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Vol. 27在国内，应用研究通常被视作“下里巴人”而难以登堂入室，这种状况也在本文的文献搜集过程得以体现。社会政策，尤其是社会工作，主要从事的是面向社会弱势群体的服务方案订定和具体扶助输送的工作，但在学术思想和学术声音发表的领地里，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却基本属于“弱势群体”，主要的媒体空间都被宏大的社会理论及其研究所占据，诸如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这类应用性研究只能在其中的夹缝里发出微弱的声音且为名士大家所不屑。所以，本文采用的文献除了在权威和核心刊物上登载的很少一部分外，为了保证论述的完整性，也只能从非核心刊物上引用相当一部分质量较高的文献。对于这种困境和无奈，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本文把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的文献放在一篇中讨论，因为从西方学术界在这个领域中发展的历程来看，“社会政策”决定服务的理念、原则和方向，“社会服务”决定服务的项目和内容，而“社会工作”则是把根据社会政策订立的社会服务之内容输送到社会中有需要的人群的手段和过程，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本文综述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2004~2006年国内有关社会政策研究的述评，以从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和社会政策的行动体系三个方面作为逻辑线索；第二部分则是2004~2006年中国大陆社会工作文献回顾，以专业化引入和本土化探索作为论述主线。在每一部分之后，本文都有一些思考或问题提出，以供进一步讨论。
一、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发展方向和行动体系在过去的三年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新的治国方略和发展战略的提出，使社会政策的意义凸显，以致有学者提出中国即将迎来“社会政策时代”(王思斌，2004)，加强政府社会政策制定的能力建设成为学者们的共同呼吁(王思斌，2004、2006；徐月宾，2005；杨团)。与此对应，学者们从政策规范、价值选择、福利制度和行动体系的四维视角，以及从表里、动静等两种关系来理解和认识社会政策之类的理论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徐道稳，2005)。
(一) 灵魂的追寻：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社会政策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不讳言自己的价值立场(唐钧，2004)。社会政策制定的起点不是社会问题和需要，而是其背后隐藏着的对理想社会的希望和信念，是社会发展(童敏，2004)。既然社会政策涉及人们对社会福利的有意识、有目的的主动追求，涉及人们期望的社会生活状况，这就必然与利益、价值、信仰等发生联系，因而社会政策本身必然具有价值取向的特点，这正是社会政策研究具有开放性和挑战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杨伟民，2004)。可以这样说，价值选择是社会政策的灵魂(徐道稳，2005)。
在谈到社会政策的核心价值时，“公正”是被提及最多的字眼(唐钧，2004；吴忠民，2004；顾昕、李海燕，2005；徐月宾，张秀兰，2005；夏学銮，2006)。但是，公正本身是个极其抽象和复杂的概念，它往往由一些次级的价值观念体现，而这些价值观念之间又可能相互矛盾。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政策存在着价值观缺失的问题(杨团，2006)，缺乏相应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理念，形成“有政策框架，无价值基础”的状况(刘继同，2006)。同时，社会福利观念的更新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的突破口，是福利制度改革中最困难和关键的领域(刘继同，2004)。因而，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对社会政策的价值基础进行研究，就成为学者们的诉求之一。
1. 具体政策的研究吴忠民(2004)对建国以来中国社会政策的基本发展脉络、特征和走向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以往平均主义的基本取向转变为现代公正意义上的基本取向。
李春成(2004)以美国公共救助政策改革为个案，阐明了价值观念对社会福利政策选择的基础作用。他认为：(1)价值观影响着社会福利政策设计的各个方面；(2)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相互并存并相互竞争地影响着政府社会政策的安排；(3)不同的价值观念往往选择不同的信息基础，配以不同的社会问题视景，偏好不同的社会政策方案，形成不同的社会评价；(4)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在特定的福利“场域”，各种价值观念的现实表达存在某种优先顺序；(5)主流社会价值观决定着社会福利政策的基本取向，并导致具有较大稳定性的福利模式的出现。
2. 福利思想的反思钱宁(2004)试图从福利哲学、福利思想的高度，通过对现代社会福利政治道德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分析，以及对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福利理论的价值取向的反思，对我们深入了解社会福利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起到理论建设的作用。一方面，他剖析了社会福利思想从人道主义到公民权利的发展，指出在现代社会福利的理论与实践中，公民权利观念的确立是社会福利思想的重大变革，它把社会福利从一般的道德要求提升到了政治道德的高度，使福利脱离了慈善救济的人道关怀的局限性，使之成为人人拥有的经济与社会权利。作为公民权利的社会福利观的形成，将现代社会福利与传统社会福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充分体现了现代社会追求平等自由和正义的理想。另一方面，他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的新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观对社会的平等、正义和福利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形成了严重的挑战，主张建立一种平等和多元发展的福利集体主义价值观，维护社会福利的公正作用(钱宁，2005)。
