。这里的规范强调的是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以及他们共享的某些期望。只有在此规范的基础上，社区成员才对社区具有某种集体控制能力(collective efficacy。例如对未成年人的监管)。

(3) 机构资源(institutional resources)。指满足社区成员需要的机构，例如图书馆和学校的质量、数量与多样性。

(4) 日常活动。指与儿童的福利有关的土地使用模式以及日常活动的空间分布。在实际研究中，通常通过调查社区里的各个机构(例如学校、加油站、居住单元)的土地使用模式或分布空间来说明“日常活动”对儿童的影响。

4.Friedrichs、Galster和Musterd识别出的四种机制

(1) 社区资源：社区的声望、当地的公共服务和非正式组织、工作机会、享受娱乐/保健等服务的机会。

(2) 通过社会联系和相互关系实现的榜样效应(model learning)。

(3) 社会化和集体功效(collective efficacy)：共享的社会规范与对当地社区的控制感。

(4) 居民对非正常状态(deviance，例如犯罪、吸毒、房屋损坏以及社区的混乱状态)的看法。例如，一个社区可能有较多的居民赞成某些越轨行为，这就更可能鼓励其他人也这么做。

如果让我们借鉴西方学者关于邻里机制的研究，我们该选择谁呢？如果做出了特定的一个选择，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不是其他选择呢？如果有更好的图书检索条件，很可能还会找到更多的这样的关于机制识别的作品，但是笔者相信，即使只是以上这四种也一定已经让许多读者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了。我们该赞美人类精神之丰富、创造力之发达，还是该怀疑某种简洁而自恰的逻辑之匮乏呢？对笔者而言，由于坚持苏格拉底-波普尔(Karl Popper)的“人类无知论”¹和费耶阿本德² (Paul Feyerabend)对各种思想、思潮持更开放、自由的态度的哲学信念或立场，笔者原则上不排斥关于邻里效应机制识别上的任何努力，但是笔者更倾向于使用简洁、自恰的逻辑来概括邻里效应作用的机制。进一步从方法论上说，以上列举的种种邻里效应作用机制大致可以划分到两大类别：个体主义的(从个体层面出发说明整体或个体层次的现象)和整体主义的(以整体层面的现象来说明整体或个体层面的现象)。例如，考察“机构资源”对社区成员的影响是一种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做法，而探讨“同龄人影响”则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学式个体主义的做法。再者，以上所归纳的多数机制看来都是整体主义的，特别是与经典作家涂尔干开创的实证社会学整体主义传统(“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相一致。具体说来，它们强调的是诸多个人之间的关系与交往会造成某些社会事实，产生某些社会效应(正是这种传统最能把社会学者的工作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区分开来。³笔者上面引述的诸学者中，Sampson等人关注的焦点最明显地体现了这种传统)。而笔者在本节的最后对邻里效应机制的简约则结合了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种视角。

此外，有必要指出，就人类学家列维斯(Oscar Lewis，1966；1968)的“贫穷文化论”认为贫困文化被贫民区的孩子所内化并且伴随着他们的成长、严重影响着他们的一切(包括个人成就)而言，它必须被认为是基本错误的。相反，这里的立论基础则是：人们是善于模仿、学习的；即使受到过去的环境里的特定社会规范影响，一般说来，如果在一个新的环境里，他们和新环境居民有较多交往的话，他们会较快接受新的影响。让人欣慰的是，这种看法一定不是孤立的，而且有经验研究的支持，例如Briggs (1998)，Rosenbaum、Lisa及Deluca (2002)、Kearns和Parkes (2003)。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Marvin Harris)及其同事的研究⁴也一再支持着这样的观点——如果客观环境变化的话，所谓主观的“文化”的影响一般都是短暂、易逝的或不显著的。

个体要学习、模仿他人，必须有社会交往才行。这种社会交往既可能发生在个体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个体与机构之间。然后个体将接受某种信息(例如关于工作的信息)，进而开始模仿、学习、改变自己的过程。这里的关键词是社会交往、信息、模仿、学习与自我改变。这里强调的是一个动态、主动的过程。其次，有些制度和机构可能主动为居民提供某些利益，即使它们不主动提供，由于它们在特定居住区存在，而且在假定它们向所有人开放的条件下，即使从它们那里获取利益也事先需要社会交往并获取关于它们的信息，但是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信息一定是比较容易获取的，因而这里就忽略了社会交往因素，而直接在社会交往之外把特定制度或机构的情况列出来作为邻里效应的因素。以上就是笔者对邻里效应作用机制的原则性概述，包括基本社会交往和制度/机构两个方面。而前面几位学者考察的关于邻里效应的要素都可以整合到这个过程里(例如在交往中，有些人获得有关高学历者的信息，那么他们的孩子就可能开始一个榜样学习过程；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联系”或“社会网络”，则可以看作是社会交往的前奏或背景；而他们总结的与“犯罪和暴力的接触”则可以看作是“社会交往”的特殊或极端形式)。这样对邻里效应机制的说明就似乎变得更加简洁并更有条理。

