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中国走向日益开放和现代化的时期，当代青年的地位、价值和对未来的影响力正在转变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社会力量。社会变迁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在心理和文化层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青年作为整个社会成员中最敏感的层次，往往最先对社会结构中的新元素作出反应，又以一定的文化形式来表现，特别是近年来在消费、时尚、婚恋、亚文化领域出现的新趋势。本文主要检索了近三年来规范型学术刊物中有关青年研究的相关文献，对于诸多学者围绕社会结构转型、文化工业的崛起，特别是被称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手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为背景条件所开展的青少年问题研究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近年来社会学视角的青少年研究作出综合与述评。

一、社会化的双重机制：传统社会化机制式微与网络社会化的扩张

青少年社会化机制的主体主要是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大众传媒，然而，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这些社会化机制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社会化权威日渐弱化，新的社会化范式正在生成。

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家庭结构、家庭关系乃至家庭功能出现了新的变化。关颖(2004)、陈秀丽(2004)等探讨了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犯罪与偏差行为的影响。通过对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环境之间关系的探究揭示出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关联性，家庭关系紧张、亲子关系的疏离、家庭教育方式的不当、家庭结构的不完整等都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诱因(皱泓，2005)。亚伯拉罕·逊(Abraham son)指出，家庭的紧张对青少年犯罪有很大的影响，家庭中的敌对、仇视、争吵会使青少年感到不安全和不满，长期的家庭紧张会削弱家庭的凝聚力和父母的权威控制，弱化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功能。学校是青少年实现基本社会化的重要力量。就我国的情况来看，青少年60%~80%的时间是在学校中度过的，学校环境、学校生活、师生关系和同龄群体是影响他们社会化最重要的因素。然而在学校的基础教育中普遍存在着过度竞争现象(姜红，2004)，表现为学校不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健全人格，树立人性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目标，而是将考试和升学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学校等同于考试和升学的竞技场，偏离了学校原初的社会化职能，增加了青少年的压力和同学间的竞争，出现种种异化的特征，并产生许多青少年问题，如青少年犯罪、自杀、离家出走、暴力、厌学以及过度的偶像崇拜等。

在家庭和学校的社会化力量削弱，它们与青少年联结出现松动的同时，以新技术革命为特征的信息时代到来了，网络媒介成为现代社会信息交流的重要途径，它以其特有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事物和把握事物的新环境，从空间和时间上改变着传统社会的信息交流方式、社会群体结构和人的社会交往方式，改变着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的影响，特别是给青少年带来了一个崭新世界，同时也使青少年社会化产生前所未有的问题。

祝华新、赖龙威(2005)分析了新技术媒体在我国的发展状况以及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传统媒体是基于单一介质的，比如报刊是基于纸张，电台是基于电波，电视台是基于图像信号，而新技术媒体是基于IP平台的跨媒体、多媒体。与现实世界不同，网络世界的虚拟性造成青少年对现实社会的认同危机。尽管互联网社区提供给了青少年更多的“角色扮演”机会，使青少年在“虚拟环境”中可以进行“角色换位”、“角色学习”，把自己扮演成不同的角色，领会不同角色的情感和行为模式(覃双菱，2004)，以提高青少年角色扮演的技能，促进个体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在网络社会里，没有社会构成的基本要素，不能按照一定的秩序形成稳定的社会体系，网络社会成员长期迷恋好玩、刺激和富有挑战性的虚拟环境，过分关注人机对话，淡化了个人与社会及他人的交往，长期沉溺于虚拟环境中，失去了对现实环境的适应能力。

徐瑞萍(2005)分析了网络对青少年社会化的消极影响。第一，网络交往改变了青少年原来传统的社会交往，导致青少年对现实交往的冷漠化。网络交往时的间接性和匿名性，容易诱导出青少年的“反常规”行为，他们可以隐藏真实的身份，甚至扮演多种角色，乃至欺瞒，都不必为此承担责任和付出代价。李望舒(2004)研究发现，很多青少年具有两个以上的QQ号，以便在不同时候扮演不同的角色。QQ的出现，对于现实人际交往是一次革新，改变了原有网络论坛与邮件收发的不同步性和了无生气。第二，网络使青少年道德意识弱化。由于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加之缺乏有效的监管，网上色情污染信息泛滥，并因为缺少“他人在场”而使得快乐原则支配个人的欲望，导致青少年在网上道德水平下降，缺乏自我调控力，甚至出现反社会行为。第三，网络交往有可能引发青少年的信任危机和人格障碍。网络空间如同“假面舞会”，人们既可以随意伪装自己，也可以随意地编造，因此，长期沉溺于网上交往的青少年，会对现实人际信任形成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现实社会中易于陷入人际信任危机。同时，网络交往角色的虚拟性和心理交流的间接性，也可能使青少年在网上敞开心扉，表现得异常真实和坦率，而在现实中却深受压抑，以至于出现心理危机和人格障碍。