3. 文化视角的考察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属于文化的范畴，从文化角度研究社会政策是社会政策学科特性的内在要求(毕天云，2006)。毕天云(2004)把对社会福利进行文化透视的理论观点归纳为“文化起源论”、“文化背景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决定论”和“福利文化论”等五种，展现了价值观念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影响作用。更进一步，他以具有包容性的“福利文化”这一概念来描述福利实践中的深层，即价值观念的作用，认为福利文化在福利系统中起着维系功能，为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支持，同时也是解释不同福利制度(模式)差异的一个关键变量，是影响和塑造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参数，任何一个国家的福利制度建设，都必须充分考虑本国民族的福利文化传统(毕天云，2005)。
(二) 两种分析框架：社会政策的发展方向梳理国际流行的社会政策理论，并以之为鉴，对中国的社会政策或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进行反思，提出方向、原则或框架性的指导，是学者们在2004~2006年期间比较关注的一个论题。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以下两个主题展开。
1. 从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彭华民(2006；彭华民、黄叶青，2006)系统梳理了福利多元主义的社会政策分析范式，认为该范式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既不能完全依赖市场，也不能完全依赖国家，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福利的规则、筹资和提供由不同的部门共同负责、共同完成。由于各国的经济环境、意识形态的差别，福利多元主义的构成及其功能的侧重点有所差别。福利多元组合部门互动所产生的力量可能形成社会排斥，也可能形成社会融合。
在福利多元组合范式的框架下，关键的问题是国家、市场、家庭、民间组织等不同主体在福利体系中的适当定位、相互关系和分工互补。作为对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一种应对方式，西方国家在这种范式下强调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的减退和新的治理结构的形成，中国学者借鉴这种范式，对中国福利多元组合中的政府角色的定位进行了反思。
徐月宾和张秀兰(2005)认为，导致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初期，忽视了国情的差异，不恰当地学习了西方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的经验，在认识上陷入了“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退出”、“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市场机制的高效率”的误区。政府从社会福利领域的退出和缺位使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就现阶段的中国来说，政府不仅不能退出，还必须在社会福利领域中发挥主导作用，其具体表现就是要承担起社会福利的投资主体角色。在没有相应的承接载体和尚未对载体进行有效监控、评估的手段与能力之前，政府只有先进入才有退出的条件。
1990年代初期大力推行的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的实质是福利多元主义(刘继同 2005)。有学者在对这场改革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重新思考国家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定位。对“社会化”的错误理解，是造成社会福利社会化改革存在一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福利社会化不等于社会福利市场化，也不是减少甚至放弃政府的责任，而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发生变化，是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办福利的机制和环境。政府必须发挥资金投资主体的角色，积极培育和支持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以鼓励企业和民间资金进入社会福利服务的领域，采取适用我国具体情况的社会福利管理工具，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把国家和个人的责任对立起来，或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或过分强调个人与家庭的福利责任的观念(张秀兰、徐月宾，2006；易松国、丁华，2006)。
