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在目前的社会资本理论中, 针对社会资本的分析主要是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视角切入。其中, 功能主义的视角, 主要是以科尔曼为代表, 他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科尔曼, 1999:333)。这一思路在帕特南的研究中仍有所沿用, 他认为那些能提高政府制度绩效的, 诸如信任、规范与合作网络的公民传统都属于社会资本(帕特南, 2001)。这类定义并未明确说明社会资本的具体内涵, 只是从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回答社会资本是什么, 而当要论证其功能时, 又反过来以其特性为依据, 这样就很容易将社会资本的来源和功能混淆, 从而导致一种循环论证的错误。为此, 林南(Lin, 1999、2001)一再批评科尔曼的社会资本定义, 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镶嵌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的的行动中涉取或动员的资源, 并提出社会资本资源说, 他将其与结构、行动联系在一起, 但这种嵌入于社会网络结构中的资源, 属于一种在工具性行动中被动员的资源, 仍不能摆脱其功能主义的特征。

而结构主义的视角, 则将社会关系网络看作“结构”, 并从关系结构的角度去定义社会资本, 其将社会资本看成是一种个人通过社会关系去涉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行动者作为社会团体或组织的成员, 可以从社会团体或组织的稳定关系结构中去获取资源, 也可以通过个人的人际社会网络去获取。正是从这一视角切入, 格兰诺维特(1997、1998)、林南(1998、2002、2003)、布尔迪厄(2004)、R.S.伯特(Burt, 1992、2000)及A.波茨(Portes, 1995)在分析社会资本时都将其与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联系在一起, 使社会资本的网络结构分析逐渐成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研究范式。边燕杰还提出了“社会网络资本”(边燕杰、李煜, 2001)的概念, 甚至将其与社会资本概念混用(赵延东, 2002; 边燕杰, 2004)。在这种结构主义视角的分析中, 把社会关系网络结构看作是社会资本, 不同的网络结构在使用上就会存在效率上的差异, 也就会产生不同的功能。因此, 他们侧重于社会网络的研究, 并通过设计一系列具体的网络结构参数, 研究人们所拥有网络的不同结构形态对各种功能在绩效上的影响。这类分析并未明确说明各类网络结构要素是如何具体发挥绩效并产生功能的。T.莫尔(Mouw, 2003)和史密斯(Smith, 2005)的研究发现, 社会网络已经不再意味着肯定具有诸如“找工作”之类的功能了。对此, 这一视角的研究也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布迪厄认为, 社会资本实际上是由彼此之间有“来往”(connections)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义务构成的。他强调那种形式多样的、各种实践状态的“来往”的意义, 强调个人精心建构交往手段的过程, 也就是社会资本的使用过程。但结构主义视角的研究却跨过社会资本的“使用”, 未曾对社会资本的如何“使用”展开深入的分析。这样, 就无法解释社会资本是以怎样的行为方式如何被使用或被建构的, 也无法认清社会资本是在社会网络结构的哪些层面上被使用的, 其又是怎样建构起新的网络结构的; 同时, 还不能说明是在怎样的前提下, 通过关系网络中社会资本的使用才会使行动获得成功的。

为了能对社会资本是如何被“使用”或被建构的过程有一个真正的认识, 本文希望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 对这一过程进行仔细分析, 并尝试能为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提出一种新的互动论视角。

互动论的研究视角并不认为个人受社会网络结构的控制或支配, 因此网络结构并不一定能决定社会资本功能的效率。这一视角认为, 人们在关系网络中使用社会资本时所遵循的准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们也是为适应新的结构组合或制度而不断变化的。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网络结构中, 如何互动沟通、如何改变或重新组合社会关系网络结构, 仍存在着达成新的共识的可能性。所以, 互动论的视角就是侧重于研究人们是如何从其文化准则中选择适宜的行为方式的。

二、关系资本的借贷与偿还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社会关系更多地体现为“人情关系”, 是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或关系网络的“使用”, 大多是一种“人情交换关系”, 体现为一种“被用来促进恩惠的交换”, 是关系双方交换有价值的物质或情感的一种纽带(边燕杰、洪洵, 1999)。“人情关系”也是通过频繁的使用被不断“再生产”出来的。而在血缘、地缘逐渐弱化了的其他的各类关系网络中, 或在关系链条的远端或关系网络的边缘, 要想再复制或延伸出这种“人情关系”, “人情”的借贷便成为最主要的方式之一, “人情”也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资本被动员并使用。所以, 在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就会出现“给了他一个人情”或“给了我一个人情”这样一种社会关系资本的借贷行为。

然而, 在具体的社会关系资本的“使用”或建构过程中, 这种借贷行为是在怎样的关系网络层面上实施的？又怎样重新建构出什么样的关系结构组合？这种借贷式的交换又遵循着怎样的文化准则和行动逻辑呢？针对这些问题, 我们试图以一个具体的关系事件为个案展开分析。

(一) 寻找关系链条:在选拔新厂长的过程中

本文所选取的个案是江西省一个大型石化企业—S厂, 而本文具体分析的是由于厂级领导班子的调整进而需要选拔一位新厂长所引发的一个关系事件。

S厂厂级领导的选拔采取的是“厂长一步到位制”, 即厂长的人选直接从基层干部中选拔, 而不是从厂里的三个副厂长中提拔, 因为三个副厂长主要是分管一线的生产, 经常要下一线具体指导工作, 需要具有专业技能和实战经验, 他们都是从最底层的技术性的工作做起来的。而厂长的工作是统领全局, 主要职责是组织工程项目的招标和发展客户, 另外就是要抓政治、文教方面的工作。正、副厂长只存在工作分工的差别, 工资级别和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都基本上相同。培养一个好的副厂长已耗费了人力、物力和时间, 所以在副厂长的任用制度上他们并不严格遵循“年限制”, 而是根据个人表现和工作业绩酌情加以考虑, 一般人在短期内是根本无法胜任的。相对来讲, 培养一个厂长的周期就要短些。

厂级领导换届选举程序, 通常是在前任领导任期还剩半年左右时, 组织部部长从基层各单位中先确定六个待定候选人(要求工龄五年及以上、本科及以上学历、科级及以上干部), 用半年的时间重点考察对象, 包括工作绩效、群众基础、组织及决策能力等等, 着重考核候选人的为人、道德品质及工作和领导能力。考核小组还在每个单位召开“背靠背”的职工代表大会进行审批。在民主评议过程中, 采取职工代表口头提意见, 填写匿名考核表等多种方式, 再由专门人员对考核结果进行量化、打分, 总分最高的前三名候选人进入下一轮的考核。这一过程的周期约为三个月。

其后, 组织部派专人到三个候选人的单位进行具体调查, 并定期向组织部高层汇报考核情况。最后一个月会召开竞选大会, 要求候选人作述职报告, 向领导宣读个人简历, 并进行竞选演讲(内容必须包括上任后对如何管理及怎样抓好生产的一些设想和规划), 与会者是总厂主要领导班子(包括待卸任的厂长、副厂长和总厂书记), 另还有组织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参与整个考核和评议工作的组织部委派的全体工作人员。¹全部程序结束后要进行最终举手表决, 有表决权的人每人只能举一次手, 票数最高的被推选为下一届拟定的领导人选。

