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麻症、吸血虫、痨病、脑膜炎……一个浙北老年农民随口就能说出成串的恶性流行病名称。1949年以前，这些被称之为“流行病瘟疫”的病魔曾夺去海宁及周边地区很多人的生命，以至于一些上年纪的当地人“谈瘟色变”。1949年以来由于海宁地方政府以政治动员和医疗普及为主要干预手段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除了在个别村镇偶尔出现的传闻折射出的历史记忆，流行病瘟疫几乎匿迹。

然而，随着2003年一场来势凶猛的SARS的侵袭，流行病瘟疫的幽灵再度出现，还以其空前的威慑力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SARS刚过，禽流感在2005年秋又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人们熟知的新的流行病瘟疫。从社会流行病学的意义来说，来自禽流感病毒的威胁远远没有消失。面临不测，未来的海宁地方政府与海宁人将如何应对任何席卷重来的流行性疾病？本文将以应对禽流感的策略和行为模式为考察主题，在田野研究、深度访谈和挖掘不同社区的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基础上，试图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调查方法来重构这一对海宁地区日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危机事件的过程。通过对当地各级政府和防疫部门以及普通民众应对禽流感威胁的应对策略和措施的分析，本文力图揭示在危机过程中逐渐唤起的一种长期积淀的“集体生存意识”，是如何推动传统的“调适性智慧”(adaptive wisdom)与现代流行病防疫知识有机结合，融入抗击突发性瘟疫的医学实践之中，在社区中发挥其难以替代的心理慰藉功能，进而丰富支配人们行为的地方文化的内涵。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借鉴哈佛大学法学人类学家S.F.莫尔(Sally Falk Moore)首倡的对于“诊断性事件”的田野观察手段，对在2005秋冬时节海宁城镇乡村居民面临的禽流感威胁及其预防和应对策略进行细致分析，以呈现事件过程中由于旧有结构被渐渐瓦解，来自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创造新结构的力量进行多轮角逐并提出不同的文化诉求而产生的一种“合乎规范的不确定性” (Moore，1987)。我们从政府、大众媒体和街坊传闻这三种禽流感信息传播方式入手，以历史的维度和现实的敏感度来加深和修正我们对于当地民众获取流行病瘟疫讯息以及应变能力的已有认识。我们从2006年6月至8月间进行的田野调查发现，经过2003年SARS危机洗礼的地方政府官员处理危机的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在这一事件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示；而与此变化相关的是地方预警机制完善的专业化过程。疾病控制中心等“西式”流行病预防机构的产生，并非仅仅是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模仿和借鉴，而更是一种在新的语境中具有全球性、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多声重叠”的话语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振动的结果(Fisher，1995)。

选择浙江海宁地区作为此研究的主要田野考察点，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首先作为课题研究者之一的张乐天(1998；2005)教授曾在这一地区做过为时20年的研究工作，并著有引起国内外学界关注的以人民公社为主题的民族志文本。他在当地日积月累而形成的各类关系网络以及熟悉风土人情的“本地人”身份，为本研究的迅速展开提供了有利条件。另外，海宁作为上海邻近地区家禽养殖基地，在浙江省的畜牧业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2005年海宁地区全年养殖鸡、鸭、鹅约1，800万只，其中主要是鸡。鸡的饲养量占浙江省第一位。即便海宁地区在去冬无一感染病例，然而由于禽流感威胁和地方应对措施对市场的影响，使包括养殖专业户在内的众多利益攸关者深受其害。因而此研究中所包含的来自于社会各方并且在此“诊断性”事件中扮演不同角色并发出各类声音，有助于我们进行“深描” (Geertz，1973)，并为积累全球化条件下不同语境中应对流行病瘟疫的地方性经验，提供具有学理价值和应用意义的民族志文本。

在讨论有关禽流感信息传入当地社区的方式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海宁地区所在的特殊地理位置对于任何突发性流行疾病传播路径的重要意义。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海宁市地处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内陆面积699.92平方公里，2005年末户籍总人口643，857人。海宁距上海仅125公里，沪杭铁路、101省道杭沪复线东西横贯市域，沪杭高速公路、320国道越过北境，杭州绕城公路东线穿行西部。市、镇、村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内河航道有46条，主干航道与京杭大运河相连。