徐道稳(2006a)在讨论农村社会福利的制度转型和政策选择时认为，在西方福利国家改革中的政府退位趋势，从福利责任意义上说对中国农村并不适用，因为中国政府在农村的福利责任一直以来都是坚守最后的底线，都是以最后施舍者的角色出场，如果再往后退，政府在农村的合法性基础就有可能受到质疑。相反，政府要积极、适度地介入农村社会福利，政府的角色要从“最小-最强国家”变为责任政府，从市民政府转向公民政府，同时政府应当构建积极的家庭政策，使家庭在社会福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 从再分配到社会投资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上对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共识，这也代表着当今社会政策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政策模式。社会政策既有再分配的功能，也有社会投资的功能。社会政策是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社会政策也是生产力要素之一，其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有重要的作用。因而，社会政策不只是促进社会公平，对经济效率也有重要贡献。以投资为导向的社会政策是资产而不是负担，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不是相互排斥的，应该实现二者(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发展(梁组彬，2004；徐月宾、张秀兰，2005)。把社会政策看作生产力是近年来社会政策基础理论最具突破性的进展(徐月宾，张秀兰2005)，第三条道路的思想和发展型社会政策都可归入这个范式中。
在对这种社会政策范式进行借鉴时，张秀兰(2004)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和科学发展观具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发展型社会政策可以作为科学发展观在社会政策领域的操作化模式。构建我国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思路是：(1)投资现在和未来的劳动人群，这是发展型社会政策最根本的立场；(2)增强全社会抗击风险的能力；(3)在政策设计中逐步纳入并强化“发展”的维度；(4)建立发展型的公共支出体系。
但是，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总是嵌入在社会中发展的(彭华民、宋祥秀，2006)，其表现就是社会政策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过程，有它不可缺少的政治前提(徐道稳，2006b)。因此，学者们在借鉴这种新的社会政策范式时，也试图从更广的层面上设计政策嵌入的社会框架。
彭华民、宋祥秀(2006)借鉴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超越构想的整体性，首先设计了中国社会政策的新社会框架：(1)责任提倡，特别是要复兴个人和社会对他人的责任感；(2)推动建立能动性政治，推动多元部门的发展；(3)社会政策议题对话，建立对话民主，通过对话过程产生社会政策；(4)从消极福利的社会政策模式转化为积极福利的社会政策模式。在这个新的框架下，彭华民进一步构想了中国社会政策改革发展的原则路径。
徐道稳(2006b)从社会政策建立的政治前提的角度出发，提出作为社会政策中更为基本的东西，同时结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几条原则是构建中国发展型社会政策应当强调和遵循的，即：以公正为基础，以民主为手段，以自由为目的。
(三) 实现政策目标的保证：行动体系任何一项社会政策都必须在政策过程中才能确定和实现它的价值，这是认识社会政策的动态视角(徐道稳，2005)。学者们也从这个视角进行了分析。
从行动和过程的角度，王思斌(2006b)提出“社会政策实施”的概念，指的是一项社会政策变为社会现实，即它在实际上被呈现的社会过程。这是一个行动与过程的概念，与传统社会行政、社会政策执行过强的目的性、预先设定的程序性不同，社会政策实施更强调复杂的事实，它包含了社会政策执行者、社会政策对象及政策实施环境中的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结果。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政策的制定、政策实现的组织体系、社会政策变为具体的社会服务的方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参与各方的互动有直接关系。
从过程的角度看，社会政策的制定是社会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利益表达机制不断完善，利益表达方式逐步多元化，但是多数利益表达渠道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徐道稳，2006c)，社会政策在制定程序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规范性，民主参与、公开性和技术手段方面都存在问题(吴忠民，2004)。我国社会政策中最基本、常见的政策决策模式是“无过程决策”，决策权力通常集中在极少数权力精英手中，普通百姓和广大公民没有充分参与决策的过程。不过，这种“无过程决策”模式出现了向“咨询式决策”模式的转变(刘继同，2006b)。此外，社会政策的执行不到位和忽视政策评估也是我国社会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刘继同，2006b；吴忠民，2004)。
从行动体系的角度看，社会政策实施中的工具和技术也是学者们较为关注的一个方面。顾昕、李海燕(2005)强调政策实施中的筹资渠道和服务递送方式问题。他们认为，社会政策的实施依赖多种筹资手段的相互配合，政府应该灵活运用税收和收费、借贷、彩票、保险、强制储蓄和动员民间融资等多种手段进行筹资。从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筹资中的定位来看，中央补助金制度是一个基本方向。在服务的递送方面，把服务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安排者加以区分，政府公共服务的递送从各种直接的方式转向为间接的方式，注重间接性政策工具的开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顾昕、李海燕，2005；杨团，2004)。杨团以建立“公共服务市场和公共服务产业”来指称这一方式(杨团，2004)。此外，李培林从技术的角度提出，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经济核算的“社会核算”体系，并使之成为一个普遍运用的社会技术，以确保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李培林，2004)。
