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变革，传统芝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对于城市生活和城市变迁的解释力日益衰微，源于欧陆的政治经济学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城市社会学研究范式。与早期的人文生态学相似，政治经济学城市研究内部流派众多，视角各异，但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各流派都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新的灵感。政治经济学范式对于当代中国城市研究的影响如何呢？在对2004年以来这一研究领域发表的文章进行一番细致的研读和梳理后，笔者发现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视野提供了一个相当精准的分析维度，可以把握中国城市研究的走势。联想到不久以前，仇立平(2006)在对中国当代社会分层研究进行反思的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回到马克思”，作为对此的回应，本文拟从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视角，对近期有关中国城市的研究展开评述。结合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的经典研究，笔者首先对该理论范式的基本观点作一简要的介绍，然后从资本扩张、空间分化和都市运动三个方面，评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近期中国城市研究，最后在政治经济学范式引导下，对中国城市社会学可能的新的研究方向进行讨论。

一、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基本假设和理论贡献

所谓城市化，就是一个人口向城市空间聚集的过程，那么城市化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传统的人文生态学把城市视为一个自然系统，城市发展是一个新的群体和土地使用方式“入侵”、“更替”和“隔离”的生态学过程的结果。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奠基人之一Manuel Castells (1977)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他认为传统的城市社会学缺乏清晰的研究对象，也没有对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作出有力的解释。Castells引入了“集体性消费”的概念，它指的是为了确保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力的再生产，由国家组织和提供的公共服务。在他看来，城市是组织集体性消费最有效和最方便的方式。与此同时，Harvey(1985)在资本积累和流动的过程中发现了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运作机理。城市的发展和土地的使用方式的变迁密切相关，而后者则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投资结果。在以Castells和Harvey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城市社会学中，房屋产权被认为具有独特的转变力，可以影响人们的态度、信念和行为。当工人阶级拥有房产后，这个群体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就要发生变化。J. Logan和H. Molotch (1987)的“城市增长机器”模型认为，城市的扩张是受到政治、商业和经济精英的操纵，出于追求土地的“交换价值”的目的，而这往往会与本地居民实现土地自身的“使用价值”发生冲突，城市的物理和社会形态也随着两者的冲突不断发生变化。尽管政治经济学城市研究者内部视角各异，却都遵循一些共同的基本假设。首先，城市的兴衰是基于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原则，本地的行动者通过改变土地使用模式的人工环境去争夺资本、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其次，资本是流动的，而城市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所以城市发展必须顺应资本流动的规则；最后，阶级斗争，或者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角力，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另一个动力。用一句话概括政治经济学范式的主张，那就是强调行动主体的作用至关重要。如果说人文生态学认为城市的兴起是一个自然的生态学的过程，那么政治经济学则断言城市发展主要是经济和政治事务人为决定的结果(Gottdiener & Hutchison，2000)。

在写作此文时，笔者也曾为如何选择“研究客体”的问题产生过困惑，什么样的文章应该被纳入到本文的述评范围之内呢？农民工进城和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话题，理应也是城市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上述两个问题本期有专文讨论，笔者在这里就不再赘述。此外，上述问题尽管与城市密切相关，但它们很大程度上只是把城市作为问题发生的“容器”，并未真正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内在的机制。因此，笔者希望找寻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框架，从整体上(而不是限于某个局部的问题)把握中国城市研究的脉络。Walton (1993)在《美国社会学年度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政治经济学范式对于当代城市社会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历史解释；比较研究；社会经济过程；空间关系；族群社区；政治运动。在仔细研读对近三年发表的中国城市研究的文章后，笔者发现Walton的归纳与总结相当有帮助。因此，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笔者从资本扩张、空间分化和都市运动三个方面对有关研究进行评述。