完善的交通系统为海宁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保障。以国际皮革城而闻名遐迩的海宁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列第19位。当然地方旅游业的逐步成熟和与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增加也使海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更趋紧密。这一方面有利于海宁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则使流行病的快速传播和扩散成为可能。而发达的地区养鸡产业则使2005年的禽流感在海宁这一适宜于病毒生存和感染的生态环境，变得格外引人注目。身处其间的广大城镇居民更是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了一种既看作是虚拟(存在于网络传媒之中)，又可说是实在的威胁。

我们在田野考察中力图了解的第一个事实就是：海宁人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有关流行病瘟疫的信息？经过实地询问，我们得知当地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外于以下6种：1)传统的面对面交流形式；2)手机、电话和因特网等先进的信息传播手段；3)从人民公社时期至今仍在使用的有线广播；4)各级政府会议；5)以电视新闻为主的大众传媒；6)流言蜚语。

政府会议作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信息传播的一种主要方式，仍然是当地民众获知有关禽流感之类流行病消息的最可靠的来源。政府会议传播信息速度快，效率高，可控性强。纵观政府会议传播信息的历史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时期，由于政府关注社会的重点不同，政府传播信息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别。在毛泽东时代，与阶级斗争相关的信息得到最有效的贯彻；改革开放初期，发展经济的信息受到至高的重视；SARS警报过后，公共卫生问题首次成为各级政府需要关注的大事。

2005年，禽流感就是在这一特定语境中出现的一个流行病警讯。只要禽流感的风声一紧，各级政府就对此表示高度重视。政府会议也成为传达禽流感情况的主要方式。2005年11月2日，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公布之后，一旦怀疑有疫情，地方政府立马处于紧急动员状态，不仅地方第一把手亲自抓防疫，而且，有关的信息会传达到各个政府部门。到了村一级，所有的干部们都会获得相同的信息，以便动员全体干部开展预防工作。若在人民公社时期，政府会议可有效地把信息传达到普通农民，然而自从实行土地承包制度以后，农民各自种自己的地，村里很难组织全体农民的会议，因此，政府往往通过另一条途径即大众传媒来确保信息通达。

媒体传播伴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对农民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一位饲养种鸡的专业户户主说，“我每天看电视，去年7月份的一天，我看到电视报道，说国外发生了禽流感，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会对我们有影响。后来看到了中国国内的报道，过了二天，副村长就来找我了，说需要给鸡消毒。”¹ 2005年11月4日，国家农业部通过电视发布消息，辽宁省黑山县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第二天，距离黑山市千里之遥的海宁一带马上见分晓。有报道说，海宁的养鸡、养鸭专业户“提前迎来了严冬”。一位畜牧干部说，“我们虽然没有疫情，但整个行情一下子跌下来了！”²在农贸市场上，鸡、鸭的价格一下子跌去了50%。在海宁调查期间，当问到媒体对于禽流感的影响时，一位厂长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不知道禽流感，都是媒体上说出来的。新闻记者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

如果说政府会议与媒体传播都是官方的，那么，民间的流行病瘟疫传播主要表现为口口相传的传闻。在茶馆、酒店、理发店，在夏日的场地上、冬天的屋檐下，在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各种消息在人们有意无意的谈吐之中得以传播，在有意无意的传播中嬗变。海宁有句古话，“小东门看到一条蛇手指头粗，传到大东门，这条蛇变成了碗口粗。”我们在调查时，盐官镇的一位饭店女主人告诉我们，海宁丁桥那里禽流感很严重，好几个养鸡专业户的鸡都埋掉了。事实上，海宁没有发现一例禽流感，更有趣的是，该市卫生局长告诉我们，政府埋掉一只鸡，补贴20元。而实际上，补贴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他们撒谎吗？没有。他们都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关系很好。他们告诉我们的都是“听说的”事实，而传闻早在流传中扩大了。