三、邻里效应研究方法

Friedrichs、Galster和Musterd(2003)指出，存在两种基本的邻里效应研究方法。第一，个案研究：通过档案文件、访谈、问卷等方法调查个体的态度、行为和生活史；第二，非实验性的、历时性的统计分析：在不同时间点、社区观察个体的特征，然后用统计技术揭示社区特征及其变化与居民特征及其变化之间的关系。

一般说来，定性的个案研究可以是一个较深入的研究(in-depth study)，可以搜集到足够详细的关于研究对象的数据，但是可能花费较多的时间、人力，从而往往是不可行的；而定量的调查研究虽然可能花费较少的时间、人力，并且可以进行统计分析，但无法获取某些详细、深入的资料(Babbie，2001：268；298；袁方、王汉生，2003：145-147)。

至少可以见到关于欧美学者邻里效应研究方法缺陷或面临的挑战的四篇文章——上一节提到的概括邻里机制的三篇文章(small & Newman，2001除外)以及Galster (2003)。这四篇文章也对研究方法的缺陷或面临的挑战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概括，就像那三篇文章归纳出不同的邻里机制一样。同样，我们依然面临一个选择问题：我们该相信谁呢？为什么要相信我们选中的文章所作的归纳呢？例如，Sampson等人认为，邻里效应研究主要面临三种挑战：1)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与实验设计，亦即并非所有被研究对象都有同样的机会被选入样本，下一节将进一步描述这个问题。2)忽视了间接影响问题(indirect pathway)，亦即许多研究忽视了影响居民的超社区因素(例如家庭本身的因素)，而过分关注邻里/社区特征。3)许多研究也忽视了社区以外的因素对社区居民的影响，例如社区外的学校(而不是社区内的学校)对社区居民的教育获得更有影响。Galster则认为，邻里效应研究主要面临以下三种挑战：1)难以操作化(影响居民的)邻里过程。2)门槛式的非线性影响。例如，当两个社区的贫穷率都在20%以下时，我们可能无法观察到这两个社区居民在行为等特征变量(例如收入和工作时间)上有何不同，尽管一个社区的贫穷率为0，另一个为20%。但是这时候两个社区的贫穷率差距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释，而目标却可能在于促进社会平等与安全。3)选择性偏差(参见上面的介绍)。

让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选择”问题。为了考虑问题的方便，假设存在这么一个无政府的城邦国家：这个国家里只有两个居民区，一个是上层阶级住宅区，一个是下层阶级住宅区。所谓上层、下层的划分，主要基于收入差距、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差距。每个小区有3，000人，小区的人口分为两部分：成人和孩子。两个社区内的居民可以看作这个城邦国家的两个亚群体。现在假设这两个亚群体内的人口完全同质。由于小区内人口的同质性，他们之间的交往产生的信息流动就不会对任何个人有所助益(由此也可以看出保持多样性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因而邻里效应将只在于制度、机构上的差异上，例如学校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对小区儿童教育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现象的差别缩小了，就相对更容易通过经验/实证研究来探讨清楚邻里效应的因素和大小。这样设想下去，与现实对照，一步一步扩大设想中人口的异质性，就能逐步把由于信息流动所产生的效应包括进来。最后可以分别加总两个小区的邻里效应(制度、机构产生的效应与信息流动产生的效应)并相互比较。这一定是一个理论、方法的艰苦的建构工作，但这样的经验/实证研究流程只是人脑想象的产物。换言之，要在邻里效应问题上用经验或实证研究的方式来取得在确定性上很令人满意的知识还有非常遥远的道路要走。事实上，各种人群、社区乃至各个群体、社区内部都千差万别，欧美学者在是否存在邻里效应、邻里效应有多大、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当然，多数研究还是认为邻里效应存在)。

我们谈论邻里效应常常隐含着这样的想法：社会不同层次的居住隔离具有强化特定社会分层的效应，因而让不同阶层混合居住，可能有助于减少社会层次的划分，促进社会平等。进一步可以考虑采取随机抽样的办法让社会下层到中上层的居住区居住，观察他们的态度、行为等特征变量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变化，当属受新居住区影响(邻里效应)所致；如果没有变化，则不存在邻里效应。我们将在下文讲述与此实验近似的个案。