其中, 由待离任厂长提名新厂长的做法是选举厂级干部时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具体做法是, 在换届选举大会上, 经过必需的程序²后, 要由待离任的领导从候选人中直接提名, 并简单提出理由, 后由其他人对提名的候选人当场举手表决, 这个过程老厂长不回避, 但不再参与投票, 如果同意的人数没有超过一定的比例, 就重新按此程序由总厂副厂长进行提名, 依次类推。事实上, 因待离任领导长期参与了对几个候选人的培养和考核, 对相关情况较熟悉, 故具有发言权和权威性。其实, 此程序操作赋予即将离任领导一种神圣的权力, 作为对其为厂里多年所做贡献的一种特别形式的“认可”。所以, 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一般大家都会举手“认同”老领导的提名。这样, 前任厂长提名权的运用也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本文所分析的关系事件是经过“六进三”的层层筛选后, 三名候选人之一的陈少华“使用”关系资本最终取胜的过程。作为层层筛选出来的后选人, 客观上陈少华无论从综合素质还是各方面能力来看, 都应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具有获得晋升的机会, 但在主观上他认为自己是把握性最小的。首先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硬性指标—“学历”上他就处于下风, 他只是江西一所普通大学的函授专科生; 而周涛是正规大学毕业生, 他所就读的某石油大学还是全国重点大学; 孙浩哲还是厂里屈指可数的研究生。其次是“年龄问题”, 虽然这不像“学历”那样被制度规定, 但是这一要素的弹性也非常有限。他是三人中年龄最大的, 多少感觉是处于劣势。第三就是“个人资质”问题, 虽然在三人中他工龄最长, 但很晚才被提拔到车间主任, 从任技术处处长到他参加厂长职务竞选时也只有6年不到, 而周涛和孙浩哲一进厂就由于专业对口和学历上的明显优势平步青云, 被安排到重要部门工作, 没几年就被提拔, 周、孙的起点比他高。这样分析下来原本因为工龄长、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在陈少华眼中也失去了取胜的效力。因此, 要使自己在劣势中突围出来, 就有必要去借用老厂长的“提名权”。因为, 处于劣势的人为了获得较好的地位, 往往是会采取一种策略性行为, 即超出通常的社会圈子去接触资源(林南, 2003)。

虽然认为自己处于劣势, 但一开始陈少华可能并不了解自己所拥有的这份关系资本, 或许他知道, 并将这份关系资本的借用看得过于容易, 当然, 也可能是比较相信自己的自我推销能力, 总之, 他采取了一个看上去非常积极、主动的方式(也应该是一个生硬、莽撞的方式), 在竞选前一个星期左右, 突然拜访老厂长王福全。对于这种不言自明的造访, 老厂长并不欣赏, 甚至对这种觊觎自己最后一丝权力的行为有着些许的蔑视。为此, 老厂长根本没有让陈少华进门坐下来谈, 只是站在大门口讲了几句话, 连客厅也没有让对方走进来, 生硬地以急需撰写述职报告为借口打发了他的拜访。致使陈第一次主动借用老厂长的“提名权”的行动策略以失败而告结束。

之后, 陈转变了行动的方式, 试图从自身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建构一条有效的关系链条, 以便能够通往关系网络的顶端—老厂长王福全, 通过这一关系链条上关系资本的动员, 积极争取对王福全的“提名权”的借用。为什么要建构这样一个关系链条？因为他和另两个候选人一样, 与王福全并没私交, 不可能构成直接的关系联系。虽然他和王福全的长子王兵之间由于同在一个小厂区认识外, 同样没有私交。那么, 在他努力建构通往王福全的关系链条的过程中又是谁作为关系中介人在牵线搭桥, 弥补了这一关系链条的缺环, 从而保障了关系最终得以顺利疏通呢？

一般来说, 一种关系资本的动员或借用, 大都不是通过一次性的直接互动发挥效用的。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通过一系列的关系资本借贷行为建构一个特定的关系链条, 才有可能最终转借到关系链条的顶端关系资本。

陈少华无法直接借用老厂长的顶端资本, 在社会关系网络中通过已有的关系资本建构新关系结构时, 他想到的是自己的表妹夫于健。因为于健与王福全的大儿媳孙玲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人情债务”关系, 利用这种关系, 有可能建构起一条有效的关系链条。

(二) 关系资本的借贷

一条新的关系链条是否能够连起来, 以便通过这一新的关系结构上的借贷行为达到最终的目的, 是有着一定前提条件的。这一方面要看在原有的网络结构中是否有已存的有效的关系资本; 另一方面要看这种已存关系资本是否可以借贷。

在本案例中, 于健和孙玲之所以能被陈少华纳入新的关系链条, 是因为在他们之间早已存在着一种“人情债务”关系。原来, 于健比孙玲早两年到S厂职工子弟中学任教, 并同在语文教研组, 后为响应省里号召, 要部分老师去江西境内贫困山区支教两年。当时S厂效益在江西省里首屈一指, 但为了帮困, 尽管该校师资力量不强仍被分到名额。高中部因为面临升学任务, 所以孙玲所在的初中部支教的名额偏多。由于条件艰苦, 故自荐者寥寥, 最后只能由教研组内部评定, 采取无记名投票表决来定人选, 结果孙玲和于健在第一轮投票中的票数最多。教研组组长只能当场从中再决定去留, 采取的是让组里的任课老师二选一的方式, 票数多的作为准支教人选。³孙玲当时内心复杂, 除了“害怕”还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

说实话我当时很害怕, 因为于健比我先来, 和其他老师更熟, 我拼不过他。所以我先下手为强, 当场毫不客气地讲了我的具体困难, 比如新婚不久, 母亲身体不好等等。当时最怕的是僵持, 这样最终还是要举手表决, 加上我说了那么些不积极的话, 同事难免反感, 认为我觉悟低, 对我印象会很不好, 我被选上的概率更高……(访谈对象SL)

但投票结果出乎孙玲预料, 于健在孙玲表态之后竟当众表示自己愿意去, 让孙玲继续留厂执教。他当时表述的理由就是当地条件恶劣, 孙玲作为女同志应给予照顾。在访谈中于健很直白地说:

我之所以主动愿意去并不能说明我的觉悟有多高, 事实上我当时只有两条路, 要么自己主动提出要去, 要么让大家在我们两个人当中进行挑选, 但是如果真的经过这样一道程序的话, 说不定被选上的人同样还是我, 那样变得“自己吃了亏还买不了乖”, “顺水人情”也没得做, 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不是更加不划算了, 所以我还是只能在这种结局出现之前, 先把握主动权, 给自己一个选择“做好人”的机会。但是我也有可能不被选去支教, 如果真是这样, 可能我去就变得亏了, 但是这种事情只要还没发生就有玄机, 我是赌不起的。(访谈对象YJ)

于健的决定令孙玲不知所措, 因为于健的孩子很小, 需要父亲照顾, 其妻当时是排水车间的倒班工人, 要常年三班倒, 实际困难也很明显。于健在两年支教期满后, 回到厂中学, 教了几年书就去省里的一所中学执教, 并办了离厂手续, 不久还接走了全家, 他爱人也“买断”⁴了。从此, 两家很长时间互不联络。孙玲的心病由此产生:

……他举家搬迁着实给我出了难题, 他不在厂了, 我们联系随着断了, 我真不知如此大的人情随着此变故, 还到何时才是个头。欠人家情的日子实在不好过, 像欠钱没还, 低人一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访谈对象SL)