有些传闻与事实有关联，只是歪曲了事实而已。有些传闻似乎没有事实根据，但是，这些传闻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场景中出现，细细想起来，还是有着特殊的意蕴。2006年初，正当禽流感风声很紧的时候，海宁农村地区有一传闻，传今年凡属羊、兔、马、牛等吃草生肖的人都要倒霉，解脱的方法是，买炮仗、蜡烛，折108只元宝，到庙里烧香拜菩萨。³

我们不妨将这类传闻称为“瘟疫恐惧”。“瘟疫恐惧”的历史记忆并未随着时间消逝而令当地人淡忘，而在新的语境中对于禽流感威胁的揣测和不解无疑加深了“瘟疫恐惧”的影响力。

浙北地区曾是流行病瘟疫肆虐的区域。1949年以后，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对于流行病的治疗与预防，一次次派医疗队下乡，治病防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每年秋冬季节，公社还组织发动农民掩埋钉螺，消灭吸血虫病。当然，即使在流行病瘟疫(如脑膜炎)出现的时候，政府没有紧急动员，农民也没有引起恐慌；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流行病逐渐减少，人们对于流行病的警惕日益放松，流行病的主管机构——防疫站被边缘化了，有些地方甚至干脆撤销了防疫站!对这些令人费解的现象，前《南华早报》驻大陆首席记者Jasper Becker(2001)曾以《赤脚医生与巫医》为题作过生动的描述。

SARS病毒的侵袭不仅重新唤起政府对于流行病的重视，而且使流行病防疫对于政府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含义——现在，对于政府来说，能否成功地处理好流行病瘟疫问题，已成为生死攸关的工作要务。我们从一项政府干部安排中可以看到流行病在政府内部的“权重”。在海宁市，卫生局局长是科级干部，但是，从属于卫生局领导的“海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副主任竟然是处级干部，这看似不符合科层制的规则，但却是事实。

面对着流行病瘟疫的威胁，地方政府各级干部们都积极行动起来，做了大量的工作。⁴首先，地方政府的领导十分重视禽流感的问题，海宁市在2005年下半年成立了“海宁市禽流感防控领导小组”，由海宁市市长担任该小组的组长。相应地，各乡镇都建立了禽流感防控领导小组，由第一把手担任组长。禽流感领导小组的成立有效地确保了禽流感的防治。其次，2005年以来，海宁建立了一套可以比较有效运作的防疫队伍。在市一级，主要领导亲自抓，具体负责的有农经局以及下属的畜牧局，卫生局以及下属的海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乡镇一级，分别有兽医站与医院的干部和职工。

除了专职人员以外，各个乡镇都有一支兼职的防疫队伍。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一突如其来的禽流感竟“诞生”了一个新行当——村级测报员。当千千万万家禽养殖户惶恐得不知所措，当很多城市居民一方面对禽流感何以蔓延一头雾水而闻“禽”色变时，这些普通农民被临时组织起来，成为村级测报员，并担当起防控禽流感的重任。全海宁市在181个村中建立了村级禽流感预防测报员组织，近200名测报员定期向鸡鸭养殖户了解情况，做好禽流感的预防工作。

海宁市政府为禽流感预防提供了经费保障。在访谈中，当我们问市政府对于禽流感的重视情况时，市畜牧兽医站站长徐文杰回答道：政府态度明确，只要预防需要，要多少资金就有多少资金。他谈到那时从市长到分管副市长，都曾到养鸡场和销售市场明察暗访，就防控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为了做到让所有肉鸡疫苗免疫率达到100%，海宁市各级财政承担了所有疫苗费，连兽医人员给养鸡专业户的鸡注射疫苗的每年约数十万元防疫人工费也由(乡镇)财政承担。⁵免费预防在农村地区的禽流感预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梅岭土鸡养殖专业户朱建平对我们说：以前疫苗50多元一瓶时我都自己花钱买来打，现在免费了，倒不给鸡打，不是“猪头三”(意即“傻瓜”)吗？