四、经验研究与实践

Rosenbaum (1993；1995)描述了他关于Gautreaux项目的研究。Gautreaux项目开始于1976年，由芝加哥市都市开放委员会领导。这个项目允许住在公共住房的居民迁移到郊区的富裕的白人社区或者较贫困的芝加哥市内。从1976年到1993年，超过4，000个家庭参与了这个项目，其中超过一半的低收入黑人家庭迁移到白人郊区。当时这些黑人家庭都曾经或正在领取社会救济，而且他们生命中的大部分都是在贫穷的芝加哥内城(inner-city)度过的。

希望参加这个项目的家庭比实际上获得项目支持的家庭要多得多。谁能获得项目支持，要靠一份好运气，要坚持在登记日(registration day)那天坚守电话线不停拨打电话。这个项目的程序近似于一个随机实验。它把一些家庭迁往中等收入的白人郊区住宅，把另外一些人迁往低收入的黑人城市住宅。尽管原则上人们可以选择迁往哪里，但是有关机构实际上是按照近似于随机的方式给他们分配住房——有关机构在按照人们在等待清单(waiting list)上的位置分配住房，而不是按照项目参与者的偏好。

为了研究人们的雇佣情况和社会整合情况的变化，Rosenbaum的研究团队1988年调查了332个成年人并访谈了另外95人。关于儿童的研究，他们于1982年随即抽取114个家庭并对这些家庭里的儿童(8-18岁)进行访谈；1989年他们进而对原先调查的儿童重新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1)关于成人社会整合：尽管迁入郊区的家庭遭遇了较多的来自白人邻居的骚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际交往的增多，骚扰事件逐渐减少。到1988年这项研究进行时，骚扰事件已经变得很少了。搬入城市与搬入郊区的家庭在以下方面也都是相似的：是否拥有朋友、朋友数量和邻居互动的数量，从邻居那里得到的帮助。这些发现表明，项目的参与者并没有被邻居孤立。2)关于成人就业问题：郊区迁移者的被雇佣率超过城市迁移者，特别是对那些从未有过工作的人来说是这样。因此这个项目有助于弥补低收入的黑人成人与中等收入的白人邻居的差距。3)关于儿童的教育问题：郊区的学校比城市里的更好，但是竞争更激烈，教学难度更大。但是迁往郊区的儿童并未被环境压垮，相反还受益于郊区的较高教学水准——他们继续在高中或大学学习的比例要高于迁往城市的那些同龄人。等他们长大以后，这些人比迁往城市的那些同龄人有更大比例(75%：41%)找到全职工作。

总之，Gautreaux项目有助于缩小城市黑人与郊区白人的差距，对成人和儿童都是如此。不少学者(Sampson, et al., 2002)都指出，“选择性误差”可能是对邻里效应研究的最沉重打击。对于关于Gautreaux项目的研究也是如此。肯定有人要发难：既然并非所有人都有相同的机会参与这个项目——想要参与这个项目必须在登记日连续拨打电话，那么很可能那些最热心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实际参与这个项目的概率很大，还可能有些家庭根本不愿意参与这个项目；那些热心者可能比不热心者具有更高的教育程度或者平均年龄更小，因而可能更容易被郊区的新居住社区影响；而如果所有人都有被挑中的机会，邻里效应就会变小甚至变得微不足道。

但是，即便上面的责难能够成立，这个项目的实施仍然有其值得称赞的地方，因为终究有些黑人的条件改善了，尽管他们只是黑人中热心参与这个项目的一部分人。一个充分满足人们的愿望并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的项目还不值得称道吗？但仍然有残余的问题——这些热心者离开后，他们原先居住的社区对剩余的居民的不利影响增加了吗？他们到白人社区居住以后，社区是否对白人居民的不利影响也增大了？

另外一个著名的项目则是MTO项目。在Gautreaux项目的鼓励下，美国政府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1994年在洛杉矶、纽约、波士顿等五个城市里发起了MTO(Moving To Opportunity)项目。Gautreaux项目涉及到种族融合问题，而MTO只是设法使收入不同的家庭在居住上混合。许多经验研究都表明，MTO项目能在健康状况、寻找工作、青少年教育、减少犯罪等方面改善低收入的迁移者的状况(参见Johnson, et al., 2002)。Galster (2002)甚至指出，“在过去的10年里，居住社区构成经济机会的一个重要维度的看法不断塑造着美国联邦住房政策。事实上，(住房政策的)几乎所有方面现在都包含着这样的成分——旨在增加低收入的住房补助领取者的居住选择并降低阶级(有时候包括种族-族群)隔离。”

欧洲国家的学者也借鉴美国学者的理论、方法，并开始从事邻里效应的研究。由于欧洲国家实行覆盖范围较广的福利政策，社会内部的差别(包括住房方面)比美国小，学者们的研究表明，欧洲的邻里效应比美国小(Friedrichs，2002)。研究结论的不同，其原因很可能在于：由于欧洲居民的收入和住房等条件受到国家政策的较大影响，因而住房效应就相应显得微不足道了，而且社会不平等程度低，人们之间的异质性也相应降低，因而社会较低层次的居民迁入较高层次居民的社区也并不能获得较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信息。但是，多数研究都支持存在邻里效应的看法。换言之，这些研究认为，如果某些居民迁移到与其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所居住的社区，这些居民的态度和行为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五、结语