在这一人情“借贷”的互动场景中, 借贷关系确立之前, 于健和孙玲之间只是一种普通的同事关系, 虽然接触频率很高, 几乎天天都能在办公室见面, 但是这些互动并不一定就能“累积”成稳定而有效的关系资本, 所以, 单凭这种无效的关系资本是很难想象于健能为陈少华求情的, 孙玲也同样不会为这种关系付出相当的“代价”去迫使王兵做出“为难”之事的。

这种普通的同事关系转化为“人情债务关系”就源于于健主动请缨支教, 帮孙玲解脱了困境。虽然, 在中国“特殊主义”的社会关系中, “人情关系”是一种“人情交换关系”, 但并不会轻易地出现单方面的“人情”施与, “人情”的施与是有条件的。于健的主动请缨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据于健讲, 当孙玲在会上摆出了种种自己去支教的困难时, 使他强烈地感觉到“孙玲这样说肯定是在暗示自己(指于健)主动些”, 抑或是“孙玲会认为自己既是党员又相对早进教研组, 所以应该带头, 否则就是落后。”她似乎认识到于健会意识到自己应表现得主动些的理由。例如, 相对孙玲是老教师, 政治上又有先进性, 要和普通群众对自己行为的要求应该有区别才对。虽然于健也会先从个人利益考虑, 但又觉得若不主动表示去, 可能与孙玲交恶, 也会给在场的同事以觉悟低的感觉, 由此可能在最终的投票中被选中, “同样可能要去, 不如自己主动点, 事情做得漂亮些, 对双方都好。”正是基于这些考量, 并且要“做得漂亮些”, 于健才会单方面、主动地将人情“放贷”给了孙玲。

对于孙玲来说, 虽然她并没主动地去“借用”这份人情, 但又不得不将对方的“放贷”看作是一种“施与”而接受, 但这种接受也是有着前提条件的, 那就是要将这份人情作为一种“债务”背起来, 并且要时刻寻找机会去偿还这笔债。正是这种“人情债务”的产生和存在, 才使得他们以往无联系如今少来往的两家确立为一种极具效能的“人情债务”关系。作为“施与”或“放贷”的一方, 便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动用或“讨回”这一关系资本。

(三) 关系资本的偿还

虽然“人情债务”关系是一种有效的关系资本, 但也是一种不可轻易使用或多次使用的。其实, 面对陈少华的请求, 于健在向孙玲“讨回人情”时, 也是颇有几分顾虑、经过一番考量的。他说:

其实我也不是厚脸皮的人, 去急着向人家讨人情, 我只是中间人帮助双方沟通一下, 我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我也有我的难处。但孙玲肯定不会这么想, 她会往我是想向她讨回支教的人情上面想, 认为我是为了互不相欠才这么做。算了, 管不了那么多, 以后大家在两地工作、生活, 互不干涉, 让对方摆脱欠我情的压力倒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至于我嘛, 也可以免得偶尔想起来觉得自己有些吃亏, ⁵大家心里都老揣着这件事也难受！这样一劳永逸了, 以后大家没有瓜葛了, 长痛不如短痛嘛。(访谈对象YJ)

于健的妻子顾静却直白地表达:

说白了, 我们这么做就是向孙玲一次性讨回当年她欠我丈夫的人情, 毕竟我和年幼的孩子及于健的父母为了他当时的冲动决定默默承受了太多, 这不是孙玲随随便便帮我照看一下孩子所能弥补的……(访谈对象GJ)

对于这种人情债务的讨还是否合适, 自己要求偿还的是否太过分了, 孙玲与王兵是否愿意偿还这份人情债, 自己向他们开口之后是否会遭到拒绝？自己这份人情债务虽然“放贷”给对方, 但是到底让对方偿还多少“利息”, 这是一件让他们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事情。因为帮助一个人做上厂长, 这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中, 是一件天大的“面子”, 以此作为一种“利息”用来偿还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 孙玲那急于通过种种办法想有所报答的态度, 又无形中鼓励了他们。

即便如此, 于健夫妇在向孙玲要求帮忙前还是有着“种种顾虑”的, 用顾静的话说“哪怕想得再明白, 真叫你开口还是有些难为情……”夫妻俩想得最多的是“除了向孙玲讨回多年前主动送出的人情外, 到底这样做值不值得？将来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基于上述顾虑, 顾静对这样唐突的求人方式的“可行性”的“自信度”明显降低, 甚至提出了“自我否定”的预设:

说实话, 我让于健帮我去求孙玲时也存在顾虑, 就是会不会我们的要求实在太高, 甚至有些过分, 向对方讨还的人情实在太大, 最后让姓孙的反而感到我们欠了她的人情, 变成我们将来还要挖空心思反过来去还她了。这就好像拔河, 中间的红绳子过来又过去, 把人搞得晕头转向, 此时要头脑清醒, 否则一不留神红绳子就到别人那里去了, 等于输了游戏, 以后的主动权就握在别人手里了。再想想我们求孙玲是去帮别人的, 我和老公只是中间人, 事情结果跟我们没有最直接利害关系, 到头来是别人受益。但孙玲只会想到是由我们出面求的情, 根本不会去找托我们办事的人还情, 欠账这顶帽子会硬扣在我们头上, 到时也只好吃瘪了。(访谈对象GJ)

自从孙玲欠下于健这份极大的“人情债”后, 就成为她心中一个一直无法放下的负担, 但又苦于没找到机会回报人家, 总觉着可能一辈子都要欠着人家、低人一等了。当陈少华找到于健请王兵帮忙时, 她感到“终于松口气, 不用再看人眼色过日子”了, “债”终于有机会可以还掉了。

这里所呈现出的其实是一种人情关系借贷后的“讨债-还债”的场景。在这一互动场景中, 促使于健能去求人的前提在于他认为:他的主动支教使孙玲感到欠了他一个极大的“人情”, 因为对他去“支教后, 她一直想方设法地从生活细节入手来回报我的家人”。这一判断也同样来自他在给孙玲打电话时孙玲热情的态度和口吻, 这种信息的传达无疑使他初步判断在孙玲眼中, 他仍是一个“恩人”的形象, 也可以由此推测:孙玲也同样认为她这个人情欠得不小、不太好还, 并且在她内心存在着能够一次性还清的迫切愿望。这一事实是于健能够实现“求人行为”(一种特殊的“讨债行为”)的关键性前提条件。

一般来说, 个人的施与, 无论是否有施惠感, 在很多情况下都会使受惠者产生受惠意识, 并获得回报, 包括非物质回报如尊敬、忠诚、感激、信任(这往往也是施与者需要的资源), 也可能包括物质回报。孙玲一直抱有这种“受惠意识”, 也一直想方设法偿还这份“恩惠”(也是“债务”)。当她收到于健“求助信号”(也是一种“债务追讨”)后, 虽然在抉择“办”与“不办”(或者说“偿还”与“不偿还”)的过程中, 主动权似乎是掌握在她的手中, 但因“人情债务”的存在使其扮演着“负债者”的角色, 因而无法真正“主动”地作出抉择, 她只能选择为于健办好这件事, 从而能“偿还”那份“人情债务”。她不但要抓住这样一个可以“偿还”债务的机会, 而且还要考虑怎样才能使对方满意, 觉得“还情”还到位了, 并能最终将这份“人情债务”彻底地做个了断。否则, “将来还要继续还, 这种关系仍硬生生地存在着, 只要人家不认可、不松口, 我们还要被牵着鼻子走。”