二、资本扩张：城市发展和土地使用方式的变更

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论断，Harvey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发展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城市就是一个人力建造的环境(built environment)，其存在的目的就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城市中的一切景观，如道路、商店、工厂和居民区都是和资本积累和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在本地的利润优势不复存在，资本就会流向他处，在外观上就表现为城市的衰败。当前中国正在经历高速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一个资本积累、扩张和增殖的过程。尽管按照传统的智慧，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由政府主导而非市场运作的结果，但是政府的作用在新的形势下已经发生变化。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城市开始转变为类似企业家的主体(entrepreneurial city)，在策略制定，规则遵循和话语建构三个方面重新定位城市政府的角色(Wu，2003)。参与对资本的争夺，成为“企业家”城市的首要任务。在对影响中国城市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后，Anderson和Ge(2004)发现对于外资的开放和引进是促进城市增长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种“逐利”的倾向，不仅体现在城市政府的行为上，在街区一级的基层政府表现得更加突出(石发勇，2005)。中国城市的领导者们对此是有充分认识的。为了在日趋激烈的资本竞争中取得优势，从而在新的城市等级体系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许多城市采取扩张性措施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在资本推动下的中国城市，通过改变原来的土地使用方式，向内外同时进行扩张。空间的扩张也包括虚拟空间的扩张。一项研究中国互联网用户增长和分布状况的研究显示：互联网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紧密联系。中国特大规模城市与其他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这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不平衡点，可能会加剧中国社会空间的分离和破碎化(汪明峰，2006)。当然，研究中国城市的学者们更关注现实的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的扩张与变革主要体现为两个过程：一方面，大量城郊的农田和村庄被城市吞并，成为新的城区；另一方面，中心城区经历更为剧烈的改建重建，以提高土地的交换价值。学者们在继续探讨进城农民工的生活和权益的同时，城市近郊的失地农民问题成为近年来的一个新的关注热点。与农民工自己选择进城的个体主导型的进城方式不同，失地农民则是由于城市扩张而成为被动城市化的主体(张汝立、蓝宇蕴，2005；张海波、童星，2006)。加快城市化被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通过征地，撤村建居，使农民整村地迁居是扩展城市和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起点和主要方式，但是农民并不都是欢迎地方政府的“撤村建居”工程的，甚至反映出强烈的不满。毛丹和王燕锋(2006)的研究提出城郊农民的排拒主要基于其不安全感，即在政府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原来的安全条件很容易受到破坏，而满足其安全需要的替代方式却不易建立，甚至还没有被当成重要问题予以解决。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容易感到强烈的风险与转型的不安全，包括经济不安全、社会不安全以及政治不安全。在被动进城的过程中，农民在政治权力上显得很弱势，既无传统的农民资格，又无充分或者平等的市民资格，在涉及重大权益的环节上没有左右权和抉择权。张海波和童星(2006)则是从自我认同的角度讨论了失地农民作为被动城市化群体的城市适应性问题。他们在在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的获得过程中，自我缺乏基本的心理过渡和弹性，从而导致自我认同失望。不过，他们认为被动城市化群体在城市适应性和现代性获得的过程中，自我认同系统的转换滞后于物质系统的搬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自我认同将逐步完成转换。