网络的广泛渗入造成的另一个社会化问题是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网络成瘾又称为因特网心理障碍，是网络技术发展和个人电脑普及过程中人们对网络产生的一种依赖心理，是由于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明显的社会、心理损害的一种现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5年7月关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第十六次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网民(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总数已达1.03亿，其中学生占33.2%，用户平均每周上网4.2天，14小时。伴随着网络出现的网络心理障碍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网络成瘾是网络心理障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在所有网络成瘾中，青少年所占的比例很高。据专家估计，我国青少年上网成瘾者至少有500万之众，其中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有近250万(张彦，2005)。张梅花(2006)探讨了网络成瘾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危害性：引起青少年道德认知危机；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阻碍青少年人生追求的实现；带来青少年人际关系弱化。

卫根泉(2005)指出，网络成瘾对青少年的生理造成消极影响，导致青少年日常生活规律被打破，出现睡眠障碍，精力不足，严重的可导致神经紊乱，免疫功能降低，引发心血管疾病、抑郁症及眼睛方面的疾病，更严重者可导致猝死。网络成瘾还会导致青少年过度上网交友，忽略和减少现实生活中的交往，造成社会孤立和社会焦虑。由于网络成瘾而难以自控，使得青少年无法专注于学习，从而严重影响到社会适应和学业。

崔丽娟等(2006)研究发现，网络成瘾与非网络成瘾青少年在攻击型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主要表现在身体攻击与敌意两个方面。网络成瘾与攻击型之间关系紧密，部分原因在于网络与游戏之间的密切关系。网络游戏成瘾者所玩的游戏都带有攻击性内容，暴力游戏的交互性和生动性特点使青少年便于习得和模仿攻击性行为。另外，网络成瘾青少年比非网络成瘾者更多地感到“自我不和谐”以及“无序感”。网络成瘾青少年的自我与经验不和谐得分显著高于非成瘾青少年，反映出对“经验”的不合理期望以及容易采取不成熟的防御手段。研究发现，抑郁、逃避现实的人群可能更容易沉溺于互联网。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使青少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去抑制性”，从而在网络上作为一个完全不同于实际生活中的“我”。

造成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原因的是多方面的。首先，家庭的社会化功能不断弱化，父母忙于自己的事业，缺乏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与子女进行交流和沟通，把对孩子的教育让位于学校，造成家庭社会化职能的外移；另一方面，在迅速转型的社会中，父母对于社会环境的变迁缺乏足够和清醒的认识，产生认识上的滞后和对新环境适应的困难，或者充满疑惑，从而放弃了对子女的疏导。而学校在教育方向上的偏离，也降低了学校的社会化职能。学校是有计划、有系统地向个体实施教化的专业社会化机构，与其他社会化机构相比，学校有着极强的控制性和目的性，然而，学校对学业的偏重以及学校中的过度竞争，给学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亚兰春，2005)。学生整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而网络特有的丰富资讯、动态特质却能使学生获得最大的心理满足感，从而导致其越来越沉溺于网络而无法自拔。

传统社会化的主要特征是施化者的真实确定性和受化者的被动性，而网络使施化者和受化者的特征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网络构筑起的虚拟世界使传统社会化的客观现实社会的互动变为与虚拟社会情境的对话。网络传播带来了虚拟社会化问题，改变了传统社会化模式中的力量格局，其表现就是家庭、学校的社会化功能式微，而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网络和短信等第四媒体成为影响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的力量(贾秀娟，2004)。