(四) 关系资本的贬值与增值

我们知道, 在经济领域中, 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交换方式, 借贷式交换作为一种资本投资行为, 是一种以偿还和付息为基本特征的交换行为。而偿还多少利息则是由借贷双方按一定时间和比率事先设定好的。而这种资本投资所获得的回报是否增值, 要根据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定。

在作为社会关系资本进行投资所进行借贷式交换行为中, 一方面“人情债务”的“债务利息”的多少是很难以经济方式事先加以具体确立的, 一切都在双方各自的权衡和把握中。于健之所以在开口之前仍然存在的“种种顾虑”, 就是在权衡是不是自己“要求实在太高, 甚至有些过分”, 是不是“向对方讨还的人情实在太大”了。也就是说, 他在顾虑自己所要求偿还的“债务利息”是不是过高了。因为他知道, 自己所要讨还的债务利息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厂长的职位, 单“讨还”这一项就已经是大大地超值了; 另一部分就是要让王兵打破他们“恶化”的父子关系, 不得不使王兵十分“为难”地去求父亲帮助陈少华。王兵与父亲关系不好一事在厂里几乎众所周知的。当初, 由于孙玲的家庭条件不好, 老厂长自始至终因“门不当户不对”反对他们这门婚事, 王兵未接受父亲的意见, 最终还是与孙玲结为夫妻, 结果是两家人从此关系恶劣, 王兵也因父亲恶意插手干涉个人婚姻大事而心生怨恨, 致使父子之间一直没什么往来。王兵虽然希望能够借此事帮妻子了结过去的人情债务纠葛, 但他还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他考虑最多的是“这样做值不值得？到底要不要去？去了能不能成功？”, 而在他实际做出行为前最大的顾虑还是“父亲会以怎样的态度面对与自己很少有感情交流的儿子？”他当然不希望出现“费了力却办不成事”的局面。要让他人为自己在一种两难选择中去做痛苦的决定, 这也是一种“代价”的付出。因此, 于健才会对自己的“讨债”行为顾虑重重。讨还者在这种重重顾虑中在不断地“贬低”这份资本的“债务利息”。

那么, 对于偿还者来说, 要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去还债是否感到公平呢？对于孙玲来说, 由于于健从来不曾主动向她“讨过情”, 虽然她也曾主动以各种“帮小忙”的方式去试图还债, 对方也“不动声色”地“欣然接受”了, 但是她一直觉得这些小打小闹的事仍然难以彻底“还清”自己身上的“人情债”, 便不断想尽各种办法按照自己的认识去加大偿还力度, 增加着这份资本的“债务利息”。如今, 于健能主动来“讨情”(“讨债”), 这证明:他现在所需要解决的难题与当年自己所遇到的难题基本上是相当的, 因此解决问题的工作分量也应该是相当的。只要将此事办成, 那么亏欠对方的“本息”也可以最终得以还清, 因此偿还者也就不考虑这种偿还是否是一种“超值”偿还, 也不考虑“债务利息”是否过高。

事后, 顾静表示:“孙玲比较上路, 没我想象的复杂, 还是比较顺利, 此结果与人与己都好……”这件事情的解决看上去好象是基本上符合了双方各自所预期的“债务利息”, 但其实从借贷双方主观认定上, “债务利息”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贬值或增值。

对于这份社会关系资本“债务利息”的增值与否的主观判断, 还应与时间和情景有关。从贷出方看, 在贷出这份“人情”的时候, 他往往会夸大自己所付出的成本, 将给出的人情看得过大。因而所希望得到回报的“债务利息”也就相应较高,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当初自己所付出的成本或牺牲也会慢慢被看淡, 对这份“债务利息”的期待值也会降低。从借贷方看, 也许在借用对方“人情”的时候并没意识到对方所付出的成本到底有多大, 往往可能会看低这份“债务利息”。但随着自己背负“债务”的时间越来越长, 偿还的机会越来越小, 越会感觉这份“债务”的沉重, 从而“债务利息”也会越滚越大。

三、亲属关系中的关系资本借贷

人们在其社会关系网络结构中去动员使用已存关系资本时, 是在一个特定的、可以有效进行动员的关系链条上互动的, 而首先被纳入这一关系链条的多是以“人情”为纽带的亲属关系, 这是一种首属的关系链条, 而在这种亲属关系中是否存在借贷式的交换行为呢？一般认为, 以“人情”为基础的交换行为, 在本质上是一种情意、实惠的交换。尤其是在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人情关系中, 彼此之间相互欠情、补情的心理使得有能力提供帮助的人会尽力地提供帮助, 或是在对方请求下提供帮助。一般在这样的关系或关系网络中, 互动或交换往往被看作是不计报偿的主动付出, 但是, 被帮助的人所产生的受惠意识会促使其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去作出相应的回报。由于恩惠是永远无法度量的, 因此恩惠的交换也永远不可能是一种完全对等的交换。也就是说, 无论有意还是无意, 这种围绕恩惠所产生的亲属间的交换行为, 也多少带有某种程度的借贷关系性质。

(一) 融洽型亲属间的关系借贷

一般来说, 人们很少将亲属关系之间的交换关系解释成是一种借贷关系。因为, 中国文化传统中由于这种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关系群体, 往往因其关系的亲密性而被看成是利益统一体。其实, 即便是群体内成员具有某种程度的利益一致性特征,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是纯粹意义上的利益无差别, 只不过利益间的差别在通常情况下可以被忽略不计。然而, 这种利益统一体是建立在“情感关系融洽”这一前提基础上的。所谓的“情感关系融洽”只是相对而言, 由此, 利益的一致性也是相对而言的。如果群体内成员彼此之间利益存在些微的差异, 那么对他人关系资本的借用就应属于借贷的范畴。只不过, 这种关系资本借贷是一种“低成本借贷”, 其利息可以是“低息”的, 甚至是“无息”的。正是在这种“低成本”的、看似永无止境地借贷行为中关系资本在不断被再生产着。

在本案例里, 陈少华求请的是表妹夫。这种表亲关系在没有明显矛盾或过于疏离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一种能够直接动用的关系资本。而且, 融洽的亲情关系也会大大降低关系借贷过程中的关系成本付出及“本息”的偿还。这样, 通过亲友关系编织起来的首属关系链条可大大降低风险(相对而言借用外人的关系对于当事人来说不确定性更大), 并能提高行动成功的概率。

对于于健、顾静来说, 面对陈少华的求请, 即使基于亲情也会尽力去帮的。如果陈少华真的能在这次厂长选拔中胜出, 他们也一定会有获益的可能。更何况, 如果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能为他的当选有所帮助的话, 他们将会获得更多的回报, 会得到更高的“债务利息”的返回。