今天，居民的房价承受能力问题已引起了媒体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我们也目睹了城乡结合部一带“贫民窟”的蔓延和大城市内部众多近似于贫民窟的“城市角落”的存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05)。而这伴随着城市郊区以及城市内部的所谓“高尚社区”的兴起。“高尚社区”的名称禁不住使人想起30年前无产者才被视作“高尚”的情景。而今天，这已经完全颠倒了。

尽管西方学者在邻里效应研究上争论不休，就像对其他许多社会问题的研究一样，但是一旦我们假设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能够让人们获取新的信息，社会较低层的人们可以因而从社会较上层的人们那里获取有助于自身向上流动的信息，而且，如果社会不同层次的人们混合居住，社会下层也可以分享本来只为社会上层享有的较好的制度或机构(例如较好的教育机构)。实践也证明，混合居住可以帮助下层民众，多数欧美学者的研究都支持存在邻里效应的看法。简言之，邻里效应有助于减少社会差别、促进社会平等，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得到说明。至于研究方法上的争议，笔者主张暂时抛开它，而换之为对真实实践的重视。

如果要采取某种混合居住的政策以帮助社会下层并降低住房不平等以及总的社会不平等程度，那么，现行住房政策将不得不作出改进——政府必须建设、掌握更多的住房。制定、实施住房政策的政府机构也可能要相应变化以处理更多的公管住房和更复杂的住房政策。相反，市场起的作用越大，社会各个层级愈不可能混合居住，因为社会下层的住房价格承受能力较低。笔者认为，考虑到中国社会的严重不平等程度⁵及其对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威胁，我们已经到了考虑采取混合居住政策的时候了。具体说来，可以考虑采取渐进式的改革：配合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把少数常年在城市打工、表现良好的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制度的照顾范围以内。这样的改革同样也是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做法。

正如笔者在第一节里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学者较少就住房问题发言。在城市问题的经验/实证研究上，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比较，中国社会学者研究的一个特色大致在于：关注社会中下层，尤其是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生活，而且，中国社会学者关于外来人口和农民工研究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了，但是，这些研究要么着重描述、分析城市中下阶层本身的生活和社会交往情况，要么重点刻画中下阶层的生活在某些国家制度层面上受到的制约或支持，而极少着力关注于邻里之间的相互作用效应。笔者希望本文所概括、描述的西方学者关于邻里效应的研究能够抛砖引玉，激发社会学界乃至于整个社会科学界城市和住房问题研究者更多关注于邻里效应和社会不平等研究。

而如果进行邻里效应研究，与西方学者比较，我国学者的劣势可能在于：西方国家已经存在混合居住的政策实践(例如Gautreaux项目和MTO项目)，这些政策实践就相当于提供了一个研究社会不同阶层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实验室。但是，即使存在这样的研究劣势，一个新的研究取向的转变仍然可能存在：聚焦于社会中下层(例如农民工)和社会中上层的社会交往，考察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注释：

1 简言之，这种人类无知论的基本要点在于指出人类知识之粗陋(在笔者看来，波普尔经常提到的人类的“无知”更像是一种夸张性修辞，而非关于事实的断言)，而且人类知识通常都很难用理性来绝对地捍卫。这方面的一个经典性论述可以参见波普尔(2005[1968]：导论)。在另外一个地方，波普尔(2000)说：我们一无所知，换言之，与作出正确决策所需的知识相比，我们的知识是如此粗陋，完全可以被称为“无知”。

2 这是一个在科学哲学界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界以外长期被污名化的人物。表面上看来，费耶阿本德中年以后背叛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和政治哲学并对后者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抨击；实际上，他比波普尔更强调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态度。这里涉及到较远的知识背景，论述从略。

3 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存在中国实证/经验社会学的主流的话，那么这种主流看来也只能是涂而干所开创的传统的延续。而这种主流正是与西方(至少是英语世界)实证社会学的主流相一致的(不过中国传统缺乏西方社会学的那种高度技术化倾向——表现在量化形式模型等方面)。

4 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实在不少，例如Murphy & Margolis (1995)。

5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经明显超过美国。而美国(和英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欧洲国家(实行社会主义体制的原东欧国家与俄罗斯除外)(Ostendorf, et al., 2001：372)。也就是说，中国学者和民众往往在许多方面以美国为楷模，而美国人民的经济收入不平等程度在西方国家中属于较大的，中国在这个方面则超过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