二、多元价值：追求快乐和对家庭责任的诠释

青年的价值观，是青年关于生活中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等思想观念的总和。罗克奇在上世纪70年代对价值观的研究被西方学界公认为具有开创性的，并且开创了价值观的纬度分析和测量研究，形成了“罗克奇价值观调查表”。文萍、李红等(2005)以该量表为测量工具，分别调查了全国7个城市1，080名中学生和大学生，并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揭示了在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青少年价值观的变化特点。研究表明，青少年的价值观正在向一个更强调个人取向的方向发展，而且这种个人取向的价值观正在由雄心壮志、奋斗进取逐渐向追求个人自我的舒适与快乐价值观转变，但这种变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2004年对于四个“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观的调查表明，最重要的是诚实、胸怀宽广、有能力、雄心壮志；最不重要的四个价值观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变化不大，为服从、自我控制、逻辑的、清洁。四个最重要的终极价值观是合家安宁、自由、幸福、快乐；最不重要的是成熟的爱、真知灼见、兴奋的生活、拯救灵魂。舒适的生活已经不在最不重要的四个价值观之列，反映出过舒适的生活价值观正在逐步升值，揭示出当今青少年对快乐、幸福的看重，表现出对个人快乐自由的关注，主要强调一种快乐自由的价值观取向。它表明，青少年价值观的个人主义和现实化取向日趋增长。他们越来越重视家庭安宁，追求自我的幸福和快乐，越来越注重个人自身的幸福与快乐，越来越关注自己内心的愉悦。

中国学者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是否还为当代青年人所接受和认同？邓凌(2004)考察了大学生的孝道价值观，揭示了当代大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价值观的双重影响下的新特点。他们对于孝道价值观的四个方面是认同的，即尊重父母、履行子女对父母的责任、爱父母以及报偿父母，但并不认同绝对地服从就是孝道。大学生最不赞成的孝顺行为是“百依百顺、唯命是从”，认为“包办婚姻”、“博取功名，光宗耀祖”、“绝对顺从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价值观念已经不符合现代生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文化的渗入，平等观念深入人心，家长的权威大大降低，表现出大学生对孝道的新认识，即提倡平等的孝，重视对父母的精神赡养。

许惠英(2004)比较了日本、韩国、美国、法国和中国的一组关于中学生在婚姻、家庭、等方面价值观的调查数据，发现美国青年在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开放之后，其家庭观和性自由正在回归。他们对于“结婚前的纯洁应当遵守”这一问题，肯定回答居于榜首，达到82.5%；日本则出人意料地只有40.1%，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认为婚前发生性行为不是道德问题；中国仅次于美国，达到81.8%。“结婚是必需的吗”，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学生的肯定判断仍然居于榜首，达到78.8%；中国学生有51.1%持否定态度，反映了传统家庭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青年人崇尚性自由的人数比例在增加，选择独身的倾向有升高的趋势。在回答“父母年老时，我照顾他们”这一问题时，中国学生的肯定回答居榜首，达到96.3%，显示出中国文化中儒家所崇尚的孝道在青年人心目中仍占据较重的分量。

三、时尚和消费：前卫和即时消费

社会变迁带来生活价值取向的变迁，社会的变迁也必然带来文化价值领域的深刻变革。1980年代出生的青年的社会化过程恰恰是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入、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网络化、信息化对我国青少年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张慧(2005)对近年来在我国城市里出现一批由于信贷消费而背负沉重债务负担的人，即所谓“负产阶级”进行了描述性研究。2004年11月1日《经济观察报》上刊登了刘建昌的一篇论文，题为《个人信贷消费是否可持续》，文章指出我国一些大城市居民已经悄然成为高负债一族，家庭债务比例已经达到甚至超过美国等国外发达国家的水平。2003年上海家庭债务比例高达155%；北京家庭债务比例也达到122%，已经超过美国的115%。

“负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对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产生很大的影响。负产阶级的身份特征是年轻，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这些资本使得他们对自身能力抱有较高的期望，对依靠自己能力谋取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敢于“预支未来”。对于“负产阶级”来说，这种消费方式是一种时尚，一种理财观念，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李庆真(2005)从社会变迁的视角，以“月光族”到“年清族”所隐含的消费模式的连续性这一社会现象为载体，解析了现代都市白领阶层青年的生活价值取向和消费观念的变迁。“月光”，即生活中的“钱用得月月光”的缩略语，多指年轻的白领阶层，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有一定的专业技术和文化知识，有较为稳定的职业和经济收入，从小生活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在成长过程中有较好的家庭背景作支撑，较少经历贫穷和苦难，生活基本上一帆风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和价值追求，新潮和时尚是他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理念，享受生活是他们人生的一个基本目标，其消费理念和生活宣言是：挣多少，花多少。