(四) 简评从2004年到2006年，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和视角对社会政策进行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于社会政策的认识，但是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1.概念理解和使用的混乱。研究者们对于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核心概念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使用。由于学术背景、学术旨趣的不同，学者们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的概念的理解和使用涵盖了从狭义到广义的不同层次，有的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时使用两种涵义，不加以严谨的界定和区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学术交流与对话的顺利进行。因此，营造一个共同的学术交流平台，在同一平台上进行对话和讨论，是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需要。
2.本土化的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相当匮乏。2004~2006年间，学者们对社会政策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具体领域的社会政策的对策研究，而对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基础理论研究却相对匮乏，尤其是本土化的理论研究欠缺。这与社会政策的介入性和实践取向有一定关系，理论研究的欠缺必然对社会政策的整体和长期发展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社会政策的理论研究应该包括：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社会政策的内涵、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社会政策的角色与功能定位，以及“社会政策战略性框架设计”(杨团，2006)等。
3.国外理论的借鉴及对中国实践的反思。吸收、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与做法是发展自身的一个重要渠道，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往往是零散的，指向不同的面向，有注重政治前提的，有注重社会框架的，还有强调社会政策本身的理念及走向的。“中国经验”的特殊性是对中国学者智慧的考验(李培林，2004)。如何进一步把国外的先进的理论及范式与中国的实践进行整合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这包括不同范式之间可供借鉴之处的整合，理论范式与中国实际国情的结合，以及最终如何在这个基础之上构建出一个包含不同层次和面向的、指导中国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建设的整体性的框架。
二、社会工作专业化和本土化的艰难调适社会工作诞生于西方的社会环境之中，其理念、理论、原则乃至实务模式和技巧都体现了西方的宗教理念、乌托邦思想和福利国家思想等等，这种具有浓厚的西方文化色彩的助人制度被引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不得不面临着艰苦而漫长的和本土文化与本土经验相互调适的历程。
(一) 对西方论述的醒觉：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引入及其反思西方社会工作思想、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第一步和必要条件。在国内，社会工作的发展虽然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是比较系统和规范地介绍最新和权威性的西方社会工作的论述则是在2000年以后的事情，这种情形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国内社会工作实务发展的需要，也可能是海外社会工作的留学生逐渐回国投入社会工作领域之缘故，因此，在2004~2006年期间，有国外社会工作评估模型的探讨(吴伟东，2004；陈钟林，2005)；有当代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管理主义和专业主义争论的介绍(郭伟和，2004)；有对西方社会工作领域中新近兴起的“以证据为本”的社会工作实践之基本理念和操作架构的系统阐述(何雪松，2004；陈树强，2005)；有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代社会工作影响的诠释(熊跃根，2006)，也有对当代西方社会工作的十大发展趋势的详细阐析，即①实践方法的嬗变；②认识论的多元化；③介入取向的持续论争；④证据为本的实践的兴起；⑤介入聚焦的转移；⑥专业关系的重构；⑦短期治疗和折衷模式的盛行；⑧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现；⑨社会服务机构的新管理主义取向；⑩社会工作教育的不断革新(何雪松、陈蓓丽，2005)。
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是，与2000年以前有关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引入相比较，2004~2006的文献更加注重反思这些西方论述在中国文化处境下的适用性(乔世东，2004；何雪松，2005；熊跃根，2006)。这些反思引出对专业化的一个认识：社会工作专业化是为了给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帮助，还是为了人为设置专业篱笆以建立专业霸权？熊跃根(2006)在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社会工作的影响的前提下，清醒地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反思意义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意义。从理论层面看，在学习与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同时，要避免专业发展中的“专业帝国主义”因素的负面影响，把本土的实践经验同国际化交流有效地结合起来。对中国而言，推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建设必须积极肯定本土理论与实践模式的价值，在充分考虑到文化敏感性要素的同时，努力促成本国社会工作专业工作者与发达国家同行就实践经验与理论模式的互惠交流。