防疫经费落实之后，海宁市又出台了一套严格的禽流感预防技术标准，并建立了一套有序的操作方案。例如，45天出栏的快速肉鸡，免疫一次；2个月以上的生态肉鸡，免疫2次；种鸡，免疫3-4次。所有疫苗的领取都由相关责任人员签字。养鸡、鸭专业户由他们自己接种疫苗，散户由兽医站的人员接种。每一个养鸡专业户都有免疫登记卡，每一次接种都需要有接种员等相关人员2人以上签字。

海宁地方政府在预防禽流感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工作，2005年12月16日下午，海宁市卫生局组织进行了“人禽流感疫情应急模拟演练”，演练的地点在海宁市人民医院。那一天下午，在模拟场景中，该市一位养鸡专业户发现鸡病和死鸡后，未上报，擅自处理；家中人吃了病鸡，其中1人出现发热后，前往医院就诊；在他到达医院后，病例被发现、通告；病人流调采样，各级专家组会诊，预案启动；指挥部成立，病人转运……。当天，全市各级医疗卫生单位近百人观摩了演练。⁶此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进行了大规模的预防禽流感培训，主要的培训题目包括：什么是禽流感，养殖人员如何防止禽流感，预防禽流感的消毒方法和消毒剂，禽流感的传播特点与途径，家禽患了禽流感有哪些症状，人感染禽流感会出现哪些症状，等等。这些培训工作对预防禽流感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在田野调查中，我们问一位孵坊老板：“去年以来的禽流感对你们有什么影响？”他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不怕禽流感，只怕有关禽流感的消息。”对这句话的认真解读可以厘清养禽专业户们在遭遇禽流感威胁时的情况与行为方式。为什么怕有关禽流感的消息？因为禽流感的消息可能传播某种恐惧，人们不敢买鸡，不敢养鸡，导致鸡价大跌。那位孵坊老板告诉我们：我专门为养鸡专业户们提供苗鸡，每年出售的苗鸡达到一百万只。去年7月份以前，苗鸡的价格是每只1元7角到1元5角。7月份以后，传来了禽流感的消息，苗鸡的价格迅速下降。到年底的时候，跌到了每只2角到3角，甚至无人买。有几次，我只能自己把苗鸡闷死、掩埋。禽流感的消息使我经济损失约30多万元。现在，禽流感差不多过去了，苗鸡又恢复到每只1元5角。⁷

肉鸡饲养的专业户也损失惨重。肉鸡的成本价是每公斤6.4元左右，2005年11月上旬，海宁市肉鸡价格最低跌到了3.6元1公斤，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每卖一只鸡至少要亏3元。2005年10月，一位养鸡专业户看到养鸡的人少了，预测禽流感可能会比较快过去，就决心养了3万只肉鸡，“想博一下过年的好价钱”，结果失败了，损失近10万元。在丁桥镇，有两位肉鸡专业农户的鸡生了鸡病，为了保险，政府组织深埋了这两户的鸡。由于政府提供的补贴低于肉鸡的市场价格，这两个农户的损失惨重。

为什么不怕禽流感？一位孵坊老板回答说：“我和这里的许多养鸡户，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养鸡经验。我们每天都在观察鸡的生长，鸡有什么不好，我们心里一清二楚；鸡会发什么病，我们一般也都知道。”他还告诉我们：“以前，这里什么鸡病都叫瘟鸡，其实鸡病是很多的。通常，一旦有鸡生病，他都会杀了进行解剖，以便了解是什么病引起的。”他如数家珍般地说了不同鸡病的解剖学特征，禽流感的主要解剖学特征是肝脏肥大、发脆。当然，他也十分清楚地知道鸡病的治疗，知道各种不同的免疫疫苗的使用时间与方法。有意思的是，当地农民在应对禽流感威胁的过程中，其防疫专业知识也得到了必要的更新和充实。