与城市扩张和失地农民相关联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出现在大城市近郊的“城中村”的问题。都市里的“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和特有现象。蓝宇蕴(2005a)认为城中村所体现的具有鲜明过渡性特点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在她看来，这种新的村社共同体特指与传统小农村社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种村社型组织，它是以行政村庄为边界，建立在非农产业经济基础之上，并在非农化过程中依赖自身的经济、权力、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资源进一步凝聚起来的共同体组织，具体包括工业化的新型村社共同体与后工业化的新型村社共同体。在撤村改制的过程中，出现了改制公司“办”社会的现象，蓝宇蕴(2005b)认为这种现象应当和传统理解上的企业办社会区分开来。“改制公司”办社区因为和民众的自主治理能力联系在一起，具有特定的一些优势。城中村的出现对于解决目前的城乡分离的体制问题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城中村的自主开发承担了村民谈判、住房、养老、就业安置、教育和社区服务等的相关改造成本，国家因此规避有关的社会成本(轩明飞，2006)；另一方面，当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涌入城市的时候，“城中村”为他们提供了可以承担的栖身之所。在缺乏政府帮助和支持的情况下，“城中村”解决了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并为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创造了条件(Zhang al et.，2003 )。但是，城中村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城中村的开发由于土地、产权等相关制度建构的先天缺陷，开发主体行为能力的不足，地方政府和企业常常对改造的成本采取规避的态度。社会成本的规避和转嫁带来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包括城中村改造质量低劣，致使土地开发市场收益受阻；土地非农化趋势难以遏止，集体经济畸形发展；村民的土地收益被变相剥夺，村庄牟利的现象难以杜绝；村庄“单位化”现象无法破除，村落管理方式的变革受阻。利益集团强势勾连有可能使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成为城市边缘地区的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轩明飞，2006)。Zhu(2004)则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角度探讨了城中村的问题。城市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增长政策，但是财政的不足和制度的缺陷，限制了政府对于本地的发展进行有效的控制。城中村的困境表明了国家无论在培育市场规则和健全市场秩序，或者是作为第三方干预市场行为等方面都存在相当的不足。

资本扩张在中国城市化中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中心城区大规模的改建和重建。中国过去的市政建设，主要目的一是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二是完善基础设施。目前，随着城市功能从生产向消费转化，市政建设的目标多元化。除了住房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发展和振兴本地经济也是重要的目标。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就是改善本地的投资环境，创造适宜的商业性气氛，加紧对于国内外资本的争夺(Li，2005)。以广州为例，Xu和Yeh(2005)的研究说明中国城市对于流动资本的竞争更加激烈。尽管曾经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的地位近年来有所衰减。为了重新赢回竞争优势，广州城市政府积极推行城市复兴计划，启动了许多大型投资项目。尽管本地居民从中受益，但是对于商业和经济的刺激还有待进一步的评估。He和Wu(2005)关于上海新天地的开发是应用“城市增长机器”模型的经典案例。在促进本地发展的问题上，政府和私人资本各取所需，结成同盟。拥有资本的开发商在旧城改造过程中发掘和提升土地的交换价值，追逐超额利润。政府则通过政策干预、金融杠杆和对于土地租用的监管来控制城市重建的方向和步伐，并从中实现对政绩的追求。两个研究也分析了扩张性城市开发策略引发的问题。对于纷纷上马的“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学者们质疑其在树立政府威望、监管工程投资和实现既定目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此外，旧城开发对于拆迁居民的影响，资本追捧热点区域引发的新一轮城市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都需要得到相应的关注和解决。

三、空间分化：阶层隔离和社群边界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是由城市分化所形成的，这种分化是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包括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生活方式、消费类型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的分化。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趋于定型化，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体现在消费、教育和审美品味等多方面的区隔，而这种阶层分化在城市地域空间上最直接的体现是居住区的地域分化。刘精明和李路路(2005)利用GSS2003的数据，从居住模式、社会交往、生活方式和阶层意识等四个维度探讨了中国城镇社会中客观阶层位置在有关社会领域中的后果和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除了生活方式维度上阶层化的趋势比较模糊，在居住、交往和认同维度上，阶层化成为了主要的趋势。杨上广和王春兰(2006)对于上海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不同阶层之间的居住隔离已经出现，一方面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拉大，形成彼此的社会隔离和断裂；另一方面区隔的出现使得贫困阶层逐渐远离主流社会，并且遭受空间的剥夺，容易出现贫困固化和社会阶层的对立。阶层矛盾的激化已经初露端倪，文中引用上海浦东的调查表明，当地居民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是浦东表现最为明显的群体矛盾，文章最后认为不断扩展和提高的城市化过程并不能解决贫困、不平等的社会问题，相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不利因素可能在空间上高度聚集，从而使城市内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进一步激化。