(二) 艰难的跋涉：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探索对西方社会工作论述的批判性反思、消化以及在国内社会工作实践需要的驱动下，2004~2006年国内出现了不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建构文献(范斌，2004；顾东辉，2004；刘华丽，2004；郭景萍，2005；郭伟和，2005；王思斌，2006；童敏，2006；陈钟林，2006)。
王思斌(2006)从对“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的分析和对国内底层贫弱群体接受帮助行为的理论模型的建构出发，指出，中国既没有社会工作专业制度，也不是西方那样的个人理性主义文化，而且又有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再加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于是，作为西方经典的理性主义的社会工作模式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如何向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有效的服务就是值得讨论的问题。为此，他主张从了解国内服务对象的复杂的需要结构、了解和分析国内受助者的问题世界，以及建构符合中国文化情境的帮助-受助过程等层面来展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的尝试。
童敏(2006a)从社会工作实习和督导的层面上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议题作出了比较深入的思考，指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基本处境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督导者面临的主要任务除了服务机构的协调、理论学习和专业实践活动的结合、专业服务需要的评估、专业身份和专业自我的确认以及专业服务的跟进以外，还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和专业服务的培育等。因此，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的督导者承担的基本角色也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督导者不同，包括专业服务的设计者、专业服务需要的转化者、日常专业服务的指导者以及专业服务的培训者等。
“增权”理论是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范斌(2004)在论述增权概念的内涵及其假设前提和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从客体和主体两个方面分析弱势群体的无权状况，进而区分弱势群体自我发展所需的个体增权、人际关系增权和社会参与增权等三个层次，并结合中国弱势群体的现状和增权途径，讨论了“主动增权模式”和“外部推动增权模式”的关系及其适用性问题(范斌，2004)。
陈钟林(2006)则另辟蹊径，从社会工作研究的角度来探讨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问题。她认为，西方社会工作研究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基本的构成要素：①理念-伦理；②人类多元化议题；③理论架构；④研究方法。在社会工作范畴内，社会工作研究首先是对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工作伦理为指导的助人活动的理念、内容和方法的分析，遵循多元化观念，强调研究必须注重人类群体在民族、性别、年龄等多方面的差异。在这些要素中，人类多元化议题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倡导基本上是一致的。作者以天津市为研究背景，在弱势群体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尝试实践了对社会工作研究的本土化，其本土化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助人理念的明确和对整个研究过程的主导；②“人类多元化”视角的警觉和遵循；③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架构的操作化；④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系统整合和研究框架的建构；⑤研究方法的单一运用和整合运用。
显然，有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在2004~2006年中已经被国内的研究者有意识地放入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服务领域或者植入本地文化情境中加以讨论，这和若干年前国内学者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泛泛而论，实在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不过，这样的讨论仍然有巨大的拓展空间，这种拓展至少包括：(1)更多的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的涉及和讨论，比如国内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化议题就显得十分的迫切和紧要；(2)对中国文化的更全面和更深入的把握以及将其与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更紧密的联系；(3)对中国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及其行动逻辑的更深刻的剖析以及与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方式的结合和思考；(4)对以权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行政架构和组织体系的分析以及与社会工作服务资源、社会工作支持系统的相互关系的讨论。