当然，心理层面的不怕并不意味着不重视。有一次，这位孵坊老板附近的一个养鸡专业户的鸡发生了问题，政府出面挖深坑掩埋，他主动取了几只样鸡进行解剖，发现那里并没有什么禽流感，而是出现了禽霍乱。海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位领导告诉我们，在禽流感预防过程中，养禽专业户都能够很好地配合，积极打预防针，进行消毒。盐官镇的一位村支部书说，他们在禽流感的防治过程中采取的做法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只”。我们问他，可能做到吗？他毫不犹疑地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养禽专业户们的支持显然为确保防疫第一线的稳固提供了保证。

面对着禽流感瘟疫的威胁，海宁的普通农民是如何思想，如何行动的？针对这个问题，当地众多受访者觉得难以作出确切的回答。海宁有句老话，“百姓百姓百条心”。此话所凸显的农民的态度与行为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分析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经过反复的访谈，我们初步发现海宁农民在遇到类似于禽流感瘟疫时大致有下列三种态势。

其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某种瘟疫可能来临，是一种传闻，一条电视新闻，一次会议传达，看不见，摸不着，但农民通常的态度会是“信其有”。道理很简单，“信其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甚至受点儿损失，都不会“伤着人”。如果不信，一旦瘟疫真的来了，那可就“人命关天”了。在禽流感的消息传来时，农民的这种态度导致了鸡价的大幅度下跌，当然也大大有利于政府预防禽流感的各种措施的迅速落实。海宁是全省最大的肉鸡饲养基地，鸡价大跌，伤害了专业户，妨碍了海宁经济。市农经局领导要求机关干部身先士卒，每天让食堂采购员去市场上买鸡吃，但是，“宁信其有”的农民在短期内仍无动于衷。

其二，“狼来了效应”。认真观察去年下半年以来海宁地区农民的行为方式的变化，可以用“狼来了效应”来概括。谈起禽流感，农场一位老年农民告诉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宁可相信禽流感会来，所以，鸡都不敢吃。但是后来，电视里讲了一次又一次，看看家里的鸡也没有什么事，周围邻居虽然有瘟鸡的，但绝不是什么禽流感，大家就认为，禽流感是不会在这里发生的。于是，吃鸡的人也慢慢多起来了。

其三，“烧透了吃，死不了”。海宁自古有养鸡的传统，鸡瘟是农民人人熟知的流行病。农民看得出鸡瘟的征兆，通常，即使出现鸡瘟，农民会毫不犹豫地宰杀病鸡，烧熟后美餐一顿。他们说，瘟鸡没什么关系，杀了，去掉内脏，烧透了吃，没事的。当我们问禽流感期间是否吃鸡时，有些农民会用这句话回答我们：“烧透了吃，死不了！”其实，禽流感开始的几个月内，农户少养了鸡，但少吃了多少鸡就很难说。一位专业户告诉我们，他2005年11月中旬出栏3万只鸡，当时禽流感风声正紧，鸡的价格很低，但也还是“全部卖出去了”！在我们谈到其中的原因时，他说：“城里人怕死，也不知道鸡病，所以就很怕，不敢吃。乡下人有丰富的养鸡经验，他们知道我出售的那些鸡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价格又那么低。所以，就有不少乡下农民，特别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农民，在禽流感期间反而吃了更多的鸡肉！反正到后来，我的3万只鸡全部卖了出去。”⁸

从2003年国务院颁布施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到2005年11月18日公布施行的《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保证公众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知情权的制度一直在不断完善之中。从当年SARS的经验教训来看，信息透明度至关重要。广大农民很有必要通过国内大众媒体在第一时间获知疫情以备不测，更有必要详实了解禽流感发生及防治。当然，最初的信息披露可能让民众对禽流感产生过度恐慌心理，不敢吃鸡吃鸭，导致市场疲软和非疫区的养殖业遭遇“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痛。但是，当大家对禽流感认识程度提高之后，禽肉消费就会逐步恢复，海宁市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如何理解禽流感过程中海宁人的行为模式？我们首先提出“集体生存意识”概念。所谓“集体生存意识”，指的是当某一集体的人们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胁时，这一集体中的人们所产生的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行为方式。张乐天(2005：195)曾写到，“在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体制以后，农民在由亲戚、邻里、朋友、熟人组成的集体中发现了自己的利益。生产队中产生出一种集体的生存意识……集体生存意识在生产队的农业集体经营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集体生存意识推动生产队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增加农业的产出；它激励生产队的农业劳动投入；它使生产队对于可能增加产出的技术持积极态度；在‘动乱’的年代或在生产队长‘躺倒不干’的时候，它也能促使农民自动地维持最基本的生产秩序。”