偿还这些“本息”, 对于当选了厂长之后的陈少华来说是很容易的。当然, 如果他没能最终当选厂长, 也不必为这次人情资本的借贷偿还更多的“本息”。

(二) 疏离型亲属间的关系借贷

并不是所有的首属关系链条都是有效的、低成本的。相对情感融洽的亲属之间的人情资本借贷, 在情感疏离的亲属间的借贷行为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甚至会是一种“高成本借贷”, 同时, 还可能偿还更多的“债务利息”。因为疏离甚至恶化的亲情关系往往因存在某些无法解脱的“过节”反而连普通的人际关系都不如。因此, 人们往往不会将情感疏离的亲属纳入到新的关系链条中来, 但在已存关系链条缺环的前提下, 情感疏离的亲属关系资本也作为一种可能有效的关系资本, 会被考虑纳入新的关系链条的。虽然, 如何动员或使用这种关系资本是需要反复权衡的。

在王兵不得已想去向他父亲求情的时候, 他确实是有很多顾虑的, 照他自己的说法:

我最怕因自己平时对父亲的过激表现而令他早已不把我当儿子看了, 人家不当我是他儿子, 如我还硬要拿人家不认可的父子关系去要求对方的话, 必定“吃闭门羹”, 这等于是“自取其辱”。但我想到父亲因碍于面子曾让母亲主动打电话约我和老丈人一家去他家吃饭, 及他表现出来对孙子的关爱, 我感到他除了要面子不愿对我主动示好外, 内心还是把我当儿子看的, 否则他也没必要这样做吧？这非常关键……他多数认为自己是长辈, 很多事情只能我先做, 不能让他先做。比如向我示好这种颠倒辈分的事……这样我就有勇气去求他了, 只要我放下架子, 给足他面子, 他就会心软, 就有商量的余地。”(访谈对象WB)

经王兵的反复权衡后, 认定自己与父亲之间的那种“父子关系”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 他决定在向父亲借用关系资本的时候, 尽量缓和与父亲之间的紧张对立, “尽可能抑制自己一贯对父亲的不满情绪”, 态度上要“恭敬”, 要“反复强调事关重大, 无形中给爱子心切的父亲施加压力”, “以自己无计可施的弱者形象博得父亲的同情”等等。

虽然, 王兵想好了将以怎样的行动策略来向父亲借用关系资本, 但在具体实践中, 却无法完全按照事先设想的方式去做。按照王福全的叙述, 王兵那天到父亲家去求情的时候, 连坐都没坐下来, 就站在一进门的客厅, “劈头盖脸地”跟父亲摊牌, 说自己平日几乎没求过他, 也从没想借着他的地位谋个一官半职, 但这次求他一定要帮个忙, 在适当时候帮陈少华说说好话, 还提醒说陈少华是很不错的厂长人选, 是厂里反复考核过的, 不是随口提个没实力的人将来让他担风险, 还让父亲不要有后顾之忧、不用怕担责任。此外, 王兵还明确表示为了自己的事他是不会来麻烦他的, 这次是孙玲曾经欠了陈少华妹夫一个很大的人情, 苦于没找到机会回报人家, 若这次绝好的机会错过了, 可能就会一辈子都要欠着人家的。最后, 王兵甚至还搬出了杀手锏, 说即使不给他面子, 也要看在孙子的份上。

对于王兵的回家, 他父母本来是十分兴奋的, 可是:

当时听完儿子的一番话, 我和老伴的心凉了半截, 虽说我开始就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但作为父亲, 还是难免对自己儿子存在幻想, 万万没想到儿子主动过来还是为了别人的事, 真是空欢喜一场。他把皮球踢给了我, 我接下去一连几晚都睡不好, 脑子里一直想着儿子的话, 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应对……(访谈对象WFQ)

对王福全来说, 一直希望能跟儿子缓解这种恶化的父子关系, 但是, 除了因碍于“面子”的缘故, 也确实没有什么恰当的机会, 虽然也曾做过一些努力, 却始终没有什么好转, 仍然是在路上相遇也不打招呼。如今, 儿子竟然为了陈少华的事回来求他, 虽然有些失望, 但也不失为是一次机会, 而且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机会。

对于儿子突然造访求情, 王福全做了初步的判断:自儿子成家后从来没有主动利用他厂长的职位求自己帮过什么忙, 而这次他能“放下架子”求自己, 证明儿子、儿媳与陈少华的关系非同一般, ⁶如果拒绝儿子的请求, 只能使自己和儿子、儿媳更加交恶, 两家人关系难免更僵化, 甚至永远无法调和。⁷自己突然要退下来了, “养儿防老”的想法会更强烈, 所以他认定这次事件是缓和与儿子关系的绝好机会。其次, 他本来就对陈少华的印象不错, 虽优势不明显, 但陈少华凭真本事也不一定会落选。虽然按照程序应由他从三个候选人中提出一名人选, 事先他和这三个候选人平日没有私交, 而且, 无论谁上任跟自己都没直接冲突。所以, 无论到时提名谁, 另两个候选人也不会责怪自己。只是由于三位候选人各有所长, 自己又不很熟悉, 还真为确定心目中的合适人选而犯愁。现在, 儿子的请求看来也算是为他提供一个比较明确的倾向, 使他再也不用为此费心了。

在他们这样一种情感疏离的父子之间的借贷行为, 确实也有着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 按王福全的话说, 事实上“父子间在某些场景下也难保互相算计”。所以, 他也曾犹豫过“到底要不要答应”, 要答应的话, “在回复儿子时要以怎样的姿态既表现出作为父亲的尊严, 又能给予儿子想和好的暗示？”在他看来, 儿子的“主动”至少说明他“仍然把自己当父亲看”, 至少“对过去的年少气盛可能有所悔悟”。而且, 在自己即将“失去权位”的时候, 更需要“亲情的抚慰”。于是, 他便以“毕竟还是父子俩嘛”的表达, 给儿子“吃了定心丸”, 答应了儿子的请求。其最终目的就是既令“儿子浪子回头”, 又“卖个面子给陈少华”。

在这一借贷行为中, 实际上父子俩为其结果的达成在不断地“忍让”、“妥协”和“替对方着想”, 尽管初衷都是“利己”的。虽然说, 交互主体在互动中, 要通过接触、交换、交流而产生能动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 但交互过程中的这些“忍让”或“妥协”, 都是需要付出代价或成本的。

王福全基于各种利弊间的权衡之后, 最终在厂长竞选会上用“提名权”回应了儿子的请求。这不仅使王兵夫妇(尤其是孙玲)获得一种人情债务上的解脱, 同时也令于健夫妇感到比较满意, 从而使新的关系链条得以建构。

四、借贷主体的角色转换

任何一条关系链条都是由一系列密切相关的关系组合而成的, 而在构成关系链条的每一种关系中都存在着关系互动的双方。在人情资本的借贷关系中也存在着借贷双方。人情资本的借出者是贷方主体, 而借进者(即借用者)是借方主体; 贷方主体是人情资本及“债务利息”的讨还者, 借方主体则是“人情债务”的偿还者。但是, 对“讨还者”和“偿还者”来说, 到底应该“讨还”什么或“偿还”什么最合适, 一直是个困惑, 因为“人情债务”是无法被量化之后进行对等性交换的, 因此, 偿还者为了尽快偿还自己所欠下的人情债务, 往往超值性的回报, 虽然这种超值性的回报是偿还者自觉自愿付出的, 但对接受者来说, 其报偿的超值部分再次转化为一种人情债务被接受者所接受, 原来的借方主体则又转换为贷方主体。