美国城市社会学中一度流行而又引发争议的“underclass”一词，被国外一些学者用来描述当代中国城市中新近出现的边缘化群体。空间隔离与剥夺使得这些群体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无法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并由于阶层结构的固化和断裂丧失向上流动的机会，并有可能出现边缘性的代际传递。Wu(2004)对中国城市边缘化群体的空间聚集进行了更为复杂细致的分析。目前，中国城市中的边缘化群体聚居区主要有三类：一是城市中心破败的居民区；二是工业化时代兴建的工人居住区；三是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聚居区。这些贫民区的出现，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改革以前中国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市场机制的引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形成贫困以及相关社会问题在城市特定空间中的集中和恶化。Wu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中国城市并没有出现类似美国大城市中“贫民窟化”(ghettoization)，即贫困人口的极端不平衡分布。Solinger也认为一个新的边缘化类似美国underclass的社会阶层正在中国城市中形成，但她近期的研究(Solinger，2006)提出这个新的边缘群体对于政府和社会的挑战并没有以前认为的那样巨大，因为政府已经采取有效措施减轻这个群体的不满，包括颁布新的救助制度和实行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

阶层分化是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最主要和最核心的话题，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社会不平等不仅包括物质资源分配和占有的不平等，还包括文化表达上的不平等。研究社会分层，除了阶级和阶层的维度，还包括性别、种族、信仰等其他领域的分化。经济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多样性更加突出，很重要的体现是新的社群(community)在城市中的出现。虽然国内对此的研究总体上还相当有限，但是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比如关于宗教信教群体的研究。方文(2005)以北京基督教新教群体为例，研究社群符号边界的建构。他的研究显示，通过社会范畴化，基督群体和他群体之间的符号边界得以形成，通过社会比较过程，所形成的群体符号边界同时也是群际的符号边界，得以不断强化，而通过内群体惯例性的和典范性的社会行动，由群体记忆所承载的群体文化、群体风格和群体社会表征体系，得以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从而形成独立的社群意识。目前基督新教在中国城市中发展迅速，Yang(2005)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讨论了信徒皈依基督新教的原因。在他看来，单纯微观层面的个人危机和个人选择的解释并不充分，中观层面的结社需求和基督教的组织能力同样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宏观层面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基督教被重新赋予了现代性和世界性的意义，并被生活在不确定和风险中的中国城市居民提供了新的寄托。

四、都市运动：日常生活中的社区动员

尽管社会运动在西方早已进入学术研究的中心地带，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运动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地位相当边缘。2005年以后，《社会学研究》连续刊登了赵鼎新(2005, 2006)两篇介绍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文章，使社会运动进入了国内学者的视野；随后《社会学研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当代中国社会运动方面的经验研究，成为近年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的亮点。城市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就是产生于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的洪流之中。Castells(1983)认为城市的重要属性是国家组织集体性消费的形式，而这种集体性消费则成为导致城市社会运动的根源。比如对城市更新改造等规划建议的反对和要求提供更好的城市服务的运动等等。他提出当代都市运动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参与者自我定位为城市公民，或者具有其他自我认同，但都是和城市相联系的；第二，这些运动都是立足于本地或者本区域；第三，这些运动都是围绕三个目标进行动员：集体性消费、文化认同和政治自决。社会运动在中国城市中的形成和发展是和中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密切相关的。尽管描述的是台湾地区的情形，庄雅仲(2005)的分析同样适用于转型时期中国大陆的城市生活。都市居民寻求安身立命是一动态、开放且有时充满矛盾冲突的过程，都市空间陌生与快速变动的特性，都市问题的琐碎与复杂性，以及都市移民离乡背井的心灵冲击，使得都市生活充满不确定性与挑战性。