“年清族”是对“银行里的存款一年一清或几年一清”消费群体的一种称呼。这一群体的消费理念和基本生活逻辑和“月光族”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最尊崇的名言是“攒钱要一分一分地攒，花钱要一百一百地花”。他们不像“月光族”那样把每个月的工资花得精光，而是将节余下来的工资一笔笔变成存款。但过一段时间，一年或几年，他们的存款又会“失踪”，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理念中，储蓄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更好、更大的消费，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表面上看，“年清族”继承了父辈们节俭的传统，但他们的生活逻辑已经远远背离了父辈们的传统。在他们的生活里，享受生活才是唯一的目的，他们勤奋努力地工作、俭省节约地储蓄也是为了享受生活。从“月光族”到“年清族”，不仅有一种年龄上的延续，而且它更是一种生活价值取向和消费理念的延续，它体现着社会变迁带给生活和消费领域的深刻变革。

周宪(2004)从文化视角对“消费偶像”、“炫耀性消费”作了颇为深入的解析。他指出，视觉性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最显著的“文化主因”。有闲与炫耀性消费逐渐成为现代人普遍效仿的生活方式。作为视觉形象的“消费偶像”到了媒介文化时代，特别集中地体现在一些文化角色中。在当今的消费社会中，人们是通过他人可见的消费行为及消费品来建构自己身份的。借助可见的消费行为和特殊商品的占有与展示，消费者显示并强化了特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消费活动成为一种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仪式性活动”。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商品和视觉景象的相互缠结在一起已经越来越明显。从电影明星到电视节目主持人，从体育明星到娱乐界种种“大腕”角色，通过可视性的媒介传播，产生了青少年此起彼伏、一浪又一浪的偶像崇拜与狂热的追星潮。

陈久国、罗媛媛(2006)等学者从文化视角探讨了“韩流”的出现以及青少年沉迷韩流的原因。一方面，韩国影视剧铺天盖地，大有横扫中国内地之势，特别是引领韩流主打内容的影视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及娱乐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青少年。在这种视觉文化的狂轰滥炸之下，吸引了众多青少年的追随；另一方面，也凸现出我国青少年精神领域文化的缺失。李凡卓(2004)对Hip-hop文化在青少年中的流行进行了分析。在Hip-hop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与中华文化接触发生一系列文化反应，成为带有鲜明中国烙印的Hip-hop文化，成为青少年的一种减压文化。在Hip-hop文化传播初期，其中商业成分并不重，传播者只是出于单纯的喜好，但在商品文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Hip-hop文化更多是带有文化工业生产和传播意味的。在这样的消费推动下，客观上达到了广泛流行的效果。Hip-hop文化的流行既因为它具有青年亚文化性质，同时也具有商业文化或消费文化性质。Q版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广为流行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它是网络时代青少年寻求心灵突围的集体默契。Q版文化是一种亚文化的生活方式。到2005年2月16日，QQ同时在线人数突破1000万(海峡网，2005)，QQ已经成为青少年生活和工作的一种手段，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年轻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QQ了。在以QQ为代表的Q版文化逐渐盛行的大趋势下，与“Q”相关的商业穿衣不断推陈出新、数不胜数。

西方文化产品是西方发达国家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批量化制作的、旨在通过满足大众精神文化和审美娱乐需要而获取利润的文化商品，主要包括音像制品、印刷制品、游戏、动漫制品等。青少年正处于文化学习、文化娱乐需求的高涨期，受到西方文化产品的强烈影响，这必然会对青少年的文化消费选择带来巨大影响。

四、性观念和性行为：社会规范的迷失

研究表明，我国青少年对于性的态度日益开放，而对性的知识却知之甚少，大众传媒成为我国青少年性知识来源的主要渠道。陆爱桃等(2006)研究后认为，我国青少年性知识的主要来源是：学校、父母、课外读物以及大众传媒。2000年后性知识来源于大众传媒的男生比率为37.77%(90年代为14.39%)；女生比率为35.12%(90年代为14.18%)。楼超华等(2005)通过对上海两所高中、两所大学，共计1，337名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有1/3的同学曾经浏览过黄色网站，其中大学生比例明显高于高中生。部分学生浏览黄色网站的频率在每月1次以上，其动机主要是好奇、满足性冲动/性需求，获取相关知识。有2/3的同学赞同通过因特网开展性教育，认为这是一条好的途径。

青少年从大众媒体中获取性知识的比率有增加的趋势。课外读物和大众传媒成为青少年性知识的最主要来源，尽管学校提供的性知识教育比较科学，但已远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父母对孩子进行性知识的教育则更少，只不过中国家长对女孩的教育比男孩相对要严格和谨慎。宋桂荣等(2004)调查了大连市青少年性知识、性行为和性态度现状，发现青少年性知识的来源以传媒为主(41.6%)，包括报刊杂志、影视和互联网；其次是学校教育(34%)；然后是医学书籍(25.1%)；最少的是朋友(17.3%)和家长(15.2%)。在性知识的了解程度方面，大约有一半的青少年不能正确回答所列的各项性知识问题。研究还表明，虽然绝大多数青少年与异性无拥抱、接吻、抚摸身体等行为，但有相当比例的学生认为青少年可以与异性发生上述行为。