禽流感是在当地人心目中与流行病瘟疫无异。流行病瘟疫所威胁的不是作为个体的生命，而是由于其致命性与快速传染的特征，它严重地威胁着一个区域的人类群体的生存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地区的人群中极可能产生“集体生存意识，”并且共同行动，抵御瘟疫。

为了更好地理解集体生存意识及其行为方式，我们不妨举出与之相左的案例。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浙北地区经常发生所谓“蚕茧大战”，这一情况甚至至今还在持续。地方政府多次要求农民把蚕茧卖到镇内的供销社，但是，在“个体发财意识”指导下，农民千方百计把蚕茧卖到茧价更高的地方。结果，农民与当地乡村干部发生“摩擦战”。乡村干部们昼夜把守各交通路口，进行“围追堵截”，而农民则像打游击战那样避免与干部遭遇，使用被政治学家斯科特称之为“弱者武器” (曹锦清、张乐天，2001：455；SCOTT，1985)的抵抗方式。1989年，海宁一个茧农为了躲避，从堆放蚕茧的汽车上掉下来摔死。然而与“蚕茧大战”的情况相反的是，在禽流感时期，农民能够自觉地配合地方政府的行动，消毒、打预防针、隔离病鸡、掩埋病鸡和死鸡等等工作都开展得十分有效。

我们注意到，有些措施即便会损害农民的利益，但是，农民也能积极合作。盐官镇盐官村的王书记说：“去年(2005年) 9月底，这里附近发现二号病，市里启动一级预案。村里所有干部出动。井水河水都隔日消毒；排查所有外来人员，发送宣传传单；每日一报疫情；一旦有人肚子不好，干部马上到现场。在这一过程中，每一步都依靠群众的支持与合作。”⁹

“集体生存意识”带来了农民与政府的合作，认真考察禽流感和其他流行病瘟疫的传播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集体生存意识”作为一种在危机到来时刻推动人们行动起来的原动力，在政府干部、专业户与专业人员以及农民大众那里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政府干部更多地运用组织与制度的力量来发挥职能，抗击瘟疫；专业户与专业人员更多运用他们所具有的那种专业知识来战胜流行病。农民大众更值得我们关注，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会更实实在在地影响流行性瘟疫的传播。

海宁的调查显示，伴随着“集体生存意识”，左右农民大众应对危机的行为是一种闪烁着传统智慧火花的，被应用人类学家称之为“本土知识” (Indigenous Knowledge，简称IK)体系。人类学家发现凡具有悠久农耕历史的社会都有一整套与当地环境条件紧密吻合的形式多样的“本土知识” (参见Scott，1998；Warren，2001)。无数田野研究证明牢固掌握和灵活运用“本土知识”使世世代代生活在农业社会中的人们在管理农作物、解决病虫害问题、应对旱涝农情和区分土壤类型过程中，摸索出有别于来自于西方工业社会的经院知识的经验体系。在当前城市化扩张以及农业生产企业化已成为全球性趋势的情况下，“本土知识”在地方社会中让位于外来的“专业性知识”的严酷现实，已引起中外学界不同程度的忧虑。然而，海宁地区应对禽流感威胁这一个案，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流行病所引发的恐慌恰恰能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当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防疫事件中有意识地融合“本土知识”和专业知识，使深受影响的村镇社区平稳地度过危机。