随着城市社会的发展和房屋的私有化，街道层级的权力、财产、社区和基层组织的互动发生变化，使得中国的邻里社区变成一个冲突与反抗，以及社会变迁的基本领域(刘春荣，2005)。业主维权运动，是房屋产权的私有化变迁的结果，由于问题的现实意义突出，是最先引起学者广泛关注的社会运动话题。业主成立业委会，张磊和刘丽敏(2005)认为这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基础关系结构在基层社区的出现。物业运作成为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新的公共空间，它不是由国家一元力量控制，而是由国家和社会二元力量共同决定的具有市民社会性质的新公共空间。与此相对，顾玫(2005)认为由于在法规、组织机构和人们目前对这一制度所持的看法三者都没有体现或者达到自治的核心精神，业委会制度并未为基层的民主参与提供舞台和可能。在经验研究的层面，张磊(2005)采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政治过程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研究中国城市的业主维权运动。他的研究将宏观的利益集团社会政治视角与中、微观的维权运动动员机制结合起来，考察影响业主维权运动的主要因素。美国学者基于美国社会中的社会运动情况而提出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也大致适合分析中国的业主维权运动。作者特别强调的是，具有强大政府背景的特定利益集团对社会运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能否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社会运动制胜的必要条件。同样是以业主的维权运动为研究对象，陈映芳(2006)着力探讨的则是业主在维权过程中的行动力和制度限制。作者认为城市中产阶层在房产物业纠纷的维权运动中表现出了相应的权利意识和行动力，而对市民自主组织的政治/法律限制已构成市民组织化表达行动和社会发育的制度瓶颈。她特别提出把“城市”作为一个基本维度，来考察发生社会运动所需要的政治机会结构。这种政治机会结构，体现在国家与城市间的关系，一方面涉及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涉及到作为“乡土中国”的国家与具有特殊经济、文化地位和社会形态的城市之间的特殊关系。同时，城市比较的视角还可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不同城市的权力结构与中产阶层的行动条件之间的关系。

与中产阶层的业主维权运动不同，在改革中利益相对受损的弱势群体，也通过集体行动发出自己的声音。佟新(2005)以一家国有企业工人反对兼并的集体行动为例，分析了工人集体行动的话语建构状况。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观念，加剧了工人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和集体认同。尽管工人们已经意识到能够提供生存保障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庇护”已经逝去，但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从而为社会运动的发生提供的必要的话语准备。翁定军(2005)则以三峡工程移民在S市的生活适应过程为背景，讨论了发生在非自愿迁移基础上的社会冲突。一方面，政府运用其强大的政治社会资源，从体制调整的角度掌控着社会秩序的设计、控制与保护，以此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另一方面，作为弱势群体的移民也在利用其有限的资源扩展他们的生活空间，既有迎合，更有抵制和冲突。不仅出自于经济利益，还有超出利益的象征性成分，即通过冲突来形成有利于自己的态势。

上面提及的这些都市运动一般都立足于单个的社区，按照陈映芳的分析，基本上属于零星式的集合行动或者浅层次的社会运动，并没有形成能够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由于在合法性和道义性方面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环保运动是目前中国唯一形成气候的社会运动。Yang(2005)分析了环保运动及其组织得以发展的四个制度性因素：政治条件、媒体、互联网和境外非政府组织，他的结论认为环保组织和运动具有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力。与此相对，在对北京大学生关于环保问题的看法进行深入研究后，Stalley和Yang(2006)发现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的环保行动很难发展成为独立的“草根”运动，无力推动制度的变革。无论对于环保运动的看法如何，勿庸置疑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运动必须在政府认可的框架内发生和开展，因此，在社会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民间组织在不同程度上对政府存有依附关系。不过，由于政府和民间组织双方的因素，范明林和程金(2005)认为存在政府与民间组织从依附关系到自主性互动关系转变的可能，但是他们强调政府是自主性互动关系建立的主导因素。