其实, 借贷双方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一种人情借贷关系, 最主要的是双方无论是借方主体还是贷方主体在确认自己的借贷行为时, 一般对对方都具有最基本的信任。贷方知道借方一定不会白借, 一定会以某种方式作出偿还; 同样, 借方也知道贷方作出贷出的决定后, 也不会无限度地进行索讨。

对“讨还者”来说, 在讨还人情债务的时候往往采取较为收敛的态度, 以避免让对方感到自己行为的过分, 甚至是“贪得无厌”, 以至于将人情关系资本一次性地被“消费”掉。而对“偿还者”来说, 在偿还其人情债务时基本上应遵循的原则就是“人敬我一尺, 我敬人一丈”, 希望尽自己的所能去偿还。然而, 他在普通情况下为贷方主体所提供的那些帮助, 往往无法真正补偿自己所欠下的人情债务。一般来说, 这类人情债务的偿还往往是在贷方主体遇到亟需解决的难题时, 原来的借方主体又有能力给予帮助的前提下才能最终完成的。然而, 如果是在贷方主体亟需帮助的情况下, 借方主体能够提供相应的帮助, 那么, 这种帮助就不仅仅是一种人情债务的偿还行为, 同时还包含了某种程度的人情资本的贷出行为, 使原来“人情债务”的贷出方转变为“人情债务”的负债方。也就是说, 一种人情债务的偿还可以转化为一种人情资本的贷出, 并且, 就这一点互动双方都会有所认知。

据王福全的叙述, 在陈少华当选后发表就职演说的当天晚上:

儿子就打电话到我家表示感谢, 语气也明显比过去要好, 我心里一直悬着的石头也终于掉下来。唯一有些失望的是按常理陈少华当选应该跟我打声招呼的, 毕竟我还是帮了他大忙, 但他上任后一直没跟我联系, 我想反正情送出去了, 对方会心知肚明。只是猜想陈刚刚上任如果和我跑得太近会引起外人猜疑, 对他不太好, 对我也不好。这样不错, 他成了厂长, 又是靠我提拔, 我退休后在厂里也算是有了个比较硬的靠山, 有事还可有人稍微照应一下。(访谈对象WFQ)

虽然, 陈少华是向其表妹夫直接借用人情资本, 但是于健也只是借贷关系链条中的一环, 只是一个“关系中介者”, 只是需要他还债的人之一。对于陈少华来说, 在他胜出就任厂长的过程中, 所有为他出过力的人, 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都有人情债务需要他偿还。老厂长虽然不是他直接求情的人, 但在其寻找关系链条顶端优势的过程中, 处于其关系链条前端的老厂长才是真正具有“顶端优势”的人。

在一种求职过程中, 工作(或职位)是在关系网络中通过中介人从帮助者流向求职者的, 而后者回报恩惠也应该是两次(如果中介不只一个, 那么还需要多次), 一次给中介人, 另一次给帮助者。虽然这对求职者而言代价较高, 但在求请之前他就已经作出了判定, 认为是值得的。所以, 陈少华同时也就欠了老厂长一份“人情债务”。王福全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向他讨还这笔债。

这次借贷主体的角色转化, 在王福全为二儿子举办婚礼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据介绍, 当地非常重视婚丧嫁娶的传统仪式。为了讨个吉利并增加喜庆气氛, 一般都要搞很大的排场, 请很多人来捧场, 同时每个到场的人都要交礼金, 一般是不能少于200元的, 即使收到邀请后因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场, 也要把礼金给上。像王福全这样在当地很有身份的人, 如果婚礼办得不够体面, 那是十分有损他的身份和地位的, 但是, 自从他从厂长的位置退下来后, 便失去了原有的权势, 门庭逐渐冷清, “人走茶凉”, 再也没有了当年的“风光”, 这种强烈的境遇反差给王福全家的喜事蒙上了阴影。

很多以前和我很热络的人现在碰到就像不认识……我考虑最多的还是我小儿子的婚礼, 因为当年我长子的婚礼没好好办……总想开开心心把喜事给办了。可到头来请谁来捧我儿子婚宴的场让我烦心透了。就连我亲自送到办公室的请贴都有被婉言拒绝的, 理由不是说要忙着办年货, 就是要回老家过年必须提前走没空, 还有的索性理由都不给一个。按理说人家送请贴给你, 即使不到场还是要收下来, 礼金也是要给的……我们这种乡下地方办酒很有讲究, 要看排场不算, 还要看双方父母分别能请到几桌人, 这好比是为自己的孩子撑腰嘛。我们是男方父母, 我还曾是一厂之长, 要不多请点人充充门面, 这脸面上实在挂不住。回头讲女方的父亲是我们厂现任的生产调度处处长, 很有实权, 还不知有多少人来巴结他呢？到时双方父母都会在酒店门口迎客, 我们这边门庭冷落多丢人啊, 我儿子会咂想？反正作为男方不说财大气粗, 至少表面上不能输给女方吧, 否则我小儿子将来在丈母娘家肯定抬不起头来, 我已和大儿子关系不好了, 总不能让小儿子再埋怨我吧……(访谈对象WFQ)

面对这种困难, 他也需要去借用一些必要的关系资本。在其已存的关系资本中,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将陈少华纳入其关系链条, 借助陈少华的社会资本解决难题。王福全的想法极易被理解, 一来陈少华是厂里最大的官, 不仅拥有科层组织所提供的权力资本, 而且是一种处于顶端优势的社会资本, 所以找他帮忙具备“可行性”; 二来陈少华欠了王福全的人情债务还没有偿还, 对于这样一个举手之劳的小忙, 没理由拒绝, 这就具备“可能性”。

就王福全自己对彼此关系所做的“预判”来看, 从自己“提名权”的有效使用而使得陈少华“名利双收”以来, 对方肯定会意识到“已欠了老厂长很大的人情”, 按王福全的说法, 陈少华“上任后, 并未从任何让人感觉得到的地方作出回报举动……既然人情未还, 但又必须要还。”他说:

因为我敢肯定那个家伙他是个聪明人, 当时既然能够拐弯抹角找人来跟我说情就表明他不简单, 也肯定知道我去找他是冲着我送他的“人情”去的, 不会不上路的……(访谈对象WFQ)

尽管是这样说, 但王福全也不是没有任何担忧的。如果陈少华真的不领情、不认这笔人情债务怎么办？毕竟当初的人情资本借贷不是在他们二人之间直接进行的, 在他们二人之间并不存在最起码的信任关系。虽然他也曾将自己提拔的陈少华“算”作一个“比较硬的靠山”, 认为当自己“有事”时, 他还是可以“稍微照应一下”的, 但是, 这也仅仅是他的一个推测, 是按照一种最基本的借贷-偿还原则作的推测。对于人们是否会遵循这一原则, 主要依据的是借贷主体双方彼此之间的基本信任。而在人们对通过关系链条来完成的关系资本借贷的行为中, 其信任的基础是对关系中介人的信任。然而, 当初对于健-王兵所构成的关系中介人, 虽然陈少华是比较信任的, 但是王福全的信任不是来自于对人而是对事。对于于健他不了解, 不会期待有所回报或偿还。对于王兵, 他除了期待能通过此事缓解彼此间的关系外, 也不会期待更多的回报或偿还, 所以, 对于当初自己将权力资本借贷给陈少华一事, 他不能凭借自己对陈少华的“信任”就肯定自己一定会获得某种偿还。因此, 在这样一种“信任”的基础上, 如果陈少华不遵循基本的借贷-偿还原则也是有可能的。为此, 他担心陈少华也有“不买账”的可能:

反正他从我这里要得的好处已经得了, 真不想回报我, 我又能怎样？我不还是拿他没辙吗？……只要他这次上路, 以后我也不会再拿这笔老账去威胁他了, 人要讲道理, 一笔是一笔, 不能得理不饶人, 没完没了……(访谈对象WFQ)

当然, 他也曾经设想过会出现陈少华真的“不买账”的情况,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他也毫不隐讳地表示:

……我也做过了最坏打算, 要是他不识相, 我也不客气, 毕竟他上台还是有点见不得人的隐情, 我要是把这个捅出去, 大不了鱼死网破, 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这样做的……(访谈对象WFQ)

虽然做了最坏的打算, 但是还要做最大的努力和尝试。于是, 王福全决定自己亲自去找陈少华, 求请他出面帮助了结眼前的困难: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 开门见山就把小儿子要结婚请酒, 可能怕人请不够, 希望他帮忙找些人撑撑场子的事说了。他对我的到来非常惊讶, 他办事很谨慎, 到底是做官的料, 没轻易表态, 而是保险地说他知道了, 会去想想办法, 但不能向我承诺, 更不能“打包票”, 有消息就会立即通知我。(访谈对象WFQ)

在这一次关系资本借贷行为的互动过程中, 王福全转换为借方主体, 而陈少华则转换为贷方主体。但是, 这一借贷关系的转换早在王福全满足陈少华求情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生了。只不过是在这次王福全办理二儿子婚事的过程中具体呈现了出来。对于王福全的大儿子王兵(尤其是对孙玲)来说, 让王福全帮助陈少华是一种偿还另一个关系中介人于健“人情债务”的行为; 而对于王福全本人来说, 帮助陈少华还包含着一种权力资本的“放贷”行为, 只不过, 对于陈少华来讲, 虽然他不否认欠下王福全和王兵夫妇一定程度的“人情债务”, 但最重要的“人情债务”是欠给了于健夫妇。对于王福全或王兵夫妇的这份人情债务, 并没有在他的心理产生太大的影响或压力, 所以, 他也没有一种强烈地要偿还的愿望和努力。

但是, 当王福全遇到困境, 向他讨还的时候他也认同了这份人情债务的存在, 并且也知道相对于当初给自己提供的有关“地位”、“权力”层面的帮助, 现在王福全所求请的“人情”、“面子”上的帮助, 应该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 他并不愿意因这种举手之劳的小事而惹得老厂长不高兴, 甚至有怨气, 至少自己当这个厂长是依仗老厂长的“提名权”, 如果老厂长因怨气将这件事到处宣扬的话, 对自己毕竟影响不好, 至少是一种信誉资本的损失, 同时, 他也希望能帮老厂长做点事了结掉他们之间的人情债务关系。这种债务关系了结的可能性, 他也从王福全强调“二儿子的婚事是他现在最牵挂的”表述中意识到了。

随着当初权力资本的转借, 王福全与陈少华之间在权力与地位上也发生了转变。关系资本的“顶端优势”转到陈少华一边, 所以, 当王福全在寻找这一“顶端优势”时, 反而成了一个求请者, “主动地”去“拜访”陈少华, 而不是找人“捎话”或打电话。作为求请者, 他不单“亲自”前往, 而且还表现得十分审慎小心:

我去他办公室时, 看到他办公室有分厂的领导在谈公事, 我立刻退了出来, 在办公大楼的底楼大厅等, 我当时猛一想到自己的出现可能造成外人不必要的联想和猜测, 留下口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所以能避就避。我无论怎么“在理”, 他再怎么“理亏”, 我也不会当着外人面给他难堪, 让他下不了台, 若他真的火大了, 事情还是办不了, 关系弄僵的话, 倒霉的还是自己。(访谈对象WFQ)

可见, 借贷主体的角色转换不仅形成了新的“债权”关系, 也使得双方在交互态度上发生了某些变化。

五、关系资本借贷中的资本转嫁

在现代经济活动中, 借贷活动是一种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活动的特殊形式。债权人以有条件的让渡形式贷出货币或赊销商品, 债务人则按约定的日期偿还借贷或偿还货款, 并支付利息。

在人际关系资本的交换活动中, 借贷活动也是一种以偿还的前提条件的价值活动形式, 只不过这里的价值活动所围绕的不再是经济价值的活动形式, 而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关系资本的活动形式。这样, 所谓的“债权人”, 也就是本文所说的贷方主体, 他以有条件的让渡形式贷出的是一种关系资本; 而所谓“债务人”, 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借方主体, 他要偿还这笔“人情债务”, 并且同时也需要连本带息地支付“债务”, 只不过其偿还不按某种约定的期限, 而是视“债权人”的需要而动, 所支付的“本息”也不是按某种事先确定的比率, 而是以双方认定是否适合为标准。至于这一借贷活动能否实现, 则是以假设“债权人”或“债务人”拥有关系资本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当“债权人”贷出之际或“债务人”还贷之际没有足够的关系资本来完成这一交换的话, 他们有可能会向别处寻求关系资本, 或是将其进行转嫁, 而这种转嫁基本上是沿着关系链条向具有顶端优势的资本控制者移动的。

在陈少华求情厂长一职的借贷行为中, 他所寻找的具有顶端优势的资本控制者是老厂长, 因为老厂长控制着新厂长的“提名权”。陈少华没有办法或没有能够直接向老厂长借用这笔资本, 他只能寻求关系中介人, 但于健和王兵之所以只能作关系中介人, 是因为他们也不直接掌控这一资本, 最终只能层层转借, 于健求请王兵, 王兵再求请王福全, 从而最终达到对顶端优势资本的借贷。

而在王福全求请陈少华帮忙的过程中, 陈少华作为一厂之长, 拥有着权力资本及其资源分配权, 决定着资源的分配方式和在不同个体中的分配份额, 但是, 他并不能轻易将这一体制内的权力资本运用到私人事务的办理中去。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 他并不是“人力资本”的控制者, 不能随意招集人员去参加王福全儿子的婚礼。他也要建构一个新的关系链条, 去找那些控制“人力资本”的人帮他解决这一问题, 最后, 他决定将S厂的一个改制单位⁸ —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纳入到这一关系链条中来, 以便将亏欠老厂长的这笔人情债务转嫁出去。因为该单位与总厂剥离后, 在管理和经营上与该厂其他单位存在极大不同, 基本上属于原有行政制度的边缘。⁹

然后, 他就给监理公司的李经理打电话, 希望他们公司找10人¹⁰去给老厂长捧捧场, 还明确指令:礼金要按人头算, 每人不能少于200元, 若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场也要把礼金给上。当然, 为了让监理公司能顺利完成这一“任务”, 他也付出一定的成本—承诺在监理公司正式和总厂“脱钩”前尽量多给他们一些工程, 以保障他们监理费的数量, 因为, 像他们这样的监理公司在没有独立的品牌、知名度、信誉度与资质之前, 也就是在没有获得本行业认可之前, 其工程源难免会受到影响, 其职工的生计也必然没有一定的保障。陈少华当时就对李经理说:

要知道我们厂五区(生活区之一)要造五栋新房, 还有厂里的单身公寓要全面翻新, 厂办公大楼可能也会大面积改造, 只要你能把我交办的事情办妥, 这些实际问题都包在我身上, 不用你操心去外面自己找监理项目……作为头头不为自己考虑总要为下面的职工着想吧？你们单位四十几号人的生计就在你一念之间, 你好好想想吧……(访谈对象LZY)

这种诱惑对工程监理公司来说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因为, 从总厂剥离出来的单位也不止监理公司一家, 其他单位也一样是很希望能够得到厂长在生计上多多关照的。对于会找到监理公司, 按李经理的话是:

多数还是觉得我这个人靠得住、好说话、值得托付, 要不他完全可找别人帮忙……他能一下子想到我们公司, 证明还是把我们放在心上的。另外他也知道我挺为职工着想, 所以他当时提出要我无论如何做出决定前多考虑下面人的利益, 否则他也不会拿这样的话来暗示我了, 因为即使说了, 对那些不顾单位, 心里只装着自己的自私领导来说是没有“杀伤力”的……当然我也不想在领导信任你的情况下让他难堪, 得罪他不会有什么好处, 即使我不帮他, 他最终总有办法的, 但那样我们就处于劣势了, 本来就不知道将来效益如何, 要是还“得罪”厂长, 日子岂不是更难过？有个后台撑着总好点, 即使剥离了也可“法外开恩”……(访谈对象LZY)

对于陈少华来说, 只有找到“值得托付”的人, 才能将他的人情债务顺利地转嫁出去。而对于李经理来说, 之所以愿意承接下这笔债务转嫁也是有着多重考虑的:一是不能辜负领导的信任, 即不能损失信任资本, 更不能“得罪”领导; 二是能被纳入领导的关系链条也是一种求之不得的“幸事”, 这一方面可以得到眼前这几项工程项目, 另一方面还希望日后能获得“法外开恩”的照顾。¹¹虽然李经理同意接受这笔债务转嫁, 但他也将面临着如何凭借自己的关系资本去实际运作此事的问题。

李经理虽然是为了公司的利益而承担了这项债务转嫁, 但他也很难为了讨好领导而动用公司员工的“人力资本”。因此, 他唯一的选择就只能尽力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资本。可是, 到底要将这笔人情债务转嫁给那些人呢？他从自己的人情关系网络中拣选出平时跟他关系好、又收过他的礼品和人情的同事。比如同事小孩考上大学送过礼的; 同事家有红白喜事送过礼的; 同事生病住院主动买补品去探望的; 还有经自己培养入党的人等等, 这些人和他都多少存在着某种关系资本的借贷关系, 也就是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人情债务”, 从而可以让他讨还“债务”, 帮他度过难关的“突破口”, 也成为他债务再次转嫁的对象。

六、结论

互动论的社会资本观认为, 并不是所有由参数来表达的社会网络结构都是能满足功能需要的社会资本。通过这一案例的分析我们发现, 虽然某个人拥有着可以用来动员群体资源的人际关系, 而且数量多、质量好, 但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好的效果, 因为这些关系资本并不能满足特定的功能需求。这种关系资本的有效使用主要依靠行动者是如何进行资本动员的, 即要看其动员能力有多强。这一动员能力一方面是看其对首属关系链条上已存资本的动员和使用, 同时也要看其建构新的关系链条的能力。人们在动用已存关系资本和建构新的关系链条时, 并没有一定之规, 都是根据具体的情况, 经过深思熟虑作出合理的判断之后, 选择认为最适宜的方式去采取策略性行动的。

同时, 我们发现社会资本被使用或被建构的方式可能是多样化的, 借贷行为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这种借贷行为可以在社会网络结构中的首属关系链条上运用, 也可以在新建构的关系链条上运用。借贷行为是可以通过层层转借或转嫁寻找到关系链条的顶端优势资本并加以运用的。在这种关系资本的借贷行为中, 不仅存在关系资本的增值/贬值和转嫁的趋势, 同时也存在资本借贷双方发生角色转换的可能。另外, 人们在关系链条上的借贷行为往往是在对“人情债务”和信任度进行考量的基础上完成的。

可见, 如果脱离具体场景下互动主体间的实际互动—关系资本借贷, 单纯凭借格兰诺维特的“图解式概念”或是网络结构参数, 是很难清晰地回答互动主体是采取怎样的行动策略使社会资本的功能得以呈现的。

注释:

1 据了解, 并不是所有到会的人员都有最终的投票权, 但有发言权, 有些工作人员到场只能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和见证。

2 提名前的一般程序:由待离任的厂长宣读述职报告以及三个候选人当众宣读就职演讲, 并接受工作考核人员的提问。

3 由于支教被当时江西省教委视为重要的公益事业, 且要借着这样到基层锻炼的机会来培养能够吃苦耐劳的年轻教师, 所以被提名的候选人还要经过严格政审和一系列复杂的手续才能去农村、老区支教, 所以在这里被称为“准”候选人。

4 当下不少国有企业改革措施之一, 为的是减员增效。

5  于健表示:“那段支教生活太辛苦, 大家好日子都过惯了, 实在不太适应那种生活, 真的去了之后才觉得自己好像有些吃亏, 突然后悔了, 但是这种事情容不得反悔的, 要是这样就打‘退堂鼓’, 以后厂里也不要混了, 给人不守信用的印象, 毕竟我是个男同志, 还真丢不起这个脸呢！”

6  王福全表示这个只是自己的一种猜测, 但是根据儿子倔强的性格还愿主动求自己这事来看, 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 但是因为很久以来和儿子、儿媳来往很少, 所以他们之间的具体关系和事件的原委不是很清楚。用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他自己有事情都不来求我, 还帮别人硬着头皮来低声下气地求我就能够看得很明白。”

7  王福全透露如果为了这件事情和儿子交恶, 自己心理负担最大的还是和自己白头偕老的老伴。多年来虽然和大儿子关系紧张, 包括小儿子也有些不理解和埋怨, 只有老伴还是和过去一样照顾自己(因为自己作为厂长平时工作很忙), 老伴作为女同志, 年纪大了, 一直就希望两家人的关系能够改善, 享受失去已久的天伦之乐, 如果这次因为自己的固执而导致和儿子、儿媳交恶更加严重, 老伴会更加伤心的。

8   S厂为了实现结构调整、减员分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必须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 即“改制分流”和“资产重组”, 进行机构调整的主要是撤销炼油厂、化肥厂和化工厂机关; 生产调度处增设生产科; 计量中心办公室、管理科合并, 成立综合管理科, 增设计量统计科; 接受剥离的单位主要有厂医院、学校、总厂设计院、职工家属宾馆, 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也在其中, 系改制前的工程建设监理公司。

9  据了解总厂的政策是:凡被剥离的单位原则上在三年内可以和总厂保持联系, 总厂也尽可能地帮助这些单位度过“过渡期”, 在S厂被称为“断乳期”。

10  通常情况下10个人正好能够凑成一桌酒席。

11 只要和厂长搞好关系, 哪怕三年“保护期”过了, 只要厂长记得你曾经“卖过他面子”, 他还是会处处帮忙的, 和领导搞好关系了, 保护年限就变得根本不是问题了。制度是硬性的, 但人还是灵活的, 只要人动起来了, 制度上的障碍都是可以逾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