(三) 在处境化中追索：社会工作本土服务模式的实践和探寻此处所谓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系指为特定的人群，如青少年、老人、妇女或病患提供直接的、具体的且比较经常化和固定化的帮助方式。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2004~2006年关于医务社会工作和康复社会工作的文献有大幅度增加之趋势(刘继同，2006；童敏，2006；邓锁，2006；唐文，2006；安民兵，2006)，或许这是医务领域和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的迫切性日益突出之缘故，其中，刘继同和童敏的研究颇具代表性。
刘继同(2006)认为，在社会转型和卫生部门等机构改革的过程中，以增进健康公平、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等为核心的医患关系，是目前中国社会政策议程与健康照顾服务领域中最紧迫和最关键的议题。有鉴于此，在健康照顾服务领域与服务内容中，如何改善医患关系，重构医护人员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形象、专业地位，提高服务质量，将是当前医务社会工作发展与介入的最佳领域。而医务社会工作长远的优先领域是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城乡社区组织动员、社区健康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对象是各类高危人群(刘继同，2006)。邓锁(2006)的研究建基于制度主义，认为从制度学习的视角，我们看到医疗社会工作不仅是一种工作的方法或形式，同时也是镶嵌于医疗健康体制领域内的一项制度安排。而作为一项制度安排的专业化医疗社会工作，要实现良好的运行和发展，应该具有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特点，这既是医疗社会工作发展的目标，也是其获得进步的一个必要条件。
童敏(2006b)较长时间致力于精神病患者的社区康复研究。他指出，西方精神病康复服务是与非院舍化和社区照顾运动紧密相关的，它改变的不仅仅是精神健康服务的场域和服务手法，而是从原有的问题治疗转向精神病人能力的发掘和社会功能的发展。这样的服务理念与社会工作所倡导的案主自觉、对案主独特性的尊重、在环境中理解个人以及追求更为平等、更为合理的社会等基本原则非常相似，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中国大陆急需精神病康复服务，这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中国大陆精神病康复的社会工作服务介入方式与西方不同，以精神病人家庭为服务介入对象，在家庭成员之间的责任关系基础上深入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生活愿望和意义，调动每一位家庭成员的能力和资源，在发展中结合治疗，通过整合内部心理调适和外部社会支持，在日常生活中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
除了医务和康复领域的社会工作讨论外，2004~2006年国内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介入及服务手法等话题也有提及。赵海林、金钊(2006)认为，在目前青少年矫正服务过程中迫切需要引入“充权”的理念和相应的服务方案；王瑞华(2006)讨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背景下，中国的企业社会工作加强专业介入的必要性和介入策略。费梅苹(2005)在对上海社区青少年服务目标、服务原则、服务内容、服务方法和策略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融和型”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概念。她认为，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体现了多元优势融合、和谐发展的特征。“融和型”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性特点。
(四) 简评综观2004~2006年国内有关社会工作实务方面的研究文献，基本上可以作如下评价：
1.与2004年以前相关文献只是局限于青少年、老人等传统的社会工作领域这样一种状况相比较，2004~2006年社会工作研究文献涉及到更多的领域，如企业社会工作、康复社会工作、医务社会工作、矫正社会工作、戒毒社会工作、儿童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职业化问题，等等。这种态势说明，国内社会工作被社会的认同程度正在逐渐提升，社会工作为大众接受的迫切性也在增强，这对于中国社会工作的推广和专业化发展实在是一件大幸之事。
2.目前国内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中的研究仍然缺乏学术性而流于经验总结，缺失理论概括和指导(哪怕是很薄的理论)而成为泛泛之谈。虽然可以看到有些研究已经在尝试摸索和建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模式(一种低概括度的理论)，但是仍然很不成熟；也有些研究试图引用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以作为实践和研究的指引，但难免有生搬硬套之嫌疑，也缺乏在中国处境下的深刻反思，这些情形自然反映了中国社会工作尚不够充分发育和发展的这样一种现实。
3.最为关键的是，通过对2004~2006年国内社会工作文献研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务领域中的研究)的探讨，可以发现国内社会工作界仍然存着一个很大的认识上的偏差或缺陷，即基本上没有意识到社会工作知识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相比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没有领悟到基本上社会工作知识来自于真实情境中的实践而非课堂上的灌输，来自于对处境化了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思，而非教科书上的教条及其背诵；一句话，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默会知识”。如果我们不对这种社会工作知识的性质具有比较深刻的体悟和掌握，那么，这种缺陷始终会影响国内社会工作研究乃至整个社会工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