当代中国新近出现的这些社会运动，具有三个显著特点：①社会运动一般都是发生在城市的背景下，所以有学者称之为都市运动，这是因为城市的社会分化更加剧烈，新的利益群体不断形成，为资源动员和运动开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而逐步推行的居民选举活动为表述群体利益，促成产生新的社会精英创造了渠道(刘春荣，2005)；②很多社会运动都是立足于社区，着眼于“维权”，不仅包括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也包括城市新生的中产阶级，这和传统社区权力秩序处于变动和重构过程之中不无关系，代表政治的、行政的、民间社会的和市场经济的各种势力相互作用，彼此较量，推动和影响社区发展(张虎祥，2005；石发勇，2005)；③社会运动都是在政府认可的制度框架内发生，“去政治性”是所有这些运动的共同特征。中国社会的管理者和民众需要改变对于社会运动的固有成见，社会运动是建设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一种形式，正如庄雅仲(2005)指出的那样，社会运动的意义不在于集体行动本身，而是通过发展社会运动的行动网络，从中使不同背景的参与者学习差异的观点和立场，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中国都市运动，作为市民的群体性利益表达方式，较之集合行动和革命，无疑是更为合理的形式。因此，国家应当提供合适的途径让城市中具有相应的政治理性和合法行动能力的居民有效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降低更具社会破坏性的集合行动或革命发生的风险(陈映芳，2005)。

五、结语：中国城市研究的新方向

本文从城市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范式的视角出发，对近期中国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作了一番概括性的评述。在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试图顺着本文讨论的逻辑，对今后中国城市研究发展的新方向进行一个探索性的讨论。

第一，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仍然是中国社会学关注的重心，有必要在这个研究框架中加入城市这一变量，从而在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层面丰富和深化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解。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和政府已经不是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已经出现不同级别政府之间，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和城市之间，城市和街区之间的功能和利益分化。这种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立场差异，不仅表现在城市重建过程中各级政府在“城市增长机器”的框架下基于各自利益进行的协调和博弈(He和Wu，2005)，而且也为都市运动的行动者提供了某种政治机会。正如陈映芳(2006)揭示的那样，近年来各地城市的市民维权运动，较多地借助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来抵制城市政府的政治权威及权力压迫。中国今后的城市研究，在对待国家和社会关系这一中心范畴上，需要提供更加细致入微，更多考量“在地”(local)因素的实证分析。

第二，在探讨紧迫重大城市社会问题的同时，给予日常生活更多的学术关注。政治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理论来源者Henri Lefebvre在其关于空间生产的经典论述中，特别强调“社会空间”(social space)或者“日常生活空间”(lived space)的关键作用。“日常生活空间”就是居民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出发，赋予城市生活空间特别的意义，这些意义通常并不为主流的意识形态所认可，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但却对社会生活提出了敏锐的批判，并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因素(Lefebvre，1995)。郭于华(2006)在点评孙立平等人的研究时，特别推崇学者自觉采纳的一个“底层视角”，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历史命运。与苏联东欧的市场转型中上层精英发挥主要作用不同，中国市场转型的许多具体过程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这样就为下层官员和普通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机会，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逻辑往往产生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而制度变革合法性的建构往往是自下而上得以完成的。城市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发源地，如果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能关注日常生活，也就能够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

第三，随着研究对象的多元化与细分化，城市社会学应该成为一门跨越不同学科的研究领域。尽管城市社会学历来就存在城市化(urbanization)和城市生活方式(urbanism)两种研究倾向的分野，它们各自从相邻学科那里吸取了学科成长的养分。中国当代的城市社会学，需要更多地借鉴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一方面，通过对成本、价格、租金、税收和工资等经济因素的考察，揭示城市化进程背后资本运作的逻辑；另一方面，通过对符号、语言、意识、象征和社群等文化因素的考察，揭示城市形态变迁对于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两相结合，则可能为未来的城市社会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