另外，2003年春在中国大陆爆发的引起中外媒体高度关注的SARS事件，实际上为中央及其他部门参照国际惯例建立灾情预警机制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来自高层的政治意志和防疫专项资金的到位，使地方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较先前任何时候都能集中精力防病抗灾，并以得到国际组织认可的专业态度和精神，有条不紊地应对突发流行病危机(参见Kaufman，2006：53-68)。这一制度变化对于防疫实践的意义，在海宁地区应对禽流感的过程中，已凸显出来。有关禽流感传播的讯息像一道令箭，使海宁市的干部与群众都积极地行动起来，投入到预防禽流感的实践之中。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处在危机过程中的普通民众除了与政府合作以外，还有一些重要特点。其一，农民一旦得到有关瘟疫的消息，很多人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向自己的亲戚、朋友传播。因此，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这类消息的传播速度一定是最快的。一位农民说，“这种事情‘性命关天’，一定要快快告诉自己的熟人。”其二，在抗击禽流感的过程中，“集体生存意识”把传统农民的传统智慧极大地调动起来。农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识别鸡患了什么病，他们吃醋大蒜来增加自己的抵抗力，他们甚至吃已经患了病的鸡，如此等等。传统的智慧结合了抗击流行性瘟疫的现代实践，发挥着重要而且难以替代的职能。其三，亲威、朋友、邻里间的互助。我们注意到，在以前曾经出现的所有关于瘟疫的传闻中，摆脱的方法都是各种不同方式的互助。去年以来，互助在应对禽流感的威胁的过程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一位兽医已经退休两年多了，禽流感出现后，他不辞辛苦地当起了志愿者，帮助散养鸡的农户打疫苗。其四，关注疫情的变化。在通常情况下，农民对于社区的关注度并不高，但是，在禽流感时期，许多农民时时都竖起耳朵听有关禽流感的消息，观察周边的鸡和鸭，一刻也不松懈。2005年下半年，海宁市疾病控制中心等机构都公布了联系电话，市卫生局局长告诉我们，有些日子，他每天都会接到10多个电话，“揭发”某某人的鸡有了什么病等等。

海宁的案例也使我们开始重新思考政治学者斯科特(Scott)对于体现国家意志的政府项目在实践中受挫的必然性所发表的在学界颇为流行的观点。在分析大量历史和民族志案例的基础上，斯科特得出这样的推断：任何忽视本地知识，体现以标准化为核心的极端现代主义精神的社会发展政策和措施，不管其改善大众福祉的本意是如何美好以及来自决策层的努力是如何坚定不懈，在实践中往往不仅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制约，还会因为受到普通民众使用的所谓“弱者武器”进行抵抗而受挫(Scott，1985；1998)。然而海宁的案例却显示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未必会导致斯科特所说的那种来自底层的消极对待和抵制。相反，我们所观察到的是一种地方社会各界的互动和多种话语的重叠，是多元文化逐步成型的重要彰示。其原因可以在本文所论述的“集体生存意识”的表现形式中找到。我们从这一初步研究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当人们把传统的智慧与现代医学防疫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巧妙地运用到当地的日常实践中，就能构筑起坚实的社会支持体系，成功地应对任何流行性瘟疫威胁，并顺利渡过由此引发的社区危机。

注释：

1 参见访谈记录1：2006年7月29日作者与海宁养禽专业户尤炳初的访谈。

2 参见访谈记录4：2006年8月2日作者与海宁市农经局李永明副局长的访谈。

3 参见访谈记录3：2006年7月31日作者与丰士永明饭店的女主人沈锦娥的访谈。

4 这一场景不由使人想起2003年SARS袭击时，国内城市街头巷尾中出现的大量已经“退居二线”的居委会大妈大婶，配合专业的社工人员，战斗在社区防疫第一线的情形(参见PAN，2005)

5 参见访谈记录5：2006年8月2日与海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干部的访谈。

6 参见访谈记录6：2006年8月2日作者与海宁市卫生局局长的访谈。

7 参见访谈记录1：2006年7月29日作者与海宁养禽专业户尤炳初的访谈。

8 参见访谈记录1：2006年7月29日作者与海宁养禽专业户尤炳初的访谈。

9 参见访谈记录2：2006年7月29日作者与盐官镇盐官村王书记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