索阿娣等(2004)通过对北京广播学院6，402名在校本科生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认同程度较高，明确持赞同态度的占了33%，表示不赞同的占30.5%，男生比女生更赞同婚前性行为。尽管有的同学不赞同婚前性行为，却有更高比例的人默认大学期间的性行为，认为这是“个人的事情，不加评论”，这一比例高达58.3%。这表明大学生的性观念总体上呈现开放、宽容、多元并不偏离的态势，但一些漠然的态度应当引起重视。

钟一彪(2006)对近期兴起的青少年网络同居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网络同居是一种以网络为媒介，以性吸引为基础的青少年亚文化现象。目前国内网络同居者达十几万人，其中大多数是青少年。作者从社会转型、消费文化、社会问题等角度对网络同居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网络同居这种青少年亚文化现象蕴含着青少年对交流的渴望、对性知识的窥探和对两性关系的嬉戏，同时折射出青少年在性知识方面的贫乏，性教育的缺失以及青少年辅导与服务的缺位。

我国共有青少年3亿以上，每年大约有2，000万儿童进入性成熟期。青少年面临着由青春期生理、心理以及性发育迅速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健康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3个因素是未婚先孕及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非意愿性行为。李鼎生于2000年调查统计，发现中国婚前性行为发生率为78.28%，未婚人工流产率为39.23%，生殖道感染率为20.65%，性传播疾病患病率为1.12%，并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加。面对现代青少年的性生理成熟年龄普遍提前的现象，生殖健康教育却明显滞后，性知识的缺乏和现实的需求形成了强烈的冲突。

因此，对于青少年性观念的塑造要从儿童开始。刘畅(2006)认为，近20年来，电视作为一种形象、生动、富有情绪感染力的大众传播形式，一直陪伴着儿童青少年的成长。电视传媒成为儿童性知识获得的主要渠道，许多成人类的影视剧儿童也经常耳濡目染。电视中有关性与爱情方面的画面、语言、电视剧所宣扬的主题价值观都深刻地影响着从小在电视机前长大的孩子们。电视作为一种表意性很强的符号系统，对儿童、青少年有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影响，它塑造着青少年的性观念、性行为的态度，以及更深层的婚恋观。

五、暴力和色情文化：诱使青少年犯罪与偏差行为的重要因素

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特殊主体的犯罪，历来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快速的社会转型时期，青少年犯罪成了我国刑事犯罪的主体，城市青少年犯罪占刑事犯的70%，农村占60%以上(帅庆、刘凯，2006)。

当前青少年犯罪表现出如下特点：犯罪手段残忍；犯罪手段成人化和职能化；犯罪类型多元化；犯罪成员低龄化；犯罪表现团伙化；犯罪主体职业化；女性犯罪突出。周小明(2004)分析了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即暴力型犯罪突出，他们索要钱财、绑架同学、抢劫；性犯罪也占据一定的比例。

李锡海(2006)分析了暴力文化与青少年暴力犯罪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暴力文化的表现形式非常多。翻开报刊、书本，就可以看到与暴力有关的事件，还有影视剧中的厮杀、武打、战争、侦探片，都弥漫着残酷冲突和血腥暴力的气息。一些电影和电视剧更是对暴力情有独钟，刻意渲染、刻画一些暴力场面，在互联网上，暴力信息更是无处不在，尤其是在一些盛行的网络游戏中，暴力色彩更加浓厚。青少年经常观看这些影视剧，认同了其中所蕴含的暴力亚文化，通过观察学习，模仿到了“榜样”的暴力行为。当代最著名的社会学习论者班杜拉认为，攻击或暴力都可以经过建模过程、观察模仿学习而习得。孙召路(2005)在分析了媒体中的暴力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外，还指出了黄色亚文化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在互联网上大约有100万个黄色电脑软件，全球每天新增2万多个黄色网站，如果缺乏有力的引导，很容易诱发青少年性犯罪。

青少年由于兴趣相投，经历相似，还很容易结成团伙，团伙作案，“帮会化”趋向成为青少年作案的主要形式，甚至还有一些青少年磕头拜把，饮血盟誓，成立帮会，形成相对稳定的犯罪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